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解读男性作家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男性作家创作背后的文化精神状态。莫言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的女性形象，她们身上对爱情、对自由的勇敢追寻，对亲情的伟大奉献，都凸显出身边众多男性形象的卑弱，这正是莫言试图启示我们的：我们所面临的“种的退化”的危机。
关键词：莫言 女性形象 女性魅力 种的退化
莫言作品中出现了众多女性形象，她们的命运多姿多彩、性格各异，美丽而野性的“我奶奶”戴凤莲、风流俏丽的“狗肉西施”孙眉娘、冰清玉洁的孟喜喜、坚忍顽强的上官鲁氏……她们都是在苦难土地上开出的艳丽花朵。在她们身上你无法用传统道德来评判对或错，她们所做的都顺从于蓬勃的生命激情和自由解放的灵魂。上官鲁氏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一生劳苦养育了九个孩子，但是这九个孩子全是“借种”而生，他们的亲生父亲有她的姑父于大巴掌、土匪密探、江湖郎中、和尚、败兵、教堂的牧师等。这些集“美与丑、善与恶、贞洁与淫荡、鲜艳与颓废、悲剧与喜剧”于一身的女性，她们身上无不充满生命力的强大光辉，她们是鲜活的丰满的个体。在苦难中品尝着欢乐的女性把生命特征发挥到极致，甚至把自己的一生凝结成一段不朽的传奇。这些传奇中的女性形象在莫言作品中有《红高粱》中的戴凤莲，《檀香刑》中的孙眉娘， 《白棉花》中的方碧玉， 《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等，她们在作品中的光彩无疑是超越了那些平庸懦弱的男性，她们生前活得轰轰烈烈，死后成为人们心头永不磨灭的传说。
一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女性一直是处于被奴役被支配的地位，无力争取生命的自由。她们的生命从属于支配世界的男性，“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随子”，、她们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生命色彩可言，在男性话语强权的社会中她们一直是失语的群体。20世纪的女性解放运动解放了大批女性，引导她们追寻自由、实现自我解放。但是对于广大的农村女性来说她们在思想上的无知、落后，在生存环境的险恶、束缚下仍然过着苦难而艰辛的生活。在莫言笔下，我们终于发现这些勇敢反抗的女性在追寻自我欲求的满足中彰显出生机勃勃的生命意识。
她们本来也是温顺的女子，但是在男性强权的强大压迫下不堪重负的她们终于进行了勇敢的反抗，开出了一朵朵绚烂的生命之花。这在莫言作品中突出表现为她们对爱情的无所畏惧的追求和对自我欲望的满足。《红高粱家族》中“我奶奶”戴风莲不甘于拿自己年轻的身躯去换取一匹大黑骡子，更不甘于把自己的火热的青春交给一个猥琐的麻风病人。她在绝食三天后摔破了碗的那一刻就是向过去甘受摆布的懦弱的自己告别的时刻，也是她决定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变得无比强大的时刻。她勇敢地拒绝了“跟一个麻风病人同枕交颈，生出一窝癞皮烂肉的魔鬼”的命运，坦然接受了被旧礼教斥为大逆不道的野合，接受了野男人余占鳌，并生下了他们的野儿子豆官。