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和贡献
吕文明
山东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儒家思想发源地，素有“孔孟之乡、礼仪之邦”的美誉。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曲阜，发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2014年又对山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用好齐鲁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
齐鲁文化的内涵和地位
齐鲁文化是指先秦时期齐国和鲁国以东夷文化和周文化为渊源而发展建构起来的地域文化。虽然都是由周文化和东夷文化融合而成，但齐文化和鲁文化的组成元素还是有差别的。姜太公治齐的方针是“因其俗，简其礼”，对东夷文化吸收比较多，而鲁国的治国方针是“变其俗，革其礼”，用周文化变革东夷文化，所以周文化的元素多一些。广义的齐鲁文化是指今山东省境内在历史上和当代形成的全部文化类型。
最早把齐和鲁放在一起的是孔子，《论语·雍也》云：“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孔子推崇周文化，他认为鲁国的周文化保存得最好，齐国必须吸收更多周文化的元素，才能达到鲁国的境界。但这里的齐、鲁仍是两个分散的概念。最早把齐、鲁结合在一起的是荀子，《荀子·性恶篇》云：“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在这里，“齐鲁”就是一个统一的概念了，指齐鲁地域。此后，“齐鲁”作为一个词经常出现在文献中，或指山东，或指齐鲁文化。
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齐鲁文化以东夷文化和周文化为渊源，由齐与鲁两支各具特色的文化相互融合而成，具有二元一体的特征。这个二元一体既是指齐和鲁的二元一体，也是指东夷文化和周文化的二元一体，它是对前代文化的总结和发展，这是承上的意义。同时，齐鲁文化又是秦汉以来中国大一统文化的源头，两汉时期所实行的政治制度、礼仪制度与作为意识形态的经学，基本都源于齐鲁之学，这是启下的意义。
海岱考古与早期文明
过去经常讲中华文明5000年，但是今天再提5000年就不合时宜了，因为考古发现已经使中华文明的长度向前延伸到5000年以上了。山东考古文化非常具有代表性，从后李到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序列非常清晰、连贯，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山东古代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贡献。
距今约四、五十万年前，山东就生活着古猿人，1981年9月，在沂源县土门镇骑子鞍山东麓发现了猿人头盖骨化石，这是已发现的最早的山东人，也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最早的古人类。猿人之后是智人，山东最有代表性的新泰智人距今约5万到2万年。沂源猿人和新泰智人所处的时代还是旧石器时代，到了距今1万年至9000年左右就进入新石器时代，沂源县张家坡镇北桃花坪村扁扁洞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的典型代表。扁扁洞人还不懂得种植，主要生活方式仍是狩猎和采集，但已经开始使用陶器，陶器的使用和半定居的状态为农业生产方式的到来做了充分准备。
扁扁洞出土的陶器，从器形上看已初具后李文化的一些特征，所以，后李文化与扁扁洞遗址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文化传承关系。后李文化是因首次发掘在临淄齐陵镇后李家村而得名，距今约8500—7500年。后李人已经有了农业，社会组织逐渐小型化。除了临淄后李，在潍坊前埠下、张店彭家庄、章丘小荆山等地也都发现了后李文化，这些遗址大多分布在泰沂山脉北麓的高冲洪积平原上。后李文化之后是北辛文化，它们之间存在明显的传承和延续关系，学界普遍认为北辛文化是后李文化受到另外一些文化的影响而发展形成的。北辛文化最早发现于江苏淮安青莲岗，曾定名为青莲岗文化，后因滕州市官桥镇北辛遗址更典型，遂重新定名为北辛文化，其后发展为大汶口文化。北辛文化的农业、饲养业、手工业和陶器制作业均有明显发展，墓葬有分区、分群和分组，说明社会成员归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
