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提琴有很多秘密
——读张彤新作《连顿弓》
周海波
新年的第一缕阳光照进窗子时，我刚打开作家张彤发来的小说《连顿弓》。虽然这个题目就让人眼前一亮，但连续几天在“羊圈”里左冲右突，已经使我精疲力竭，很难对海捕大虾、葱烧海参产生更多兴味。写作的思绪也仍然停留在刚刚完工的一个有关短篇小说的论文中，一边是理论观念中的小说，一边是现在正在阅读的小说，左右兼顾，目不暇接。
在我阅读张彤小说的有限经验中，他的叙事如同平日的言谈一样，漫不经心里一定蕴育着风暴，闲笔叙述中可能埋下更多的伏笔。果然，当那个能够用流利的中文说出“我是个犹太人”的斯特因降临岛城时，好戏开场了。一个故事一旦被张彤打开隐秘的一角，这个故事就会渐次展开，透露出迷人的风致。所以，对他开篇就写出来的海捕大虾、葱烧海参，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因为这很可能是他抖开包袱的一种方式，他在作品中真正想要表达的内容也许悄然转向了故事的另一个方向。
《连顿弓》的故事从欧洲大陆到东方中国，从东北哈尔滨到东部滨海小城，最后置于一个叫岛城的城市，在这座城市的德国总督官邸隆重开场。这个贯穿东西联通南北的故事，尽可能地展现了这座岛城的滨海魅力，从中山路到安徽路，从东风剧场到榉林山林场，从黄海饭店到音乐厅，故事就像岛城的海岸线一样，曲曲折折、枝枝蔓蔓，但又是如此明晰，如此简洁。曲曲折折的是“我”受托寻找叶雅歌的过程，是故事所隐含的人生错位与音乐所表现出的神韵，斯特因与叶雅歌从相识到分别再到重逢，包含了太多的人生变化和无奈。但作品又是如此的明晰和简洁，一位曾经在岛城生活过多年的外国人，再次回到岛城，他要寻找当年曾与他一起学琴的叶雅歌，就这么简单。故事的本身是简洁的，简洁得如同一个故事提要。这是作家的一种写法，一种对故事的理解与把握，《连顿弓》就是要在复杂紊乱的头绪中寻找出一个简单的故事，在一个简单的故事中表现丰富的人生哲学。作品中有一个叙述性的语言，非常精妙地写出了这个故事与人生简洁而又深刻的内涵，“半个世纪前在岛城生活的德国老头，开口说出来的都是传奇”。传奇与这座城市以及城市中的人物或者大提琴共同存在。
《连顿弓》是一个具有丰满张力的故事的构造，这个故事是以镶嵌故事的套装方式完成的。也就是说，小说叙述的故事被镶嵌到另一个故事之中，斯特因寻找叶雅歌的过程，被岛城的文化部门利用来打造音乐之岛的城市文化建设之中，一个传奇性的文本被纳入城市文化的现实中。17岁就深得大提琴之妙的叶雅歌却在艺术就要到达顶峰之时，与他的革胡告别，深居于榉林山深处。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却在几个当事者的叙述中，成为故事大纲式的“居然没有什么故事”的故事。就这样看似简单的故事，让斯特因为此寻找了半个世纪。在这个嵌套的故事中，与在提琴的故事至关重要的是一小一老两个人物，一个当然就是作为叙述者出现的“小张”，另一个则是叶雅歌授艺过的徒弟老俞，他们既联结着现实中的各色人物，又关联着作为历史而存在的叶雅歌与斯特因，现实与历史如此纠结地缠绕着这些人物，将不同时代的故事片段剪辑一起，构成了历史场景与现实叙事中的漫长人生中的一个片段，一个横跨东方西方、纵深上百年的复杂而隐秘的故事，在这其中，音乐与历史，大提琴与人生，新乐团与音乐之岛，复杂而简单，纠结又解脱，演绎了一个让人不断回味的故事。
作品中对音乐的书写穿透了城市叙事，让人们感受到音乐之岛的魅力所在。毫无疑问，作者试图书写一座城市，一座充满了音乐动感的城市，一座文化深厚、内涵丰富的城市，作家要用音乐为城市进行美的注释，为音乐之岛寻找历史的答案，为城市展现出特有的韵律。新乐团的筹备与成立是对当下音乐之岛进行的新的阐释，而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所体现的和所失去的音乐力量，又让人们对音乐之岛产生了无可言说的感受，管局长那句“后面的事儿……”深藏着非常深刻的实用哲学，也为那个现实的故事带来推动的力量。
《连顿弓》对音乐的把握弥漫于叙事的节奏之中，让人们感受到音乐与城市、音乐与生命的共同存在。在作家的叙事中，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连顿弓的故事就是琴的故事。琴是在故事开始后出现的，几乎每一次琴的意象出场时，都是隆重而神圣的，作家在用全身的力量去表现这把琴，就像一个琴手在用他的生命演奏，音符如生命的精灵在琴弦的抖动中不断飞出，而那个巨大的相貌奇特的革胡以及被拿破仑的马刺曾经划出一道痕迹的名琴大炮，显然是比人物还要更重要的故事主角。革胡和大炮不仅与斯特因和叶雅歌的生命共同存在，而且与这座城市紧密相联，当斯特因把名琴“大炮”带到岛城的时候，不仅为“音乐之岛”增添了最生动的艺术符号，而且也为“土炮”革胡的出场做了最好的铺垫。可以想到，革胡的出场应该是作家最为得意的创举，一把土里土气的革胡就把整个故事写活了。当然，首先是作品的主人公叶雅歌以及那把巨大无比的革胡的存在，还有革胡与大炮的完美组合，才有了故事的灵动，才有了“连顿弓”这个极端想象中的小说意象。
