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风俗民情
齐鲁文化是东夷土著文化、殷商文化和周族农业文化融合的结果，齐鲁文化的真正存在价值和真实生命力在于齐鲁风俗之中，通过风俗民情来把握齐鲁两国的文化精神，来得更加直观，更加准确。
齐鲁立国之前，远古时代的山东先民被称做“东夷”。那时侯，华夷界限并不像后来那样泾渭分明，中原先民也没有后来那么浓重的优越感和文化中心意识。考古发现的不同类型文化说明，那时呈现文化中心多元化的格局。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东夷文化一直居领先地位。中国的龙、凤文化就是东夷太昊、少昊最早创造的图腾意识，而黄帝的“云”，炎帝的“火”，共工氏的“水”等，却不被后人认同，没怎么成气候。春秋时期的郯国 (今山东郯城北)就是少昊的后裔。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郯国国君郯子到鲁国朝见，叔孙昭子请教说： “少昊氏以鸟名官(命名各级官长)，是怎么回事?”郯子追溯说： “黄帝用‘云’记事，以云名官；炎帝用‘火’记事，以火名官；共工用‘水’记事，以水名官；太昊氏用‘龙’记事，以龙名官。我高祖少昊挚即位时，凤鸟适至，故以鸟名官。凤鸟氏、玄鸟氏、伯赵氏、青鸟氏、丹鸟氏等，都是掌管历法的官。祝鸠氏是司徒，（目+鸟）鸠氏是司马，鸤鸠氏是司空，爽鸠氏是司寇，鹘鸠氏是司事，这五鸠是鸠集治民的官。五雉是五种管理手工业的官，他们的职责是改善工具器物，统一尺度容量，以维护百姓的公平。九扈是九种农官，管理百姓好好生产，制止歪门邪道。自颛顼以来，远古的这些历史失去记载，命名官吏也以实际管理的事情来命名，不再按照远古的惯例办理了。”
郯子以无限的自豪感，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先祖这段远古职官史，把鲁昭公、叔孙昭子讲得心往神追，沉醉在远古文化殿堂中好半天。以通悉三代因革损益而自诩的孔子听说后，也被其渊博的知识所折服，拜倒在郯子门下，并发出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感叹。
除龙、凤等鸟图腾外，东夷人好猎善射，还是弓箭的发明者。 《山海经·海内经》称： “少昊生般，始为弓矢。” 《说文·矢部》称： “古者夷牟初作矢。”夷牟当为牟夷，是东夷族的一支。从字形上看， “夷”字由“大”和“弓”组成。据考古发现，山东大汶口新石器时代的男性平均身长为172.2厘米，有的高达190厘米，而西夏侯新石器时代的男性身高为171.3厘米，西安半坡遗址中的男性平均身高则还要矮。古代典籍所记载的大人国，即指东夷人，多勇力，善射，是其共同特征。后来人们所说的“山东大汉”，并非虚谬，而是有历史根据的。说到善射，东夷族有穷氏的首领羿和他的妻子嫦娥还留下了一段美丽而浪漫的传说。
相传东夷有穷氏的首领羿本是天上的神射手，和妻子嫦娥在仙界过着幸福的生活。天帝帝俊有十个太阳儿子，轮流执勤照耀人间。可后来，这十个儿子突然不守规矩，一齐出来了。结果，
天上十日并出，庄稼草木被烧焦了，人民饥灼交迫。当时，地上统治万民的尧率领百姓乞求太阳们为了天下的生灵而守守规矩。可一点用也没有。眼看着天下苍生即将被烧得消亡了，天上的帝俊终于下了狠心，给了神射手羿弓箭，要他到人间向天上射箭惩罚他的十个太阳儿子。
羿带着妻子嫦娥从天上到了人间，看到人间惨状，悲愤无比，执行惩罚的时候大开杀戒，连续射杀了九个太阳儿子，只留下最后一个太阳，因为人间需要光明和温暖。羿为人民立了大功，却大大得罪了天上的帝俊，不能回到天上，成了人间英雄。
洛水之神宓妃是伏羲的女儿，丈夫河伯跟民间巫婆勾结，强娶年轻姑娘当媳妇。有一次，羿和宓妃邂逅相识，双双堕入爱河而不能自拔。河伯得知大怒，寻找羿决斗，他哪是英勇神武的羿的对手，被射瞎了一只眼睛。河伯将伤眼、夺妻之事告到天庭，帝俊正好借机公报私仇，要将羿押往肢离山处以肢离之刑。宓妃既与羿情深义重，又痛悔自己感情不专。于是，她向帝俊求情，答应断绝和羿的爱情，不再踏出洛水一步。羿得救了，而河伯那个死亡家庭也恢复了。
