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秦相李斯在腰斩前，对他一齐俯首就刑，一齐奔赴黄泉的儿子，既是临终，也是临别的一句有名的话。
死在当头，能有心思说出这番言语者，非常人也。
我总觉得古人在有些方面，要比今人强些。至少，这种赴死的慷慨，这种生死不计的从容，这种坦对死神的勇气，后来的中国人，除了那些有着坚定信仰的革命党人外，恐怕再难找到类似李斯这样死无足惧的汉子了。
至于芸芸众生，大都按蝼蚁尚且惜命的哲学，贪生畏死地苟活着，只有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在去法场的路上，对着围观的人群，无师自通地喊出一声：“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但很快，这位流氓无产者的懵懂之声，也成绝响。至于嗣后的文人，也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碰上这种场面，天哪!那表现实在相当泄气；可以写无数遍磕头告饶的检讨，但像秋瑾女士那“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绝命诗，再无人敢有勇气诌出一句半句来。
于是，我觉得李斯死前对儿子说出“牵犬东门岂可得乎”，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举动。
李斯相秦，厥功甚钜。应该这样看，始皇帝的千古功绩，有一半得算到李斯的头上；同样，嬴政的万世骂名，也有一半是这位相爷出的坏主意所招来的。所以，李斯这个非常之人，就有可能做出非常之事。譬如死前扯这两句闲淡，也正是他不同凡响的地方。
马上就要行刑了，刽子手已经将那把磨得雪亮的大片儿刀，擎在手中，只等监刑官一声令下，就要将他拦腰截断，一分为二。他却有功夫，有闲心，与马上也将人头落地的儿子，侃侃然谈起陈年往事：“小二子，你还记得嘛，那时候，我领着你们哥儿几个，牵着一串黄犬，出上蔡东门去猎兔的情景么?看来，这样的闲情逸致，大概是不可再得了。”
这种对于死亡的不动声色，说是视死如归，可以；说是将生死置之度外，也可以；说是大彻大悟、黑色幽默、生命最后的调侃，都未尝不可。然而，他以这种狂狷的外在方式，说出这番话语，我认为是这位走出上蔡的河南汉子，对其追逐权力的终身选择，所进行的一次彻底的全面否定。
古代知识分子，十有九，或十有九点五，对于权力场有着异常的亲和力。近代的知识分子是否也如此这般，不敢妄说，但我认识的一些作家、诗人、理论家，和什么也不是的混迹于文坛的人物，那强烈的权癖，那沉重的官瘾，也不让古人。这倒不是孔夫子“学而优则仕”的金科玉律所影响，所诱使，而是内在的，与生俱来的，从一开始读书识字，便要出人头地的基因在作祟。正是这种基因，才产生谋取权力，和崇拜权力的冲动，以及随之而来的阿谀奉承、磕头巴结、膝行匐伏、诚惶诚恐的奴才相，卑鄙无耻、不择手段，削尖脑袋、抢班夺权的恶棍相，失去顶子、如丧考妣、致仕回家、痛苦万分的无赖相。一个文人，倘若耽迷于权力场中，自以为得意，就少不了这三相。
李斯直到腰斩这一刻，才悟道，才明白，为时已晚。如果一直纵狗猎兔至此，在老家上蔡啃干馍，喝糊糊，听梆子腔，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眼看着法场上像砍玉米秸秆似的，倒下一排排子女亲属的尸首。
他杀了一辈子人，如今，轮到他被人杀，这滋味不好受。
司马迁在《李斯列传》的结尾处，写到了这次残酷屠杀。“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夷三族”。所谓“三族”，按《后汉书· 杨终传》：“秦政酷烈，违牾天下，一人有罪，延及三族”的李贤注释，应该是“父族，母族，妻族”。这时，他明白为他权力狂人的一生，要付出多少代价。至少，好几百条性命，受其株连，与其父子同时遭到屠灭。
这位法家(按“文革”时的封号)，当他为秦始皇的铁杆屠夫时，在骊山脚下坑掉数百名儒生，连眼睛也不眨一下；但此刻，身边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的场面，大概唤醒了他早已泯灭的人性，这位秦国丞相，《大秦律》的制订者和执行者，也不由得为这个残酷暴虐的政府痛心疾首。就以指鹿为马的赵高对他的处置而言，人，只有一死，施以五刑(黥、劓、斩左右趾、枭首、菹其骨肉于市)，已经足够死上好几次，而且最后还要剁成肉酱，又如何再来进行腰斩?可这种匪夷所思的刑罚，没准还是他任廷尉那阵，颁行天下的呢!想到这里，他也只能没屁好放。
鲁迅先生曾经在《病后杂谈》中，骇异中国古代刽子手，对人体解剖学的精通，不知杀了多少人，才有这一份“庖丁解牛”般的娴熟手艺。李斯应该明白，正是他给了刽子手杀人无算的机会，才使他们练出这一份又割又剐、又杀又砍、又凌迟又腰斩而并行不悖的职业本领。于是，李斯只好领教他自己厘定的酷刑，在自己培养出的刽子手的刀下，俯首就刑。这刑罚，是一个无限延长的死亡，让你复杂地死，而不让你简单地死，让你看着自己一点一滴地死，而不让你痛痛快快地死，此时此刻的李斯，该多么怀念那一去不复返的，牵着咻咻嘶叫的猎狗，出上蔡东门，在秋日衰草丛中，追逐成群狡兔的无忧岁月啊!
