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8年5月，衡山县组织了庞大的队伍，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参观学习。回县后又举办了农村基层干部学大寨的学习班。尹山元自县里学习回来后，迅速贯彻了“狠抓阶级斗争不转向”的学习精神，经常把大队的“五类分子”抓起来批斗、游乡。
那一年的六、七月间，我地连续多次遭受洪水的危害。广大农民为了减少洪水所造成的损失，在原有的一些有威望的干部的带领下，没日没夜的在洪水中抢救农作物。洪水过后又迅速组织恢复生产。对一下子冒出来的这些农村的流氓无产者所经常组织的学习会、批斗会大家不感兴趣。连那“早请示”、“晚汇报”也停了下来。这班新秀严重地感到了他们权力的旁落。
我父亲下放农村后，用交钱给生产队记工分的形式在乡下行医。按协议，父亲每年交500元钱给生产队，生产队给父亲按当年全劳力的平均工分值给父亲记工分，参加生产队的分配。高墈头生产队是当时大队分配值较高的一个生产队，每个劳动日可值四、五角钱，父亲的上交款在其中起了不少作用。他理所当然的受到了生产队群众的欢迎和尊敬。
1965年1月15日，父亲被公社书记赵炳坤下令停止行医后，如果没有公社或大队的通知，父亲就不再给人看病了。自然也没有钱交生产队，生产队也没有再给他记工分。但生产队也没有要求我父亲在生产队出工。他们知道，我父亲从未干过农活，他是个看病的，不是个种田的，要他出工他也不会做什么。
我父亲虽没有了看病的权利，但还是常有人能拿到公社或大队的介绍信来找他看病。病人再将他的处方让其他医生抄一遍，才能到卫生院去拿到药。平时，父亲一方面逐级向上反映他的情况，联系工作；另一方面让尹国荣大伯伯和周祖球叔叔寄些针灸和中西医结合方面的新书和杂志来研究，他把时间还是安排得满满的。他自信，他不久会有工作，他不能让自己的医学知识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在1967年以前，父亲还是没有在生产队出工。他还是不能丢开他视为生命的医学事业。
1968年，尹山元当文革主任的新班子上台后，他就通知我父亲，说上级不允许我父亲看病，他就得老老实实在生产队劳动改造，不得缺一天工。父亲历来就注意对自己的“思想改造”，他也不怕吃苦。从此每天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在田地里干了起来，取得每天记5分（全劳力是10分）工分的劳动报酬。不过空下来，父亲还是离不开他的医学书籍。他还是常向他的一些老同事去信，要一些有关医学新动态的文章来看。当我现在看到那时我父亲的一些同事们的回信中，谈到有关父亲请他们收集文献自学的言论时，我再也无法控制我的情感。作为被剥夺了看病权利，只能在农田里劳动改造的父亲，却还是那么执着地学习和研究他的医学；他还是那么坚信共产党一定会有一天要用他，他不能让自己的医学知识赶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他还是在那极艰苦的环境下，全力拼搏着、充实着自己。那怕这种拼搏经历了15年漫长的岁月，直至他不应去世而去世时，也没有放弃。这就是我的父亲, 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父亲。
1968年8月，衡山县在县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和布置下，在全县城乡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尹山元这时认为这是将我与我全家置于死地而后快的时机到了，他经常找吴“部长”，商量深挖大队的阶级敌人的事。
吴“部长”是个在我地大搞“极左”的人物。他左得有时让人不可思议，不可理解。至今我地还流传着他在那个特定的年代的种种引人啼笑皆非的奇闻：他常以高度的革命精神，打死一些乡亲没关好跑出来的猪和鸡；他常为了一些琐事，把群众当做敌人来批斗；他常组织大家忆苦思甜吃“忆苦餐”，有几次发现生产队用野菜加碎米熬稀饭当“忆苦餐”，尽管这野菜饭已经很稀了。但他认为这不是解放前农民吃的连猪狗都不吃的东西，非要在稀饭里还加入些米糠，使大家根本无法下喉；他常把没向他请假而不出工的人进行批判。有一次，原是我生产队的社员刘信春搬过河，到他的老家去落户，他的好友尹松茂为帮他搬家，两天没在生产队出工。吴“部长”认为这是对他领导权的挑衅，把尹松茂带到公社去训斥，想让公社帮他来整一下尹松茂。但当公社书记李谷春了解了这一情况后，不好当尹松茂来说吴“部长”，也没有说尹松茂什么就放了他；有一次，我生产队唯 一的一户地主尹垂慈过六十岁生日，他知道吴“部长”会不准他做生日酒，没有通知任何亲戚朋友, 只在自己家偷偷地办了二桌，将自己的四个儿子和嫁出去的女儿和孙辈们聚在一起，为他的六十大寿自家人团聚纪念一下。有个积极分子将此事告诉吴“部长”后，他气得暴跳如雷。认为这是反动地主在示威，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就带了个人直冲尹垂慈家。在他家顺手提了一只水桶，将蒸在笼里的菜，放在案台，灶头上的菜倒了一桶。指使人把菜倒到河里去。（后来被生产队瞒着吴“部长”做了晚上加班的伙食。）吴“部长”将尹垂慈臭骂了一顿，说他还想变天再过地主生活。吓得尹垂慈的女儿和女婿（尽管他的女婿也是贫农）带着哭哭啼啼的小孩，饿着肚子回家去了。他的儿孙们也只敢躲在里屋内流泪。当时尹垂慈有一个年轻的外甥女，因就在大浦街供销社工作，得知她舅舅生日后，也过河来祝贺。她见吴“部长”欺人太甚，说了一句不满的话，被吴“部长”把她带到公社去大发淫威痛骂了一顿。
就是一个在生产队偷谷被我侦破，现在要置我于死地的尹山元，加上一个左得可悲又可怜的公社公安特派员吴“部长”，在那场特定的历史阶段, 导演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至今都使人不能相信的，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将我的整个家庭推到了死亡的边缘。
开始，吴“部长”像训斥“五类分子”一样，无理训斥我父亲时，我父样告诉他自己是一个转业军人，预备役军官，他身为公安特派员，应该知道不要混洧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吴“部长”虽感到他的权威受到了挑衅，但也无法否认父亲讲的事实，只能愤愤而已。
当县里刮起了十二级红色台风来清理阶级队伍，深挖没有暴露出来的，埋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时，尹山元认为是他的报仇雪耻的时候到了；吴“部长”认为是他显示权威，立功受奖的时候到了。他们先入为主的把我父亲和我，都列入了埋藏很深的阶级敌人的范畴。
一个秋高气爽的上午，白沙公社召开了万人大会。这是一次布置全公社清理阶级队伍的动员大会，会议地点设在全公社比较集中的田家大队。
我们大队的群众集合向田家大队进发时，在人群中的我感到了有些不对劲：在我身边常有几个陌生人围着我走；在大队人群中，五类分子理所当然不能参加外，我还发现许多原在“七二六”很活跃的一些人也没在队伍之内。我有了一种这次会议与我有关的预感，但我心里一直很坦然，我知道我在农村的这几年，有的只是群众对我的信任和好评，有的只是我在农村中取得的成绩，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群众的事。尽管我曾“得罪”过现在当上了大队的文革主任的尹山元，他也多次流露出要对我进行报复，但他总不能说我揭发他偷谷的事也做错了。只要他们讲道理，我相信事情总能说清楚，我是绝不会出什么问题的。我若无其事的同大家一起来到了会场。
会场设在田家大队冬水塘的一块大坪上，会场上搭了个高台，会议气氛异常严肃而压抑。
会议开始后，公社革委会的一位负责人作了一个动员报告。我由于心里有事，思想很难集中，没有很好地去听作报告的人火药味十足的报告内容。后来又斗争了什么人我也没有在意。当一声“把坏分子尹林生揪上来”的大吼惊醒了我时，我还没有明白是怎回事，就被早在我身边布置了的几个人推上了高台。台下一片口号声，我也没去听他们吼些什么。一个人往我脖子上挂了一块早已准备了的大牌子。我注意了牌子上的三行罪名是这样写的：“漏划地主的狗崽子；唐孝葵的黑爪牙；‘七二六’的坏头头，”下面就是被打了个大“×”的我的名字了。当我看到了牌子上这三条罪状时，心里不由得好笑。我这个地主的狗崽子还是漏划的，要名正言顺看来首先要将漏划掉的地主成份给补上。在他们不能补上以前，我还不是地主的狗崽子。就算是地主的狗崽子，我也不是被专政的地主，只不过是“可以教育的子女”。共产党从来没有说地主的子女也是专政对象。这一条只要有点知识的人，他们就会知道不能成为我的罪状；唐孝葵何许人也，我这个只在家乡当农民的普通百姓无从知晓，（当然我现在知道，唐孝葵当时是中共衡山县委副书记，革委会把自己的副书记也当成了敌人。）连人都不认得，怎么成了他的黑爪牙，这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为什么要把我和唐孝葵捆在一起的目的；“七二六”的头头是不是坏头头，这要让事实说话。要是坏头头，早在那次专抓坏头头的运动中，和“湘江风雷”的头头样早被抓了。为了抵制“湘江风雷”而成立的“七二六”是有功无罪的。她的头头是不是坏头头自有群众公认，不是谁想说你坏你就坏得了的。我原想不让他们给我挂牌子，侮辱我的人格。但看到牌子的内容后，我反而觉得有趣，就让它挂着。让全公社的群众看看他们给我定的罪是些什么内容。我反而用满含嘲讽、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着上台来批斗我的人。对于当时会上批斗我的情况，大部分我早已记不清了。我这次为了写回忆录走访了田家当时开会的地方的群众时，他们像说传奇故事一样，给我提供了不少当时具体的内容，下面随意引一小段：
“尹林生，你是什么人？”上台批斗我的人问。
“中国人”。
“你也配做中国人，你爷爷是吃豆干子饭的地主；你父亲是国民党的大官，台湾过来的特务；你是从牢里放出来的坏分了，你是什么中国人。”看来批斗我的人作了充分的准备，对我的家庭进行了一番了解。
“那你说我应该属于那一国的人 ”
批斗者语塞。只得领头高呼口号。
开始的批斗会就这么不冷不热的进行着，除个别人按着我的头要我低头认罪外，也没有人动武打人。只有重复不断的打倒尹林生的口号。会议还是有序的。
也许是我的不认罪，也许是批斗者说不出什么内容，反受到玩世不恭的回驳，这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有人高喊叫我跪下来向革命群众请罪。
这时一个小个子的驼背，(现在我也知道了他是白沙大队的郑美发, )上台抱着我的腿用力向下压，要我跪下。我认为自己没有罪，不肯下跪。两个人在台上推来搡去。郑美发一个不小心，自己反而从高台上四脚朝天地摔下台来，引起了台下群众的一片笑声。一场严肃的批斗会，引起了不应有的哄笑，气得会议主持人和公社的一些干部暴跳如雷。一个公社的部长，（后来我知道了这是个后来很器重我的，在修九观桥水库时，在公社党委会议上力举用我的人。）上台来给了我一个耳光，把我的眼镜打下台去。他这一动手，等于下了一道命令，做了示范，立即上来了几个人对我拳打脚踢。台下有人发狠地把我打下台去的眼镜踩的粉碎，好像眼镜就代表了资产阶级，他把他的阶级仇恨发泄在地上的这付眼镜上了。
台下引起了骚动。不知后面是谁高喊了一声“要文斗，不要武斗”。有不少群众也高喊不要打人。主持会议的人马上领头呼口号，打人的人也停止了打人，将我按倒在台上。
郑美发受了气后，又上台来领头喊口号。他喊了几声打倒后，最后喊了一句：“冒的咯万岁！”台下也跟着喊了句“冒的咯万岁”！但当大家意识到这句话的意思后，台下又是一阵忍不住的哄笑。当时我已无法，也不能去理会大家在喊什么，在笑什么。事后我才知道，郑美发本来想喊一句大家早已喊了无数次的“无产阶级万岁！”但他怎么也记不起“无产阶级”这个词了，他就用我地的土话喊了一句：“冒的咯万岁！”。“冒的咯“在我地是什么也没有的穷光蛋的意思。不过他这句临时想起的口号，我倒没有感到什么好笑，我只感到可怜和可悲。中国的穷光蛋们，难道要永远以自已是穷光蛋而自毫吗？难道要永远做一个只会跟着人喊口号的穷光蛋吗？
这时台下的哄笑，又招来了台上的人对我的用武。有人大喊：“不要跟他讲理，他是个臭大学生，我们说不过他，只有让他认识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他才会变行老实”。这是个有一定知识和号召力的人的喊声，立即上台动武的人又多了几个。
就在这乱哄哄的时候，不知为何远处的群众一声喊都自动地跑散了。而且离开会场的人越来越多，会场已不成其为会场了。按着我被人去打的几个人,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放开了我，从台上纷纷跑下了台。我盲然地站起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候主持会议的人宣布散会，下午再开批斗会。派了两个民兵押着我到了一户群众家里。当我从台上下来时，看到了公社书记赵炳坤在台下不安地走来走去。我与公社干部交往甚少，当时自己又没了眼镜，除原先共过些事的赵炳坤外，我没再认出任何干部和群众，全是些陌生的人。这些连认都认不得我的人，怎么可能知道我犯了什么罪，应该要怎样来批斗我呢？这就难怪会议除了有口号外，就没有什么具体内容了。我也不知道那一次有多少公社干部见证了那场本不该发生的，没有达到目的的批斗动员大会。
等押我的两个民兵与房主说明我在他家用中餐，并命令我饭后不得离开。等民兵走了后, 这家人很客气地邀我进堂屋里坐，并摆出了我地待客常用的点心盒请我先喝茶。女主人进厨房忙着张罗做饭菜去了。
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主人陪我闲聊。他说他受人生病一直没有医好，后来是我父样医好了他的病。他说我父亲是个好人，看病的人没有钱，我父亲还要把药钱也给垫上。他问我做了什么坏事，今天会在全公社的群众大会上挨斗。我告诉他我没做任何坏事，他们今天斗我, 也没说出我究竟做了什么坏事，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理由要斗我。
看来这个老人有些见识，他说如今一会打倒这个，一会又打倒那个，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对谁错。要我不要和别人去斗，做个安分守已的人算了。
我和谁斗了呢？我又有什么地方没有安分守已呢？我不想和这位慈祥的老人去辩清这个问题，我低着头想我的心事 。老人见我无心和他闲谈，进屋帮助他的妻子准备开饭去了。
那天，我吃到了在当时条件下，我自己家也好久没吃过的这么丰盛的一餐饭了。我很感谢这家人在别人都怕粘祸的环境下，这么以礼相待我这个在别人看来由民兵押送过来的犯人的人。当时我就向主人说：我那天没有带钱和粮票，但这份情今后我一定会来回报的。
吃过中午饭后，好久没见人来叫我去开会。送我来的民兵一再交待我不得离开，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坐在那等他们了。
快到下午四点来钟，来了几个人把我带到一处偏僻的油茶林里。没有什么开会的迹象，只见又上来几个人，剥掉了我的上衣。任我挣扎和抗议。他们将我捆绑在一颗树上，就用树枝和羊疙瘩刺条对我一阵猛抽。嘴里不停地喊着：“看你还老不老实”，“看是你嘴硬，还是我的条子硬。”马上我全身就布满了带血的伤痕。在我还未反应过来时，我又被松了绑，推到了一条路上。一个人将我的上衣丢了过来，指着路的一端叫了一声：“滚回去！”这伙人就各自散开不见了。这大约就是他们说的下午要召开的批斗会了。来的突然，去的也突然。他们还算手下留情，并没有将我打的太久，打的太惨。
我等了几个小时，就是为了受这一顿打而已，真不知道天理何在，法律何在！在这人地生疏的地方，我只好自认倒霉，拿着衣服上路回家。
虽然已到秋天，一轮红日当头，还是烤得我粘满血和汗的伤口疼痛不已。我想穿上衣服避避太阳，但衣服一碰伤口，疼痛更难忍受。我只好提着衣服，光着身子一路走去。经过几栋屋场时，引起了几个小孩高喊着“打倒坏蛋”的口号，向我投击泥块。看着这几个已变态的顽童，我的心比我的外伤还要痛，我真正体会到了“心在流血”是个什么滋味了。
一位五十来岁的妇女跑了出来，制止了顽童向我的攻击，把他们赶进了屋。嘴里不停唠叨着：“咯是造个么子孽”。也不知她是说我造孽，还是说那群孩子造孽。
我地大多是小丘陵地表。到处是相差无几的油茶林。错乱无章的小路分布在林间到处都是。我虽回乡几年了，除要到大浦经过白沙大队外，靠村里的几个大队我从未去过。那时我们公社还没有公路，在一处油茶林里我迷了路。没有了眼镜的近视的我，几次在林子里转来转去又转到了原地，总也走不出那片盲区。
这时，一位四十来岁，个子瘦小的农民从我后面走了过来，在我身边说了一句：“你跟我走”，就快步走到我前面去了。我知道这是个已注意到我已迷路的好心人来为我带路了。但他又怕因此而给自己惹了祸，不敢同我一路走，就在我前面二、三十米处向前走着。如果是分岔路口，他会停下来等我看到转上了哪条路后再向前走。就这样，这位老乡一直把我带到了我家后面的珠子圹时，他才一晃不见了。我这个没了眼镜的近视眼, 连他的相貌也没看清，连向他说声谢谢的机会都没有，这位做好事的好人就一晃不见了。
我退休后，曾用了一些时间，在家乡走访了一些当年曾给我帮助的人。我也到了那天以礼待我，供我中餐的老者家。（我现在知道了他名叫董美清。）我给了他50元钱，算是我兑现了当年许诺以后一定回报他的诺言。当然这50元远远不足以还清在那特定环境下，他们一家人对我的那份可贵的情谊。
那次在董老家，许多乡亲来看我。当我问起那次万人大会，会还没开完，群众就一哄而散了是怎么回事时，当时在场的一位老乡告诉我，是因为有人看到了不少人上台去打我，有一个人就向人群中说了一句：“你们还不跑，‘七二六’的人带了手榴弹来了。”大家听说有人要打手榴弹，就一哄而散了。
这位老乡的话，使我很难相信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七二六”已经停止活动一年了，尽管“七二六”曾在公社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但在一年以后，经过批坏组织，揪坏头头的运动后，还会有谁相信“七二六”还存在，而且还有胆带着武器来对抗革委会的万人大会。当然有人利用了农民的无知和自私，放出这种毫无可信度的谣言，以鼓动群众退出会场，动摇大家对我围攻，也许真的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但我想，群众的自动散会，正说明了群众的无声抗议。在那次“十二级红色台风”还未括起来的时候召开的，没准备好的万人大会，又遭到了我在台上公开的抵制，自然有人不愿意开这种不讲道理，把人权当儿戏的会了。
经过多方寻找，我想找到的几位在那白色恐怖下，曾同情过我、帮助过我的乡亲，我几乎都找到了，从他们那里了却了我的一份感激。唯一我未能找到的, 就是这位给我带路的恩人。尽管我多方打听，也有人提供了一些线索，但终究我未能找到这个个了瘦小，人品高尚的人。
那天回到家，家里人见我全身是血，都大吃一惊。母亲哭了起来。父亲立即为我清洗伤口、上药。并全面检查了一遍，看我有没有内伤。检查完后，父亲松了一口气，说好在只有皮肉伤，看来打的人是有意手下留情的。
在父母的追问下，我把这天的情况告诉了父母。父亲一再说不应该对批判我的人采取抵制的态度，不应该让会议没开好。我说没有做错事，决不能容忍别人对我的无故侮辱。父亲说：当年韩信还受过胯下之侮，让我低下头，下回跪，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我今天下跪虚心听取群众的批斗，我就不会下午再受一次皮肉之苦了。我这次使会议没有按预期开成功, 大家自然会将这件事推向运动的对立面去考虑。连我这么个有辩子可抓的小人物都整不下来，今后公社的运动怎么发动得起来。父亲要我今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只要不是重大原则问题，用不着与人去理论谁是谁非，争个你强我弱。
无穷无尽的批斗会
在我身上的伤痕结的痂还未完全脱落干静的时候，有一天，几个民兵扛着枪，将我和我父亲都押到了河边的公社。我知道厄运将又一次降临到我的头上了。但这一次还得带上我那对党无限忠诚、事事谨小慎微的可怜的父亲。
那两天，公社召开三级扩干会，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全部参加了会议。会议学文件，听报告，加大对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长期性的认识。那天，我被押到设在公社外面有些枣子树的作会场的大坪上时，会议正在开。我被押到旁边远离会场的一块土堆上坐下来，各种思潮不由得涌上心头。我意识到了，这次他们对我的批斗，已作了充分的准备和布置。参加会议的人全是干部。不像那次田家大队召开的万人大会，让“敌人”利用了觉悟不高的群众把会议开砸了。而这次有相当一批三结合进来的造反精神极强的新上任的干部，正是他们现在成了农村文化大革命中, 涌现出来的阶级斗争的急先锋和带头人。
这次批斗我的地点选在公社，正是一年前“湘江风雷”活动的地方。现在“湘江风雷”虽不存在了，但那些曾与“七二六”发生冲突的这个组织的成员还在。他们那次去鱼石抓人受的气还没有出。这里有群众基础。
这时候，公社卫生院刚由泉塘界牌圫搬到公社旁边的新建院址。这次在这里开批斗会，清理阶级队伍，给这几个还算有点文化的人提供了出谋划策的机会 。
这次我决定按我父亲说的随他们去斗好了，做到不与他们争，不与他们辩。这样大约不会再招来皮肉之苦了。
我想看看我父亲被押在什么地方，但我没发现我的父亲。父亲历来就是逆来顺受，我想他这个专在地方上做好事的人，应该不会吃什么苦吧。
正当我无事可做，胡思乱想的时候，会场一声高喊：“把尹林生带上来！”我被看押的民兵推进了会场，令我跪在地上。会场的口号声响彻云霄，确实比田家那次雄壮和激昂得多。
这次上台批斗我的人，都作了全面的安排，充分的准备，重点都放在“七二六”上。说我成立“七二六”，网罗一些劳改释放犯，投机倒把份子，起来造共产党的反；破坏我们公社的农业生产；差一点整死了赵炳坤；把赵书记赶出了公社，好让自己夺权，重新骑到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挑起武斗，准备屠东贫下中农……尽管我想辩解下这些人随意强加的不实之词。但有了上次的教训，父亲的忠告，我只好表示低头认罪，由他们去批斗。这样斗的人越说越有劲，越说越信口开河了。 好像要不是这次把我揪出来的话，全公社的贫下中农几乎都要死在我的手中一样。于是会场上群情激昂，口号震天。时不时我还得受上一拳，踢上一脚。上次从田家回家后，我在家翻出来一副早已不用的破眼镜，用胶布胶起来勉强戴着，这次又被人当做臭知识分子的标志把它全打碎了。
会场斗争的焦点，渐渐集中到关于“七二六”的武器上。有人检举“七二六”有大量武器，甚至还有机关枪。一个曾是“湘江风雷”成员的人，说他看见“七二六”的人带了许多枪在河边耀武扬威。于是会场上一片呐喊，逼我说出枪是哪来的，现在藏在什么地方，逼我交出枪来。
原先，不论他们说我造共产党的反也好，差一点把赵炳坤整死也好，我都不与他们理论。但他们逼着问我要枪时，我这时不得不说“七二六”那次枪是怎么回事了。没有枪也承认自己有枪，我从那拿枪来交给他们呢？但我还没解释几句，我的话就被“尹林生不老实交待，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淹没了。接着来的是一顿毒打。
会议主持人这时分析了“七二六”的总后台，就是埋藏在我们公社的国民党特务尹叔琏。于是随着“把尹叔琏揪出来”的一声猛吼，我父亲被押进子会场。
会议的表演按策划者的导演，一幕一幕的上演着。这时斗争的重点转到了我的父亲。
除了父亲那不算问题的历史外，批斗者再也找不出父亲的可用来批斗的材料了。瞎编也总得有点捕风捉影的影子。没多久，斗争的焦点又在“交枪”上了。他们说“七二六”的枪, 可能就是尹叔琏解放前埋起来的。现在派上了用场。他们逼着我父亲交枪，对无枪可交的父亲又是一顿毒打。
看到父亲被打，我高喊：“七二六”是我搞的，有事找我，你们没道理去折磨一个毫不相关的老头。
看到我又有了抗争，他们加大了对我的围攻。他们认为是击中了要害，对我父亲的攻击也升级了。
不知是谁出的主意，他们用一根绳子一头，捆住我父亲一只手的一个大拇指，另一头捆住一只脚的大脚指，绳子中间再用一根绳子把人吊起来挂在枣树枝上。整个的人的重量, 全靠一个手指头和一个脚指头承担着吊在空中。后来我知道了这种刑法叫“称半边猪”。称得父亲惨叫不绝。我从地上爬起来向父亲扑过去。被几个人压住拳打脚踢。一边高喊：“交不交枪”。
突然，父亲的手指头从绳子里滑了出来，整个人只靠一个脚指头倒吊着了。头摔下好在距地还有一段距离，要不然那次父亲命就归天了。这一突变使父亲晕死了过去，会场一下静了下来，有人放下了父亲。
会场静了一下后，又被人煽动起来转向了对我的围攻。他们照法把我也称起来了“半边猪”，逼着我交枪。
这个“称半边猪”的酷刑，真正使我体会到了“十指连心”的真谛。我原想咬住牙不发出惨叫声，但那种揪心疼痛，任我咬破了嘴唇，还是抵不住发出了惨叫来。我只得说我交枪，要他们放下我。会议主持人看我手指、脚指都已变得乌青，把我放了下来。一群人围上来逼我说出藏枪的地方。
我随便说了句：我把枪丢在我家门前那口水圹里了。
我这句话使会场又一次静了下来，大家都感到意外和吃惊。谁都知道“七二六”没有枪，今天参加会议的干部中，也有当年参加“七二六”活动的人，他们更知道“七二六”的枪是怎么回事。但这回怎么真的整出来“七二六”有枪了呢？
主持人用审视的眼光盯视着我，我低着头，抚摸着我的受伤的手指。他问我能写保证书保证塘里有枪么。我说我写。我现在唯一就是让他们早点开完这种批斗会，随他们要我承认什么都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无论在什么环境下，我想我都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威武不能屈”我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一点了。
看来要想再斗下去也没有什么可斗的了。主持人并没有要我写保证书，他们也知道水圹里根本没枪，就宣布把我押下去。我被民兵带进了公社，关在二楼一间靠河边的房间里。当门从外面上锁后，我知道我失去了自由。这间只有一张空木架床和一个尿桶的房间，成了我的牢房。
我坐在床上，猛揉着受伤的大拇指和大脚趾，我不能让手指和脚指残疾掉。满身的伤痛使我忘记了连中饭都没吃的饥饿。我的思想也麻木了，原本好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的我，这时什么也不会想，也不能想了。我只盼这场厄运能早点收场。
下午四、五点钟，门开了，一个人送进来一个竹篮提着的一大碗饭菜。从熟识的竹篮和碗，我知道家里有人给我送饭菜来了。不知道父亲的情况怎样，他是不是也关在公社呢？我想见见家里的人，了解下家里和父亲的情况，我不想让家里人都卷进这场灾难。我问来人能不能让我见一下我家里送饭给我的人。来人白了我一眼，把门一带又上了锁。他连回答我一声都会认为自己敌我不分了吗？
那天晚上虽没有被盖，好在天气还不算冷。只是蚊子特别多，加上不规则的烂床板上,没有垫任何东西，对我受伤的身体又多了一层磨难。我久久没有睡下去，后来迷迷糊糊地总算熬过了一夜。
接下来的十来天，每天被安排在各大队轮流对我进行批斗。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上已经给各大队做出了样榜，公社就是要用我这个活靶子，在各大队充分调动起群众清理阶级队伍的积极性，把运动搞出成绩。 同时正如尹山元在会议上叫嚣的一样：要把我和我父亲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叫我们永世不得翻身。他们知道鱼石大队的群众，特别是青年们对我比较了解，对我怀有好感，要发动一场对我的批斗不容易。公社首先让靠村里面群众对我不了解的几个大队，先对我进行批斗。他们看中了群众对我的不了解，可以任意让他们挑拨起群众对我的仇恨和攻击，把我搞垮搞臭。当凭空捏造的谣言反复无数次后，就会成为人人都知晓的事实，谬论也可以变成真理。到那时鱼石大队那些在他们看来受我的毒最深的人，就不怕他们还敢不与我划清界限，不起来反戈一击了。对革委会这种用心良苦的安排，我现在还不得不佩服那些要置我于死地的制造假象的人的高明，真正是用心良苦了。
