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为农民而歌
——采访浩然小记
浩然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他写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品我不知读了多少遍。又加上当时他体验生活的东村离我村只有三里路，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原型就取自本乡本土，这就更增加了地域上的亲近感。其实，我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当个作家的梦也曾做过。适逢浩然同志第五次来昌乐，所以，我非常想拜见这位当代著名的大作家，聆听他的教诲。但又一想，浩然大名鼎鼎，自己没名没望，你想拜见人家，人家愿意见你吗；再者，浩然来一趟昌乐有许多事要办，人家有时间见你吗？尽管疑虑重重，但还是对浩然的崇敬之情增加了我的勇气。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陪伴浩然活动的马进老师，真没想到，我的这些疑虑竟然是多余的，浩然竟一口答应了。
1992年12月21日上午，在昌乐宾馆的一间会客室里，浩然与我和马进等同志进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交谈。尽管他当时已年近花甲，头发有些花白，但从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仍然保持着青春的魅力和大家的睿智。更使我感到钦佩的是，浩然全没有想象中的大作家的派头，非常的平易近人。问候，握手，让座，端茶，浩然的举动让我感到他是一位和蔼的长者，也使我那颗忐忑不安的心终于平静下来。
访谈开始了，话题自然从浩然的第二故乡东村谈起。浩然深情地说，我来昌乐后就首先到东村的地块里转了转，因为这些土地我曾流过汗哪！现在在我劳动过的土地上工厂起来了，楼房起来了，我几乎认不出来了，变化真大啊。1960年我担任东村第一任支部书记，回去以后写了《艳阳天》，《艳阳天》中马老四的原型就是东村的田敬元，已故去了，1983年，1987年我来昌乐时见过他。三个比较要好的干部和房东也去世了，我就写了一篇《东村的乡亲们》，以次表达我的怀念之情。我一直把东村视为第二故乡，这是个把我艺术扶上一个台阶的地方。
说到这里，浩然的眼睛湿润了。看的出，他是一位感情丰富的作家，他完全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
浩然呷了口茶，继续着他的回忆。
1960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我跟东村的乡亲们一起渡难关，在这期间，乡亲们给了我许多帮助。东村这方热土，是我认识社会，认识农村，认识自己和认识艺术，是我从一个层次攀援到另一个层次的地方。第一部长篇《艳阳天》反映的是一个麦收的过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所以我说农村是生身养命的一块乐土，智慧、力量的活泉。我受的教育很低，多靠自学。农村生活体验给了我激情，激情焕发了我艺术感觉。
浩然对农村，对农民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是发自心底的，没有半点虚假的，而且是一直践行的。
他说，我在宾馆里写不出东西，不习惯，也没有美感。到农村的热炕头上一躺，和饲养员、会计聊聊天，文思就涌出来了，一住大宾馆就不行了，天生就是当农民的命。除了“文化大革命”那个非常时期外，现在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在农村。因为农民太需要文学了，农民太需要自己的作家了，我在河北三河县创办了一个《苍生文学》季刊，主要目的是为业余作者开辟一个发表作品的园地。因为农村的作者不像城里的作者路子那么宽，没有城里人那么精明，出书难啊。现在出书又不那么景气，所以我就用我的条件吧，给写出作品来的，但又无门可入，无路可走的作者找找门路，用不客气的话说借我点光。在北京，我找市委的领导，让他们拿点钱，出了一套《北京泥土文学丛书》，使有成绩又有前途的五位作者出了书。这次来昌乐，潍坊市委，市政府领导来看我，我趁这个机会提出在我第二故乡能不能也出一套“泥土文学丛书”，市领导和有关方面很支持，当场就定下出这套书。
谈到文学创作，浩然自有他的独到见解，当然也使我们这些“小字辈”们茅塞顿开。
浩然说，搞文学创作是苦差事，傻子干不了，精明人又不愿意干，最好是学一点傻子的傻气，精明人的灵气。学一点，别多了，这样才能搞文学创作。绝顶聪明的人最好不要搞文学，去搞实业，发大财。我不反对发财，因为现在没有钱什么也办不成。许多人要下海，下海也好，也需要，但是我不行，我是属于不是绝顶聪明的人。做人，选择事业要自己拿主意。世上千千行，不是三百六十行。
浩然非常健谈，但为了不耽误他的时间，我请他对潍坊的农民朋友讲几句话，他略一沉思，说，我来到昌乐后，看到这里的农民丰衣足食，精神面貌也有了很大变化。只要我们农民乡亲们解放思想，进一步搞活，开放，奔小康是能够实现的。我祝愿潍坊大地上的农民朋友在生产上取得丰收，身体更健康。
最后，我请浩然写几个字以作留念，浩然欣然应允，在我的采访本扉页上写下了：“颂苍生，写真情；写农村真情事，说农民心里话”两行清秀刚劲的钢笔字。每每看到浩然同志的题字，心里总不能平静。我暗自决心要像浩然老师那样做人，一身浩然正气；要像浩然老师那样勤奋，用手中的笔，热情讴歌我们的农民兄弟。 （刘振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