后来的文人墨客，就把李斯这句死前名句，缩成“东门犬”三字，既表示恨不如初，也表示对自己追逐一生的权力基因的彻底决绝，在人鬼交替、阴阳分界的这一刻，作出来俺错了的悔愆。孔夫子曰：“朝闻道夕死可也”，对李斯来讲，也就够了。
但很多搅进权力场中的知识分子，至死也不会有这种醒悟的。哪怕进入回光返照的生命倒计时，还在意讣闻怎么写，谥法怎么订，官衔怎么挂，花篮怎么放，哀乐怎么奏，丧葬费怎么报销等等情事而不肯瞑目。余生也晚，没赶上前清或民国文人，如何安排后事，但倒多次碰上离死不远，危在旦夕，还念念不忘级别、名次、职位、衔头的当代文人，其中不少还是相识者。最后到八宝山瞻仰其遗体时，那脸容上的权力欲念，好像很难通过化妆术遮俺住。呜呼，活为权累，死还为权累，真是惨不忍睹。
于是，我越发佩服顿悟的秦相李斯，赞赏这位河南汉子临终时的自我否定。当然，还有另一位觉悟者，同样值得大书特书，那就是晋代的陆机。同时代人总把他与美男子潘岳相提并论，“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世说新语》)，估计他也是一位很帅气的青年作家。无独有偶，他也给历史留下一个死之将至，憾悔不迭的典故，恰恰是与“东门犬”对仗工稳的“华亭鹤”。
他在砍头前说“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这句话时，已是距李斯死后的511年。
陆机，及其弟陆云，为吴郡人。其祖陆逊，为吴丞相，其父陆抗，为吴大司马，是江东数一数二的大贵族。华亭，地名，即今之上海郊区，百年前，上海开埠时，还不过是小小渔村，那么，公元三世纪，吴淞江口，肯定为大片滩涂，必然有许多迁徙的候鸟，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停留。陆机“身长七尺，其声如钟，少有异才，文章冠世。”(《晋书》)
这位风流才子型的、知名度又非常高的公子哥儿，我想他一定很自负，因为他具有名气、才分、金钱、权势四大绝对优势。我遍数当代作家，兼备者简直找不到，不是有才无名，就是有名无才，不是有钱有势而无才无名，就是有名有才而无钱无势，当然，勉勉强强，降低条件，也不是不能挑出几个，可不是地瓜，就是土豆，不是獐头鼠目，就是歪鼻斜眼，真有黄鼠狼下豆鼠子，一代不如一代之憾，让人扫兴得很。所以，闭目一想，海天一色，碧空万里，秋日遨游，滨海望远，我们这位才子，优哉游哉，听那声声鹤唳，该是多么潇洒，多么自在啊!
