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胜炸弹 笔杆扫千军
——谈革命战争年代的山东革命报刊
文/朱伟波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战中，山东抗日根据地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华北根据地的重要战略基地和战略一翼，是华北与华中两大根据地的主要枢纽，在我党由抗日战争向全国解放战争的历史转折中起到了其他根据地无可替代的重大战略作用。而山东的革命报刊事业，也在全民抗战中吹响了战斗的号角，成为山东革命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对敌斗争中抽枝发芽，在人民群众的土壤里汲取养分、发展壮大，在新闻战士的热血浸润之中风展红旗如画，奏响了胜利凯歌！今天，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那些闪耀在历史长河中的壮丽画面。
一、革命报刊事业在对敌斗争中蓬勃开展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中共山东地方组织抓住时机，在各地发动武装起义，创建了数个抗日根据地，组建了各级人民政权。山东党组织逐渐由过去秘密的地下活动转为公开的武装斗争。但是，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八路军和人民抗日武装力量还很薄弱，亟需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创建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坚持持久抗战。为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动员、组织和鼓舞人民群众积极抗日，各级党组织创办了大批革命报刊。
1937年10月，中共鲁西北特委机关报《山东人》报——后改为《抗战日报》——率先在聊城创刊，成为在敌人后方最早出现的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报纸。1939年1月1日，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正式创刊。《大众日报》是山东解放区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也是中国共产党现存党报中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之一。
当她创刊1周年时，毛泽东同志亲自为之题词。题词写道：
“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以提高民族自觉，发扬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
这千里遥寄而来的题词，给了山东革命报刊以莫大的鞭策和鼓励。据不完全统计，1937到1949年间，目前已知或已发现的山东创办的革命报刊有各类报纸一百余种，期刊近三百种。这些报刊既有指导全省的综合性的报纸如《大众日报》，也有区、地、县各级地方报纸如《大众报》、《反扫荡报》、《泰山时报》等，军队、群众团体办的专门对象报纸如八路军一一五师的《战士报》、山东纵队的《前卫报》等，还有以农民群众为对象的通俗化报纸，以及《大众》、《山东画报》等杂志。这些报刊不但在山东省内发行，还秘密地传递到敌后其他省市。
1938年，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机关刊物《新闻记者》（长沙出版）上登了一篇《敌人后方的报纸》的文章，文中说：“忽然接到一份从敌人后方来的七月三日出版的报纸,山东沦陷已经快要半年多了, 居然还有我们的报纸在敌人后方出版, 这可以说明那里的报人在配合广大游击队在作战。报的名字叫《抗战日报》”。“我们佩服这种‘办游击报’的精神,……这是我们伟大斗争的最实在的记录。”1939年“一·二八”青年记者总会在重庆举办的报纸展览会上，把《抗战日报》合订本特别陈列在令人注目的显著地位，展示了“游击报”不屈的战斗英姿。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报刊的成长与演变，如黄河里的浪花，时开时谢，时散时聚。然而，名字在变，规模在变，那“长风破浪”般一望无前的气势，却始终不变。
沂水党组织曾出版油印小报《青年报》，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亡运动，深受群众欢迎。当时，《大众日报》正在沂水县王庄乡云头峪村酝酿创刊，人员和物质装备都极度缺乏，于是，《青年报》的全体人员就带着私人所有的油印机、收音机、电话机和步枪加入到了《大众日报》。《青年报》本身消失了，可是它的事业却更为深入更为密切地融合进了党的革命报刊事业之中。