大汶口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最具典型意义的文化之一，因首先发现于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而得名，距今约6500—4500年。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遗物特征，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中期以后出现了制作精良的玉器，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到晚期达到海岱史前文明的顶峰，出现了焦家、西康留、岗上、丹土等数座文化城址。大汶口文化之后是龙山文化，最早发现于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县（现属章丘区）龙山镇城子崖，距今4500—4000年，主要特征就是黑陶，主要分布在鲁东南沿海的丹土、两城镇、尧王城，鲁北山前地带的城子崖，鲁西的景阳冈、教场铺等。夏、商、周的文化渊源，都与龙山文化有联系。岳石文化是继龙山文化之后分布于海岱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它和发现于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时间基本相当，分别代表同一时期的东夷文化和夏文化。
把大汶口、龙山和岳石文化放在一起进行分析比较，会发现这样几个问题：现在已经发现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已不只限于鲁中北区汶泗河中上游和黄河以南的鲁北山前平原，而是遍布山东全省。这说明，此时的社会生产力有了进一步发展，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有所提高。而且，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有了一定的重合性，说明这一时期开始形成一些固定的聚居地；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海岱文化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海岱地区的人开始西进，促使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陶寺文化的形成。海岱文化是陶寺礼制的主要构成部分，这种礼制传承到三代，从而使海岱文化渗透进三代礼制中。这与历史学家构建的中国早期历史格局“夷夏东西”“三集团”等高度契合；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最大的区别在于社会组织进一步小型化，宗教神权的影响开始减弱，世俗王权逐渐强大，从社会制度上拉开了夏、商、周三代以城邑为中心的城邦时代的序幕。
儒家思想与孔子
孔子的祖先是宋国人，子姓孔氏，生于鲁襄公22年。孔子7岁时，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之后叹为观止。孔子11岁，晋国大夫韩宣子访鲁，观看鲁国藏书后赞叹：“周礼尽在鲁矣！”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各诸侯国都不遵循礼法，而鲁国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周礼和周文化，这是孔子能够成长为圣人的重要文化环境。
孔子一生主要有3大贡献：其一，开私人讲学之风，培养弟子三千。现在提到私人讲学并不足为奇，但是回到2500年前，开办私学却是个新鲜事，因为当时学在官府，孔子作为贵族开办私学是需要勇气的。孔子在培养弟子的过程中，提出了 “有教无类”的思想。孔子的三千弟子，来自鲁、齐、晋、宋、陈、蔡、秦、楚等不同国家，不仅打破了当时的诸侯国界限，而且打破了夷夏之分。孔子吸收了被中原人视为“蛮夷”的楚国人公孙龙入学，还有很多弟子来自贵族阶层，如南宫敬叔、司马牛、孟懿子等，但更多是来自平民家庭，如颜回、曾参、闵子骞、仲弓、子路、子张、子夏、公冶长、子贡等。而平民教育更能体现孔子“有教无类”的精神。孔子在教学的过程中，最重视的是“文、行、忠、信”。颜回曾经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
其二，整理古代典籍。孔子一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最主要的学术贡献就是整理六经。“六经”最早出现在《庄子·天运》中：“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孔子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百余年间的诗，共三千余篇，筛选、精编成《诗经》。孔子把当时所能见到的夏书、商书、周书进行编选而得百篇，是为《书经》，后世称为《尚书》。孔子对残存的《周礼》《仪礼》等悉心整理以传弟子，后世弟子多有记录或阐述，最终在西汉中期形成《礼记》。孔子编定《诗经》以后，把其中的所有诗篇重新配乐，是谓《乐经》。孔子为《易经》上、下经文作了注解说明性质的“十翼”。孔子又修订了鲁国史官记录的《春秋》。孔子整理了古代典籍，又传授给自己的学生，并由他们传之后世，影响深远。
