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禛、赵执信交恶真相考
陈汝洁
王士禛（1634-1711）是康熙诗坛盟主，论诗主神韵说，开一代诗风，于清代诗学影响巨大。赵执信（1662-1744）是王士禛的姻戚后辈，康熙四十八年（1709），赵执信着《谈龙录》，对王士禛诗学、诗作嘲诮百端，遂使王、赵之争演为清初诗学的一大公案。关于王士禛与赵执信交恶的原因，历来颇受学界关注，前人已多有考述。然由于缺乏确凿史料，致使前人考论歧说纷纭，其中不乏猜测附会之谈。2008年12月2日，佳士得香港国际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出《赵执信与王渔洋信札》一件（见于该公司互联网上的拍卖预展），是一封长信，后有刘墉题跋。从笔迹来看，此件确系赵执信书札真迹。而细读此札，竟是赵执信与王士禛晚年交恶的函件，弥足珍贵。前人考述王、赵交恶，鲜有提及此札者，故笔者从解读此札入手，再考王、赵交恶之真相。三百年来之文坛公案，或可就此结案矣。
赵执信书札云：
甥婿赵执信惶恐、惶恐，顿首、顿首。十一尊舅大人阁下：前侍饮谈，方切欣幸。昨闻执端弟传责望之言，甚以为骇。既而谘之张司允，乃知玉斧之所陈者，又窃以自宽也。欲默然以俟，诚不忍使区区之怀，掩于龊龊之口。辄冒昧有言，愿垂听焉。信始学为诗，即蒙称许过当。追随十载，深知鄙性好为狂迂之论。时时面有异同，而吾舅未尝稍介意者，无以间之故也。被放以来，日远日疏。然于《题大木〈晴川诗〉》，即讥赏誉之滥；于《三昧集》初成，即以书言其小有疏误。皆承报书谬加奖慰。自庆古道可行，知己无恨。不意丁丑之秋，横被口语，无以自明，断绝笔墨者四年。后蒙曲宥，复理旧业。胆落魂悸，言必审择。其自称受声格于新城先生，播在交游，着之文笔，天下其谁不知之？非如龊龊者流，依附光华，冀有成立。实不忍轻负知己，兼不能作违心语耳。若必欲反唇相谤者，固不必始崇奉之既深且久，而后自反其说；又不必誉诸天下之人，而毁诸其子侄之前，唯恐其闻之不速也。乃若玉斧之所述则亦有之。前临别时，既持《子青墓志》以行，舆中览之数过。既至石桥，饮酌醉，而紫廷出制义见示。因攻其所短，不少自匿。玉斧愦愦，旁作谐语，漫及时辈，欲以相压。既不能胜，因举吾舅。信之推尊凡百馀言。玉斧云：“视某某如何？”信曰：“此当代一人，皆非其伦也。”玉斧又云：“比韩苏何如？”答曰：“是则未能。”坐中愕然，固征其说。信已醉狂，则答曰：“前人之称人也，不溢其量，而行文无小疏赘。如朱生《墓志》，所以誉之者可谓过矣。又，前既言不屑帖括，后不必更言‘连不得志于有司’。此为疏矣。”玉斧亦面韪之。不谓彼顿忘数百言之推尊，而独识此一段为贡谀伯父之具也。嗟呼！伤哉！使信其日留止城中，面读斯文，忽焉承问，未必不言。言而非耶，所谓“小称意则小怪之”者也；言而是耶，所谓“刮垢磨光”者也。于舅固无所损，其在信则仍是十馀年前异同之论，及其讥滥赏、言疏误，行古之道者也。前则毫不介意，而今则触之即发，将无丁丑之馀焰犹未平耶？信以不才，年垂五十，文章所就，去古甚远。今之词场，非有晋楚、刘项必争之势。信亦非如虎牢、成皋之比，其为重轻，曾何足道！而纤儿小鼓舌吻，遂使大人长者弃好崇仇，横见罪过，信复何所于避？特不忍终负三十年之知己，故喋喋陈辨，以冀鉴原。或不能释然，信有赋《青蝇》而退矣。临池战栗，寒汗如浆。执信谨再拜。谨空。
此信较长，内容颇丰，列目详考于下：
一、涉及的人物及其关系
王士禛与赵执信有多重姻亲关系。王士禛的季妹是赵执信的从叔父赵作肃的妻子，王士禛的二哥王士禧是赵执信的姑夫，三哥王士祜是赵执信堂兄赵执桓的岳父。康熙十七年（1678），赵执信娶同邑孙宝仍之女。孙宝仍的妻子王氏，是新城王与阶之女，与王士禛同高祖。以姻亲而论，王士禛是赵执信的妻舅，故信中赵执信自称甥婿。王士禛兄弟四人，而同祖兄弟排行十一，故赵执信呼王士禛为十一舅。
