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浩然二三事
范永来
我本从企，与文无缘，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却使人不安分。在业外闲暇之余，总爱信笔涂鸦。久而久之，在文化沙龙里也结识了一些良师益友。其中，与昌乐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浩然就曾有几度情谊。
早在1962年，我从潍坊奉调昌乐，那时的昌乐小城街道不整，市面萧条，然而却有着浓郁的文化氛围。诸如职工夜校，露天电影，草棚戏剧，山会说唱等文化活动非常活跃。
记得坐落在小石桥一侧的县工会图书馆举办了一个业余创作组，主持人是热心肠的崔道文先生。每星期举行一次笔会，自宣其文，众人品评，饶有风趣。在十几位业余作者中，王松山、萧云龙为其佼佼者，我虽有幸参与，却毫无建树。
就在此时，经常听到崔道文、萧云龙等人谈论有关浩然在昌乐时的一些趣闻轶事。崔道文先生是位循循善诱的长者，他不时地讲述浩然故事借以诱导我们，其中有两则小事至今记忆犹新。其一，浩然下放昌乐时经常来图书馆借书或与其论学，直至夜深不归，腹内咕咕作响。崔道文不吝少许定量，煮点瓜干或熬点玉米粥，两人夜餐一顿，复而又读。这在灾荒沉重的年代里，算得上是忍饥苦读了。其二，浩然驻东村时，一天劳累之后，忍饥含辛，纸铺粪篓，在场院借月发奋写作，终成大器。这无疑在精神上激励着我们当时这些年轻人的创作欲望。从此之后，我潜心阅读了浩然的一些著作，继之又看了以他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于时，这位天才的农民作家就成了我心目中的崇高偶像。但遗憾的是，在我来昌乐时，已是人去楼空，无缘谋面。
之后，因忙于繁杂事务，对文学有所淡漠。直到1992年冬，应徐竟成老师之邀，来到徐老家中。进门看见一位满头苍白，衣着简朴的长者坐在沙发上。经徐老介绍，方知是仰慕已久的作家浩然。我自知才疏学浅，有几分胆怯。而浩然却不分尊卑，亲若兄长，握手相让，这倒使我无地自容了。
在我的心目中，浩然是位身材魁伟、文采横溢、温文尔雅的大作家。而此一见，似乎于常人无异，且有股纯朴谦和、平易近人的长者风范。如果不是早有所闻，怎知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大作家呢？酒过三巡，我受他那种爽朗平和性格所染，慢慢地化解了自己原有的胆怯和自卑感，融合到谈笑风生的氛围之中了。
同席作陪的还有崔道文、马进和萧云龙先生。席间，萧云龙夫人端来了一盘小米面窝头。说实话，当时我担心此举是否与招待贵客相合。不料浩然却大加赞赏，抓起一个便吃了起来，一边品尝一边说：“这昌乐的窝头我好久没吃了，真香啊！”我试探着问道：“梁老师，这比当年崔道文老师给你煮瓜干吃怎么样啊？”
崔道文身体欠佳，只是淡然一笑。浩然亲昵地看了他一眼，风趣地笑道：“实话相告，萧云龙的窝头比北京宴会的香，崔老的瓜干比萧云龙的窝头更香，这都是昌乐人的一片乡情啊！”
寥寥数语，道出了中国30多年的风风雨雨；朗朗笑声，笑出了作家与昌乐人的亲情。
席终，徐老悄然暗示：莫失良机，向浩然求索一份墨宝以作纪念啊！灵犀一点通，我大着胆子向浩然提出了这个请求，不料浩然欣然应允。于是，我的墙壁上挂了“四通八达，前程似锦”的浩然亲笔条幅，使寒舍蓬荜生辉。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何尝不知其中内涵。仕途不通，何谈前程？这是浩然对我的鞭策和激励。名人效应，倒也灵验，自此以后，我原有的那点“文”火又复燃了。工作之余，除写了部分粗俗不工的诗文外，还写了十多篇学术论文，分别发表在《交通报》、《汽车运输》、《汽车杂志》等全国性报刊。其中，《发动机无隙过盈配合技术应用体会》一文被选入《中国综合运输体系发展全书》，在交通行业小有影响。部分诗文也见诸报端，这岂不是被浩然“鞭策”出来的吗？