那几天的批斗，没有任何可算是问题的真实的内容，我也用有着发什么言，作什么交待，只接受他们的武斗就行了。有的大队，让我饱尝了只能在电影里看到的各种刑法。我在新缰左膝关节受伤后长的骨瘤，那几天吃了不少苦头。有的大队还叫我跪在一些破瓷片上，那鲜血淋漓的膝盖被跪得揪心疼痛，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害怕。
现在我才发现，对我武斗最残酷的两个大队，就是当年“湘江风雷”在那发展了组织，横行无忌，猖獗一时的地方。大多数大队对我的批斗只不过是走走过场，完成任务而矣。就是在那无情打击的年代，在那谁见了我都要远远避开，免得自己受到牵连的高压环境里，还是有不少干部和群众，给了我暗地关怀和保护。
有的大队的干部，按照公社革委会的安排，不得不把我带到他们大队去批斗。但整个的会议，他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学习文件上。有的还把大队的其它工作也拿到会上去占用时间。当把我叫上去批斗时，会场上也只是喊喊口号，大家并不动武。当有人要向我动武时，就会有人出来对我大喊大叫，而又把打人的人巧妙地排挤到一边去。他们既要做到与我划清界限，又要设法保护我已伤痕累累的身体，不再在他们大队增加新的伤痕。这些干部在当时的环境下能做到这一点，是何其艰难而可贵的了。
田家大队有个叫谭经科的人，（当然他的名字也是我这次为写回忆录才了解到的。）是大队派到公社去提我到大队来批斗的民兵。他带了个小青年到公社后，凶神恶煞地将我五花大绑了。但一离开公社不远，他就将我松了绑，走了一段路后，他又要我在油茶林里歇一会，他说用不着急急忙忙赶着去开会。他说他们田家距我们鱼石不远，对我的情况有些了解，说我不该搞“七二六”，如果我不搞“七二六”，这次绝对斗不到我的头上。
我能说什么呢？我搞“七二六”做错了什么事？我不搞“七二六”，一些要深挖阶级敌人的勇士们，也会生出些“八二六”、“九二六”的事情来的。根据他们的理论，我和我父亲既然不是出身于无产阶级，那就一定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了。对待敌人就应该是专政。
我很感谢谭经科对我的体贴，我不想向他说明我有没有错。我随他们来到大队参加批斗会，没多久就算完成了任务。大队安排了我的中饭，（这在有的大队是没有人过问的。）还让我休息了一会，又让谭经科把我送回了公社。当然快要到达公社时，他还得将我五花大绑了。还得让人看出他阶级立场的坚定，他这次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被歪曲了的社会，同样使得一些人不得不歪曲了自己的人格。
当各大队都轮流批斗完后，我离开了公社关我的那间房间，被押回了鱼石大队。在鱼石学校我接受了一场批斗，这里就是尹喜球的“湘江风雷”的“根据地”了。
那次批斗会，看来不像正式由大队召开的批斗会。到会的人不多，也没有什么完整的会议程序，只有几个人报复性地攻击我。大声嚷着看我还敢不敢与他们作对。参加会议的人也没有什么人对我用武感兴趣。也许回到了自己的大队，群众太了解我了，尽管这时谁也不敢为我说话，但对我无理取闹还是少数。那次给我印象最深的, 是一个二十岁才出头的小姑娘尹素秀对我大打出手。我真不明白，她对我哪有这么大的仇恨。在我的记忆里，这个小姑娘很少与我接触过。在过去大队青年人与我一起搞各种活动时，从未见这个女孩子去参加活动。上次搞“湘江风雷”时，她到成了闯将。而且还有胆和尹喜球一起给萱洲的“湘江风雷”做向导。看来文化大革命确实能培养出一批敢斗敢干的闯将来。
批斗后，我没有像在其它大队样批斗后被送回公社。我到了自家门口也没有让我回家，被人关在一栋平房的作顶棚的搁楼上。当把上人孔旁的梯子被人拿开，上人孔被反扣后，没有窗户，直不起身来的三角顶棚内，尽管还是白天，已是一团漆黑。我想习惯给我向公社送饭的家人，这回我已不关在公社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知道我现在关的地方。我不知道今天的中饭或晚饭还有没有吃。
过了段时间后，我的眼睛已开始习惯了黑暗。我呆在这地方是主人放杂物的阁楼，堆了许多坛坛罐罐，我在楼板上躺下休息。
回到自己的大队，我想我这次漫长的“巡回演出”应该要“谢幕”了。家乡的人是了解我的，尽管我现在已经被人为地塑造成了一个十恶来赦的大坏蛋，但了解我的家庭；了解我的父亲；也了解我的乡亲，一定会还我以本来面貌。刚才的批斗会，还不如说是一年前尹喜球、尹素秀他们的“湘江风雷”在算“七二六”的老账；另一个焦点就是新大队班子的书记陈怡清，民兵营长何正虎，秘书李大惠都认为“七二六”是四清下台的老干部支持的，与他们新班子作对的组织。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这次不得不利用这个机会对我大打出手了。我想他们先让我在尹喜球、尹素秀所在的唐家生产队，何正虎所在的五里生产队，李大惠所在的菱角生产队这一片“亮相”，只是为了明天看来要召开的全大队的批斗会作些舆论准备。他们不想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发动，动员了全公社的力量而准备的会议再开砸了。我见大队还未开我的批斗会，知道我这场戏还得演下去，还不能“谢幕”。所以我到了自家门口，他们还是不能放我回家。他们还要在今天的预演彩排基础上，明天开一个更大的，彻底将我斗倒斗臭的批斗会。
在我这么胡思乱想时，上人孔被人打开了，一线晕暗的光线射进阁楼。从楼梯上爬上来一个高大的老太婆，她一手端着一碗饭，上面插了一双筷子；一手扶着梯子向上爬。当身子伸进阁楼后，她用手指着饭里面，示意里面有东西，就急忙下了梯子，扣上了上人孔板。
我好奇的端起了这一大碗满满的饭，饭上面放了些咸菜。我小心地吃去了上面的一些饭，用筷子翻看饭里有什么秘密。当我发现里面埋了两个油煎蛋时，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往下流。一位我不认识的老人，怕我挨饿，躲着其它人给我送来了饭，而且还给我煎了两个当时在我地她自己都舍不得吃的鸡蛋。但又怕被人发现说她阶级觉悟不高，只好把蛋偷偷藏在饭里面。当我见到这两个别有意义的煎蛋时，我明明看到的是一片慈母的爱心，我怎么也制不住。我的泪水潸潸而下。
后来我知道那次我是被关在菱角生产队队长杨德友家，他的家距我自己的家其实不到一公里路程，他的妻子的堂妹，后来还成了我的妻子。当时给我送饭的是他的母亲，可惜我还没能向这位具有爱心的母亲道声感谢，她就与世长辞了。
第二天，在六也公祠内召开了全大队的批斗会。我被两个民兵用枪押往会扬时，会议已经开始了。我被看押人员看押在屋后面的坡地上，等候着我的出场。里面会议正在批斗着什么人。
随着“把尹林生押上来！”的呼声传出来后，我被看守的民兵带进了屋，推上了临时搭起来的会议台。台下是一片口号声，但并不怎么激昂和有生气。我环视了一下我很熟识的这个六也公祠的内院，在天井里，在周围的内廊上到处都挤满了人。台下有一大片挂着牌子的人。我知道这些人是每次批斗会上都必需安排的陪斗人员，大多是些“五类份子”。后来又发展为“二十一种人”的被专政的人物。我发现我父亲也挂着牌子站在这些人中间，父亲正用一种平和的目光, 注视着被命令跪在台上的我。
主持会议的是尹山元，他首先开始对我进行批斗。他的批斗除开他那一段时间经常挂在嘴上的要把我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叫我永世不得翻身的话外，也没有什么真实内容能让我留下些什么印象。他一边斗，一边对我动武。我只好让他去发泄他的报复了。但响应的人寥寥无几。正在他除了喊口号外，不知道应如何让他的批斗收场时，突然一个人冲上台，在我还没反应过来时，不知他用什么东西，对着我的脑袋猛的一击，当即我眼冒金花，晕死在台上，什么也不知了。
闹“革命”打家劫舍
我父亲那次和我一起在公社三级扩干会上接受批斗时，因受“称半边猪”的酷刑，被称得晕死了过去。等他醒过来时，会议已经散了。只有本大队的几个干部和民兵守着他。一些群众被民兵阻止了他们靠近我的父亲，三五成群地在周围低声地议论着。就在附近的公社卫生院的医务人员，没有一个人过问我父亲是否需要医务救助。一个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医务事业的人；一个在家乡不知给过多少人以医务帮助的人，在自己急需医务救急的时候，就在公社卫生院的附近，得不到“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的一丝同情和帮助。在解放战争中，对拿枪的敌人，只要他放下了武器，都会得到道义上的宽大处理。难道我的家乡一解放就投奔了革命，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在解放战争中三次立功的父亲，就是这么一个死有余辜的阶级敌人了吗？
父亲醒过来后，被尹山元带的几个人押回了大队，关在唐家生产队一栋叫“洋房子”的屋的楼上一间屋子里。在公社组织各大队对我进行批斗的同时，鱼石大队在吴“部长”的指导下，尹山元的领导下，也开展了深挖阶级敌人的声势浩大的斗事。
大队的批斗会虽有我父亲这个活靶子，但组织者除开把一些历史问题无限上纲，说明我父亲是个暗藏的阶级敌人外，却在现实中找不到任何可拿来批斗的事实。就是在公社三级扩干会上无中生有的逼交枪的一幕最有杀伤力的剧情，到了绝大多数群众都知道内情，并参加过“七二六”活动的自己的大队时，谁都知道“七二六”没有什么枪可交，就失去了它像我在各大队接受批斗时都可利用的价值。对我父亲，居然除从台湾回来是特务外, 再无谣可造了，这难道不正是从反面证明了一个极其过硬的事实：我父亲是个难得的忠于自己的祖国，忠于广大人民群众，也忠于中国共产党的人。
在组织了几次对我父亲的批斗后，群众一直发动不起来。他们只好放了我父亲，没再关他。但他被告知：要随时准备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当我被关在公社，我父亲被关在大队后，我母亲和我才从高中毕业回来的大妹祥征，成了家里的主心骨。他们除了要为我和父亲担心外，还得设法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还得每天分别为我和父亲去送牢饭，接受别人的白眼和轻蔑。过了两天，父亲虽放回家了，但在大队组织的对其它人的批斗时，我父亲还得挂着牌子去陪斗。一家人每天都在恐惧不安中度日。
尹山元一伙流氓无产者，把大队的运动渐渐引上了公报私仇，搜刮民财的道路。他们将过去与他们有些私人恩怨的人，只要能捱上“二十一种人”的边的人和他们的子女，他们随时可以抓起来进行批斗，抄了人家的家。什么银器、铜器，解放前的家什衣服，均当做“四旧”没收了，然后他们又私分掉被他们抄来的东西。后来发展到他们愿意抄谁的家，只要想个“帽子”扣上，就可以把这户人家有些什么好一点的衣服、食品、家什都被他们抄来私分了。为了发动群众，他们还大言不惭地说：解放后土改是革地主的命，分地主的东西；这次是革富农的命，革一切有产阶级的命，是无产阶级就要跟他们走。谁不积极跟他们起来革命，谁就没有胜利果实分。被他们扇动起来的革命者，今天抄这一户的家，明天抄那一户的家，一时我们大队被他们搞得乌烟瘴气。有点家产的人，整日里惶恐不安，不知哪一天会祸从天降。也有不少想报私仇，想分胜利果实的人，跟着文革这帮人也无法无天闹起来了。
那天到我们家来抄家时，我正在村里几个大队接受批斗，没有亲眼见到这些革命闯奖的“丰功伟绩”。事后，最使我和我父亲痛心的是，我们收藏的大量书籍，不是被他们付之一炬，就是被他们抄走作为了他们自己的了。我父亲的德文、英文、俄文的医学书籍，我的大量的外国名家文学作品，均被视为崇洋的铁证；父亲解放前的医书和我的一些古典名着，又被视为厚古的证据，大部分都被视书如毒蛇猛兽的革命者烧成了灰。我的一部分文学书籍，被有点文化的人抄去作了他们自己所有。连我父亲在解放战争中的立功证书，和三枚在枪林弹雨中得来的立功奖章，也被他们抄走。说这是走资派网罗阶级敌人的证据。特别是一位敢想敢说的闯将，看到我父亲的立功证书上首页是毛泽东主席像，第二页是朱德总司令像，第三页是我父亲参军所在的四野司令员林彪的像，第四页贴的是作为功臣的我父亲的相片时大发雷霆。说大军阀朱德的像怎么排在他们的林副统帅的前面去了；说我父亲有什么资格把自己的像片，贴在他们敬爱的林副统帅像的后面，这是对林副统帅的极大不敬。 这位闯将发了一通宏论后，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收起了我父亲的立功证书。也许他认为他已抓住了上面的什么大人物的辩子，他可以到主子那里去邀功讨赏了。
到我们家来抄家的人感到很失望，他们除烧掉了我们不少书、画（我父母结婚时的四副花鸟湘锈挂屏也在内）、相片外，没有抄到什么值钱的东西。他们哪里知道，他们烧掉的东西是“焚书坑儒”的秦始皇都远远莫及的，有些有钱也无法再得到的东西.
抄家的人不相信解放前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官，解放后的工资也是一直很高的我的父亲，家里竟没一点值钱的东西，连像样的衣服也没有一件。最后只拿走了我父亲在大学读书时，一个同学送给他的一件美国产的黄呢大衣。这件衣服的式样，当时谁也不敢穿，没有被他们当作胜利果实分掉。后来成了宣传队扮演坏人的专用戏装了.
在我大伯娘家，抄家的人收获要多些。他们抄去了一些小孩子佩戴的银镯、玉器，我大伯娘一直珍藏着的几块银圆和一些衣服。
在我们大队，不少人家成了这伙明火执仗的强盗洗劫的对象。公社完小有位叫尹万延的老师，尽管他家的成份是贫农，自己又是个长期从事教育的老师，但抄他家的人说他祖父解放前在地方上是一个恶霸。人虽死了，他的子孙还在，所以尹万延的家也被抄了。尹万延说他可惜的不是那次被抄走的什么银器、铜器（连他家锁门的旧式铜锁也抄去了）、衣服这些东西，而是两大册绝版的《英汉辞海》。此书是解放前当过大浦中心国民小学校长的我三爷爷尹晓乐的，后来尹晓东外逃香港时，将这两册《英汉辞海》送给了读了些书的尹万延的父亲。这次抄家的人把它当作四旧，差点被送进了火堆。只因那次带队到尹万延家抄家的是大队秘书，他有些文化，知道这《英汉辞海》的价值，他没有让人投入火海，而是把它占为了已有。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动、批斗、抄家,我们大队的运动却也有声有色、轰轰烈烈的了。尹山元这伙人成了在地方上胡作非为，而又受到公社干部支持的革命者了。不少人，一怕受到批斗，二来也想跟着分个一鳞半瓜，昧着良心说假话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各个生产队都有人被打了。有的只因说错了一句话，或是把有毛主席像的报纸放错了地方，而招来了一顿批斗和毒打。
顽强地活下去
那天，我被带回大队批斗时，前一天就在唐家、五里、菱角这三个队的片上先捱了一场批斗。
第二天，大队在六也公祠布置了全大队的批斗会场。他们之所以选在六也公祠内，是为了控制全大队的人到会，并自始至终开完会。来开会的人各生产队清点人数记工分，民兵把住了六也公祠的前后四条门，不准参加会议的人离开会场。指导这次会议的人，要在全大队已被他们煸动起来的“革命”热潮中，将我斗挎斗臭，使大队的运动在前段的成绩上兴起一个更大的高潮。
我家里的人还不知道我被带回了大队。尽管在距我家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已开了我一场批斗会，但全大队的人那段时间像躲避瘟神似地躲避我们家的人，没有人敢将这一消息告诉我家里的人。所以当我父亲被民兵带入会场，挂着牌子与一些五类分子和新揪出来的一大批阶级敌人，站在一个临时搭起来的高台下面的一侧时，他还不知道那天充满杀气的批斗会是针对我召开的。
会议开始由文革主任尹山元作了主题发言，他说前段大队取得了阶级斗争的伟大胜利，揪出来了一大批阶级敌人，树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绝对权威。但是阶级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 我们要天天讲，月月讲，要把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会上在先批斗了两个青年人后，把我送上了台。当尹山元发泄了一顿对我的仇恨后，我突然被人一棒打晕在台上。当时是新任大队秘书不知出自什么目的，把一个早准备好的硬油茶树短棒，递给了他的外甥刘光财，要他上台对我动武。这个刘光财性情历来粗暴，在大跃进时就以打人出了名，在本生产队结下了不少仇人。这次受自己的舅舅、大队的干部唆使，叫他动手打人，他冲上台对我就是一棒。他这一棒下手太狠，当即将我打得头破血流，晕死在台上。会场一片哑然失声。站在台边的几个人看到我头部的血喷得满墙满台都是，不觉惊叫出了声。我父亲听到惊叫声，看到我倒在台上，犹豫了一下，跑上台来找到了我的伤口，用他在解放战争中的战场上枪救伤员的动作给我强迫止血。一边口里不停的衷求大家把我抬回家去，让他急救，要不会出人命的。我生产队的尹玉林和另一位青年取了一块门板，上台来将我抬下了台。会场有些混乱，主持会议的人高叫要大家遵守会场秩序，不要因一个阶级敌人的装死而乱了阵脚。会议还得继续开下去，任何人不得离开会场。要民兵严守大门，不得放走一个人。但守门的人没有阻止尹玉林他们把我抬出了会场。我父亲用手紧紧地压住我的伤口一直没有松手，几个人一路急赶，将我抬回了家。母亲和弟妹看到满身是血，晕迷不醒的我，都急得直哭。好在六也公祠距我家不远，父亲立即给我进行了急救手术。尽管当时家里已经没有了什么药，父亲用他的技术和经验，指挥全家人忙这忙那，总算把我这条命从阎王爷那里夺了回来。至今在我脑袋左侧太阳穴上一寸远处，还留下了一个手指头大的疤痕。如果刘光财这一棒正打在我的太阳穴上；如果当时我父亲不在现场，我这条命就早已归天了。
把我抬回家的尹玉林，正是赵炳坤在我生产队蹲点时的住户尹垂保的小儿子。那时候我经常在他家与赵炳坤商量队上的有关事情，尹敏元的偷谷事告破，就是赵炳坤在他家决定采取行动的。那时候才十多岁的尹玉林很听我的话，和我很要好。在这一次批斗会上，他看我被打得头破血流，不省人事；听到我父亲的衷求，他没多思考就呼叫了个同伴，把我抬回了家。为这事，尹玉林后来还受到批判，说他敌我不分，没有阶级觉悟。
当天快傍晚时，我才醒过来。脑子痛得要命，我对会议打我以后的情况，一无所知。父亲告诉我，我受了严重的脑震荡，要我好好静养，不要去想什么。我经过了十来天的批斗后，算是用这种办法回到了自己的家。
根据吴“部长”和尹山元他们的分析，我们家受了如此大的打击，一定会对共产党不满，会说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他们又选派了一些积极分子, 晚上到我家周围轮流守夜。看我们会有什么反革命活动，偷听我们会说一些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随时掌握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我一直躺在原来作为医务室的房间里，躺在我父亲指导毅伯伯做的手术台上。我的两个伯娘看我醒来后，回到他们自己家去了。父亲要我的两个弟弟，和大伯娘的几个女儿，都离开医务室去睡觉。他们已吓得不知所措，连哭都不敢哭出声来。
当房间里只剩下父母和我大妹祥征时，大家也只能默默地静坐着。我们能说什么呢？我能保住命，这已经是万幸了。我的姑姑，我的大伯，不都是在运动中失去了生命吗？当我们家遭此劫难时，我们知道全家人只能齐心协力，互相安慰和鼓励，共度难关。决不能让家里再发生象大伯一样的“畏罪自杀”事件；决不能去火上加油，让矛盾再向炽热化方向发展。我们除开一些早已说过多次的互相安慰和鼓励的话外，还能说什么呢？那里又有我们说话的余地呢？
母亲让祥征打了一盆水来为我擦洗身子，我要自己起来洗一下，我已十多天没洗过澡了。但父亲说伤口因没有手术针，没有缝合，（父亲的一些医疗器具也在抄家时大多遗失了。）同时，在我身上到处留着各大队受的各种伤痕，父亲要我躺着别动。母亲小心地给我擦洗身子，生怕弄痛了我受伤的身体。
夜渐渐深了。突然窗外的二个人影使靠窗站着的祥征吃了一惊。她低头从窗口望了出去，见我们房外有两个人，在鬼鬼崇崇向医务室的窗口靠过来。我们这间房的后面是陡勘，上面是一片无人通行的油茶林，从来没有人要到这个死角地来。祥征知道这两个人是学电影里的侦察英雄在做侦察工作，她气得火冒三丈，端起我的一盆擦洗身子的水，开开后门, 向已靠近窗口的一个人泼了过去。淋了满身水的人扭头狼狈地爬上了勘，隐没在油茶林里。祥征看清了来人是尹素秀，又是那个对我大打出手的女闯将。
当父亲发现了祥征这一过激的行动后，将她训了一顿。说她这是给这个已经是乱七八糟的家在添乱。
第二天，是大浦街逢集。根据组织者的安排，在前一天全大队开了总批斗会后，第二天就是大浦赶集，要将全大队的五类分子和这次揪出来的阶级敌人，戴高帽子、挂牌子游乡示众。上午，几个民兵到我家来，要带我父亲和我去游乡。父亲向来人苦苦衷求，说我伤得太重，没办法参加游斗，父亲要求他们放过我，他愿意跟他们去游乡。
来人看我满身是伤，却实伤得不轻，就只带走了我的父亲。
大批的牛鬼蛇神，戴着高帽子，挂着各种各样的牌子，手里敲打着各种能够打响的脸盆、铁盒之类的东西，嘴里要不停的报自己的姓名和罪名，向贫下中农请罪。如果谁稍有怠慢，立即就会有拿枪的民兵过来训斥责打。当这群人从鱼石大队游到白沙大队，到达公社后，就跪在河坪里被太阳烤得烫人的砂滩上，接受来来去去过河赶集的人们的检阅。
像这样的游行，大队文革想搞就搞。我后来参加过两次。母亲为了保护我不能下跪的左膝盖，给我和我父亲每人做了一双棉护膝，外面再穿一条厚粗布长裤，来减少我们的痛苦。
我和我的家庭的不幸，引起了不少人的同情。但在那暗无天日，颠倒黑白的高压环境下，谁也不敢公开对我们表示同情。
有一次出工时，我生产队原来一直担任大队秘书的尹建昌，看我一个人在一片山坡上刨草，（这是那时候我们出工常做的事，把本来已变得光秃秃，一下雨就泥流四泄的地表，只要发现了那儿长出点草，就要把它连泥刨起，再运到农田去当肥料。草的生命力是如此的强，随你一年中重复刨它多少次，它还是要顽强的生长着。那段时间，我把它当成了我顽强地活下来的榜样。）就过来一边同我一起刨草，一边唠叨着同我商量一件事。
他告诉我，与我地相邻的衡阳县樟木乡，家住在长衡公路旁边的，他妻子娘家的生产队的队长，在去年的一次车祸去世了。留下了一个比我大两岁的老婆和三个孩子，大儿子已经上初中。这个三十多岁的寡妇，想找个男人帮她撑起这个家。尹建昌把我的情况告诉了她，说我这个人就是阶级不好，其它样样都能干，问她嫌不嫌我的成份。这个女人祥细了解了我的情况后，答应要尹建昌问我，看我愿不愿意上她的门。她家因她死去的丈夫能干，又是生产队的队长，家里条件很好，比我这个臭知识分子家庭强多了。她还说她有很多干部亲戚，我到她家后，我的成份也就是贫农了，不但不会受斗受打，我有文化，将来还可以要她当干部的亲戚给我个一官半职。尹建昌说，我已经三十岁了还没有讨老婆，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尽管女的大一点，又有三个小孩，但家里条件好，女的也聪明，漂亮。我到她家去后，就不会再去受这没完没了的批斗了。
看到尹建昌很当一回事的对我分析我的处境，介绍女方的情况，本来已经血往头上冲，很想发脾气的我，怎么也不好向一个关心自己，想帮助自己的人去发脾气。我无可奈何地哭笑不得。我只得向他说，我欠我父亲的太多，现在父亲和全家人在落难，我不能离开这个家。作为家里的长子和一个唯一的全劳力，我是决不会离开自己的家的。我马上跑到一片人多的地方去刨草，我不想再继续这无聊的谈话。
随着运动的升级，大队文革的无赖们的明劫暗抢也在升级。他们已经不满足于私分别人的财产了，有的已发展到强占别人的民房。新庄生产队有个叫唐寿福的人，原来大队搞“七二六”时，他就经常要去整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使得我做了不少化解工作。当大队成立文革时，他又摇身一变，成了尹山元的红人和得力打手。在一次尹山元将富农尹义久的房子分了一间给尹万初住后，唐寿福立即把富农尹连久赶到自己的脚屋去住，他带领自己一家强行霸占了尹连久的房子。唐寿福的这一行动在其它生产队引起了连锁反应，使得有房子的人都人心惶惶。
大约是这些革命者太无法无天了，县革委会下文禁止手下的干将们去打家劫舍，并规定把抡来的东西退还原主。才在我们大队刹住了这股被他们自己称为“第二次土改”的革命。惶惶不可终日的群众才减少了些惶恐不安。
在“宁左勿右”的社会背景下，公社干部在发动群众干一些无法无天的事时，没有感到自己有什么不对。但要他们去清算退回那些本应不属于他们支持的大队文革干将们的不义之财时，他们表现得那么不明事理。除刚兴起的强占民房被制止和退还了外，我们大队（我只了解我们大队，希望别的地方不和我们大队一样。）那些被抢劫来的财产，几乎没有被退还。甚至连登记造册的数都没有。被抢劫的人当时只求保命，没有人敢向掌握自己生死大权的人，去要求退回本应属于自己的东西。而负责清退这些东西的干部们，看到抢劫者是他们自己支持的文革中的新贵们带头干的；被抢劫者在他们看来总有被抢劫的理由。只要这些流氓无产者的大方向没有错就行了，用不着打击这些敢于造一切东西的反的革命者。更何况有些派到大队蹲点的干部，自己本身就“左”得冒尖，他不可能反省自己在前段指导大队工作时有什么失误，更不可能指望他们来纠正自己的失误。
由于上面的干涉，我地文革派的胡作非为有所收敛。
对于自己和我的家庭无故遭受这么大的打击，我心里一直不能接受。倒是我父亲一直冷漠地对待所遭遇到的这一切。他还常要我正确对待运动，决不要对一些迫害自己的人抱有敌对情绪。他说共产党决不会容许一些人长期胡作非为下去的，要相信党会对自己有个公正的评价和结论。特别是他看到1969年元旦社论中公布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后，更认为自己有了“尚方宝剑。”认为农村的乱来马上就可得到纠正了。
清理阶级队伍的那些事
随着“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开展，进一步影响到了我们家的方方面面。
我二伯伯尹仲湖，1940年我祖父去世后，靠着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于1941年通过考试录取和业务培训后，参加了电信局的工作。1943年调到衡山县电信局，衡山县也才在这一年设置了无线电路，开办了电报业务。后因代替当时局长言泽瀛去长沙受了一个多月的抗日军训。领回来一张有蒋介石签名的结业证，和一张油印的国民党的临时党证。一直不过问政治的二伯伯，就因这一个多月的代人受训，结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就被扫出了电信局的大门。让这个有二、三十年电信业务专业知识和经验的，已有五十多岁的老人去跑乡邮。每天不管风霜雨雪，背着40多斤重的邮件，艰难地行走在石湾支局下属的各个公社、大队的田间地头，或崇山峻岭的羊肠小道上。当清理阶级队伍的“红色风暴”度卷全国时，我二伯伯在送邮件的空余和晚上，还得写交待，写检查，接受批斗。好在单位上的人对只知道老实做事，从没有在政治上、经济上犯过任何错误的这么一个老好人，没有什么大的怨仇，没有对他动过武斗。只有一些革命的积极分子为了自己的高升，对他这一个多月的抗日军训历史纠缠不放，人身攻击和侮辱时有发生。那怕我二伯伯一再逆来顺受，从不去计较对自己的不公和磨难；那怕后来已有了“清理阶级队伍要注意政策”的最高指示。这些标榜自己最听毛主席话的人，还是在1970年6月，将我二伯伯清洗回了农村。并要当时造反精神极强的宋书棠、袁正忠两个人监送回农村。还要先押送交给大队后，才准回家。
