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泪
马进
四九年夏天，我刚升入朱家洼小学四年级，解放青岛的炮声由远而近地响了起来。解放军从家乡东岭上，势如破竹般压过来，节节败退的国民党军队也在学校周围构筑工事，学校只好关门停课。
也在这一年，我娘因病无钱医治而死去，三个月后，我爹因娘死家破，负债累累，悲痛交加，用一根绳子吊死在厢屋的一个橛子上，也了结了自己的一生。家中只剩下我们兄弟三人，我成了没爹娘的失学孩子。
一个炎热的午后，一个身着土黄色军装的女同志突然来到我家，家里人见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兵到家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都惊疑地忙站起来望着她，不知说啥好。
只见她一边擦着脸上的汗水，一边操着南方口音，叫着我的名字问道这是不是我的家，并微笑着介绍自己是学校新来的老师。一家人这才放下心来，知道她不是军人，是新来的八路老师。
因当时家乡刚解放，人们对党和新政府不很了解，就是见到八路老师也很拘谨。但新来的女老师很实在，坐在炕头上和家里人啦起了家常。当知道我父母刚刚过世时，她脸上立时流露出难过的表情，用同情的眼神望着我们。她那和善的面容，亲切地言谈，不仅很快解除了家里人的疑虑，也一下子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她说这次来家访，主要是动员已失学的孩子抓紧去学校复课。现在解放了，是新社会，人人都得受教育，国家要建设，需要有文化，不上学不行。她说着把我叫到她跟前，问我多大啦，在家都干些什么活，边问边拉起我那双黑乎乎的脏手，毫不嫌弃地握在她那双雪白的手心里。还说她来时曾问过别的老师，说我是个用功的好学生。我怯生生地低着头不敢看她，但心里觉得好温暖。临走，她又亲切地对我哥说：“小兄弟还不满10岁，正是上学的年龄，千万别让她再失学啊！”她走后，我哥感动地说：“真没想到原来八路老师这么关心人！”第二天，就让已失学大半年的我又回到了学校。
这位冒着炎热，步行好几里山路，亲自登门家访，让我又重新获得上学机会的恩师，她就是王玉文老师。听说她是从部队教导团转业来支援地方教育的，记得在一次“忆苦思甜”会上，她讲她的身世从小就很苦，当过童养媳，15岁就投奔革命，参了军，她手背上有块伤疤，是在一次战斗中留下的。当时和她转业同来校的还有郝登九校长。他们两人都是军人打扮。王老师30多岁，但看上去已不年轻了，那张饱经沧桑的脸上，总是挂着忧伤的神情。她爱穿一件肥大的已洗得褪了色的列宁服，两排纽扣总是扣得整整齐齐，严严实实的，有时戴顶军帽，看上去既朴素大方，又有几分威仪。
她给我们四年级担任班主任，教着全校音乐课。她会唱许多革命歌曲，唱起歌来，脸上的表情总是随着歌词的内容而变化，时而激昂，时而低沉，时而欢快，时而忧伤，同学们都愿意听她唱歌、教歌。那时差不多每星期她能教会我们一首新歌。校院里有块黑板，她用粉笔连词带谱抄在上面。一到课外活动时间，她一手打着拍子，一手拿着一截柳枝条子，指着黑板，反复地教我们唱。
那位新来的郝校长也是个好歌手。每逢星期一上周会，全校师生大集合，会前，他领着几个班，王老师领着几个班，对着唱歌。当时叫“拉歌”，当王老师领着我们唱完一首歌后，郝校长亮着大嗓门，高喊：“好不好！”同学们齐答：“好！”郝校长又喊：“妙不妙！”学生又齐答：“妙！”校长又喊：“再来一个要不要！”“要！”我们一片欢呼声，接着又紧跟着一片哗哗的掌声。这时，歌声此起彼伏，会场一片欢腾。有时也请王老师独唱，当她独唱时，全场鸦雀无声，都浸沉在她那娓婉动听的歌声中。王老师的歌像一条清亮亮的小河，滋润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田。
