李大钊六座墓碑及碑铭的由来
文/王世儒
1927年4月28日，革命先驱李大钊壮烈牺牲后，其灵榇多年寄厝北京宣武门外妙光阁浙寺，逾六年即到1933年4月23日，始得安葬于北京香山万安公墓。
李大钊的灵榇安葬之后，自1933年至1983年的五十年间，中共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团体以秘密的或公开的方式，先后为李大钊修建了六座墓碑，撰写了六篇内容长短不同的铭文。这些墓碑和铭文，承载着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对革命先驱李大钊的深切景仰、爱戴与怀念之情，蕴含着诸多感人至深的往事，不禁令人油然心生记而述之的兴味。
一、刘半农教授为李大钊敬撰碑铭
1933年4月23日的李大钊灵榇安葬仪典，是以“北京大学师生公葬李大钊”的名义举行的。是年4月10日，由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领衔，并有胡适、沈尹默、周作人、钱玄同、何基鸿、傅斯年等13名教授联名发起，公开印发了为“李守常营葬募集赙金启”，当即得到教育界人士的积极回应，仅约一周时间，就募集赙金六百余元。于是便由蒋梦麟等13名发起人议定：4月22日，为公祭李大钊之期，地点设在宣外妙光阁浙寺毗卢殿；4月23日，为公葬李大钊之期，上午9时启灵出殡，并议定将为李大钊修建一座墓碑，碑文请语言学家刘半农教授执笔。4月15日，刘半农教授缅怀深切地悼念之情，拟出了一篇《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君墓碑》铭文。全文是：
君讳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县人。早岁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习政治经济之学。既卒业，东游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所诣益精。归国后，作为文章，布之《甲寅》、《新青年》诸报，理致谨严，思度闳远，见者称道。以民国七年一月主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事。九年九月，改任政治、史学两系教授，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女子高等师范等校教员。君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为学不疲，诲人不倦，是以从游日众，名满域中。会张作霖自称大元帅于北京，政出武夫，儒冠可溺，遂逮君及同游六十余众，而令何丰林按其狱，君与路友于、张伯华、邓文辉等二十人遂同罹于难。风凄雨横，摧此英贤，呜呼伤哉！君生于清光绪十五年十月六日，死于民国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春秋三十有九。夫人赵氏纫兰。子三：震华、光华、欣华。女二：星华、炎华。越六年，其友王烈、何基鸿、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胡适、马裕藻、马衡、傅斯年、蒋梦麟、樊际昌，刘复、钱玄同等创议募资为营窀穸，遂于民国二十二年〇月〇日葬君于北平西山万安公墓，载临斯穴，挥涕凄怆，惟神魄之得所，迪吾民于恺康。
〇〇〇敬撰并书 〇〇〇镌字
◆李大钊北京大学同事与生前好友蒋梦麟、胡适、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傅斯年、刘半农等教授为公葬募资立碑，由刘半农撰写碑文。
文中子三之后的“震华”，当系代李葆华之名。李葆华为李大钊之长子，时年已满18岁。1927年4月李大钊遇难后，为保护他的人身安全，曾由沈尹默、周作人等谋划，以杨震的化名，秘密送往日本留学。
这篇碑文经蒋梦麟等人传阅认同，拟于葬事完妥之后，镌刻石碑立于墓前。然而非常遗憾，由于4月23日的送葬行进过程中发生了意外事件，致使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现。按原订计划，4月23日殡仪于上午9时开始，送葬队伍自宣武门外妙光阁浙寺出发，进宣武门，经西单牌楼、西四牌楼，出西直门直奔香山墓地。送葬队伍行至西单牌楼时，遇有乐亭同乡置花圈、供品路祭，约停半小时后继续前行。当行至西四牌楼时又遇有青年学生、民众团体等，置花圈、挽联、布幛等，行礼，默哀，继而演说、呼口号、散发传单，群情激昂高涨。一路随行“保护”的警察鸣笛、放枪制止，继而挥舞军械大打出手，当场捕去青年学生等四十余人，其中有北京大学学生王凌洲等二十余人，并被押送宪兵司令部审讯，事态令人担忧。身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当即往探保释学生。蛮横霸道的宪兵司令部却以学生系受他人指使，未经查明，拒绝保释，并且扬言要深究北京大学组织公葬，或有别种企图，意在鼓动赤色宣传，扰乱治安等等。为保释被捕青年学生，蒋梦麟等人忍辱茹垢，奔波劳碌好几天，始将学生保释。更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刚刚料理完毕李大钊葬事之后一个月的时间，即5月28日，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女士也忧悒病逝。蒋梦麟等人又将李夫人的灵榇与李大钊合葬于万安公墓。李大钊和李夫人先后弃世，其遗孤五人尚在年幼，以后所面临的生活及教育费用问题如何解决，也已成为蒋梦麟等人不能不予考虑的问题了。如上事变的接踵而来，使得原定为李大钊镌刻墓碑事，被搁置起来。刘半农教授为李大钊敬撰的这篇碑铭，竟未能勒石立于李大钊的墓前，真可谓是一件很大的憾事。不过尚可告慰李大钊先烈，也告慰刘半农先生的是，这篇碑铭文稿，迄今依然完好保存在北京大学档案之中，并且已经多次影印于有关书刊之中，广为流传于世了。
