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召开的幕后身影
文/王树人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出席党的一大的共有15人，其中的13人是全国58位党员的代表，另两人是共产国际的代表。鲜为人知的是有7个人，虽然没参加党的一大，却与党的一大有关。值此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特把这7个人分别简要讲述如下，供读者备忘。
两位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南陈北李”因何没参加党的一大
所谓“南陈北李”，是指陈独秀和李大钊。陈独秀，1879年生于安徽怀宁。党的一大当选为中央局书记。二大、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四大、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27年7月离开中央领导岗位。1929年11月15日被开除党籍。1932年被捕。1937年8月出狱。1942年5月27日在四川江津病逝，终年63岁。李大钊，1889年生于河北乐亭。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曾当选为中共第三届、第四届中央委员。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28日在北京就义，时年38岁。
1920年8月中旬，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并选举陈独秀为书记，由于它在全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中发挥了推动和指导作用，具有发起组的性质，又称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 同年年底，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此后，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指导帮助下，武汉、长沙、济南、广州、法国巴黎和日本东京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那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党的一大的发起者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何没有参加党的一大呢？
陈独秀当时正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提出辞呈尚未获准；同时，他还在筹集广东大学预科班经费，也抽不出身，便派正从武汉赶来向他汇报工作的包惠僧出席了党的一大。陈独秀还向大会写了《致出席代表信》，内容有四点：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三曰纪纲；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概括为思想、民主、纪律、夺权。可见，陈独秀对党的一大召开是非常重视的。尽管陈独秀未能出席党的一大，可是代表们还是把他选为中央局书记。
李大钊为何也没有出席会议呢？据《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提供的资料，1918年2月，李大钊经章士钊推荐出任蔡元培为校长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29岁的李大钊很快成为进步教师和学生的一面旗帜。1921年3月中旬，北京大学等8所学校，为要求拨发教育经费等引起教育风潮，整整迁延4个月之久。李大钊作为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代理主席（主席马叙伦有病），组织罢工向政府请愿交涉。频繁的事务，使李大钊无法抽身离开北京。况且党的一大是秘密召开的，而李大钊当时已是社会名流，他的行动一定会引起社会的关注，所以李大钊便请张国焘和刘仁静作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出席党的一大。
参加党的一大的筹备、会务和保卫工作的王会悟
王会悟，1898年7月8日出生于浙江省桐乡县乌镇。虽然她一生也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却参加了党的一大的筹备、会务和保卫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王会悟曾在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任职。后因身体多病，离职休养。1993年10月20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5岁。
1921年6月，确定召开党的一大后，李达把安排各地代表来上海食宿、选择开会地点、安全警戒的工作交给了自己的夫人王会悟。
