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尽甘来话童年
程文
生逢战乱荒年，童年时代留给我的是一生一世的记忆。12岁离家至今，倏忽60年过去，家乡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但不变的仍是心中的那些记忆。战争、灾荒、饥饿、瘟疫，父母活活饿死在逃难途中的情景和他们临终时对我们的那种深深挂记，十几年的骨肉离散，千里迢迢的相互寻觅……一幕幕噩梦般的往事时不时地浮现出来，折磨着我的记忆。
人往往是这样，小时候不大懂得父母恩情，等真正懂得了，却已经没有了回报的可能。有时想：假如父母能够活到今天，那该多好！即使不能，至少让他们知道，我们都活过来了，他们也可放心。
记得有位哲人说过：“人类仅仅因为有老人才能有道德上的进步。老人善良、睿智，把他们所经历过的一切留给下一代。没有这一点，人类就不会前进。”
这篇回忆，与其说是回忆我自己，毋宁说是回忆父母和我已经去世的大姐、三弟。把他们那些比我更苦的经历诉诸文字，一则可以留予后代，二则或许可以减轻一些记忆的重负。
王瑞村的外来户
我于民国十七年（1928）出生在现属寺头镇的王瑞村。父亲叫程希清；母亲王氏，一生没有自己的名字。王瑞村以王姓为主，姓程的只我们一家。我和我两个弟弟从小就习惯了本村孩子们给我们取的外号——“外来户子”。父亲常告诫我们：“别与这些人打架，咱们本来就是外来户。”还说：就像人家很少称呼他的名字，而都喊他“程大个子”，这外号没有坏意。他常说，要是没有王瑞，特别是你们的几个舅舅家，也许还没有我们的今天呢。
我们老家是崮山，是当时这个村的大户人家。因为在十多年前家族内发生了一场横祸，父亲蒙受了巨大的屈辱之后而被迫舍弃了那里的家业，担起一担架筐，一头挑着铺盖卷儿，一头是我不满周岁的大姐，随母亲来到了王瑞，投靠三位舅舅家落地为活命。幸亏他们，特别是二舅王冠福家，舍给我们茅屋一间、山荒和河滩地皮两片，才使父母得以立足为生。当我记事时（1935年前后），我家已有两间茅屋，三亩耕地（包括长期租种人家的一亩多）。但这时我家已有了包括我父母、两个姐姐和两个弟弟，以及由我们和两位叔叔家轮流赡养的老祖母，共六七口人。人口增加了两倍多，而能干活养家的仍只有父亲一人。他除了自家的农活外，农忙时节的大部分时间是外出打短工，或为人家“挑脚”（搞人力运输）。父亲身高体健，是远近有名的庄户把式。农忙时节，他只要往人市上一站，总是用户们的首选。农闲时节便打柴、赶集、卖煎饼、豆腐。每年秋收时节，有地的人家是存粮食，我们是存柴火、野菜。卖煎饼、豆腐剩下的谷糠、豆渣，再加上干菜，便是我们一冬的生计。
家境如此，而且我又是三个男孩中的老大，但父亲却不把我当成他干活的帮手，而是极重视对我的文化启蒙教育。从5岁起，就让我跟随大舅父王冠友读家塾，断断续续读了3年，背诵过《三字经》、《百家姓》和《庄农日用杂字》。因为是利用农闲时间，三种读本每次都是浅尝辄止，哪本也未曾读完。但那却是我上大学之前的全部学历，它为我一生的文化成长奠定了根基。
这大致就是我们家正常年景的生活，也是留在我童年记忆中的一段虽艰难但却安定、虽贫寒但能相依为命的庄户日子。
大约是从民国二十七年（1938）日军侵入临朐开始，家乡便一步步沦入了那场世所罕见的历史灾难：人们死的死，逃的逃，致使全县成了举世闻名的“无人区”。在那场一般人家尚且无法抗拒的大劫难中，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本来就立足未稳的家庭，其境遇是可以想见的。
家破从父亲遭难开始
临朐全县沦为“无人区”的历史背景无须繁叙。就我们家乡的情况来说，是始于天灾，继以人祸。天灾诚然严重，犹如后来的民谣所述：“头三年旱了不下雨，后两年涝了不晴天……”农民连续几年种不上地，何以为生？但在我的记忆中，后来的人祸更甚于天灾，最终把家乡人民逼上绝路的是日寇的侵略战争所造成的连年战乱。当时曾流行着一种说法：“旱不死的葱，饿不死的兵。”有些人借口“抗日”，拉起名目繁多的队伍掉过头来吃老百姓。约莫从民国二十八年开始，尽管村里多数人家断炊已久，进村要给养的却日渐增多。他们始而催、逼，继而翻、抢，连拌了粪的种子都不放过。
