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错误或贡献是农民式的
肖复兴第一次与浩然见面是20年前的事。“当时我和他应邀到天津给青年作家改稿，我们住在天津第一招待所的同一层楼上，晚上没有事我们就一块聊天。那段时间我们过得很开心。”
肖复兴说，当年听浩然的名字如雷贯耳，没想他如此谦和、平易近人。
肖复兴和浩然相处最大的感受是，他非常坦诚，“我们在聊天时不自觉地就聊到他在‘文革’期间发生的那些事。关于创作，关于自己对时事的想法，我能感觉到他当时的内心是矛盾的、彷徨的、挣扎的。一方面他在对过去所做的事进行反思，一方面他要面对未来，如何振作起来东山再起，介入新时期的文学事业。”
肖复兴还说：“他是个农民，他的一切错误和贡献都是农民式的。”肖复兴认为，尽管浩然的创作受当时政治观念很大的影响，但他的创作始终心怀农民，关心民生疾苦。
雷达：“十七年文学”最后一个歌手
雷达得知浩然去世后颇为感慨。“他也是我关注已久的作家，早年我曾对他的创作写过专门的论文。”在雷达看来，浩然是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他的《艳阳天》文本具有文学史研究价值和认识价值，“虽然带有为当时政治服务和阶级斗争色彩，有扭曲生活的成分，但由于作者对中国农民的熟悉、人民意识，其中塑造的一些主要人物形象还是有血肉的，颇为人称道的。纵观他的创作，可见他是个有良知、有人民意识的作家。”
与此同时，鉴于浩然作品带有的当时为政治服务倾向，雷达认为浩然浩然是“十七年文学”最后一个歌手，“ 包括《金光大道》在内的所有作品，给浩然的创作贴上了鲜明的标签，与当时的政治意识靠得太近，这对于一个真正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但浩然似乎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些，他是真诚的，也是不无固执的。”雷达说，“文革”后浩然也做了很大努力，创作了包括《苍生》等在内的一些颇有影响的作品。
梁晓声：他葆有作家的良知
据梁晓声介绍，他与浩然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次饭局上见过一面，“当时我和他挨着坐，只在吃饭间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但透过话语，我能感觉到他是一个厚道的人，朴实而诚恳，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两悄声看来，浩然在“文革”期间创作的包括《西沙儿女》在内的作品，的确与政治靠得近，“但在那个时期，完全由不得他，他也是被时代所裹挟，这一点我能理解他。”梁晓声认为，当年被时代高高抛起的浩然，仍然保持着作为作家的良知，他并没有像有些得势人那样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来，这是难能可贵的。
梁红野：父亲教会我做人
作为著名作家的儿子，梁红野说他从小就看父亲的作品，尤其喜欢《艳阳天》，少年时代曾反复看，“越看越有味道，它让我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身为作家，浩然并没有要求子女将来和他一样从事创作，“父亲很开明，尊重我们的选择。他常对我们说，不要老想着要大富大贵，平平安安、和和睦睦、健健康康就是他对子女最大的期望。”
梁红野说，父亲对他最大的影响就是教会他当好长子，“小时候我很凶，总是和弟弟妹妹们闹别扭。有一天，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作为大哥，你有责任和爱心照顾好你的弟弟妹妹，他们是你的亲人。当时我不明白他的话，后来某一天，我突然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我们兄妹至今都相处得很和睦。”
沛之转自《文故事报》 原载《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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