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朐“无人区”资料辑录
一、“无人区”资料辑录
1942年前后，由于日伪军烧杀掳掠，国民党军队横征暴敛，又加之连年灾害，庄稼歉收，瘟疫流行，致使临朐人口大量丧失。1940～1943年的4年中，全县被杀害和冻饿而死者达10万多人，典妻卖子1.4万多人，外出逃荒要饭达16.8万多人，县内仅存8万人，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无人区”。
（一）日伪军罪行数例
烧杀掳掠 日军侵入临朐，推行“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野蛮残忍至极。1938年3月26日（夏历二月二十五日）日伪军“扫荡”唐立店子，将财物抢劫一空，用刺刀刺杀群众12人，纵火烧毁房屋700余间，使500余人无家可归。同年8月15日（夏历七月二十日）日伪军“扫荡”龙岗，将数百名逃难群众围集于龙岗村南的沙滩上，用机枪扫射，打死75人，伤40余人。1940年8月19日，日军“扫荡”梭庄，打死5人，抢走羊400只，牛35头，驴60头。同年除夕，日伪军“扫荡”大车沟村，烧毁房屋47间，强宰耕牛76头，羊200只，粮食抢光，除夕之夜，不少村民无处安居。
奸淫妇女 日军所到之处，肆意奸污妇女，致使许多妇女饮恨而死。1939年5月，长命沟村一少妇（23岁）被日军强奸致死。1940年除夕，日军入冶源，冶源南村一老妇（70多岁）被日军轮奸致死，其子奋起反抗，被日军枪杀。
点天灯 于家沟一于姓村民，被日军抓去，绑在木桩上，泼上汽油，活活烧死，名日“点天灯”。
打活靶 冶源村一刘姓在王家山拾柴被日军当活靶打死。一个卖瓦盆的赶冶源集，被驻海浮山的日军小队长三户当活靶打死在冶源南门外。
活埋 崔册村一于姓男子领着两个孩子去益都逃荒，被汉奸抓住，活埋在一个坑内。
役使虐杀 日军拉夫修碉堡、筑岗楼，视中国人为牛马。1941年3月，抓夫修筑弥河桥，抢去群众门板上万副，箱柜上千个，有200余人因受冻饿和毒打而死。1943年前后，伪军清乡队驻守太平崮，逼迫群众从十几里外的山下往山顶送水，谭马村一谭姓农民担水至山腰，饥渴难耐，晕倒死去。水没送到，伪军下山打骂谭的家属。
日军摧残临朐期间，致民众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1941～1943年秋，黄崖头村（今属五井镇）蔚氏一家，妻子和儿媳被日军枪杀，小儿子被汉奸填井活埋，大儿子被汉奸抓去当兵，蔚氏本人被日军枪弹打中左臂，无钱医治而烂掉。
（二） 国民党军队罪行数例
1938年后，国民党苏鲁战区第五十一军、新编第四师、第三纵队第七、八、九支队以及海军陆战队、保安十五团等20余个军派麇集临朐，不以抗日为重，反视百姓如仇，为非作歹，使人民遭受涂炭。
抓丁拉夫 境内国民党各派势力为保持地盘，各自扩充队伍，经常抓丁拉夫。1942年，新四师将南照村16岁赵姓少年抓去当兵，赵受不了折磨，偷跑回家，后被抓去活埋。其父得知儿子被害，悬梁自尽。吕匣村一冯姓，被抓夫后，因挂念妻子有病，两度偷跑回家，两番被保长抓回，屡遭毒打，抬回家后几天即亡。
催粮逼款 国民党军队催粮，或由保长向百姓摊派，或直接向百姓索逼。1942年春，褚庄村一宋姓农民，因交不上粮款，被国民党九支队抓去，灌凉水、吊梁头、打木棍，不久即死去。同村一王姓农民家仅有一点粮食被国民党八支队抢去，父子俩走投无路，双双自缢。各村粮银不再按规定交纳，而由各军派随意横征。
抢收庄稼 国民党军队抢不到粮食，便抢收百姓的庄稼。1941年秋，东文山梁氏农户的1亩谷子刚有黄粒就被国民党新四师抢光，梁氏夫妇在同一天饿死。王瑞村两名王姓村民的3亩2分谷子尚未成熟，也被国民党九支队将谷穗掐去。
威吓抢劫 国民党军队采取拦路搜身、进村抢掠、放枪驱散赶集民众等手段，抢劫村民财物，包括拌在粪里的谷种也不放过。由于七、八、九支队轮番抢劫，至1943年2月，寺头、吕匣、箕子山一带20多个村庄的粮食、衣服、棉花等几被抢光。《大众日报》于1943年10月7日和23日两次载文揭露国民党罪行。