做了一回堕落天使的羿，又回到嫦娥身边。嫦娥本来就对不能重返天界不满，又抓住了丈夫婚外恋的把柄，喋喋不休地唠叨、埋怨。羿也觉得愧对妻子，既然不能回到天界，至少要在人间长生不老啊!便从西王母那里索取了两颗长生不老之药，想以此作为对嫦娥的补偿。嫦娥得知，趁羿外出时把药偷吃了个精光。一会儿，嫦娥就觉得身体发轻，不由自主地向天上的月宫飞去。原来，西王母的药，吃一颗就能长生，吃两颗就可升天。从此，嫦娥失去了家庭和丈夫，孤身一人在冷清的月宫里受着孤独和黑暗的折磨。羿日夜思念嫦娥，不久忧郁孤独而死。有的说，这是上天对嫦娥不忠于丈夫的惩罚。还有的说，嫦娥到月宫变成了蟾蜍，是罪有应得。天上无情，人间有义。民间风俗却把嫦娥当成是美丽、善良的化身。每到中秋节，都把全家团圆的安慰遥 寄给月宫的嫦娥，希望他们夫妻美满团聚。
羿死后，其子孙被称做后羿，世代为帝司射，以勇武善射而闻名天下。夏王太康淫逸、放纵，兄弟五人发生“五子”争夺王位的内讧，后羿乘机夺取了夏朝的统治权力。夺取夏政后，后羿又步太康的后尘，射猎无度，不理政事。他的亲信寒浞暗中发展自己的势力，收买后羿的左右，杀死后羿及其家属，篡夺了统治权。
通过这些古传说，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东夷族的生产力水平和征服自然的能力相当先进，于帝俊、尧办不到的，东夷族的羿却能办到。以至
其二，东夷族世代以狩猎为业，以强大的军事武力威震天下各部落。
其三，从羿与洛水之神的婚外恋以及嫦娥偷吃仙药的故事来看，东夷族在两性关系上比较自由、浪漫，妇女的地位较高，且不受家庭伦理观念的束缚。
其四，东夷人有着丰富的思维想象力，远古人类奔往月球的最初遐想，开始于东夷人。
其五，西汉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览冥训》，记载了嫦娥奔月的故事，东汉张衡的《灵宪》说，嫦娥奔月后变为蟾蜍。有关羿和嫦娥的传说，成为中秋节风俗的主要渊源，反映了古人对东夷文化的认同。
此外，东夷人喜欢饮酒歌舞。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许多高柄杯，是典型的饮酒器物，真实地反映了远古东夷人好饮酒的生活特点。 《后汉书·东夷传》称： “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1979年，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出土了一件笛柄杯。据说音响清脆悦耳，能吹奏出四个音阶，与现代横笛不贴笛膜时的声音相似，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横吹陶制管乐器。舜的韶乐就是东夷音乐，孔子赞赏它尽善尽美。春秋时期的莱夷(在今山东半岛)，乐舞仍非常发达。齐国灭掉莱夷，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莱乐。齐景公四十八年(公元前500年)，与鲁定公会于夹谷(今山东莱
芜南)，安排莱人奏莱乐，想借机劫持鲁定公，结果被孔子识破。由此可知，那时的莱乐不仅有音乐，而且应该和武舞结合在一起。不然，劫持鲁定公的计划很难实现。
夏商建立，只是对各部落、方国的臣服，东夷仍为各地的次文化中心之一。商族是鸟图腾，其文化渊源本身就是东夷，所以才具备那么高的文明程度。周灭商，既是西夷文化的东渐，也是西方落后部族灭掉了东方先进部族，所以显得特别心虚和不自信。正是这种自卑感和紧迫感，刺激了西周各种典章制度的高度完善。西周初年为维护统治而进行的政治、思想文化建设是史无前例的，它一改夏商对诸部落、方国的臣服政策，把自己的宗族成员派到各地实行直接统治，把势力所及的部落文化逐步同化到中原文化中来。于是，东夷太昊、少昊、舜，也包括羿、商在内的部落文化，都成为华夏文化昔日的辉煌，为人们所共同尊奉。孟子曾讲，舜是“东夷之人”，周文王是“西夷之人”， “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尺度、准则)一也”。在姬姓周族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崛起后，加之数百年的“四夷宾服”，原来的心虚和自卑逐渐转化为日益强烈的自信和优越感，从周天子到姬姓为主的各诸侯国，开始以诗书、礼乐、法度等华夏文化中心相标榜，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来鄙视、排斥曾和它们同处在周边的四夷了。季文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论调，就是证明。