其三，创立儒家思想。孔子最重要的贡献是创立了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来源于王官文化，王官文化是由上古时期的巫觋文化和祭祀文化发展到西周初年形成的礼乐文化。礼乐文化由周公创立，是在原始巫术礼仪基础上对晚期氏族统治体系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主要是规范贵族的言行举止。两周之际，平王东迁，王室衰落，原来掌管礼乐文化的王官在混乱中散落民间，孔子受到他们或者他们传人的影响，《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接受了王官文化，致力于恢复代表王官文化的周礼，创立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礼和仁。礼是孔子终其一生都在努力追求的，但早年和晚年追求的礼的内涵不同，早年追求的是恢复周公时代的礼，即面向贵族的礼，晚年追求的是面向全社会的礼。待到恢复周礼无望，孔子开始以“仁”释“礼”，关注对人的伦理道德的调整。孔子明确地把“仁”规定为“礼”的内在价值，强调外在礼制必须以“仁”为内涵，否则只是形式而已。所以，孔子所建构的思想世界是指向内外两个层面的，其中，礼代表的是外在的制度，以礼为核心，孔子创立的学说指向了社会政治；而仁是内在的德行，以仁为核心，孔子创立的学说指向了伦理道德。孔子之后，孟子发展了孔子重仁的一面，把人性作为仁政的基础，认为发挥人性之善即可行仁政。荀子则发展了孔子重礼的一面，强调了外在约束的重要，要隆礼重法，所以，其弟子韩非和李斯都成了法家的代表人物。
汉代以后，齐鲁文化从区域文化发展为影响全国的主流文化。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儒家经典进行整理、考订和阐释便成为国家最重视的学术活动。于是，发端于春秋时期的鲁国、发展壮大于战国时期齐鲁地区的儒家思想便由地域文化而上升为主流文化。
两汉时期，经学博士多出于齐鲁。从秦始皇到汉景帝80余年间，籍贯可考的经学博士共13人，齐鲁之地有8人；从汉武帝到汉献帝的300多年间，籍贯可考的经学博士128人，齐鲁之地为60人。可见，齐鲁士人在两汉经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汉初传授五经的9位大师中有7位是齐鲁学者。传《诗》者共3人，其中两人出自齐鲁：鲁人申培公和齐人辕固生。汉初最早传今文《尚书》的学者是济南人伏生，其后的欧阳氏和大小夏侯氏之学都源于伏生的《尚书》学。传《公羊春秋》者为齐人公羊寿、胡毋生和赵人董仲舒；传《榖梁春秋》者为瑕丘江生。西汉早期传《礼》学的是鲁人高堂生，最早传授今文《易》学的是齐人田何。
周秦两汉从形式上完成了对齐鲁之地的统一，而齐鲁的思想文化也通过碰撞、交流、融合等方式，逐渐实现了对秦汉国家意志的影响，特别是两汉，因为儒家思想影响力的提升，齐鲁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重心”。
齐文化的辉煌与贡献
公元前544年，吴国公子季札出使鲁国，观赏到各诸侯国的音乐。当他听到《齐风》时，赞叹道：“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齐国在历史上曾几度创造辉煌。
首先谈谈齐国首封与太公治齐。姜太公东封齐国，是西周王朝的重要战略决策——镇抚东方。齐地方国甚多，如莱国、杞国、谭国等，他们世居东夷，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性格。周武王希望姜太公能对他们形成震慑力，以保障西周王朝在东方的安全。姜太公到任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尊贤尚功，因俗简礼，重视工商业，齐国迅速强大起来，成为东方大国。这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深入思考：一是营丘的问题。根据文献所载，齐国的都城是营丘，关于其具体位置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营丘在临淄，一种认为营丘在昌乐。《史记·齐太公世家》提到“营丘边莱”，莱国统治西起今临朐，东至胶东半岛，北至渤海，南至今诸城、胶州，如果营丘在临淄，似乎距离莱国太远，莱侯不会这么远赶来争夺。据史料记载，昌乐从上古开始就是东方的政治中心，营丘在昌乐附近应该没有问题，关键是看古昌乐和临淄是不是同一个地方。二是太公被封到齐国后，发生武庚叛乱，按照《史记》所载，因为发生武庚叛乱，周成王才给予姜太公征伐大权，可以说，周武王分封姜太公镇抚东方的战略决策直到周成王时期才得以实现。那问题就来了，周公东征讨伐武庚是否到达过山东？如果姜太公在东方有征伐大权，以他的智慧和能力，周公是否还有必要率师来伐？
再谈管仲相齐与齐桓霸业。管仲改革主要包括3个方面：第一是经济改革。主要措施包括：“相地而衰征”，就是根据土地好坏来征赋税。“轻重鱼盐之利”，通过货币、商品的“轻重”关系来调控经济。“官山海”，由国家专营盐业、矿产及采取各种方式控制山林川泽。第二是人才选拔改革。齐国人才选拔实行“三选”。先由地方举贤；然后是齐桓公亲自接见，根据面视与问策决定任用与否；最后将所选官员分配到各部门，在实践中加以考察，予以重用或淘汰。第三是军事改革。主要措施是“叁其国，伍其鄙”和“作内政而寄军令”。所谓“叁其国”，是将国都划分为21个乡，士、工、商三民分住。“伍其鄙”是将鄙野之地由下往上划分为“邑”“卒”“乡”“县”“属”等五级编制。“作内政而寄军令”是把军事管理纳入行政管理中，进一步强化国君的统治，造就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经过这些改革，齐国迅速强大起来，经过尊王、攘夷和诸侯会盟，齐桓公最终实现霸业。公元前651年，齐桓公邀集鲁、宋、卫、许、曹诸国国君于葵丘会盟，周天子派代表宰孔莅会，正式承认齐桓公的霸主地位。
