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房变迁记
李新宇
原载《今晚报》1028年年4月18-24日
天下的书房大同小异，我的书房平平无奇。没有小仓山房、饮冰室那样的房子，没有宋版、明版之类的书，有什么可说的？
所以，面对“我的书房”这个命题，最初的感觉是无话可说。但转念一想，我们这代读书人书房的变迁，大概是袁枚、梁启超们所未曾经历的，也是新一代读书人未必还要经历的，所以也许有回忆的必要。
一、最先的书房
真正拥有一间书房时，我已经33岁。在此之前，上学时住学生宿舍，工作后住教工宿舍，再后来住单间，自然谈不到书房。
不过，同样不是书房的两间房子，我却至今常常想起。那是我家园子里的两间小屋，从1973年到1976年，我曾住在那里。早上起床回家吃饭，然后上工，晚上吃过晚饭，从家中出来，穿过西园和南园，不过百余步，就回到那个房子。它似乎主要是睡觉的地方，所以夏天午休也在那里，阴天下雨不需要出工的日子，就整天呆在那里。它不是书房，但只要想起读书，我就想起那个地方，想起那些雨天画画和长夜读书的时光。那时候无书可读，我却在“批林批孔”的声浪中读了“四书”和“五经”，然后又读了《鲁迅全集》的前10卷和后10卷翻译作品。我的知识结构中的三个支柱，有两个是在那里积累而成的。
但它的确不是书房，也不像书房。因为屋里空空荡荡，除一炕一桌和两把椅子，再也看不到别的东西。书是看不到的，因为没有书架，也没有箱与柜，更没有堆在桌上。它在墙里，就在那张“杨子荣打虎上山”大幅剧照的底下，是一个龛子，里面放着四书五经，放着御览通鉴，放着我当时的大部分书籍。20年前，我曾为《联合报》写过总题为“我的读书生涯”的8篇回忆文章，第一篇就是《小屋读四书》。文中的小屋就是那两间小屋。我的散文集《故园往事》中有一篇《桃花丛中的小屋》，写的也是那两间小屋。1976年，我从那里到山里修水库去了，1978年，我又从水库工地去了曲阜师范学院，忘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两间小屋就不存在了。
然而，正如我在《小屋读四书》中所说，我的读书生涯是从离开学校那天开始的，也是在那两间小屋开始的。
进大学时，我带了一只小书箱，里面装了十几本我当时喜欢的书，还有一套作为科举时代教科书的《四书》。《五经》没有带，因为我没有找全，而且《易经》很破旧，四个角都卷了起来。所谓自己喜欢的书，有的很快就不再喜欢，比如诗集《理想之歌》和小说《青春之歌》，有的却依然喜欢，比如鲁迅著作单行本《呐喊》、《彷徨》和《热风》，再比如四本《莎士比亚戏剧集》和两本《普希金抒情诗集》。
四年大学，书在不断增多，小书箱自然容不下，就从供销社买来两个纸箱子，每层可以摆大32开书籍四本，深度可放20余层。也就是说，每箱大约100本，总共200来本书。它是我大学毕业时存书的全部，放在床底下。
毕业留校任教，学校的教工宿舍却远远不够用，与中文系同时留校的两位同学被安排在一间学生宿舍。人其实是很容易满足的，从学生时代的8人一间，到毕业后的3人一间，我的感觉是一下子宽松了许多。其中一位又很快自己找到住处搬走了，只剩我们两个，一人占据房间的一半，一床、一桌、两书架，挨着床头把书架摆开，那一面墙就完全属于自己，我当时觉得很阔！如果不是结婚生子，那样的日子过下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然而，不过两年时间，我与老同学都有了妻小，无法合住了。学校没有房子，最后是系里调剂出一间办公室，让我那同学搬过去，而这间宿舍就住进了我的妻与子。