我家人多地少，是村里公认的贫困户。就在有的人家还能拿得出粮食来的时候，我们家已早就无粮可缴了。所以，保甲长们就让我们“以工代粮”——往各处送粮食、柴草之类的差事几乎成了我父亲责无旁贷的事。甚至连传文送信（那时的国民党军队没有军邮，军队的信件都是由老百姓一村一村地传递）也多是我们兄弟的事，而且不分白天黑夜、刮风下雨。起初，这还只是个出劳力的事，我父亲还劝我们：“咱纳不起钱粮就多出点力吧。”但后来形势越来越险恶，催给养的有时日有数起，真伪混杂，兵匪难辨，火并的事也时有发生。他们为了把粮草抢到手，有时索性在我家蹲守。我爹常因他们为先来后到发生争执而处于两难境地。
民国二十九年夏季，驻在柳科泉一带的国民党翟如建部队来王瑞搜粮。这次他们既没有找到保甲长，也没搜到粮食，只弄到了一些木柴强令我爹送去。送到之后，他们把我爹扣作人质，声称王瑞不缴来粮食就休想放人。爹是我们全家的支柱，他要有个好歹，我们就完了。我娘心急如焚，四处求人帮忙。亲戚邻居爱莫能助，保甲长们又不见了踪影。日复一日，父亲吉凶难卜。后来我娘变卖了我家几乎所有能卖钱的东西，求村里几位能跟这支部队说得上话的人，带上了我二姐前几年跟人家学织毛衣时存下的一件毛衣去好歹赎回了我爹。我爹回来时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但不管怎么样，人回来了总是好事。为了答谢帮忙的人，我娘又去附近各村的亲戚朋友家告贷，偷偷请他们吃了顿饭。至此，我家除了欠下的一圈债务和人情，就一无所有了。
父亲备受了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回到家就一病不起。怕再出事，我们就把父亲送到北山上我家仅有的一块谷地里，搭了个窝棚暂且隐藏了下来。本想养养身子，躲过这一关去再说。谁想父亲这一离家就再也没能回去。
父亲先是发烧，精神恍惚，后又感染上了恶性疟疾，天天发作，身体急剧衰弱。这期间，每天多是我和二弟陪着父亲，二姐（这时大姐早已出嫁并已随我姐夫一家闯了关东）在家看门，帮我娘一起为我们操扯吃的。
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但吃的东西却一天比一天更差——几乎就是清水煮野菜。父亲吃着，母亲扭头抹眼泪。有一天，我二姐来送饭，父亲问我母亲怎么没来（平时都是母亲来）。二姐不言语，只是低头给爹拿吃的。父亲一看那些杂七杂八的食物，产生了疑惑，生气地问这都是哪里来的。二姐知道，父亲是一向主张宁肯饿死也不要饭的。她支支吾吾，又说是村里给凑的，又说母亲的脸让马蜂蜇了。父亲让我跟二姐回家看看。路上，二姐实话告诉我说，母亲为父亲的病着急，想背着爹到外村去给他要点吃的，又怕被熟人认出来。她一着急，就狠狠地把自己的脸抓烂了，毁了自己的模样，出去给爹要了这点吃的。我回家一看，母亲满脸挠伤，肿得睁不开眼睛，当时就哭了——那是我家第一次上门要饭的情景。
好容易熬到了七八月间，地里稀稀落落的谷子（那是特意种的几棵谷种）已经发黄。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去拣比较成熟的谷穗来搓搓，好歹碾碾，连米带糠地做给父亲吃，原以为肚子里见了粮食，身体兴许会好起来。不料，新谷吃了不几天，父亲发生了严重的便秘、肠梗阻，持续大半个月的时间不能通便，肚腹变得像土坯一样坚硬，胀疼难忍，想尽了法子都无济于事。为解除父亲的痛苦，我和弟弟轮流用各种器物为他往外抠，但直肠里的粪便坚如砖石，抠来抠去，反复折腾，肛门被破坏得血肉模糊。最后肛肠溃烂，又转为恶性痢疾，便脓便血不止。时值晚秋，我们把父亲转移到了地北头一户人家的场院屋里，气息奄奄的父亲躺在地上已经没有了举手之力，一任无孔不入的绿豆蝇包围着，七窍生蛆，生命危在旦夕……
卖了二姐救父亲
那年秋天，大概就是后来人们说的“后两年涝了不晴天”的时节，整天下雨，河涨水发。为了父亲的病我几乎天天赤着脚，踩着满地蒺藜的小山路到石佛堂去求医问药，每次都是两脚的血泥。药铺的大夫说：“秋后痢十人九不治。”还说有个方子可以试试，但每副药至少也得一升粮的价。母亲陪我去求他，让我给他下跪求情，他才赊给了几副，以后就托词不给了。