在全山东革命报刊事业中居龙头地位的《大众日报》，也在随时关注着各地报刊事业的发展，并给予了实实在在的援助。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调赵宏弼去鲁南创办《鲁南时报》（社长兼总编辑），派李力众到滨海地区创办《滨海时报》，并派了丁瑞光、高志纯等一批职工带着一部分器材支援鲁中区创办前卫印刷厂。派了宫达非到泰山区主持《泰山时报》，派白汝瑷到胶东区主持胶东《大众报》的工作。日本投降后，又派出大批职工支援新解放区建设，创办城市报纸。本省的如潍坊的《新潍坊报》，济南的《新民主报》，外省的如《大连日报》《解放日报》《西藏日报》等。据统计，当时全国共有二十余省市都有原《大众日报》的职工去工作。
这些报刊，面对敌人千百次“扫荡”、“清剿”、包围和突袭，从不屈服，从不气馁，传播党的声音，播撒革命的火种，揭露敌人的暴行，宣传发动群众，成为振奋士气民心的隆隆战鼓，瓦解打击敌人的“文化炸弹”！
二、革命报刊事业的重大作用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革命报刊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成为革命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
在没有广播，没有电视，更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报的年代，报纸——就是最快速的新闻媒体。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抗战能不能胜利？能不能坚持下去？国民党为什么要打内战？何时才能解放？……等等问题困惑着人们。因此，革命报刊就肩负起了宣传抗战、宣传党的政策、传播时局变化、增强人民信心的任务。为了完成好这个任务，革命报刊将时事政治信息及评论、争论时事政治性的问题作为报道的主要内容，把大部分版面甚至全部版面用来刊登新闻。当有大事件发生的时候，还会根据形势的需要编写赶印号外，把消息第一时间告诉读者。像大家熟知的《大众日报》编印的“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号外，像春雷一样振奋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
因为报刊巨大的发行量和影响力，使其在宣传组织群众方面格外有一种“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效应。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当时在北京读书并从事地下党工作的陈庆泉，按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回到老家昌邑县柳疃区，继续宣传组织群众抗战。当时柳疃是一个信息闭塞的地方，群众几乎与外界隔绝。在这种情况下，陈庆泉和同学、战友们共同商定了编印出版《抗战简报》的斗争方式。第一期《抗战简报》散发时，正赶上柳疃大集，人们你争我抢，300多份简报，一霎时就被争抢一空。300多份《简报》，就像300多支火把在群众的心中点燃了抗日的怒火。回忆起这段历史，陈庆泉感慨地说：“我们运用《抗战简报》报道抗战消息，宣传党的主张，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反过来又鞭策和鼓舞着我们……我们还学习邹韬奋编辑《抗战》的优良作风，争取做到通俗易懂，活泼生动，讲人民群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报刊不讲的话，讲《新华日报》等报刊不便讲的话，力求成为名副其实的《抗战简报》……”
1942年的时候，刘少奇在沂蒙老区指导工作，当时老区正在搞“双减”。少奇同志为了给山东提供这方面的借鉴，就把原来写过的一封给华中根据地苏中区党委关于农救会工作的信重新修改后，以一个普通撰稿人的身份给了《大众日报》。当年6月10日，《大众日报》以《盐城农救工作经验》为题刊载了此文；6月19日，应刘少奇的介绍，《大众日报》又刊载了《盐城县农救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总结》等材料。这些文章，成为山东减租减息运动的好教材。此外，报社还组织撰写了各类通讯、社论等，仅从5月1日至7月28日，就发表本省各地各类稿件达117件。这是《大众日报》创刊以来第一次系统地大规模地报道群众运动，大大加强了报纸的党性、指导性和群众性。
1943年，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研究院新闻研究室和教育研究室主任的李维汉曾指出，党的新闻工作者在进行宣传战的同时，要认识到“揭露工作是重要的部分，也是一个重要的武器”。山东革命报刊在积极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号召民众团结一致求解放的同时，坚决地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恶毒攻击，揭露、抨击他们在政治上实行专制，军事上消极抗战，战场上连续败退的反动行为，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动员群众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于国民党制造的反共事件，报刊则及时、全面地予以揭露，并进行强烈谴责。例如，1944年9月11日的《渤海日报》发表《张子良韩兆坤打着国军旗号勾结汉奸祸害人民》、《愚弄会道门破坏抗战——张景月祸国殃民》等文章，戳穿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虚假面孔和险恶用心，使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认清了他们的丑恶嘴脸。
