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维映：邓小平第二任妻子，李铁映的母亲，在苏联养病时遇难
1988年6月24日，邓颖超在写关于往事回忆的书籍时，提到了这样一位女士，在书中她饱含深情地写了这样的一段话：
“1939年8月，我陪伴周恩来同志去苏联莫斯科治伤，第一次见到金维映同志时，她很正常。第二次再去时，听说她病了,当时不知是什么病，据说后来把她送到精神病医院了。解放后，有同志从苏联回来，听说她住在医院里，在敌人的炮火下，牺牲了！”
而传到延安时的消息，只说金维映牺牲在莫斯科，当时她仅仅才37岁。
邓颖超所写的金维映同志，是1941年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幸牺牲的杰出红军女战士，同时她也是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的母亲。
那么，金维映的与邓小平的故事是怎样的，作为红军女战士她又经历了那些事呢？又为何最终牺牲于苏联卫国战争中呢？
这个故事，要从1904年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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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加革命运动
1904年，一个阴冷而潮湿的日子里，在浙江舟山群岛岱山岛高亭港的一户贫穷人家，有一个女孩出生了。这个女孩就是金维映原名叫做金爱卿，父亲金荣贵粗略识得一些文字，在一家小客店当小职员，全家的支出都靠着父亲一个人微薄的收入。所以，金维映一家生活得很拮据。
后来，在金维映6岁时就被送到宁波镇海叔叔家里暂时居住；8岁时，父亲在一家公民招待所担任账房先生，一家人的生活这才渐渐安定下来。
1912年，金维映就被送到定海女小读书。读书期间，她经常积极参加爱国活动，并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演讲，有时还会前去支援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1919年，金维映还曾参加过声援北京五四运动的宣传。
毕业后，金维映前往宁波竺洲女子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回到了故乡定海女小任教。父亲金荣贵为此感到非常的欣慰，未曾想一直贫苦的金家，竟出了一个教书的女儿。
1924年，金维映前往上海大学去看望同学，经友人介绍认识了瞿秋白、项英、杨之华等许多共产党人。在与这些共产党人交往的过程中，她的思想也潜移默化地发生了改变。之前，金维映一直崇尚的是“教育救国”的思想，但如今却认识到了，如果要彻底改变命运的话，就必须进行革命，之后她开始跟随共产党人员参加了许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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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一系列革命斗争
金维映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加入国民党之后，就利用自己身为国民党定海县党部宣传部长的公开身份，立即与姜彬生等中共党员进行联系，并决定要在定海城区等地开展一系列工人运动。
为了加大宣传，金维映等人经常大张旗鼓地跑到街上吸引注意，更是先后在万润镬厂和咸货、搬运、南货、国药、酱园、人力车、服务等行业都组织起了工会，最后成立了定海县总工会。
但在成立工会的过程中，开展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浪潮波及到了沈家门。所以，沈家门也纷纷成立了工会，并组织工人进行斗争，最终以定海取得胜利而告终。之后，金维映又开始去岱山发动了工人运动，她选择在高亭等地开始筹建工会，并发动店员以及手工业工人，开始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
当时高亭镇上有一些人心存顾虑不敢加入工会，面对这种情况，金维映就开始在自己家门前挂出两面红旗，当亮出工会的牌子时，金维映就首先动员自己的族人亲友加入工会，她的弟弟金水定就成为了工会骨干。当时金水定常常跑到东沙去向姐姐金维映汇报交代的工作，并商量对策。
而在舟山地区，盐业是主要的经济产业之一。岱山是舟山的第二大岛，以盐为主业，当时舟山群岛每年产盐有九千多万斤，而仅岱山占了五千多万斤，但晒成的盐都经由官府的秤放，官府经常以低价收购，所以盐民的生活过的十分悲惨。