我二伯伯的大儿子尹执中，也是我的大哥。（我父亲三兄弟的子女，按年龄大小三家统一排序称呼。所以我不但在我众多兄妹中称为“二哥”，连大队的一般小青年也都习惯于称我二哥。）1962年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在部队参了军。后调广西军区军马场任技术员, 并授中尉军衔。我这位虽出生在旧社会，但长在红旗下，接受的是新社会的教育的大哥，不是因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只因为不是出生在无产阶级的家庭，（像我们这个靠父辈工资为生的，资产不丰的家庭，总不能说是资产阶级家庭吧。）也于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时，被清理回了农村。
大哥在离开军马场时，正在与他热恋的当时还未结婚的大嫂何郁清，欣然离开了她工作的单位，申请调离工作，随大哥回到衡山。好在当权者还没有要她随大哥清洗回农村，而是让她转到衡山县人民医院继续从事她的医务工作。在那白色恐怖迷漫的年代，大嫂的义举使我们全家都非常感动。我发动了我们全家的弟妹，为大哥大嫂举行了一次苦中有乐的欢迎会。那次独特的文娱、歌唱会, 至今还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至此，我祖父传下来的这个大家庭的成员全部回到了农村。如果我在衡山县轻工业局当会计的，我大伯伯的大女儿尹婵娥不是过早去世的话，到这时，她也会逃不过这道鬼门关的。连她结婚才只二年, 在中学教书的丈夫袁励山，在妻子去世几年以后，还因我们家的问题受到了冲击。
这时，我大妹祥征高中毕业；大弟铁军初中毕业；小弟巴夫高小毕业，同时失学，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我的四个堂弟，四个堂妹，也按他们的年龄，在高中、初中、高小毕业后，停止了升学。因为那时的读书不需凭学习成绩升学，而是采取招生名额分配到公社，由公社、大队保送入学的办法升学。我们这个家很会读书的众多弟妹们，完全被剥夺了入学的权利。
1984年，我到衡山县教育局工作后，曾任过我大妹祥征的物理教师的赖礼煌，（后任岳云中学校长，衡山县人大副主任。）得知我是尹祥征的哥哥后，他以满腔的热情告诉我：我大妹是当时学校难得的品学兼优的，他最得意的学生。也是学校学生活动的积极分子。他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妹妹一定会前途无量。是啊，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家何止只有一个前途无量的学生。
我小弟巴夫读高小时，当时家乡小学校长聂庆翥，巴夫的班主任杨克顺夫妇，（后均调衡山县实验小学。）就对我小弟的聪明，学业成绩优异赞不绝口。但这棵可造之材，在他还是棵小苗时，就被人为的扼杀了。至今还造成了他文化底子薄，难适应现在竟争激烈的工作环境的苦脑。
至于已被打成了右派的我三舅一家回到农村后，受到的打击和迫害就更名正言顺，理所当然了。
1958年夏，三舅被打成右派回乡监督劳动，他带着妻子和东、方、红、太四个子女回到老家。好在三舅自幼过继给了陈家，陈家土改时被划为贫农，外祖父的大宅院, 留了四分之一给他，三舅回乡后总算还有个安身之处。
回乡后的第二天，三舅就随合作社的社员, 到狮子岭种红薯，开始了对他这一生的监督劳动。当时正值大跃进搞得轰轰烈烈，不久又成立了人民公社，三舅被长期调到德圳水库去修水库，在工地上经常成了挨批挨斗的活靶子。好在三舅吸取了反右的教训，只埋头干活，从不乱说乱动，倒也没有成为主要的批斗对象。只是同其他的五类分子一样，经常要成为批斗会的陪斗。
我三舅妈带着四个孩子在家苦度光阴。由於省吃俭用，劳累过度，三舅妈的身体一天天垮了下去。时常不能出工，大量吐血。好在当时我父亲还在衡阳医院工作，经常带些药下乡来为她看病送药，才算保住了一条性命。
大浦人民公社为了修建高标准的猪伤，决定将我外祖父建造的大宅院拆掉。因为这栋大院砌的时间不久，有很优质的木材砖瓦可利用去建猪舍。于是，土改时分得房舍的三户农友和我三舅, 搬出了大宅院。房子被拆下来，所有材料, 一船一船地通过湘江运往大浦街去建猪舍。
当时公社生活集体化，没有那一个人的房子是私有财产，房子拆掉后户主没有任何补偿。与我三舅同住在宅院的另三户农民, 被安排了住房，我三舅下到了距老家两公里多远的偏远的尹家湾住。因他是右派，只配住牛栏，分了一栋已经不好关牛的牛栏给三舅全家人住。三舅妈带着几个孩子，把牛栏里的邋遢不堪的牛粪、烂泥担了出去；再从外面担些清洁的黄泥, 填平牛踩得坑坑洼洼的地面。修整了低得伸手就能摸到的漏水的茅草屋顶，就算是安了个家了。
但没住几个月，一些阶级觉悟高的人，（这里面有三舅的堂叔兄弟的后代。我排行老四的外祖父共有六个兄弟，唯有他一个人在父亲分家后，逐渐扩大了家业。解放后成了当地财富最丰的地主。而他的五个兄弟，有的连父亲分的产业都没守住，解放后的成份不是中农，就是贫农。他们的后代中有些人为了划清阶级界线，常出些别人都想不出的坏点子来整我三舅。）想出了让三舅全家修补牛舍的办法。他们为了改善牛的居住条件，强迫三舅全家搬到另一间牛舍，他们修整好的牛舍，还得关牛。三舅妈又不得不带着儿女们重复着维修牛舍的工作。
1959年三舅的第五个孩子陈阳来到了人间，这是个生不逢时的女孩。她生下来后，三舅按原来以“东方红，太阳升”的次序给子女排名，这个小孩叫了陈阳。但就因为这个名字，三舅受了一场批斗。批斗者说，三舅是恶毒谩骂伟大领袖毛主席，三舅要这样生下去，毛泽东三个字都会成了他崽的名字了，用心何其毒也。
陈阳出生后，正赶上了国家过三年苦日子的时候，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已经只能每人每餐发十六两为一斤的老称的三两米一餐的饭了。就是这样不能吃饱的口粮，生产队还不给这个刚来到世上的小姑娘一份。三舅妈每餐只能用自己的三两米, 与渐渐长大的幼儿分吃。致使陈阳因严重的营养不良，两岁了一棵骷髅样的小头还在脖子上东倒西斜，立不起来。直到五岁才能走路。陈阳的不给口粮，后来被一个好心的工作组干部发现，才给于了纠正。
1965年，饱尝儿多母苦的我三舅妈，在经过六年的苦日子没有再怀孕后，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使人们有了些饱饭吃后，又怀上了第六个孩子。本来五个小孩都难养活的我三舅妈，怎么也不敢再要孩子了。她几次爬到梯子上、桌子上使劲的往下跳，想把孩子打下来。也没有阻止这个男孩子的降生。三舅有了第五个孩子的教训，不敢再按“东方红，太阳升”的次序命名了，他给这第六个孩子取名陈益。原想这个名字可以使他不再带来烦恼，也希望这个本不想要的孩子，将来也有点益。但没想到这个小孩的名字又成了后来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三舅又因儿子的取名挨了一场批斗。批斗者说：三舅的第六个小孩, 按他取名的次序应叫陈升，他却不让太阳升起来，把“东方红，太阳升”, 变成了“东方红，太阳益”，益就是缢，要用绳子勒死毛泽东。其用心何其毒也！
三舅的第五个小孩按序叫陈阳，因阳字受到了批斗。第六个小孩不敢再按原来的次序了，同样还得挨批斗。看来三舅后来的两个孩子, 是不应该有名字的了。真不知道古代的文字狱有这样登峰造极的地步没有。
文化大革命时，头上有一顶右派的帽子扣着的三舅，更没好日子过了，而且还连累了不少人。
三舅的大儿子陈东，因自小受父亲的影响，拉的一手好二胡，也爱唱花鼓戏。原来参加宣传队搞宣传还是骨干。因他小时常看父亲指导排戏，他也学着自导自演了花鼓戏《刘海砍樵》。为此，他受到了一场残酷的批斗。说他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专演厚古薄今的下流小调。有人还把他提到更高的原则批判，说他排演《刘海砍栏》是别有用心，是“瘌蛤蟆想吃天鹅肉”，想与干部子女结婚，（因与他配戏的女孩是干部子女。）用自己的小聪明腐蚀干部队伍。从此陈东兄弟都清出了宣传队。
狮圹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龙正德的母亲，是我母亲的奶妈，我三舅也是她带大的。她见我三舅日子过得相当艰难，常给他一些关心和帮助。有一次，她见我三舅在她家附近出工，就背着人用一个瓦罐在柴火灰里煨了两斤米的饭，炒了两个鸡蛋，暗地叫三舅进屋在厨房里吃。三舅感动得双泪直流，一餐吃完了那两斤米饭。
龙舅舅（我一直叫龙正德为龙舅舅，他母亲为龙外婆。）知道他母亲对三舅有些接济，他也没有太多的进行干扰，只是叫他母亲要注意影响，因为自己是大队的支部书记。
解放前，龙外婆在地主家长期做奶妈，龙舅舅从小就在地主家做长工。一无所有的龙舅舅，一解放就翻了身。由于他在我外公家粗识文化, 从土改以来就入了党, 一直当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 他一下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清理阶级队伍的红色风暴”席卷大地时，他的问题越清越多。
龙舅舅比我妈只大四、五岁，长期跟着他母亲住在我外公家。他与我母亲，自小就像是亲兄妹，感情一直很好。我母亲自小就死了生母，视龙外婆如亲娘。在我的记忆里，也只有龙外婆是自己的外婆。所以我们两家一直交往亲密。在过三年苦日子时，龙舅舅全家给了我们不少帮助；他们家谁有什么事或生病了，也都到衡阳来找我父母帮忙。龙外婆每年都要被我们接到衡阳去住些日子。后来龙外婆得了鼻癌，我父母将她接到自己家里长期居住，千方百计加以治疗，尽到了儿女的孝道。
我父亲携全家下放后，两家交往更密。1962年底, 龙外婆病情恶化去世后，两家也没有停止过相互支持。当我父亲被停止行医后，龙舅舅还是公开对大队群众说，谁都可以找我父亲看病。当我们处于无米下锅的困难时期时，他常给我们以资助。当他发现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不能让我们家不挨饿时，他还发动其他亲戚，和我父亲救过他们命的病人, 给我们以帮助。就因为这些，龙舅舅被当成了丧失了阶级立场的当权派受到批斗。批斗者说：狮圹大队在他的操纵下，成了我父亲利用医药和自己的技术, 进行收买贫下中农的反革命场所和避难所。
后来，随着对我二舅和三舅批斗的升级，对龙舅舅的批斗也跟着逐渐升级。龙舅舅不但只是丧失了党性的当权派，还成了我二舅黄庭的走狗，暗藏的阶级敌人。
我二舅黄庭，解放后镇反时逃到广西桂林。当镇反的高潮过后，他主动向当地政府投案自首。当地政府派人来家乡了解情况后，认为二舅虽出身大地主，但解放前是教书的，没有直接剥削过农民。抗日时虽传奇式的当过国民党的上校团长，干过抗日游击队，但那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抗日时期。日本投降后他就离开了部队，从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还是回到了他的教书岗位。尽管抗日时他杀过人，那也是在抗日战争中的特殊条件下发生的，没有什么多大过错。鉴于他能投案自首，当地政府只把他判了六个月劳役，刑满后还分配在桂林文化馆做事。我二舅万万没想到，本会在那次镇反时被镇压的他，（可惜我的才过二十岁的四舅黄湘当了他的替死鬼。）得到如此轻的判刑，而且刑满后还分配了工作。二舅现在每想起这件事，还常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1955年底，随着肃反运动的开展，二舅被家乡衡山县公安局投入了牢房。经过审理，二舅在坐了九个月牢后，判了七年刑，在建筑队里劳改。还当了劳改队的一个小组长。衡山县原来的那一栋两层楼的县委办公大楼就是他们砌的。
1962年, 二舅刑满释放后回到了家乡，就到任大队支书的龙舅舅那报到。龙舅舅看我二舅1937年过继给了他的三伯伯做了嗣子，解放前后，我二舅妈也一直住在养父家里。养父去世后，二舅妈又在1958年大跃进时，受不了经常的侮辱和批斗，自己撞火车自杀后。没人居住的自家房子被人占住了。二舅刑满释放向龙舅舅报到后，龙舅舅认为二舅养父是中农，二舅刑满释放后就不应该是专政对象了。就要占有二舅房子的人把屋还给二舅。这样二舅有了安身之所。住在牛栏里的三舅, 也搬过来同二舅住在一起了。俩兄弟像一家人一样，住在一起，吃在一起了。为这事龙舅舅在文化大革命中常受到批判，说他支持反动派向贫下中农反攻倒算。有人还检举他儿时就常跟着我二舅跑，（龙舅舅随母在我外祖父家长大，他比我二舅只大两岁，两个小孩怎么不会在一起玩呢？）长大后也是听命于我二舅，还为我二舅的抗日游击队办过事。清理阶级队伍时，龙正德这个黄庭的走狗被清了出来就顺理成章了。他被撤消了大队支书职务。
龙舅舅解放前在我外公家的一段经历，即可以作为苦大仇深的家史，成为农村土地革命的带头人；也可以作为为虎作伥的罪证，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暗藏的敌人。我现在更体会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是怎么回事了。
关于这次全县城乡的清理阶级队伍，在县里有关资料上有如下这么一段记载：“……清理工作在刮十二级红色台风的极左口号影响下，斗争手段相当残酷。县内共揪斗4404人，其中非正常死亡156人，逮捕28人，拘留182人，戴帽子357人……”在这些数目中，那被揪斗的4404人中，可能包括我和我父亲。但死亡、逮捕、拘留、戴帽子，那时还没有让我们粘上边。
在一个当时只有26万人的小县，每60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被揪斗，这是个多么惊人的，而且是个有案可查的数字。如果以我们生产队统计，我们这个百来人口的生产队，上过台被批斗过的就有5人，其中3人还遭到了毒打，远远不只这个比例。不知道现在还在各个岗位上，当着大大小小的官员的，当时造成这一惨状的干将们，对自己历史上造成的罪过, 是否有过认真的反省，能从中吸取教训，使今后这样的人间悲剧不再在中华大地上重演。我们这些饱受摧残的人，有的还付出了生命，也算用生命和鲜血唤醒了这些人的良知。但不知怎么，我常发现有些人，不但对他的过去的罪过没有什么反省，反而总是念念不忘他们失去的过去的威风，和至高无上的不受监督的权力。这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可悲了。
第二次坐牢
1969年秋，衡山县革命委员会，派工作组进驻我们公社, 搞一斗二批三改的“斗、批、改”。（即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一切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来我们鱼石大队的工作组组长姓王。我地因春耕和上面制止了尹山元这伙人的强抢强夺行为, 有些低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又掀起了高潮。父亲满以为有了毛泽东的“清理阶级队伍要注意政策”的最高指示，有了县里派来的能掌握政策的工作组，运动再不会是一些农村地痞的随意行动了。我们家的问题应该会有一个公正的落实了。
然而不然，把知识分子, 看作是异己的力量和潜在的敌人的工作组一进队，我们家又成了“斗批改”的重点。不同的是，县里派来的工作组，比农村的农民更知道用什么办法来发动群众，来获取他们认为需要掌握的材料。通过学习、引导，通过层层发动，运动又掀起了高潮。
奇怪的是，运动的对象又是那些两年前组织的；已经停止了活动一年多的“七二六”的成员。尽管“七二六”也没做过什么坏事，但斗争锋芒还是直指参加过“七二六”活动的人。
不久，我和张正福、陈京生、罗荣勋四个人被禁闭，在不同的地方隔离审查。与此同时，一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的群众运动，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下发动了起来。于是工作组收到了大量的检举、揭发材料。原来“七二六”的一些骨干分子, 纷纷起来反戈一击了。原来对“七二六”一些青年的过激要求，起过鼓动作用的原“教联”的一些老师们，更是颠倒了事实，好像知识分子组织的“教联”，反而成了农民组织的“七二六”的下属组织了。他们的一切罪过都是我批示的。这些有点文化的人写出的材料, 更把假说成真、把死说成活。在半个月之久的隔离审查中，从被审查的人员中，也审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来。鱼石大队的“斗批改”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当然，在隔离审查的人员和群众中，还是有不愿说假话的人，当然这些人要受到无情地斗争和打击。
新庄生产队有个叫尹维新的人，在大跃进任大队秘书时，因为不愿说假话，报假材料，被逼得出走新疆，还被判了两年刑。在“七二六”活动期间，因他写得一手好字，我常指派他抄写报刊文章大字报，他被作为“七二六”的骨干分子长期受到围攻。这次“斗批改”工作组, 更是抓住他这个劳改释放犯不放，逼他写有关我的材料。这个刚毅的汉子，还是和他在大跃进时一样，不愿违心说假话，被逼得吃农药自杀，还落得一个“畏罪自杀”的罪名。
事后，当事者为了洗刷自己的责任，放出他因里通外国而畏罪自杀的谣言。这是一个弥天大谎。所谓他的里通外国，是他在任大队秘书时，收到一封我地大地主尹晓东（就是我那个土改时逃到香港去的三爷爷。）写给他的子女的信，想打听一下他留在家乡的亲人情况。当时家乡已无尹晓东的任何人，尹维新自作聪明给他回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知道的一些情况。这封信在当时条件下是不可能寄往香港的，落到了政府手中。尹维新就成了“里通外国”的罪犯了。他被判二年刑，这是一条主要的罪状。对于政府已经处理了的事，到了十多年后的“斗批改”时，还可能使他去“畏罪自杀”吗？
1970年2月，衡山县开展“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铺张浪费）运动。县公安局组成办案组来我地开展案情调查。3月15日，我和我父亲被县革委会办案组拘留侦审，两个人被关在县公安局看守所不同的牢房里。
1969年12月，衡山县革命委员会及其所属机关，由南岳镇迁至城关镇。衡东县级党政机关，则迁往建于吴集的新县城。刚迁过来的县公安局使我在事隔五年后，又进了原来已在这关过两个月的牢房。
我被关进牢房后，心境反而平静了许多。我想共产党的公安部门是实事求是的，五年前我的入狱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那时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两个月内，就把我在新疆的问题搞清楚。这次，我自认回乡后一直在我父亲的严格管教下，没有犯过什么错误，我的厄运应该要不了多久就该收场了。
经过两次提审后，我虽完全实事求是地回答了办案人员的提问，但还是被办案人员认为我不老实交待问题，把我的双手用手铐铐了起来。说我什么时候愿意交待问题了就给我松铐。带着手铐坐牢的那种滋味，我至今回想起来还是那么心惊肉跳。双手铐在一起，带着手铐吃饭、睡觉、大小便、放风时倒便桶……只要一不小心碰撞了手铐，它就会自动的跳一格，更紧地扣住你的双手。后来渐渐扣入了手腕的肉体里，扣得你双手通亮通亮，逐渐红肿起来。那种疼痛又是比我在被批斗时的受刑另是一番滋味了。
但我能交待什么呢？我做了什么呢？我知道农村众多不负责任的检举、揭发、交待材料，那上面许多罪该万死的罪状，叫办案人员怎么能一下就分清真伪，让我轻轻松松的过关呢？我只有耐心地等待，等待他们把我的问题查清楚。
办案人员见我的手已铐得红肿起来了，我也没有什么犯罪事实可以交待。当他们再一次提审我时，给我松了手铐。我除实事求是地回答他们的提问外，凡事总往上纲上线的要求来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就是这样想得到办案人员对我交待的认可，我发现也是非常困难的。在这里我不能像在乡下批斗会上那样，胡编乱造以保住自己的性命。我只能把我没问题的问题往深度、广度上去认识而已，这与下面交上来的大量材料成了风马牛不相及。这怎么能不使办案人认为我是不老实交待问题，顽固不化呢。
在我入狱二、三个月后，我的问题看来还是毫无头绪。我再也不能以平静的心态来对待我的入狱了。那次因新疆问题，在那么遥远而复杂的环境下，政府还只花了两个月就查清了我的问题。那时我确实对当时的社会散布过不满的言论，攻击过三面红旗，政府也只实事求是的对我作了“教育释放”的处理。这次在自己的家乡，在家乡群众众目瞪瞪下我做的一切，怎么可能这么久查不清真伪呢？回乡的五年，我在父亲的管教下，一直按着毛主席的教导劳动着、生活着，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怎么把我关了这么久, 还查不清我的问题呢？我开始变得烦躁，对管教人员产生了抵触，经常引起了管教人员的责骂。好在他们再没有给我上过手铐。
1970年7月11日，（我和父亲的入狱日期和父亲的出狱日期，都是在父亲有关材料上查到的。）在对毫无问题的父亲, 入狱审查了近四个月后, 将他释放了。当然他们用不着说明我父亲为什么入狱，又为什么释放。在一个没有法制的社会，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可循的。
在后来的提审中，办案人员告诉了我，我的父亲已经释放。他说我态度不好，对自已的问题没有正确的认识。要我想一想为什么我的父亲释放了，我还不能释放。要我好好地交待问题，认识问题。这次提审, 还问了我一些五年前已在公安局审查过的一些问题。我想他们没有发现我有什么新问题，是要来算我的老帐了。我只好听之任之了，谁叫我青年时幼稚无知，攻击过党的三面红旗呢？我父亲担心我在政治上会带上一生污点的事，看来要成为事实了。
得到父亲已释放的消息，我的心安定下来了不少。一直对自己要求很严, 已有五十多岁的父亲，在公安部队里时受过两年多的严格审查，在历次运动中都没有犯过错误的父亲，没想到这次一打三反, 还得把他也打进了监狱。父亲的释放，从反面证明了一个极其过硬的事实：在没有党纪，没有国法，甚至于假借“群众”的名义，干尽伤天害理，祸国殃民的事都不脸红的年代，想致我父亲于死地的“革命派”，对他已经无懈可击，无谣可造了。这不正从反面证明了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知道，在农村他们已找不到可以使我们被专政的理由。父亲的释放已经说明了这一 点，我的提审内容已追查到了我的下乡以前，也说明了这一点。好在五年前我已经接受了公安部门的审查。我真的感谢那次审查，总不能使已过去的问题再无限上纲吧。如果没有那次审查，我的新帐没有，旧帐也难逃了。如果要是这样，我也没有办法。
我又在牢里坐了四个多月牢后，我也被释放了。
像我第一次被衡山县公安局释放时,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主审干部同我围炉谈话的场景，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一样，这次办案人员在释放我时 ，我问他我有什么问题在牢里呆上这么长的时间时，他说的理由也使我感到吃惊和难忘。他说是出于对我的爱护和保护，才把我关了这么长时间。因为我在乡下时, 经常被批斗，拷打，监狱才是最能保护我的地方。我的入狱是对我的照顾了。在那荒唐的年代，国家为了保护他的子民，难道也只得做出些荒唐的事情来么？
有趣的是，当我这次为了写回忆录，查找我在县里被关押的知情人时，找到的那位主办我的案子的办案人，却是后来与我在县教育局共事17年的同事，与我同生于1939年的好友赵春荣。
由于赵春荣文章写得好，出身又好，当县革委会成立“一打三反”办案组时，将他从教育战线调到办案组，办理大量的乱七八糟的案件（据县有关资料记载，那次“一打三反”全县城乡共揪斗1046人，其中非正常死亡28人，逮捕46人，拘留108人。）赵春荣一到办案组接办的第一个案件，就是我们父子的案子。
这位办事认真的老兄，从教育战线未经任何专业培训，调入公安部门从事政策性、专业性都极强的案件侦查工作。接手办的第一件案子，就是白沙公社揪出来的，一个隐藏得很深的反革命大案。对着那大量从公社、大队交上来的各种材料，自己都感到有些紧张和莫名的压力。
好在这位老兄，还不是个像吴“部长”那样，左得以凭自己的假设来处理一个人的政治生命的人。他越对我的案子有了了解，越发现下面的材料不真实。在经办了近四个月后，他得出了我和我父亲的案子, 是一个冤假错案的结论。在报请了上级审批后，先释放了除档案里已成定论的有“台湾嫌疑”外，没发现任何其它问题的我父亲。赵春荣也看到了我第一次入狱时交给公安局的我的一些诗词文稿。当然我对三面红旗的不满，可以在那时无限上纲给我定罪，但他认为我也只发发牢骚，说说怪话，并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何况五年前公安局已经审查处理，他认为我不应该再重新加罪。在讨论我的处理时，有人认为我在监狱里态度不好，我的反三面红旗总是事实，不应马上释放。所以在我父亲释放后，我还被关押了四个多月。
当我现在问赵春荣记不记得他说的是因为保护我而把我关了近一年这句话时，他说当时处于社会各方面的压力，是有这方面的因素，放在监狱里被保护的不只我一个人。
赵春荣说，1984年我一进县教育局工作时，就被比我早调进教育局的他认出来了。只是我不认识他，他也一直没有点破。这次看我多次向他打听我那次坐牢时的知情人时，他才告诉我正是他经办了我的案件, 告诉了我当时的一些事情。
这位“老庚”和我在县教育局共事17年，是我很要好的朋友。当我了解他与我三十年前的这段往事后，我更产生了对他的感激之情。那次如果不是他实事求是的态度，在那草菅人命无法无天的年代，我和我父亲真不知要落得个什么样的下场。比我们早入狱半年的张志新，还是个早期的中共党员，一个省的省委宣传部有才华的干部，不是毫无道理的将她枪决了吗？这个年仅45岁的多才多艺的女干部，临刑前还被害怕真理声音的刽子手，惨无人道地割断了气管。我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和一个从台湾过来的“嫌疑犯”，有人想致我们于死地，还不是更轻而易举的吗？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呢？
第一次坐牢，确实感到了我离开大学，出走新疆，对不起父母和家庭，对不起共产党对我的关怀和培养；这一次坐牢，总使我想不通，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和我的家庭。共产党难道就不是过去的共产党了？这些成天喊着革命口号，没有了道德和法律标准的人，他们要把一个国家搞得人心惶惶，动乱不安, 究竟是为了什么？好人受斗，恶人称王，这难道也是共产党所希望的吗？
我释放回家后，家乡的“一打三反”运动已经结束，大量的被批斗人员受到了无情打击。除尹维新服毒自杀外，在那次萱洲的“湘江风雷”来我大队挑起武斗时，为避免武斗作出了贡献的尹万兵，和我生产队的尹效臣受到的毒打最多，最惨。尹效臣被打破了头，尹万兵还打得失去了几棵门牙。这两个人都因做了些小生意，以投机倒把罪受到多次批斗。尹万兵因倒卖过粮票，还被判了七年刑。只因他有三个无口粮的子女需他抚养。被判为监外执行。
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一家
我和我父亲被拘留后，我母亲和大妹祥征挑起了家里的重担。
1969年的年终分配，在批判“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的风暴中，实行了按政治表现发口粮的分配办法。成天不做事，只拿着一本连他们自己也没去好好看看，甚至连字都不认识的“红宝书”, 到处喊口号、批人、斗人、打人的“革命派”，当然政治表现最好，吃的口粮标准最高。而那些对他们的胡闹不感兴趣，成天忙碌在田间地头，才使得那几年田里还能有些收成的农民，因不突出政治，口粮自然要低人一等，而对我们这些正处在批斗的专政对象，而又遇到了一位“左得可爱”的, 在生产队蹲点的, 公社公安特派员吴“部长”，和要致我们于死地的，在同一生产队的文革主任尹山元，可以想像得到，我们家的口粮标准, 是定在什么位置了。尽管1969年，我们一家六口，连才15岁的小弟巴夫，全在生产队拼命的出工挣工分。年终分配时, 得到的口粮也只能是生产队最低的。