磕耧斗 1941年春，石佛堂村一冯姓农民在八宝峪耩地，被八支队士兵磕了耧斗，抢去种粮。同年秋，王瑞村张姓在村南耩麦子，怕耧斗锤有响声，包上棉花耩地仍未幸免，麦种被国民党兵磕去。
扫碾台 1942年春，河庄村苗姓夫妇用1亩薄地换得2斤大豆，碾压时被九支队士兵扫去，后老两口饿死。同年，吕匣村冯姓一家变卖衣物换得3斤花生饼和5斤地瓜干，回家后刚倒在碾台上，被国民党新四师的兵全部扫去。
草菅人命 1943年秋，雕窝村有郑姓、王姓两个十多岁的孤儿同去洛庄赶集，被洛庄乡长碰上，疑为八路军密探，派人抓住送交国民党新四师，当即被砍头。国民党九支队司令刘同敬驻杨家河时，要一王姓村民给他借抽鸦片用的铜锅，王没借到，当场被打死。
附《大众日报》关于临朐“无人区”的报道
国民党反动派秦启荣制造临朐“无人区”
勾结敌伪屠杀抗日军民抗属
二分之一土地荒芜三分之一人民饿死
（新华社山东分社鲁中六日电）
国民党反动派制造泰和惨案的祸首秦启荣，一贯反共反人民，勾结敌寇，屠杀抗日军民进步人士。他驻防临朐五、八区一带，四年来不仅与敌伪和平共居，相安无事，而且“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秦部的副官、给养人员经常驻在各敌伪据点之内，与敌人交换情况，联络感情。因此，秦部得以集中力量反共反八路。临朐“无人区”的形成，秦部犯有滔天罪行。
秦对抗战进步分子一向视为寇仇。1941年六月间，其部属王某等十几个青年，对秦当时的只反共不抗战的投降政策表示不满，秦授命杨锡九部，将他们全部捕杀。秦对抗日家属，亦施以最残酷的压迫手段，如屠杀、敲诈、活剥皮、产业充公、罚款等等。这一带的一千余户抗属，没有一家未被陷害者，抗属二分之一以上的土地荒芜了，他们被迫流亡各地，行乞过活。为了统治青年思想，灌输反共教育，秦经常开办什么“保甲长训练班”、“青年训练班”、“妇女训练班”，宣传一党专政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并强迫青年加入三青团，集体加入国民党，驱迫青年反共。
秦部的驻防区内是模范的“无人区”。他们对当地民众施以勒索、压榨摊派、敲诈绑票、明抢暗偷等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现在已有二分之一以上的土地完全荒芜，人口则三分之一逃了荒，三分之一饿死了，另有三分之一则坐以待毙。我们从下面七个庄子的调查，便能看得很清楚：土地共四百七十亩，耕种一百六十九亩，荒地三百零一亩；人口共二千四百四十五口，逃荒的九百六十口，饿死的七百一十五口（其中有两家绝了根），现在还剩七百七十人。他们对老百姓的压榨掠夺，从播种到收割，从收割到播种，没有不要的时候。崔册庄的老百姓，在今年麦季打场的时候，催给养人员便在场上等着，打完了场便全部抢走。当看到你在播种的时候，顺手也把种子抢走。十二两粮银的褚庄，今年春上批了三万斤给养，每天催给养的至少有十四个军派的人，在庄里坐吃坐催，日耗粮食七八百斤，但这些在三万斤数目以外。下面我们例举三个不同阶层的负担情形及其所遭遇的悲惨命运：褚庄的地主苇某共有地二三八大亩，八口人。前有二头牛、九十个羊，一年中曾被绑过七次，共化三万元和粮食七千六百斤，现在牛羊全无，只剩下小驴一头。富农王某，前有地三十九亩多，开油坊一座，今春已粒米无存，全家十六口人饿死了八口，其余行乞过活。贫农王某有地二亩，六口人，去年五月至十月负担给养六百三十二斤，钱一百零七元八角；另外被抢去麦三斗，杂粮三百六十四斤，谷子一百三十斤，猪一口，鸡两只；王某被绑去，花洋八百元赎回。这就是老百姓在秦启荣统治区域内所遭遇到的悲惨命运。人民除无吃无穿饥寒交迫以外，还要应征奇重的劳役，无穷无尽的路、桥、沟、炮楼、围墙，无穷无尽的防共工事，不断修筑，而有限的人力何以应付这样繁重的差役！此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桑树与果木树被砍去用作修筑工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男子被迫饿着肚子去服劳役，饥饿疫病而死亡……这已成为秦部统治区域内最平常的事情。临朐境内，到处都可以看到饿殍死尸和卧病不起的人。崔册庄的街道上，今年春荒时发现了六个死尸，始终没有人掩埋。青平峪有好几间屋子双扉紧闭，开门一看，则死尸累累。这是秦启荣统治区域内情景的万一。