那间宿舍长5.5米，宽是3.3米，面积18平米。就在这18平方米中，我和妻子把它分成了三个区域：最里面靠窗放床，是睡觉的地方，算是卧室。往外是书桌和沙发，再往外是书架，却不是靠墙，而是横过来摆成屏风状。这样一来，从床到书架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既可以读书写作又可以喝茶聊天的区域，算是书房兼客厅。书架外面还有1米多的空间，就放了菜板和锅碗瓢盆，履行厨房的职能。蜂窝煤炉则像邻居们一样放在门外的走廊上。
这时候，我的书迅速增长。但没有书房，书都放在卧室里。书架不够用，不常用的书就装进纸盒子，放到床底下。
在那间宿舍里住了四年，学校终于给我一套住房。虽然小，却是两间加厨卫，于是，一间大的做一家三口的卧室，一间小的就摆了书桌、书架和沙发，算是有了专门的书房。那是我的第一个书房。
在那个只有8平方米的书房里，藏书迅速膨胀。因为那是一个新知识扑面而来的年代，禁锢初开，古今中外的书籍纷纷出版，虽然总是囊中羞涩，却常常抵抗不住诱惑，觉得这书该买那书也该买，所以，书的购买就常与粮米油盐一起考虑，然后再作决定。记得齐鲁书社出版《金瓶梅》时曾经犹豫再三，因为它的确定价太高了，需要两个多月的工资。好在80年代的稿费相比之下似乎比现在高。当然，那时的稿费看上去很低，据说是千字7-15元，但十几元的高标准我从来没拿过，常拿的是8元或9元。但那时候工资只有56元，杂七乱八都加上，也只有60至70元。一篇八九千字的文章，稿费就可以抵得上一个月的工资收入。就此而言，现在的稿费看上去提高了不少，但事实上却降低了不少。很高的如千字千元或更多的我没有拿过，常见的是千字300元至500元，偶尔也有更低的，仍然是多年前的千字100元。如果以中等标准千字300元算，就是拼命写，稿费也无法超过工资。而在80年代，稿费收入超过工资，却是非常轻松的事。
我一直有个毛病：用工资买书，历来舍不得；用稿费买书，从来不心疼。
二、追忆“听风观月楼”
此后的日子里，我的书房不断变化，不断重新布置。原因是经常搬家。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按照那时的体制，住房不需要买，不需要租，而且想买也没地方买，想租也没地方租，只能靠单位分配。它的好处是房子白住，一分钱都不需要花。坏处就是按照等级制把你摁在一个固定的消费档次上，没有自我改善的自由。就大学教师而言，做助教，就只能住助教的房子；评了讲师，就应该住讲师的房子；评副教授，评教授，住房自然跟着升级。严格的等级制与机关一样，科级、处级、厅局级，待遇自然不同。所以，当你处于上升阶段，房子就会不断地换，家就需要不断地搬。
当然，每一个人搬家者都会高高兴兴，朋友们也来庆祝乔迁，因为每一次搬家都意味着地位有所提升，意味着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哪怕只是一点点。
中间的过渡不说了，两室变三室，无厅变有厅，住房面积也许扩大不算小，但书房的面积却未必变大。最令我怀念的是“听风观月楼”，因为那是我最阔的书房，面积最大，感觉最舒适。20多年过去了，我始终没有再找到那么好的书房。
那是1996年的年底，学校建成几座教授楼，一般的每套124平米，其中又有12套是160多平米。按照原计划，这12套超级房是给资深的学术权威们住的，但分房时出现了一个情况：老先生没人愿意上六楼。他们宁愿住小一点的，也要住在一二层。大房子当然不能空着，学校决定让几个年轻教授上。于是，我就有了一套5室2厅的房子。小家庭遇到计划生育，一家只有三口，用不着太多的房间，所以最头上的两室，装修时干脆不再隔开，让它成了一个11米长的大房间。这房间就用来做书房。
长长的房间，一头是书桌，一头是画案，来回走一走，的确很透气。高兴了长剑在手，也可以来几招“青龙出水”或“风卷荷叶”。
在那里，我的书房有了名号。因为这长长的房间处于一幢楼的最东头，不仅有朝南的窗和朝北的窗，还有大大的东窗可以看日出和月出，处于教工宿舍区的最高层，所以有了许多做诗填词的好名目。所以，不少朋友为它写过诗、题过辞、写过匾额。在若干匾额中，我喜欢画家王庆杰写的“听风观月楼”，就用它做了书房名。
