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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安 [楼主] 发表于:2023-07-06 21:06
鄌郚总编

张玉奎丨遥远的小村庄

  遥远的小村庄
  作者 | 张玉奎

  1963年盛夏,我出生在临朐县城东北十几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后来村庄搬迁,古村落荡然无存,留给我太多太多的记忆,一生挥之不去,愈是老了,上了岁数,愈是珍惜那些往事,愈来愈爱回忆。那些留在记忆深处的童年往事,令我魂牵梦绕,依依不舍。
  俺的村庄一百来口人,那时候也许还不到,现在那村庄没了,搬迁后的废墟几乎都夷为平地,成为人家的果园,只保留下了一家,破败的不成样子,过门楼子的墙壁尚存,顶子塌落,檩条支在地上,土埋起一部分,连同一幌老木门也埋了半截。这幌老大门,也许主人过世后关起来,再也没有开过,直到房倒屋塌。院子不成院子,院墙也没了,偏房没了,正房倒塌,只有正房的后墙部分存在,残缺不全,墙皮上糊着麦秸护墙,防止北风雨淋,过去的老房子都是这样保护墙皮的。也许,自从主人过世,再也没人踏进这里半步,荒凉不堪,杂草丛生,树木枝条遍地,根植于一片废墟,荒凉得如同隔世。每逢看到我的心就在滴血一样难受,我因此更加怀念我那个失去了的老村。我的心是冰凉冰凉的。
  那个不大的村庄,四面环沟,西北角上一条出路,联通着“大陆”,也就是被人们口口相称的“台湾岛子”。现在想来,交通闭塞,出进不便,不适合人类居住,可是,放在过去是很好的地方,特别是兵荒马乱的年份,四面都是三十米深如刀切豆腐一般陡峭的土崖,相对安全。据说,早年但凡能够上去人的地方都打起了围墙,设有北门、西门,东南角那道崖坡路口也有一道门。当初老祖宗们搬迁到来时,选遍了山东省,再没有比这里更合适的地方,就在这安家落户,刀耕火种,世代生存,一直延续下来。
  村庄一条南北胡同贯通,两三米宽,靠近东边的崖头,只隔了一排人家的院子。这条窄长胡同的中部,也就是村庄的中部,“丁”字形连接着一条从西门口过来的东西小胡同,且更窄、不直通,在张永臣家门口折了个直角,一眼望不进去。
  村子南北两头各有一棵老槐树,南头的在前当街上张焕增家门一侧,粮食囤一样粗,不是很高,树冠如伞,具体有多高龄,我从没听说过,也许从没人知道。北头的在南北胡同北端左侧,张永科家门旁,树下立着一个废弃的碾砣子,不知道是那一代老祖宗弄来的,竖起来当座位坐,常常聚一些老汉老婆,老婆婆们绾着簪,一个个都是尖尖的小脚。老汉们来早的两个人坐碾砣子,对着脊背,来晚的坐地上,坐交叉板凳,女人们是不去做那个碾砣子的。那两个常常坐碾砣子的老汉是兄弟俩,都是八十岁的模样,那年代八十岁就很老的样子,两个人下巴上都留着长长的白胡子,像极了老山羊的白胡子。他们穿着一色的淡蓝色长单裤,面部颧骨高凸,瘦骨嶙峋的样子,拐杖依在碾砣子上,随时起来用于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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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的老槐树周边的沟崖上还有几棵,前沟崖上那棵最古老,张乐福家的,想来原先不是现在的样子。树墩头悬空下垂,那是树下的土日久年深崖壁坍塌造成了悬空。那个巨大的树墩头现在估算起来不下一吨重,古老的不可推算,上面冒出很多枝干来,每一根都像独立的一棵树。树墩头上有很多因枯腐形成的树洞,有的地方形成一个很好的座位,我们叫驾驶座,驾驶汽车,驾驶飞机,坐上去玩得很兴致。一个墩头上有好几个这样的座位,坐进去很舒服的,我们一群村庄里的孩子,年龄大小差不多,一群猴子一样,十几个人都从土崖头上面爬过去争抢座位,位置有高有低,自然都想占到最高的位置,象征着指挥权在握。有时用褂子从上面平地里兜来细土,倒进最高的树洞里,树洞连接着树洞,一直曲折地从树墩头最底下的小洞里流出,淌到崖头下面,离地三米多高,堆积成圆锥形一堆,管这叫“拉细面”,也是我们争着做的事情。这个巨大古老的槐树墩头距离崖壁两米多远,粗壮的树根连接着崖壁,每逢上去都十分小心,生怕一脚悬空踩下去,常常是爬过去,再危险也阻挡不住一颗火热的童心。
  数起来,俺村庄四周的崖坡上都有老槐树,张佃瑞家东一棵,在张乐恕后窗户对面,家西一棵,在他家西屋西南角上,我记事时只剩了个树墩头,冒出一圈槐树芽子,旁边被雨水冲出一个大豁口,露着两根横着的粗树根,就要冲到西屋地基石了。我从哪里通过都是背对着西屋后墙,身子贴着墙壁,小心翼翼。
  张永森家东崖坡上一棵,张乐福家东沟坡上一棵,刘志朴家东一棵,张永孟家东一棵,都生长在崖头上。
  村子西南角有下去的路,张乐恕家在半崖坡上一块小平地里居住,大门口对面一个小烤房,从没有记忆在这里使用过,却是有炉渣倒在一旁。生产队早期在这里烤过烟,也许大集体之前的单干时期,属于个人的,不知道是张乐恕家的还是张佃瑞家的,至今搞不明白。这个小烤房后面一条羊肠小路,拐着弯下去,两边栽有梅花护坡,底下还有几户人家,同一门亲兄弟。烤房角上的坡路边上一棵老槐树,烤房南面的梅花和桕树棵子里另有一棵,一抱搂不过来的粗细。
  数来还真不少,张乐文家西墙跟还有两棵,都在墙外,北边一棵斜立着生长,枝干延伸遮着张玉贵家的南屋和栏圈。
  前河后坡里有桕树,这种树不大成材,根部生长一种树菌,干蘑菇一样的形状,扎裹喉咙嘶哑、嗓子疼有特效。有年冬天,大雪过后,遍地白皑皑一片,村庄前面河岸边上的土崖都挂上了白雪,冶源有人冒着大雪专程大老远地跑来找寻这种东西,叫桕枂,想来别的地方不多见。我是亲眼见到的。那个人在雪后的崖坡上,一丛丛桕树都找遍了,用手扒着雪找,双手冻得通红,甩着手上溶化的雪水,衣裳上擦,放嘴上哈着暖气。