1970年3月，作为户主的父亲，和我们家唯一的一个全劳力的我投入监狱后，我的二十出头的大妹祥征挑起了当家的重担，与我母亲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弟弟，挣扎在被剥夺了生存权的死亡线上。我可怜的弟妹，在被剥夺了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后，又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他们又有什么罪呢？
我们在农村的这几年遇到困难时，父亲的一些老同学，老同事和家乡的亲朋好友，都给过我们一些帮助。但到这时，父亲和我被投进监狱，在阶级斗争斗断了所有的亲情、友情的大环境里，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白色恐怖下，除了个别的世交外，大多数人对我这个家都只能避而远之。
有一次，祥征看家里已经无米下锅了，听别人说大浦街在逢集日，（自1965年后，我地在反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后，把农村集市视为滋生资本主义的温床，严加限制。全县集市只留了包括大浦在内的20处，并统一规定全县都以公历每月逢5为赶集日。严加限制农民上市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所有上市物品统一由供销合作社经营。）有人暗地收购布票。她打起了家里还没有用出去的布票的主意。
这几年，尽管政府每年只发给每人3尺布买布做衣服，但因我们家无钱买布，只得把过去的衣服补了又补继续穿。每年夏天，我和我父亲都只穿内短裤，光着赤膊在烈日下曝晒着劳动。又无钱买草帽，两个人每年都要晒脱一、二层皮，直到全身晒得黑里发紫油亮，连雨水打在身上也不粘身。家里每年不多的布票，不是换了粮食，就是被人借去。年复一年集下了一些布票，祥征听说有人收购布票，而且因布票紧缺，还能卖到好价钱，于是在一个集日, 把家里布票拿到大浦集市上去卖。她知道买卖国家计划供应物资的票证是犯法的，但一家四口已有几日无米下锅，靠红薯、蔬菜度日，她只好打起了家里省下的布票的主意了。
一个二十来岁从未做过买卖的姑娘，虽听说在供销合作社门前常有人买卖布票，但她在门口转了个把钟头也没发现有什么人在买卖布票。后来她看出了有些妇女手里拿着一张露出点角的布票，在供销社周围时不时的转来转去。她又发现了有人与执布票的人低语几句话，就神秘的一起消失在人流中了。祥征意识到，这就是有人在做地下布票生意了。她学着样，拿出一张小面额的布票在手里，站在供销社门口等有什么人上来买布票。
没过多久，人群中一阵骚动。一位妇女对祥征低声说了句：“还不快走，市管所来了。”还未等祥征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两三个人围住了祥征，看她手中拿有布票，不管三七二十一，拖着她就走。祥征一边走一边高喊着你们要干什么。但是一个文弱的小姑娘，怎么也抵制不住三个男人的侵犯，还是被他们拖到了街的一侧，拖进了另外也被强行拉过来的两、三个妇女中间。马上引来了不少人的围观。
正在祥征据理申辩和反抗时，一直在大浦公社狮圹大队担任支部书记的龙舅舅，同一个四十来岁的干部模样的人走了过来。那个干部问了祥征几个问题后，见祥征虽穿着补丁叠补丁的旧衣服，但说话和气质都说明了这是个有知识的、涉世不久的姑娘。就要那几个市管所的放了祥征。
龙舅舅把祥征领到街上石桥边的河堪上，问她怎么回事。祥征把家里已断炊无粮的情况告诉了他。龙舅舅把祥征领回了他的家，告诉她，自我父亲和我进了监狱后，他也被揪斗了几场。他不好再组织一些亲戚和我父亲曾挽救过生命的病人，给我们以帮助了。他拿了二十斤米给祥征，要她先回家，他再想想看能不能再给我们筹借到一些粮食。
祥征回到家后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母亲，母亲后悔不该叫自己的女儿去冒这个险。他想到我地正在大反投机倒把，不少人因此而打破了头，打掉了牙。如果这次不是遇上了龙舅舅, 叫来了一个熟识的公社干部；如果祥征遇到正在到处搜集我们家的反动材料的我们这边河的干部，祥征还不知道要落个什么下场，想到这，母亲和祥征都感到后怕。但也只能相对哭泣而已。
1970年, 我虽在监狱里呆了将近一年，尽管生活清苦，历尽磨难。但总算每餐还能吃到三两米饭。我在农村的母亲，（也包括后来放出来的父亲。）和三个弟妹，在评政治工分、吃政治口粮的年代，被那些“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士们剥夺了生存权利后，现在我都还不敢想象, 他们是怎样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的。更不用说现在的年青人，还会相信我们可爱的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这么不可理解的苦难的一页。
我出狱后，家里的处境也没有什么好转。因为那时候，不管你再有本事，不管你努力在生产队劳动，你的生命还是掌握在别人手里。他愿意给你吃多少口粮，就给你吃多少粮，那怕你全家全部投入了生产劳动，你还是自己养活不了自己。母亲除有时过河, 从还愿意与我们交往的亲戚那里借到能吃的东西外，实在无法借到粮食时，我常见母亲拿着一个面盆，向本地的一些愿意帮助我们的乡亲, 去一家一户一筒米、两筒米的“借”。每当看见母亲拖着疲惫的身子，端着“借”回来的东西时，我的心一直在流血。这是为什么？难道是我和父亲都没有谋生的本事，难道是我们全家人都不愿意卖力劳动。六口之家在生产队劳动，还要母亲去乞讨度日，这究竟是为什么？
父母一再告诫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在那特殊的年代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如果有条件，一定要报答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父亲还把向所有的人借来的钱、粮、实物，那怕是母亲乞讨回来的一筒 、两筒米，几斤红薯都登记了下来。（父亲遗留下的，在三十年前记录下来的欠单，现在我把它当作传家宝珍藏着。它是那段苦难历史的见证物，同时也凝聚了使我们全家度过难关的广大群众的一份真情。）他告诉我们兄妹，以后一定要偿还人家这份情。
父亲说总有一天我们能够报答人家的情义的，他说目前的种种，决不是共产党所希望的。
我真不明白，父亲说这一切不是共产党所希望的。但现在胡作非为的这些人，不正是成天举着毛主席语录，高喊共产党万岁的人干的吗？我这个好自己动脑子考虑问题的人。越来越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
1971年9月13日，被共产党党章硬性规定的毛泽东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的副统帅林彪, 乘飞机外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当我得到这一消息时，惊得我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经过了几年的文化大革命，我发现大量曾与毛泽东共创共和国的领袖们，将军们, 一个个被打倒了。只有林副主席在高举毛泽东的旗子，维护毛泽东的权威。是他发明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带头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地权威；是他手捧红宝书, 紧跟毛泽东在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亮相，为被疯狂发动起来的幼稚的学生，树立了穿军装、举红宝书的样榜。这样一个被毛泽东器重和信任的亲密战友，怎么说变就变，而且变成了要谋杀毛泽东的人。这难道不是历史在开玩笑吗？本来就对许多事情不理解，想不通的我，这件事更促使我重新考虑自己对曾经热心过的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林彪的死。尽管我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我明显的感到，他的死使社会上的文革火热激情得到急剧冷却。我地尹山元那一批文革闯将，变成了昙花一现的人物，随着林彪一起退出了历史午台。大队支书陈怡清又成了大队的当家人，各类批斗会明显减少。吴“部长”积极推广的评政治工分，吃政治口粮的办法，没有再执行下去。我们家得到了一段时间的相对平静，群众与我们的交往又渐渐地多了起来。
为了生存，除在生产队出工外，我什么活都干。
我当过泥水匠，给一切需要帮助的人以帮助。开始只是作为劳力干活，渐渐我成了家乡建一些简单的房舍、杂屋的设计者和组织施工者。
我做过厨师，开始只是给主厨师傅当下手。由于自己的干活卖力，很能想些办法调配席面多少，丰盛贫乏的矛盾。很多人的红、白喜事都愿请我帮忙，我渐渐地成了厨师。在众多的修公路、修防洪堤，或队上开晚班需要加餐时，生产队都是要我当伙夫，给大家办生活。
我五十多岁的父亲，也成天泡在生产队出工。后来生产队为了照顾他，让他跟着几个老农搞副业，主要培植棉花。他为了学好种棉的技术，专门买了书，边看边实践，他的棉花一直种得很出色。
当阶级斗争没有天天讲，天天斗时，广大群众又有人出来为我父亲说话了。他们说我父亲斗来斗去没有斗出任何问题，漏划的地主还是没有被划成地主；说是反革命，把他抓到牢里关了几个月，还是放了出来，反革命没当成，大队就不应该不让父亲行医，他们需要我父亲看病。
大队支书陈怡清，自己也认为不应该不让我父亲看病，这是对群众有好处的事，在许多人的强烈要求下，他以大队的名义向公社打了份报告，请求公社批准我父亲在大队任赤脚医生。
这个陈怡清, 是个工作踏实而又有魄力的人；也是个胸襟狭窄，报复心极强的人。他在大队任副支书时，总认为姓尹的人有家族观点，他受到了排挤。他担任了大队支书后，利用了四清的机会，改组了大队的整个干部班子。为这件事我在搞“七二六”时，向公社党委书记赵炳坤提过意见，贴过大字报。这一下引起了陈怡清对我极大不满。他认为“七二六”的后台是四清下台的老干部，专门来造他的反的。所以他对“七二六”恨之入骨，把我当成了阶级敌人。想致我于死地而后快。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就是在“七二六”鼎盛时，也见不到“七二六”有人为难过他。特别是他也在“七二六”活动的外甥尹芳久，把我多次制止“七二六”的人要对大队干部进行攻击的事告诉他后，他就一改过去对我和我们这个家的看法。
1969年，衡山县推行合作医疗制度，大队要配备赤脚医生时，陈怡清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在公社提议我父亲为鱼石大队的赤脚医生。当时大队文革尹山元当家，陈怡清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他通知了我生产队一个十七、八岁的、在文革中没读完初中的小青年，为鱼石大队的赤脚医生，到县里去接受短期培训。在阶级斗争逐炽白热化的时候。一些公社干部也认为不用我父亲不应该，但也没有人敢站出来为我父亲说话。立场不稳，敌我不分, 是当时谁都怕戴的帽子。
当经过几年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特别是我父亲和我都从牢里放出来后，不用说没有给我们戴什么帽子，就是连对共产党有什么不满的言论都没有发现，陈怡清认为不应该总是不让我父亲看病了。在群众的一再要求下，他这一次又以大队的名义书面报告公社，希望公社批准我父亲也成为大队的赤脚医生。公社得到大队的报告后，产生了严重对立的两种意见，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公社书记（这时赵炳坤早已调离白沙公社。）把大队的报告, 批转给县革委会文卫组审批。但县文卫组不同意我父亲复出。
我父亲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向各级反映他的问题，希望能有人正视他的遭遇，能让他回到他所热爱的医务工作岗位上去。但谁也没有给我父亲带来稍许的同情和希望。我这里保存的1972年8月15日,衡山县革委会给父亲报告的复函是这样写的：“尹叔琏：你6月29日来信收到，望你安心农业生产，工作不能安排。此复。”带有讽刺性的是，在这一句不同意安排当大队赤脚医生的复函信上面，还有一条印着粗体字的毛主席语录：“为人民服务”.这几年成了我父亲有回信的报告的同一格式。当然还有许多在他们看来用不着浪费邮票回信的单位。像衡山县卫生局（科）这样直接管理我父亲工作的单位。我父亲递的报告最多，但我现在清查到的大量父亲报告的回信中，没有发现有衡山县卫生局的一封回信，在他们看来完全没有必要回信。一个学了五年中医，又读了五年军医大学，有二十多年医务经验，在解放军部队医院服役十多年的医生，连在农村公社的一个大队担任赤脚医生的资格都没有，这无论在什么社会，无论在什么国家，都不可能发生的事。但在我可爱的中国，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能让千千万万的执政者认为，这才是阶级斗争所需要的必然，这没有什么不正常，如果社会上没有了这种现象，那才是不正常。
修水库的施工员
1973年，中共衡山县委、县革命委员会作出了兴建九观桥水库的部署。
9月28号，白沙公社召开了修九观桥水库的动员大会。30号我随公社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奔赴九观桥水库工地。生产队除留下些妇女和病、残人员在家搞农业生产外，全部上了工地。把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按军事编制成营、连、排，实行组织军事化，劳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我和从前每次大兵团作战一样，生产队还是让我当了伙夫。但第二天我就被我们大队的连长尹万怡叫去协助他处理施工方面的事情。
白沙公社接受的工作，是在水库内淹没区拆迁民房。九观桥水库库区移民303户，全部是自拆自迁，国家只按政策规定发给一点拆迁费，再无其它补助。大部分移民户虽已把可用的东西拆迁了，但留下了大量的断墙独壁和千疮百孔的房舍。严重影响到水库施工的安全。还有许多户人家，主要是些老年人，还没有拆迁他们的房舍材料。我们营的任务就是拆除所有移民户的房舍。消除安全隐患。
尹万怡在营里领回任务后，看到那些摇摇欲坠或坚不可摧的房舍后，有些不知如何下手。他想到了我这个有些知识，有些办法的泥水工。 他要我当了他的助手，协助他处理施工事务。接受任务后，我立即进入了角色。我察看了我们连要拆除的一片房屋的情况，既有可容大兵团作战，按部就班大面积铺开工作的地方。也有不少不能蛮干，只可巧取，由小量人员解决的危险工作地段。而且这些具有危险性的房屋。又零星地散布在大量可容大兵团作战的房舍中间，严重影响大量民工云集工地的工作进度和安全。我向尹万怡建议，连里成立安全排险专业队，从各排（生产队）挑选些年青能干的人组成，专门排险开路，为大兵团拆房创造条件。尹万怡采纳了我的建议。选了十多个人要我带领他们，有计划的先拆除危房。他负责大面积上的劳动组合和安排。很快我们连的拆房工作，在安全、快速、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完成任务是全营最快的一个连。我掌握的一些物理知识，没想到在拆房中也发挥了不少作用。
11月28日，（白沙人民用鲜血和生命让我记住了这个日子。）在水库开工不到两个月，我们公社糖铺大队在拆房时，发生墙壁倒塌压死、压伤人员事件。那一天，糖铺大队的一个生产队在拆一栋大房时，为了加快速度，他们不是从上向下拆墙，不是找准力的受力点进行巧妙施工，而是在楼上的檩条上放些门板，人都站在门板上，将一座山墙平檩条开些洞，用几根大杆插入洞内，想靠大家的齐心协力，将整个楼上部分的山墙一次推倒下去。山墙几次摆动都没倒下。为了加大力量，十多个人都上楼加入抬杆倒墙的行列。这是一栋建筑时间不长的新筑墙屋。水库内的房子，大多都是用石碴泥用大墙板筑出来的，每一板墙中都放有用南竹破成几股作为箍筋的南竹条，墙壁筑得极为结实。他们这种推墙的办法。不但没能将墙推向外侧倒下去，在南竹条的反弹作用下，整个山墙在向外摆去后，又反弹回来，而内侧墙体又挖了一些洞，山墙反弹回来后，向屋内整个地倒了下去。楼上的十多个人，除一个站在屋转角处喊号子的人，看阵势不对跳了下来外，全被接连碰揰倒塌的房屋墙泥埋了进去。工地上一片惊呼恐慌。
当时我正在我们连的工地上的一栋危险房上组织施工。突然一声倒房的巨大响声，伴随满天灰尘和人群的惊呼，我意识到出事了。我从屋上跳下来，跑到出事地点，只见满天灰尘中人来人往乱作一团。我发现忙乱的人群，不但没对被压的人采取了有效的救助，反而因许多人在埋人土层上跑来跑去，盲目的用锄头挖掘，用力拉动受伤人员，增加了受压人群的危险。我立即跳到一堆倒墙上向大家高呼，要大家不要随意跑动和用铁器翻土，只能用手搬土、趴土，大家分成多路原地不动将一块块的土墙和一筐筐的土，相互传递向四周运散。我的叫喊发生了效力，一场翻土救人的战斗在工地展开了。这时工地指挥部得讯后，周南生等负责人赶到了现场。立即安排人清点人数，维持人越来越多的现场秩序，组织人员增援。挽救工作得以有秩序地进行。当全部找到了失踪的人后，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我才发现我的十个手指，因刨土刨得全部鲜血淋淋了。整个的人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坐在地上不想动弹了。
这次无知加蛮干的人为灾难，使糖铺大队才二十来岁的两个年青人李惠生、成来生失去了生命。五个人受重伤住进了医院救治。对于死亡人员，国家未出任何费用，未作任何补偿，全由大队负责后事。当时大队在工地带队的是支书李代庚的长子，二十来岁的李国生。因这事他们父子受到了死者家属和当地群众的围攻和责骂。特别是成来生是独子，没有了儿子的父母也不想活了。李代庚为了平息矛盾，为了给失去亲人的老人以安尉，将自己的长子李国生过继给了成来生的父母作嗣子。
这件事也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因在现场的果断指挥和忘我的抢救伤员，得到了群众的赞颂，指挥部在广播里给予了表扬。不久我被公社营部调去担任了施工员，负责起全公社民工的劳力组合和施工管理。
调到营部前，我在大队负责施工时，虽已结识了老实肯干的营长李春祥（公社团委书记），但交往不多。调到营部后，我和他以及会计陈泽风（原新圹大队党支书），三个年纪相差不多的年轻人，形成了营部的领导核心，相互配合默契，工作齐心。营指导员先是公社副书记汤善成，倒房出事后换成了唐先祝。
我担任了营部的施工员后，在各连推广我在鱼石的作法。吸取了糖铺大队血的教训，我经常在危险地段带领大家施工。由于我们全公社群众的齐心协力，我们提前圆满地完成了指挥部交给我们公社的移民户的拆房任务，撤回了家。
经过几年的反复批斗。我这个已被批倒批臭的人，在九观桥工地的短短几个月中，地位（在这里只能可笑的用这个名词。）发生了使大家都感到惊异的变化。不敢与我们家来往的人, 又有来往了，大队的青年人又把我当成了他们的知心朋友，敢来找我商量些他们拿不准的事。一直离不开报纸的父亲，这时候心情开朗得多了。他说他从报纸上看到了我们国家，我们家庭春天的信息。国家正在一步一步走上正轨，我们家的厄运也会真正结束了。
1974年，九观桥水库工程指挥部，给我们白沙公社的任务是，开挖修筑水库大坝高涵。这又是一个危险性和难度都较大的工程。公社宣布营、连领导班子时，我被任命为营部施工员。
如果说在移民拆房时，我被临时调任营部施工员，是因为当时工作的需要，工程指挥部领导影响的结果。这次是公社正式给了我任命。后来我才知道通过任命时，在公社党委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分歧和争论，但考虑到大坝高涵工程的特殊性，在原营部与我共过事的人的一再坚持下，公社党委还是通过了对我的任命。营部工作人员基本上是去年的原班人员。
一上工地，我们就投入了紧张劳动。首先是开挖大坝高涵经过的地方的涵洞座基。在大坝的右侧山坡上，按设计图的高涵位置放炮炸山，再把炸松的崖石杂土运上大坝。经过去年几个月的奋战，大坝高度已上升到距高涵位置不远了。站在高涵上，向整个工地俯视下去，到处是人山人海。一条条的独轮土车队，从四面八方将一车车土石推上大坝。那壮观的场面常使人心潮澎湃。
九观桥水库, 是一座坐落在店门公社天鹅大队，拦截湘江支流白露港而成的中型水库。是衡山县最大的水利工程。在当时完全靠强行命令，对全县正常劳力全部分配了任务。民工全部自带工具、行李、钱粮上工地。只记工分，回自己生产队分配，没有其它任何报酬。本来生产队的钱、粮分配就不足，这样还得拿出一部分到水库工地上来开支。家里的老少也得吃饭。所以工地上的民工，不可能有条件搞好生活，生活十分艰苦。多是萝卜、青菜、南瓜饭度日。除开睡觉，民工不出工，就得学习。各级会议的精神和文件的传达学习都在工地进行。开始是什么“批林整风”，后来又变成了“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各项运动学习在工地上还是搞得有声有色。只不过当时营、连的领导和民工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修水库上，放在早点完成上级分配的工程任务，好回自己的生产队搞生产。好回家照顾家里老少穿衣吃饭的家事上。民工在学习时，由于一天的劳累，也大多是打瞌睡，偷闲休息，并不热心。我在营部主要负责工程安排和施工管理，除开睡觉全泡在工地上，更没有时间参加学习。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安排和实践后，我熟识了大坝高涵的施工内容。我把工作重点放在了爆破组的合理施工、安全监督，以及全营各连民工，每天劳动任务的完成, 与县指挥部施工员的验收结算上。与指挥部施工员的验收结算，直接关系到全营民工的切身利益，在这方面我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对于一些较复杂的山体的开挖土方的计算，我用我掌握的知识，事先和指挥部的施工员落实计算方法。有的还绘出各种相关的图表，尽量不让指挥部的施工员发生失误，损害了民工的利益。我在这方面的大量工作，得到了指挥部施工员的认可和配合。我也在他们之中树立了威信，得到了信任。另一方面，更是维护了全公社群众的切身利益，得到了他们的好评和信任。
在高涵开挖施工中，我每天最担心的是爆破组的放炮炸山，和大兵团取土排险了。放炮时担心伤人，大兵团蜂拥取土时，又常有塌方的险情发生。营部为此成立了精干的爆破排险组，专门负责放炮排险。
有一次中午放炮时间，田家大队的一个小青年杨发元, 因工作不慎，让一个外公社的民工，在未解除警报时提前进入了警戒区，被飞来的石头砸伤。引起了这个民工所在大队的众多民工对杨发元的攻击。他们把杨发元打翻在地拳打脚踢。我冲了上去，用身体护住杨发元。高叫大家要先抢救伤员，有什么事找我负责，我立即从身上撕下块布给伤员包扎，同时要他的战友把伤员送到医务所去；我也让同我过来的几个田家大队的民工, 领着杨发元离开现场。我写下了我的名字，交给受伤者的同伴，叫他们有什么事来找我。对方见我是个干部模样的人，听从了我的安排，总算平息了一场风波。我庆幸这次没发生重大的伤亡，要不然真不知会怎么收场。那段时间, 经常听到民工因挖神仙土和运石头压死了人的消息，尽管人们常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为人民的利益而死重于泰山”，“这么上万人的大兵团作战死人是难免的”。但每当我听到工地上什么地方死了人的消息时，心情总是那么沉重。
九观桥水库的大坝高涵，是整个水库的重点工程。它关系水库的蓄水放水，关系到水库的发电排灌。我们负责施工的灌溉涵, 为钢筋混凝土圆管，涵洞内径1.4 米，设计最大流量12.24立方米/秒。这样关键而重要的工程，几乎没有机械施工，全靠人力日夜不停的24小时在三班倒施工。作为营部施工员，从劳力组合，工程质量，到按图施工的各项要求，面对从未搞过工程施工的农民，我都必需自己亲临指挥和参与劳动示范，手把手的教民工怎样施工。最紧张时，我几天几夜都没有离开工地。实在困了，找个空隙随便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就地睡上一会。有事了民工会把我叫醒。对那样紧张的劳动，我不但没有感到不快，反而感到自己掌握的知识能发挥作用，能看到自己有所作为，心里充满着一种长期在农村被压抑的解放感和成就感。1974年年终评比时，我被县里评为“先进生产者”。
1975年，白沙公社民兵营在完成大坝高涵施工后，又接受了右干渠蔡家凹隧洞, 及两头的一段渠道的施工。工程任务较为单纯。除使用炸药放些小炮外，同样没有任何机械设备施工，隧洞靠人力轮班日夜不断地掘进。蔡家凹隧洞的地质较为活跃，常有塌方出现。我们用预制的条型和半圆型的无筋混凝土块，边掘边护砌。经过大坝高涵的实践锻练，我们已经有了一批较熟练的施工民工。 在大家的努力下，我们还是提前完成了工程任务。
迟到的爱情
我大伯伯和大伯娘对我都特别好，从小就把我当作他们的儿子一样关心着、袒护着。大伯去世后，我有空就要到大伯娘家去陪大伯娘坐一坐，聊些家常。有相当一段时间，我的住房就借住在大伯娘家里最僻静的一间厢房里。我想对我这位失去了儿子和大女儿，又失去了丈夫的累遭打击的大伯娘能有些安慰。大伯娘有些什么事情，也总愿意找我商量，让我给她出些主意，提供些帮助。她对我的姻事极为关心，她见我三十多岁了还未成亲，常跟我唠叨要我找个人成个家。
1974年春节期间，有一天我同大伯娘两个人在她的火炉屋里围炉闲聊时，大伯娘又谈及了我的婚事。她要我再考虑一下她几年前跟我谈到的陈麦秀。她说看得出，这个姑娘对我很尊敬，很有好感。
陈麦秀家住在高塘岭，距我家不到一里路程。她与我大伯娘二女儿效毛，和我毅伯伯的大女儿放娥, 都是1949年生的，又是很要好的同学。她们经常在我大伯娘家玩，与我大伯娘的三女儿水珍、四女儿春华后来都成了好朋友。几个小姑娘，白天一起上学，打柴，扯猪草，晚上就在我大伯娘家玩，常常不回自己家睡觉。她父母知道我们家是地方上有名的有家教的家庭，特别是我大伯娘家像个女儿国似的没有一个男人，也同意自己的女儿在我大伯娘家过夜。这个与我们家无血缘关系的陈姓姑娘，自小就像是这个家的成员一样。
1962年，我们家下放回农村后，我自然就成了我们这个家庭中众多的弟妹们的孩子王。我带他们唱歌、做游戏、讲故事。弟妹们都很喜欢我，很听我的话。陈麦秀和我的弟妹一样，管我叫“二哥”，也跟着我的弟妹们一起, 围着我要我讲故事，说笑话，领他们一起玩。我回农村那年23岁。陈麦秀才13岁。
陈麦秀就在与我大伯娘家这么一种特殊的关系中渐渐长大。后来在我协助尹效君领导的团支部, 在大队开展的一系列青年人的活动中，她也同我家的弟妹们一样，成了各种活动的积极分子 。
当我快三十岁了还未结婚成家，大伯娘比我还着急。经常跟我唠叨，说我才回乡时，常有人给我介绍对象，什么河边供销社的营业员，小学里的教师，但我一概回绝了。后来她才知道我在新疆有一个女朋友。那时候也常有外地的一些女同学、女朋友来看我，她说她不担心我讨不到老婆。但我现有三十岁了，还没见我找到女朋友。大伯娘说我现在在农村当农民，不要要求太高，在农村找一个合适的姑娘成家算了。三十岁了不结婚，以后结婚就更困难了。
我已习惯了大伯娘在我的婚姻问题上的唠叨，我也没当回事，陪她坐着闲聊。她突然问我对经常同她的女儿们在一起的陈麦秀的看法如何。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问我对这个经常见面的小姑娘的看法，呆呆地望着她。