相比之下，河南人李斯，就显得寒伧和土帽了，司马迁说他，“为郡小吏”，钱宁的小说《秦相李斯》，说他是一个仓库管理员，姑从此论，顶大也只是个科级干部而已。估计李斯先生西装是会穿的，领带未必打得好，普通话会说的，豫东口音改不了，因为经常要下乡收粮，过河水，说不定打赤脚，接受过多的阳光，又舍不得买护肤用品，也无法跟那个小白脸的贵公子相匹敌。所以，在风肃霜白的深秋季节，就没有陆机那份风雅了，只能在上蔡东门外的旷野里，气喘吁吁地跟着狗屁股后面，跌跌撞撞，满头热汗地逮兔子，和儿子们一同玩耍。
尽管家庭出身、文化背景、经济状况、门阀谱系，两人差异很大，但“东门犬”、“华亭鹤”带来的快乐，却是同样的。而且，相隔五百年这两位，那融化在血液中的权力基因，到时候开始发酵，开始膨胀，开始不安分，开始不那么规矩道理起来，也是不约而同的。
有一天，据《史记》，李斯“见吏舍厕中鼠食不，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于是，上蔡这巴掌大的县城，对他来讲，就是“厕”而不是“仓”了。凡知识分子，无论其出身雅贵，或来自鄙俗，总是看到自己的毛重，而不看自己的净重，总听到别人对自己的恭维，而很少能实事求是地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都自视甚高。于是，他让他的老婆烙了几张河南人称之为馍的大饼，上路了。
后来，西去秦国，他发现那里的锅盔，才是最适宜携带的干粮，这种不霉耐存的食品，是秦国军人具有持久战斗力的重要因素。由此，我估计，欣赏锅盔的李斯，必定是羊肉泡馍的热烈爱好者，否则，不会西去咸阳数十载，不回他河南老家一趟。前几年，经韩小蕙女士的鼓吹，文学界有陕军东征之说，兵马俑的后代们，很风光了一阵。因而我浮想联翩，没准羊肉泡馍比河南的烙饼，更助文思。隶属豫军的李斯，在上蔡蛰伏时，连文学青年也不是，后来，到了陕军地界，成了大作家，也就不必奇怪了。
《古文观止》里收有李斯的一篇《谏逐客书》，很棒。小时候被家长的戒方镇压着，也曾背得滚瓜烂熟过的，当时并不懂得文章的好处何在，但秦始皇从善如流，收回成命，使我对他刮目相看。暴君未必全暴，英明之主未必全部英明，这大概是我最早学到的一分为二法。李斯一开始，并未想投奔秦始皇，他虽有不当厕中之鼠的志向，但找一个什么样的粮仓中吃食，起点是相当低的。所以，告别父母妻子，往东而不是往西，磨洞了好几双千层底鞋，朝山东苍山走去。这就是农民的李斯，那种庄稼人播种时的小心眼、小算盘、小天地、小格局、小农经济的小家子气了。
后来，我也发现，包括农民中走出来的作家、导演、社长、总编、厂长、主任、老板、经理，都得等到小苗从泥土中冒出尖来，看到了希望，尝到了甜头，才敢放开手脚，才敢不顾一切，才敢胡作非为，才敢无法无天，一步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起来。
那几张老婆烙的干馍，早已霉得可以做大酱了，他也舍不得扔掉，在兰陵郡的名儒荀卿学塾里，含辛茹苦，只是想混一张文凭，将来到郢都寿春，在楚国政府里，弄个处级干部当当，也就谢天谢地了。谁知新来的同学韩非，在学塾中大讲国际形势、超级大国、合纵连横、战争和平之类的话题，当然也不乏黄段子、短信息、桃色新闻、小道消息，让李斯顿开茅塞，大开眼界。农民通常保守，但一旦接受了新事物，开化的速度更邪性。所以，近年来许多极新锐的作品，出自极农民的作家笔下，是可以理解的。于是，李斯觉得时机到了，对荀卿说再见了：“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
楚国这个“仓”，再大，也大不过秦国，那里才是他这样有抱负的耗子，得以施展才干的所在。权力基因驱使着他“西说秦王”，他相信，凭他三寸不烂之舌，弄个一官半职，当不难。因为自古以来的城乡差别，受教育程度，疏离于政治文化中心，缺乏社会基础和人际关系，像上蔡县出来的这位知识分子，获得权力的几率，较之城市出来的知识分子势必要低。所以，在权力场的争夺中，对于渴嗜权力而机遇不多的乡下人，往往比城市人更多冒险意识，更多投机心理，也更多赌徒思想，不遵守游戏规则的悖背做法，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非常行径，李斯也比他人更无顾忌一些，按劣币驱除良币的定律，他在秦国权力场的斗争中，倒容易处于优势地位。