（原载1943年10月7日《大众日报》第一版）
（三）灾害、瘟疫情况简录
1940～1942年，县内连续大旱，且年甚一年。1941年7月上旬，天气酷热无雨，玉米、高粱、谷子等秋季作物产量大减。同年秋，旱情持续发展，至翌年夏，几无降水，境内大小河流干涸，土壤板结，裂纹纵横，春播作物无法下种，小麦基本绝产。秋，农作物未熟，突遭霜冻，干枯死亡，境内大多数村庄农作物无收。农户“三年碌碡未翻身”。
1941～1945年，疟疾流行全县。1942年，寺头、石佛、箕子山、白沙、九山、五井、嵩山一带流行黑热病，后蔓延到全县。同时，伤寒、麻疹、天花、霍乱、痢疾、疥疮等多种疾病也一并流行，有的村患病率高达100％。这一年，邓家圈村染疟疾、伤寒者达200多人，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二。吕匣村仅剩4人未患病。由于缺医少药，死亡率甚高。1944年，东、西文山村因发疟疾病死绝的有6户，褚庄病死80余人。
（四）“无人区”惨状
田园荒芜 1942年前后，县内土地大部荒芜。褚庄1300亩地，全成荒野。五、八区（五井、寺头）一带，二分之一土地荒芜。民舍墙倒屋塌，街院蒿草丛生，村舍狐狼出没。
典妻卖子 百姓为了活命，先是变卖家产，继则典妻卖子。石佛堂村梁福友一家7口人，1942年春，卖掉两个孩子，哥嫂相隔3天先后饿死。为活命，梁将妻子典给平安峪一王姓家换回12斤玉米，途中被国民党八支队抢去。不久梁福友母子皆饿死。吕匣村张姓一家6口人，父母、儿子饿死后，携妻女去高桥逃荒，半路上女儿饿死，无奈将妻子典于他乡。洛村（今属白塔乡）王姓一家7口人，先卖掉4个女儿，后卖儿子当兵，夫妻逃荒去东北，丈夫饿死，妻子改嫁。
吃食无着 1942年前后，百姓吃食无着，先以野菜、草籽充饥，继食树叶、树皮，及尽，又吃蚕粪、屋烂草，饿极者吃棉絮、啃炕土。1943年春，一逃荒妇女走至玉兔埠时，饥肠难耐，将棉袄大襟里的棉絮撕出吃掉。同年春，南店村董姓一家饿死4口之后，其母饿极，啃炕土充饥。
尸体无人埋 1942年前后，县内死人之惨，目不忍睹。大村饿死数百人，小村饿死数十人不等。少数幸存者骨瘦如柴，有的卧炕待毙，有的病倒路旁，无力掩埋死者。1942年秋，崔册村一高姓农民的姐姐、妹妹回娘家，同高姓一家5口人于一个月内相继饿死，尸体无人掩埋，蛆虫爬满院子。褚庄村庙后5步远的墙根下，竟躺着4具尸体，死去的妇女身上还有婴儿在“吃奶”。1943年春，崔册村街道上躺着6具尸体，始终无人掩埋。
（五）“无人区”新生
1943年，共产党、八路军先后解放了龙山、九山、米山、峰山各区。1944年4月，第三次讨“吴”（吴化文）战役后，嵩山等南部山区解放。至1945年春，大关、南流、盘阳、冶源、五井、蒋峪等地相继解放。人民政府立即帮助群众治疗疾病，组织生产自救，重建家园。
1.医疗疾病 1944年，鲁中行署派遣紧急医疗队到临朐，先后在王瑞、界首、黄山、宫家庄、茹家庄、九山等地设医疗点，免费巡回医疗，治愈大批疟疾、黑热病、伤寒、痢疾、麻疹病人，控制了疾病的发展和流行。1945年8月，疟疾又在县内蔓延，最厉害的嵩山区发病率达80％。鲁中行署派卫生科长李龙九带领49名医疗队员赴临朐，县、区政府先后动员县内119名民间医生帮助治病。为尽快将疟疾扑灭，县里在寺头村举办医训班，将来自农村的近百名学员，分三批进行为期20天的培训，结业后，学员立即同医疗队员奔赴全县各地治病救人。1944～1945年，鲁中行署拨来医疗费14万余元（北海币）。此间，山东省政府主席黎玉曾专门电告鲁中行署拨款，以救治病灾。1946年夏历八、九月间，临朐县自制亚匹酸丸63市斤，配制中药“将军丸”一宗，及时发放各地，控制了疟疾的流行。到1946年底，在县内南部、西部7个区治愈2.7万人，仅茹家庄就治愈400多人。至1947年，流行性疟疾基本扑灭。
