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刘宋时期的谢灵运，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朵奇葩。他曾经说过，天下文章的才华，一共只有一石，曹植占去八斗，他自己得一斗，余下的一斗，便是古今文人共分了。
曹植独得十分之八，谢客这样说，大有溢美之嫌；但他自认得十分之一，倒也不是故作谦逊。他很狂，狂得让人讨厌，然而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他所起到的作用，以及他的诗，他的文，他的画，称量起来，一斗之才，也还符合事实。
正因为这点才，谢敢十分的狂。现在有些人，没有什么才，只不过一点小聪明，因缘时会，写出一点小东西，便眼睛长到头顶上去，其实，不过是可怜的傻狂，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凡有点真才华的文人，都少不了程度不同的狂，但谢客的狂，太厉害，太过分，最后，付出砍头的代价。
临刑那一天，他还来劲，提出一个绝对属于诗人意气的要求，希望将其胡须剪下来，施舍给南海祗洹寺，作为塑维摩诘罗汉像时用。这位大诗人，出身王谢世家，是个货真价实的贵族。谢家子弟，皆风流蕴藉，令姿秀群，而谢客尤富阳刚之美，那部于思于思的大胡子，倍增丰采，令人心仪。一直到唐代，他的胡子还在罗汉塑像上完好保存。唐中宗的安乐公主，是个霸道而用淫乱的女人，“五日斗百草，欲广其物色，令驰驿取之，双恐为他人所得，因剪弃其余，遂绝。”(章绚《刘宾客嘉话录》)
谢在剪须的同时，还写下一首绝命诗：“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送心正觉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诗中所说的“斯痛久已忍”，绝对是这位贵公子的个人看法。其实，他很不能忍，而且根本不懂得忍。要懂，也就不那么狂了。他的一生，寻衅，闹事，犯狂，裹乱，始终不肯安分，不停折腾。最后，把未想深究他，但也不想跟他玩的宋文帝刘义隆惹火了，只好脑袋搬家。
谢灵运之死，自不上文字狱，因不是由文字获罪。他是太热衷政治，热昏了头，卷入刘宋王朝的最高层的权力之争中，最后随着废为庶人的皇史刘义真，一块成为输家。在帝王眼里，一个山水诗写得极漂亮的诗人，算个屁!将他逐出建康，谪放广州。在那里，还狂，地方当局随意扣上一个谋反的罪名，将其弃市。
诗写毕，赴法场，刀起处，人头落。这一年，是元嘉十年(公元433年)，谢灵运仅49岁。他要多活几年，其成就一定大大超过才高八斗的曹植。
诗人，是文人中的特殊一族 。我认识的一些定诗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可爱也可嫌毛病。说不出在什么地方，有与凡人不同之处。所以，诗人之死(当然不是全部)，也往往有别于常人。好像诗人死得和大家差不多的话，就俗了。倘不将其死，死出新鲜花样，对不起广大观众和读者似的。这样，俄罗斯第一诗人普希金，死于决斗，第二诗人莱蒙托夫同样，也死于决斗，就不值得奇怪了。事实也证明，你也许记不住他胶的诗包，可记住了他们的死，这种奇特方法的死，比他们写过的那些诗，更加脍炙人口。
这两位外国诗人，一因老婆被别人睡了，绿帽子戴得很不舒服；一因面子上很觉坍台，被贵族奚落得颇不受用。“斯痛久已忍”的爆发，很容易趋向极端。要是碰上写小说的，写散文的，就不会有这种过激反应。我当“右派”22年，一条随便什么样的狗，都趴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又如何?不也强忍下来。可俄国诗人咽不下这口鸟气，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拔出枪来，与对方叫阵。写诗是诗人强项，玩枪(包括玩政治)未必就是高手，一按扳机，人家毫毛没掉一根，自己却当场饮弹身上，死便成了诗人最后的一首诗。
比之洋诗人，国产诗人要孬种一些。从古至今，敢于诉求于决斗，来解决“斯痛不已忍”者，绝无仅有，甚至如谢灵运，跟最高当局来一个公然不买账者，也颇为罕见。说来可怜，中国文人习惯于自杀和被杀，宁肯磕头如捣蒜，缺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宁肯写检查把自己描绘成一个王八蛋，就是不敢有于抗色中“吾与汝俱亡”的勇气。
我一直想，这可能与屈原开了这个软弱的头有关。三闾大夫甚爱楚国，而楚国不甚爱他。失落之极，哀怨之极，想忍下去，忍不住，想做什么，做不了。一个人在汨罗江边徘徊来，徘徊去，希望楚怀王在最后一刻，派个通讯员来，请屈大夫回都城去高就(这是中国文人永远的梦)，那也就可以不死。偏偏路上不见有来人的影踪，于是，采用自沉之道，一死了之。
