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深的悼念
肖云龙
当听到浩然先生在北京逝世的消息后，我的心中便立即涌动着一股悲凉的气息，且久久不能平静。像这样一位有才华、有成就、有名望、有影响的作家，说走就走了，实在太可惜了。真是人生如梦，祸福难测啊！
对于浩然，在别人的眼里，不知是什么看法，在我的眼里，确是一代文学巨匠、一代文学精英、一代文学的丰碑。
众所周知，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有几百篇短篇小说，有几十部长篇小说，各种版本的文学作品出版了百部之多。我的书架上，就收存着他的作品十几部。当时在社会上，在广大的读者中，影响之大，声誉之高，是建国来不多见的。他的作品不仅忠诚地执行了毛泽东时代的文艺创作路线，还热情地歌颂了共产党的英明领导，特别是以极大的热忱和饱满的激情，大力赞颂、讴歌了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众多的农民形象和党的基层组织，对当时鼓励和宣传社会主义教育，对推动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和壮大，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这就是那段历史的真实情况，这就是那段历史的本来面貌。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也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浩然的作品，在那段历史的背景下，不仅受到了一大批文学爱好者的推崇，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作家，我如果能称得起作家的话，我就是一大批中的一个。
当我还是个青年学生的时候，我就读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当时就被他那明快的语言，浓厚的生活气息，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和生动有趣的故事所吸引。自此之后，凡是浩然发表的小说，我都千方百计地从县图书馆借到手里看。这里顺便说一句，能提供给我借到浩然的书籍看，全亏一位好的图书管理员，他就是崔道文老师。他虽然整天与书海打交道，胸中也装满了各种知识的书籍，但他从不写文章，从不发议论，然而对热爱文学创作的人，却特别喜爱和欢迎。每逢杂志上发表了浩然的作品，他就满怀喜悦的心情，热情地推荐给业余作者看。因而他同下放来昌乐的浩然先生结下了深深的友谊，也给昌乐县培养一批作家，做出了不可忘却的贡献。
五十年代末，在浩然作品的影响启蒙下，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羊胡爷爷》在《北京日报》发表了。从此，浩然的作品和浩然本人就成了我心中的楷模——作家和作品的楷模。六十年代中期，他的成名作《艳阳天》出版了，《艳阳天》的出版，立刻在全国引起轰动，不论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无不争读《艳阳天》，真到了家喻户晓，洛阳纸贵的地步。我更是半夜半夜地读，恨不得将这本书圄囵个儿吞到肚子里。我感到这是我有生以来读到的反映农村生活最好的作品。十年后，我开始大胆地写长篇小说《春到山乡》，就是受了《艳阳天》的影响。
后来，《艳阳天》的巨大成功，耀眼的光环和登峰造极的声誉把浩然推到了他生命的顶峰。《金光大道》和《西沙儿女》的相继问世，在“文*革”荒唐的年代，浩然就身不由已地成了“两报一刊，一个作家(指浩然)，八块样板戏”的红色代表之一，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人对他产生了误解和看法。“文革”过后，浩然就在所难免，无可逃脱地遭到了一些人的指责和批评，甚至在北京作协受到了批斗。不公正的批评文章常常在报刊上出现，一时大有把浩然批倒批臭置他于死地的气氛。直到1995年秋天，还有一位叫张秋的人，在南方一家报刊上发表攻击、讽刺浩然再版《金光大道》的文章，使我看了很气愤，我当即写了一篇反驳文章在《农民日报》发表。我写那篇反驳文章，并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讨浩然的欢心，而是认为公理不平，忍耐不下。因为我同浩然先生的几次接触和书信来往中，我认为他不是那种诡计多端，趋炎附势、攀高结贵的人。某些人对他的误解和不加分析的指责，是有失公允不能让人信服的。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已故著名作家汪曾棋先生的一段话：“我们的现代文学史，包括古代文学史在内，不是文学史，是政治史，是文学运动史，文艺争论史，文学派别史……”真是一针见血，再透彻不过了。不是吗，自古至今《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直至建国后的种种作品，哪一本书，哪一篇小说不是充满政治色彩呢？