我在听风观月楼做了多少事？写文坛观察笔记，写学界观察笔记，写《愧对鲁迅》、《走近胡适》和《叩问陈独秀》，在那里写了许多字，画了许多画……不仅如此，还有一件更重要的：我和妻子找木工厂给加工了木简，用木简抄成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老子》。1998年，因为文字惹了麻烦，许多朋友从全国各地到曲阜去看我，钱理群、夏中义、陈平原、谢泳等友好也在那个时间去讲学，他们走进我的书房，看到满地的木简，无不惊讶，而且有的惊呼：你离这个世界太远了！钱理群先生去时，我正画完一头牛，钱先生说，没人这样画过，这牛应该叫“新宇牛”，然后又说：“新宇就是这头牛！”
很遗憾，我的听风观月楼只用了三个年头。离开前夕，朱德发、孔范今、宋遂良等诸先生一起去参加研究生的论文答辩。在我的书房里，宋先生成诗一首。案头正有笔墨，我便请他写了：“新宇一百六，过把瘾就走……”宋先生的字极有风格，所以现在常有人向他求字，他对人说：我本不写字，是某年在李新宇家里，被他逼着开始的，从此竟一发而不可收……
果真如此，我的听风观月楼不仅成就了我的木简书，成就了我的一些画，成就了我几部至今未能面世的著作，而且促成了宋先生的书法，岂不更可追忆？
三、柳条路上“十砚斋”
告别“听风观月楼”之后，我出关去了长春。
原因是在吉林大学的张福贵做了文学院的院长，为申报博士点而招兵买马，作为老朋友，我理应前去效力。别曲阜而去长春之时，我给国内许多朋友写过信，差不多说了同样的话：我就像独自一人正在路边闲逛，一辆车开来，售票员朝我一笑，我就上车跟着走了，至于去往何方，似乎并不重要，所以并未多想。
这心态暴露了我对固有生活的厌倦，但并不是曲阜那个地方不好。曲阜是一个好地方，是读书做学问不可多得的好地方，而且那里的上下左右都对我极好。做教师的，只要在一个地方不动，无须太长时间，就会有一帮“徒子”和“徒孙”，也就很容易成为“老爷子”，当各个部处、办公室到处都是学生的时候，你在那个单位的生活就会轻松而舒适。无论遇到什么事，包括生活琐事，也常常只需要打个电话，就一切都解决了。吉林大学说好是可以不要档案的，无论曲阜师大是否放我，都可以直接去报到。尽管如此，我还是按程序递交了请调报告。说真的，当我把打印的请调报告亲手交到校长和党委书记手上的时候，内心充满惭愧。因为我理解学校领导的苦衷，在那样一个小地方办大学，很不容易，且不说一线城市，就是省城大学的优秀教师，也很难引进来，而自己培养的教师只要稍有成就，就会被挖走。所以，每年都有许多人请调，而最后放行的只是少数。那一年，学校放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我。调离手续办完了，与学校已经没有关系，我的书籍和用品仍然是由学校的两辆卡车直接送到了吉林大学……
然而，地方好，人情好，有诸多不舍，却不能填补内心的一种空虚：我40多岁了，不该在这样一个安乐窝里呆一辈子。前景已经清清楚楚，令一些人眼红，但那似乎不是我想要的。
吉林大学对我的照顾算得上无微不至，从院领导到学校领导，都已不仅是有求必应，而是主动为我安排好方方面面。冬日天寒地冻，校长屡屡派他的司机接送我。科研处长知道我没项目，每年批我一笔钱，说是“聊供外出参加会议和买书之用”。而院党委书记几天之内就成了兄弟，只因怕我寂寞，每个周末都来接我，几乎吃遍了长春有特色的饭馆。这一切都让我心存感激。然而，有一点却没有办法：我的书房变成了14平米。学校没有更大的房子，老一辈著名教授正为住上这样的房子而高兴，我岂能为书房小而耿耿于怀？
没办法，只能让一部分书上架，一部分书放在阳台上。后来发现，把书一捆捆靠墙放，书脊朝外，其实像书架一样一目了然，麻烦只是拿书时需要一捆一捆地搬，用完了还要捆起来，否则散了架，就难堆放了。