中国的第一诗人如此这般的死，中国的第二诗人李白，岂能不如法炮制?果然他也采取了同一手段，你说巧也不巧?李白，与屈原同样，也怀着这个永远的梦，东奔西走，干谒，投诚，示忠，效劳，但均不甚得意，很想做点建功立业的事情。结果不但没得到他想要的，还差点搭上自己身家性命。后来赦免了，从夜郎放回。放回又如何，年事已高，诗坛没有他的戏，或许无所谓；政坛没有他的戏，他可真是很在乎的。那晚，酒也喝高了点，就决定走前辈那条不归路，船行江心，他在月光下，看到江水中自己的影子，告诉船夫说，你看你看，老朋友来接我去荣华富贵了。说罢，扑通一声，跳下水去。中国第一号和第二号的大诗人，同是自沉，又死出一个禁止似而不尽相同的场面。一个在绝望中死，一个在希望中亡，诗人就是这样追求特殊的一族。
但谢灵运终于闹到被砍掉脑袋，实在是由于他狂到了极至。中国诗人被杀头者不少，但在杀头的诗人中间，他是最出色的一个。
钟嵘《诗品》里，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褒扬有加。我怀疑他是不是收下了谢客的红包，这是近年来评论家口袋稍微丰满的一个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原因。但谢死后36年，钟才出生，受授礼金的可能性近乎零。所以，只能看做这位评论家对谢的高看和情有独钟。他认为谢“才高词盛，富艳难纵”，并分析谢“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故尚巧似，面逸荡过之。颇以繁荣为累，嵘谓若人兴多才高，寓目即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所以，他的结论是：“谢客为元嘉之雄。”
同时代人鲍照，汤惠林，都用“如芙蓉出水”来形容谢灵堵运的诗。稍后，梁简文帝萧纲，一个写艳诗的皇帝，也说“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巧不可阶”。再往后，杜甫有“焉得思如陶谢手”，苏轼有’陶谢之超然”的赞美，到了明代，陆时雍在《诗境总论》里讲：“熟读灵运诗，能令五衷一洗。”看来，在陆先生眼里，读谢客的山水诗，就像是沐浴在富含负离子的真山真水之中，灵与肉得到荡活涤，而浑身舒泰通畅，这个评价就更神乎其神了。
后人常将他和陶渊明放在一起，日“陶谢”。但陶潜生前是不怎么出名的，在谢公子眼里，不过是个穷兮兮的乡巴佬而已，五柳先生只是后来经昭明太子的鼓吹，才在文学史上与谢并列。而谢康乐，据《文选人名录》称，谢灵运“幼而聪慧，善属文，举行立成，文章之盛，独绝当时”。《宋书》谢的本传里也说：“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竟写，宿昔之间，士庶皆偏，远近钦慕，名动京师。”
他知名度之高，比当今的畅销书作家还要卖座。从史料上，看不出他曾经炒作，曾经请评论家到场鼓吹，曾经靠脐下三寸的性描写赢得读者，曾经以他很帅的面孔印在书上自称美男作家卖弄色相。也没见他拉关系，拜码头，吻老爷子，跟诺奖评委套磁。这是一位绝对靠自己作品的实力，硬碰硬的诗人。因为他很自信地拥有的那一斗之才，他之所以敢狂，正是有这份本钱。他在文坛上的兴足轻重的地位，不是御赐恩准来的，不是唬诳骗哄来的，而是实打实地凭他作品说话的。谢灵运革除走进死胡同的玄言诗，创山水诗给文坛带来清新之风，即使从诗歌史的角度看，也是了不起的。
魏亚时期的文化人也挺有意思，服五石敢，喜逍遥游，常酩酊醉，作颓废状；讲求清高，崇尚无为，终日空谈，语必共老。反映在文学上，便是钟嵘批评的那种“理过其辞，淡而寡味”的玄言诗。谢灵运始兴的山水诗，则是对这种空泛诗风的一次反拨。他用他的大量作品，来实践他的文学主张，蔚然形成风气。谢灵运在人品上，确有许多值得异议的地方，但在文坛上，却从来不用非文学的手段扳倒别人，或咬谁一口来突出自己。
年轻时，谢灵运也是个恃才自傲，自视甚高，曾经是一个“好臧否人物”的人物。后来，经他叔叔的劝告，“言论自此哀止”(《宋书·谢瞻传》)，就用自己的大量诗歌来证明他的存在了。作家，只有作品才是最有说服力的东西，光在那里不断地发表宣言，要大家奏之为圭臬，可又拿不出一定数量和一定质量的作品来，佐证自己的文学见解，说到底，不过是一些文学瘪三罢了。
大概耍嘴皮子，是中国人千百年来不曾绝的恶习。夸夸其谈，满口飞沫，天花乱坠，云山雾罩，别人全不是，就他是。或者，先说自己不是，然后派别人的更不是。魏晋人的尚空谈，至少还有清雅飘逸的器识，洒脱不羁的风度，通脱豁达的悟性，可资鉴识智慧。当今一些文学恶少身上，除去那张大昆。和一堆泡沫语言外，还有什么呢?