向赵执信传达王士禛“责望之言”的赵执端，是王士禛小妹之子，与赵执信同曾祖。检《笼水赵氏世谱》：“赵执端，字好问，号缓庵，附贡生，选汶上县教谕，载邑乘文苑传。着有《宝菌堂诗集》。”[①]《宝菌堂诗集》为王士禛评定，不少诗后有王氏评语。王士禛与赵执信交恶，赵执端站在其舅王士禛一边，曾作诗讥刺赵执信。其《经先舅渔洋公旧邸》云：“闲行枨触忽生哀，落日楼台首重回。突兀龙门群仰望，飘零宅相独徘徊。依然万壑朝宗在，不禁蜉蚍撼树来。万户千门纷甲第，更谁奖借解怜才。”[②]“蜉蚍撼树”即是嘲讽赵执信着《谈龙录》攻讦王士禛。信中开头说，赵执端代其舅氏向赵执信兴师问罪。赵执信询问张司允，方知向王士禛透漏赵执信冒犯士禛言论的是玉斧。信中所提及的张司允，为赵执信同乡张虞言，字司允，康熙四十一年（1702）举人，官曹州府教授。着有《楝堂诗》一卷、《南征草》二卷、《北征草》一卷、《小洞庭诗》一卷。《乾隆博山县志·文苑》有传。卢见曾《国朝山左诗钞》选其诗四首，其小传云：“司允自少能诗，为从舅渔洋山人所器重，以‘清真’目之。”[③]是知张虞言为王士禛从外甥。又据赵执信《先府君行略》记载，赵执信的父亲有两个女儿，其中次女“适同里壬午举人张虞言”。赵执信《张母王夫人哀辞》亦有“余（执信）女弟归张孝廉虞言”。是又知张虞言为赵执信妹夫。
检《新城王氏世谱》知，玉斧，系王启座，是王与阶之孙，王士禛族侄。赵执信的岳母是王与阶之女，即王启座的姑母。所以，王启座与赵执信的妻子是姑表兄妹或姐弟。《新城王氏世谱》载：“王启座，字玉斧，号钝斋。行一。郡增生，性孝友。嗜诗歌。胸次和平乐易。早岁从伯父大司寇公京师十余年，一时名流相与接纳。所着有《金台杂咏》、《学诗偶存》等集，伯父赏其有裴王风味，为梓而行之。”[④]“大司寇”即王士禛，曾任刑部尚书。王启座跟随王士禛在京师十余年，士禛并为其刊刻着作，自然感情较深。王启座诗集未见流传，他与赵执端交好，赵氏《宝菌堂遗诗》中有《留别玉斧》二首，就是写给他的。
王启座兄弟四人居长，其弟王启庭，字紫庭。赵执信信札中的“紫廷”，应该就是王启庭，“廷”字是赵执信的笔误。检《新城王氏世谱》：“王启庭，字紫庭，郡廪生。行二。志清行洁，为文矫健，工书法。学使者叹为异才，以大器期之。三踬棘闱，郁愤成疾，卒年三十八岁。详内翰王秋史《传》。”[⑤]王启庭能文，可能也以能文自负。他饮酒间出示制义，赵执信指示文中瑕疵，“攻其所短，不少自匿”，以致引发与王启座兄弟的争论。赵执信十四岁中秀才，十七岁中山东乡试第二名，十八岁中会试第六名，殿试二甲第六名。由此来看，赵氏娴于制义无疑，且身后有《秋谷先生遗文》（制义文）传世，他指摘王启庭制义中的失误，该是有发言权的。
还有一位当时故去的人物，即“子青”、“朱生”，此人是王士禛门人朱缃，字子青，别字橡村，山东济南人。着有《云根清壑》、《枫香》、《观稼楼》诸集，皆王士禛论定。王士禛有《题门人朱子青缃诗卷》云：“吾州之湖号莲子，数峰纯浸湖光里。当年房豹亦佳人，解道风沦历城水。橡村居士苦躭吟，寄我新诗韶頀音。仿佛鹊华秋色好，扁舟系着使君林。”[⑥]王士禛《蚕尾续诗》中有几首与朱缃交往的诗，如《橡村图为子青赋》、《送朱子青归济南二首》（卷六）、《朱子青桐荫清昼图》、《与圣舆子青游漪园》（卷七）等；《残尾剩稿》收与朱缃书信二通，可证王士禛与朱缃交往颇密。朱缃卒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二月，王士禛撰《候补主事子青朱君墓志铭》，收入其《蚕尾续文集》卷十五。
二、信札的作期