“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她临终前的这段心理描写无疑是对她这一生作了总结，既批判了压抑个性、束缚生命自由的所谓正统之道，又大胆地发出了“我的身体是我的”的女性解放的号召。《白棉花》中的方碧玉是个有勇有谋的奇女子，也是不甘心自己被许给大队支部书记的疤眼儿子的命运，在棉花垛中偷偷幽会，献身给多才多艺的李志高，对于她的死，人们更多的是同情，甚至最后有人相信她并没有在清花机事故中死去，可见方碧玉的敢爱敢恨已经留给愚昧麻木的人们太多太大的震撼。《金发婴儿》中的紫荆，因为丈夫的冷漠而和黄毛结合。《食草家族》中四老爷勾搭上了穿红袄的小媳妇，就嫌弃四老妈，四老妈在丈夫的冷漠中与锔锅匠通奸。通奸被抓后四老爷要休妻，四老妈显示出的不是撕心裂肺的痛楚而是一种无畏，痛斥四老爷“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作者还写到四老妈在被休回家时“如菩萨端坐莲花宝座那般的雍容大度端庄富丽馨香扑鼻”。
这些都显示出作者对于敢爱敢恨、无所畏惧地追求自我欲求满足的女性的赞赏，这是一种蓬勃的生命力的象征，是一种生命激情的展示。在她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胆小、软弱、卑下、受欺凌、依附于男性不再是中国女性的代名词，她们身上显现出的女性对于自由、对于新生、对于人性的追求，闪烁着女性自我解放的光芒。
二
莫言曾说过：“女人代表了爱，代表了繁衍。”莫言在作品中常常表现出一种对母性的依恋，在他的笔下母亲几乎就是孕育万物的大地的代名词，而且他认为只有强大的健康的母亲才能孕育出优良的后代，他的寻求“纯种红高粱”的梦想也寄托在对优秀的母亲的寻找中。所以在他的笔下出现的女性形象大都是身材高大、健壮有力，有着丰满的乳房和饱满的臀部、善于生养的。莫言在笔端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对健康的壮美的女性的赞美。如写《爱情故事》中的女知青何丽萍身材高大，小弟看到她“两只乳房把军便装的两只口袋高高挺起”，郭三老汉说她“奶子高高的，腚盘宽宽的”，而且她还一胎生了两个小孩，震惊了高密县。《白棉花》中方碧玉会拳脚功夫，干起庄稼活样样拿手，她有“一对趾高气扬的乳房”，“如同喜马拉雅山”。写《生死疲劳》中西门闹的二姨太迎春“大眼直鼻，额头宽广，长嘴方颌，一脸福相，更兼那两只奶头上翘的乳房和那宽阔的骨盆，一看就知道是个生孩子的健将的女人”。
作为母亲的女性，她们对于亲情富于自我牺牲精神，“为了孩子，女人可以做出最大的牺牲，可以干出惊天动地的事情。”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就是一首写给母亲的赞歌，上官鲁氏一生养育了自己的九个儿女，甚至于自己女儿们的孩子们，经历了多次生育的苦难，战乱、饥饿、动荡等生活的艰辛，甚至经历了自己亲手抚养长大的女儿们、外甥们死去的悲痛，一直到她生命的最后还在为自己的儿子上官金童操心不已。在饿殍遍地的年代，上官鲁氏用胃袋偷运回来粮食让自己的孩子免于死亡：“娘双膝跪地，手抓着盆沿，双肩起伏，脖子探出又缩进，那么可怕那么惊人的美丽，那么庄严的雕塑。伴随着打雷般的呕吐声，娘的身体时而收缩成一块铁，时而软弱成一摊泥，粮食这些小畜生们如粒粒珍珠大珠小珠落入木盆里。”《欢乐》中的母亲肚皮变成了紫色，肚脐眼积满了污垢，乳房是泄了气的破皮球，肋条像弓一样被岁月压弯了，母亲的瘦脖子、尖下巴还有破烂不堪的嘴……这是一个丑陋的却真实的母亲形象，正是这样一位母亲为了让儿子进补习班考大学，到县城挨家挨户地乞讨来“一堆沾满大肠杆菌、痢疾杆菌、麻风病毒、肝炎病毒……的纸票和硬币。”余华在《谁是我们共同的母亲》中评价说：“他歌唱的母亲是一个真实的母亲，一个时间和磨难已经驯服不了的母亲，一个已经山河破碎了的母亲。”“母亲”的含义几乎就是无怨无悔、没有尽头的付出，她养育了我们毁灭了自己。这样一个没有被美化过、删改过的母亲给我们的是巨大的震撼，莫言唱响了一曲真实的对母亲的赞歌。