因为书房小，开始就叫“容膝山房”，后来发现自己拥有了几乎全部的名砚，心爱者恰有十方，于是制印“十砚斋”。这名字似有抄袭古人之嫌，但即使前人用过，也远无“十竹斋”有名，所以决定不管它。
在十砚斋，很愉快的一件事是与夏中义、丁东、谢泳、王彬彬、邵建诸友为广西师大出版社编关于大学人文的书，前后两年，屡屡聚会，十分开心。另外一件事，是步南京大学李永刚“思想境界”之后尘，办起了小小网站“学者庄园”，虽然不到一年就关掉了，却因此而结识了许多朋友。在那段时间里，还有一件事比较开心，就是写了文章给报刊，同时给网刊《世纪中国》等，2001年和2002年，网刊稿费已经是千字100元，远远高于一般的文学期刊和大学学报，但网刊只要10天版权。也就是说，与任何刊物都不冲突。
很想念柳条路，想念文化广场和新民大街！尤其是大雪之后的晚上，穿上厚厚的面包服，到文化广场走一圈，因为冷，四周一个人都没有，大脑也像被洗过一样清新，回来坐在书房里，开始一晚上的工作，那感觉是在别处所没有的。
四、从“北洋扁舟”到“桐荫书屋”
去吉林大学之时，预先有个约定：博士点拿下来之后最多三年，我就回关内养老。院长和校长说话算数，于是我如期回到关内，落脚于南开大学。用学校给的住房补贴，加上自己的积蓄，在南开大学西门的馨名园买了房子，总面积不小，近200平米，房间却都小，没有哪一间适宜做书房。幸好客厅和餐厅是通着的，感觉极宽敞，于是用靠近厨房的一个房间做餐厅，而把大厅隔断，留20多平米做客厅，另外的24平米做了书房。
友人为这书房命名为“北洋一舰”，原因是那座楼的形状不是方方正正的，而是由两个棱形组接在一起，像只船。我不喜欢它的军事色彩，希望小一些，朴素一些，于是就有了“北洋书屿”、“北洋小艇”之类的提议。我选定“北洋扁舟”，另一友人说：“扁舟一叶，奈风浪何？”于是那名称很少用。
不过，扁舟倒是很平稳，无风无浪，亦无故事，无论黑色还是桃色。几年中所增加的，主要是那些在出版前后遭遇挫折的书。感谢几位年轻人，每年为我提供信息，甚至直接把书为我买来，或者做成复印本，使我知道一年中出版界的故事和行情。至于我自己在扁舟中所做的，只是正常的写作，大多不足道。唯一记忆深刻的，是书房里曾经遍地摆满了书稿，甚至一直摆到客厅，一排排，一行行，就像街头的露天书市。那是编《鲁迅大全集》的时候，1400万字的著作，包括创作、翻译、学术研究、古籍整理、书信、日记、美术设计等，由编委们各自复印、打印并写好注释之后，从全国各地寄来，分门别类放在那里。又因为大全集采用编年体，所以每一个文本都要以写作日期或发表日期编号。编辑过程中，就需要把这些文本摆开，根据编号穿插排列。书稿就那样摆了若干天，才终于打捆装车送交出版社。
北洋扁舟只用了5年，然后我就搬到了郊外。一般的房屋设计大多没有书房，即使有，也是小小的一间，并非为读书人所准备。所以，只好把两间房打通，凑成了24平米。这房子前面有一丛竹子，房后有一株梧桐，而书房的后窗正被桐叶遮掩。所以，我就取一个别号“竹下叟”，并把书房命名为“桐荫书屋”。我的下一本散文集，也准备叫《桐荫杂忆》。
桐荫书屋显示了一些新特色，主要就是画书多了，影印书多了，规模较大的如《鲁迅手稿全集》、《临时政府公报》、《北洋军阀档案》等，后者为1994年出版，印数只有500。我倒不在乎它的收藏价值，但长文《走近袁世凯》中所分析过的袁世凯朱批《二十一条》，却来自这部书中，只要扫一眼，就不会再说袁世凯接受过日本人的二十一条。
书房一换再换，过去的已经无踪可寻，但留下了一些印章。与各种印章放在一起，粗略数了一下，竟有一百多方，其中书房名号也有十多方。齐白石有印“三百石印富翁”，我仅有他的三分之一，但也刻了一印：“百印堂”。
说到印章，还有几枚颇有纪念意义：“杏坛书声”、“关外书声”、“北洋书声”，还有一枚“北洋之声”。其实它与书房一样，记录着一路走来的踪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