  西沟崖上有种稀奇的树木,我们那时管它叫“巴麻子”,结的果实一嘟噜一嘟噜,小小的颗粒像麻椒,颗颗都是青色的,老了也不变红。树木生长缓慢,十几年也不大见长,甚至一丁点都不见长,树身上生有绿色的树苔。大凡生有苔藓的树都是铁树,几乎永远不见长。它的叶片极为光滑,青绿的颜色十分鲜亮,明净净的,在别的地方、别的村庄都没有发现,好像只有我们村庄才有。直到几十年后,笔者带着临朐县城里买来的五彩石去到苏州文庙,见到文庙里有几棵这种树,无论树形还是颜色,还是果实和叶子,都像极了“巴麻子”,我当时就确认了,令我思忆老村庄里西沟崖上的这种稀有树木,令我思忆起童年往事。从不知道这种树在我们这里生长了多少年,是怎样传播过来的,还是天生就有的。土崖壁上裸露着它的粗根,弯弯曲曲,没有一条是顺直的,垂下崖壁扎进土里。树根上同样生着树苔,古老的样子,根根都像布袋一样粗,盘根错节,可想它的古老。之所以裸露,则是因为崖壁坍塌,本不是生长在崖壁之外的。我则经常从下面抱住树根往上攀爬,越是难于攀爬的地方,越是令我倍感兴趣地勇于挑战。树墩头底下的土壁上还有树根腐烂形成的烂树根洞,里面树根木质烂得像灰,我曾伸进胳膊掏出一把来看看,烂得不成形。竟然有一回,我从里面掏出一个鸡蛋,不知道什么小动物叼进去藏起来的,现在想来也甚感奇怪,不确定是不是黄鼠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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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子四周深深的土崖壁,很容易被雨水冲塌,我们祖先很聪明,移来迎春梅栽植。迎春梅根系十分发达,牢牢地守固泥土,这用途全世界再没有比它更好的植被了。长长的梅花枝条垂下崖壁,每年清明节前后,鲜花怒放,春风荡荡,形成梅花的瀑布,十分壮观。
  “台湾岛子”上二三十户人家,我的记忆里都很普通,没有过成地主的。东南角上那户人家据说以前过得最好,被杂牌队伍砸了固定,绑起来吊到树上一顿毒打,硬按他一个罪名——“私通八路”,把他家的粮食全抢光了。他家偏房是仓库,里面粮食囤折着折子,顶着屋笆,一个连一个,个个装满粮食。一辆手推车推两麻袋粮食,车子接着车子,从村庄东南角绕到庄后,折回来下西沟,过南河,车队到了土地庙子,直线距离可能排列二里路,后面的车子还没出他家院子,你说有多少粮食推出来!我不知道他家的钱有没有被砸了去,他家应该是有些钱的。当年我与沙崖村一位老人家一起用餐,他说年轻的时候给我村这户人家去青岛买烟,推着木轱辘车子,青岛一趟来回半个月。他还说,那时英国人收烟,卖给英国人。咱临朐黄烟质量最好,出了名的好,到哪都受欢迎。那时烟叶很值钱,地里种烟比种任何一种作物都好,最有经济价值。几乎那时所有农村的有钱人家,都是依靠种烟起家。他说,他这东家就是有钱的,他家每年都种很多烟叶。
  这户人家是有儿子的,后来娶了养老女婿。兵荒马乱的年头,他家招了土匪,由于有些身价,这户人家的男主人夜里不敢睡死,人家说他睁着眼睏。一天夜半时分,土匪跳进他家院墙开了大门,尽管落地轻轻像只猫,还是被他听见了,衣服没穿,赤脚光腚下了床,悄悄把门开了道缝,从门缝里看到,几个土匪架着他十几岁的独生儿子往大门外拉。他顾不上想许多,赤身裸体走出来,院子里捡起一块砖,那伙人已经架着他儿子出了院门,他趴到墙头上,对着一个家伙的脑袋就是一砖头,那家伙哼了一声倒在地上,被他们的同伙拖拉着逃走了。土匪顾不上架票,保着自己人逃进了东沟。后来村里人赶上林集听东乡里人说,那伙土匪是上林的,挨了一砖头的那个抢回去,没活过天明就死了。后来,这户人家的儿子也死了,是那夜被架时吓出了一身病,脸瘦焦黄,吃不下饭,求医不得治,那年秋后死的。
  东胡同里还有一户人家过得曾经不错,可是早就宅子没人居住。门口朝东,门楼塌了,但是基石还在,一块块都是外面运来的青石,用錾子加工过,有角有棱,方方正正。除此之外,村庄里所有的房屋地基,都是下沟捡来的红石头,垒的也矮,没有钱是不会用这样的好石头。再说这户人家的北屋,青砖包皮,小瓦接檐,这在当时,我们全大队五个生产队、三个自然村中,也算是上好的房子了,鬼子时里张大乡长家的房子也好不到哪里去。这户人家是怎么过起来的,又是怎么败下去的,人都去哪儿了?我不得而知,也从未听说过,只知道这房产属于原主人的近属,后来两家院子打通,一个大门里进出,早就不走东门了,改由西南门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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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这两户人家,村庄里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贫下中农,所有人都过着艰苦的日月,房舍没有一家像样的。一九六零年前后,我们村子里人饿得不轻,我老爷爷就是那个时代饿死的。那年老爷爷八十五岁,身体健康,十几里路走着能去赶营子集。吃集体食堂,伙食定量制,而且越来越差,以至于稀粥也难以为继。老爷爷以为自己年纪大了,活着没用,绝食求死,省下一口粮救救年小的,主意拿定,任谁劝都没用,执意坚持,第五天下晌就过世了。我始终以为,因为他老人家的大恩大德,才有了我们这些后辈人。
  村庄东南角有个土屋,现在看上去很不成样子了,时隔几十年不到那里,再去看看几乎塌得看不出痕迹来了,只剩了个小龛,就是原来土屋的最里面一部分。小时候我常常进去,又高又宽,跟上两间大屋的容积,也是没有门窗了,已经没人居住,里面盛着附近人家的柴草,由于隐蔽,有人当成厕所,进去大小便,粪便像狗屎一样这里一滩那里一滩。土屋顶上裂着纹,纹很宽,有巴掌那么宽,还有个鱼鹰的窝,是个胳膊粗细的小洞,黑洞洞的看不进去,洞口周围鱼鹰出进蹭得溜光,还有些白色的鱼鹰稀便是干的。整个土屋烟熏火燎,裂缝里都熏黑了,一看就知道先前有人生活在这里。听说是一个瘸巴,名字最后一个字“安”,故而叫他瘸巴安。我们张姓的一个老头子,一个老队长,家住庄后头,那年年纪已经很大了,他对我说过,他小时候很调皮,沿着东沟崖半坡里一条不常走人的小道,从村庄后头走到前头,来到土屋里,瘸巴安见他煮了一锅子饭,还冒着热气。瘸巴安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想起来时半崖坡里有人扔了只死猫,跑回去捡来,掀开瘸巴安锅盖,把死猫放进去而后盖了盖子就走,若无其事一样。