赵执信的这件信札没有写明写作日期。信中提及王士禛所撰《子青墓志》，朱缃卒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二月初三日，故这一信札的作期不会早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二月初三日。信中有“前侍饮谈，方切欣幸”以及“前临别时，既持《子青墓志》以行”等语，是知此前赵执信曾与王士禛会面并饮酒。信中又有“既至石桥”之语，石桥旧属新城县，位于新城县城以南，赵执信居益都县颜神镇，位于新城县以南，赵执信辞别王士禛回返路过石桥，这说明二人会面饮酒的地点大约是在新城。王士禛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罢官家居，康熙五十年（1711）五月十一日去世。因此，这封信的作期应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二月初三日至康熙五十年（1711）五月十一日的范围内。又，赵执信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六月写就《谈龙录》，对王士禛诗学、人品攻讦甚烈，矛盾已经激化，故而二人这次会面不会晚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六月。信中有“信以不才，年垂五十”之语，赵执信生于康熙元年（1662），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为四十六岁，这里所说的“五十年”应是举成数而言。信中又说“特不忍终负三十年之知己”，赵执信康熙十八年（1679）中进士入翰林院，王士禛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这应是二人结交之始，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近三十年。从信中所提及的《子青墓志》来看，这应该是王士禛的一篇近作，所以赵执信与他会面后，他将此文送给赵执信看。综上，赵执信的这封信大约写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二月至四十八年（1709）六月之间。
三、交恶的原因
关于王士禛与赵执信交恶的原因，前人着述中有多种说法，如《四库提要》就说赵执信向王士禛求《观海集序》不得，导致赵氏不满，遂产生矛盾；[⑦]而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则说是因为王士禛不借给赵执信《声调谱》之故。[⑧]然这些说法不见于赵、王二家着述，极有可能是猜测附会之语。着名清代文学研究家严迪昌先生在《清诗史》一书中用大量笔墨考证赵执信与王士禛交恶的原因及时间，严先生认为王、赵的诗学之争是清初文学领域里的“朝野之争”，并言“赵执信明确地形成自己的诗学观体系，并树异帜与王士禛相抗衡，是早在《谈龙录》着成前十年间就发生了。他俩因论诗而‘交恶’，渔洋‘怒’之甚，则是康熙三十五年（1696）到四十年（1701）之前这个阶段。”[⑨]读赵执信的这封信，我们知道严先生的考论并不准确。其一，从信中来看，赵、王发生激烈冲突有两次，第一次是在康熙“丁丑之秋”，康熙丁丑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第二次发生冲突就在赵氏此信写作前不久。其二，按照严先生的结论，赵执信之所以与王士禛发生争论，是因为赵氏有意与王氏抗衡。其实，从信中我们不难看出，赵、王第二次出现矛盾是由于赵氏酒后指摘王氏文章导致。而第一次出现矛盾也是由于赵氏酒后指摘王氏诗歌导致，这在《谈龙录》中有明确记载：
司寇昔以少詹事兼翰林侍讲学士，奉使祭吿南海，着《南海集》，其首章《留别相送诸子》云：“芦沟桥上望，落日风尘昏。万里自兹始，孤怀谁与论？”又云：“此去珠江水，相思寄断猿。”不识谪宦迁客更作何语？其次章《与友夜话》云：“寒宵共杯酒，一笑失穷途。”穷途定何许？非所谓诗中无人者耶？余曾被酒于吴门亡友顾小谢以安宅漏言及此，客坐适有入都者，谒司寇，遂以吿也，斯则致疏之始耳。[⑩]