就在这种权力场中的不停洗牌中，李斯脱颖而出，所向披靡，攀登到权力顶峰。
他走出上蔡时，没想到会成为世界上这个顶尖强国的首相。所以，当可能的敌手韩非，出现在秦国地面上，他就以他撵兔子的那肌肉发达的腿脚，坚定地要迈过这位公子哥的障碍，并踏死他。尽管李斯承认自己，无论在学养上，在谋略上，在文章的思想深度上，在决策的运筹力度上，远不如这位同窗，但在卑鄙和无耻上，下流和捣乱上，李斯做得出的事，韩非却干不出来。这位高傲的王子，永远超凡脱俗，永远高瞻远瞩，永远扬着那思虑的头颅，注视着动乱不已的六国纷争，却从不提防脚下埋伏的地雷，和一心要算计他的、那心怀叵测的红眼耗子李斯。
他对秦始皇说，“陛下要委韩非以重任?”
“朕早说过，寡人若得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他阴险地一笑，“陛下欲并诸侯，韩国不在其中乎?”
“哪有这一说!”
他匐伏在台阶下，一把眼泪，一把鼻涕，“陛下别忘了，韩非为韩公子，是有家国之人，最终，他的心是向着他的故土，而不是陛下，这点道理，圣明的大王呀，你要做出睿断啊!”
秦始皇一皱眉头。
李斯心里想，明年的这一天，该是他老同学的祭日了。雅贵出身的韩非，想不到李斯端给他的，不是羊肉泡馍，而是一碗鸩药。五百年后，同样也是雅贵出身的陆机，想不到拿到手里的，却是一纸军前处决的斩首令。以他家族三代领兵为将的军人风度，陆机对部下说，“成都命吾以重任，辞不获已，今日受诛，岂非命也!”慷慨从容，仍是文人意气，讨来笔墨，洋洋洒洒，给下令处死他的成都王司马颖，写了一封“词甚凄恻”的长信，然后，站直了受刑，面不改色。
毙命本非必然，纯系自己找死。他完全可以在华亭听他的鹤唳，写他的诗赋，大可不必到多事之秋的洛阳，来求什么发展，江东半壁江山，还不够阁下施展?如果说李斯以上蔡那区区小县为“厕”，还情有可原，而陆机竟把人文荟萃的江东视为“厕”，那他这只耗子也太狂傲了。
他以为洛阳不知是多么丰沛的“仓”，他以为他来到这个政治文化中心，必是万人空巷、夹道欢迎的场面，只要他一张嘴，必是最理想的安排，为文臣，非卿即相，为武官，非帅即将。即使退一万步，以他的文学声望，按大司空张华的评论：“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按大著作孙绰的评论：“陆文如排沙简金，往往见宝。”由他来领衔文坛，铨衡士林，雌黄人物，月旦潮流，更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
在他心目中，盛名、高位、要职、权威，几乎是不用吹灰之力，就唾手可得的。
其实，能当一个好作家者，未必当得了一个好官；同样，一个当得好官的人，也决成不了好作家。当官的，若附庸风雅，可以，若绝对风雅，则可能坏事。陆机的文章写得不错，他的那篇《文赋》，是用赋的形式，写出来的文学论文，具首创精神。他的那篇《辨亡论》，论东吴的兴衰存亡，也是相当重要的史学论著，他要一直写下去，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肯定是举足轻重，不可一世。但文章写得好，不一定就得做官，我们这位作家，有了这点本钱，便以为可以伸手要官，便坐卧不安，就令人不敢恭维了。他应该明白，写作是他的强项，当官是他的弱项，舍其长，就其短，最后，失败，杀头，只能说是咎由自取。 陆机到得洛阳，起初，顺风顺水，但“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被大家看不起；后来，他反水，诛贾谧，立了功，赐爵关中侯；接着，世事难料，千不该，万不该，卷入走马灯的“八王之乱”；试想一下，今天的一个中学生，从历史课本的叙述中，都难理清这场狗咬狗的血腥内讧，谁杀了谁，谁又被谁杀了。我想，在杀得昏天黑地的当时，陆机更分不清那些姓司马的一个个王爷，谁比谁更王八蛋了。