大伯娘说，她是看着陈麦秀长大的，这是一个勤劳、持家的好姑娘。在农村不论那个讨了他做老婆都是福气，她要我考虑是不是愿意讨她做老婆。
大伯娘的这一话题, 使我感到太突然，我不知该怎样来回答她。但没多久我就意识到，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当时我的情感世界，还没有完全从苏素珍给我留下的阴影里走出来。我也认为，我还没有找到我这一生的事业所在，先不立业，何以成家。我总不能只做一个出卖劳力挣工分的动物机器。当时我正在协助公社党委书记赵炳坤, 在我们生产队搞“四清”，我要和董加耕一样在农村干出一番成绩来后，再考虑成家。到那时也才有选择终生伴侣的条件。
我告诉大伯娘，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一方面我还不打算成家；另一方面陈麦秀也不会同意，她比我整整小了10岁。当时父亲还没有恢复行医，家里条件也不好，她这个全大队都有些名气的姑娘，是决不会同意这件事的。
但我大伯娘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相当自信。她说陈麦秀的父亲比她母亲，她的大姐夫比她大姐，都是大了10多岁，男方年龄偏大，在他们那个也有些文化教养的家庭，不会成什么障碍。我家的困难是暂时的，谁都知道我父亲是医生，我是大学生，就是在农村也决不会比其他人生活困难的。大伯娘说，她能看得出陈麦秀对我很尊敬，有好感。只要我同意，她可以试探一下陈麦秀的态度。我大伯娘说她有把握，这件事保证能成功。
我明确地告诉我大伯娘，请她打消这个念头。我一直把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小姑娘，同我其它的妹妹一样看待。请她决不要向陈麦秀谈起这回事，以免破坏了她内心的平静，扰乱了她的生活。同时也会影响她与妹妹们的感情。我要大伯娘就当我们今天的谈话没有发生，不要同陈麦秀，也不要同效毛她们谈起今天的谈话。
经过那次与大伯娘的谈话，不知怎么回事，陈麦秀那微胖的身材，圆圆的笑脸，经常在我脑海中浮现。平时见到她时，我也没有了原先像见到我的其他妹妹们一样的那种心情了。
文化大革命把我和我的家庭推向了深渊。翻过来，复过去的批斗，使我们全家在高度紧张和贫困中度过了五年。当这年春节期间，我从九观桥工地回来后，大伯娘又同我谈起了五年前的话题。
大伯娘说，我已经三十五岁了，还不成家难道要终生打光棍。她说陈麦秀也有二十五岁了，在农村这样的年龄已经是老姑娘了。她知道陈麦秀周围有不少人在打她的主意。陈麦秀还把别人向她求爱的信给效毛看过，效毛同母亲谈到这件事时，说陈麦秀很生这些自作多情的人的气。大伯娘说陈麦秀一再拒绝别人，连她的妹妹都结婚几年了。她还一直不结婚，这不正说明这个姑娘自己心目中已经有了人了。大伯娘告诉我那次我从田家被人打得遍体鳞伤回来后，大伯娘和她的女儿们在伤心流泪时，陈麦秀也跟着她们在伤心落泪。后来我被搞到各大队去批斗后，陈麦秀被她家里人禁止不准再到我大伯娘家来玩了。她见到效毛她们还经常打听我的情况。大伯娘说，这也许就是老天爷为我安排的婚姻。她要我不要再错过这样的好姑娘了。
是啊，陈麦秀确实是我们大队群众公认的好姑娘。她性格活泼，爱唱、爱跳，但又不同于农村中一般的疯疯火火的野姑娘；她聪明知礼，勤劳护家，也没有农村妇女常有的那种自私泼辣。自五年前，大伯娘要我考虑陈麦秀做老婆后，我发现这个姑娘渐渐在我心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只是运动的不断，生活的贫困，我哪有什么心思和条件去考虑个人的问题。我更没有权利去破坏一个单纯姑娘的平静生活 ，让她去为我担惊受怕。在一般的人看来，我这一生别想讨个黄花姑娘做老婆了，尹建昌要我到樟木乡去给一个有三个小孩的寡妇做丈夫，那就是我的婚姻最佳的选择了。现在大伯娘看我在九观桥水库受到重用，还当了公社干部（这里我又得无奈的用到这个词），说我今后再不会有麻烦了，环境会一天天好起来，她要我尽早解决自已的婚姻大事。
我对大伯娘又一次提出陈麦秀的事，不知应该怎样来回答她对我的关心。后来我告诉大伯娘，我会认真来对待这件事，但请她还是不要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我准备自己先了解些情况，我也会设法让陈麦秀了解我的一切。在阶级斗争日日讲的社会里，我是个太“复杂”的人，我不希望一个不了解我的人，不能接受我的过去，也不能接受我现在的困境的人, 做我的终生伴侣。我决定找个机会，好好地同陈麦秀面对面了解些情况后再说。
1974年秋，工地举行文娱会演。把各公社的宣传队调上工地，一边组织会演，一边参加工地的劳动和宣传。陈麦秀随宣传队来到工地。工地上隆隆的炸山炮声；无数长龙般的独轮土车队，将一车车土石从四面八方推上大坝；几百人分成每四个人一组，用竹杆加石头做成的夯锤打夯的热火朝天的场面。使得这些从来没见过这么壮观劳动场面的姑娘们兴奋不已。我让这些姑娘担任运土民工的计码，和清除上了坝的土内草根树枝的工作。陈麦秀的上工地，使我想起了大伯娘与我的那次谈话。我决定找个机会与陈麦秀好好谈谈，相互作些了解。
一天上午，陈麦秀在工地遇到我时，告诉我她们已完成了任务, 明天准备回家。她来工地一段时间，因我工作太忙，我们很少能在一起。我自上工地半年了也没有回家。这时工地上已不需要大量爆破。民工正在整形大坝高涵脚基，为下阶段的高涵混凝土捣制作准备。我想用这个稍有松动的时间回家看看，顺便抽时间找机会与陈麦秀好好谈谈。
我向营部请了三天假，向有关人员作了交待。当天下午见指挥部有拖拉机去衡阳，我决定约当天下午已没有任务的陈麦秀搭乘一段拖拉机，一同赶回家去。
我把决定告诉陈麦秀时，她很高兴，约了她的好朋友陈冬梅跟我一起到指挥部工地等车。
经过近一年来的交往、共事，指挥部的许多施工员和工作人员都和我搞熟了。我等一部装水泥的拖拉机卸完水泥后，与车队负责人说好，带着两个姓陈的姑娘, 爬上了满是水泥灰的车厢。
当时我们公社还没有公路，不通汽车。到九观桥工地来修水库，只得挑着担子走上四、五十里路。能坐上拖拉机那真是一种奢望了。尽管车厢内满是水泥灰，两个姑娘还总是快活得有说有笑。等车到九渡铺时，我们下了车。我想到了我表妹陈红在糖铺住，决定去看看他们，在她那里吃了饭再走。
陈红是我三舅的大女儿，1971年, 嫁给了我公社糖铺大队的一个叫尹贤生的青年人。尹贤生就是我去新强准备找的同学尹建生的亲弟弟。尹建生后来从伊宁水利部门调回衡阳市一家工厂后，我去看过他两次。
尹贤生自小父母双亡，一个姐姐在广东，一个哥哥去了新疆，他一个人守着老家。这时候他们已经有了大女儿尹迎春。我还没有到过她家，这次我决定顺路去看看他们。
我的到来，很使陈红夫妇高兴。我现在也不是几年前被安排在糖铺大队批斗时，谁都怕接触的那个我了，很多群众来看我。陈红的隔壁邻居, 就是大 队支书李代庚家，去年糖铺大队拆屋打死人的情况，和我被批斗的情况，成了这些群众谈话的主要内容。
当时我地群众的生活还很艰难，平常要是来了客，很难有什么菜招待。我第一次出人意料的到来，很使陈红夫妇忙个不停。他们杀鸡做饭，两个陈姓姑娘也帮忙忙这忙那。等我们吃完饭后，太阳已经落了山。我们准备动身赶路时，陈红夫妇一定要我们在他们家里过夜，还有二、三十里不太熟识的夜路，是不好摸黑走的。我征求两个姑娘的意见，她们也同意第二天清早赶路回家。
那晚上我了解到，陈麦秀这次回家后，准备去她的一个在衡阳市江东做栽缝的尹万富舅舅家学艺。我原想这次一起同她回家，一路上好好同她作一次深谈，试探有没有可能将我们的关系作进一步的发展。后来因陈麦秀约了陈冬梅一路同行，这对要好的朋友形影不离，使我没有了同她单独谈话的机会。得知她要去衡阳，我想到了我熟识衡阳，决定抓住这个机会，了解一下我大伯娘对陈麦秀的判断是否正确。
第二天清早起来，我们就辞别了尹贤生夫妇。回到我家时，家里刚好吃过了早饭，我母亲下了三碗面条，算是我们的早餐。早餐后，陈冬梅朝东。陈麦秀朝西，分别离开我家回家。我叫住了陈麦秀，问她愿不愿意明天让我送她一起去衡阳。她高兴地同意了。为了不引起农村一些好搬弄事非的人无事生非，我和她约定明天在大浦火车站会面，同去衡阳。
第二天到衡阳后，陈麦秀先没有去万富舅舅家，在我的带领下，一起到了岳屏公园。那时的公园冷冷清清，没什么人游玩。我们在山上解放纪念牌旁，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进行了一次相当长时间的谈话。
我从陈麦秀没有拒绝我同她一起来衡阳，又愿同我一起来游岳屏公园，知道她对我也有好感，就主动告诉她，我很喜欢她。因我是看着她长大的，对她比较了解，毫无保留地谈了我对她的一些看法，问她对我有什么看法。
陈麦秀开始只静静地听我说，红着脸，低着头一声不吭。当后来我问她对我个人有什么看法时，她说我多才多艺，她对我前几年的不幸遭遇很同情，暗暗地伤心哭过。她知道我这个人总有一天会有出息的。
当我们彼此明白了对方的心思后，我们的谈话变得随便 、自然起来。我把我的过去，特别是在新疆时我与苏素珍的关系，以及目前我的家庭的困苦情况都告诉了她。虽然这些她早有了解，但我还是希望她认真想一想这一切。我希望她做我的妻子，但我不希望她对自己的终身大事缺乏全面的考虑。我不要求她对我有什么表态，但请她好好考虑这件事。因为我们的年龄都不小了，我确实希望能找一个终生的好伴侣。
当我们离开岳屏公园时，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了。 我准备到沈姑姑家去过夜，问陈麦秀现在是不是去她万富舅舅家。麦秀说这时侯去万富舅舅家，会使他们觉得她来衡阳大半天了，为什么这时候才去他家。她希望同我一起去沈姑姑家，（她在我们家见过沈姑姑。）于是我们一起到了沈姑姑家。
由于我和父亲的入狱和后来运动不断，原来经常到乡下走动的沈姑姑, 有好几年不知道我们家的情况了。这次见我们去看她和熊叔叔，很高兴，那晚上我同他们一家人谈到很晚才睡觉 。
第二天早饭后，我同麦秀又去看了一场电影。我把她送到万富舅舅家不远处与她分了手。她去跟她舅舅学艺，我坐汽车直接奔回了九观桥水库工地。
多磨的恋情和流泪的婚礼
1975年10月，白沙公社民兵营, 在外施工两年后，回到了自己公社，担任糖铺渡槽，和本公社范围内大量引水渠道的施工。这时公社营部指导员几经换人后，换成了龙光生，营长换成了康炳林,只有担任施工员的我, 和担任会计的陈泽风, 一直没有换人。
糖铺渡槽槽长2500米，是当时湖南省第二长渡槽。整个渡槽由169个排架支撑着。从1号排架到100号排架，大部分架设在萱洲公社的丘陵山地上，都是装模现浇的单排架渡槽，由萱洲民兵营负责施工。从101号排架开始，经过白沙公社糖铺大队的一垅水田，渡槽高度大多三、四十米高，由井字型双排架支撑着。最高的一个位于小河港内的一架排架，高达48.9米。采取的是在地面上平面浇制每架排架和槽身，再采用吊装架设排架和槽身。在当时的衡山县，这又是一个难度较大的工程项目，由我们白沙公社民兵营负责施工。营部在修大坝高涵、蔡家凹隧洞的基础上，成立了专门班子由营部直接负责渡槽的施工。大量的劳务, 分布在各地的渠道上进行大兵团作战，由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李谷春亲自全面指挥各大队施工。
上次我与陈麦秀去衡阳，原以为只是我们的秘密，谁也不知道；没想到我们在大浦街上车就被人发现、跟踪。
那一天，鱼石小学负责人尹方亨因事也去衡阳。当他在车站发现我们后，并没有上前与我们打招呼。这个比我还大几岁的单身汉出于好奇，一直跟着我们出了衡阳火车站。回来后，他像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把这条独家新闻添油加醋的传开了。而且越传越离奇，连陈麦秀在九观桥水库工地上不长的时间，也生出了许多传得活灵活现的无中生有的新闻来。更多的是对这一事件的评价：有为我高兴的，认为我们是很好的一对。为我三十多岁了终于有了女人而庆贺；但更多的是对麦秀的惋惜、诽谤、不解和中伤。特别是一些在追求陈麦秀的人，认为她是“饭铺不去进粪铺”, 更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各种流言蜚语，在我们大队传得纷纷扬扬。
陈麦秀的父亲陈其寿, 与我父亲有许多相同之处，他解放前也是国民党的上尉军医，解放后俩家的成份也都是小土地出租。只不过陈其寿解放前的经历，比我父亲复杂，我父亲文化大革命前后的二十来年，比陈其寿又惨得多。
后来成了我岳父的陈其寿是安微人，在娘肚子里就死了父亲。生下来不到两岁, 又失去了母亲。跟着一个开药铺的叔叔长大成人。由于生活困苦，岳父虽读过些书，但十四、五岁不得不离开叔叔家，独自出外谋生。抗日战争时，岳父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被小日本从长江以北赶到长江以南。由于岳父有些文化，又在叔叔药铺里生活过，随着战争的需要，他也从一个士兵，变成了部队野战医院的一个上慰军医。1941年，岳父随国民党74军的部队驻衡山，参加了长沙会战。为了给伤亡惨重的部队补充新兵，岳父奉命几次到大浦街参加对新兵的体检，被我岳母的父亲尹璧山看中，将他17岁的女儿尹佳英，许配给了这个30岁的青年。岳父母的新婚是伴随着战争度过的。
日本投降后，岳父随军驻南京，将自己的妻子和大女儿陈兰秀接到南京。但不久又爆发了解放战争。国民党屡战屡败。岳父随军服务，不得不又把妻子和女儿兰秀、在南京生的儿子京生, 送回娘家居住。在一次战役中，岳父成了解放军的俘虏。经过学习，教育后，当部队征求这些被俘虏人员，是愿意参加解放军还是回家时，经过了十多年战乱的岳父，想到了自己的妻儿还没人抚养，就选择了回家。虽然解放军发了路费，但当时衡山还未解放，岳父经过千辛万苦，通过前线回到没有解放的衡山。回到了正处于水火煎熬之中的妻儿中。在亲友的资助下，岳父在萱洲河开了一家小诊所为生。
解放后，岳父由联合诊所医生，变成了县医院的医生。虽在多次运动中也接受了审查，文化大革命中, 作为牛鬼蛇神也常戴高帽子游斗。尽管他在国民党部队里干过十多年，尽管他与共产党打过仗，但他的历史全在大陆，有案可查，他不过只是个上慰军医。加上岳父平时只知道老实看病，从不多言乱语，所以多次运动他还是平安地过了关，他还是在医院里当医生 。
而我的父亲，虽在国民党的部队里, 也只是个上慰军医，而且还是个由大学毕业分配在部队里任职不到一年半的军医。还是一个参加解放军后，在对国民党作战中还立过功的军医。就因为有了个想当然的“台湾疑嫌问题”，不但不准当医生，连全家人都几乎剥夺了生存的权利。
岳父的经历和见识，绝不可能看不清我的家庭和我的问题。但这十多年来，我们家和我的遭遇造成的声誉和家境的贫寒，作父母的不会不为自己的女儿前途着想。特别是我岳母和她的儿女们，认为我的家境如此困苦，是在一段时间内也难得到改观的。尤其是比我还小几岁的麦秀的哥哥陈京生，曾和大队其他青年人一样，曾是参加我搞的各种活动和“七二六”的积极分子。为此，他挨过批斗，还被县里工作组隔离审查、监禁过。他母亲一想到这些，就胆战心惊，生怕自己的女儿再跟我去受罪。许多人都说，别看这两年公社起用了我做事，那也只是为了完成修水库的任务，暂时利用我一下。水库一修完了，还不是又得回家。我这个家要走出困境是不可能的，群众一再要求我父亲出来看病，那怕他的技术再高，上面就是不批准他看病。这不就足以说明，这个家庭是翻不了身的。尽管他们都认为我父亲是好人，我这个人也不错，但要自己完全有条件找一个较好人家的女儿，嫁到我家来受苦受罪，再怎么说他们还是心有余悸。故把在衡阳学艺才十多天的女儿叫了回来，查问农村现在传说的关于她和我的事是不是真的。大家都劝她要明智的对待这件事，就是自己不为自己今后的幸福着想，也得为家里的人着想。文化大革命把自己的家已经搞得很苦了，不要再找个阶级不好的家庭了。免得今后给自己和整个家庭成员都带来更大的麻烦。
陈麦秀看家里人不同意这门婚事，就说没有这回事，她不想结婚。她这一生谁也不嫁，守着家里做事好了，家里人怕她真的出什么事，就不让她再去衡阳学艺了。
回到农村的陈麦秀，还是照样地往我大伯娘家跑。我大伯娘和她的女儿们得知这一事后，很是高兴，她们成了陈麦秀这件婚事的热心支持者。
对这件事在农村一传开，热心支持她的还有她的俩个舅舅。一个是她唯一的亲舅舅尹如林。另一个是她堂叔舅舅尹万君，就是曾与我一起, 在全大队各家各户门前, 写毛主席语录的那个教古书的先生。他见到麦秀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她有眼光，将来一定会发现自己没有选错。他说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我决不是农村能关住的人，也决不会讨农村妹子做老婆。
根据县里对民工只过年轮岗，其余节假日，一律在工地出工，从不休假的规定，1975年春节，我轮岗回家休了三天假。我一到家，父母就问我和陈麦秀的事。他们很高兴在我目前条件下, 能找到这么一个好姑娘，问我打算怎么去和她父母谈。我说我还想再等段时间。一方面让陈麦秀有时间想到方方面面，免得以后后悔；另一方面，尽管这两年我在水库做了不少工分回生产队分配，生产队也没有再执行按政治吃粮的办法，通过全家人的努力，家里的生活虽然有所改善，但这几年家里的底子已亏损得太利害，还没有条件结婚。我想让这件事听其发展段时间，让时间来证明，我这次的婚姻能不能受住考验。
父母不同意我的意见。他们说我都三十五、六岁的人了，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去。刚开始回农村时有些人找上门来提亲，那时因苏素珍的事，我伤得太深，都被我拒绝了。父母当时为我的婚事担了不少心。后来我们家厄运不断，家境渐贫。我的年纪也一年比一年大了起来，婚姻对于我来说, 已经成了一个老大难的问题。既然现在我找到了一个愿意与自己共患难的人，就应该珍惜她，呵护她。父母说他们看得出这几个月来, 陈麦秀在地方上舆论压力下，不像原先那样开朗活泼了。父亲说我们的事拖得越久，对麦秀的压力就越大，她就越痛苦。父亲说我还想拖下去是一种不敢负责的表现。他要我直接与麦秀家接触，有希望成功就自己争取，没希望成功，就要把自己和麦秀都解脱出来，长痛不如短痛。
父母又说，现在我们已经比二年前那种被当作敌人，别人都不敢与我们家接触的环境好些了，已经有人在为我大弟铁军说媒。铁军也有24岁了，父母说最好今年我能把婚事定下来办了，明年也好考虑铁军的婚事了。
父亲说我想把家里条件搞好些后再结婚，这是不现实的。他说在他还不能恢复工作以前，我们这个家不可能有多大的条件改善。陈麦秀经常在我们家玩，不是不知道我们的困境。她既然愿意嫁给我，就不会在乎我们家的困难。父亲要我当机立断，找麦秀商量。趁这几天假，把我们的婚事理出个头绪来。
当天晚上，我在大伯娘屋里见到了麦秀。我问了她的一些情况，问她打算怎么办？她说只要我能做好她父母的工作，什么事都好办，她不想使父母为难。
过了一会儿，我母亲也过大伯娘这边来坐了，一屋子的女人都在帮我出主意，想办法，看我应该怎么去向麦秀的父母谈麦秀和我的事。后来大家得出的办法是：按农村的习惯，请与麦秀家同一个生产队的，与我们家关系也很好的一位远房叔叔尹新久夫妇做介绍人，去麦秀家为我和麦秀做媒。我自己也写一封详细说明我的情况和诚意的求婚信给麦秀的父母。麦秀的父亲是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他是能看清问题的本质的。把事情挑明了，反而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第二天，父母请来了新久叔夫妇，说明了我们请他们来帮忙的用意。他们早已听说了我与麦秀的事，乐意做我们的媒人。吃了中饭后，我把赶写好的信给了新久叔叔，请他转交麦秀父母。三天假期满后我回了工地，这件事只好由父母和新久叔叔去操办了。
麦秀的父母接待了去做媒的新久叔夫妇。对于我和我的家庭，麦秀的父母很了解，他们对我们家这十来年的不幸也很同情。但看到我们家至今还被一些公社干部，和文革新贵们当做阶级敌人在对待，他们自己也饱受了阶级斗争的苦头，再也不想让自己的女儿，也被别人当阶级敌人来对待，终生去受苦受罪。麦秀的父亲看了我的信后，心里极为矛盾。但她母亲态度很明确，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
麦秀的父亲在这个家里，总是迁就自己的妻子的。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是他很能干的妻子说了算。这次他在一旁还是一言不发，由着自己的妻子将新久叔夫妇回绝了。她说他们不同意这件婚事。
正当尹方亨带回来的新闻，被人们工余饭后传得风风火火，已经没有了新闻价值时，新久叔正式为我向麦秀的父母做媒提亲遭到拒绝，把才冷却的话题又掀起了更大的热浪。大多数人认为我是个自不量力的人，一个三十多岁了，成份又不好的人，还想讨这么好的一个黄花姑娘，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知道我是用什么方法迷住了麦秀，使她甘心情愿跟我去受苦。许多人都向麦秀母亲进言，叫她不用迁就麦秀，不要把自己的女儿这一生都断送了。生产队有个叫刘直秋的人，曾跟着尹山元的文革也风光过一时，就多次在大庭广众下说过，我这一生永世也不要想翻身了。尽管我现在在公社营部做事，也别想有翻身的时候了。因为他们看到在我大队蹲点的公社干部吴“部长”，还是常把我父亲当敌人打击，我这个家肯定问题大得很，要不然这么多年了，还会抓住不放么。
更有甚者，那些曾想要麦秀做老婆，做儿媳的人，更是指桑骂槐，打鸡骂狗的数落着麦秀和她的家庭。麦秀的家人在这众多的议论中，更是感到舆论的压力。
在前些时的风言风语时，麦秀的母亲曾写信给她在广州工作的大女儿兰秀，要她为麦秀在广州找了一个已死了妻子的工人作丈夫。能嫁个当工人的丈夫，是当时农村姑娘和她们的父母所不可求的奢望。但麦秀听了这事后，向她母亲发了顿脾气，从此这对关系最好的母女反目成仇了。麦秀的母亲认为这个不听话的女儿，给她一条阳光道不走，偏要去过独木桥，去给自己和家里的兄妹们添麻烦。对自己这个不听话的女儿很是脑火。新久叔的提亲，更使麦秀母亲火上加油，当即就拒绝了这门亲事。
麦秀和她母亲的矛盾激化后，她经常在我大伯娘家不回去，也不到工地上找我。我父母也不知道这件事要如何来处理了。一时彼此的关系都弄得很僵。
这时候，一个人在这件已弄僵了的事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人，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是陈怡清。
在文革初期，作为鱼石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陈怡清，因误解曾对我和我的家庭的不幸，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当他对我和我父亲有所了解后，就改变了态度。在群众的要求下，他多次要求公社批准我父亲行医看病。这次麦秀的事闹僵后，他同他的哥哥, 又以亲戚的身份，主动做起了麦秀父母的工作。
陈怡清本来姓杨，原是我地相邻的衡阳县杨家坪人。解放前因家贫，才过继到我们鱼石姓了陈。陈怡清在杨家坪还有一个亲哥哥叫杨吉阶，是一个老实忠厚的农民。也一直担任着大队的支书。杨吉阶的妻子, 就是麦秀的母亲唯一的亲妹妹，所以陈怡清与麦秀家还有点沾亲带故的关系。我父亲没有停止看病时，也常到杨家坪一带出诊，杨吉阶一直对我父亲很尊敬。我父亲停止看病后，他们大队有什么疑难病人要求我父亲看病时，他总是以大队的名义为群众写出介绍信，请我父亲到他们那里去看病。这次他看到自己的妻姐和外甥女闹僵了，就约了他弟弟陈怡清都来做他妻姐的工作。
我和麦秀都不知道陈怡清和杨吉阶是怎么向我岳父母做工作的，我也不想再去了解这些不愉快的事。我们只知道他们和尹如林 尹万君两个舅舅，都是麦秀的支持者。也正因为有他们这些亲戚的支持，才促成了我和麦秀的婚事。特别是作为大队父母官的陈怡清，他的身份就解除了不少关于“敌”与“友”的顾虑。尽管麦秀的母亲还生她女儿的气，一直没有松口。这次麦秀的父亲倒作主拍了板，答应把他的爱女嫁给我。
等我修好了蔡家凹隧洞转回糖铺渡槽后，经过将近一年来多方面的工作，在众多的亲戚帮助下，我和麦秀已经到了可以谈婚论嫁的时候了。我抽空回了家。
人们常说，一个人的初恋是最甜蜜和最神圣，但我直到现在，也不知道初恋是怎么回事。
在新疆我和苏素珍确实有一段值得珍惜的友谊。但开始时是她一头热，我并不能接受她对我的感情。后来当我能接受她的感情时，我们有的也只有分离，还迫使我不得不离开塔城，离她远去。当我离开她后，我才突然发现她在我的心目中，已占有了一定的位置，我对她在阿布图拉的种种怀着刻骨铬心的思念。回到农村后，我对苏素珍的思念越来越强烈。如果这就是初恋，那是一场阴错阳差的单恋，哪有什么初恋的甜蜜和神圣。我发誓这一生不再考虑什么情爱的问题，因此错过了我刚下乡时可能成功的一些姻缘。
当我渐渐从伤心的情感中平静下来后，大伯娘的一次关于陈麦秀的谈话，使这位从小在我眼皮子下长大的小姑娘，引起了我的注意。但由于阶级斗争的需要，我和我的家庭被毫无道理地推到了阶级斗争的刀光剑影中。我没有时间和条件再来考虑个人的问题，我更不忍心去破坏一个天真无瑕的小姑娘的平静。
经过了几年的磨难后，没想到陈麦秀还是走进了我的情感世界。那次我们去衡阳，虽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但那时我还不敢相信，她真的可能成为我的妻子。
没想到尹方亨的不期而遇，把我和麦秀往结合的道路上推进了一步。但这种推进，是在麦秀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在痛苦中推进的。而我几乎所有的时间，除开睡眠就是工作。就是在难得的属于我的时间里，我对麦秀的思念，有的也只是对她的担心和祝福她能平安，谈不上有什么甜蜜和神圣。
就是这次我回家专门来协商我们的婚事，那天晚上在曾是我的住房，现在成了效毛和麦秀俩个人的住房里，我听到的也只有麦秀这一年来痛苦的回忆，和她母亲至今还不原谅她的哭泣。麦秀说自己在家里做了二十五、六年女了，在家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母亲因生她的气，什么嫁妆也不给她准备。连她自己在广州帮大姐带了几年小孩，她为了想学门裁缝手艺，要大姐给她买了一架缝纫机，母亲都不肯给她做嫁妆，她一想到这里就伤心，我安慰她说，我家很穷，也没什么彩礼给她母亲，我们靠自己的双手来创造我们自己的家。我对她说，我就不信这个社会只需要斗人整人，不需要建设发展了。我就不信在国家需要建设和发展时，我这个人不能为国家出点力。不管怎样，我都会尽我的最大努力，来使她幸福，来报答她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的这份真情。我对她说，她母亲不同意她的婚事，也是为她好。谁愿意自己的女儿去吃苦受罪呢？只要我们今后一心对母亲好，尽到自己做儿女的责任，总有一天她会原谅自己女儿的。那晚上是我们相恋后第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但有的只有伤心和眼泪，哪里还有恋爱的甜蜜和神圣。
在新久叔的帮助下，我们俩家终于选定了结婚的日子。我和麦秀到公社办理了结婚证，大家一起商量了有关结婚事宜。我这时候才发现，我真的要结婚了，我要结束已三十多年的独身生活了。
糖铺渡槽的施工, 进入了紧张阶段。定好了结婚日子后，我又赶回了工地，投入了紧张的施工。
营部的同事知道我要结婚了，都为我这个大龄青年高兴。当婚期临近时，他们都催我回去准备结婚。说工地已走上了正轨，民工也操作熟练了，我可以放心回去办喜事，多陪新婚的妻子住段时间，十天半个月也没关系。我很感谢这些同事们对我的关心。
1975年10月29日（农历9月25日）是我的结婚日，我提早了三天回到家。家里的准备工作在父母和弟妹的帮助下，已准备好了。父母把自己住的唯一的一间厢房，腾出来给我做了新房，自己搬到做诊所的那间后房去住了。俩个弟弟只得到只能遮雨，不能挡风的楼上去住。父亲还千方百计地给我做了几件家具。新房尽管简陋，但麦秀和弟妹们还是把它布置得淡雅温馨。结婚那天，家里杀了一头早准备好的肉猪。我背了一半给麦秀家用，留一半自己办酒席用。父亲和我都主张不通知众多亲戚和好友，尽量不在地方上造成影响。只办了四桌招待麦秀的送亲客人，和我两个伯娘的全家。不过我还是特地通知了一直关心我婚事的唐仁夫妇。这时候唐仁早已回家，同周丽雏结了婚。丽雏带着她的大儿子，和才生下只有几个月的老三两个小孩，从广西荔浦赶到我家来参加了我简单的婚礼，这使我感到格外的高兴和宽慰。