三
“退化”主题是莫言创作背后一个基本的着力点。这一主题最早出现在《红高粱》中，莫言通过描写家乡的高粱品种的变迁，提出了这一批判：“我反复讴歌赞美的、红得像血海一样的红高梁已被革命的洪水冲激得荡然无存，替代它们的是这种秸矮、茎粗、叶子密集、通体沾满白色粉霜、穗子像狗尾巴一样长的杂种高粱了。”莫言通过对作物物种退化的批判间接表达了对人类生命力退化的批判。在父辈的强壮及其辉煌的历史面前，子辈显得软弱面又委琐。
莫言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诸如余占鳌、罗汉大爷的男性的英雄主角，同时也塑造了一批英勇的女性形象，而且在这类女性形象周围往往又存在软弱的无能的男性形象，他们在身边强大女性形象的衬托下显示出一种男性种族退化的焦虑。《丰乳肥臀》中铁匠世家上官家是“母鸡打鸣公鸡不下蛋”。婆婆上官吕氏身材高大肥胖，作为打铁匠的妻子，真正铁匠家掌钳的，光着脊梁抡大锤的是她，她的丈夫上官福禄只是欺世盗名的铁匠世家的后人，在强悍的她的面前，丈夫和儿子都软弱得不堪一击。《白棉花》中作者借马成功之口说出：“多少缠绵曲折的男女爱情故事，都沉痛地证明和宣告：女人的爱情之火一旦燃烧起来，就很难扑灭；而男人，在关键时刻总是像受了惊吓的鳖一样，把脖子缩了起来。”方碧玉和李志高在棉花垛中幽会被抓后，“李志高垂着头，方碧玉却渐渐昂起头”。紧接着方碧玉的公公国支书来挑衅，“一棍打到方碧玉的腰上”，方碧玉摇摇晃晃地跌倒了却“一声没吭”。此时的李志高却是躲在暗处哭泣，并且已经投入了公社团支书的妹妹孙红花的怀抱，紧跟着又从棉花厂调动到了公社通讯报道组。
在强势女性与退化的男性势力的共存的背后是莫言关于“种的退化”的意识，纯种高粱在消失，越来越多的杂种高粱不堪一击。莫言在作品中对此最直接的描述表现为对被阉割的、退化的男性形象的表现上。《狗道》中“我父亲”豆官只有一个睾丸，《丰乳肥臀》上官寿喜没有生育后代的能力，于是上官鲁氏只能到处借种才生下儿子上官金童。上官金童则彻底丧失了男性对于女性的性欲望，成为一个一辈子吊在女人的乳房上的无用的男人。这就标志着男性力量和男性地位的丧失。《你的行为使我们恐惧》中的吕乐之的“自阉”，《生蹼的祖先们》“我”在奇怪的幻境中目睹了四百名男孩集体被阉割的情景，想象到自己也被“阉割”了：“在稠密温暖的黑暗里，我苦苦地思索着：我究竟被阉割过还是没被阉割过?是仅仅从精神上被阉割了还是在肉体加精神都被阉割了?”
在文中，莫言为那些勇敢地去爱去恨的女子自豪着，同时唾弃着那些猥琐、软弱的男性。虽然在许多作品中女性仅仅是作为次要角色出现，只是作为男性的陪衬，但是她们身上散发出的光芒也成为小说中人性追寻的亮点。莫言用他尖锐泼辣的笔点亮了在男权社会中近乎隐形的女性世界，这个世界中的女性的魅力甚至超越了男性种族，吸引着我们的目光。莫言在文中运用这样的叙事策略寄托了对“种的退化”的深刻反思，两者相比衬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验到了男性种族退化的民族危机。在现代社会进步与生命力退化的同步进行中，他缅怀着先辈们旺盛的自然生命力，渴望在这些生命力旺盛的女性身上寻找到击退退化的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