万般无奈之际，母亲就和我二姐商议，说是给她找个吃饭的地方去，实际上就是把她卖出去。条件不高，只求能换几斗粮食救救我爹。当时二姐才15岁，母亲不忍心把她带到人市上去（当时卖儿卖女的很多，集上常见有插草待沽的闺女、小子）随便卖给不知根底的人贩子。只好拜托我的一位舅表哥，求他最好就近找个正经人家。结果，把我姐“说”给了三郎山的一家姓傅的。没过几天，傅家就派人背了半布袋子玉米来把我二姐带走了。二姐走后，母亲一面背着我们偷偷地哭，一面又哄我们说，二姐她去的地方不远，以后还会回来的。没想到她这一走就再没回来。她被傅家买去后的遭遇我们十多年后才知道。
母亲把用二姐换来的那点玉米既当口粮又当药，只用到父亲一人身上。经母亲一段时间的悉心照顾，父亲的病情有了转机，到当年的11月初，竟能起身走动了。
当时，我们王瑞一带，但凡还有活动能力的人家大多都已经逃走了，像我大舅、二舅家；没逃走的，有的是家底厚实，无意出逃，像我三舅家；有的是想逃已经逃不动了，像我们家。父亲遭难之后，早就意识到在家是呆不下去了。他病重的时候，曾多次叮嘱母亲说：“万一我有个好歹，你带着孩子往南逃……”他听说，离这里不远的沂蒙地区，日子比较好过。只要能打工、要饭，就有熬过这一关的可能。现在，他趁身体稍有好转，就决心试探着带我们离家南逃。
我们家已经远不是我爹离开时的样子了：院子里蒿草丛生，屋内徒空四壁。临走前，母亲没让我爹再回去看看，只是带我回去稍事收拾，带上了点讨饭用具，就回北山，搀扶着父亲，带着我们兄弟三个，踏上了逃生之路。
父亲之死
我们从北黄崖头上下来，顺着北山根，经河庄，一边要饭一边走，刚刚走到偏龙头，我爹就再也走不动了。我们四个人，没有一个能背得动他的，只好在村边路南找了一个场院屋让父亲躺下来，有的陪着他，有的去设法找吃的，要饭很难，就只得弄点野菜、树叶什么的。父亲的情况越来越不好。有天夜里，父亲一阵阵昏厥，舌硬失语，模模糊糊听出他还在向我母亲重复那句话：“带孩子向南，向南……”父亲知道，母亲和我们都没有出过门儿，除了东西南北，什么地名都不知道。
第二天刚放亮，母亲让二弟守着父亲，就带我和三弟去南边叫杨家峪和“阎王鼻子”的几个村庄去要饭。好容易等到饭时，多少讨到一点吃的。当我们往回走的时候，刚刚翻过山岭，就远远看到爹所在的那间场院屋外围了很多人。母亲一看就知道事情不好，把筐子一扔，“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一边喊着“他爹，他爹……”一边朝那屋子跑去。当我们赶到时，父亲还在喘气。半张着的嘴里含着一个枣，那是昨天母亲给二弟的几个枣，他一直给父亲留着的。但父亲已经是既咬不动，也不能说话了，只是两眼直直地望着我母亲，手无力地朝南指了指，头一歪，就停止了呼吸。
父亲的死，对我们，特别是对我母亲的打击是致命的。她孤立无援地趴在父亲的身上号哭了半天，然后一句话不说的痴痴地看着我们。她那副绝望的神情，至今仿佛还在我面前。
母亲扯了几根白布条，给自己和我们扎在头上，让我守着父亲，她带我两个小弟弟到附近几个村去，请求人家帮助把我父亲的遗体抬回我们仅有的那块地里去。母亲最理解我父亲生前对那块地的感情——那是他被迫从崮山逃到王瑞后几十年来所创下的唯一家业（如果不算那两间草房的话）。母亲带着两个小弟跑遍了偏龙头、上下河庄，见人就磕头求助，但那时候求到能帮这种忙的人已经很难了。幸好在下河庄找到了一位当年常和我父亲一起打短工的好心人，多亏他张罗了几个人，找了张破席箔，把我父亲卷起来抬回去，七手八脚地帮助埋葬到了我们唯一的那块地里。母亲无以能够答谢人家，就带我们兄弟仨跪下给人家磕头，说：“他们仨只要有一个能活下来，绝忘不了你们的恩情。”
母亲遭劫
父亲去世后，母亲基本断绝了再带我们逃生的念头。母亲不是担心自己没出过门，也不在乎自己还能支持多久（母亲的身体原本比我父亲病弱得多），她唯一不放心的是，一旦她再有个好歹，我们三个怎么办？
父亲刚去世后的那些日子，母亲一方面极力避讳对我们说“万一我再……”这类我们最怕听的字眼儿，一方面她又总是叫着我的小名对我说：“你爹走了，家里你就是大人了。要是我留下看家，你能带着弟弟出去找活路吗？”那时，不懂母亲的担忧，也不懂分担母亲的忧愁，只知道和弟弟们一起执意要和母亲在一起。母亲内心里也不放心我们，就这样又一起留在了家里。