当时年仅23岁的王会悟接受了这一光荣使命后，立即想到了和自己交情颇深的博文女校的校长黄绍兰。当时正值暑假，学校基本空着，当王会悟找到黄绍兰说“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要借此住宿时，黄绍兰就一口答应下来。因为人员不是很多，王会悟只租了女校楼上的三间房。就这样，除上海的两位代表李达和李汉俊各自住在自己的家里外，外地陆续来上海的11位代表有10位住在了博文女校。广东代表陈公博携新婚妻子来度蜜月，住在大东旅社。紧接着，王会悟又开始为选择开会的地址忙碌，物色了好几处，均因不理想而放弃。最后想到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在外地，所住的公馆内只剩下李汉俊、薛文淑（李书城的新婚妻子）、年幼的李声韵（李书城与已病逝的前妻的女儿）及一个厨师和一个保姆，再加上李书城有着民国元老的显赫声望，有很好的掩护作用和此处地处市郊，周围环境比较僻静，有利于会议安全进行，因此王会悟就把党的一大召开地点选定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公馆。经与李汉俊商量，李汉俊当即就同意了。
1921年7 月23 日晚，党的一大在李公馆召开了第一次会议。24 日召开了第二次会议。25日、26 日休会两天。27 日至29 日，举行了第三、四、五次会议。30 日晚召开第六次会议时，会议开始不久，法租界巡捕房一个密探闯入会场，自言“走错了地方”后就匆匆离去。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敏感到有问题，当即建议立即休会转移。代表们离开会场（李汉俊和陈公博未离开）后仅十几分钟，十多名法租界巡捕闯入李公馆。李汉俊以房主亲属身份与之周旋，说这里是李书城先生的公馆，你们有何贵干？巡捕们例行公事般地做了一些盘问，便草草收场。由于会议不能再在李公馆举行，经王会悟建议，代表们从上海乘火车转移到浙江嘉兴，到嘉兴后，王会悟租了一艘中型游船,订了一桌酒菜，领着代表们从城东门外狮子汇渡口坐摆渡船到南湖湖心岛，再由小拖梢船接上王会悟预雇的开会游船。代表们上船后在舱中开会和吃饭时，王会悟始终坐在船头放哨，在游船上召开了党的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会后王会悟和代表们满怀着胜利的喜悦，回到了上海。
党的一大会场李公馆的主人李书城
李书城，1882年6月24日出生于湖北省潜江县。1905年7月在日本留学时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创始人之一。1908年10月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应广西巡抚张鸣歧之邀，到桂林任广西陆军干部学堂监督，同时兼任陆军小学堂监督。1910年4月与甘世瑜结为夫妻。1911年武昌首义时，黄兴为战地总司令，李书城为总参谋长。后参加护法战争，任护国军司令。1917年，他的妻子甘世瑜在他上海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17号租住的寓所病逝。1918年，李书城出任湖北护国军司令。1918年5月护法战争失败后，李书城回到上海寓所闭门读书，想在书中寻找中国革命的出路。1920年秋，从白尔路三益里17号租住的寓所搬迁到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租的二楼二底的石库门房子，即望志路106号、108号（后改为兴业路76号、78号）居住。1921年春，李书城告别新婚不久的妻子薛文淑，带着警卫梁平离开上海去湖南主持讨伐湖北军阀王占元的军务。7月20日，在李书城等联络下，湖南督军赵恒惕任援鄂总司令，以湘军第1师宋鹤庚为援鄂总指挥，21日湘军两个师由岳州进攻湖北。
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李书城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顾问。1927年12月因中共一大在其公馆召开，奉蒋介石之命，鄂省国民党军阀将李书城软禁了100余天。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李书城担任湖北省银行董监会监察。抗战胜利后，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从武汉地区的工作重要性和那里党组织活动中断的情况出发，派李声簧（李汉俊之子）和赵忍安到武汉重建党的组织。李声簧住在伯父李书城家中，赵忍安到汉口和成银行当经理作掩护，进行地下活动。两人的秘密工作得到了李书城的全力支持。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李书城受邀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武汉市军管会高级参议。不久，李书城接到毛泽东的亲笔信：“李老先生，见信后速来京共商国家大事。”李书城欣然北上后于9月21日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10月1日受邀出席开国大典，10月19日在政务院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经周恩来总理提议，任命李书城为农业部部长。1954年9月27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常务委员。1964年12月，在第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1964年，毛泽东在会见李书城时曾说：“你的公馆里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党的‘产床’啊！”1965年8月23日，李书城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