到快开中饭时，周围闻讯赶来不少人道喜，主要是本生产队与我相处得很好的一些人。他们看吴“部长”不在生产队，上午就提早收了工来我们家道喜。这太出乎我和父亲的预料。我父亲说，吴“部长”对他一直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常生出些不愉快的事来。所以父亲要我的婚事不要造成声势，不要惊动周围的群众。但大家还是来了。这些人会不会被吴“部长”抓了辫子，受到影响呢？父亲尽管担着心，但还是不得不临时扩大席面，让大家入席。
正当大家用餐时，吴“部长”气冲冲地赶到我家屋前大声嚷叫，骂高墈头生产队的人没有觉悟，要他们马上离开这里，回生产队去出工。他当时那种带着满腔愤怒，气得大叫大嚷的形态，在我的脑海里打下了永远也抹不去的烙印。
当时我气昏了头，要冲出去与他说理。被父亲一把拖了回来。麦秀的亲戚中有个叫刘华的女人，看吴“部长”太无理取闹了，她自己的丈夫也是衡阳县樟木乡的干部，就出去奚落了吴“部长”几句。几个跟出来的客人也把吴“部长”冷嘲热讽了一番。气得吴“部长”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回生产队去了。生产队一些怕事的人，发现吴“部长”来了后，立即离了席，从后门出去，爬入油茶林里转回生产队去了。几个胆大一点的人，还是坐在席位上吃他们的饭，没去理睬。父亲知道吴“部长”今天悻恃而去，今后肯定又有什么名堂让我们不得安宁。
有了吴“部长”的这一闹，婚礼不欢而散。没想到我人生中最重要的结婚，也给这个好事生非的吴“部长”，提到了阶级斗争的原则上来搅得一塌糊涂。那晚上麦秀想到了一直还不肯原谅她的母亲，想到了周围许多人对她的不理解，想到了今天吴“部长”的侮辱，她不由得伤心地哭了起来。我只好去安慰她，开导劝慰她。没想到我们的新婚之夜也是伴随着泪水度过的。
本来我打算在家多住些日子，有了吴“部长”的这个婚礼插曲，我决定提早回工地。过了三天到麦秀家回门后，我就丢下了新娘，赶回了糖铺渡槽工地。
营部的几个人都奇怪我怎么结婚才三天就回了工地。他们也得到了吴“部长”在我的婚礼上制造了不愉快的消息。不知是谁，建议营部把麦秀也调来工地出工，让我们这对历尽磨难的夫妇，在工地上度过一个革命的蜜月。这个主意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当地的一位姓邓的人家，立即腾出了他的一间厢房，为我布置了一间新房。当他们要我回家去接麦秀时，我看到大家为我所做的这一切，感动得热泪盈眶。
麦秀来工地后，为了报答大家对我们的关心，我们都全力投入了工作。我们确实在工地度过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蜜月。我们的心情也从未有过这么欢畅和喜悦。
但过了不到一个月，我得到了陈麦秀如果不回生产队去出工，要作旷工处理的通知。生产队不承认她在糖铺渡槽上做的工分。我知道生产队是决不会一定要麦秀回去，她调来工地, 也是经生产队同意的, 谁在工地做工，只要能顶生产队的任务都是一样。我知道这一定是在我们生产队蹲点的吴“部长”的主意。我只好要麦秀回去，并一再告诉她，只在生产队努力出工就行了，不要去过问其它的事，不要去计较什么人的非难。
在公社楼上上吊自杀的尹垂寿
1976年4月份的一天，龙光生告诉我，公社已作出决定，糖铺渡槽工地上已没有了我的任务，我可以回生产队去。他说我们大队马上要开工建一座小渡槽，他希望我能在鱼石渡槽上再作出贡献。
我知道最近从报纸上，舆论上又刮起了一股风，看来我又是被什么风刮走了。龙光生说的理由只是为了安慰我，糖铺渡槽的混凝土预制工程快接近尾声，但接下来的渡槽吊装，是一项衡山县从来没有采用过的新技术施工方法，正需要一些有一定的科学头脑，懂得一些工程知识的人员相互配合施工。这时候我的离任告诉我，又有一场新的磨难在等着我。我二话没说，收拾起我的行李，就离开了工地。
我在料想不到的情况下，被委任为九观桥工程白沙公社民兵营营部的施工员；干了三年后，我又在料想不到的情况下被免了职。当时我确实感到是个莫名其妙的谜。
但当我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来写回忆录时，知道了一些当时不可能知道的史料后，我惊奇的发现：我和我父亲十多年的磨难，完全是共产党党内的斗争在我们身上人为的反映。当时解不开的谜，现在是这么清晰地告诉了我其中的原因。
1971年，副统帅林彪摔死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收拾国家已搞得乱七八糟的烂滩子。一批老干部逐渐解放出来，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1973年3月，被打倒的邓小平在周恩来的协助下也重新恢复了工作。周恩来经过了近两年的艰苦努力，这时候国家出现了全面整顿的好形势。九观桥水库的兴建也随势而起。在1973年10月1日破土动工。由于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工作后，进行了许多战线上的反左。1974年实际上已在九观桥工地上临时任命为营部施工员的我，才有可能正式被公社党委中的某些领导，提名当了公社施工员。尽管遭到了“左”派的反对，但还是被任命了。
周恩来和邓小平对各个领域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实际上是在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1975年11月，毛泽东又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一批以整人为乐事的“左”派们又有事可做了。不久，跟着我在工地做工的妻子被召回了生产队。只是公社主张用我的人认为没有用错我，他们还没有觉悟到我与上面的右倾翻案风有什么关系。
1976年3月1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翻案不得人心》，公开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说“走资派还在走”。4月8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在全国掀起了清查反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新高潮。我一下被曾反对用我的公社干部抓到了辫子，他们发动了一场对公社干部中主张用我的人的围攻。（这不属于我回忆录的内容，不想细述。）我当然得揪回生产队管制劳动了。当了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从事工程建设的施工员，也被说成了是翻案。而且还是一些大大小小的还在走的走资派，支持阶级敌人到贫下中农的头上来作威作福的罪证。
对于能把什么事情都往一场运动上套的人，我不得不佩服他们是天才。正因为有了这些天才，才有了文化大革命的不幸。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必然。如果没有这个必然，那也就没有了文化大革命。
随着政治上的风起云涌，在反击邓小平右倾翻案风中，我又于1976年4月份从糖铺渡槽工地揪回了生产队。幸好在水库的三年，我有的只是成绩，没有丝毫辫子能让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勇士们可抓，没有让善于在每次运动中, 产生联想的天才找到整我和我父亲的借口。但我大队高圹岭生产队的一位64岁的老农，却无辜在那次反牛鬼蛇神翻案的运动中枉送了他的生命。
1976年5月中旬，吴“部长”得到了何云清的一份揭发材料。说他的邻居尹垂寿会打“汗手”，因此害死过不少人；而且还与一个女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吴“部长”认为当时正清查与“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有牵连的人，手头正没有紧跟运动的材料，他得到这份材料如获至宝。立即安排人到尹垂寿家，让尹垂寿自带行李，被人带到公社进行审问。家里人当时都已出工不在家，得知音讯后，纷纷到公社和大队了解情况，但没有人能告诉他们，为什么他们的老父亲被公社突然拘审。
过了五、六天，在农历4月19日下午3点左右，尹垂寿突然出现在他出嫁在杨柳生产队的大女儿尹久英家。女儿见父亲回来原以为他已经没事了，但得知父亲是没有经过公社同意私下回来的时候，放下来的心反而被提得更高了。尹垂寿要女儿杀鸡给他吃，但女儿把鸡杀掉炖好，他又吃不下去了。总是抱着外孙说些恋恋不舍的话。女儿发现父亲情绪不对头，追问父亲这几天在公社的情况。尹垂寿总不愿谈。他只说公社干部（尹垂寿不愿说是谁）说他不老实，不交待问题。他又没有什么可交待的。干部扬言要把他送到公安局去，还说要送到湖北去劳改。他这把老骨头了，不想再远离家乡去受罪。今天趁县里来人查看洪水防汛的情况，公社干部都上了堤不在家，他愉愉跑了出来。又怕被白沙、鱼石查看水灾的干部看见，就从新圹陈家堰头这边绕道回来看看家里的人。
女儿知道父亲的事情严重，乘黑夜把父亲送回了家。家里人见到父亲又惊又喜，但得知他是私跑回来的，更是又急又怕了。尹垂寿的二儿子尹科久还是生产队长，三儿了尹富久也是大队的水电员，排灌站的机手，他们都知道父亲这一行动的后果。儿孙们都围着尹垂寿，劝他想开些。得知他在公社虽挨过骂，下过跪，但还没有人打他。他们告诉父亲，自己没干过什么坏事，就不会有事的，叫他千万别胡思乱想。下半夜后，尹垂寿在众人的劝说下又回到了公社。
三天后，农历4月22日清晨，公社的人一早起床，发现尹垂寿已用自己捆被子来公社的一根绳子，在二楼的楼梯口的三楼楼枕上上吊自杀了。吓得公社的人四处跑散了。就让尹垂寿空荡荡地吊在那里。
那一天，正是对河大浦街赶集的日子，惊动了不少人。消息传到鱼石大队尹垂寿家里后，他的儿女们哭哭啼啼的赶到公社。三儿子尹富久立即赶上前，抱起还吊在楼枕上的父亲，在其他兄弟的帮助下，将父亲放在了一块门板上。儿女们围着父亲的尸体痛哭流涕，不知如何是好。
下午过来几个干部，要富久四兄弟把父亲抬回去。富久兄弟问他们父亲犯了什么事，为什么要把他关在公社这么久，还逼得他上吊自杀。
干部告诉他们，由于有人揭发他干了坏事，公社找他来问清情况。他是想不开要寻死，怪不得公社，要他们把父亲抬回去好好安葬。
这时候，县里一位负责人杨水侠也在场。他要尹富久几兄弟先把尸体从公社抬回家去，有什么意见以后再解决。尹富久以前见过杨水侠，认识他，见县里领导这么说，就要几兄弟把父亲的尸体抬回了家。
但当全家人从忙乱中将父亲的后事作了些安排，自己的情感也开始理智些后，在众多乡亲的一片愤怒声和不平声中，富久四兄弟越想越觉得父亲死得太冤，越想越觉得公社对父亲的死应该负有责任。公社不能就这样毫无歉意，对后事毫无安排地像打发一条死狗死猪一样就将父亲打发了。四兄弟越想越气。第二天清早，他们又将父亲的尸体, 从家里抬进了公社 ，放在原来父亲停尸的地方。他们告诉公社干部，人反正在公社死了，随便公社将父亲怎么处理，他们就回了家。
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就听到了广播里在通知鱼石大队所有的大队干部和支委，马上到公社开会，而且要鱼石的基干民兵在家待命。
到下午四、五点钟，尹垂寿的尸体又被鱼石大队的一些人, 从公社第二次抬回了他自己的家。还扬言要审查严办闹事的人。公社干部汤善成一直和尹富久的关系很好。他劝尹富久好好安葬他父亲。他父亲的尸体在当时气温渐高的夏初，已在外露了二天，开始变质了。汤善成劝尹富久不要让父亲死后还一再受罪。如果还要再闹事，公社和大队已经开过会了。不用说他们的干部，机手都当不成了，还要对闹事的人进行审查批斗。
看到已被抬回家，将要变质的父亲的尸体的惨状，对批斗也“谈虎色变”的众兄弟，听从了汤善成的劝告，只好把丧父的悲痛压下去，安葬了他们的父亲。在这件事上，公社没有再给富久兄弟任何解释和安慰了。
使我想不通的是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对于阶级觉悟最高，立场最坚定的吴“部长”，这一次怎么会去帮助一个在邻里中口碑极差，疑点颇多的解放前从外省逃到我地来的来路不明的何云清，来迫害一个贫农、干部家属的尹垂寿呢？而且还是两个无知和无聊的理由。一个唯物主义的共产党员, 却相信别人用“汗手”杀人的无稽之谈。对一个64岁的老人的男女关系问题, 还要兴师动众，一直把人家逼得上吊自杀。人死了就死了，没有什么人认为自己有什么错。对于早已泯灭了良心的人来说，连害死一个人都无所谓，他们从来不负什么责任，他们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难怪文化大革命能造出这么多“冤假错案”来。
在继原大队秘书尹维新服毒自杀后，尹垂寿又上吊自杀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大队，却有两个人（还不是他们常说的阶级敌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逼得自杀了。只要查一下他们的死因，又是那么荒诞不经。你说他们死的冤，没有人为他们伸冤；你说他们死的屈，没有人为他们叫屈。城里人，单位上的人还有个什么“平反”，“恢复名誉”什么的。农民死就死了，乡下不存在什么“冤假错案”，所以我父亲的问题也是正常的, 谁叫他们运气不好，自己是农民呢？每当我想起我那众多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毒打、关押，甚至于被害死的父老乡亲们，我的心就在颤栗。一个没有法制，靠随意主观人治的社会，怎么可能有正义和人权呢？
因毛主席去世而开的批斗会
1976年是中华大地上风起云涌，天翻地覆的一年。正当全国人民已经从长期的被戏弄、愚弄中觉醒过来，都在反省和思考这场民怨沸腾，骂声载道的文化大革命时，我和我可怜的父亲, 在10月6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前不到一个月的9月10日，还被吴“部长”莫名其妙地批斗和悔辱了一番。
1976年9月10日上午，早已从糖铺渡槽揪回生产队劳动的我，正与生产队几个劳力，在尹泽南住房旁边土围子外。用墙板在为生产队筑牛栏。拿锤锤墙的人是最费力而又懂些泥工知识的人。和以往一样，我担任了这一工作。我们正在筑墙时，到尹泽南家去喝水回来的尹和久告诉大家说，毛主席死了。我听后猛呵斥了尹和久一声 。告诉他不能听信谣言，这话不能乱讲，要不然你人头落地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尹和久说他是从广播里听到的，广播里现在还在放。
为了弄清消息是否正确，我立即放下锤，从墙上跳下来跑到尹泽南家。他家的广播还在发布毛主席去世的讣告。这一消息给了我极大的震惊和悲痛。随着广播里播音员那沉痛的声音。我的眼内也饱含了眼泪。我真不敢相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真的去世了。那一天我的心情极为沉重，在广播下呆坐了相当长的时间，听着播音员的广播。那天下午我也只默默地干着活，很少与大家说话。
就这么一件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事，不知怎么被吴“部长”知道了。他又发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他马上通知了大队支部，当天晚上要在高墈头生产队开现场斗争大会。他知道连尹山元这样与我过不去的人，自修九观桥水库后，现在与我的关系相处得也很不错了，光靠我生产队的人是开不好这个斗争大会的。他下令全大队各生产队的全体干部和基干民兵都得到会。
当天晚上吃了饭后，几个民兵（还是唐家片的那几个人。）挂着长枪到我家，把我和我父亲押到生产队武家应家侧旁禾场上进行斗争。
看得出，大多数人对那晚上的斗争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应如何来进行斗争。原大队支书陈怡清因长期生病，当时瘫痪在床。由一字不识，不善言语的尹庆久代理支书。他完全不知道要怎么样来主持这次斗争会，只能带头喊喊口号。吴“部长”不得不亲自分析这场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跟着就有了几个人围绕毛泽东的死，发挥了他们空前的想像。这里面有一位从文革新贵中提拔上来的副支书的表演。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他们说：我对毛主席的死非常感兴趣，一听说毛主席去世，就工都不出了，把锤一丢，从墙上跳下来就跑去听广播。一听就是大半天，有意破坏生产。
他们说：我以为毛主席去世了，就可以翻天了，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又可以出笼了，又可以骑在贫下中农的头上发号施令了。他们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虽不在了，但他们这些永远跟毛主席干革命的人还在，他们决不会容许又像修九观桥水库一样，又让我这个阶级敌人来指挥他们贫下中农了。
他们说：我们在农村被批斗了十多年都还不死心，一有风吹草动就以为又有了反攻倒算的机会了。毛主席虽去世了，但他老人家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他们是会永远牢记在心里，决不会让我们有翻身的机会。
……
会越开，发言的人越信口开河，他们说这次要不是吴部长觉悟高，政治嗅觉灵，还发现不了阶级敌人的新动向。于是“打倒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等口号在每个人的发言后都要喊上几遍，不过群众的响应并不热烈。
这时候从来都是用认罪的态度来对待群众批斗的，逆来顺受的我父亲，这一次不知是什么原因，他说了几句使整个会场都感到惊奇诧异的话。他对吴“部长”说：你斗了我几年，我现在还是县武装部在册的转业军人，预备役军官。你也是公安部门的特派员，怎么连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也分不清。
父亲的这几句话，等于给了吴“部长”一个耳光。气得吴“部长”走上来给了我父亲一耳光，把我父亲的眼镜也打掉了。他吼道：“你还不承认你是专政对象，我就是要把你这个暗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揪出来专政。”
我见我父亲被打，气得说了句你怎么打人，就被两个荷枪的民兵揪住了。有人喊口号：“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但响应的人廖廖无几。看来父亲的几句话，在群众中起的作用更大。大家在想，我和我父亲被整了十多年了，也没有把我们整成反革命。半年前在修水库工地上, 我还是他们的领导，怎么说变就变，现在又成了敌人了呢？
很快我冷静下来了，几次被打的死去活来的情景又在眼前出现。现在正有人又想挑起一场对我和我父亲的武斗。不过除了几个在场内跳来跳去的每次都能见到的人物外，干部和群众对那天的会都不感兴趣。我父亲的几句话，更让会场冷冷清清了。
吴“部长”见会场没有了气氛，在喊了一会口号后，把我和我父亲放回了家。会场上的人还得留下听他总结，教训了一番。
对于吴“部长”这个左得可悲而无知的小青年，以前给我们家的种种迫害, 我都不放在心上。谁不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做错些事，说错些话。一段触及人们灵魂的历史演变过后，当人们的灵魂在现实中得到净化时，才会发现自己在那段历史中所做的事，是多么无知和可笑。谁也不愿意再去揪住历史的创伤不放。但这个吴“部长”在四人帮即将垮台，人们已经在反思自己的行为的时候，他还要自作聪明地导演了这场荒唐闹剧。据说他认为那晚上还没有达到目的，曾向公社要求扩大对我和父亲的斗争。因公社其他人这时候没有再跟他胡闹，我和我父亲才又少了一场灾难，没多久四人帮垮台了，他也就闹不成了。你能说这样的一个人的行为是正常吗？要不是有这么一个“天才”在我们生产队蹲点，尹山元那样的人怎么可能被重用；我们整个家庭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灾难；尹维新和尹垂寿怎么会自杀。当然要煽起灭绝人性的文化大革命的人，必然要培养出他们敢闯敢斗的“天才”干将来；也正因为有这么些“天才”干将，文化大革命才有可能闹腾达十年之久。
我是个没资格当父亲的人
1976年10月下旬，广播里播放了中共中央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当我听到江青是反毛主席的四人帮的主要成员时，简直使我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林彪要谋杀毛主席。现在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最得力的干将，他自己的妻子也成了反对他的罪人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有可能吗？我真的越搞越糊涂了。我真不知道，我和我的家庭的命运，会因此而有所改变，还是会有更大的不幸。
四人帮垮台后，我和我父亲虽没有再被揪斗，但我们家的处境还是没有改变。长期来不是修水库，修渠道，就是修公路，修防洪堤。特别是长期大兵团修建九观桥水库和扩建长衡公路，动用了生产队大量的劳力和资金。生产队每年年终分配，每个劳动日的价值总在2角钱一天的左右徘徊，远远低于了我们下乡初期的报酬。吴“部长”在我们生产队蹲点，运动搞了不少，但人们的生活苦得不能再苦了。创造了每个劳动日的报酬，只有8分钱一天的最低值。也就是说，我父亲在烈日下劳作了一天，计5分工，可以得到4分钱的报酬。生产队每年不过分些稻谷加稻草，但大部分家庭都是超支户。一个在农田里劳动的农民，要想拿回自己生产的那一份粮食糊口，还得自己另想办法出钱向生产队去买。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农民。随便你让他干什么他都得去干，努力去干 ，从来不去考虑自己的负担是不是合理，自己的生活应不应去改善，去提高的农民。
为了多挣工分，年终分配好多分报酬，我们全家人都在生产队拼命的劳动着。特别是农忙，抢工分高潮时，麦秀从早到晚，饭都不回家吃，常是家里人把饭菜送到地里。见她那一身汗一身泥在田里拼命干活的身影，我既心痛又无奈。她把那些怜悯的眼光，幸灾乐祸的冷言冷语，全化成了忘我劳动的动力。她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家里的条件不会比别人差。
1976年，我大弟铁军要结婚了，为了解决三兄弟长大成家有屋可以安身，我们自己动手，用田里放的泥砖、稻草、楠竹在老屋的后面和西向都建了几间低矮的茅草屋。
1976年11月，麦秀生的第一个孩子难产，我二伯娘自大跃进时当了我地的接生员后，一直负责我地孕妇的接生工作。我父亲下放回乡后，地方上如果有什么孕妇难产，二伯娘都是把父亲叫去帮她处理接生，曾挽救过不少孕妇和婴儿的生命。这次自己的儿媳难产，父亲已没有了手术器械，也没有了药品。麦秀从11月6号下午7时发作生小孩，直到7号中午父亲还是没有办法让自己的第一个孙儿平安生下来时，决定赶下午的火车去衡阳医院动手术。我赶到大队开了证明和住院介绍信，同铁军两个人抬着筋疲力尽的麦秀，与父亲一起赶到火车站，上火车去衡阳。再从江东到河西赶了三十来里路, 把麦秀抬进了衡阳地区医院。医院检查后认为婴儿成活希望不大，出来要我签字，他们好进行手术。父亲把情况向医生作了详细介绍，并建议采用什么办法抢救。当医生见到这个穿得破破烂烂戴着眼镜的农夫，对医疗分析和处理意见这么到位，深以为异。他说他们会尽力量救活两条生命的。
在焦急的等待中，11月7日（农历9月16日）晚上11点30分，我的第一个小孩尹莉萍终于平安地来到了人间，只见这个小姑娘头上两边已满是创伤，麦秀的刀口也缝了十多针。
莉萍出生后，她母女俩身体都很虚弱。由于家境贫寒，无法给她母女增加营养。进医院无钱，还是凭大队的介绍信收治的。住了十来天院后，待小孩脱离了危险，麦秀就出了院。结帐后欠下了医院一笔经费，过了两年后我们才还清。
由于营养不良，麦秀生下莉萍后就没有什么奶水 。那时白糖都要凭票供应，更谈不上有什么婴儿食品供应了。就是有凭票供应的一般物资，我们也无钱去买。莉萍全靠米汤，或把饭熬得稀巴烂喂大。在莉萍还只有几个来月时，麦秀为了在生产队多挣些工分，经常把莉萍带到队上，交给一个瞎了双眼的五保户妇女刘远兰带。每当莉萍饿得哭着要吃时，刘远兰就用一只手摸到莉萍的小嘴，用另一只手的三个手指摸到麦秀准备的烂巴饭碗里，抓一些烂巴饭送到另一只手边的婴儿嘴里。每次我看到我的女儿是在这种条件下进食时，我的心就在流血。我真的不知道我这个父亲还有什么资格当父亲。
莉萍出生后，铁军的儿子劲松也于1976年12月5日出生了，我们这个家人丁多了起来。父母为了更好发挥大家的作用，将我们三兄弟分了家。这所谓的分家，也没有什么家产可分，只是分摊了家里欠下来的大量债务。这样能让大家都挑一些家里的担子，各自为自己的小家更加去努力。
为了还清债务，我和麦秀拼命地在生产队出工，挣那不值钱的，但又是唯一的生存条件的工分。每日省吃俭用，常以红薯、萝卜度日。麦秀那微胖的身体渐渐瘦弱起来。本来是个如花似玉的姑娘，才两年时间就变成了个腭尖皮皱的小老太婆了。她母亲见了她常是心痛得流泪，说她当初不该不听她的话，现在落得这般苦难。我也常内疚觉得自己对不起她。但麦秀总是乐观地说，我们俩个人都是勤奋的人，只要再努力几年，困难就会过去了，人家有的将来我们也一定会有。
拨乱反正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总结了“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开始了对各条战线上的拨乱反正。
教育战线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通过“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反潮流；小学生黄帅的反“师道尊严”；中学生张玉勤事件的反“反攻倒算”；朝阳农学院的“社来社去”……等几个回合，学校已让他们办成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工具。学生用不着读书，学知识，只要举着一本《毛主席语录》, 与17年来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就行。大学在几年没有招生后，又采取推荐的办法，招收工农兵上大学和中专。中、小学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招生名额由公社和大队推荐就行。于是一些造反精神极强的文革新贵们，和干部子弟成了工农兵大学生。或是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中、小学的教师。哪怕他们自己还是半文盲。因为不要紧，国家需要的只是敢斗老师的革命闯将，并不需要有文化，有知识的修正主义苗子。“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了当时的一句时髦话。
当1978年，国家恢复高等学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学生择优录取后，人们才突然发现，学校里能胜任教学的教师太少了。文化大革命不单只是耽误了一代人的学业，还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教育产生负面影响。合格教师的奇缺，就是这种影响的一个方面。