由东夷文化到齐鲁文化，就反映了这一过程。齐国立国时，对东夷的风俗文化采取了兼收并蓄， “因其俗，简其礼”的措施。对这种基本国策，后来齐国的统治者奉行不替。管仲相齐，仍采取“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的政策。齐国“自泰山属之琅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有得天独厚的发展工商渔盐的自然优势。姜太公有识于此，立国之初就确立了适合齐国特殊人文、地理环境的立国方针。政治上“尊贤而尚功”，不拘一格任用贤才。经济上“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实行农、工、 商、渔、盐并举的多元化体制。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成为工商业最发达的泱泱大国，因而也成为工商业文化氛围最浓厚的国度。人们的经世观念、人格追求、道德选择等种种社会风尚，都受到商品经济意识的浸润，表现出明显的工商业类型的社会风尚。
其一，追逐富利和夸富羞贫的社会氛围。
如果说“尊尊而亲亲”是宗法社会的风尚的话，那么拜金主义、夸富羞贫就是工商业社会的风尚。富既可满足物欲，又能得到地位和尊严。于是乎，富与利成为齐国社会的共同语言，金钱成为人们追逐的共同目标，以商人为带头羊掀起了一股“奔富厚”的狂潮。 《国语·齐语》记载，齐国商贾相聚， “相语以利，相示以赖(赢)，相陈以知贾”。人们为了发财致富，努力实践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人生信条。正像《管子·禁藏》所记载的那样： “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 在“甚富而实”、 “多文采布帛”的经济背景下，齐国逐渐形成一种“喜奢忘俭”的奢侈之风。这种风气从齐桓公、管仲时代就开始了。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齐国名相管仲“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娶三姓之妇，富拟公室。尽管孔子坚持称赞管仲“仁”，却也几度斥责他不知“礼”和不“俭”，甚至认为他“以侈逼上”。按照礼制规定， “君子不履丝屦”。齐景公为履，用黄金做鞋带，饰以银，连以珠。到了战国，高消费的奢华之风越来越升级。尤其是齐国国都临淄，成为贵族官僚、富商鸿贾满足物欲的销金窟。孟尝君“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以高额的消费豢养着数千食客。他有一狐白裘，价值千金。邹忌整天对着镜子，和城北徐公比美。崇奢恶俭之风，也吊高了一般市民的消费胃口。临淄市民， “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 《孟子·离娄
下》记载，有个齐国人，每天都在外边吃得酒足饭饱，对妻妾吹嘘和富贵人在一起吃喝。妻子偷偷跟踪察看，原来是到坟墓间向祭墓者乞讨剩余的酒肉。这个故事，形象地反映了齐人对高消费生活的虚荣心。
其二，等价交换的价值取向和重功利、轻伦理、缺乏人情味的特质。
适应商品经济需要，货币也发达起来。齐国的刀币无论种类、数量都首屈一指。共有谭邦之法化、齐建邦之法化、即墨之法化、即墨法化、安阳之法化、齐之法化、齐法化七种。 “法化”即标准货币。就是这些“钱”和等价交换意识，如同决堤的洪水，冲淡、淹没了齐国本已淡薄的宗法伦理观念以及君臣关系、师生关系、主仆关系和人情世故，代之而起的是重视现实利益，互尊、互利、互惠的等价交换意识。齐国人际关系越来越呈现出重功利、轻伦理、缺乏人情味的特质。
据《商君书·徕民》记载，有个叫东郭敞的齐人，准备蓄资万金买爵。其弟子请求借贷，分文不给，师徒反目成仇。既然老师不爱学生，学生当然也不爱戴老师。 《吕氏春秋·恃君览》记载，戎夷和弟子离开齐国来到鲁国，城门已关，师徒二人寒夜宿于城门外。夜愈深，寒愈甚。戎夷对弟子说： “你把衣服给我，我活；我把衣服给你，你活。我是国士，为了天下不能死；你是不肖者，命不值钱，把你的衣服脱给我!”弟子见老师如此无视自己的存在，非常反感，反唇相讥说： “既然我是不肖者，又怎么能有那么高尚的献身精神，把衣服脱给国士呢?”