查找到党的一大会址的沈之瑜
沈之瑜，原名茹志成。1916年5月生于浙江省杭州市。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任华东军政大学文工团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上海博物馆馆长等职。1990年12月在上海病逝，享年74岁。沈之瑜受命查找党的一大会址当在1950年9月间。当时主政上海的陈毅把查找党的一大会址的政治任务交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负责后，因为此事属“社会文化事业管理”范畴，故姚溱就把查找党的一大会址的政治任务交给了时任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沈之瑜，并给沈之瑜提供了两条“线索”，让他去找党的一大代表周佛海的夫人杨淑慧帮助查找和找到周佛海写的《往矣集》一书。
沈之瑜先从在上海图书馆借来的《往矣集》中，查到了两个至关重要的地点：一是参加党的一大代表的住宿地点，即“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二是党的一大开会的所在地，即“贝勒路李汉俊家”。紧接着沈之瑜与杨淑慧先后查找到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寓所和党的一大代表的住处博文女校的校址（太仓路127 号）。几天后，杨淑慧向沈之瑜提供了自己在黄陂南路和兴业路的交叉口，即当年贝勒路和望志路的交叉口看到的一处墙上横写着“恒昌福面坊”大字招牌的房子，很像当年的李公馆（望志路106号）。根据杨淑慧提供的这一重要线索，沈之瑜来到那家墙上写着一个巨大“酱”字的“恒昌福面坊”，经过自我介绍和说明来意，被人称为“老土地”的户主董正昌，毫无隐瞒地向沈之瑜讲述了这处楼房三十多年来的变迁。原来，在1920年的夏秋之交，一个陈姓的老太太在此处（望志路）建造了一排五幢石库门式的房子，每幢房子都一楼一底，独门出入。自东向西，门牌号码依次是：100号、102号、104号、106号、108号。1943年望志路改为兴业路后，门牌号码依次改为70号、72号、74号、76号、78号。陈姓老太太建造这五幢房子，自己并不住，是用来出租挣钱的。房子建成后不久，一个李姓先生就租下了106号和108号，并把两幢房子的隔壁打通，变二为一。后来李姓先生举家从租住的两幢房子搬走。1924年，董正昌把这五幢房子全都租下，并做了大规模改造。沈之瑜听了董正昌的讲述，基本上就断定这里就是李公馆，董正昌提到的租了两幢房子的李先生，就是李书城。
沈之瑜初步确定了党的一大会址就是望志路106号（兴业路76号）后，马上通过姚溱报告给中共上海市委。以陈毅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为了最后确认兴业路的那一排房子中的76号确实是党的一大会址李公馆，马上派人去兴业路的那排房子、陈独秀的寓所和博文女校三处照了相。1951年5月，中共上海市委派杨重光带着三处的照片前去北京，杨重光在后来是这样回忆的：“……我到农业部找到李书城。他说：‘那时我家在法租界望志路106、108号，现在路名和门牌都改了。”杨重光回到上海向市委汇报后，因为李书城确认了望志路106号和108号（兴业路76号和78号）是他曾经租住的地方，所以确定兴业路76号李公馆就是党的一大会址是准确无疑了。
党的一大会场李公馆的女房东薛文淑
薛文淑，本名吴阿藕。1906年生于上海市松江县。7岁时被金山朱泾镇一户姓薛的人家领养，从此有了一个改姓后的文静名字薛文淑。13岁时在广州偶然与李书城相识，李书城给她留下了上海的地址。1920年春，时年14岁的薛文淑流落到上海谋生。她凭着对李书城的信任，来到了上海三益里找到李书城求助。李书城留下了薛文淑，让她寄住在家里。不久还送她去民生学校上学。李家迁往望志路之后，薛文淑改去博文女校上学。
1921年春，39岁的李书城和15岁的薛文淑在望志路结婚。对党的一大在李公馆召开，作为女房东，薛文淑后来是这样回忆的：“党的一大是在我家里召开的。当时书城不在上海，到湖南主持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军务去了，随去的有警卫梁平。我与声韵留在家里，此外家里还有娘姨和厨师，连汉俊共5人。党的一大的召开，当时我并不知道，因我文化程度低，对革命并无了解，而且汉俊和朋友们常常在家聚会，都可称是开会。我只是记得有一天，我回到家，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我说，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指李汉俊）的房间，并说没有抓人……后来回想起来，那次可能就是在开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1951年6月，经查实确定兴业路76号李公馆（原望志路106号）为党的一大会址，但是对房屋外貌和当时会场等详细情况说法不一。