我感觉张彤是一位特别注重叙事节奏的作家，在他的笔下，故事的构成与节奏联系在了一起，舒缓或快慢、低沉或强烈，文本随着故事的逐步展开而起伏跌宕。音乐在于节奏，在于声音对生命气息的演绎，而小说的叙事则是对富有生命力的音乐符号的形象阐释，故事的节奏如同生命的律动，起伏高低之间显示了故事与人生的内在关联。
显然，故事对音乐的书写是高雅的，而对故事中“我”的寻找的叙述又是世俗的，一边是高雅，一边是世俗，高雅与世俗形成了极端性的对立，统一于这座城市的生活与形象之中，让人们感受到了城市无处不在的音乐以及对音乐阐释的精彩，也让人们感受到了世俗生活中的粗鄙与平庸。叶雅歌如同城市中的一个符号，飘忽而神秘，世俗又高雅。叶雅歌对音乐的理解世人难有，他的隐逸高蹈的生活经历，诱使读者一遍遍地想象他的传奇，他的天才，他的平凡中的不平凡。于是，我们看到了世界上能够拉出连顿弓的两个人，曼哲克和叶雅歌，于是，我们也读到了故事的高潮到来，“这个叶雅歌，17岁时就会了独孤九剑，然后一辈子再也没有亮过剑”，而当叶雅歌再次“亮剑”时，则是两位好友也是“齐名”对手在榉林山上的连袂演出。“他们一个用的是拿破仑的马刺曾经划出一道痕迹的名琴——大炮，一个用的是那个古怪的革胡”。这个略带想象性的叙述，在不经意间把故事引向高潮。可以想象，作家为这个榉林山上的大炮与革胡的相遇而兴奋，为西方的“大炮”和东方的“土炮”完成的协奏曲而兴奋，作为读者阅读到大炮与土炮的相遇时，被调动起了无边的想象，随着小说叙事的激情一起兴奋，为此，作家叙述了一个堪称完美的想象，大炮与革胡的琴弦飞了起来，“叶雅歌的琴弓飞了起来。琴弓与琴弦不再纠缠摩擦，而开始了一下又一下的猛烈撞击”，作为一种演奏技术和艺术境界的连顿弓因此而实现了它的使命，演绎了世界上最为高尚的艺术至境。西洋音乐中的大炮和中式制造的配合西洋音乐的土炮革胡，在音乐中实现了文明互鉴，印证了不同文化世界、文化语境的共同美学。无论是大炮还是土炮，都因其懂得艺术、懂得人生的人而存在，而实现其艺术的创造，斯特因和叶雅歌在榉林山上的演奏，真正实现了“连顿弓”带来的震撼。斯特因和他的大炮，叶雅歌和他的革胡，西与东，洋与土，都是同样的低沉而温润，都是对音乐的表现，对音乐之岛的形象注解。
到此为止，小说叙事似乎已经完成了故事的使命，但如果就此结束，那也许就不是张彤的小说了。
于是，作家又构思了一个作品值得玩味的结尾。这个解构性的结局不但为大炮和土炮设置了一个最终的归宿，而且为读者留下了一个不断填补的空白，也留下了新的想象空间。用大炮和土炮演奏了维瓦尔迪的双大提琴协奏曲的两位主角斯特因和叶雅歌消失了，叶雅歌再无踪迹，斯特因鲜有音讯，就连老俞也守口如瓶，守住了所有的秘密。“所罗门之歌”的那几句颇具意味的诗，带领读者进入了新的境界：“大提琴有很多秘密，……”
读到这里，我们又会想起小说开篇所引用的《诗歌·智慧书·雅歌》中的一行诗，一个回环往复的序列就此完成：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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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波，山东昌乐县人，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青岛大学特聘一层次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文体理论整理汇编与研究（1902-1949）》首席专家。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青岛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等，出版学术专著《文学秩序世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新论》《新媒体时代的文体美学》等十余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