再谈谈2000多年前的“东方大都会”临淄。临淄作为齐国都城长达600多年，是东周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其繁荣景象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临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工商之都。管仲推行“官山海”政策，临淄城成为齐国铜铁铸造业中心。齐国盛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名贵丝织品享誉国内外，号称“冠带衣履天下”。水陆交通非常发达，连接东部沿海半岛、南部的吴楚和西部的鲁卫赵魏等地。临淄是世界足球起源地。2004年，在“世界足球起源于临淄”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足球运动的起源地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临淄。2005年，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向临淄颁发了“足球起源地认定书”，临淄古城正式成为世界足球起源地。临淄在历史上最富庶的时代并不是战国，而是西汉。王莽时期，临淄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成为全国5个经济中心之一，可以看出临淄当时的地位非同寻常。
最后谈谈稷下学宫，有学者认为它是世界上第一所官办大学，也有学者不认同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大学是西周的辟雍。《礼记·王制》载：“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西周王室在京郊的辟雍教育贵族子弟，而各诸侯国是在泮宫培养国中贵族子弟。从这一点来看，稷下学宫极有可能就是田齐时代齐国的泮宫，所以称它为大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春秋末期开始兴起的私学和地主阶层的发展，对原有的官办教育体系形成巨大冲击，所以，此时的大学教育不再是贵族阶级的特权，而是进一步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成为政治教育附合式的官办机构。因此，稷下学宫不是一所完全意义上的大学，它不注重教师对学生的培养教育，只是由先生带着一群学生来到稷下学宫，宣扬自己的强国治世思想，其着眼点并不在培养学生，而是一种定期的学术集会活动。
近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齐故城进行考古发掘，取得重大突破，在小城西门外发现了疑似稷下学宫的建筑基址。学界一般认为稷下学宫是田齐时代的产物，从齐桓公田午开始，经过齐威王、齐宣王一直到齐国灭亡，整整延续150年。但是，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所载的“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齐稷下学士复盛”，这个“复盛”肯定不是指齐威王和齐桓公田午时代，田齐时代稷下学宫最兴盛就是齐宣王时期。而稷下学宫的得名是因为稷门，关于稷门位置学界观点众多，比较主流的是大城西南门。根据现在的考古发掘来看，作为大城西南门的稷门极有可能被田齐时代建成的小城覆盖了，然后在修建小城时一体规划设计了稷下学宫。所以我们推想，稷下的学术风气由来已久，体现了齐国养士的风气盛行，这种风气可能从姜齐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稷下学宫是这种风气发展的最高峰。
对于山东历史文化的高度，无论是代表古国时代繁荣气象的城子崖遗址，还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和齐国的王霸思想，还是秦汉时期的齐鲁经学，齐鲁文化都达到了同一时期全国的最高水平。著名学者傅斯年说：“自春秋至王莽时，最上层的文化只有一个重心，这个重心便是齐鲁。”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挖掘和充分思考，是推动齐鲁文化在全国乃至世界产生影响的重要举措。
（作者：吕文明，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副院长、二级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