我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才疏学浅，孤陋寡闻，从企多年，无所作为；爱好文学，却又徒劳无成。在文人面前，羞于自露，充其量算是个半路出家的光头和尚。但著述丰盈的浩然却不以尊卑近远之。在他身上显现了一个作家的高风亮节和文人的谦和。因此我这个“文化圈外人”对浩然有一种特殊的崇敬和思念。就在1995年浩然携夫人杨朴桥重来昌乐时，我通过时任昌乐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马进先生，诚心邀请二位来家作客。不料马主任来电说，今天有位领导早有约定，我只好作罢。但过了一会，马主任又来电告知，浩然决定辞约而来我家，这使我感慨不已。后来马主任告诉我，浩然认为领导相邀不过礼仪而已，而友人相聚则是情交之谊。按常规，在这充满尊卑有别的世风中，趋炎附势者多，屈尊下士者少。而浩然不以贵贱视人，这足以说明善待卒伍、贴近平民的浩然其人了。
那日来的还有徐竟成、马进、萧云龙先生。家人见有贵客临门，受宠若惊，备有好酒佳肴相待。不料浩然却略带责备之意，朗朗一笑说：“我们算是老朋友了，君子之交淡如水嘛，拿我当外人啊！”
这话听起来似含“贬意”，但细一品味，则又包含了无限的亲情和直率。是啊，我虽然不是文化人，更非文人同道，但作为一个企业干部，或者是一个普通工人，能以结识当代著名作家和诸多师友，并把我这个门外汉视为朋友，我真有点自惭形秽了。然而，浩然的坦诚和不以作家自居的风度又使我极度欣慰。于是，我笑答道：“梁老师，现在不是60年了，我们总不能再给您瓜干吃吧！”
一般来说，文人相聚自然是谈古论今或是说文议学。浩然也完全有资格高谈阔论，独显风华。然而非也，那天论及更多的却是他与昌乐的友情、亲情。众所周知，1960年浩然在东村下放锻炼却临危受命承担了支部书记重任；仅八个月的短暂时光却留下了无数的美谈轶事；年纪轻轻却承载了难以想像的磨难凄楚；一介书生却与东村百姓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某种意义说，是昌乐造就了作家浩然，而作家的著作又渲染了昌乐。更难能可贵的是，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今近四十年的蹉跎岁月，尽管历尽沧桑，时过境迁，但八个月建立起的深厚友谊却代代传承下来。浩然视昌乐为第二故乡，多次返乡温故，抚慰百姓，提携后学；昌乐以浩然为荣，频频派员探望，亲若家人。百姓尊崇，文人师承，这在昌乐也算得上一桩人文轶事了。夸张一点说，这在齐鲁乃至全国文化史上也并非多见。
自那次小聚后，再无缘与浩然谋面。据说他以后旧病频频复发，多次住院调治，这大概是劳累过度所致吧。尽管病体缠身，但仍牵挂着东村乡亲和昌乐故友。而昌乐人何尝不是如此呢？这种长期的两相思念之情充分体现了彼此的深厚友谊和浩然其人的人生价值。在此，衷心地祝愿浩然早日康复，为昌乐和作家之间的友谊谱写新的篇章。
诚然，我与浩然接触并不多，但寥寥二三事足以说明他那纯朴笃厚的人格魅力和大家风范。当我每每看到挂在堂壁上的条幅和当时留下的合照时，他那平和的音容笑貌随即浮现在我的面前，双目为之潮润，思念油然而生。我想，人生在世何为贵？“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2007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