  怎么说瘸巴安不是好东西呢?他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的腿知道是怎么瘸的吗?现在的人恐怕知道的不多了,当初那个年代可是无人不晓。瘸巴安人高马大,胳膊有人家的大腿粗,大个子,浑身力气,就是不干人事。村子里有个寡妇,沟西村子里几个老光棍跟他同时看上了,与瘸巴安争抢,都不是瘸巴的对手,一个个怀恨在心。一天夜里,趁瘸巴安翻墙跳进寡妇院子里,几个老光棍怀抱土枪土炮,装足火药、铁砂,大把大把地装进枪里,要打死一匹老狼的劲头,往狠里下手,打死他。等瘸巴办完了事爬上墙头出来的时候,月明影下几个老光棍同时对准了他开枪,砰砰砰一阵枪响,瘸巴安这头野驴一样的壮汉,扑通落下墙来,像跌下来一头死熊,浑身是血,动弹不得。几个老光混终于除了一害,以为把他打死了,后来知道没打死,只是打瘸了一根腿。他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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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想知道他是怎么不干人事的吗?当年郑母香山上住着土匪,土匪头子是我们这一带人,瘸巴安好吃懒动,不想干活,就想着以老乡的身份去投土匪。到了那里,土匪头子观察他两天,见他虽有一身野蛮力气,不够灵活,不够心狠,不够胆大,打发他回来了,不收留他。做土匪也是有条件的。
  这个人是怎么死的呢?确定是饿死的。
  一九四二年,临朐成了无人区,十室九空,村庄里黄蒿长的屋檐高,锅框子里抱马虎,瘸巴安去不了关东,也不能闯山西,他和极少数的村里人留守家园,尽管走了好多人空着很多房子,他依旧住在土屋里,住在“台湾岛子”东南角半坡里那个大土屋。那个土屋是不是他开创的我不知道,但我听说那个土屋常常聚人,瘸巴安也是“好人缘”,其实也是那个时候人没有多少事情干,特别是秋收之后,一直耍到来年春种,这段时间特有空闲,不像现在的人都忙,看看村庄里没个闲着的人,都工作,都找活儿干,都在挣钱,也都缺钱。
  有一年冬天,来了个小叫化子,说是他小,年龄并不小,算是中年人了,只是人长得矮小瘦弱。此人穿一身破破烂烂的衣裳,冬天天冷,那时候下雪天格外多,天寒地冻格外冷,他发现了瘸巴安一个人住着冬暖夏凉的大土屋,住进来就不走了。晚上在旮旯里蹲着睡,从不躺着,剃葫芦头,一根毛不剩。瘸巴安那性子容不得人,小叫化子能住长久了,亏得有一手绝活,他会偷鸡,是个地道的偷鸡贼。时间久了,村庄里人发现了他的秘密,他总是偷鸡来土屋里跟瘸巴一起煮着吃,瘸巴得了他的好,当然也就不爱撵他了。有人好奇,跟着这个偷鸡贼看看他是怎么偷鸡的,只是听瘸巴安说,他偷鸡偷得真是个妙啊,鸡不呱吆,一偷一个准。他去到一户人家大门口蹲着,等人家的母鸡领着公鸡走出来,从怀里掏出根线一扬手撒出去,线头上拴着个消息,像个铁蚂蚱,一群鸡发现跑过去疯抢,只一啄,那消息就发作,把鸡嘴撑开,叫唤不出来,钓鱼一样,钓着一只鸡,拉过来把鸡脖子一拧,鸡就死了,还没哼一声呢,揣进怀里带走。就这么容易!
  尽管瘸巴安得了不少好处,白白的吃了不少鸡,还是常常暴打小叫化子,人家蹲在地上,他骑着人家脖子,两手巴子轮番掴人家头顶,咣咣打得响。小叫化子好钳子,硬是咬着牙不哼声,不叫疼。那个冬天过去了,小叫化子出去偷鸡就再也没回来,不知云游到哪里去了,估计不是被人家抓住送了官,是天暖和了不再忍受瘸巴安两手掴他头顶的罪,忍受够了。
  说说瘸巴的死。据留守在家没去闯关东的人说,瘸巴安好牙口,在土屋跟前爬着走,土崖下一个冬天落下很多干巴酸枣——崖头上一溜尽是棘子。他大把大把地划拉,划拉来一把把往嘴里按,嚼得咯嘣咯嘣脆响,不吐渣,嚼嚼全咽下去,眼看着跟老牛吃草一样,一团一团咕噜咕噜地从他脖子里滚下肚去。地上的酸枣划拉完了,槐花开了,他大把大把地撸槐花吃,吃完了槐花,再有不长一段时间小麦就灌浆了,到时就饿不死他了。青黄不接,他就是那时期饿死的……
  一九五八年入了社以后,各家各户的农田和家具归公,牲口也归公,牲口集中到村庄后面一个院子里喂养,叫饲养院。说是一个大院,其实没有大门,出进由西北角一个大豁口子通行。进门一溜长长的北屋是烤烟炉和生产队的仓库,最末端是两间矮小的房子,一间比一间矮,头上一间里面盛着个大叫驴,拴在一个驴槽上,地上尿得有水湾,驴尿黄黄的,黄河里的水一样浑,散发着熏人尿臊气味。大叫驴有时呲着大门牙傻傻地对着天,有时用蹄子扒地上的土,还可能闻闻它自己的粪便,常常是闻了粪便就呲牙,最爱闻的是异性粪便,表现尤为突出。饲养员在地上垫了干土,不乏有些土坷垃,也有些驴屎蛋子夹杂其间。这驴屋里通着个小房间,房屋里支着盘小炕,炕前面一个小小的窗户,常常把炕烧得温乎乎热,是饲养员的卧室。房屋里藏着个紫色的瓷罐子,里面是半罐子煮豆,加了盐煮熟的,作为牲口的精饲料,很馋人。我只和别人一起偷吃到一回,下一回就发现在一进房屋门口的上方搁着一条板子,瓷罐子撮在上面我够不着。
  几只烟炉中其中两只是对着的,叫对炉,共同使用一个火棚子,里面盛煤炭,两个看炉人员休息和工作都在这里。使用对炉有好处,可以一个人看两个烟炉,司炉人员倒替着歇歇。对炉的下面连接着一个仓库,也是一个烟炉改的,只有人家开门的时候,我才看到里面墙上挂烟杆子的凹槽还保留着,以及地面深陷,足以说明以前是烟炉,支过炉洞子。
  对炉火棚子是留有后门的,平时堵着,过麦的时候开放,因为后面通着生产队的打麦场,开了后门出进方便,主要是方便了生产队的管理人员,这部分人走的最多,进出后门就像进出自己的家门。
  麦场面积很大,很平整,盛放好多麦子,场院里有十个八个的大碌碡。我永远也忘不了,对炉火棚后门口那棵老杏树,比碌碡还粗,不算很高,树冠伞状张开,遮下一大片荫。过麦的时候杏子发黄,接近成熟,叫“麦黄杏”。我爬上去,先是抱不过树干,踩着个竖起来在树根前的石碌碡往上爬。杏树多年多载,枝干也是很粗,树冠张开巨大。我胆子很大,能够从粗枝上转到细枝上,并且敢于在上面坐着站着两种姿势摘杏。那时物质匮乏,什么都缺,树上杏子也不是很多,好够的地方早都被别的孩子摘去了,我只能冒险到枝梢上去,我一个小人,拽得枝梢颤悠悠,还在上面自鸣得意。找到的杏子不熟,自然不好吃,但也有满满的收获感。我在杏树的枝叶里,可以窥见全场院的人各在干什么,我不说话,不吵嚷,走到杏树底下的人也难以发现我,有时扔一个杏子下去,树底下的人捡了杏,抬头半天都找不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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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饲养院里的小牛在杏树底下遭受酷刑,哞哞地惨叫声我至今不忘。那是土法给小公牛阉割,多在春夏之交的时节发生。生产队长安排几个社员不上坡,专门砸牛蛋。把一头小公牛硬生生放到,几个壮年人用力摁住,用布条把牛的蛋根缠绕好几层,垫在一块木墩上,拿一块齐头的劈柴压住蛋根,另一个人抬起手臂,攥着锤头把柄论起来砸劈柴上头,每一下砸去,小公牛都发出一声惨叫,疼得把脖子一扬老高,之后头颅重重地摔在地上,连续反复,直至砸烂了蛋根。为防止小公牛死去,必须有人牵着遛步,第二天那个牛蛋就肿得不成样子,小牛走路不稳,甚至由人拉着才强行挪步。小牛背上搭着半截麻袋,里面装了点东西,看样子分量也不是很重。