当时，我们王瑞已经极少还有完整的人家了。外祖父家本是王瑞村的大户，以往对我家体恤帮助最多的二舅家，大部闯了关东，家里仅留下了二表哥王永显，后来也因神经失常投井自尽了；大舅家只剩了一位表嫂；唯有三舅家的几位表哥还维持着相对正常的日子。但我父亲早就叮嘱我们，“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去打搅三舅家”。记得在从我爹遭难到活活饿死在偏龙头的那半年已经走投无路的时间里，我娘除了为我二姐那件事，求助过大表哥之外，我们始终没再麻烦他们。现在，我娘带我们回来后，仍是这样要求我们。
我爹不在了的消息传出后，还有些人家来向我们讨债。记得尹子峪有一家我们叫“姨”的远房亲戚，因在我爹被国民党军队扣押时，我母亲为解救我父亲曾向她家借过几升粮食，现在她就三番五次来催还。跟我母亲吵闹不休的同时还威胁道：若还不了粮食就揭你们的锅，摘你们的门窗。后来索性在我家坐等，我娘百般哀求她也不走。无奈之下，我娘又让我去找来了大表哥。他严词呵斥那人说：“现在三姑家还有人。就是没了，也轮不到你来抢东西。”说着，就撵她走。当时，这位“姨”佯装走了，可出村后便躲了起来。直到看见我表哥走了，随后我和二弟也出去打扫草种去了，她又悄悄回来，趁我娘在另一间耳屋里干活不备，就把她反锁到了里边，借机跑到我们睡觉的屋里把我家仅有的一套被褥卷跑了。我娘见事不好，拼命把门摘下来，进各屋查看。当发现被褥没有了的时候，那人已经跑到村北了。这时我娘就大声地喊我们，幸好我们走得不远，闻声撒腿就去追。一直追到北河滩，才把我们的被褥夺回来。我二弟捡起一块石头威胁她说，再敢来抢东西就打死她。这下居然把她吓跑了，以后没敢再来。
我和二弟的这次“壮举”，给我母亲带来了莫大的鼓舞，她把我们搂在怀里，哭着说：“俺儿子长大了，能给娘撑腰了。”从那以后，我们仿佛真的长大了许多，至少打心里不再把自己看成小孩子了。
当时已进入冬天，野菜、树叶等任何可以充饥的东西都没有了。好在北耳屋里还存有一堆当年留作养猪用的“沤渣”（蚕吃剩的桑叶梗）、糟糠和干桑叶等；院里还有口破咸菜缸，缸底积有厚厚一层盐泥。用它可以沏水代盐。我娘就成天筛选这堆垃圾，把桑叶梗、糟糠之类但凡可以入口的东西都筛选出来；我和弟弟就出外想办法，主要是打扫草种。那时，有活动能力的人们还兴起了到野外山地的堰墙里去掏老鼠洞的风气，有的偶尔能挖出一大堆粮食、干果什么的。消息传开，也招引来了驻扎在附近的国民党兵。他们一是来抢老百姓的收获，同时自己也掏，几乎把南山大片山地和果树林的堰墙都拆垮了。有时我和弟弟到人家翻挖过的地方，偶尔也能拣到点什么，加上刮点人家刮剩的树皮等，凑合着充饥，盼望能熬到明年开春。
母亲最后的日子
在我们家，母亲的身体本来最差，三天两头犯心口疼病。只是在我大姐、二姐先后离家，父亲遭难一病不起之后，她才被迫成了支撑全家的主力。家庭的重压使她顾不上自己了，但饥饿对我母亲病弱身体的摧残远远甚于对我们孩子。到了第二年初，母亲已经很难支撑了。她骨瘦如柴，手、脚、脸部肿得发亮，两眼只剩了两条缝儿，几乎看不见了，只是为了我们她才勉强地支撑着。
恰在这时候，我却神经失常了。我是怎么疯的，后来又怎么好的，自己一概不清楚。只听说持续了十来天，后来又慢慢恢复了正常。事后母亲对我说：你不是病，是饿的。说我抓到什么都往嘴里填，去抢人家吃的——到碾上抓着什么生面子就往嘴里按，到人家家里看到有什么吃的就动手拿。但母亲说，“人家没打骂你，轰赶你，知道你平常不是这样没皮没脸的孩子”。
母亲虽对我这样说，但我这一疯着实让她担心了，生怕不及早为我们找个活路，自己万一有个好歹，我们就惨了。所以，我恢复理智以后的那些日子，母亲反复对我说：“趁着我还能在家看着门，你领弟弟们出去找条活路吧，别担心我。有我在，你们熬过这一阵子回来，咱还有个窝儿。”
可到哪里去呢？母亲想起了一件往事……
约莫两年前，王瑞村驻过一次兵，记得是秦启荣部队的一个营。其中有个带家眷的刘连长，不愿和他的下属们住在村中心，而看中了靠村最东头的我们家的北屋。当时，我们家受村里的指派为一个连供应煎饼、豆腐。我们生怕伺候不好他们，所以极力把那位连长尊为上宾，除每天饭菜端到他们桌上，还不时地做点好菜招待他和司务长，维护了同他们表面上的和气。
