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时期的《红色中华》报
无论翻开中国共产党党史还是新闻出版史，对于曾经辉煌一时的《红色中华》报都会写下重重的一笔。从1922年的《向导》到瑞金时期的《红色中华》报，再到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及现在出版的《人民日报》，做为各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报能在创刊短短的时间内，在印刷条件艰苦、各种资源极度紧缺的环境中，以其不可想象的4、5万份的发行量，超越当时在国统区新闻媒体的老大――《大公报》，不能不说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红色中华》报1931年12月11日创刊，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也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革命根据地以来编辑出版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该报铅字印刷，创刊伊始为周报，后改为三日刊，对开四版，多时达10个版面。与《斗争》、《红星报》、《青年实话》并称中央苏区四大红色报刊之一。初创主编周以粟，后由被中央领导戏称为“红色中华”的任质斌主编直至长征开始。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当时为了迷惑国民党的围剿，配合红军主力顺利转移，因病留在苏区坚持工作的瞿秋白继续坚持出版《红色中华》报。直到1935年1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俘牺牲后停刊。期间由于国民党对苏区的疯狂迫害、烧掠，瞿秋白主编的《红色中华》报目前国内仅发现两份，一份在台湾陈诚私人图书馆，另一份被火焚去近半，则珍藏在瑞金革命纪念馆里。另据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回忆，后来在长征途中也曾编辑出版过油印版的《红色中华》报，但是至今未见到实物。1935年10月红军胜利到达瓦窑堡后随复刊《红色中华》报的编辑出版工作，后因国内形势需要于1937年1月29日将《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即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前身。至此《红色中华》报完成其历史使命。
笔者所藏这份1933年4月23日的第72期《红色中华》报（如图），是红军长征之前在瑞金编辑出版的，由于年代久远，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红色中华》已无当年的样子。据记载，除了建国后国家有关部门花大力气在民间收集整理了部分，另外加上个人捐赠的，目前零零星星在各主要的博物馆、党史陈列馆也就仅存几百份。可想而知，这个在苏区发行量曾达几万份的《红色中华》报，之所以存世寥寥，当时国民党对苏区的白色统治、残酷镇压与封锁是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份虽有残缺，却来之不易的《红色中华》报，是笔者的好友冯艺先生三下江西，在一位藏友帮助下苦苦寻觅取得之。据原物的持有人讲，他是偶然在江西乡下一个偏僻的村子里收来的，当时看到的只是一个大大的黑糊糊的纸团，是老乡拆除旧房子时在烟筒里发现的。他买回后用水反复小心的浸泡，然后分解出难得的三份。
这份是相对比较完整的《红色中华》报便是其中的一份，虽然报头间“中华”二字稍有缺失，但并不影响其珍贵的价值，而且令人欣喜异常的是这份《红色中华》报还是一份“五·一”节特刊。轻轻打开这份《红色中华》报，在首版顶端印有一行醒目的黑体字：大批工农先进纷纷加入共产党来迎接“五·一”。在横排字的下面还有一个新颖别致的庆祝“五·一”节的插图，这帧插图，别具匠心的采用代表工农阶级的锤头与镰刀做成“五·一”的“五”字，然后在镰刀把手（“五”字下边的横杠）上面悬挂一支代表军队武装的长枪，从而恰到好处的构成“五·一”两个字。虽然该插图的设计者有待考证，但是其娴熟的设计风格，从另一侧面也充分体现出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红色中华》报编辑人员，谨于完善的办报特色。
这份苏维埃时期的《红色中华》报，虽然随岁月的流失在历史的长河里化作永恒，但其光辉的经历，在中国革命史与新闻出版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任何报纸都无憾动的！（作者：滕长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