赵执信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秋自家乡颜神镇动身南游广州，至次年五月返里，此行两次路过苏州。赵执信在苏州友人顾小谢家饮酒，酒酣耳热之际，谈及王士禛《南海集》中两首诗诗中无人，感情不真，于是“客坐适有入都者，谒司寇，遂以吿也”，以致触怒王士禛。从信中来看，这次王士禛火气很大，致使赵执信“断绝笔墨者四年”。赵执信在《冯舍人遗诗序》中也曾提及二人的这次不愉快。康熙三十九年（1700）赵执信德州友人冯廷櫆卒，次年，赵执信“将往哭先生（指冯氏），适渔洋公暂假归新城，余过谒公，问先生临殁状，相对陨涕。时余方以论诗逢公之愠。先生诗，皆公所谂者，言将尽取而论定之。余至先生家，遂不问其诗，避嫌且不忍也。”[11]“论诗逢公之愠”就是指康熙三十六年（1697）那次不愉快。赵执信《怀旧集》中怀念吴雯诗的小序中，也提及这件事。他说：“余好用冯氏法攻人之短，惟莲洋不以为忤。……晚相值于津门，出诗卷见示曰：‘曩之所攻，悉删改矣。’乃知其非名辈所及也。属余论定，余请俟异日。盖其时正逢阮翁之怒，不敢阑入诗坛故耳。”[12]吴雯的父亲吴允升为王士禛同年，王士禛《渔洋文集》卷七《吴临颍墓表》就是为吴雯之父写的。这篇《墓表》开头叙写王氏与吴雯的交往说：“戊申（康熙七年，1668）三月，苍头通宾客，视其刺，则雯也。跃起相见，稍稍与谈艺，多微中。”[13]康熙十八年（1679）吴雯进京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是年赵执信也赴京参加会试，赵执信与吴雯初交大约就是在这一年。赵执信于康熙四十年（1701）在天津与吴雯重遇，吴雯让赵执信论定他的诗集。由于吴雯诗作先前曾受到王士禛的称赞，而赵执信在诗学上与王士禛异趣，加之康熙三十六年（1697）二人发生了冲突，所以赵执信没有接受吴雯的请托。
赵执信这封信中主要写的是他与王士禛的第二次矛盾。与前次矛盾相比，这次与前次产生矛盾的原因很相似。同样是酒酣耳热之际，赵执信指摘王士禛《子青墓志》中的失误，并且直言王士禛的文学功绩不能与韩愈、苏轼比肩，以致引发了王士禛侄子王启座的强烈不满。事后王启座将赵执信的言论转述于王士禛，遂使王士禛让其外甥当面责问赵执信，转达他对赵执信的不满。赵氏在信中说：“信以不才，年垂五十，文章所就，去古甚远。今之词场，非有晋楚、刘项必争之势。信亦非如虎牢、成皋之比，其为重轻，曾何足道！”这与严迪昌先生所认为的赵执信有意与王士禛立异抗衡相反，赵执信在信中辩解他无意与王士禛一争高低。
四、是非曲直
赵执信有才气，为人率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有些“疏直”[14]，“不能作违心语”。信札中，他对王士禛的总体评价是“此当代一人，皆非其伦也。”其《谈龙录》也说王士禛是大家，是书云：
或问于余曰：“阮翁其大家乎？”曰：“然。”“孰匹之？”余曰：“其朱竹垞乎！王才美于朱，而学足以济之；朱学博于王，而才足以举之。是真敌国矣。他人高自位置，强颜耳。”曰：“然则两先生殆无可议乎？”余曰：“朱贪多，王爱好。”[15]
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大家之作也难免有瑕疵。凭心而论，前次，赵执信指摘王士禛《南海集》中的两首诗诗中无人、感情不真，确为真知灼见，找准了王氏诗作之病；这次他所指摘《子青墓志》中的矛盾也很有道理。为便于说明问题，现将王士禛《子青墓志》摘抄于下：
历下发地皆泉，金膏水碧，与湖山相照映。士生其间，翕清轻以为质，煦鲜荣以为词，所从来矣。 自唐李北海为守，太白、子美皆来游止。自时厥后，曾子固、苏子由、李公择、晁无咎、赵子昂相继作郡，而李文叔、辛幼安、张希孟、李溉之之流，皆以文章先后鹊起。方有明盛时，文苑推四杰、七子，而边华泉、李沧溟实为职志。又有刘希尹、殷正甫、谷少岱、许殿卿诸人，左提右挈，风流文采，遂与湖山之胜同在人口。百年已来，亦稍衰歇矣。吾门朱君子青晚出，风流文采，独能自见于当世。方期以远大，庶几成一家之言，以继诸先哲之后，而竟夭阏以死。……