谢灵运的狂，是建筑在他的文学本钱上，别忘了。他还拥有别人所没有的物质财富。晋人南渡，讲究门阀等级制度的社会未变，诗人恰巧生在了项尖儿的“朱雀桥畔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的王、谢豪门，这就注定他是个纵情享受，逍遥自在，姬妾环绕，僮仆成群的太快活的公子哥儿。谢灵运一出世，就和权势，金钱，名望，家族力量联结在一起。《南史》说他：“性豪侈，车服鲜丽，衣服多改旧形制，世共宗之。”这个华丽家族所拥有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更促成他那些可爱而又可嫌的诗人毛病，如果不加检点的话，只能往负面方向加剧发展。《宋书》称他“为性偏激，多愆礼度”，“博而无检”，正是这些性格上的弱点，使他很快地狂到了生命的终点。
刘裕篡晋后，不得不买这些名门世家的账，仍让谢灵运袭其祖职，“封康乐公，食邑三千户”。由于这样一个渊源流长的家族背景，而拥有的身份，地位，权势和财富，很容易养成他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傲慢。这倒也罢了，但跟后次子刘义真，成了关系匪和的铁哥们以后，就不再是那个自由不羁，放任奢豪，为所欲为，无所顾忌的名士派，而是一个隐则自诩为山中宰相，出则进入宫掖为太子宾客，在家田连阡陌、富甲一方，在官率意而为、放任行事的特权人物。
就以他的会稽的始宁墅而言，据他所作《山居赋》的介绍，园中有两座山，山与山间有河流，“自园之田，自田之湖，泛滥川上，缅邈水区”，可以想像那是多大的规模。“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数人，民间谣日：'四人携衣裙，三人捉坐席’是也”(《宋书·五行志》)。尤其“好为山泽之游，穷幽极险，从者数百人，伐木开径，百姓惊扰，以为山贼”(《资治通鉴·宋纪四》)。这样的奢靡浮华，享乐无厌，行为不检，扰民滋事，谢大诗人的狂也不免太过分了。
狂狷，也是文人性格的一种，但无节制，便会膨胀。他当然不满足于这种仅仅是阔绰的生活现状，因为他“文章之美，颜延之为江左第一，纵横俊发，过于延之”，这些名气，声望，成就，加上自负，那根诗人的神经，就开始发热起来，渐渐不安于位，“自谓才能宜参权要，常怀愤邑”。
中国文人，十之九自称清高，但真清高者少，假清高者多。说是不想做官，其实，每晚都在做“学而优则仕”这个永远的梦。有的人，甚至像年轻寡妇盼着再醮似的急不可待，忍不住要去染指权力。像谢灵运这样自以为是的精英，东宫太子身边的亲信，问鼎中枢，更是其朝思幕想的一件事。其实，诗人不适宜搞政治，最好的状态，就是做诗，一旦想得到诗以外的东西，常常会出问题。
于是，他插手刘宋政权的最高层的接班矛盾，《资治通鉴·宋纪二》载：“南豫州刺史庐陵王(刘)义真，警悟爱文义，而性轻易，与太子左率卫谢灵运，员外常侍颜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尝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能够得到皇子如此明确的许诺，可见在宫廷斗争中卷入之深。凡错误地估计客观形势的人，总是先对自己的估量错了。诗人根本不知道这种火中取栗的勾当，弄不好是要烫到自己的爪子的。他不但把手伸进锅里去，还在热锅里搅和，这不仅仅是不安分，而是很大程度上的利令智昏了。
外放的黜降，未足以使谢灵运清醒。紧接着，刘义真为之说好话的结果，连这位候补 皇太子也弄到京城之外当散王了。如此严重的事态，谢灵照样在游山玩水，吃喝玩乐。他还发明出一种登山用的旅游展，一头高一头低，上下山时颠倒穿用，十分方便，可见他并不把刘义真的没落当回事。太狂的人，往往失去正常人应有的感觉。