  张三老头子曾嘻嘻笑着对我讲过,隔山邻村石庙子,一群小孩子看了砸牛蛋上瘾,上到山上去剜菜,就把一个小孩放到,学着大人砸牛蛋,把那小孩砸了蛋,砸没了生育,长大了害得媳妇娶不上。三老头子一边说一边笑,竟然哈哈大笑起来,嘴里几颗大金牙闪闪发亮,喷着唾沫星子。
  正是这个打麦场,当年张老汉还住在“台湾岛”上,后来搬到申家董庄居住。他那时的家与打麦场相隔不远,晚饭后乘凉,一个人来到麦场里,坐在一个闲置的碌碡上抽旱烟。农历五月的夜晚,暖风煦煦,一派温热,场院里静悄悄,月光照得明净净,无规则地几个大碌碡散落其中,场院四周都是黑黢黢的树木。他脱下牛鼻子浅鞋,跷着二郎腿,抽着旱烟,烟头上的暗火一明一灭,悠闲自得。忽然,他的视线里出现了一只白毛兔子。这可是种有灵性的动物,轻易不敢招惹。张老汉好奇,仗着胆大,偏要凑近前看个仔细,却是你到近前它就走,你快走它快走,你慢走它慢走,你停下它不走,故意招惹你。张老汉的火气上来了,那时他蛮有力气,穿上浅鞋,拽起两拳,迈开老长腿,本来他就善跑,非要撵上不行。它肯定让你撵不上!它生着四条腿泥,更善于运动。围着场院转了三四圈,张老汉气喘吁吁,更加来劲了,心想,小子啊,老子非撵上你不可!又加了一把力气。快要撵上了,再加紧追赶。只剩一步之差,张老汉飞起一脚,心想,一脚非把你踢死不可,千层底的鞋可是硬梆梆的!哪曾想,照着兔子踢过去,一脚踢在碌碡上,兔子变碌碡,骨断筋折!疼得张老汉啊吁阿吁直叫唤,他算领教了白毛兔子的厉害。
  白毛兔子何许神物?据说这种东西远比家兔个体大,像只半大狗,腿也高,一身细绒毛雪白,眼睛红红的,寿命高达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得道之兔能够隐身,就在人群里也不被发现,他看见人,人看不见它,长期与人类接触,听懂人的语言。虽有本事,不害人命,专爱调戏人,搞搞恶作剧。
  邻村范家庙子也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件,也是一般人家晚饭后那段时间。两个邻家凑一块儿喝酒,正在兴头上,这家人家的女人进屋里说,家古道子里有大白兔子!两人不喝了,都出来拿兔子。已经商量好了,家古道子里一人占据一头,从两头截,下手要狠,摁住就别撒手,需要小心别被它咬着。窄小的家古道子里,刚好容下两人,发一声喊,两人一同奔向中间那个大白兔子,眼看着四只手扑上去了,手还没抓到兔子,两个人的脑袋顶上了,咚,一声,头疼欲裂,要碰开了瓢,睁眼看看,早不见兔子踪影了!对付人的话,白毛兔子有办法,点子多,往往出其不意,狠狠地教训你一下,给你个厉害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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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白毛兔子在作怪,我说不准,反正饲养大院和打麦场附近有人见到了白毛兔子。村子里的老婆婆老妈妈心目中,有狐仙、黄仙、白仙,这白仙就指的是白毛兔,它是有道业的,被称为仙家,仙家就比人类灵通广大。
  话说那个饲养大院,东面是沟,陡崖十米八米深足有,刀切豆腐一般光滑,崖头上长着一些槐树棵子,没大有成用的,架子山上开来的石头垒在这个院子里,靠近东沟崖头围了个园子,满园子都是香椿树。石头墙是干碴的,墙高一米多,我常常小心地爬上去,翻过去到里面转悠。文化大革命时代,我曾在崖头上看全大队的社员在下面排成两行长队转着圈子跑步,有人在一旁随跑,口里叼着哨子,吱吱地吹着,不是领喊“一、二、三四”就是“批判批判王孝禹”。那就是文革时期留给我较为深刻的印象。据说,这一带也有人见到过白兔子。
  有个晚上,对炉火棚子前面拉出一张桌子,点上生产队的汽灯,亮得耀眼的灯光照如白昼,不,是比白夜还明。炒了几个菜,都是豆角子茄子方瓜一类生产队菜园里摘来的粗拉菜,摘菜不用请示队长,不算偷。没有肉,没有鸡蛋,有人家去拿来一点豆油,炒一炒就是下酒的菜肴。当初就是这样的条件,已经很不错了,又有白酒,太好了!围了一桌社员喝斗酒,你说怪不怪,不满的一瓶子酒,这么多人吆三喝四,一晚上都喝不完,一丁点都不见少,真是神奇!喝到夜深,老队长过来看看,他在家就听到喝酒的人还在吵嚷。他十分惊奇,提起桌上的酒瓶说,一黑夜了还没喝上?其实,喝酒的每一个人心中都有数,守着半瓶子酒不见少,一定出了活神仙!谁都清楚,这层窗户纸不能捅破,一旦说透了,瓶里的酒会立马就没了。果然,老队长再一看,就是一个空瓶了,一滴酒不剩,空瓶一个!惹得一家人都站起来埋怨他。事后老婆婆老妈妈们说,那夜的酒是白仙赠的,再多的人喝到天明也还是原来的那半瓶子酒,喝一口增一口,不会减少。
  关于这类神奇的传说,很早就给我留有印象。据说西崖(我们隔沟相对的自然村)中部一户人家,全国解放前家庭酿酒,受到神灵护佑,保着这户人家财源广进,酒如水流。那个出酒的酒漏子日夜流淌,流淌出来的都是头道好酒,人财两旺,兴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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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说曾家旺子村一户财主家,粮囤里有圣虫,是一条很大很老的蛇,俗称蛇仙,保着那户人家囤里的粮食挖不完,就像那瓶子酒一样,喝一口增一口,永不减少。这户人家也是十分敬重蛇仙,日日供食,美酒佳肴,逢年过节,烧香磕头,祈求永久护佑。多少年后,几代人都过去了,还有人在讲述,他家粮囤里的粮食,挖一瓢长一瓢,挖下去多么大个坑,立马填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蔡家董庄与我们邻村,庄里有个姓王的人,家中排行老二,脸上有麻子,人称王二麻子,真名没人叫,外号盖过了真实姓名。他预先知晓狐狸大仙报他的恩,奖赏他一斗粮食。王二麻子脑子好使,想出一个办法,将盛粮食的木斗拆去底板,放到房顶上,扒开一个窟窿,将无底木斗墩放在窟窿上,这斗就大了,屋有多大,斗有多大。狐仙往斗里搬运了一夜粮食,只听哗哗地流进斗里,一夜也没装满,狐仙好累好累,不住地埋怨:“王二麻子啊,你好大斗,一黑夜填不满!”