子青讳缃，别字橡村。……少负逸才，自六经、三史、四库、七略，旁及天官、壬遁之书，无弗习。顾薄科举程文，以为不足为，而独致力于歌诗。其为诗，义兼《骚》、《雅》，体被文质，斡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青，彬彬然近代一作手也。子青既盛有时名，四方胜流名士过历下者，揽湖山之秀，挹泉流之洁，而未识子青，则犹以为未足也，必停车结驷而造焉。所居有“云根清壑”之堂、“枫香”之阁，花竹窈窕，房廊靓深。群贤翕集，更阑烛跋，笔墨横飞。说者谓：金粟道人玉山雅集而后，世无此乐三百年矣。自有子青，湖山若增而秀，泉流若增而洁，而今已矣。斯亦湖山之不幸也。……
子青天性纯孝，又耽尚丘壑。既连不得志于有司，则循近例入赀，得授曹郎。……[16]
此种谀墓文字，词气浮夸，揄扬过当，在古人已成风习。不过，具体到对朱缃的评价，在朱氏生前王士禛对他的诗歌评价就很高，他在《题枫香集》中说：“老夫年来，日早起坐堂皇，治司空城旦书，日昃归邸，便下帘投床酣睡，视吾舌虽在，不复阑及风雅矣。得子青新诗，如麻姑爪搔背，不禁结习复作，雨窗点笔，辄竟其卷，饮光胜尊，闻筝起舞，信有之乎！同里老友王士禛书。”[17]显然，赵执信认为王士禛对朱氏揄扬过当，因朱氏出王士禛门下，不免有阿私之嫌。赵执信所指出的“前既言不屑帖括，后不必更言‘连不得志于有司’”，确实是王士禛文章中自相矛盾之处。对于评价人物，赵执信认为应“不溢其量”，实事求是。反之，一味称述，揄扬太过，就是“滥赏”。他在《谈龙录》中说：“奖掖后进，盛德事也。然古人所称引必佳士或胜已者，不必尽相阿附也。今则善贡谀者，斯赏之而已。”[18]赵执信对王士禛“滥赏”不满，由来已久。早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他在《题大木所寄〈晴川集〉后》曾写道：“渔洋诗翁老于事，一一狎视海鸟翔。赏拔题品什六七，时放瓦釜参宫商。”[19]从赵执信的信札来看，这首对王士禛提出批评的诗，王士禛是知道的。
赵执信曾多次当面或书信对王士禛提出批评，如这封信中他曾提及王士禛《唐贤三昧集》刊刻不久，他就给王士禛写信指出书中的一些失误。《谈龙录》也有两段专记此事：
山阳阎百诗若璩，学者也。《唐贤三昧集》初出，百诗谓余曰：“是多舛错，或校者之失，然亦足为选者累。如王右丞诗：‘东南御亭上，莫使有风尘。’‘御’讹‘卸’，江淮无‘卸亭’也。孟襄阳诗：‘行侣时相问，涔阳何处边？’‘涔’误‘浔’，涔阳近湘水，‘浔阳’则辽绝矣。祖咏诗：‘西还不遑宿，中夜渡京水。’‘京’误‘泾’，京水正当圃田之西，‘泾水’则已入关矣。”余深韪其言，寓书阮翁，阮翁后着《池北偶谈》，内一条云：“诗家惟论兴会，道里远近，不必尽合。如孟诗：‘瞑帆何处泊，遥指落星湾’，落星湾在南康”云云。盖潜解前语也。噫！受言实难。夫“遥指”云者，不必此夕果泊也，岂可为“浔阳”解乎？
百诗考据精核，前无古人。好为诗，自谓不工，然能知其指归。余与申论《三昧集》曰：“右丞云：‘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诸家曲为之解，当阙疑也。储光羲云：‘山云拂高栋，天汉入云流。’下句‘云’字定误，不轻改正可也；漫而取之，使人学之，可乎？李颀《缓歌行》，夸炫权势，乖六义之旨。梁锽《观美人卧》，直是淫词，君子所必黜者。”百诗大以为然。比岁阮翁深不欲流布《三昧集》，且毁《池北偶谈》之刻，其亦久而自知乎？[20]