1938年，鲁西北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阴谋反共，以致到10月中旬，发生了杀害掌握兵权的共产党人的“十三支队事件”。为揭穿沈鸿烈等阴谋反共、破坏抗日的行径，《抗战日报》连续采用杂文形式教育群众，指出“危机在发展，不是危言耸听”，“十个人做，一个人破”，“不管你的阶级背景如何，这是尽了汉奸土匪的任务”……揭露和打击了顽固派的阴谋，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认识。
宁津县委有份机关报叫《胜利报》，影响很大。报纸除散发到各机关、团体外，还分发到各村庄，张贴在墙上。一九三九年四月的一天，敌人到十庄铺进行“扫荡”，一进庄就看到墙壁上贴着各期的《胜利报》，上面登载着特务头子李振标、鲍秀祥等人的姓名，说他们为虎作伥，决没有好下场。同时又看到大街上贴满了大字标语：“中国人不当汉奸!”“誓死不当卖国贼！”伪军们触目惊心，怕闹利害了被点着名，“上了生死簿”，很快的逃跑了。
敌伪势力对革命报刊的巨大影响力其实是极为恐慌的，他们一方面大肆发行反动报纸，另一方面实行严厉的文化新闻统制政策，甚至采取卑劣手段，诬陷中共报纸欺骗群众。抗日战争时期，清河区特委的机关报《群众报》，注意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号召广大群众备战、藏粮、埋地雷，产生了广泛影响，多次使日军的“扫荡”失利。为此，日本侵略军张店旅团司令部参谋三浦梧楼竟然仿效《群众报》的式样，出版了伪《群众报》，企图鱼目混珠，欺骗群众。《群众报》立刻于1943年1月12日发表声明，揭露敌人阴谋。
革命报刊中还有格外多姿多彩的一部分，就是各种美术刊物，如《群众画刊》、《大众画刊》、《山东画报》等，这些刊物图文并茂，刊登了大量真实可信、纯朴生动的战地照片和美术作品，不仅有充实的内容，还有吸引人的的外观，每一出刊，人们就争相传阅。有些机关和报社，还把它们当作珍贵的礼品，赠送给模范人物和报刊通讯员。胶东画报社为了加强报道的战斗性，所选题材都是火热斗争中的典范。如：充满了健康的幽默感和乐观主义精神的《空手夺机枪》、《锄头打敌人》、《智擒日军飞行员》、《再让强盗强吃伸腿瞪眼丸》、《瓜蔓上的五角钱》等等。1945年4月出版的第7期《胶东画报》是一期介绍劳动英雄事迹的专辑，封面是劳动英雄张富贵牵着奖牛的镜头，作者孔东平同志前往张富贵家乡采访时，特地带了50份赠给当地农民，带给人们极大鼓舞。
事实上，这些画报不仅鼓舞着抗日军民，还被敌人的下层官兵秘密珍藏，偷偷传阅。1945年2月攻打万第时，战士们就在一个碉堡里发现了一本被珍藏在小木箱里的《胶东画报》（图5：1944年10月20日《胶东画报》），封面上，是两个抬着缴获的日军九二式重机枪的八路军战士的飒飒英姿。我军的画报被困守碉堡的敌军士兵收藏起来干什么？其答案不答自明。
在对日大反攻前夕，针对伪军悲观失望的心理，《胶东画报》绘制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贺年片，散发了“记红黑点”的传单等等小画片，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区军民的对敌政治攻势，在敌军中引起了相当普遍的反响。有的伪军表示要做好事，争取多记红点将功折罪；有的托人求情与八路军拉关系。
解放战争时期，针对国民党士兵大部分是被抓的壮丁，又受到特务的严密控制，行动不自由的特点，他们编绘了一些形式隐讳、政治内容不明显，但是容易引发思乡厌战的小册子，如《新笑林广记》、《啼笑姻缘》、《荣归》，以及《通行证》等等。这些小册子和传单，士兵们敢于收藏，敢于传阅。许多伪军和国民党士兵以及少数日本士兵，就是身带《通行证》和小册子，或前来投诚，或在战场缴械。
正如罗荣桓元帅所说的：“我以为给报馆买铅字、买铜模，并不比给部队买炮弹不重要，一张张报纸，一篇篇社论和文章就是打击敌人的炮弹。” 在很多时候，革命报刊所发挥的作用，是枪弹所不能达到的。尽管不是立时见效，影响却更为深远。
三、革命报刊事业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