在走投无路之际，我娘又想起了这件事，而且听说这支队伍还在，就驻在柳科泉一带。母亲对我说：“要不你去找找，看能不能要点吃的。”后来，我和二弟真的去过，而且找到了那支队伍。我们没能见上刘连长和他太太，只见到了司务长，要到了点吃的，就赶紧回来了。母亲听我们说，驻队伍的那一带人烟多，因为住着兵，还有要饭的门路。于是，就下了决心带我们一起到那里要饭去。她没忘记我爹生前的嘱咐，打算从那里继续领我们往南逃。
离开王瑞，还没走到桃花，我娘就走不动了。我让弟弟陪娘慢慢走着，我先去设法找点吃的，便又去了柳科泉一带。
我们分手后，弟弟陪母亲走到宅科，母亲就再也迈不动步了。她让二弟把她扶到附近我们的一位“表姐”家，要求在他家歇歇。那户人家看我母亲情况不好，硬说我娘得了瘟疫，会传染他们，死活不让进屋，只准躺在他家大门洞里。这时我母亲虽然神志很清醒，但却已经讲不出话来了。这家人怕我母亲死在他家不吉利，硬让我弟弟把母亲拖出去。无奈之下，二弟赶紧跑去找我。
我到柳科泉已经找不到认识的人了。在那一带找来找去，耽误了很多时间。这时，二弟哭着跑来找我，说：“咱娘不行了！”
我一边问着母亲的情况，一边跟弟弟往回跑……当我们赶回时，母亲已经被那家人拖到了他们家对面的一条河道里，只有三弟守在身旁，说“咱娘睡着了”。我摸了摸，娘的身子已经冰凉了。
我们三个只是趴在母亲身上哭，不知怎么办才好？最后只好跑回王瑞去找了大表哥，求他们帮忙把娘抬回去跟我爹葬到一起。大表哥说：“现在活人都顾不上了，哪还顾得上死人？”他去找了把木锨，往我娘身上盖了几锨沙土，就走了。
我们在娘身旁守了很久，用一块块石头给娘垒了一个坟头。
现在只剩我们三人了。我们没敢再回家，也不敢再去找表哥家，而是茫然地向北走去……
我又不慎丢失了弟弟
父母不在了，我成了两个弟弟的唯一依靠。当时我也记得父亲生前的嘱咐——带孩子往南逃。可我，不知怎么，却鬼使神差地带着弟弟顺着石佛堂、高家庄……向北走去。
后来回想，在我们孩提时代的感情世界里，除了王瑞，我们还有第二个家，那不是崮山，而是淄界我大姐家。大姐年龄比我们大得多，她对于我们来说既是姐姐又是娘。特别对作为我家第一个男孩子的我，更是疼爱有加。大姐出嫁后，淄界便成了我们兄弟们常来常往的地方，那里留着我们许多亲切而温暖的记忆。父母不在了，两个姐姐成了我们的精神依托。我们知道大姐一家早已闯了关东，二姐被卖后也下落不明，但在我们心里，他们仿佛就在不远的什么地方。
当时，我们大概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十足的孩子心理，下意识地顺着我们唯一熟悉的道路，朝着淄界方向往北而去。到了淄界（当时的淄界村还在河东的南山坳里），当然除了满村的蒿草和残垣断壁，我们什么也没有找到，继后在三郎山（今三阳山）也没打听到二姐的下落。失望之后，我们便继续向北走去。一路上，三弟饿得直哭，我们也都有点走不动了。到了冶源东南方向的一个村庄（大约是冯家王舍），我就让他俩在庄头一棵树下等着，嘱咐他们别动，两个人别离开，我去设法找点吃的就回来。
我离开弟弟后，在村里没有要到饭。出村时，在村头遇上了几个从海浮山下来的被“清乡队”押着的民夫。我试探着问其中的一位老大爷：哪里能要点吃的？那老人说：“现在要饭上哪里要去？你也跟我们往海浮山扛鹿柴吧（当时海浮山的鬼子在围着碉堡挖壕沟，筑鹿砦），扛上去，碰上开饭能领到一份吃的。”我听了他的，没来得及去告诉弟弟就跟他们去扛了一趟已经砍伐下来的桑树。盼到开饭时，真的领到了两个窝窝头，但领到吃的之后必须得等到出工才能出来。当我拿着两个窝窝头跑去找我弟弟时，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弟弟已经不见了！
开始我还抱着希望，但愿他们没有走远，但愿他俩还在一起……但我越是找不到他们便越是紧张起来。我先是挨村挨户询问，后是哭喊着四处奔跑打听。有人说，晌午的时候，见有个五六岁的男孩在哭着找他哥哥，但仍未打听到二弟的消息。后来，我在一个村边发现了我三弟的一只鞋，听人说见有两个要饭的小孩被鬼子和“清乡队”的狼狗撵得哇哇哭着跑。这时，我着实害怕起来，该不会……但我在附近没有找到血迹。我还抱着那两个窝窝头，可能不能很快找到弟弟，心里已经没有底了。