1954年，包惠僧受毛泽东的委派，从北京来到上海考察党的一大会址，同行的还有薛文淑，3月，包惠僧、薛文淑从北京到上海。薛文淑对“认馆”做了详细的回忆，其中有一点特别重要：她认为党的一大应该是在楼下客厅举行的，因为望志路106号楼上是李汉俊的书房兼卧室，楼下是客厅，108号楼上是她自己的书房，楼下是佣人的房间，而且家里仅有的一张大餐桌（一大的会议桌），一直放在楼下，从来没有搬到楼上过。她还回忆说：“桌上放有一只粉红色荷叶边的玻璃花瓶，餐桌四周放有圆凳若干只，靠墙两边放有椅子和茶几，另有一只两斗长桌放在靠板壁处。”并说，那只花瓶是1921年她和李书城结婚时买的纪念品，原是一对，另一只放在楼上书房的台子上。薛文淑的这次“认馆”意义非凡，它改变了之前李达等人认为会议是在楼上召开的说法。同时，因为李汉俊于1927年就义，党的一大召开时李书城在湖南，作为女房东，她的回忆就显得格外重要。1957年，纪念馆再次请薛文淑等当事人对复原修缮提出意见，她的意见经董必武等人认定后成为布展的重要依据。在大会会址进行复原布置时，会议室就重新放在了楼下客厅，那张长桌也从楼上搬到了106号楼下。从此，关于一大会场的讨论终于尘埃落定。
新中国成立后，薛文淑先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国科学院、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单位工作。1965年8月23日，李书城病故。丈夫走后，薛文淑立即和自己的三子一女，搬出国务院分配给他们家的高干公寓房，搬进了仅有五十平方米的普通住宅。1994年7月，叶落归根，薛文淑又回到上海市松江县，同年9月11日，她病逝于泖港镇曹家浜村，享年89岁，葬于上海浦南陵园。她的墓碑上刻着“望志路106号”。因为这里是她人生的转折点，是她和李书城相濡以沫的起点，这里也是中国革命的起点，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
闯入党的一大会场的密探程子卿
1921年7 月30 日晚，党的一大召开第六次会议时，法租界巡捕房一个密探闯入会场，自言“走错了地方”后就匆匆离去。那么，这个突然闯进党的一大会场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在后来的近70年几乎无人知晓。1990年9月上海作家叶永烈在其所著《红色的起点》一书中，披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那个穿灰布长衫闯进党的一大会场的人名叫程子卿，现据此书和叶永烈在《名人历史现场》中的讲述和其他资料，把程子卿简介如下。
程子卿，1882年3月3日生于江苏丹徒（今镇江市），后曾在镇江南门越城内何益顺米店当过学徒。在1900年前后从丹徒到上海谋生。他在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时，结识了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结拜为把兄弟，外号“程老三”。
1905年，经黄金荣介绍，程子卿进入法租界大自鸣钟巡捕房当警士。1911年，程子卿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当巡捕，后被提升为刑事科的政治组探长。这个政治组专门处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组长为法国人萨而礼。随着法租界政治性事件不断增多，这个政治组后来扩大为政治部，程子卿担任政治部主任。上个世纪30年代程子卿曾同熟人谈及前往李公馆侦查中共一大之事时，说当时只知道一个外国“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会议，不知道是中共一大会议。
1943年，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收回”了上海法租界。8月6日程子卿担任了汪伪市政府的督察处处长。1944年4月2日起改为简任三等警监。8月17日起，他派任伪上海市政府督察处第二督察区主任督察长。是年12月1日，又转第六督察区担任主任督察员，直到1945年2月12日免职候用。抗战胜利后，据说程子卿曾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挂职，拿份干薪，但并没有什么职务和职责。
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卿在上海因历史上的政治问题，受到了人民政府的审查后，他便向宋庆龄求助。这是因为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期间，曾做过一些有益的事，就是一些中共党员被捕后，经宋庆龄等向他“疏通”而获释，经过宋庆龄出面向有关部门作说明，程子卿没有被捕入狱。此后程子卿赋闲在家。1961年9月27日，程子卿在上海建国中路家中病逝，终年7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