1979年春节大年初二，我地对河大浦镇上的衡东五中（原是我读高小的大浦完小），在我的一位在该校任教的远房叔叔尹关峰的陪同下，几个校领导来我家登门拜访。他们想请我到他们学校去任教。学校领导说，大学恢复高考后，学校高中教师极缺，感到压力很大。他们比较了解我的情况，已经向衡东县教育局作了请示。县里答应试用一段时间后，能胜任就可录用。他们特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还有什么意见呢，能让我有地方发挥我的作用，我已感恩不尽了，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我答应了他们的聘用，只是请他们单位出具商调函，我要到我们公社办理调动手续。我怕我地的干部又抓我的什么辫子，我实在是整怕了。
过了几天，衡东五中送来了由县教育局签了意见的商调函。我到公社找到了公社书记李谷春，希望他能批准我去衡东五中教书。
李谷春见我要去衡东五中，他说白沙公社也正在考虑让我到中学去教书，要我留在自己家乡作贡献。就这样，春季开学时，我成了白沙公社中学的一名民办教师。
随着拨乱反正的开展，各项政策的落实，许多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
我二伯伯尹仲湖1970年6月清洗回农村后，到1973年12月在周恩来，邓小平对各个领域进行全面整顿的时候，被邮电局收回。但在“左”的一套还占统治地位时，二伯伯还是不能做他干了几十年的电讯工作。一个星期后调到衡东的一个小酒厂里，当了管酒的保管员。1979年5月退休后，他的小儿子尹辉中遇到了好政策，顶了二伯伯的职，当了工人。
我大哥尹执中，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清回了家乡农村，在家呆了五年多。也在1974年3月以落实政策名义回到了部队军马场。同样的原因又于半年后调回衡山县农业局的畜牧兽医站工作。到1978年下半年，才真正恢复了他原来的工作。回到了广西武宣。
我三舅陈祥顺，1958年夏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带着全家，从衡阳市清洗回农村监督劳动。二十年后，1979年上半年，衡南县为他下达了“改正错划右派，搞掉反革命分子帽子”的通知。三舅虽没有被收回县文化局工作，自己的妻儿也没有恢复国家粮。但他对党和政府摘掉了使他抬不起头来的“右派分子”帽子，并还安排在本县教小学，恢复了打成右派时的副科级待遇，每月有57元的工资，已经十分感激和满足了。好像这二十年全家人受到的苦难根本没有发生一样。他只是不明白什么时候自己头上还有一顶“反革命分子”的 帽子。他两次到落实办，问自己为什么还有顶自己一直不知道的“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办事人员告诉他，在他的档案中有内定反革命分子的结论。政府既然已摘掉了这个帽子，你不必管它是怎么来的了。
三舅只知道自己是“右派分子“，压根儿也不知道自己还内定成了“反革命分子”，这使他百思不得其解。他解放前高中毕业后就一直教书。解放后, 是政府从小学教员岗位上调到文化馆工作。什么时候参加过反革命呢？后来他想起了在解放前夕，国民党败退时，在地方上组织“反共自卫团”。一些负责人为了多领军饷，常在上面来清点人数时，拉一些人去充数。三舅有一次也被人拉去点了次名。尽管这件事没办任何手续，也没名册和纪录可查，只是应了个数，谁也不把这当回事。解放后，三舅为了向党彻底交心，还是主动把这回事向组织交待了。看来这内定为反革命分子就是因为这回事了。既然“反共自卫团”名册上没有他，就只好内定了，三舅被打成右派， 这大约还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的唯一的一份帮助党整风的，迟交的书面发言材料，还不至于这么快就让他成了右派分子。好在现在什么帽子也没有了，三舅在落实政策后，只教了两年书就退休在家，安享晚年了。只可惜我三舅妈在一家人苦尽甘来时，她在我父亲去世后不久，也在1980年离开了人间。
申诉无门
四人帮垮台后，我父亲又看到了希望。他认为是落实他的问题的时候了。他又大量地向各级领导机关反映他的问题，希望能让他回到他能发挥作用的医务岗位上去。但得到的回答还是和过去一样，不是把父亲的信层层往下推，就是回答要他安心农业生产。
1978年5月，报纸上先后发表了《抓紧解决科技人员用非所学的问题》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父亲兴高采烈地拿着报纸对我们说，他的问题看来就会要解决了。他又向各级写了大量的信，反映了他的情况。
这次衡山县卫生局第一次有了具体回音。
1978年7月上旬，我父亲又一次到衡山县革委会卫生局反映自己的情况，早已了解我父亲情况的姜文昌局长，同我父亲谈了次话。他说：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你是大学毕业生，有一技之长，须给你安排工作。因现在没有指标，先只能作临时工。暂到县人民医院熟悉一下业务，下一步可能到后山白果医院去，那里放射科开展业务不久，正缺懂行的医生。等研究好后，具体通知你。
我父亲见反映了十多年的问题，终于有了解决的曙光，很高兴。他把这个喜讯告诉了他的一些老同学和老同事，希望他们能寄一些近期的医学杂志来，他不想使自己放弃了十多年的事业，在现代医学的发展中出现断层。这就是我的父亲，无论处在什么环境下，他总是不忘他的事业。当现在我重新读到父亲的一些同学、同事那段时间的回信时，我对父亲的敬业精神由衷的敬佩。也对父亲后来还是不能从事他所热爱的事业而痛心和不解。
我父亲自县卫生局姜文昌局长答应给他工作后，心情格外舒畅，好像这十多年的苦难并没有发生一样。他为自己又能回到他终生为之奋斗的医务岗位上而高兴。就是后来经常去问结果。回答都是研究、研究时，他也总是想领导可能要把他放到更能发挥作用的岗位上，所以得从长研究。他毫不怀疑他还有可能不恢复工作。
在我参加工作到中学任教后，我父亲更认为他的工作用不了多久，就会解决了。他说我只是个大学都没有读完，根本没学过教育的人，政府都考虑给了我工作。何况他这个在医务界颇有名气的，堂堂正正的高级知识分子会找不到工作。根据现在的政策这有可能吗？
1979年3月22日，我父亲再一次到衡山问他的工作安排时，接待他的人才明确答复我父亲说：衡山县不能安排我父亲的工作。（那怕是临时工和大队的赤脚医生。）他说我父亲的问题如果是出在1962年下放上，要我父亲去找衡阳冶金机械厂；如果是出在1965年被停职的问题上，要我父亲去找衡东县卫生局。因为没分县的衡山县卫生局的人都去衡东了，衡山对我父亲没有任何问题需要落实。他们研究来，研究去，研究了8个多月后，结果还是把我父亲推回了多年来的一条谁也不负责任的老路上去了。衡阳冶金机械厂说：当时他们留我父亲也没留住，是你自己要求下放的，中央有文件1962年下放的，没有什么政策可落实；衡东县说：我父亲是衡山人，原来就是衡山县的干部停了他的职，怎么能找衡东县给你落实政策呢？于是我父亲的问题又像过去一样，被当作皮球踢来踢去了。
中央政策明明白白要解决的问题，在四人帮已经垮台三年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开过一年多了。下面的宁左勿右的父母官，就是不给你落实，你一个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办法 。在他们看来。十多年来我父亲和我们全家的遭遇，并没有什么不对。
父亲一气之下，又写了一封报告，把这份报告复写了十多份分别寄给了：《人民日报》编辑部、国务院等单位；和华国锋、毛致用等领导人。父亲不相信，这时候国家错划的“右派分子”都在进行纠正了，他的问题还有可能不落实。
下面我转载我父亲1979年3月26日给各有关部门或领导人的这封信：
国务院信访部
负责同志：
我是一个在解放前正式医学院毕业的医生（西医），小时候学过中医5年，解放后在解放军任医生10年，在工厂任医生4年，农村任医生3年。一向工作很好，未犯任何错误，都是听党的话办事。可是在1965年平白无故停止了我的医生职务，现已14年，不准干医生行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更平白无故受尽酷刑。打倒“四人帮”后，党中央下达了许多对知识分子政策，我感到无比亲切，满以为可以再有机会为四个现代化出点力了。谁知两年奔跑，毫无着落，本想上访，无奈现穷困不堪，无法筹足路费，只得写信报告。1977年及78年都曾向您报告过，大约是已转到下面，无人过问了。现将全部情形，概要报告如下：
我系1947年毕业于国民党国防医学院大学部医科39期，毕业后被分配在台湾国民党陆军训练司令部卫生所任上尉军医1年零3个月，后不愿干，请短假离开。
1949年携全家参军，在解放军任中尉副连级军医10年，担任3506部队医院内科主治军医，医生训练班教员，医疗教育股员等职。1958年12月转业至衡阳冶金机械厂，任职工医院内科及放射科医师4年。在部队、工厂工作期间，先后多次立功评模受奖。并先后由组织上保送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进修心电图学、内科1年，在湖南医学院进修放射科半年。1959年被衡阳市科学委员会聘为医药卫生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我少年从13岁起，即从老中医学中医5年，后再进正式医学院学西医的，现在仍希望做中西医结合工作。
1962年7月，衡阳冶金机械厂，大力号召职工下放支农，我响应号召，经申请批准，带领全家下放回原籍，当时申请下放动机是，听党的话，到比较缺医少药的农村，贡献出自己一点力量，同时也想带领全家，到比较艰苦的农村，使子女受到煅练。
回乡后，公社党委，县卫生科安排在大队任半农半医医生，并仍批给国家粮，我服从安排，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区卫生领导多次表扬，群众一致好评，后县卫生科又决定安排我在大浦联合诊所任医生。本来是可以在农村发挥一定作用的，也可以为中西医结合工作做出一些成绩的。
谁知在1965年2月，由于儿子冤案，被县公安局拘留，就平白无故把我停职，取消国家粮，直至现在。
虽多次向上反映，由于衡山、衡东分县，两县互相推诿，未能解决。
近十余年，以①在台湾工作过，②是国民党国防医学院毕业的，③自己申请下放的，以这些理由，未能安排到卫生工作岗位上去。就是大队支部根据群众要求，报请安排在大队任赤脚医生都不准许。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更以这些罪名，对我进行残酷迫害，公社革委会领导强迫群众，对我进行多次批斗、毒打、上吊至昏迷、关押、抄家、长时间无偿劳动、没收我全部在部队、工厂工作期间纪念章、奖章、奖状、立功证明书，并强迫群众写捏造材料（不写就批斗），送县公安局拘留数月。当公安局侦讯查对，材料系捏造，宣布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释放回家后，仍向群众宣布是专政对象。（1971年公社武装部长在群众大会上宣布一次，1976年公社公安特派员在群众会上宣布，并打了我的近视眼镜，向个别人讲是经常的。）直至现在，尚未恢复我转业军人权利。（我转业证是湘山字0103号）使我心身极受摧残，弄得家贫如洗，欠债累累。
自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粹“四人帮”后，中央下达了一系列政策指示，其中包括知识分子政策，我想我的问题一定能解决了，谁知我写了许多向上反映的信，跑了许多上级机关，仍是互相推诿，无人过问。
最近几个月又向衡山、衡东、衡阳跑了无数次，我现简述过程：
衡山：10个月前，卫生局姜局长说，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我们给你安排工作，因无指标，先搞临时工，以后转正，我答应了。以后每隔半月拾天去问，都是研究研究，直至现在。早些时，衡山落实政策办公室说：须找原下放单位。
衡东：3个月前，曾派员至公社、大队、原下放厂调查，告诉我说：根据65年给你停职和取消国家粮，准备给你落实政策，安排工作。但现在又告诉我，因省委76号文件明文规定由原下放单位报省批准，他们无法办理，要求找原下放单位。
我到原下放单位——衡阳冶金机械厂，开始告诉我：省委76号文件，其中有一段说“1961年——1965年精简下放人员，原则上不收回，其中大专院校毕业，有技术专长，政治上须特殊照顾者、华侨可以收回，由原下放单位报请省委批准”。你是符合这一条的，我们给你办理上报手续。
过10天，我去问信，他说工厂组织部长不同意。我找到吴部长，他说根据文件，你是符合的，但是你下放时，我们挽留过你，现在我们不给你上报了。
我找衡阳市落实政策办公室，有一个姓敏的同志接待，他表示：不能以挽留过为理由就不落实政策，答应与该厂联系，请其办理，后每隔10天去1次，共3次，均被告知，抽不出时间到该厂，已将信转该厂，你可去找衡阳市经委段科长。
我找到段科长，他说只要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技术专长者，就应当办，挽留过或没挽留过都没关系，答应给我与厂联系。过几天，我去问，他说已联系，你到该厂去办。
我又到衡阳冶金机械厂，他们仍说，我们仍还是不办，除了挽留过的理由外，又多了一条理由，就是本厂已超编了。
我再到衡阳市委、经委，他们都表示，已与之打过招呼，他们厂子大，我们管不了，你多与厂领导请示。
我到衡阳地委，他们说，按政策是可以办理的，但是现在衡阳市已不受衡阳地委管辖了。
我再到衡冶厂，他们说：“我厂确是超编，无法安排，我们写一介绍信，找县安排。”介绍信上证明，我是大专院校毕业，有一定技术能力，根据省委76号文件应予安排，因我厂超编，请地方解决。
我到衡东、衡山，他们看了介绍信说，省委明文规定，须原下放单位报请省委批准，落实政策不存在超编，要我再到原下放厂。到原下放厂，他们说不管了。
1979年3月24日，在一个老同学的资助下，我到长沙找到省信访处，他们要我和厂或县连系，我的报告连看都不愿看，说没时间看了。
我到省冶金工业局，他们说，超编和挽留过都不是不落实政策的理由，你找衡冶厂，请他们按省委76号文件办理，因他们厂直属中央冶金部，我们无权过问。
这一问题，又如这十多年来一样，你推我让，无人管了。我渴望党中央政策精神，能落实到我这个人身上，使我也能和全国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受到党中央政策温暖，有机会为四个现代化出点力。
故特向您报告，我具体要求：
1.根据党中央政策精神，安排到卫生工作岗位上去，由原下放单位——衡冶厂报请省委批准，在该厂重新录用，或安排到其它单位。
2.根据党中央政策精神，纠正我地长期来对我的岐视，恢复我转业军人权利，退还没收的全部纪念章、奖章、奖状、立功证明书。
尹叔琏 敬上
1979年3月26日
这次为了写回忆录，我于2001年3月10日，到衡东县人民医院，找到我在那工作的堂妹尹效毛夫妇，希望他们能帮我到衡东县卫生局去，寻找有关我父亲的档案资料。在我妹夫刘志强的帮助下，卫生局人事股罗股长，在一个春雨连绵的星期天，还特地赶到卫生局接待了我，听了我有关我父亲的介绍后，他很同情我父亲的遭遇，帮我在档案室，找出了一袋有关我父亲的一些报告材料和调查材料。罗股长审查后，见无其它档案材料，同意把这袋材料退给了我。上面这封我父亲给国务院信访部的信，就是在这袋材料中找到的。材料是一份复写件，可见同一内容的报告，还寄给了其它单位或个人。从我现在还保存在的20多份父亲的报告的回函中，（这些回函大部分是中央和省的有关单位回复的，县里是懒得理我父亲的报告的，所以我这里也很少有县里什么单位的回函了。）1979年4月9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信访办公室的回函中，提到了我父亲上面的这封信。信中是这样写的：“尹叔琏同志：你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来信收悉。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我国处于暂时困难时期。遵照党中央的部署，当时对国民经济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相应地精减下放了一些职工，国务院对此发了文件，有明确的规定，是正确的，必要的。所提复职的要求，不便解决。希你从大局出发，安心在现在的岗位上积极工作，为维护安定团结，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此复。”
这就是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信访办公室的回函。
从这封回函中，好像我父亲要求落实政策，恢复看病的权利，不是为“四个”现代化做贡献，只有安心当农民，才是“正确的，必要的”。回函是统一打印好的，只要填上姓名和日期发下去就行了。我真担心发函人看没看我父亲的信。国务院信访部在我父亲的信的第一页上，加盖了一棵长方形的章，上书“国务院收信，湖南，1979.3.28”字样。这封信不知道怎么转来转去，进了衡东县卫生局我父亲的材料袋里面来了。现在倒成了我收藏的，非常有价值的我父亲亲书的一件遗物了。
更具有讽剌性的是，在这袋材料中，有一份1977年3月3日，（这时四人帮派已经成了历史的罪人。）我父亲写给衡阳地区革命委员会卫生局的信，信中反映我们大队支部在群众要求下，要我父亲当大队的赤脚医生，没有得到县里同意的事。这封转到衡东县卫生局的（把本应转到衡山的信，而转到了衡东，看来上面也了解些我父亲的情况了。）地区卫生局的信函前面，还引用了这样的一段毛主席语录：“必须重视人民的来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看来这些最听毛主席的话的人，因为有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就连农民希望一个学了五年中医，读了五年军医大学，当了一辈子医生的人，做他们的赤脚医生都不是正当要求了。所以，尽管在地区回函上引用了上面那一段毛主席语录，他们也可以不听毛主席的话了。哪怕那时“四人帮”已经垮了台。
我从我保存的有关资料中发现，父亲尽管不同他的子女谈起他的事，他自己却一直在为自己受到的不公正遭遇在顽强地抗争着。我现在知道，父亲向上面反映他的问题的信，最早的是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受到批判，自己想回农村为农民干一翻事业的理想破灭后，父亲在向大浦区医院刘映文院长要求到区医院工作没有得到批准后，1963年5月份, 给中央卫生部去信, 希望不再在农村搞个体，要求回到医院工作的求职信。我这里保存着卫生部5月18日的回信。除在1968年到1972年那几年外，父亲每年都在向各级政府和有关单位反映他的问题。我这里保存的资料最多的是1977年和1979年那两年的。“四人帮”倒台后，父亲曾向各级反映了他的问题，1977年11月12日，他还向“华主席，叶、邓、李、汪副主席” 去过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在困难的家境下，全力以赴地为争取他的合法权益而奔忙着，上面这封给国务院信访部的信，就已经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了。我保存的资料中，父亲最后反映他的问题，是在1979年10月份，他给邓小平，“人民日报”编辑部，毛致用都去过信。到这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开过将近1年，这时候我父亲才彻底失望了。他的身心也被摧残得无法再来与自己的命运抗争了，终於于1980年3月让他的生命磨灭在世道对他的不公上。更痛心的是：至今我还是无法为我父亲惨绝人寰的一生讨个公道。
你能相信1979年还能见到这样的踢球信么？
为了写回忆录，我走访了一些曾经办过我父亲案情、还健在的一些老人，得到了不少他们为我父亲遭受迫害和不给落实政策的情况的证明材料。上面是我从中选的一件曾是衡东县卫生局落实政策的负责人，现已离休的老干部朱忠珍的材料。朱老对当时卫生局党组会上大多数同志同意给我父亲落实政策，但局长唐承哉坚决不同意为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人落实政策。朱老说当时比较了解我父亲的副局长于希纯与唐承哉争吵得很利害，他对当时会议的情况还记忆犹新。一个卫生局局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开过两年了，还不顾党在这时的许多政策和同事们的意见，为了坚持他1965年禁止我父亲看病的命令不被否认，让我父亲被迫害致死，至今还不可能得到个公正的结论，这实在使人想不通。
父亲这太冤太惨的一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父亲的问题尽管还是依旧不能落实，但我们家的处境还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尽管生活还是相当困难，但每天用不着提心吊胆过日子了；尽管那些给了我们迫害的人还是当着干部，他们已不再可能给我们随心所欲的加害了；尽管当时大部分群众，在长期“左”的思想影响下，看一些“右派”、“反革命”都平反了，我父亲的问题还是没有希望，认为我父亲问题太大，在与我家接触时还心有余悸。但是我们在地方上本来就很好的群众关系，还是得到了一些恢复。又有许多人敢来请我父亲看病了。我父亲同样也心有余悸，他还是和停止看病后的文革初期一样，来看病的人还得凭大队的介绍信他才能出诊，并且从不索要报酬。他已经被长期的批斗整怕了，不愿再担个体行医的罪名。
1980年3月中旬，父亲被衡南县高桥大队请去看病。高桥距我地有三十多里。那几天，父亲自己也感到了有些身体不适，但为了病人父亲还是去了。
第二天父亲拖着疲惫的身体，从高桥回到家时，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了。他休息了一会，吃了晚饭就上床睡觉休息。不多久，我生产队倒插门的女婿胡德功，来我家说他父亲尹万祥病危。想请我父亲再去看看。尹万祥早已病入膏盲。父亲经过多方治疗，早已知道他已是无法医治了。但一个医生的人道主义职责，使他不听我母亲的劝阻，还是爬下床, 要我小弟巴夫陪着他，跟着胡德功去看即将去世的尹万祥。想尽量给他减少些痛苦。
从尹万祥家回来后已是下半夜了。父亲知道自己一直很好的身体，近两年已经有了轻度的高血压，有时也备了点预防药。但因家里经济拮据，用药也是不经常。这几天又没有药了。他感觉到了自己身体不适，叫母亲打了盆水洗脸洗脚就上床睡了。
清晨四、五点钟的时候，父亲想下床小便，但还没下地就摔倒在床下。母亲惊慌得叫起来了大家，等大家把他抬上床时，发现他已中风，脸上痛苦的变了形。已经不能说话了。父亲发病的这一天，是农历二月初一日。
一家人急得团团转。我到中学教书后，除了星期日在家，平时我都住在学校。铁军立即赶到中学把我叫回了家。我见到父亲那哀愁的眼光时，心如刀绞。立即安排大家分工，准备护送父亲去衡阳医院。
当时我地公路虽修好了，但这偏远的地方根本没有汽车。火车一天也只有一次。不能再等。我们只好在河边叫了一条木船，把父亲送到船上。船去衡阳在湘江里要逆流而上，我们三兄弟拉着纤在河岸上快速急行。总想早一点把父亲送进医院。
当船逆流而行了六十多里的水路后，到了衡阳时已是下午了。我们抬着父亲又赶了几里路，把父亲送进衡阳地区医院。
在医院住了三天院后，医院通知我们说：因送医院太迟，父亲的生命已无法挽救，叫我们把父亲抬回家准备后事。
这当头一击，让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了。父亲真得要离我们而去了吗？我请医生千万救救我可怜的父亲。医生说，如果我们有条件可以把父亲转到条件更好的医院去。他们是无法再让我父亲康复了
是啊，父亲住进地区医院，还是凭大队介绍信挂的帐。医院能做到这样，已经是尽了义务了。我们这些无能的儿子。还有什么条件和能耐来挽救父亲的生命。我们只好办理了出院手续。把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父亲运回了家。
父亲在家里等着死亡的那三天，是我们家无能、无奈、痛心疾首的三天。父亲死不瞑目的惨景，在我的心灵深处打下了刻骨铭心的烙印。
不少亲朋得讯，都赶来看望父亲, 安慰我们全家。大哥执中从广西镇江赶回来了，祥征全家也从山西太原赶了回来。我二舅、三舅，以及大舅的儿子黄颀哥，也赶过河来了，他们为我们作主在安排父亲后事。父亲要死了，但我们家关于死人应准备的一切毫无准备，许多人都在为我们忙碌着。
1980年3月23日（农历二月初七）上午七点半，父亲停止了呼吸，走完了他这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奋斗中, 磨难中度过的59个年头。抱着壮志未酬的终生遗憾离开人世。
母亲已痛苦得言语不清，神志昏迷了。作为长子的我，从未经历过这种事情，经过了一个星期的劳累奔波，精神打击，形若白痴了 。父亲的后事全靠二舅和黄颀哥操办着，家里的许许多多亲友帮忙着。
父亲要死了，家里连置办棺材的木材和经费也没有。后来住在我家后面的邻居刘吉林，将他自己家的一口还未油漆的棺材借给了我们。我们用墨汁加臭油代替油漆，将棺材刷黑了, 总算为父亲入了棺。家里厅屋布置了灵堂，在灵堂两边，有我二伯伯尹仲湖亲书的一副挽联。
“襟度无邪，立志救死扶伤，忽惊地震坠深渊，是才莫展先身死。
善人何报，历尽酸咸苦辣，寂莫雷惊遗壮志，默向蒿莱拔劫灰。”
父亲治丧期间，许多亲朋好友都来吊丧致哀。那几天人来人往。其中不少父亲救过性命的病人在灵前痛哭流涕。
在我父亲病危的那几天，白沙大队维周生产队有个叫黄代果的妇女，天天来看望我父亲。陪着我母亲流泪。当父亲去世后，她痛哭灵前，长跪不起。向人们诉说着我父亲对她们家的恩惠。
黄代果有个儿子叫尹竹林，16岁时得了怪病。于1975年12月被送进了衡阳市地区医院。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后。还是未能挽救尹竹林的生命，在医院里去世了。为了他的病，家里不但花掉了全部能换钱的物资。还欠下了医院的一大笔费用。半年后，医院的钱还没有还清。一直在医院里照顾尹竹林，还刚二十岁的黄代果的长子尹茂生。又得了他弟弟一样的病。这一打击，使全家人的精神全部崩溃了。黄代果夫妇，已经没有经济能力，再把大儿子又送进医院。他们也对医院救活他的儿了失去了信心。就向大队和公社一再请求，允许让我父亲给他大儿子治病。
1976年4月份，我父亲接手了对尹茂生的医治。他经过了对病人的全面检查后，又陪病人到衡阳地区医院作了血液、尿液，肝功能，骨髓等多项检验。详细地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全身心地投入了对尹茂生的医治。我现在还保存一些父亲当时为尹茂生治病的一些笔记，和与在“湖北中医学院”工作的周祖球叔叔，讨论尹茂生病例的分析及治疗方法的往来书信。在父亲的精心医治下，尹茂生得到了完全康复。后来他学了一门木工手艺，挑起了这个累遭不幸的家庭的大梁。
尹茂生结婚后，他的妻子生第一个孩子时遇到难产。又是我父亲接下了婴儿，使母子平安地度过了难关。这一家人对我父亲感恩不尽。难怪黄代果会在我父亲灵前这么痛哭淋漓。
在父亲将出殡的前两天，白沙公社党委书记李谷春派人来吊孝。以白沙人民公社革委会的名义, 给父亲送来了挽联和花圈，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极大震惊。
当时许多到我家来吊孝的人中, 还有人存有顾虑。怕又被什么公社干部看到了说他们敌我不分。我结婚时，连到我家道喜的人都要受到训斥，更何况是为一个现在还没有政策可落实的“敌人”吊孝了。别看我现在又被公社调到中学去教书了。但运动反过来覆过去还少吗？我原来不是也被派去修了三年水库吗。后来还不是又得斗。还有不少群众想到了我父亲的好处， 也想来吊孝致衷，但又怕今后被人抓了辫子，迟迟下不了决心。现在公社也送了花圈。这只有各大队的主要干部去世时才能享受的礼遇，我父亲也享受了。最怕事也最实际的农民，这一下毫无顾虑了。到我家来吊孝的人猛增。