而金维映也了解到了这一情况，所以在去岱山前，她就已经拟订好了一个开展盐民运动的计划，并上报组织经中共宁波地委书记批准之后，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因为岱山是在舟山本岛的北边，所以他们乘坐的木帆船要经过半天的颠簸，才能到达岱山高亭。等到上岸后，金维映决定先在这里居住下来，了解情况之后再做具体安排。安顿一番后，她把弟弟金水定叫了出来。
当时金维映的弟弟金水定是在高亭一家叫天源南货店里做伙计，从弟弟的介绍中，金维映得知当地有个叫王仁林的东沙人是盐民出身，这个人从小就性格刚毅，为人正直有能力，现在就在高亭做生意。
所以，金维映决定找这个人来谈谈。过了一会儿，一个脸色黝黑，体格魁梧的男子来到了金维映家，这个人就是王仁林，金维映与他交谈几句之后，和同志都认为王仁林非常适合发展为党员，于是他们就开始从现实到理论，向王仁林阐述了盐民起来反抗官府和盐霸的权利和必要性。
金维映语重心长地说道：“别看是一粒小小的盐，统治阶级历来把它与铁并举，作为国库收入的一个重要部分，而盐务机构的官员用盐来为自己谋私。但盐民却连肚子也填不饱，所以大家必须起来与盐霸、与盐务机关作不懈的斗争，这样才能为自己争得生存的权利。”
听了金维映的分析，王仁林焕然大悟道：“金老师真是咱盐民兄弟的知心人啊！”
王仁林经常跟官府打交道，作为盐民更是有一腔苦水在肚子里咽不下去，他告诉大家，他原先是在东沙以晒盐为生地，但是后来由于受不了官府和盐霸的双重压迫，所以一气之下就离开盐田前往高亭来做生意。为此王仁林认真表示道：“如果有人给盐民指一条生路，盐民肯定会起来响应。”
但随后王仁林又痛彻心扉地告诉大家：“盐民中经常自发开展小规模的斗争，但都被残酷镇压下去了。官府对反抗的盐民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常常是抽脚筋，挖眼睛，有时还剥人皮，以杀一儆百。”
听了王仁林的一番话，金维映愤怒难忍，但思考过后，他们认为要把这个运动开展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盐民虽然深受双重压迫的苦难，渴望翻身，但是面对官府的酷刑和盐霸的强行打压，盐民还是心有余悸，所以不得不继续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
在这种情况下，金维映认为当前大家要做的，就是想尽办法解除盐民的恐惧心理，等激发起盐民的自信心之后，才能有效率地积蓄斗争力量。经商讨后，金维映决定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去做思想工作。
过了几天，金维映趁着晚上踏着星光来到茶前山村海边的一座小草房里，当时这里早已聚集了一群等着她来开会的盐民。起初盐民们以为要来的定海县国民党宣传部长是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却没想到进来的竟是一个年轻的、长得白净文雅的金维映，内心不禁有点失望，不知道一个黄毛丫头究竟能有什么本事。
而金维映心里也很明白大家的想法，所以她一进门就立即拿出刚在镇上买的白切肉，坐下来招呼大家一起吃饭。在那个贫瘠的年代，白切肉对盐民来说是珍稀之物，这在平时是根本不舍得吃的，盐民一见金维映竟这么大方体恤，十分高兴，瞬间拉近了距离。而金维映也是一边和大家吃饭，一边和大家唠唠家常。
金维映说话体贴入微大方得体，让盐民们深受感动。盐民们顿时就觉得这么一个有身份的姑娘竟然不嫌他们又黑又脏，还和他们坐下一起吃饭，实在是感到贴心温暖。
之后，在聊天中一位盐民的妻子突然在一旁抽泣了起来，金维映立马关切询问道：发生什么事了，怎么突然哭了起来。
原来盐民的妻子竟是触景生情，看到今晚吃的白切肉，想到了盐民们这么辛苦干活，却还是吃不饱饭，穿不暖衣。但想到那些盐务官老爷出门还坐着轿，并且每次到盐田来，竟还要盐民们拿着好鱼好肉招待，一旦官老爷不顺意，就会拿盐民们出气，想想这日子还真的是过不下去了。
金维映见此时正是宣传的好时机，于是赶紧谈话进入正题，盐民们也是聚精会神地听着，金维映意味深长地说：“因为不公平，所以我们要斗争，要为自己争利益，过去，盐民兄弟的斗争总被镇压下去，那是因为势单力薄的原因，如果大家都起来斗争，就不会失败。”
金维映说完之后，就将自己手中的那根筷子“啪”地一下折断了，并大声呼唤道：“你们看，一根筷子，我轻轻一折就断了。”
然后她又说：“来，把你们手里的筷子都交给我。”
之后，大家都把筷子交给金维映，她捏成一束后就伸出手说：“来，看看谁能把它折断。”
有人把筷子接过去折了又折，但无论怎样使力气就是折不断。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吗!”这时候一个盐民抢着回答：“不就是合在一起的缘故吗!”