二、刘半农教授两次为李大钊和李夫人题写墓碑
在当年，未将刘半农教授敬撰的李大钊碑文勒石立于李大钊墓前，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出于尽可能避免引起对李大钊墓注意的考虑，以保护李大钊棺木的安全。但是，在李大钊的墓地，总不能没有任何的标识，这也是当时有所考虑的问题。于是在办理完李大钊和李夫人合葬殡仪之后的次月，即在6月初，又议定在李大钊和李夫人的墓前各立一碑，但碑面仅分别镌刻“李先生墓”和“李夫人墓”八个字，不着名讳，可免引人注意。随后即请刘半农教授分别题写，并勒石立于墓前，是为北京大学第一次为李大钊及其夫人建立墓碑。不过当时也有人认为，这只能算是两块墓牌，尚不能算是正式建立了墓碑。
或许因有上述说法的存在，时过半年多之后，两座也被称为墓牌的墓碑，就为两座新的墓碑所替代了。第二次为李大钊及李夫人修建墓碑，出于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先生的提议。关乎此事的始末由来，胡适先生在他的1934年1月2日《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陪章蜀川、章希吕、胡铁岩去游西山。先到西山饭店。上山到灵光寺，转到秘魔崖，下山到饭店吃饭。北大教员蒯叔平与应谊两女士在华文学校别业过年，我邀她们来同饭。饭后蒯、应两女士别去，我们去游香山，只到双清、甘露旅馆、十八盘三处。
◆刘半农教授为李大钊撰写的碑铭。
路上过万安公墓，我们进去看李守常（大钊）的坟，去年他葬时，我不曾去送。今天是第一次来凭吊。他葬后不久，他的夫人又死了，也葬在此。两坟俱无碑碣。当嘱梦麟补立一碑。”
数日之后，在一次有蒋梦麟、胡适、马裕藻、樊际昌、何基鸿等人出席的会议上，作出了为李大钊和李夫人重新建立墓碑的决定。碑面文字仍请刘半农教授题写。这一次碑文的题写，与第一次有了不同，分别写明了李大钊和李夫人的名讳及生卒年，以及子女名字。碑面正中分镌隶体大字“李先生墓”和“李夫人墓”各四字。前者右方镌文：“先生讳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生于清光绪十五年十月六日，死于民国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春秋三十有九。”后者右方镌文为：“夫人，李守常先生之德配，母姓赵氏，讳纫兰，河北乐亭人。生于清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卒于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春秋五十有一。”两碑的左下方均镌有“子女：荣华、星华、炎华、光华、欣华”等字。如是自右至左排列，当以长幼为序，可知“荣华”之名应是长子李葆华代名。
◆刘半农
1979年10月，北京大学举办李大钊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笔者曾随同与会代表到李大钊墓地献花致敬，得以阅读并抄录了李大钊和李夫人墓碑碑文，始发现碑文中所镌刻的李大钊和李夫人生卒年，与1943年4月28日《解放日报》上刊登的《李大钊同志革命史略》中所说的生卒年，有不相一致处。笔者曾以此为疑问，请教当年负责操办李大钊和李夫人葬仪的北大教授章廷谦先生。章先生解释说，墓碑上写的生卒年，来自当年的户籍簿，应该是不会错的。后经多方查证，得知《李大钊同志革命史略》文中所说“李大钊生于清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实为“一八八九年”之误。碑文上所镌是准确的。但是碑文中镌刻的李夫人生年为“清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有误，经查考应以其长女李星华所说生于“清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年）”为准确。
第二次修建的两座墓碑碑文，是刘半农先生于1934年4、5月间题写的，直到同年6月中旬，两座墓碑始镌刻毕事立于墓前。而在是时，刘半农先生已离京城去往包头、绥远一带，从事方音、民俗考察工作，未料突于7月14日，不幸身染回归热病逝。刘半农先生生前竟未及看见镌刻竣工的两块墓碑，足令人深感遗憾。幸有另一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林语堂先生将两座墓碑制成拓片，并制成照片，连同刘半农先生全身照片一张，刊于他当年所主编的第9期《人间世》杂志首页，介绍于广大读者，也算是告慰刘半农先生于九泉了。