  关于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我相信白兔子的种种传说,尽管我没有见过。关于以前有那么多的种种神奇传说,一代代人口口相传,神乎其神,跟《聊斋》里写的无二,我以此为据推算《聊斋》不是空穴来风,蒲松龄老先生下笔前是有充分依据的,不光是传闻,而且有事实作为依据。
  一个赖以生存的古老的小村庄没有了,世上再也不可能复制出另一个来。村庄里一代代人更替,形同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赶过一浪,死去的人埋进北山坡,多年之后有的留下坟堆土疙瘩,里面只剩一具骷髅,有的荡然无存,土疙瘩也没了,后世连个名字都不知道,竟像从没有来到这个世界走一番,然而,这些人走了,一个个远去了,音消容灭,踪影全无,他们的故事还在,代代流传,那就是永不毁灭的精神文化,作为东崖人,我要把先辈的人物故事整理出来,用笔传承,历史的长河里,可寻可见。
  那个常常坐在张永科门口旁石碾砣子上的老兄弟俩,老大是有名的精明人,能说会道,头脑好使得很,又有心术,活得令人称赞。这人很有眼术,赶集不用捎称,搭眼就能估量准要买的东西的份量,后世人评价说他眼里有称钩子。老二大个子,为人忠厚朴实。他曾经留过大辫子,长长地垂在后背,实行新政,全国都在割辫子,就割他这样守旧的人。赶龙岗集被人抓住,按到地上割了辫子,他个子大有劲,好几个人都费了大力气才把的辫子割掉。有个人余怒未消,割下辫子随手扔掉,气愤地在他屁股上踹一脚呵斥道:“下次碰到你长了辫子,连脑袋割、一块割!”赶集回来无脸面见人,他长久不出家门,躲藏了好长时间。他就是我们村子里最后一个割掉辫子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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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调对”这个人,在我之前已经消失了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他的后人也不知道谁家,极有可能没了后,大致跟谁家族亲近,我只有朦胧的意识,似乎尚不确定,但我知道他的老宅在哪里。村庄东南角小碾东有个空场,小时候女孩子在那里跳方,我们在哪里跑来跑去,地上原来房子地基的石头埋在地里,没有全部埋起来,尚可依稀辨认,院子有多大能够看出来,据说那就是“调对”的家。
  “调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外号,起码说明这是个极为聪明的人,心术过人。老辈人曾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下外鬼(国)”的时候,中国出人,雇佣兵吧,说白了,就是派到欧洲战场上替人家当炮灰。去之前人家就发给钱,那时以银元结算,那时的银元很值钱。去了之后,按时往家寄钱,那是很挣钱的一份职业,是拿着生命换钱的职业。我们这个小村子去了一个人,西崖有去的,申董有去的,几乎附近的村庄都有派出去的。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看到,弥河岸边榆林店村有人在欧洲留下的照片,文章是这个人的重孙子写的。作为插图的照片,一个那时代大兵的形象,穿着军大衣,手执长枪,头顶欧洲的蓝天,战云密布。
  “下外鬼(国)”回来的人说,欧洲人往地里撒白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的农村才见到化肥,才想到当年欧洲人往地里撒的不是白糖,是白花花的化肥,那时人家就使用化肥了,看看我们的农业比人家落后了多少年!
  “调对”开始调对我们村子里那个“下外鬼(国)”的人。这个人从欧洲回来有了钱,花钱大手大脚,本也不是省油的灯,几年光景拿命换来的洋钱花光了,有道是“富人乍穷寸步难行”,像他这样的人不过日子,又无后嗣,人家不会把钱借给他。“调对”倒是希望他来借钱,而他本人却怕借不出来,从不产生这个想法。借谁的钱都不可能借“调对”的,他心眼多,人也吝惜,不是个好玩的主。其实,“调对”早就研究好了对策,已经调对好了方向,知道那人缺钱借不到手,就揣着钱到了那人家里,掏出来对那人说,我一把年纪了,再也积攒不下钱了,这些钱是养老的,儿子惦记上了,怕是藏不住,思来想去,还是让你给保管着吧,放你手里最安全,我最放心。因为这事我都愁坏了,整黑夜睡不着觉。一席话说得那人心中暗喜,爽快地答应下来,想个媳妇,有人送来大闺女,天上掉馅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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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几个月,接近半年的时间,“调对”思量着那人手中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出手,打他个措手不及。主意拿定,到了那人家中,谎称急需一笔钱,让那人把钱拿给他。这可把那人难住了,早就花得不够数了,怎么办?怎么办?“调对”一见那人表情心中暗喜,却不表现出来,见机行事,就对那人说,这样吧,把你家的闲园子给我,咱两家顶了如何?这可是两全其美呢!你也不用把钱还给我了,我得到了你家闲置土地盖房子,你好,我也好呢。至此,那人方才明白了“调对”的用心,他有两个儿子,家中住不开了,又到了娶媳妇结婚的年龄,急需要买地盘盖房子,暗中看上了自家的闲园子作为地基,又怕买不了去,使了一计呢!自是十分懊悔,这笔钱作为卖地价也不高啊!这个“调对”,调拢来调拢去,总算还是被他调拢了。没有钱还人家,还人家地吧,割地赔款啊,大清朝的国土都是这样,别有什么法子呢?什么办法都没有了,老老实实钻套吧。等于人家把绳子结了个扣,张着口等你钻,把脖子伸长,钻,不情愿也得钻,钻进去,只好钻进去。