赤裸裸的等价交换和市场上讨价还价、互不相让的现象，使人们越来越看到人际关系的实质，对旧秩序的义务感和旧道德的尊崇逐渐淡化，浸润到人际关系中，又转换成道德上的等价交换意识。战国孟尝君以善待食客而闻名天下，一朝遭谗失去相位，三千食客掉头而去；待其恢复相位，又心安理得地重新回来。 “夫天下之道以市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食客们把
伦理、主仆、人情全都视为商品，纳入等价交换的意识中，丝毫不受这些名分、等级、依附关系的道德约束。在齐国， “富贵多士，贫贱寡友”，成为人际关系的共识。
工商业的等价交换意识，还不知不觉地渗透到儒家思想的君臣观念中。孟子先后两次在齐国居住，把这种君臣道德交换关系讲得再明白不过了。 《孟子·离娄下》载孟子语曰：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是儒家思想中最让后来专制皇帝不满意的地方，因为它带有鲜明的互尊、互惠、等价交换的商业意识。这虽出自孟子之口，却是齐国的社会风尚。
这种用“物利”取代等级、伦理、人情的做法，难免因缺乏应有的人情味而显得过于冷酷无情，且带有势利小人的卑鄙，却是与农业文化中平均主义、吃伦理道德的大锅饭完全相悖的新观念，是一种鼓励人们不断进取的强力度的文化心态：富贵、强大、勤奋就有地位，有尊严；贫贱、衰弱、懒惰不仅要失去尊严、地位，而且要被淘汰、遗弃。
其三，好智谋、善辩论、多权变的个性。
经商是高度社会化的活动，它不仅要求工商业者有足够的勇气和胆魄，还要有足智多谋、变诈难知的高智商。 《汉书·地理志》称，齐人“舒缓阔达而足智”， “言与行谬，虚诈不情”。 《韩非子·外储说上》记载，齐宣王喜欢听竽，让300人一块吹，对竽一窍不通的南郭处士也滥竽充数而混吃混喝。齐宣王死，齐湣王立，喜欢一个一个地听，南郭处士只好逃走了。这个滥竽充数的故事，似乎说明齐人的变诈是道德低劣，好坑骗欺诈，钻制度的空子，其实不然。海岱间多智谋、好变诈的特性，不仅塑造出邹忌、淳于髡、鲁仲连等善于隐言讽谏的智辩之士，而且孕育出司马穰苴、孙武、孙膑、田单等一大批善于“诡道”，讲求兵不厌诈的军事家。
齐国智辩之士往往把进谏的内容隐寓于谈笑诙谐的机辩中，既切中要害，又不伤统治者的脸面，也保护了自己。战国齐威王“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臣下谁也不敢进谏。淳于髡隐言讽谏，问齐威王说： “国中有大鸟，停在王庭，三年不飞又不鸣，大王知道此鸟叫什么吗?”淳于髡既指出齐威王不理政事的消沉行为，又维护了他的自尊，巧妙地唤醒了齐威王奋起振作的雄心，幡然醒悟说： “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后来，齐威王果然一鸣惊人，励精图治，威行天下36年。其他像邹忌以鼓琴的节奏，向齐威王说明“治国家而弭民人”的道理；以自己的妻妾和客人恭维自己比城北徐公美的事例，隐喻上下欺蒙的昏暗政治。后来中国传统道德往往认同忠厚可靠、恪守信义，而不赞成这种“花言巧语”。其实，面对当政者肆虐而又拒谏，一个憨厚、老实的直肠子，只能束手无策，充其量只能鲁莽直谏，于事无补地丢掉性命。只有具备多智善辩的高超进谏艺术，才能扭转事态的发展方向。
至于司马穰苴、孙武、孙膑、田单等齐国兵家的足智多谋，更是令人叫绝和富有传奇色彩。尤其是孙膑，尽管命运坎坷不幸，但凭借着自己超人的智慧和顽强的生存能力，仍然创造了轰轰烈烈的业绩，在那个强力抗争的时代找到了自己的最佳位置。残疾人的自强、自立以及自我价值的充分实现，孙膑应该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齐人的这一风尚鲜明地反映了工商业文化对高智商的要求，它是一种适应社会、搏击生活、奋发向上的强力度文化心态。