毛泽东同志说过：“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报纸应具有生动、鲜明、尖锐和毫不吞吞吐吐的战斗风格。并且强调“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报纸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才能办好；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山东革命报刊事业之所以能够始终地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坚持了党的办报方针，采用了群众喜闻乐见的办报形式，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始终保持了与群众的血肉联系。
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之得名，就蕴含着群众路线的精义所在——在报纸筹备期间，山东分局明确指出，它应当是“党性同人民性统一”，“党的立场，人民的报纸”。在讨论报纸的名称时，大众日报第一任总编辑匡亚明提出，我们报纸的宗旨是立足于大众，大众办，大众看，不如就叫“大众日报”。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听后说：很好，就叫“大众日报”，名副其实地为人民大众服务！《大众日报》发刊词中阐明了《大众日报》的办报宗旨是：“为大众服务，成为他们精神上的必要因素之一，成为他们自己的喉舌，更成为他们所热烈支持的最公正的舆论机关。”自那时起至今，《大众日报》始终贯彻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山东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斗争的史实。
群众性，是各革命报刊的自觉追求。山东解放区有四大通俗报纸，分别是临沂的《鲁中大众》、渤海的《渤海大众》、鲁南的《滨海农村》和胶东的《群力报》，报名多与群众相关。其中《群力报》这个名字，源自“群策群力”一词。为使《群力报》这份小报真正成为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报纸，编辑部在稿件编写时十分注意融入胶东的方言土语，甚至坐到老百姓的炕头上去，一边听取他们的意见，一边修改订正。正是因为这种服务于大众的办报思想，《群力报》很快赢得了老百姓的认可和喜爱，并被亲切地呼为“炕头编辑部”。在轰轰烈烈的支前、参军、土改、复查和大生产运动中，它既分析形势，解释政策，又介绍工作经验，宣传英模的感人事迹，满足了农民群众对报纸的需求。它依靠遍布各地的工农通讯员，使报纸的稿子有了丰富的来源，又组织读报写报的活动，把给报纸写稿和写黑板报或墙报结合在一起，使农民群众得到了“文化翻身”。该报曾一度达到8万多份的发行量，创造了当时报刊发行量之最。
《鲁中大众》报办报的口号是“通俗化，地方化，画儿要多，字儿要大”。 战争年代长期在该报从事美术创作的刘晓刚这样阐释这一口号：“为什么画要多啊？当时识字的少啊，画呢，瞅一眼能看懂啊。”由于纸张太粗糙、印刷技术简陋，那时候照片根本无法制版，所有的形象宣传东西，全部靠木刻。刘晓刚一年刻的木刻得用地排车拉，社长宫达非打趣他说：“小刘小刘，时时刻刻刻木刻！”宫达非还亲自写了一本《大众化编辑工作》小册子，专门探讨地方报纸“怎样写群众的思想、群众的感情”；“怎样运用大众化的语言”等等。
在报刊的撰稿来源问题上，革命报刊也走出了一条群众化的路子。胶东画报社初创时仅有5名工作人员，鼎盛时也不超过10人，却担负着《胶东画报》《战士朋友》和《山东画报（胶东渤海分版）》3种画报编辑出版任务。人少事多，要想同时办好三个刊物，必须坚持办报的群众路线。他们采取约稿、启事号召、开辟专栏等办法组稿，使稿源不断增多，平均每月可以收到200多位作者的稿件，为刊物的出版提供了有力保证。撰稿、投稿者中，除专业作者外，部队从军区司令、政委到战士，地方从县长到农民群众，甚至在华的“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朋友们，也都积极参加了进来。画报社无力配备较多的专职摄影记者，他们就约请有相机的同志作为特约摄影记者为画报提供稿件。自从画报上刊登出逼真的战斗照片后，更加吸引了广大读者。以部队基层指战员为对象的《战士朋友》，不但许多稿件来自战士之手，甚至每期刊头“战士朋友”四个字，也都约请英雄模范人物亲笔书写。因此，画刊深受战士们的喜爱。
鄄城县委机关报《鄄城时报》为了增加稿源，县委书记、组织部长等人都亲自带头写稿，推动了全县通讯工作的开展。由于供稿多、质量高，还被《冀鲁豫日报》社评为模范通讯县。撰稿工作同时也推动了日常工作的开展，如九区委书记李仲言号召小区干部用写信的方式反映情况，然后他再分析综合，写成稿子。这样既掌握了情况，又向上级反映了工作情况，还对外进行了宣传，可谓一举三得。