  我们这个“岛子”中部,院子最大,贯穿东西的那户人家,临近全国解放时期,出了一位管家,就是给大户人家管家的,一揽全部家庭大权,据说,当年人家的媳妇子们买根针,也要经过他同意。他干得很出色,深得掌柜器重,想走人家也不舍得。那时这位管家尚年轻,挂恋家中夫人,来来去去耽误些时间,主人想出办法来,自掏腰包给他在当地娶了一房姨太太,年轻漂亮,美貌如花,把他的人、他的心全都拴住了。这足以说明主人家对他的器重。这人当管家的地方在“铁道北”(这是那时对胶济铁路以北的总称),具体地点是现在青州谭坊镇,他的名字叫张永川。
  还是这个院子里,有个叫张永丰的人,十七旅当兵,在我们这个村子里催给养,老年人说他常常打人,戴一顶礼帽,下手挺狠,腰里别着手枪,连保长一伙也没放在眼里,总说起来不是个好东西。他手里有枪,保长怕他造反,联络了驻龙岗的国民党地方人物宫子英,派兵把他抓了去,折磨得奄奄一息,话都说不了,捎信让村里领人。保长他们领回的路上,走到大彻沟就把他活埋了,省得以后还了阳是个祸害。有人赶龙岗集见到尸体被野狗扒出来,猪毛绳子捆绑着,黑单裤打成红的了。以后的诉苦运动中,一位他的近族人时任我们队的生产队长,登台诉他的苦,社员张乐恕怒不可遏,结结巴巴破口大骂:“谁再诉张永丰的苦,我、我、我操他的娘!”力压全场,再没有诉他苦的人了。因为张永丰把他的老人家打得不轻。
  还是这个院子里,解放初期竟来了临朐县的县长断案。事情是院子里一个孤女有着房屋和土地等一应家产,家族里人都想并入自家,图的就是她的财产,此事难以决断。县长了解情况后,说了一句话就解决问题。县长安排人叫来她所有的近人站成一行,对姑娘说,你愿意跟着谁过,就到谁的跟前去站着,财随人走。这一招果然灵验,谁都佩服县长的智慧,立马解决问题,哪一个人都没有意见了,处理得满村人都赞服。
  这个院子由三家联合组成,最东边一家房子最好,外表青砖到顶,我记事起就不见原主人。岁数大的人说过,过去这房里有些妖气,有人夜里睡在里面,半夜里常常房门自开,悄无声息,就像一阵风刮开,纵使里面顶着门都会开,顶都顶不住,点灯起来看看,又什么都没有。小时候听到这件奇怪的事情,曾令我恐怖,展开过无限联想。这是一个有故事的院子。
  解放初期的干部不好选,但历史是什么时期都不缺干部。那时的农村干部,真正优秀的人选上也不干,出来干的多是愣头青甚至是管头不顾腚的家伙,有人素质极低。七贤公社一位派来驻村的干部曾这样讲述自己当干部的经历。他说,工作队天天动员他当干部,他铁了心的不愿当,无奈之下,人家说,你不愿当,参加个会议行吧?他答应下来,给人家个面子。可是个怎样的会议?他不知道。到了那里,会场设在村庄边上的河滩里,在一片杨树林子里举行,很多群众都来了,黑压压一大片人。本村里以及附近几个村庄里的地主都绑来了,主席台前一溜跪着五六个,背插亡命牌。这几个地主都是十分霸道的,曾经无人敢惹,嚣张跋扈,这一方都是他们几个人的天下。他还没进入会场呢,主席台上就有人高声提着他的名字说,某某主席到!于是,立马宣布处决几个恶霸地主。当当几声清脆的枪响,一溜被绑着的地主全部中弹倒地。一个大个子很有力气的地主,随着枪声一响,脑浆迸裂,双脚一蹬,地上蹬出一个坑子来。他穿着牛鼻子浅鞋,鞋底硬梆梆,一只鞋子脱落在尸体后面。于是乎,他这主席当上了,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那几个地主不是他上台宣布枪毙的,也是他上台宣布的,地主的家属都把账记在他头上了,记恨的人是他,他已经说不清了。他说,被架上了梁山,硬着头皮当上了干部。他说,当干部是得罪人的差事,阶级斗争十分激烈,不小心是要掉脑袋的。刚当干部那一年过春节,他没敢在家里过年,卷巴了卷巴一个羊皮袄,冒着大雪出了家门,没地儿去,到坡里一个水把窝里睡了一夜,第二天回家一看,自己幸亏躲了,听说和他一同当干部的几个人全被掳走了,死得都挺惨。处于当时的情况,我村选拔出来的干部也不是好货,可想而知了。第一任村干部是个光棍,扬言饿不死家雀就饿不死他,结果“风大闪了舌头”,一九六零年没有饿死家雀,偏偏把他饿死了。
  那时俺村的贫农主任尽管苦大仇深,逃荒走难转遍了大半个中国,生活逼迫卖过儿女,可他实在没有当干部的威信,我行我素,黑白颠倒,换届就把他换下来了。接任他的是那家大院子后面的一户人家,不知贫农主任以前怎样对待了他,大会还在进行,刚刚宣布了他上台,谁都想不到他立马行使主权,一边往台上走就迫不及待地朗声宣布:给我把他(前任)绑起来!有权不使,过期作废,立竿见影地报复,权力了得!
  那时候,我常常走进饲养院,一个人也爱去看牲口。饲养员大长脸一把年纪了,两颗大门牙跟他饲养的大叫驴的一样大。他爱说笑话,爱讲黄色段子,也讲一些村庄里的历史故事,深深地吸引和打动着我。他为牲口铡草的声音十分响脆,特别好听,以及牲口嚼草的声音,我都爱听,都是吸引我常去的原因。他饲养的牲口个个膘肥体壮,精力充足,很有力气,一个个生龙活虎,附近村庄里,再没有哪一个饲养员可与他相比。当他死了之后,换上了一位新饲养员就远没他喂得好,牲口一个个跌了膘,以至于骨瘦如柴,要非命的架子,群众意见很大。当时人们猜测,这人把喂养牲口的精料偷回家了,能人用的人用,人不能用就喂猪损公肥私。不比不知道,一比天壤之别,令人感叹不已。可是,老饲养员死的时候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尸体腐臭,棺材从他屋里往外抬,臭气熏天。一只死老鼠六月天里都使人臭不可闻,何况是个死人!队里的社员围上去,再臭也得把他抬出去埋了。一人一块新手巾堵着嘴鼻,旁边一人背着喷雾器,喷酒,以此来减缓臭气。还是有的人臭到心里去了,三年出不了那口恶气。