与海洋型、工商型的齐国相反，鲁国是典型的大陆型、农业型的国家。鲁国处在泰山之阳，洙水和泗水之间，地势平坦，宜于农业、畜牧业、蚕桑业的发展。建国之初，周公就确立了“尊尊而亲亲”的用人方针。周公长子伯禽到曲阜后， “变其俗，革其礼”，强制推行周族单一的农业生活方式和周人的风俗文化。鲁国是典型的农业宗法社会。
其一，好礼仪、尊传统的正统性格。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说，鲁人“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鲁人对“先君周公创制”，充满无限的崇拜感和自豪感，言必称“先王之训”，事必遵“先王之业”。
鲁大夫公父文伯(公父，季悼子之孙)之母敬姜，被公认为是遵守礼仪的楷模。她是季康子的从叔祖母，奶奶和小孙孙在一起还避什么“嫌”?可季康子去拜见她，一个在屋内，一个在屋外，不逾越门槛。公父文伯死，为了不使儿子沾染好色而死的名声，要求儿媳们不准毁哀过度。丈夫和儿子死了，她按照“寡妇不夜哭”的礼制，朝哭丈夫，夕哭儿子，日程安排得分毫不差。孔子在生活小节上也严格讲究礼仪。 《论衡·自纪篇》载，鲁哀公赐桃和黍给他，孔子“先食黍而啖桃，可谓得食序矣”。也就是说，吃东西都要分先后次序。 《国语·鲁语下》有一大段敬姜教育儿子的话，其中不厌其烦地提到“昔先王”、 “古之制”、 “先王之训”、 “先人之业”、 “必无废先人”等等，反映了这位老太太对先王典礼、对传统强烈的认同和归属。
对传统的崇拜和义务感，塑造了鲁人自信与忠诚、保守与内敛的正统性格。曹刿折傲卿相，以“肉食者鄙”的气度与鲁庄公“平等对话”；孔子、七十子之徒均有为王者师的人格风范；子路“衣敝组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表现了蔑视一切的自信；子贡“连驷结骑”，与国君分庭抗礼。对正统性格的固守，又演化为鲁人持重保守，惮于革新的个性和囿于传统的负累。孔子对恢复周礼，具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著，却没有齐人“多权变”的灵活。子路遵守贵族礼仪，更是迂腐得可气。卫国发生内乱，他在激战中被砍断了冠缨，说： “君子死，冠不免。”竟然放下武器去结缨，结果被人杀死。然而，他又表现了一种至死不乱方寸的牺牲精神，成为后来烈士们整好衣冠，从容就义的精神渊源。
其二，尚经典，尊学术，重视礼乐文化素质的提高。
周初大分封，鲁国得到的文物典籍最多。鲁国人对这些文物典籍格外珍惜，备加爱护。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鲁国公宫 失火，南宫敬叔赶到，首先命令周人抢出“御书”，好好保管，说： “如有损失，处死你!”子服景伯随后赶来，命令宰人抢出“礼书”保管，说： “如果失职，按律严惩!”季桓子来了，命令藏好教令档案，说： “旧章不可亡也!”在毁灭一切的烈火面前，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珍宝、财物，而是典籍，可见文物典籍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春秋时期，鲁国是全国的礼乐文化中心。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晋国韩宣子使鲁，考察了鲁国文物典籍后感叹说： “周礼尽在鲁矣!”
