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四类份子最得意的一天
王印人，昌邑潍河西岸某村人氏。身材魁梧，英俊萧洒，急公好义，善交朋友。况又能言善辩，主持公道，故在村内威望极高。年令刚过十八，就与邻村于姓女子完婚。生有一子，乳名狗剩，为求好养，拜广饶县一起当兵的刘天录为干爹。夫妇和谐，恩爱有加。白天俩人下地干活，晚上，男的灯下读书，女的缝衣作鞋。在村人眼中都投以羡慕之光。
时在1944年，日寇侵华已过七载，印人已年届二十，为不当亡国奴，弃家从戎，因当地没有别的抗日队伍，只得投奔国民党四纵队当兵。抗战胜利后，本可解甲归田，以享民乐。谁料想，国共两党又开战局，高密一战，被俘后遣返归家。印人此时真想回家过几天安稳日子，谁可知一个“四类份子”帽子已经扣在了他的头上，使他无休止的处于被管制、监督之下。只准他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时至1956年，村干部找到他说：“你只要老实改造，处处拥护党的政策、方针、路线。多干活，做好事，就可以给你摘掉帽子，享受同等社员待遇”。从此始，印人整日以汗水来洗刷干国民党军队的罪恶，可谁知干了十几年，力没少出，礼没少送，但帽子确始终带在头上。六十年代初，中央又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政策，凡对四类份子敢下狠手，进行残酷斗争的人，被看成阶级觉悟高，就可以入党，当兵，升学，年龄大的还可以在村内当干部；凡给四类份子摘帽的村干部，在四清中都被划为四不清，有的还成了阶级异己份子。这样，给表现好的四类份子摘帽就成了村干部的一大忌讳，有的村干部就说：“打死四类份子是个方法问题，给四类份子摘帽可是个立场问题”，这样就成为了铁帽子，到死都不能摘掉，那滋味比判无期徒刑还难受。
时到1971年，印人年到四十八岁。其子狗剩也快到三十，因属四类份子家庭出身，虽长的一表人才，但再丑的姑娘也不敢往这火坑里跳，一旦进了这样的家庭，那可是永无翻身之日。
正在此时，远在光饶县的刘天录写信来，邀印人去参加其子婚礼，印人盘算，我这二十多年来，头不敢高抬，气不敢大喘，话不敢高声，力不敢少出，时不时的还要拉出去上台示众，向人民低头认罪，相当年给王豫民司令当警卫员的机敏锐气早已被磨了个净光。何不借去给干儿贺喜之机，出一出风头，展现一下做人的滋味。我在家受管制，受欺负，但到了广饶，谁还知道我是四类份子？于是便和狗剩去峡山水库下穿网，忙活了一夜，拿了五十多斤鲤鱼，找了那些两斤左右斤重的，装了满满一三升箢子，用红包袱盖好，又去昨山供销社托人走后门买了两盒大前门烟，去油库找表弟借了一身崭新的中山装和一件小大衣，穿带整齐，第二天摸黑早起，骑上借来的大金鹿自行车，直奔广饶而去。
当走到昌乐境内，见前面来了一辆吉普车，到他面前嘎然而停，从车内走下一名解放军军官，吓的他急忙下车，不知所措，自然弓腰低头，双手下垂，两腿并立，那姿式，比治保主任训话时还难看，吓的差一点尿湿库裆。心想，这回可他娘的完蛋了。不想这位军官向他打了一个敬礼，“老大爷，去乔官咋么走”？此时的印人可怎么能答的上来？言语吱唔一翻，也没说出半个字来。解放军说：“老大爷可能是个哑巴”，继而开车远去。
天将至午，终到达广饶大王村，迎宾者忙接过车子，礼让进门，与其干亲寒喧一翻，将所带礼品送上。干亲敞开包袱一看，见其礼品厚重，自然喜形于色。众人皆也感叹，昌邑客好大手，咱从没见过有送这么大的礼的。看来这昌邑干亲过的日月肯定错不了。此时女干亲说：“你看人家这貌相，干什么也错不了，就是还有个儿没定亲呢”。傍观女人说：“那肯定是挑选多了眼花了呗”。