我在那一带找了几天不记得了。后来，在王舍（我至今也没弄清是哪个王舍）村遇上了一户人家，是一对青年夫妇，两人都很同情我。男的对我说：“你来问过我好几次了——他们没来过。”他劝我先在他家住下来，然后帮我出去打听打听。否则，谁也找不到谁。我答应着，但我先回了一趟王瑞，去了一趟宅科我母亲的“坟”前，都没打听到弟弟们的消息。最后，我又回了王舍那户好心人家。
那是一户新婚家庭，但夫妇二人不和睦，女的整天偷着哭，但对我却都很体贴、同情；男主人还很为我的安全着想，极力留我先在他家住下来。说只要我在，以后会找到弟弟们的。女的背后也留我，还说：“他留你你就住下吧，有你，我们也像个家。”我在他家住了几天，因为心里惦记着弟弟，后来借口再回王瑞看看，就再没回去。可是，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始终没有找到弟弟。
当我最后一次回到王瑞时，我家已经被洗劫一空了：各屋的门窗、家什不见了，连做饭的锅也被揭走了。我们的家只剩了几间屋框子。
逃往沂北
为寻找弟弟，我在淄界以北冶源东南一带流浪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漫长而又孤独的日子里，我时刻被一种悔不当初的心情折磨着：为了赚那两个窝窝头，竟把两个弟弟撇下大半天的时间！在我的记忆里，这大概是我一生中最悔恨、最揪心、最难原谅自己的一次过失。
大约到了秋末冬初的时节，我仍抱着偶或碰上弟弟的希望，边要饭，边打听着向南方走去。腊月底，我流落到了沂北县诸葛区的沙沟村一带。这里各村的墙壁上看到有用白石灰刷写的宣传“抗日”和“减租减息”的大标语。村村落落已经有了久所罕见的烟火气，要饭也比临朐好要了。
离沙沟村不远有个村叫“程家官庄”，我抱着寻根的希望找到了那里。虽得知那里的程氏与我们老家崮山的程氏不同宗，但人们对我却表现出了难得的亲切和热情。有一位名叫程砚清的老人，听说我父亲的名字与他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又听说我在家还学过“人之初”，就执意要把我留下来。这户人家很贫穷，自己又有个六七岁的男孩，所以他老婆坚决反对。她打量着我赤身露体、蓬头垢面的样子，说：“留下来你能养得起他？连套衣服你都给他做不起！”那老人说：“在咱们这里，这么大的男孩子再光两年屁股也没事。”遂硬是把我留了下来，让我先教他的儿子认字。
当时，沂北各村都有由贫雇农组成的农救会、妇救会等群众组织。针对临朐灾区有大量难民涌入的情况，各大村镇和交通要道都设有难民收容站。对各种难民根据不同情况，或介绍他们参加抗日游击队，或组织他们生产自救，作出分门别类的安置。
程砚清老人对我的收留之举，还受到了民主政府的鼓励。稍后又把我安置到了附近一个山村的一户富农家，让我白天帮他家干活，晚间到识字班教妇女认字。并责令那户人家管我吃穿住，可以让我干活，但不许亏待我。村干部们还答应帮我在收容的难民中查找我的弟弟。
后来我逐渐知道了，这里是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也第一次听到了“天下穷人是一家”、“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等等口号。我不但生活有了着落，而且还有了和村民一起学文化的机会。直到1944年初秋，在抗日救国大参军运动中，我与当地的爱国青年们一起报了名，在群众敲锣打鼓地欢送下离开了那里。
“部队之子”——三弟的新生
我们被送到区新兵接待站后，在复审验收过程中，其他新兵都顺利通过而被分配了，唯独我因年龄太小而被劝“暂且回家”。我说我无家可回，执意不走。幸得送新兵的干部帮助介绍了我的身世，才被破格留了下来，分配到附近八路军鲁中野战医院三所当了护理员——那是1944年9月3日。
从那天起，我由衷地感到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大家庭，一切都不愁了，只有一桩心事，那就是我两个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的弟弟。