从这封信中，我们知道赵执信曾写信告诉王士禛《唐贤三昧集》中的失误。结合《谈龙录》来看，赵执信是将阎若璩发现的《唐贤三昧集》中的地理问题写信告诉过王士禛，赵执信所提出的质疑则与阎若璩交换过意见，阎氏“大以为然”。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赵执信的直率和富有识见。
本来，这两次事件都是发生在席间酒后，若没有好事者传话，或许就没有王、赵交恶。言语脱离了当时的语境，很容易传播走样。同时，这也极易让王士禛觉得赵执信在背后诋毁其诗文。赵执信少年科第，颇受王士禛垂青，居京十年，与王士禛相交甚密。王士禛在当时文坛上名望日高，被目为泰山北斗，作为姻亲后辈的赵执信公然指摘其诗文之失，友朋之间传播赵氏的这些言论，确实有损王氏文坛领袖形象，这自然令王士禛不能容忍，以致大伤感情，大动肝火。
五、赵氏学于王氏及“越轶山左门庭”问题
康熙三十八年（1699），赵执信为其叔祖赵进美写《行实》，向王士禛求作《墓志铭》。赵执信在《行实》中说他曾学于王士禛，文中写道：“又计当世之文，无逾新城王先生；而先生与公（指赵进美），累世交契，周旋最久，习亦无逾先生者。执信状公而有所不知，先生其知之。况执信学于先生者也，虽荒略，敢以为请。”[21]在这封信中，赵执信再次说他曾受教于王士禛。他说：“其自称受声格于新城先生，播在交游，着之文笔，天下其谁不知之？”这说明赵执信在诗学问题上确曾受教于王士禛，信中更明确说受教的是“声格”，即声调和格律。但赵执信于王士禛不执弟子之礼，这缘于赵执信对诗学的认识。赵执信在《谈龙录》中这样说：
阮翁律调，盖有所受之，而终身不言所自；其以授人，又不肯尽也。有始从之学者，既得名，转以其说骄人，而不知己之有失调也。余既窃得之，阮翁曰：“子毋妄语人。”余以为不知是者，固未为能诗；仅无失调而已，谓之能诗可乎？故辄以语人无隐，然罕见信者。[22]
赵执信认为格律与声调仅是创作诗歌的基本规律，只掌握这些基本规律而不重视诗歌的思想内容，是写不出真正的诗的。所以，在他看来，他从王士禛所学习“声格”不过是关乎诗歌创作的浅层次学问，不是诗学的根本问题。他所崇奉的是冯班的诗学理论，尤其是冯班诗学思想中强调的“温柔敦厚”、“美刺”等儒家诗教，最为赵执信所遵奉。赵执信在《冯舍人遗诗序》中说他“越轶山左门庭，弃其家学，而宗虞山冯氏，讪笑哄然，渔洋亦内薄之。”[23]所谓山左门庭，就是明代以来山东诗坛上所流行的摹古风习；所谓家学，就是他的叔祖赵进美所遵奉的“七子”诗学。赵进美在为王士禛《阮亭诗选》写的《序》中，推崇“七子”，抨击公安、竟陵和虞山诗派。他说：“近世公安、竟陵，排击历下、琅琊不遗馀力，虞山指摘，并及何、李，几于棘手骂座。然杜少陵诗中大成，而推服六朝、唐初人不容于口，自今视之，六朝、唐初人何如少陵？公安、竟陵、虞山着作具在，又何如北地、信阳、历下、琅琊乎？此语独可与吾贻上道，亦愿与贻上共勉之。”[24]赵进美与王士禛一样，诗学受明代以来山左诗风的影响，均从“七子”入手，讲求声调与格律。而赵执信则更注重诗歌的社会功用，因此他越轶山左门庭弃家学而宗奉虞山冯班。
六、“匿情避谤”再解
赵执信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写出《谈龙录》，标志着王、赵交恶公开化。从上面的引述，也不难看出《谈龙录》中的一些论点能够从这封信中找到。因此，笔者推测，赵执信写给王士禛这封信后，并没有达到“以冀鉴原”的目的。当然，王士禛晚年疾病缠身，发生这次冲突后三四年即去世，或许他已没有精力再理会这些事情。而王氏子侄如王启座等，极有可能仍从维护王士禛的立场出发，对赵执信表示不满。赵执信在此信之后，没有“赋《青蝇》而退”，[25]而是写了《谈龙录》，公开批驳王士禛的诗学、诗作、人品、学问。可以说，王、赵第二次冲突，是赵执信写作《谈龙录》的直接原因。