一直到大臣们设法把刘义真干掉，拥立了刘义真的弟弟刘义隆为帝，宫廷政变的斑斑血迹，这才使谢灵运意识到情况不妙。可他除在一些诗中用借寓的方法，流露出伤感情绪，并无任何收敛自己的措施；而且他马上看到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因为上台后的刘义隆还建康后，并没有惩罚他以前与刘义真交往的那一段，不顾旧恶，征他为秘书监，“赏遇甚厚”，使他神魂颠倒，不但狂放如故，甚至益发地二右五起来，认为连帝王也不敢拿他怎样。
其实，刘义隆眼里的谢灵运，比喻得动听一点，墙上挂的一幅字画，蛋糕上嵌的一颗红樱桃，中看不中用的装饰品而已。所有封建统治者看待文化人，都是用来装点门面的。《宋书·本传》载：谢灵运“既自以名辈才分应参时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许。既至，文帝惟以文义见接，每侍宴谈赏而已”。赏花吟月，敬酒行令，奉旨赋诗，歌功颂德，谢先生的任务，不过是摆摆样子，表明皇帝如何的偃武修文，如何的尊儒重士，如何的太平气象，陪着喝喝茶，聊聊天，开开心，解解闷，使得龙颜大悦，也就该打道回府。
诗人应该是聪明人，但也有不明细的时候。所谓御用文人，和给皇帝搓背捏脚、按摩挠痒的小太监们，那地位也差不太多的，不过是要让皇帝舒服罢了。但是，“王县首、王华、殷景仁，名位素出灵运下，并见任遇，灵运意甚不平，多称疾不朝直；或出郭游行，且二百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谢灵运以为闹闹情绪，甩甩架子，给皇帝一点颜色看看，会对他另眼相等。这就是诗人在自讨没趣了，皇帝会在乎他一个诗人的去留吗?就算所有的文人，都患了虎列拉，死光了，刘义隆不照样当他的皇帝?
于是，一纸公文，将谢灵运解职回家，给了他一点面子，算是他请了病假。回到会稽的诗人，神经依旧，略无收敛之意，“游饮自若”。前面提到的他一人出行，二百随从的逢山开始，遇水搭桥，吓得地方当局以为来了什么叛军、要加以防范的旅游，就是他在回始宁后发生的事。结果“为有司所纠”，“坐免官”发配岭南。到那里以后，狂如故。又被他的反对派狠狠奏了一本，诬告他“买兵器，结健儿”，要谋反。皇帝这回真的恼火了，“诏于广州弃市”。
司马光说：“灵运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于祸。”诗人只活了四十九岁，正是创作旺期，把脑袋玩掉了。如果他不那么折腾，不那么张狂，不那么树敌，只是写他的山水诗，当他的头牌诗人，也许不至于弄到杀头的地步。但他心太野，手太长，想得到的东西太多，结果什么也得不到。不但得不到，自己还把脑袋放到断头台上。
那个赞赏过谢灵运的梁简文帝，在《诚当阳公大心书》里，对他儿子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为人和为文的观点：“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所以，诗人要狂，无狂也就无诗。只有狂，才能促使灵感的爆发，意兴的升华，才能出现词句的沸腾，智慧的闪光。但切不可太狂，尤其不可傻狂，更不可狂到诗外。所以，凡为诗人者，小狂风雅，中狂讨嫌，大狂送命。这笔账还是真要好好算一算，看怎样一个狂法，更划得来?
（《十月》200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