在此还应提及的是，1978年台湾出版的第22卷第6期《传记文学》中，曾再次转刊了林语堂先生刊登过的李大钊和李夫人的两帧墓碑拓片照，并附有详细的文字说明，不惟是对李大钊和李夫人墓碑的再一次介绍。
三、中共地下党组织镌刻“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墓碑
上述北京大学先后两次镌刻的李大钊和李夫人墓碑，虽然分别立于1933年和1934年，但还不能说是最先为李大钊镌刻的墓碑，最先为李大钊镌刻的墓碑，应属1933年4月23日安葬李大钊灵榇时，与棺木一起埋入地下的墓碑，即中共地下党组织秘密为李大钊镌刻的墓碑。当年参与过操办李大钊和李夫人葬事的北大教授章廷谦先生，对此事曾有回忆说：1933年4月23日公葬李大钊之日，有二三百学生、市民群众参加送殡，形成了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景象极为肃穆、壮观。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在送葬队伍中不知何时走进了一辆骡车，也平安地跟随到达了墓地，表面上看去车上拉的是花圈、冥衣冥器等物，但实际上覆盖着一块石碑。碑面的上方镌有五角红星图案，一看便知乃是地下党组织送给李大钊的墓碑。这块墓碑的出现，着实令章廷谦等人出了一身冷汗，幸好没有被随行“保护”的警特们发现，不然的话，真不知要发生什么样的意外，该如何应对呢？这块墓碑，显然是为竖立李大钊墓前之用，但按当时的实际情势考虑，如果公然竖立墓前，唯恐非但不能完好保存这块墓碑，而且还有可能会殃及李大钊的棺木。遂经章廷谦、何基鸿等人与李夫人一起商量决定，为完好保存这块墓碑，防止意外可能的发生，只好暂按六朝墓志的办法，将墓碑埋入墓内，待以后情势变化，再作处置。于是便将墓碑埋入了墓穴之内，期待着重睹天日时刻的到来。
1982年秋，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万安公墓修建李大钊烈士陵园，将李大钊及其夫人赵纫兰之墓移葬新建的李大钊烈士陵园之内。在1983年4月3日上午启穴移棺时，发现了这块埋藏地下已经五十年时日的珍贵墓碑。碑高183厘米，宽46厘米，厚16厘米，正面上方镌有五角红星，内嵌镰刀斧头徽识，正中镌有“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13个红漆大字，字迹端正大方，耀眼夺目。碑的背面镌有二百多字的铭文。全文是：
李大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忠实最坚决的信徒，曾于一九二一年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并且实际领导北方工农劳苦群众，为他们本身利益和整个阶级利益而斗争。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爆发了，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竟无耻的投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并且在帝国主义直接指挥之下，于肆月六日大举反共运动，勾结张作霖搜查苏联使馆，拘捕了李大钊同志等八十余人，在肆月二十八日被绞死于京师地方法院看守所，同难者八十余人。这种伟大牺牲的精神，正奠定了中国反帝与土地革命胜利的基础，给无产阶级的战士一个最有力最好的榜样。现在中华苏维埃和红军的巩固与扩大，也正是死难同志们的伟大牺牲的结果。
一九三三年四月廿三
北平市民革命各团体为李大钊同志举行公葬于香山万安公墓。
碑文概括记述了李大钊的革命功绩和高风亮节，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深切悼念之情。但美中不足的是，碑文中有两个字有笔误：一是“一九三三年”的后一个“三”字，多了一横，写成了“亖”；一个是“苏联使馆”的“馆”字，右边的“官”字写成了“中”字。对于碑文中出现的两个笔误之字，曾有一位自诩熟悉旧中国法律的人士，强作解人说：“两个错字是书写者故意写错的，如果一字不错，一旦事情被发现书写者就要被杀头；故意写出两个错字，即使案发追究起来也只算是个政治犯，可免死刑。”一时间，这一说法曾被许多人信以为真。但后经咨询相关法律专家，始知根本就没有这么一说！所谓书写者故意写错两字说，实属无稽之谈。
1983年10月，李大钊烈士陵园举行揭幕典礼时，当年秘密承担书写李大钊墓碑的贾毓林教授，曾应邀与会。贾教授对于碑文中出现的两个笔误之字，不无遗憾地解释说：当年“我接受任务后，在学校找了一个偏僻低矮的房间，用二、三层纸遮挡住玻璃，当时环境非常恶劣，万一走露风声，让右派学生发现不但任务完不成，而且要判死刑。由于精神高度紧张，便把两个字写错。事后发觉时，石碑已埋在地下了。”并自责地说，“怪当时年轻，做事不够仔细认真。”但在今天设身处地设想当年，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下，冒着有可能被杀头的危险，如期完成了书写李大钊碑文的任务，已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了。有一句“瑕不掩瑜”的成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更何况这块从地下发掘出来的墓碑，已完好展示在李大钊烈士陵园，它告诉今天的人们，是当年的地下党组织最先为李大钊镌刻了墓碑，更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