  村庄前面是条小河,东西流向,汇入弥河,寿光市羊角口流入渤海。先辈人来此处定居,沿这条河分布了好几个村庄,只要有水源的地方,似乎成为人类搬迁异域的首选之地。所有村庄的菜园都在河边,图的也是便利的水源条件。我们队的菜园在村庄东的深沟里,那地方叫东河。东河河底里的地土质好、土层厚,靠水近,极其适宜种菜。管理菜园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换到了三老头子张永恩,他上过学,看过几大名著,对《西游记》有研究,里面的故事记着很多,讲得眉飞色舞,精彩之处哈哈大笑,我们一群孩子都跟着听入了迷,他却卖关子,紧要关头刹了车封住嘴不讲了,那时我们是多么迫切希望他讲下去呢!我们给他推水车,队里有驴也不用,几个孩子轮换着推,推起来飞跑,粗壮的铁滑链在水车筒子里上下运转,带动着橡皮筏把井底的水哗哗地带上来,出口处的水簸箕里一个浪头连接着一个浪头往上冒,白花花的,流出来的水小河一样沿着水渠淌进一个个菜畦里。芹菜、西红柿、黄瓜是主流,还种一些其它的菜类。菜园地在河道的北边,南边是高高的土崖,常常在正月十六日塌崖,越塌越陡,刀切一样。河道在这里拐弯,上边不远有两棵大塘梨子树,树皮粗糙,黑黑的,斜立着伸向空中,很有些年岁了,每年都结不少糖梨子果,圆圆的,果实不大,果柄细长,熟透了自动落到地上。深秋季节的树叶落下不少,无论落在草里还是水里的都呈现着黑色。河边的草丛里可找到糖梨子,挺好吃的,已经发了黑,跟那树叶一样发了黑,并不硬,味道挺美,我们都爱吃,经过冰霜的糖梨子更好吃。河水就在树底下流淌,树的身影越过了河流一大截,岸边草丛密布的河道里清流汩汩悦耳,特别是有霜的早晨,站在河边凉凉爽爽的,流水之声听起来格外清脆。
  与糖梨子树隔河相对有棵巨大的桑树,树冠张开如巨伞,夏日里乘凉听故事,十分舒爽。桑树前面到河崖一片小草地,草儿青青,生长鲜嫩。我最早接触《西游记》的神话故事,就是在这里。
  沿着桑树往上几十米,到了菜园地东头,才河道边堵了个水湾,连通着一架水车抽水的井底,水车绞上多少水去,湾里就涌进水井多少水。水车井的边上有棵老杏树,树冠巨大,仿佛百年多的树龄,那是我家的杏树,因为这块地以前是我家的,以后入了社,土地归了公,杏树依旧还是我家的,继续生长在菜园地头,后来因为木材缺乏,打造家具门窗之类,杀伐归家,制作的家具用了好些年,我很有印象。
  菜园地分上下两层,杏树所在的地块是第一层,靠近河流,堵湾,引水进井,第一部水车绞上水来,通过水渠流到第二层菜园地下,进入另一个水车井,绞到第二层菜园地,沿渠沟进入一个个菜畦,通常都是菜园主人牵来牲口拉着水车,有时同时启用两部水车,都在绞水。
  上面那眼水车井里被园主人撵进去一只獾,我们听说了都兴奋地跑去看。看园人是张永恩,给我们讲西游记故事的人,他兴奋地给我们讲捉獾的经历,兴趣不减听西游记故事。他说,河对岸崖坡上那块小地边上有獾洞,每天早晨都会发现獾洞门口满是从洞里倒出来的鲜土,说明这家伙夜里在打地洞。他笑嘻嘻地说,大金牙闪亮。他继续讲,每到晚上,月明升起来,它就钻出地洞,下来崖坡便是菜园,首先来菜园地里打个逛,我点上的种子被它扒去吃了,当做肥料埋到地里的豆饼之类,因有香味,也被它偷吃了。昨夜月亮好,又大又圆,照得菜园地里跟白天一样。半夜里睡不着,从墙眼子里看出来,我就看着它了,肥滚滚的身子,真是个胖獾!我从床上下来,拿了杆耍枪子,它跑不快,我只要快跑几乎就撵上它了,好几次近距离接触。撵着撵着,到了水车井这边,被我撵进井里去了。好家伙,今回看你往哪里跑!
  他老人家一边在剥皮,一边讲给我们听,调动所有的大脑细胞,我极力还原当时的情景,想象着那个激动人心的场面。
  果然是一只胖换,到了秋后格外肥,剥开毛皮,白花花一身肥油。獾一身都是宝,这肥油治痔疮是一宝,很少有卖的,因为稀缺,价格不菲,都是不易捉到的原因。我想,煮一锅子獾肉,沸水翻腾,香气扑鼻,想着想着就流口水。那时的孩子馋,轻易吃不到肉。我是品尝不到的。
  至今还记得,獾胃里的食物倒出来,里面有张永恩说的豆饼,多是些嚼碎的青蛙、蛤蟆之类,依然成形,尚可辨认。下一个季节就冬眠了,冬眠之前,它猛吃猛喝,蓄积一身肥膘,整个冬季都不吃不喝不活动,蜷缩在地洞里,依靠满身脂肪维持生命体系。
  獾洞那边的崖坡,每逢下雨天就出蘑菇,有时天阴未雨,蘑菇就钻出地来。虽然蘑菇间距不大,但不连片,一个一个散布着,不是很密集。这崖坡上出的蘑菇与众不同,高桩的,像那高桩馒头一样,蘑菇表面似鱼鳞状,不是光滑,打上鸡蛋做汤,味道极为鲜美。他老人家说,这是棒槌子娥(蘑菇),我方才知道蘑菇的名字。
  过去的河道里水量丰富,那年代没有多少水井可供提水,更没有机井,连口深井也没有,一个村庄,通常只有一两口水井,担杖够着了,人站在井台上就可用手中的担杖提出井里的水来,不像现在的机井,深达几百米,大功率抽水及配套,日夜海量地抽取地下水,水位下降到前人不可估量的深度。正是那时地下水源没有遭到破坏,沟汊里、河道里常年有水。我们村庄前面的小河,水量远比现在大得多,河里蛤蟆、青蛙、螃蟹、各种鱼虾到处可见,化肥农药没有普及,没有遭受污染,没有伤害,种类资源相当丰富。
  每逢夏季大雨过后,河道里发山水,山水过后,水变得澄清,河里的黑石头红石头,或没在水中,或露出水面,常有个体较大的黑蜻蜓落在石头上,翅膀一抖,尾巴一翘,随时都像起飞,保持着极高的警惕性,人很难接近。河底淤积的是黑沙,清清的河水流经黑纱格外清澈,观赏鱼儿在浅水里疾驰一目了然。河道边上的淤泥里,常常有螃蟹的洞穴,有的洞穴用泥封口,像燕子的窝泥,一点点封堵起来的,插手扣开这层封硐口的淤泥,里面的洞里有水,也有的是个旱洞,这样的洞里都有螃蟹,没有一个是空的。农历八月十五那季子扣出的螃蟹,母的有籽,包在肚子底下都包不住了,满满一大窝,一粒粒黄澄澄的通红,像小石榴籽。公的个体都大,两只大钳夹到手上不撒手,我被夹破皮、流过血。
  山水发过之后,河道里的鱼格外多,有种胖胖的大头鱼,身上有黑斑,身子棱形,嘴大,比较容易摸住,管它叫麦拆子鱼。比较多的是泥鳅和白稍子,泥鳅有大的,我们村前的水泉子里泥鳅是黑色的,身子扁平,特别是头部,扁扁的,嘴巴宽大,长着胡子,几根根。河水里的泥鳅身体有点淡黄,嘴巴上也长胡子,嘴张开是圆的,个体还要大,抓住时它会叫,浑身滑溜溜,很难抓在手里。白稍子最灵敏,游行如电,不好捉弄。
  冬季到来,河岸边上落叶最晚的是柳树,一片片黄黄的柳叶刀飘悠悠全部落净,河道里的变黑、烂成淤泥。河岸边的草全枯了,冷冷清清的河边,只剩下喜鹊喳喳叫,天蓝得出奇,阳光逐渐把白杨枝条上包裹着的冰霜化开,气候凉凉爽爽。再后来天气更加寒冷,河水结冰,竟连流水也结了冰,厚厚的,连同河道里露着的石头一块冻住。