1943年至1944年期间，《大众日报》有通讯员1900人，报社在宣传报道上提出“群众写”、“写群众”的口号，力求通俗化、大众化。在通讯员中提倡“做什么写什么”、“怎么做就怎么写”的报道方法，使“群众写”、“写群众”具体化，调动了通讯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编报办刊过程中，自然也走过一些弯路。1945年春节前，渤海画报社的同志们赶制了一批年画，自己认为“还不错”，没想到印发以后，因为内容落后于形势，群众议论纷纷。时任渤海区党委宣传部长兼渤海画报社社长的陈放要求报社工作者们要发扬上火线的精神，以农村为另一条“火线”，依靠群众搞好创作。于是，报社记者们就纷纷到农村中去，住到采访对象家中，和他们一起商量创作画稿。这回创作出的作品受到了群众的赞扬。新闻工作者们体会到，“只有为了群众，相信群众，学习群众，忠实为他们工作，才能真正创作出好东西来。”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政局时事变幻万端的年代里，那些字迹歪歪扭扭、缺笔少划的油印小报，那些纸张粗糙、印刷模糊的石印刊物，对广大革命军民来说，却是珍贵的精神食粮。当一期期报刊穿越重重包围和封锁，把党中央的声音、毛主席的声音、上级党委的声音传播开去，也就不断激起了一股股强大的战斗力量。也正因为此，革命群众用他们的全身心护卫着我们的革命报刊事业。正如毛主席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
有一次，大众日报社所在的山村发大水，把铸铅字用的铜字模都冲走了。沿河几里地的群众都主动下河去帮着摸，千数个字模，一个不少，交给了报社。用乡亲们的话说，这一个字模，比一颗子弹要紧！
1941年冬，大众日报社干部白铁华不幸被鬼子抓到。凶残的鬼子对他百般折磨，刀刺火烧，直至休克。鬼子以为他活不成了，放松了警惕。在同被抓去的郭大爷的帮助下，白铁华忍痛逃了出去，被当地人救起，送到了“沂蒙母亲”王焕于的家里。这时，白铁华身上80%的地方都被烫伤，已经只剩下一口气、连牙关都紧了。王换于一家把白铁华隐蔽到了南山山洞里，并千方百计给他疗伤。在他们的精心照料下，白铁华奇迹般地活了下来。41年后的1983年，白铁华回到了沂蒙山，他是跪着走到王妈妈跟前的。此时王妈妈已经是95岁的高龄了，但老人一眼就认出了他，含着泪说：“孩子，你终于回来了，妈妈一直挂念着你哪。”
寒天雪地、滴水成冰的12月5日，怀孕的《大众日报》社女工苏秀春疏散到山上躲鬼子时，在山沟里分娩，母子二人很快被冻得休克了。这时，一位大娘发现了她们，把娘儿俩抱进草屋，紧紧搂在怀里，用体温唤回了一大一小两条命。当她的爱人打游击回来，看到在群众的护佑下劫后余生的妻儿时，给孩子取名“姚平”，“平”是“平安”的“平”，也是“和平”的“平”。这个孩子的平安成长，见证着鱼水深情制造的人间奇迹！
四、革命报刊事业披荆斩棘奋勇前进
“艰苦是我们的，胜利也是我们的”。在革命报刊事业的创办与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数不清的艰难困苦：没有纸张，没有油墨，没有电台，没有印刷机，没有通讯网，没有交通发行网，更缺少专业的人才。但是，这些艰难与险阻，吓不倒我们的新闻战士。在党的领导下，广大新闻工作者面对各种挑战，充分发挥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置个人的荣辱安危于度外，用碧血与汗水，浇灌出了革命报刊的朵朵鲜花。
冀鲁边区的《烽火报》为了防备敌人扫荡，都是在地下室印刷出版，并且要不断地变换地点。每转移一次都需要几十名强壮劳力，在夜深人静之时肩扛车拉，把每台500斤重的机器转移安装。五年中报社共转移了20多次，行程500多公里，挖建大型地下室40多个，每个地下室的面积相当于三四间房屋的大小。
为了及时收到信息，《大众报》社电台首任台长于伯显和副台长葛次元自己试制成功了收报机，随后又试制成功发报机。发报机制成后发出的第一条消息是“我胶东部队再次解放重镇黄城集”，新华总社第二天便向全国转发了这一电讯。
《渤海画报》为了出版《火线画报》分册，派记者们直接参与每次战斗。由于亲历了战斗过程，看到了战斗场面和细节，搞出的画面很真实，连队战士看了十分受鼓舞。有的战士说：“这油印画报虽然不起眼，可是又快又真实，昨天的事今天就印出来了，人物有名有姓，事迹有情有节，信得过。”有的战士说：“下回打仗，我也创些模范事迹，上上火线画报，光荣光荣！”渤海军区的首长听了部队的反映很高兴，对报社的同志们说：今后要把你们作为战场上的特种兵使用。在接下来的战斗中，美术员带速写本上火线，看到什么画什么；编辑们在战壕里编明文，编好后立刻送首长过目；印刷员把油印机背进坑道，定稿之后立刻印出……同时，他们又都是“邮递员”，把热腾腾的还散发着油墨香的《火线画报》送到连队，在战壕里分发。战士们在战斗的空隙里看了《火线画报》，斗志更强了！
然而，革命年代办报的艰苦，决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窘迫，更有敌人的屠刀和枪林弹雨。据统计，从1938年至1949年12年间，全省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报业人员，历经大小战斗500余次，有近千人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有的牺牲在同敌人的遭遇战中，有的牺牲在前线随军采访中，有的牺牲在穿越封锁线的发行邮路上，有的是被捕后宁死不屈被敌人杀害，还有的是因长期艰苦紧张工作，积劳成疾而病故。如此巨大而壮烈的牺牲，在中国报业史乃至世界报业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
