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电影犹如魔法，吸引着许多像我一样的农村少年的心。
别说是导演、演员了，
即便是县电影队里那些巡回放映的放映员，也让我们感到神秘无比。
那时候，我们县电影队里有四个放映小组，每组三个人。
他们用独轮车推着发电机、放映机、胶片和银幕，在全县的近千个村庄里巡回放映。
每当电影组从周边的村庄渐渐地向我们村庄逼近时，我们便开始了焦虑但又幸福的等待。
哥哥姐姐们早就跑到周围的村庄看了一遍又一遍，回来后就向我眉飞色舞地讲述剧情。
我非常希望能跟着哥哥姐姐们到周围的村子里去看电影，但他们嫌我累赘，不愿带我。
我哥说：我们一出村就是急行军，每小时起码十公里，你根本不行。
母亲也不同意我去。
母亲说：反正过几天就要来我们村子里放，早看一天晚看一天又能如何呢？
终于熬到电影组巡回到我们村子时，这部影片的故事情节，我已经从哥哥姐姐们的讲述中了如指掌。
但听人讲述，并不能代替自己观赏。
听人讲述得越生动越精彩，越是激起了观看的欲望。
我经常被电影中的情节感动得热泪盈眶，和意大利影片《天堂电影院》里那些铁杆影迷一样。
一部电影，能使我神魂颠倒半年之久，等到我的精神状态基本恢复正常后，下一轮的电影又开始向我们的村子逼近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终于也获得了出村看电影的资格。
先是去邻村看，渐渐地，活动范围扩大，终于将看电影的范围扩展到十几里外的村庄甚至扩展到外县的地盘上。
我还认识了邻村一个骑着自行车遍赶四集、名叫杜彪的补鞋匠，我经常能在赶着牛羊过小桥时遇到他。
有一天傍晚，我在桥头上遇到他。
他距我大老远就吆喝：小跑，快去吧，今晚蓼兰有电影。
———你不会骗我吧？———我骗你干什么？幕布都挂好了， 我亲眼看见的。
———演什么？———《红色娘子军》。
———你真的不会骗我吗？———你这孩子，上辈子让人骗怕了？我骗你干什么？
我好不容易说服了母亲，然后找到大奎与小乐，又帮着他们说服了他们的家长。
都来不及吃饭，各自拤着一块饼子一棵葱，抬腿就往蓼兰镇奔跑。
一边奔跑，一边吞咽饼子大葱。
从我们村到蓼兰要穿越辽阔的洼地，狭窄的道路两边全是密不透风的高粱，有的地方，茂密的野草差不多将道路都遮掩了。
不时有狐狸、刺猬等小野兽被我们惊起。
跑到中途时天已黑透，满天繁星，四处蛙鸣，不时有飞鸟惊起，呱呱叫着飞到远处去。
我们没人说话，但心里怯怯的。
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我们面前猛地跳起来并发出一声怪叫，几乎把我们吓瘫。
我感到心跳得仿佛要从嘴巴里蹦出来。
小乐转身就要往回跑。大奎伸手拽住了他。
大奎问我：是不是真有？我说：杜彪亲口说的。大奎说：他会不会骗你？
小乐哭着说：他肯定骗你了……如果他不骗你，怎么还没听到动静呢？
大奎侧耳谛听了几分钟，说：似乎有点动静了，你们听。
我们也侧耳倾听，除了四周的蛙鸣和虫子们的合唱，好像是有那么一丝丝若有若无的音乐声。
既然已经跑到了这里，还是要去，大奎坚定地说。
我们排成一列，大奎在前，小乐居中，我断后，快速地前行。
十八里路，不是平坦大道，而是崎岖泥泞的小道；不是光天化日，而是夜色深沉。
我们走一阵，跑一阵，身上的汗水都流干了。
终于听到了音乐声，终于看到了黑黢黢的大村庄，终于看到了电灯光在村庄上空辉映出的一大片光明……
我们赶到现场时，吴琼花已经参加了娘子军，顾不了许多，聚精会神看下去，还没看够就完了。
看完电影往回走，起初还议论着剧情，但渐渐地，腿肚子好像灌了铅，眼皮越来越沉，走着走着就打起瞌睡，恨不得躺到地上沉沉睡去。
大奎告诉我们，高粱地里真的有狼，如果我们睡了，就会被狼吃掉。
月亮不知何时升起来，半块月亮。
三星已经偏西，分明是后半夜了。
偶尔有一颗大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划破天际，让我们振奋一刹那，但片刻即重堕昏昏沉沉的状态。
心中不时泛起悔意，甚至是绝望。
小乐已经哭了好几次了。
大奎在关键时刻表现出领袖气质，用各种方式激励着我们前进。他其实只比我大两岁。
后来他成了我们高密东北乡最有名的杀猪匠既是必然的，也是令人无比遗憾的。
当我们终于爬上村后高高的河堤时，听到母亲高声喊叫我的乳名。
我的眼泪唰地流了出来。
但第二天，我们三个都很骄傲，我们给那些比我们大的人和比我们小的人讲述《红色娘子军》的剧情，前边没看到的地方，我们含糊带过。
我们那时记忆力好，电影插曲，听一遍即可复唱。
我尤其喜欢渲染琼花那只托着几枚银币、布满整个银幕的大手，而且我还知道那叫作“特写镜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