金维映表示赞同立即回道：“大家想想，我们以前的反抗都失败了，就是因为大家没有想到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人多力量大，就像这束筷子，谁都不能折断它，所以只要我们团结一致，任何盐霸都不在话下。”
此时已经受过思想教育的王仁林站了出来一拍桌面，坚定地说：“对，我们盐民兄弟要团结起来，狠狠杀一杀盐务机构和盐霸的威风。”
而金维映入情入理的比喻，也让大家十分钦佩她，最后大家都说：“金部长，我们都听你的，你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就这样，金维映之后开始进行了秘密走村串户的任务，又是下盐田，又是上滩头，她每到一个地方就会把盐民集中起来，以行动启发盐民的觉悟，以言语唤起盐民的斗志。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金维映就建立了茶前山、念亩岙等几个盐民协会。当各地协会成立后，又立即成立了岱山盐民总协会，便于统一领导全岱山的盐民运动。
后来，金维映亲自带领盐民队伍到达盐场公署，用盐民的力量打开盐场公署紧闭的大门，她带领群众与反动官吏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在与盐场公署谈判关于提高盐价的事情中，金维映机智果敢，讲究策略，有理有据，迫使盐场公署将原盐的收购从过去的每担0.8元提高到0.986元，最后取得了革命的初步胜利。
而且通过这次盐民暴动，使盐民在经济上得到了极大实惠，并且严厉打击了盐场公署和秤放局的不良风气，之后盐民协会也成为了权力机构，而盐民们也纷纷到盐民协会来，控诉揭发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的罪行。在这场斗争中，王仁林等盐民更是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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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加入共产党
1926年初，中央党组织因金维映在革命斗争中的表现优异，就准允金维映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了中共定海独立支部成员。
按照党组织的指示，金维映告别家人，前往上海并进入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开始从事秘密的工人运动，在那里，大家都很亲切地叫她“阿金”。金维映从此就开始了白天教书，晚上从事革命活动的生活。
1929年，金维映担任了中共江苏省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30年，金维映在党开办的一所平民学校里边担任教师，期间她表面上是在讲课，但实则是在课堂宣传革命思想，为的是启发来学校读书的学生产生进步的思想，而在这所平民学校读书的学生，其实大多都是丝厂的女工人。
在一次次的教学过程中，金维映为我党发展了许多女党员，也为今后在上海丝织业进行的革命做了铺垫。不久之后，在上海丝织厂，中共江苏省委组织了一场女工大罢工的活动，金维映在此次活动中，被任命为了上海丝织业工会和上海工会联合行动委员会领导人，行使直接领导全上海104家私厂工人罢工斗争的权利。
在这期间，她深入女工团体中一起发动罢工斗争，在金维映的组织之下，有数千女工人都前往街头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虽然最终这场斗争未取得胜利，但金维映领导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却被牢记在了上海的工运史上，也为今后更大规模的工潮来临创造了条件。而那时金维映才仅仅只有二十六岁，但她的革命斗争经验却已是十分的丰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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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婚姻经历
在上海的时候，金维映认识了邓小平，1931年党组织批准邓小平去中央苏区工作的要求，而这个时候，中共中央恰巧也派遣金维映到中央苏区工作，因此邓小平和金维映两人就正好一起同行。
1931年7月，金维映与邓小平一同乘船离开上海途径广东，福建最后到达中央苏区。之后，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担任县委书记，金维映则任县委妇女部部长，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共同工作，朝夕相处中，两人就渐渐互生情愫，最终相爱。不久之后，两人就决定结婚了。
金维映是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邓小平的爱情婚姻，如同他的政治生涯一样，充满了坎坷曲折，酸甜苦辣。后来，金维映被调到了胜利县担任县委书记，两个人也因此在一起的日子就渐渐的减少了。
不久之后，两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故，于是金维映不得不选择离开邓小平，结束两个人的婚姻。而此时距离两人结婚才仅仅只过了两年的时间。
1933年底，在党组织的指示下，中央苏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扩大红军运动，金维映便全身心地投人到了这一运动中，为前方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1933年10月，中央为了粉碎第五次“围剿”，决定把扩大红军的重要事宜提上日程，之后，中央更是决定将12月份作为扩红突击月。