《大众日报》在战争年代，先后受到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数十次的“扫荡”、清剿和袭击，参加大小战斗一百多次。报社组成了以印刷工人为主体的游击队。这支游击队，开始时只有7条枪，但经过几十次作战后，便发展成为拥有200多条长枪、2挺轻机枪的战斗队伍。记者、编辑则利用战斗空隙，克服困难坚持出版报纸，及时在群众中传播胜利消息。最为严重的一次战斗，是发生在沂蒙山区的反“扫荡”。头上盘旋着敌人的飞机，地上轰鸣着敌人密集的炮火。报社组成的战时新闻小组，在印刷工人武装掩护下，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收报、编报、印报。而这些工作，又是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没有桌子，就在膝盖上写稿、编报；没有铁笔刻钢版，就用农民纳鞋的针磨细了代用；没有煤油调油墨，就用花生油替代；没有收报的天线设备，就把天线插在树上；没有纸张，就自己动手，用野草、树皮、麦秸等为原材料造土纸……当时，大家的生活也是极其艰苦的，没有粮食，没有油盐，就拿地瓜、花生饼充饥。《大众日报》的工作人员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保证了报纸的出版，及时把党的声音和胜利消息传送给广大人民群众。
如果把报刊比做革命军民的精神食粮，那么，发行就是那双必须的筷子，源源不断地把食粮送到抗日军民的手中。然而，发行的工作同时也是最危险的，牺牲最大的，常会遭遇敌人。
战邮员凌文起是《大众日报》著名的发行英雄。他一个人负责沂滨区57个村的送报任务。一次夜遇“还乡团”盘问他：“你是哪部分的？”他急中生智高声答道：“独立营！”于是，“独立营”的绰号就传开了。在大家的心目中，每一个交通员，都是一个“独立营”，他们往往单枪匹马，带着革命报刊，冒着枪林弹雨，穿行在敌人的封锁线和碉堡群间……把一颗颗“纸炸弹”投放到最需要它们的地方。
然而，由于当时艰危的形势，发行人员也是牺牲最多的。在战争年代，大众日报社共有530多位同志牺牲，其中就有345位是战斗在发行第一线的交通员。
1939年12月9日，日伪军“扫荡”我掖招边山区根据地。在这次大“扫荡”中，胶东大众报社社长阮志刚同志及报社编辑、记者等61人壮烈牺牲。在他们的纪念碑上写着：“他们曾经开拓了胶东的文化荒原，他们是胶东思想战线上的英勇战士。”
是的，尽管他们也许不曾在冲锋号响起的时候战斗在火线上，但是，他们，同样是英勇的战士！他们一手持枪，一手握笔，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一往无前，始终站在斗争最前沿。凭借着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和强烈的敬业精神办报，山东的新闻工作者们为党的事业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曾严肃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宣传工作中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他还强调，“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来之不易，弥足珍贵，是做好今后工作的重要遵循”。
从血与火中走出来的山东革命报刊，在长期战斗过程中，形成了艰苦奋斗、政治家办报、集中统一领导、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等一系列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用他们可歌可泣的奋斗史为党的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回顾山东革命报刊的生长进步与奋斗历程，有两条经验是不得不提的。一是坚持党的立场，无产阶级的立场，二是密切联系群众。
革命报刊在办报理念上，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及时、全面地宣传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扩大了在部队、群众中的影响，充分发挥了党的喉舌、耳目的作用，确保了山东军政工作方向的正确，促进了山东军政力量的发展壮大，为山东的解放事业和全国的解放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这是我们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史总结。革命报刊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报刊群众办，群众报刊群众看。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永远与人民共甘苦、同命运，是党的革命报刊事业顺利前行与不断发展的根基，更是党的一切事业不断发展壮大、走向辉煌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