2.恢复生产 1943年7月，九山一带解放后，人民政府首先安排饥民生活，组织生产自救，鲁中行署从沂水调来救济粮296318公斤，贷款103277元（法币），贷农具8544件，还贷放种子和牲畜。同年9月，县委召开各界人士会议（游击区也派人参加），号召各地抓紧恢复生产。1944年秋，米山、嵩山两区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伙工组（后改为变工组、互助组）互相帮助，发展生产。因农具不足，县政府拨出专款用于购买农具。嵩山区派专人去博山等地购锄、钁等小农具三千余件，无偿分给农户。10月，县政府又拨出专款，派人赴老解放区江苏新沂等地买回耕牛40余头，驴10多头，分给各区重灾村户。
县、区机关工作人员及八路军战士努力帮助当地农民开荒种地，县长高奋连续半个多月光着膀子、赤着脚在王瑞等村帮助农民拉犁开荒。为减轻农民负担，县委组织县、区干部学习南泥湾精神，自己动手，开荒种地。
因连年饥荒，人们身体虚弱，无力耕种。1944年秋，鲁中行署从沂北等地调来代耕队，耕牛600多头，犁耙300多件，自带口粮，捎着牲畜饲料到嵩山、米山、九山、峰山、嵩右等区帮助秋耕秋种。其中到嵩山的耕牛达100多犋。1945年春节后，县委贯彻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开展春季大生产的指示，召开各区干部会议，号召军民一手拿枪，一手扶犁，武装保卫春耕。这时，鲁中区沂山地委再次组织沂北、沂中的群众带口粮、农具、牲畜来临朐支援春季生产。人民政府奖励垦殖，鼓励生产。
1945年，据当时农代会统计，发救济粮和优抚粮各0.5万公斤，贷粮97468公斤，贷款59.5万元，贷麦种1万公斤。同年，为扶持烈军属春种，贷粮40569.5公斤，豆饼1061片，苇席300领，羊98只，棉种998.5公斤，荞麦种947.5公斤，锄145张，共折款131481元。所贷款、物，后来人民政府都作为救济，不再收回。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外出逃荒的群众陆续返回家乡。1944年底，米山、九山、嵩山各区在外群众返回70％。到1949年，全县人口回升到356400人，荒芜土地得到了垦殖。
临朐人民为表达获得新生的感激之情，1945年召开的农代大会曾写信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全文如下：亲爱的毛主席：
在您的英明领导下，使被日寇吞吃将尽的国土，又大部建立起光明的根据地；已陷入敌手的老百姓，复得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使我们怎样的感激！
特别我们临朐的老百姓，在国民党领导下的山东沈鸿烈省政府和他的土匪军队控制临朐五六年中，将我们全县大部造成“无人区”，人口存在不过三分之一。土地大部长成蒿草，室无人住狼生子，人无粮吃树皮光。残酷生活，不堪回想。
幸我们的救星共产党、八路军来到这边，不断打击敌寇和歼灭卖国贼人，将我们九死一生的老百姓又从火坑里救出，几年的“无人区”，又建立起自由民主有饭吃的根据地。现我们大部穷苦老百姓得到翻身，并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农救会。
我们老百姓是不会忘本的，今后我们要下最大决心，努力工作，积极学习和永远跟着您走，并以万分诚意，敬祝您的身体永远健康。
临朐县农代大会全体代表敬上
1945年4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