赵执信在《谈龙录序》中有这样的话：“私计半生知见，颇与师说相发明。向也匿情避谤，不敢出，今则可矣。乃为是录。”[26]“师说”，即赵氏所宗奉的虞山冯班之说。而关于“向也匿情避谤，不敢出，今则可矣”一句，赵蔚芝《〈谈龙录〉完成于什么时候——和章培恒先生商榷》一文和赵蔚芝、刘聿鑫《〈谈龙录〉注释》以及严迪昌《清诗史》均言赵氏之所以“不敢出”，是因为赵执信碍于其妻孙氏情面，因孙氏为王士禛甥女。及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孙氏卒，赵执信才无所顾忌，将《谈龙录》公之于世。台湾学者吴宏一也赞同此说。[27]然笔者觉得这一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王士禛是赵执信的“妻党舅氏”，这没错，但从世系来看，王士禛与赵执信的岳母同高祖，至赵执信妻孙氏，血缘关系已较远。更何况在封建社会那种夫权在家庭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说赵执信碍于妻子情面，“不敢出”反驳王士禛的言论，也不合实情。笔者认为，“匿情”就是隐匿自己的真实想法，即对王士禛诗学的这些意见；“避谤”就是避免由表达真实见解而招来的骂语。赵执信在信中说：“而纤儿小鼓舌吻，遂使大人长者弃好崇仇，横见罪过，信复何所于避？”既然已“横见罪过”，谤语已无法逃避，于是索性将自己真实的见解表达出来，所以他说“今则可矣。”
由上述，我们不难看出，通过解读赵执信的这封信，能够使三百年来迷蒙着烟雾的王、赵交恶这一文坛公案真相大白。同时，赵执信《谈龙录》中的一些主张，在这封信中已露端倪，结合这封信读《谈龙录》，能够使人更准确地理解赵执信的诗学主张。
附识：
王启座家住石桥
王启座是王士禛族侄。王士禛与赵执信第二次交恶与王启座关系很大。详见拙作《王士禛、赵执信交恶真相考实》（见拙作《赵执信研究丛稿》，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版，第20-35页），此不赘。在赵执信在致王渔洋信札中云：“前临别时，既持《子青墓志》以行，舆中览之数过。既至石桥，饮酌醉，而紫廷出制义见示。因攻其所短，不少自匿。玉斧愦愦，旁作谐语，漫及时辈，欲以相压。既不能胜，因举吾舅。”可知赵执信与王启座（玉斧）、王启庭（紫廷）发生争论的地点是石桥，我在撰文时仅据信札内容推断王启座兄弟可能居住在石桥，但未能找到文献佐证。今读《何端简公集》，是书卷十二有《题王玉斧石桥书舍》一诗。诗云：“芦花枫叶点茅庐，姑射仙人好卜居。日暮石桥红树里，一湾秋水半纶鱼。”（第三册，第186页）可确证王启座兄弟居住在石桥。赵执信是在王氏兄弟家中饮酒，以致发生争论，并最终导致与王士禛发生第二次冲突。随着赵执信《谈龙录》的公布，王赵交恶成为在清初文坛上影响深远的着名事件。所以，探清赵执信与王氏兄弟为何在石桥相遇饮酒以致发生争论，也显得略有意义。
[①]《笼水赵氏世谱》，博山赵氏家族光绪三年刻本。
[②]赵执端《宝菌堂遗诗》卷下，影印《四库存目丛书》本。
[③]卢见曾《国朝山左诗钞》注明此段引自《县志》，检《博山县志》张虞言传记中无此段话。《诗钞》所选张氏《清风店梦渔洋先生以新诗见示时先生已谢世七年矣感赋》一诗有自注云：“先生评余诗以‘清真’二字。”
[④]《新城王氏世谱》，桓台王氏家族1994年重修本，第225页。
[⑤]《新城王氏世谱》，桓台王氏家族1994年重修本，第226页。
[⑥]王士禛《王士禛全集》，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1290页。
[⑦]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59页。
[⑧]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5页。
[⑨]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20页。