当时，部队里类似我这样亲人离散的情况不是个别的。组织上把帮助有关同志寻找亲人当成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件大事，经常在军报和地方报纸上代登寻人启事，有时还专程派人到有关地区去进行查询。
1945年初冬，临朐解放后，我们部队移防到离我家不远的黄山村时，领导不失时机地派人陪我去王瑞村打听弟弟的消息。这次意外地得知，有个弟弟还在村里，和另外几个流浪孩子一起住在村东头的一个地窖里。当我们赶到时，我竟一时认不出哪是我弟弟？这时，一个最小的、瘦得皮包骨、三根筋挑着个蓬头垢面的大脑袋的孩子扑过来抱住我说：“哥哥，你不管我了……”原来是我三弟！
我抚摩着三弟手上、身上的累累疤痕，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放声地哭着对他说：“哥哥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了！”
我把弟弟带回部队后，领导当即决定把他收留下来，给他洗了澡，理了发，发给了他一套足可装下他两个人的棉军衣。女同志们热心地帮他改小了一点，还风趣地在上衣左胸前佩带符号的位置上用红线绣上四个字：“部队之子”。
从那，三弟就一直同我生活在一起。第二年，部队为贯彻“三大方案”，实行精兵简政，他被送到了临朐抗日子弟小学读书。1948年部队南下时，组织上又让他回到了我身边——鲁中军区后备兵团文工团（即三野九兵团文工团前身），直到1950年，我们一起参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十二年后的惊喜
找到了年龄最小的三弟，了却了我一大心事，但是其他三位亲人——大姐、二姐，特别是被我丢失的二弟，他们的命运如何，一直还牵挂在心里。我不止一次地写信回家打听有没有亲人们的消息，结果，不是没有回音，就是返回的仍是我自己写去的信。迄无其他亲人的信息。
在十来年的时间里，我工作变动多次，从护理员、护士，到部队卫生员，后来又改行从事文艺工作。凡我所在部队，组织上都关心着我的这桩心事，帮我做过许多努力。直到朝鲜战争结束我即将离开部队时，组织上又专门向我家乡发过查询公函。就在那封公函发出后不久的1954年4月，我意外地收到了家乡转来的落款为空军部队番号（后得知是空军九师）、署名“田守增”的一封信。急忙打开一看，在田守增署名之后，括号注着“程文科”——果然是我二弟！
失散十多年的二弟还活着。
收到二弟这封信的十多天后，我们兄弟三人便从各地相聚在了沈阳。三人的所在部队就像商量好的一样，都准了我们一个月的长假（且不受此限），给了我们一起寻访另外亲人的充裕时间。
从二弟那里我们又辗转得知了大姐、二姐的下落，而且很快就和他们聚到了一起。
姐姐弟弟——每人都是一段悲惨故事
骨肉重逢的那些日子，几乎全是在回首往事中度过的，每天从早到晚、通宵达旦，倾诉不尽各自的非常经历。惟独三弟话少，他什么都不记得，能够诉说他九死一生经历的是他身上被咬伤、冻伤的累累疤痕。
当初，我离开弟弟之后，三弟饿得依然哭个不停。他们没能坚持多久，就去村里找我，不幸碰到了从海浮山上下来的鬼子，弟弟被他们的狼狗撵散，从此他两个也就再没找到一起。
在彼此寻找的过程中，二弟还去过崮山老家。在那里，他既没找到我，也没找到栖身之处。也回过王瑞，去过我们那家唯一的亲戚——舅表哥家。在他家，我弟弟看到了我们家的所有东西，其中有我二姐离家时留给他的一条裤子，他就想要来穿。就为这事，我们的二表哥竟把他捆在磨盘上用猪毛绳把他打得死去活来。尔后，把他吊在那里不准他动。我弟弟是偷偷挣脱开绳子从他家逃走的。从此他再没敢回王瑞找过我。
二弟与我失散后的痛苦经历很多，唯独这位表哥对他的伤害这件事深深刺痛了我。我心想，你可以告诉他这东西不再属于你，你也可以不认他是你的亲姑表弟弟，像崮山那样让他该去哪里去哪里，可凭什么这样往死里打一个刚刚失去父母、孤苦无依的孩子呢！
二弟是在彻底绝望之后，早于我好几个月就决计离家逃走的。他也是沿着与我所走的大体相同的路线，只是当流落到沂东塞西区田家营村时，被一位名叫田玉秀的老人收养了，从此改名田守增，也就没有人再知道他程文科的名字了——这想必就是多少次的寻人启事始终没能找到他的原因之一。
二姐被三郎山的人带走后不久，就被傅家带到东北，转手卖给了一位姓王的铁路工人，他就是我后来的二姐夫王在财。