我原想父亲的丧事不要在地方上造成太大的影响，就在自家屋东侧，我祖父开发的内院油茶林里，选了一块空地下葬。这时候大队的群众，自发地选择了一条经过我们大队大部份生产队的出殡路线，好让受了我父亲恩惠的群众，能有路祭和送殡的机会。
原来我想这条路线，要经过几个生产队的原本无路的油茶林，将要使油茶树受损，会影响群众的利益。也正因为如此，我才选了距家不到100米的自家内院下葬父亲。让他永远伴随着这个家。也让他死后不至于还要被什么人给戴上破坏生产的帽子。但群众自愿地在自己的油茶林中，选择了树少而稀的地方，为我父亲出殡开辟了一条新路，填平了沿路经过的沟壑。我还有什么权利阻止群众对父亲所表示的，这原本很难做到的，这最后一次的敬意呢？
农历2月13日父亲出殡。从家里西侧出发，灵枢沿途经过了我们大队的杨柳、高圹岭，新屋、六地、高堪头、五里、菱角生产队，回到了我家东侧的下葬地。一里多路长的送殡队伍所到之处，沿途的群众放炮、焚香、跪拜、路祭、悲诉、哭泣。那催人泪下的动人场面，让我感动不已，泪流满面。我只有同弟妹们一一回拜乡亲们的这份真情。这份被文化大革命最终没能磨灭的真情。
我知道，如果没有公社，在“左”的统治还相当顽固地不愿退出历史舞台的当时，送来的一个花圈，那将有相当多的群众，只好在内心悼念我父亲了。在一切都需要戴假面具生活的不正常社会里，人们怎么敢流露出自己的内心真实感情。我特别感谢那次公社的大胆之举，尽管它来得太迟，那时四人帮已垮台快四年了，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开过了一年多了。但在我衡山，文化大革命中左得出奇的斗士们，还在顽固地坚守他们失去的一切的当时，我不得不说，在现在看来很平常的这样一件事，当时白沙公社的某些干部，如果没有觉悟，没有胆识，是不可能有此举的。那时候，县里的父母官如果也有这么一点觉悟，一点胆识，我父亲的问题怎么可能不给于落实，我父亲怎么可能让他本来可以预防和治疗的疾病，在当时毫无办法的条件下，让他慢慢地死去。父亲实在死得太冤！太惨！
但是，父亲这太冤太惨的一生，还不被人承认。甚至于还要遭到自己的某些亲属的一些误解。
一些掌握别人命运，拿别人的命运当儿戏的人，他们就认为父亲一生的遭遇是很正常的。要不然我父亲长期以来，向各级各有关部门反映他的问题，为什么一直得不到解决呢？
1965年，衡山县取消我父亲行医的权利是正常的。因为他是台湾过来的“嫌疑犯”；因为他儿子是“反革命”，完全是正确的。那怕公安局后来查清他儿子不是反革命，取消他看病也没有什么不正确。因为1965年已经不是1962年刘少奇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时候了，他怎么还搞个体行医。尽管1962年我父亲下放是有党的号召，有当地政府和群众的欢迎；尽管我父亲的个体行医, 也是衡山县卫生系统安排的，刘少奇的三自一包不能搞了，我父亲当然不能个体行医了，只能到生产队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没有什么不正确，不正常。因为这是路线斗争的需要。我父亲一再要求回到国家医院或联合诊所工作。那怕你是从正规医科大学毕业的。那怕你有长期的临床经验，衡山县卫生局不安排是他们的权力。当然他们还可以提出许多他们不安排的理由，如国家没有给1962年下放的人也要安排工作的政策，谁都知道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他们不安排没有什么不正确，不正常。
就是后来大队（现在的村级行政单位）需要一个赤脚医生，大队的党支部和群众一再要求让我父亲担任。公社卫生院的院长怕影响他们的收入和威信，宁肯用一个什么也不懂的毛孩子，就是不用我父亲。他们把我父亲往阶级斗争的纲上一靠，不但没有了什么不正确，不正常。还可以用“业务挂帅”来开你的批斗会。
至于你经常被当作阶级敌人批斗、关押、毒打、抄家……甚至于剥夺了你的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剥夺了你全家人的生存权利；还长期把你投入公安部门的监狱……这一切也没有什么不正确，不正常。因为党和政府从来没有给你带过什么帽子，定过什么罪，当然也就不存在有什么政策需要落实的了。至于群众运动不可能没有偏差，自己应该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是啊，我可怜父亲的不幸，我全家人的不幸，都可以把它往“群众”身上推。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地想一想，许多违反党纪国法，甚至于伤天害理的，祸国殃民的事情，有那一件不是借“群众”的名义干出来的呢？把群众当成了阿斗，要把有理智的人类，变得愚昧无知，这不正是某些当权者当时所希望的吗？我父亲直到死，已经是1980年3月份了，自己的问题还不能平反、落实，你叫他怎么能不死不瞑目呢。我可怜的父亲死得实在太冤！太惨！
别人的不公正，我们还能从中华民族的历史灾难中，有我父亲这样的不幸人生的人，还大有人在的事实中，去求得平衡。但当我父亲死后多年了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特别是自己的某些亲戚，对父亲还有不能理解和埋怨的言语时，我的心实在是在流血。
他们把我父亲的不幸，不是从执政者的失误和错误中去寻找原因，吸取教训，使这样人为的人间悲剧，不要再在中华大地上重演了；而是从父亲的辉煌到没落的演变过程中，去指责父亲这也错了，那也错了。
他们说：父亲1949年参军后，一直受到部队重用，父亲在部队上的那六、七年, 是他这一生中最辉煌的几年。如果父亲不自己主动要求转业，留在部队里，他的一生不但没有了后来的不幸，而且还将是辉煌的。父亲的转业难道真的是父亲的失误吗？他在接受了近三年的肃反审查后，不但失去了自己唯一心爱的妹妹，使得妻子带着子女到了农村。自己已经是“台湾嫌疑犯”了，他还可能有过去的辉煌吗？父亲经受了“过河拆桥”的打击后，他想到的只有他的医学事业和一家人的平安了。当权衡利弊关系后，父亲选择了转业。难道转业也是应该受到惩罚的错误吗？就是父亲不主动提出来转业，在后来阶级斗争人为的搞得越来越利害的社会实践中，父亲难道就不会被转业吗？
他们说：1962年的下放，本来没有我父亲的份，他要称假积极，自己要求回农村。他在农村受的苦完全是自找的。不错，我父亲如果不自己要求下放，怎么样也不会下到他头上来。但当时政府一再号召人们为国家分忧，父亲在征得家乡政府同意和欢迎后，在权衡了当时自己的家庭和医院的各种关系后，还是为了他的事业和一家人的平安，为了子女的教育和工作，申请下放，准备带着没有工作的子女，回家乡创一番事业。难道一直最听党的话的父亲，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下放也错了？准备为缺医少药的家乡父老兄弟服务也错了？这岂不是说当初把我父亲戴着大红花，被敲锣打鼓送下乡来，只不过是个骗局。谁要你为国家分什么忧？活该！
更有甚者，有的人拿现实来评说历史，把我父亲从台湾回来看作是他这一生犯下的最大错误。抱着这种看法的人，不但自己的亲戚中大有人在，甚至于现在还在担任共产党的官员的人也为数不少。
他们说：已经把家小在1947年就带到台湾去了的父亲，偏要在1949年家乡即将解放时，还把一家人都带了回来。如果不回来的话，像我父亲这样有技术的人，和我们这些很会读书的弟妹们，现在在台湾不知要出几个名人了。就是要回来, 也要现在才回来，那将和现在许多台胞回来一样，前呼后拥，何等气派，何等光宗耀祖。我们家怎么还会去受这二十多年的罪呢？
更有些亲戚，认为我父亲就是要把自家人带回来，也不该还要把姑姑尹贞辉也带回来。还要把四舅黄湘左动员右动员劝回来，结果不但害了他们的性命，还断送了他们这些亲戚的财路。要不然有两个在台湾的亲戚，（他们怎么这么快就会忘记了这文化大革命中有海外关系是何等大罪，那时候他们谁也不会希望有在海外的亲戚。至于为什么在自己国家的台湾、香港国土上的亲戚称为海外关系，我无法查考。）现在既可以在地方上受到尊敬，给个什么政协委员当当，又可以发些小财了。我父亲简直是害了自己弟妹的性命，断了亲戚财路的罪魁恶首！
天啊！每当我听到了这些先知先觉的人的高谈阔论时，我只有为我可怜的父产喊天叫冤了。 父亲从台湾回来错在哪里？就是因为这个台湾问题，断送了我父亲的一生。断送了我整个家庭的前途。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父亲这一生实在太冤！太惨！
冤的是，已经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都召开了一年多，我父亲的冤，还没有人愿意听他诉，为他伸。还没有人会向他说一句过去对父亲的种种有什么不对。致使地方上至今还有人认为我父亲的问题太大，别看他什么帽子也没有，尽管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了惨无人道的迫害，都不同意给他平反，甚至连看病的权利都没有，可见比起那些能平反的右派和反革命来，我父亲的问题要大得多。这不是他们这些平凡的人能了解的问题。看来我父亲的问题，真印证了尹山元的一句话：“永世不得翻身”了。
正因为我父亲这一生太冤，我才有一定要写下这本回忆录的冲动。我要记下我父亲和我们家的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让事实来回答那些不愿给我父亲公正的对待的人；回答那些有关我父亲的种种猜测。历史是人民写的。尽管我的身体和文学水平，都不适应做这一工作，但我还是要记下历史长河中的这一滴。以给我死去的父亲鸣冤，以给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一个警示。
后 记 一
1999年4月份，我得脑溢血住进了医院。当我病愈后想起了我父亲，也是在59岁时得了脑溢血，从当时的情况可以看出，父亲的病本是可以预防和抢救的，因我们家生活困难，而未能留住他壮志未酬的生命。想起父亲这苦难的一生，我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产生了要为父亲写点什么的冲动。当我的病康复后，我断断续续写了些有关父亲的回忆录。
生我时，父亲还是个中学生，长期在外求学。1949年父亲参军后，随军转战，忙于工作。我从高小就离家住校，儿时的我对父亲的印象并不太深。只觉得他在家里总是忙这忙那，他总有永远也做不完的工作。父亲给我儿时的回忆，只有勤奋和好学。
我与父亲朝夕相处，那是1962年我们全家下放农村后的事。2000年秋，我写完对父亲的回忆录时，发现我写的几乎全是我们家在农村近20年的经历。对父亲的过去，对我们家庭的过去，父亲从来不愿与我们子女谈及。我把对父亲的回忆，局限在了他的晚年时代，使人看后，都产生了父亲自己不应该下放农村来自讨苦吃的结论。有人看了我的回忆录后，说父亲是个“小农思想严重的人”，所以才会在1949年从台湾返回大陆，1962年从城市要求回农村的举动，他离不开他的家乡。我自己也不明白，我写的关于父亲的回忆录，怎么让人得出来的是这种结论。
正在这时，我收到了武汉李玉明姨给我寄来的信，和湖北中医学院编辑的周祖球教授纪念文集《医海丹心》。1992年6月，我去太原探望病危中的母亲时，大妹祥征告诉了我周叔叔已于1991年11月逝世的消息，她在周叔叔的纪念文集上还写了一篇纪念文章。
周叔叔夫妇对我们处于逆境中的家，有过不少恩惠，他的逝世使我万分悲恸。这时候收到了李阿姨寄给我的纪念文集，文集把我带到了对周叔叔的无穷回忆中，也使我产生了为我父亲写一本完整的回忆录的念头。我下决心要了解我父亲这一生所有的我还未了解的一切，从中去探求父亲为什么会落得如此悲惨结局的原因。
2000年底到2001年5月份，我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广泛地对父亲的一切进行着调查。在乡下有不少了解我父亲，了解我家族的老年人，给了我各种信息和他们的回忆。特别是我父辈中惟一健在的大伯娘易绪英，我二舅黄庭和三舅陈祥顺这三位年过八旬，记忆力还相当清晰的长者，回忆了许多我过去从不知道的一些事情。我不单对我的父亲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对我的家庭也有了不少了解。特别是我过去认为我们家，都因祖父是个剥削者，我们家才有了许多的不幸，对我一生下来就去世了的祖父，没有个好印象。这次我才意外地发现，我祖父尹长庚是个相当了不起的人，正是他从贫困中改变了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培养出了爱国敬业的四个子女。尽管这些子女命运悲惨，但从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忠于国家，忠于事业的精神，是我们这个家庭应该发扬光大下去的。
从1949年参军到1958年转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这10年，是我父亲一生中最重要的，也是一生中的转折点的十年，也是我最难了解的十年。父亲从不愿向人提起他的过去，家乡的父老也不可能了解他这段历史，这段时间我父亲的同事，我又一个也找不到。过去与父亲保持了很好的关系和通讯的一些人，因长期的阶级斗争，已经斗失了我父亲与他的一些朋友之间的联系。当我再按我找到的父亲原来与一些人的通讯地址，向这些长辈去信联系时，他们都离的离休，调离的调离，已无法取得联系了。经过不遗余力地努力，后来我还是与我父亲的一些老同学、老同事取得了联系。我还到衡阳、广州、长沙、株州等地走访了一些我父亲的同事，得到了一些资料和他们对父亲的回忆。遗憾的是，对于我最想了解的我父亲在肃反中的具体情况，我姑姑跳井自杀的前后情况，至今还是个谜，使我无法知悉。我无法得到我父亲的档案，（尽管我作了极大的努力。）也许现在只有我父亲的档案里，才能发现使我一家走向不幸的直接原因。
当我对我的父亲和我的家族有了一定的了解后，我突然发现我的家史，与中华民族的现代史是那么吻合。本来历史的长河，就是由人民这偶然的一点一滴汇成细流，再汇成了历史长河的。我家的近百年家史，就是一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来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我决定改写我对父亲的回忆录，我把父亲置于我们整个家族的兴衰中来回忆，这样我们才真正认识了自己的父亲，也才找到了我们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幸的原因。于是我重写了这本我的自传式的回忆录，一方面把我们家被人歪曲了的历史，用事实来恢复她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也给后人留下些前辈们的坎坷经历纪实，作为对前辈们的纪念，作为对后人的警示。
我的回忆录，记录的大多都是在某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痛苦和不幸，我不希望我的子孙后代，对这种产生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的不幸，没有个正确的认识。不能苛求一个人不犯错误，也不能苛求一个政党不犯错误。中国经历了近百年的无数爱国志士的前仆后继的奋斗、实践，历史才选择了共产党，选择了毛泽东，改写了中国的屈辱史，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中国被毛泽东带上了歪路时，历史还是选择了共产党，她没有再按毛泽东的 “既定方针”办, 而是选择了邓小平。中国才有了现在的改革开放，人民的生活也才真正得到了改善。尽管目前贪官污吏到处都有，社会上有许多现象还不尽人意，但要把被否认的一切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如“礼、义、廉、耻、忠、孝、诚、信”等，再在短时间内重新得到恢复，谈何容易！正像南岳大庙里的菩萨一样，破坏容易，恢复就不那么容易了。现在我地群众还常谈到，文革时卫生局的一位副局长，爬到大庙圣帝菩萨的头上，套上绳索，指挥一群狂热起来的无知学生，强行拉倒圣帝，并把头锯下来用车子装到街上四处游街。这位副局长还把他爬上圣帝佛像上的英雄壮举，拍照留念。大家把这当作趣事闲谈着，我只感到可悲和可怜。作为知识分子集中的卫生局，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无知到去做一群无知学生的领头人的副局长，他们拉倒的不光只是一座不会反抗的菩萨，他们拉倒的是祖先创造出来的灿烂文化。是这样的一些人把持了卫生局，你叫我父亲怎么不会命运悲惨呢？后来南岳无论花了多大的精力和资金，都无法再现圣帝往日的光彩了。何况一个民族长期发展起来的优秀文化遭到破坏后，你能指望将一个道德沦丧、素质低劣的文革中形成的，具有极大破坏力的群体，（而且这个群体目前已经成为了各单位和各阶层的主流。）会在一个短期内，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变得道德高尚起来吗？你只要看清了这个现实，就可以知道衡山为什么总会发生一些让人费解的事情。医治历史的创伤，也是要付出时间和代价的。如果不努力提高我们中华民族的整个公民素质，就不可能有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我只希望我们的后代，永远保持着我们父辈的优良品行，在这个复杂的历史变革时期，努力去写好自己的这个“人”字。
我在回忆录中记述的全是真人真事，这些人还有相当一部分健在。我也希望我们家族的后人，不要再去怨恨我回忆录中提到的，曾给过我们迫害的人。“以德报怨”这是我父亲生前经常教育我们的一个做人的原则，更何况这些人自己也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
文革中我地有个对我们家大打出手的小姑娘，就是我回忆录中提到的那个被我大妹祥征拨了一身水的尹素秀。因为她阶级觉悟高，斗争性强，在对我和我父亲的迫害上成绩突出，被当作先进人物从农村招到了县城，参加了饮食服务行业的工作，由吃农村粮变成了吃国家粮。（这也是当时农村一些想吃国家粮的人, 积极迫害别人的一个很带吸引力的原因。）进城后，这位敢闯敢斗的新派人物，很快成了一些小商小贩出身的老职工们的克星，在大批大斗中她得到了重用。
当历史翻过了一页后，只会斗人，干不好服务工作的尹素秀，很快成了单位上一个被孤立了的人，没有人愿意与她交往。到后来实行承包后，更没有人愿意与她共事了。丈夫又与她离了婚。在各种精神压力下，她一时精神失常，常在街头茫然地流浪。我见她如此凄怆，十分可怜，这时的她需要的是同情和友谊，在街上碰到她时，我总会主动同她拉些家常，劝她不要胡思乱想。有一次听说她病了，我还约了麦秀带了些礼物到她家里去看她。当家乡的群众不理解我为什么还要去同情曾迫害过自己的人时，我只能告诉大家，尹素秀同样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把一个无瑕的小姑娘，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人，她在精神上受到的谴责和痛苦，难道还不值得人去同情，还要去计较她年青时的无知吗？我们再可以回过头来看看，我地那些在文革中靠打人整人跑红，靠抄家抢劫别人的财产发财的人，现在有几个不是落得个悲惨的下场。往往这些看似偶然的事，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希望我们家的子孙，从我的回忆录中总结历史，埋藏仇恨，不要再与我们家有过仇恨的人产生隔阂，过去的就让他过去。我之所以要把他记录下来，只是为了总结历史，给后人留下些历史的警示。也还我们家和我的父辈一个清白。
从我大病后，一直想完成的回忆录，总算身体还争气，我把它写完了。
等将来国家法制更健全后，等在文化大革命中曾“风光”过和“痛苦”过的人都不在世了，我希望我的后人能将我这本手稿，经人加工后公布于众。以告慰我的死不瞑目的父亲，告慰我在回忆录中提到的那些本不该死去的长辈和普通老百姓。这太多人的死，应该唤醒了现在还在当着共产党的官，又在骂没按“既定方针”办的邓小平的人的良知了。中国实在是不应该再将自己置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外的空想王国里了。几代中国人的民族复兴之梦，是到了应该圆梦的时候了。我希望尹长庚的后代，都应该明白自己“行胜于言”的职责，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努力去尽到自己的那一份职责。我不希望大家都能光宗耀祖，但也绝不能沾污了祖先的光荣。
尹林生
2001年12月20日于衡山
后 记 二
十年前，我退休后，在一种冲动的情绪下，我写了我的长篇回忆录《岁月沧桑》。当时只想为我这个多灾多难的家留下些史料，留下些对父辈的纪念。我的手稿被一些亲友看后，特别是我父亲的一些老同学、老同事得知我的回忆录已经完稿后，纷纷来电话希望能看到我写的回忆录，但我并不想公示我的家史。后来在一些亲朋的要求和资助下，我决定打印40份，留给我的亲朋好友作为纪念。
当时我地社会风气还较闭塞，付印时，有人建议我改写2001年底写的后记，删除回忆录中提到的某些人物和事。但经再三考虑，我还是原稿付印了，（这次改版有少量删改。）只是在前面的“付印说明”里加了这么一段话：“我的回忆录不得不牵连到与我家族有关的人和事，我写的是我自己的并不打算公布于众的家史，我不想把他作为一种文艺作品让人传阅，所以我回忆录中提到的全是真人真事。请得到这册回忆录的人，（特别是我自家的一些兄弟），用不着把它传阅，只作自家的一份家史保管就行了。将来如果有用时，再作另外处理，那是后话。”
但是经过了一、二年，我本不想公布于众的回忆录，还是在一些人中传开了。我在回忆录中提到的一些形象欠佳的人，他们不是通过我的回忆录去总结自己在那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所作所为，是否有引以为戒的教训。而是相互串联，在我的回忆录中挑剔个别的用词用句，扬言要状告我破坏了他们的名誉，影响了他们家庭的团结。有人还大言不惭地说：如果不是邓小平将这些人宠坏了，他怎么敢写这样的回忆录。毛主席早说过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些牛鬼蛇神不要高兴得太早。更有甚者，我回忆录中提到的个别形象欠佳的人，他们没办法否认我写的事实，就在暗地里煽风点火，造谣诽谤。他们又想同文革时期样，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了。我听到的一些流言飞语提醒了我，我是应该去为我父亲和我全家，在仰仗于某些人的心血来潮和反复无常的极左路线统治时期，遭受的十多年的迫害和不幸提出申诉，以维护自己应有的权益和尊严。
我在2004年3月22日，又将我的回忆录加印了40份，并于4月12日向我们县各方面的11位主要负责人递交了我的《申诉书》。（我给每人付上了一本我的回忆录《岁月沧桑》，我要让知道我的情况的领导们看看我的回忆录是不是应该遭到非议，甚至会引来杀身之祸。）对我父亲和我十多年来惨遭迫害的事实提起了申诉，希望领导们为我们落实早就应该落实的有关政策。
本来我并不打算要为我们这个惨遭迫害的家，有个什么名份的政策落实，我在我父亲去世后，早就将我们的不幸封存在历史的尘埃中了，20多年来，一直不想去碰它。只要领导们看在我们全家的不幸上，为我们家人为造成的困难找到些解困的办法就行了。
但是过了两个多月，我的申诉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反响和只字片语的回音。我又于6月13日向县里11位递交了《申诉书》的领导又分别写了一封信，在信里最后我写道：“……我希望领导根据我父亲和我的情况按党的政策落实我在《申诉书》里提出来的问题。如果无法落实我的要求，至少也应该给我一个答复，告诉我理由。如果理由能说明我这是无理取闹，我不会再去提这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但理由如果不能说服我放弃我的申诉，我会再去上访，再到愿意听我申诉的地方去申诉我们家的冤屈。……”
但我的信递上去三个月后，我还是得不到任何人的反响和回音。这种不闻不问，不愿理睬小老百姓的行为让我感受到了轻蔑和羞辱，也增强了我要为父亲和我自己寻求正义和公道的决心。我又将我的申诉逐级向上递交给了衡阳市和湖南省的有关部门和领导 。 这样又经过了三个多月，我还是得不到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我的申诉给予回音。
2004年11月20日，我又将我的《申诉书》递交了中央的一些有关部门和个人，而且每次我都付上了我的回忆录《岁月沧桑》。但经过近两年时间的不断申诉，我还是没有收到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只字片语的回音，还是没有人愿意理睬我。
我一气之下，决定到北京上访。上访对于病魔缠身，已有66岁高龄的我来说，其实就是以命相搏了。我过去所采取的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实际上是助长了任人咬嚼的不良社会风气。我知道要改变自己和全家人的命运，要为我父亲讨回公道，就只有靠我这个风烛残年的老者自己了。我在给家里留下遗嘱，给县里一些同事留下了一封公开信，给欧衡松留下如果我真的客死异乡，要他看在我们师徒一场的份上，照顾好我的家小的信，我上北京上访了。
在北京近一个月的上访中，在饱受了人间冷漠的同时，也得到了不少领导和热心人的接待和帮助。他们使我明白了：对自己的权益都不知道维护，现代文明就是一句空话的道理。我对我的上访更有了信心和决心。正当我在一些热心人的帮助下按计划实现我的上访时，我单位找到了我住在北京的一位学生家的电话，通知我，要我回县解决问题，不要在北京上访。
但我听从安排回到衡山后，经一年奔波，还是设有人愿意给我一个答复。
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在我的申诉递交800天后，我单位才给了我一份回复。（县里也表示没有任何其它回复了）。他们完全否认了我们家，在极“左”路线下受到的迫害，并要我“后果自负”。正是这份回复，使我下决心将我的回忆录公开，我只有让社会给我一个公道了。
2006年9月，我将我的回忆录，增写了一篇“前言”，和一些申诉材料，在凤凰网凤凰故事上发表了。引起了极大反响，管理员将我的回忆录长期置顶公示，不少网友评论、转载，也引起了我地一些人的不满。后来凤凰网又不知道为什么，把我的一些文章打入了回收站，连我自己也取消了打开自己岁月沧桑网页的权利。这一下更让我恼火，我又于2008年2月，在新浪网上，用实名开了我的博客，发表了我的回忆录《岁月沧桑》。
根据一些朋友的建议，现在我又把我的回忆录《岁月沧桑》作了一次较大删改，将我参加工作后的全部内容和文中无关主题的一些文字删除了，恢复了一些原来因某些原因而未发表的内容，穿插了一些我们家的历史照片，重新发表完了我的回忆录。
一个絮絮叨叨可怜的老人,只想在自己有生之年能够获得国家的精神赔偿，看到国家对哪个历史时代犯错的道歉，那怕这与一个家庭终生的苦难比起来微不足道，但还是能给后人有些安慰，对社会有个说法，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连这一奌都不可能做到的话，那真太让人失望了。经过多年申诉无果，现在我越来越搞不明白，有多少像我父辈样选择了投奔新政权的人，他们的选择到头来是对还是错？！
尹林生
2011年 3月 4日于衡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