然后，中央就开始组织各县正式成立扩红突击队，而金维映就被任命为瑞金县扩红突击队队长。当时的扩红任务十分艰巨，面临的情况是兵力资源非常的匮乏，又加上红军刚经历过作战失利士气低沉。而且当时一些农民思想较为落后，存在传宗接代的观念，所以大都不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前线，中央扩红工作面临着重重的困难。
此时，金维映开始深人民群众，一直在做农民群众的思想工作，并且紧紧依靠着各级党政组织，充分调动突击队员的积极性，最后才得以形成了扩红的合力，克服了困难，使得瑞金县以率先速度完成了突击扩红的任务，金维映更是在一个月之内，向前方输送了1500多名的红军新战士，功劳之大受到了中央表彰。
在1934年9月，中央军委突然发布紧急命令，需要在3个星期之内紧急征兵3万名新兵战士前去参加突围西征的活动。接到这个任务的金维映面临了巨大的挑战，到9月中旬时，扩红的任务才仅仅完成一半，而此时时间已经过半了，时间紧任务重，金维映心急如焚，亲自拿起背包就挨家挨户的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扩红任务的进度缓慢的原因，了解清楚之后，金维映有针对性的采取了措施，解决了这一难题。
之后，因为金维映在此次扩红任务中的突出表现，中央在后期的扩红任务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等到10月中旬，征集3万新兵的任务已基本完成。而此次任务的大功臣金维映，更是一度成为了中央苏区一颗耀眼的新星。
随后，金维映就被调到中央组织部任组织科科长，在那里任职期间，她又认识了组织部部长李维汉，经过相处之后，两人在1934年结成了革命伴侣。
但婚后不久，10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两万五千公里的长征，为了革命任务，俩人在一起的时间很短，而且当时长征途中的女同志们都被编入了中央第二纵队，金维映在队伍中主要负责的是沿途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宣传革命的任务。
在这个队伍中，有大部分都是有病痛或者身体很差的同志，其中就有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所以，金维映在队伍中经常帮助大家背东西或者扶着同行的伙伴，鼓舞大家要坚持下去，吃苦耐劳的她一直默默帮助大家做着许多力所能及的事情。
尽管条件十分艰苦，但这支队伍还是紧跟红军经过了千山万水，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了陕北。而在第二年，1936年金维映就生下了与李维汉唯一的儿子李铁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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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苏联治病竟成永别
经历过长征之后，由于长期艰难劳苦的生活，金维映的身体健康也每况日下，变得十分虚弱，党中央知晓后，于1938年同意金维映等人前往苏联治病。
但未曾想，金维映这一去竟成了永别。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希特勒军队进攻莫斯科，德国法西斯军队的飞机无情地轰炸莫斯科。而当时在医院养病的金维映，终究是没能逃过这一劫。
金维映牺牲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包括丈夫李维汉在内的许多同志，都不知晓金维映的故乡确切位置在哪个地方，只知道是在浙江，而且也没有其他方式能与她的家乡或者亲人联系。但李维汉却一直也未曾放弃寻找妻子金维映的家人。
等到解放之后，李维汉也多次请浙江的同志帮助查找一下妻子金维映家里的状况，看一下妻子家里是否还有亲人健在。
而与此同时，在浙江的金维映的家人也一直在寻找金维映的下落。其实，当金维映离开家乡时，父亲金荣贵就非常想念女儿，脑海一直挥之不去女儿最后一次离他而去的情景。1938年，金荣贵逝世时，还在嘴边一直念叨着女儿，而且再三嘱咐他的儿子金水定一定要找到姐姐金维映，并把她带回故乡看一看。
所以，当宁波解放的时候，金水定就带着妻儿走上街头，希望在人潮如涌的街头中，或许能看到姐姐金维映回来的身影，但随着一队队解放军走过，脚都站肿了，眼睛也望穿了，却仍然没有见到金维映的影子。
没能等到姐姐金维映回来的这件事，一直让金水定牵肠挂肚。金水定还曾向《人民日报》写信，也都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
而对于李铁映来说，母亲金维映在他两岁时就去往了苏联，他的脑海里对母亲的影响非常浅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但血浓于水的感情还是会影响着李铁映，长大成人后的他仍然无比想念母亲。
所以，李铁映也总是一有机会，就去寻找关于母亲家乡的线索，多次奔赴金维映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还踏遍了江西老区的山山水水，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寻找母亲家人的事情才出现了转机。
经过多方的打听，李铁映才得知母亲是舟山人，所以在1983年，他亲自来到舟山，去看了母亲出生的小屋和读书的小学，但是对于母亲的家人，却还是没有确切的信息，得知他们现在在何处。
1987年，李铁映再次到浙江出差时，又吩咐下属前往宁波再打探一下。而这次却有了意外收获，经过实地调查，李铁映确认了母亲金维映的父母早已过世，但弟弟金水定还在人世。
得知亲舅舅在镇海的消息，李铁映立即就赶到镇海，失散多年的亲人终于相见了，而金维映如果还在世的话，见到这一幕该是非常的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