  河道边上滋泥潭有两处,都在河流南边的崖坡上、流水的一侧,属于张乐均家的树园子。严寒的天气使滋生出来的水层层叠加结成冰,越积越厚,白溜溜地,冰层凸起来像个巨大馒头。上面的一处滋泥潭旁边长着棵大柳树,根部泡在水里,根毛乱糟糟一大团,黑乎乎的,附着的泥土全被水流冲净。像这样的大柳树老牛槽上游一处红土崖坡下还有一棵,巨大的根毛底下,一团静水中与地面间可伸进手去赶鱼,夏季里我们常常做这样的事情,有时触摸到了直接摸住,有时摸出大螃蟹来,最怕的是摸到蛤蟆,大大的、瞪着一对红眼睛,一身癞皮疙里疙瘩,每一个疙瘩弄破了都冒白水,我们认为那是蛤蟆毒,后来知道可制造蟾酥,是一种药,看到就瘆得慌。
  有年早春,滋泥潭里的馍馍冰还没有消退,我选择一个阳光充足的暖和天气,沿着村边的东河(河道在这里拐弯,转到村前叫南河,在大碾棚下)向上游游玩。菜园地的水车井用河道里散落的石块砌成,多是黑石块,向阳一面的水井底部没在湾水里,深达大半米,清澈见底。湾水表面结着薄薄的冰层,独有向阳的水井前面一小片没有结冰,阳光将白稍子鱼游动过程中的影子投射到水底的淤泥上,清晰可见。小鱼儿成群,尽管很麻利,也没有夏季的游速。留给我清晰印象的是,白稍子鱼游进井壁底下的水洞子里,钻进水车井里,不断地游进去,进去的鱼有大有小,鱼贯而入,好长时间都不见有出来的,是因为怕我。里面一定很冷,一丝阳光不见,我想。那湾水质地清澈,高度透明,阳光将小鱼儿身影投射湾底,影随鱼动,那景象印刻在我脑子里一般挥之不去。
  我的家在西街上,说是西街,其实一面临沟,在西沟崖上,通达“台湾岛子”南北,只是半壁胡同,不像东胡同,那是一条完整的胡同。我小时候很喜欢静,家门口的街上一个人坐着母亲铺下的蒲团,一坐一头晌,一坐一下晌,不哭不躁,看哪里哪里新鲜,印象中天是蓝蓝的,深邃苍远,白云悠悠。别人给我一面镜子,静静地坐街,从镜子里面观看周围的景物,用镜子反射太阳的光线于阴凉里,满怀情趣。
  西沟里一日三时,特别是早晨和傍晚挑水的人特别多,组成挑水的长龙队伍,担杖与水桶扭动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不绝于耳,在我听来是极好的音乐;来来回回挑水的大军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西沟里面对我家大门,西崖刘树栋家东外墙下的沟底有口水井,东崖人叫西井,西崖人叫东井,处在两个崖中间的深沟里。两个崖上的居民都去挑水,是全村人畜的饮用水井。取水只有挑回家,当时就这样的生活条件,自来水事业那时还远没有诞生。
  那口水井台子用水泥沙了,四四方方,平平整整,井口处略高,以便撒出点水四面流下。冬季就不是好现象,撒上的水结冰,光溜溜的,不断地洒上水,不断地结冰,冰层不断地加厚,彻底封盖住井台,于是便不断地有人倒下,水桶担杖跌得四处乱飞,特别是井口跟前,一不小心跌到,掉进井里就可怕了。
  我们村这口水井很旺,里面水很浅,若不是井口下留了水道,井水会溢出井口,这样就从井口底下的水道子里流出来,流进南边刘树栋家的小菜园地里。每年都见菜园地里种着几畦大蒜。菜园地周边夹了园子,形成篱笆墙。那井水浅得,趴下去一伸手就能够着。
  于晌午头里,静悄悄井上没人的时候,我到过井口跟前一探究竟,发现井壁是红泥土的,一道坚硬的红泥土墙壁一样竖着,又像是火烧过的红泥土,水泡不塌。井壁上竖着裂了几道纹,宽的可扁着插进手掌去。阳光透过树的枝叶间隙撒进井口里,一两米深的水下就看不清了,水有多深不知道。井水表面似乎微微荡漾着一层轻质的溜油,又似乎微微地动荡着蒸汽,那水质真好!
  井壁上附着一些小鱼,大的一虎口长,黑乎乎的,头挺大,是我从没见过的鱼种。我清楚地知道,南河里没有这种鱼。后来猜想,这鱼是井底下从地缝里冒出来的。据掏井的人说,井下一条缝隙,刮干了一井筒水,缝隙涌流如注,水哗哗地往上冒,冰凉冰凉的,痄得人难以忍受。想来那肯定是夏天。
  掏井多是西崖人掏,西崖人多,队大,特别是老二队,那个年代生产搞得红红火火,别的生产队八分钱一个工日开不出支,老二队到了八毛、一块钱的工值,后来回忆起来有小深圳之称。这个队的队长会主动安排他队上的社员掏井,正如今天的大国担当,胸怀这份责任。一般每年掏井一次,清清井底的淤泥。
  掏井的人也有一些小收获,捞出水桶来,一般是谁家掉下去的赶去认领,打火机就另当别论了,谁掏到归谁,意外发个小财。至于掏到井底下有没有抓到那些小鱼儿,从没听到说过,也许水净之后,小鱼儿沉进缝隙里去了,一条都见不到。只是听说,那道缝隙经过西崖居民宅下,直通庄后洪山,水是从洪山底下来的。
  村子里岁数大的老人们讲过,西崖有户居面在院子里打地瓜井,打得不深,也就一担杖够着底,打到了那道途径他家院底下的水脉,只听得地下水流乎乎直响,也许一镐刨下去就会井喷,那人小心眼,思量再三把井填了,为的是防止全村人都去他家挑水。是的,他家打出水来了,谁还下沟里挑水?他家会关不住大门的。那条水脉,也许就是全村最好的水脉,水质清洌,入口甘甜,比现在的矿泉水更加优质。
  在我还没有记忆的年代里,反正我脑子里没印象,是后来家人们告诉我的。也许那时我很小。看到很多人到井边挑水,也跟了去,趴到井口上,提着自己脱下的小鞋子鞋带探下去提水,被打水的大人们看到了,把人家吓得不轻,不敢吱声,生怕一说话把我惊着掉进井里。
  同样的经历还有一回,不是井口里淘水,是在自家院子里。小北屋门口有棵老石榴树,三米来高,很有些年头了,树上年年结石榴。大人不在家,我一个人爬上去摘,像个小猫一样会爬树。母亲进家看到这一幕,同样吓得不敢吱声,慢声细语,极其温柔地叫着我的乳名,使我千万别惊着,慢慢引导我退下树来。说不上多么大年龄,肯定才几岁,一个小小的孩儿。我是没有半点记忆的。
  我的故乡,我的童年,我那充满向往的遥远的小村庄,与我永别了,又永远活跃在我心中,永不磨灭。敞开心扉道来,三天三夜也说不完,那情那景,那留恋那向往,遥不可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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