正说之时，迎宾者推印人客庭落坐。此地风俗，孩子的干爷为之大客，印人毫不推让，一腚就坐在了主客位上，见桌上摆的是两毛钱的丰收烟，他不屑一顾，从小大衣口带中摸出两盒大前门，一盒放在自己面前，一盒顺手放在了后门台上，敞开大前门的锡纸，弹出一支，启动火机点燃，昂首朝天，喷云吐雾，旁若无人，众人见其气派，皆恭维有加。
这刘天录可是在此地有影响的人物，虽然他干过国民党兵，但其叔是1937年就参加马保三牛头镇起义的老八路，解放后在省城任要职，人家不但不带四类份子帽，还在村内任革命委员会成员。儿子结婚，村内干部，供销社主任，公社干部，带匣子枪的公安员等要员可都来致喜道贺，陪印人者，自然少不了他们。
这印人高坐在主客坐上，陪客者笑脸相迎，阿谀奉承之话不绝于耳，这个叫叔，那个叫爷，吃国库粮的就叫同志，把个王印人也弄的不知道了天高地厚。不知不觉的就到了红日西沉，至于他的身份众人无从知晓，就看其面相，猜想着不是个吃国家粮的也是个村干部。
待到酒酣之时，王印人早忘了自己的身份地位，时而高谈阔论，时而指手划脚，阅历和经历使他的谈吐语惊四座，说到绝秒处，高举酒杯，一碰而干，众人皆服其酒量，顺其意而迎和。正在此时，上菜的伙计手托传盘来到席前，他环视一下众人，说：“今天我昌邑客要点一个菜，你去和大师傅说，给我上一个龙凤配”，众人皆惊，从没听说有这么一个菜，如果上不上来，这可就丢大人了。
待了不大一霎，只见做菜大师傅穿带整齐，两手著白色套袖，手托传盘，进门就说，“那位是昌邑客，您要的菜我给您上来了”。只见王印人手持汤匙，从汤碗中捞出一个鸡头和鱼头，然后舀了一匙汤，在嘴中品尝了一下，说：“做的不错”。随后一转身，从后门台上取下那盒大前门烟，放在大师傅的传盘上，说：“拿回去抽吧”。这王印人是个王忍人，可也是个王印人。二十多年的四类份子的生涯，使他饱受凌辱煎熬，他都能以忍受下来；但他今天这一点菜的举动，又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像，胸中没有城府之人又怎能办的到呢？
待到天黑席散，刘天录耳语告知，今天陪你的那个人，见你气度不凡，儿子定也错不了，他家有女年方妙龄，想与你成为亲家，愿将女儿嫁与你家。你可在此多住两天，促其婚事早成。
作者说明：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1979年我在王印人的庄里住点，此时“四人帮”已被粉碎，但中央还是执行阶级斗争路线，突然有一天，来了中央文件，要给全国的四类份子统一摘帽，叫他们享受同等社员待遇。于是我便召开村民大会。
会场上一边坐的是社员群众，一边是十几名四类份子，当宣读完中央文件，我叫这十多名四类份子到社员队伍里去，并大声宣布，从今天起，你们的帽子已被摘掉，与社员是同等地位，那个时代将永远过去了。此时，他们都大声痛哭，有几个年龄大的还当场昏到在地，连哭声都发不出来。其场面就是铁石心肠之人也要感动落泪。散会后，狗剩找道我说：“你宣布的我爹摘掉的帽子，三十年的阶级敌人，今天成了同志，明天我要设宴庆贺，我请你到我家去喝酒。你若去就是真摘了，你若不去就是没有摘，”我听后沉思良久，对他说：“别人家我能去，你家我当然也能去”。以后我问王印人，人家带帽的儿子都打光棍，你的儿子怎么还能说上媳妇呢？王印人就向我说了这个故事。因此事对我的心灵撞击过大，故至今记忆犹新。
王印人已在2004年去世，享年八十。其妻于氏今健在，年龄八十六岁。狗剩在改革开放后已成为著名企业家。两名孙儿都已考上大学，现都供职京门。
此稿写成后，狗剩阅读数边，征求他的意见，隐去了村名，文中人物皆用化名，狗剩之名为狗剩自选，其用意何在，不得而知。
2008年11月3日赵仲泉写于文景明居南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