四、中共中央修建李大钊烈士陵园，镌刻李大钊烈士碑文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以来，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非常重视对革命先驱李大钊的纪念与宣传。党中央于1983年初，在北京市万安公墓内修建了“李大钊烈士陵园”，并修建了一座大型的“李大钊烈士碑文”纪念碑。
如众所知，当年安葬李大钊于万安公墓时，公墓经营者曾以李大钊烈士“死于非命”，迷信什么不吉利说，害怕影响万安公墓的生意，拒绝出售墓穴。后经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及胡适等人出面协调，才勉强同意出售，但只允许在偏僻的边沿之地选择穴位，致使李大钊和李夫人的墓地，地处偏僻，实不易找见。
1983年2月，李大钊烈士陵园内的新墓地竣工后，中共北京市委的有关领导、李大钊烈士的亲属以及陵园管理处工作人员等，特于3月18日为李大钊及李夫人举行移灵安葬仪式，从原墓地将两口棺木迁移到李大钊烈士陵园内新建墓地。新建墓地的墓穴用泰安绿花岗石砌成，面积为15平方米，坚固而宽敞，并在墓前分别建立了“李大钊烈士墓”和“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同志墓”的墓碑。墓地周边植有苍松翠柏，四季花草，景色秀丽壮观。
◆ 1983年中共中央修建的李大钊烈士纪念丰碑。
在李大钊烈士陵园内的正中位置，还修建了一座宽4米、高2米的纪念丰碑，碑面镌有邓小平同志题写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两行金色大字。碑的背面镌有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修改定稿的“李大钊烈士碑文”。这篇碑文初稿原为一千四百多字，修改后增加到二千二百多字。增加的文字有：
“许多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些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着名活动家，如邓中夏同志、高君宇同志等。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也都受到过他的影响。大钊同志为建立中国共产党而努力奋斗，是我党主要创始人之一。”
“先后发动了开滦大罢工、二七大罢工等着名斗争。”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人民在天安门举行反对日本等国要求大沽口撤防的大会，并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竟遭到段政府的血腥屠杀。大钊同志在惨案发生后，继续领导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北方组织坚持斗争”等等，更为明确地叙述了李大钊在党的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和他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的历史功绩等。
碑文的最后部分，还以大段文字，对革命先驱李大钊的一生作出了合乎实际的历史性的肯定和评价说：“李大钊同志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大钊同志和其他无数先烈光荣地倒下去了，但是他们的牺牲没有使中国革命停止，相反，中国革命在牺牲者的血泊中继续前进，直至获得伟大的胜利。作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钊同志的业绩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追怀和崇敬。”
碑文的落款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83年9月”等字。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为党的一位已故领导人镌刻碑文，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一种莫大的殊荣！而这一殊荣，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是当之无愧的。
李大钊的名字，将世世代代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