毛泽东时代，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要为无产阶级服务，这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他讲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一点儿也不能马虎。浩然是个党员作家，又处在毛泽东时代，他的作品能脱离政治，脱离阶级学说，像今天的作家们似的，自由自在地乱写一通吗？什么性文学啊，暴露文学啊，意识流等等，当然是不能的，不仅浩然不能，任何处在那个年代的作家都不能。一言以蔽之，作家和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毛泽东时代，浩然就只能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写《艳阳天》、《金光大道》。我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我有深深的体会。因此，评论一部作品，一个作家，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方法去评价，不要脱离时代，脱离历史，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历史就是历史，我一直这么认为。
好在历史是公正的，那段历史上的是是非非，最终都有了正确的结论和评价。更幸运的是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在新世纪之交举办了一次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评选排榜活动，鲁迅先生的《呐喊》被排第一名，《艳阳天》被排为第四十三名，并在介绍评选情况时说：“1949年至1976年的中国大陆小说，只有浩然的《艳阳天》及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入选。浩然很多作品尽管是文革的‘样板’小说，但《艳阳天》其实写于文革前，没有其后《金光大道》的教条，并且刻画农村的面貌入木三分，因而受评审青睐。”
对于这个评选结果，我感到最公正、最切实，最令人佩服。评审家们没有任何偏见，也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完全用公正合理的艺术标准评选的，这一点不能不令人钦敬和高兴。浩然获悉这个消息后，十分高兴，十分欣慰。无疑，这是一次无言的抗争，是一次对他过去种种误会的破解，也是对咒骂他的人一个有力的回击。
浩然是一位有着坚强意志和非凡毅力的人，他在人生的低谷时，依然泰然置之，乐观应对；他在人生的顶峰时，依然不骄不躁，低调生活。三中全会后，已进花甲的人，仍然笔耕不辍，埋头苦干，倾注毕生的精力和心血，继续“写农民，为农民而写”，相继创作出版了《苍生》、《山水情》、《晚霞在燃烧》等一大批反映农村新生活的文学作品，并多次获奖。他以惊人的意志，非凡的毅力为自己争回了过去的荣誉，往日的辉煌。他满称得起是个“横眉冷对千夫指，伏首甘为孺子牛”的人。
实实在在地说，我同浩然的关系，是作家与读者的关系，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两人没有半点儿私情私意。生前，他是北京作协主席，《北京文学》主编，《苍生文学》主编，我从未求他为我发表过作品，他也从未施惠主动提出给我发稿子，我们的往来都是谈创作，探艺术。他对我们是指导多于批评，鼓励多于贬斥，使师生关系特别真诚，特别亲热融洽。1987年他来昌乐时，百忙中给我写了一幅墨宝：“世界上最硬的东西不是钢铁，而是为人类美好的理想而奋斗的意志。”很合乎我这人的性格和情况。这幅墨宝就一直在我的书房中悬挂，它成了我继续奋斗的座右铭。
1990年的县领导，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和文学创作，业余作者们盼望多年未成立的文学创作室，县领导批准在文化局成立了。恰好这年浩然先生再次来昌乐走访他的“第二故乡”，我们就在新成立的创作室热烈地同他开了个创作座谈会。那时师生相见，分外热忱，真应了孔子那句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座谈会结束时，大家一致要求同浩然先生照个像，除了集体照一张，每人单独还要照一张，浩然愉快地同意了。我同浩然先生照的那张像，自从放大用镜框镶好后，就一直放在我的靠书案的窗台上。只要我伏案读书或写点什么时，一抬头，就看见浩然老师那慈祥、安静的笑脸，在默默地注视着我，使我的心里登时涌起一股亲切的热浪，学习与创作的勇气就在身上倍增。
勿庸多赘，浩然的一生，是难苦奋斗的一生，是辉煌的一生，是卓有成就的一生，也是光明磊落、冰清玉洁的一生，他无愧于祖国，无愧于民族，无愧于我们伟大的时代。
浩然是全国人民的，是中国文学史的，也是昌乐县人民的。
昌乐县人民永远怀念他！
浩然老师的逝世，我十分悲痛，也十分惋惜。因无缘进京告别，只好写这篇小文以示深深的悼念。
原载于《宝石城文艺》200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