[⑩]赵执信《谈龙录》，见《赵执信全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535页。
[11]赵执信《饴山文集》卷二，见《赵执信全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380-381页。
[12]赵执信《饴山诗集》卷十八，见《赵执信全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322页。
[13]王士禛《王士禛全集》，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1628页。
[14]赵执信《谈龙录序》：“余自惟三十年来，以疏直招尤。”见《赵执信全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532页。
[15]赵执信《谈龙录》，见《赵执信全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540页。
[16]王士禛《候补主事子青朱君墓志铭》，见《王士禛全集》，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2216-2217页。
[17]王士禛《题枫香集》，见《王士禛全集》，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2345-2346页。
[18]赵执信《谈龙录》，见《赵执信全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539页。
[19]赵执信《饴山诗集》卷三，见《赵执信全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75页。
[20]赵执信《谈龙录》，见《赵执信全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536页。
[21]赵执信《饴山文集》卷十，见《赵执信全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483页。
[22]赵执信《谈龙录》，见《赵执信全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533页。
[23]赵执信《饴山文集》卷二，见《赵执信全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380页。
[24]赵进美《阮亭诗选序》，见《王士禛全集》，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528页。
[25]《诗经·小雅·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郑笺》：“蝇之为虫，污白使黑，污黑使白，喻佞人变乱善恶也。”因以“青蝇”比喻谗言小人。
[26]赵执信《谈龙录》，见《赵执信全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532页。
[27]赵蔚芝《〈谈龙录〉完成于什么时候——和章培恒先生商榷》，见《淄博师专学报》1987年第3期；赵蔚芝、刘聿鑫《〈谈龙录〉注释》，齐鲁书社1987年5月版；严迪昌《清史诗》，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版；吴宏一《赵执信〈谈龙录〉研究》，见台湾《中国文哲研究集刊》创刊号，1991年3月。
（与刘聿鑫先生联署刊《文史哲》2009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