齐人“好声色狗马”，鲁人好讲习礼乐。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说，鲁国“其民好学，上礼义，重廉耻”。孔子讲： “不学礼，无以立”，要求人们“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孟僖子陪鲁君朝楚，对自己不通礼仪而一再出丑十分痛心，说： “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返鲁后，“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临去世，高度赞扬孔子，嘱咐两个儿子孟懿子、南宫敬叔拜孔子为师，学习礼仪。周大夫原伯鲁曾说： “可以无学，无学不害。”鲁人对他深恶痛绝，说：“夫学，殖也，不学将落。原氏其亡乎!”在鲁国人看来，学习好像种庄稼，不学就会枝叶枯萎、坠落。说到学习，孔子是最值得称道的典范。他那些“敏而好学”之类的格言人人皆知，在齐国学习韶乐，达到忘我的境界，以至于三月不知肉味。晚年喜欢学《易经》，其手不释卷，韦编三绝的故事，传为刻苦攻读的佳话。孔子创立私学并非偶然，鲁人对学习礼乐文化的向往和痴迷，是其深厚的文化土壤。
此后，鲁人的这一风尚经久不替。 《汉书·儒林传》载，刘邦消灭项羽， “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岂圣人遗化好学之国哉”!由此可知，古代耕读传家的传统，山东人崇圣重教的风尚，汉代邹县一带“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的谚语，宋代“十万人家尽读书”，近代山东乞丐、土匪兴学的病态现象，以及现代山东高考分数居高不下，均发端于春秋时期的鲁国。
其三，择瘠处贫，自给自足，勤俭持家的生活方式。
齐人崇尚高消费，夸富羞贫；鲁人择瘠处贫，勤俭持家。鲁国无渔盐之利，商品经济不发达。统治者似乎缺少发展工商、富国裕民的政策和自觉意识。鲁大夫臧喜伯曾劝谏鲁隐公说： “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也就是说，国君要抓大事，山林川泽的收入，下层人民的用度，不要多操心，颇有点限制国君插手经济建设的味道。由于货币的需求量不大，鲁国也不太注重货币的铸造。鲁国很早就以贝朋做货币，在鲁国故城发现了许多海贝、石贝、骨贝，只是在春秋晚期的墓葬里才发现铜贝，但到目前为止没发现铜币。而战国时期小小的莒国也铸有刀币。
鲁人是典型的农业生活方式和农民意识。敬姜教育儿子说：“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土地肥沃，生活安逸，孳生不成才的膏粱子弟；贫瘠的土地可养成崇尚仁义、热爱劳动的品格。所以“圣王之处民也，择瘠而处之，劳其民而用之，故常王天下”。而自庶人以下应该“明而动，晦而休，无日以怠”。也就是说要日出而作，日暮而息。鲁国是典型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型的自然经济。敬姜身为贵族夫人，仍坚持纺织。鲁相公仪休之妻出于职业癖好而纺织不辍，公仪休为不与民争利而怒焚其机。曾参之母听到儿子杀人仍不下织机。杜甫称赞“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近代山东妇女“精耕耨，巧纺织，善栽种，勤牧养”，应该是来自鲁国妇女的优良传统。
鲁人不仅勤劳，而且节俭持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说，鲁国“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灾，民好蓄藏”。该篇多处提到，鲁人“俭啬”， “鲁人俗俭啬”。《国语·鲁语下》中也说： “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财不过用。”与齐国夸富羞贫的风气相反，鲁国是不羞贫贱。孔门弟子子路， “衣敝组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颜渊，在陋巷，一箪食，一瓢饮；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是中国第一批穷学生。
早期的鲁人与工商无缘，司马迁讲的“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是说及其国力下降，传统观念动摇的时候，商贾之风才兴盛起来。子贡从卫国辞官经商，进行了成功的尝试。但是，鲁人长期养成的农民意识和农业生活方式却根深蒂固。 《史记·货殖列传》载，有个叫曹邴氏的鲁人，靠冶铁而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腰缠万贯仍然省吃俭用，抬头想天上掉下点什么，低头想捡点什么，这决不是一个工业家的消费方式，而是鲁国农业社会孕育出的，中国第一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
孔子在《论语·雍也》中对齐、鲁两种文化类型曾做过十分深刻、准确的概括：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朱熹在该篇的集注中解释说： “智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朱熹接着说： “孔子之时，齐俗急功利，喜夸诈，乃霸政之余习。鲁则重礼教，崇信义，犹有先王之遗风焉，但人亡政息，不能无废坠尔。”也就是说，齐国风俗是工商业的，动态的，开放的，沿海文化类型；鲁国风俗是一种农业的，静态的，封闭的，大陆文化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