在这期间，他先为吴王司马晏的郎中令；后为赵王司马伦的相国参军；赵王篡位，他算投机成功，得以授中书郎一职；谁知很快，齐王司马率兵将赵王干掉，这样，他被怀疑策划并参与了推翻那个白痴司马衷的阴谋活动，抓了起来，等着杀头；幸好成都王司马颖，和吴王出面保了他，减死徙边，脑袋没有丢掉。
后遇赦幸免，这就该洗手了罢，《晋书》称：“时中国多难，顾荣、戴若恩等咸劝机还吴，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故不从。”其实，这位青年作家恋恋不舍，呆在都城，还是有所图谋，还是贪慕官位，还是想再赌一把。权力如醇酒，不饮自醉，何况他已经饮出点味道来呢!这也是大多数人，如蛾趋火，非要往危险的足以烧得焦煳的热焰扑去的劣根性。
这一回，他把命运系于成都王司马颖，因为授了他一个平原吏，因此，他有些犯晕，“谓颖必能康荣晋室，遂委身焉”，陆机把宝押在一个“形美而神昏，不知书”的笨蛋身上，焉有不败之理?最后，他因兵败遭谗，奸人谮害，遂被他以为的中兴之主，处死于军前。他作为一军之长，本可以将丑类整肃，不至于恶人先告状的。倘不然，交出军权，一走了之，也无不可。但知识分子的优柔寡断，当决不决，该办不办，首鼠两端，加上他文人的感情用事，只好交出脑袋，作“华亭鹤”之叹了。
现在，回到五百年前，那个“牵犬东门”的李斯，下场之匆促，完蛋之迅速，就更是不可思议了。
重新阅读这段尽人皆知的秦亡史，我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如此精明老到，如此能言善辩，如此才睿智捷，如此计高谋深的李斯，在秦始皇沙丘驾崩后，在赵高、胡亥策划的宫廷政变中，忽然成为一个处处挨打、事事被动、步步失着、节节败退的完全无法招架的庸人?为什么一个曾经是纵横捭阖，兼吞六国，明申韩之术，修商君之法，入秦三十年来，无不得心应手的超级政治家，怎么能事先无远见卓识，猝不及防；事中无应变能力，仓皇失措；事后无退身之计，捉襟见肘，竟被智商不高的赵高，基本白痴的胡亥，玩弄于股掌之上?
我想，也许一位伟人在谈论知识分子问题时，曾经引用过的一句成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可以得到解释。
李斯在他最得意时，曾经“喟然而叹”：“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而衰，吾未知所税驾也?”
何谓“税驾”，据唐司马贞《史记索隐》：“税驾犹解驾，言休息也。李斯言己今日富贵已极，然未知向后吉凶止泊在何处也。”这就是说，这位上蔡县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早就清楚，他曾经依附的那张皮，一旦化为乌有，他这根毛就没着没落，不知伊于胡底了。而“华亭鹤”主角，就更为凄惨，他想依附的那张皮，根本就靠不住，那岂不是找死么?所以，当秦始皇的尸体腐烂发臭，又将更恶臭的鲍鱼混装在车里，顶风臭三十里的时候，李斯所做的一切挣扎，都无济于事了，他只有走向刑场，这时，他悟道了，为这种漂泊不定的羽毛般的命运，值得付出一生吗?
司马迁这样写到他的结局：“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
历史是不相信眼泪的，所以，我特别膺服捷克作家伏契克《绞索架在脖子上的报告》里，那最后一句语重心长的话：“人们，我是爱你的，可你要警惕啊!”因此，无论什么样的诱惑，金色的，银色的，红色的，黄色的，粉红色的，甚至五彩缤纷美轮美奂的，我们都应该尽量离得远些，更远些；看得淡些，更淡些；想得少些，再少些；这就是“东门犬”和“华亭鹤”这样的典故，所寓涵的时代意义。
（《当代》200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