王家是一户忠厚善良、勤劳本分的世代工人家庭，唯因家道贫寒才迄未成家。但我二姐被转卖之后，不知底细，只知道被傅家骗了，足足哭了一个月不肯认亲。王姓一家，对我姐体谅备至，以诚相待，亲若家人，耐心等待了几个月后，我姐才就了这门亲。我们找到她时，他们已有了四儿一女的幸福家庭。
大姐对于我们来说，历来就有亦姐亦母的感情。她在东北听说家里的情况后，心急如煎，决计立刻回家找我们去。她硬是凭着自己的一双小脚，拖着有孕之身，跟着我姐夫，不远千里奔回老家。竟把一个当时已经7岁的大女儿活活累死在了途中，致使怀着的一个生下来也未能成活——接连失去了两个女儿。回到家后，得知我们都不在了，去向、生死不明，更是悲痛欲绝。几年的时间，她是在流泪和为我们烧香求佛中度过的。我们重新见到她时，她的双眼已经几乎失明了。
与大姐重逢那天晚上的情景令我终生难忘：姐姐就像我们小时到她家去时那样，非让我们睡在她的床上，她就坐在床沿上看着我们。夜间，她的眼泪滴到我脸上，不时把我惊醒，她就透过泪眼冲我微笑着，就这样一直守着我们坐到天明。
大姐是我们姐弟五人中最好地继承了父母宽厚仁义、善良恭顺品格的人。对父母生前所受的屈辱，我们本身的种种遭遇，她心里都有数。但她劝我们不要去记那些恩恩怨怨。她总重复一句话：“那都是世道赶的”（用现在的说法，即“都是时代造成的”）。听姐姐的话，那次，我们先后去王瑞、崮山看望了两处的亲戚家人。当时我们兄弟三人还都是现役军人，又有外甥和村干部们陪着，前呼后拥。不料这以来，让我们那位二表哥受惊不小，以为是找他算帐来了，吓得躲到北山去三天没敢露面。这件事，在王瑞一时传为笑谈。按照大姐立下的规矩，以后每次我们回家，忙不忙的，都务必去崮山、王瑞看看，永不忘那里曾是我们的家，那里有我们的亲戚家人。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家乡也很少听到以前经常唱的那首歌了——“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甚至连“忆苦思甜”这样的话题，仿佛也已显得不合时宜。但我却很难忘记过去，因为很难忘自己的父母和他们苦难的一生。是父母含辛茹苦养育了我们，是共产党、八路军给了我们新生。要说“临朐人民最懂得恨，也最懂得爱”，我作为一个临朐人，是有着切身感受的。
2002年10月写于北京
程文，别名，一夫，男，汉族，1929年出生，山东省临朐县人，居北京，中共党员，资深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编审，系2007年中国翻译协会表彰的资深翻译家。他1957年毕业于哈尔滨外语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系。1944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三野九兵团文工团干部，美术分队副队长，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一司苏联科、政策研究室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编辑、编审。1964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译著苏联中长篇小说《永恒的规律》(顿巴泽著，合译)、《克罗什历险记》(雷巴科夫著)、《克罗什的假期》(雷巴科夫著)，《湖畔奏鸣曲》(埃泽拉著)、《要案侦查员》(别祖格洛夫著)、《寡妇船》(格列科娃著)、《浪荡女人》(米尔内著，合译)、《女人——苏联当代女作家小说选》(合译)、《马特洛索夫》（茹尔巴著）等。《克罗什历险记》获1987年北方十社优秀选题奖，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获1990年《人生路标》丛书优秀编辑奖，《山羊科兹玛的故事》获1990年世界儿童文学和平友谊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