跟着王老师那一年，我至今觉得后来大半辈子学的歌，也没有王老师那一年教的歌多。如“团结就是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高楼万丈平地起”、“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二呀么二郎山”、“兄妹开荒”、“家有二亩地呀，种上大地瓜”、“嘿啦啦、嘿啦啦，天上飘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等等歌曲，至今我能从头到尾唱出来的，都是王老师那年教的。现在回忆起这些歌声，虽然离我已经很遥远了，可是多少个静夜，那激越的旋律，仍在频频地敲打着我的心房。
就在我跟着王老师“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时候，一场意料不到的灾难降临到我头上。我突然得上了霍乱病，危在旦夕。说来也怪，先得这病的是我后邻一个和我一起上学名叫永聪的小伙伴。当时农村医疗条件极差，人们说“霍乱病，两头挣，挣不过来就丧命。”结果不几天永聪就死了。死前，我因经常去他家叫他上学，他死的那天夜里，突然不是人声地叫着我的名字，一声声叫得很凄惨很瘮人。我隔着窗断断续续地听到他凄惨喊叫我的声音，我爬起来就悠悠忽忽地往他家走，被老哥一把拽住，厉声喝道：“你不要命了，没听见他在阴间索你的魂！”说着拉过一床被来严严实实地蒙在我身上，让我藏在里面别出声。老哥的举动，使我更加害怕起来，心里怦怦直跳，难道他死了，还真地要叫我去作伴？
果然，他死后第二天，我得了跟他同样的病，上吐下泻，肚子痛得打滚，没几天就眍䁖了眼，躺在炕上爬不起来了。老哥嫂眼看我瘦成一把骨头，心痛地光守着我掉泪。西屋大嫂过来看我，一看我瘦成这般模样，流着泪对我哥嫂说：“兄弟不行了，快去买点好吃的，让他吃点，也算没白来世上一趟，准备后事吧！”老哥摘下一扇屋门，放在天井的阴凉处，把我从炕上抱下来，放在门板上。我神志恍惚地躺在上面，面前放着几个瓜果梨桃，像祭奠死人的供品，苍蝇在上面肆无忌惮地噬着。一缕缕夕阳的残光，像殷红的血，洒在我黄表纸样的脸上，恍惚中看到有香火在我面前缭绕，老哥嫂正跪在那里，为我将要熄灭的亡灵祈祷。
不知过了多少时辰，我从昏迷中醒来，意识到自己还活着，隐隐听到又有人在呼唤我的名字。那声音听起来像是从很遥远的地方飘过来的，细细的，悠悠的，似一支来自天外的神曲。我艰难地慢慢睁开眼，看到一个人正站在我面前，一面轻声细语地唤着我的名字，一面缓缓弯下腰来，把她那温馨的面庞，俯向我那蜡黄的脸，贴向我的腮旁。
她是谁？是娘在唤我吗？娘已不在人世了，不是娘又是谁呢？我又在昏昏迷迷中闭上了眼。“兄弟，快睁睁眼醒醒，是王老师来看你啊！”嫂子的声音。王老师来了，我在冥冥中又睁开了眼，哽咽着叫了声老师，想说我不行了，快死了，却说不出声来，像孩儿见了久别的亲娘，委屈得一头歪在她怀里，失声痛哭起来。王老师偎靠着我，边给我擦眼泪边安慰我不让我再说话，而她自己的泪水却象断了线的珠子，顺着她的面颊止不住地往下流，一大颗一大颗滚烫的热泪，无声地滴落在我的脸上，流进我童年的心灵里。
当天，她去请来了一位老中医为我诊了脉，开了药方。翌日清晨，便急匆匆地提着一大包草药来，进门就让我老嫂快煎药。药煎好后，她和老嫂两人扶着我，拿起匙子一口口喂我。那药太苦了，我只喝了几口，实在难以下咽，“哇”的一声吐了她一身。她温和地说：“药苦才治病，再苦你也要坚持住啊！”她一面让嫂子卡着我的虎口，预防再吐，一面端着碗，一手扶着我的背，用信任的目光望着我，像娘哄孩似地哄着我，让我一口口地把药喝下去。
一连吃了王老师送来的三副草药，病情立见好转。在我病重的那段日子里，她如亲娘牵挂着自己的孩子一样，天天来看望。每次来还给我带些好吃的，并搀扶着我在天井里来回走动。她穿着那件褪了色的列宁服，走起来很轻盈，至今我还想着她那低垂的秀发，在我头顶周围晃来晃去的样子。一想起她那搀扶我的身影，我就想起死去的娘。是她在我生命垂危的时刻，给了我博大的深厚的母爱，是她把我从死神手中抢救出来，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王老师不是亲娘却胜似亲娘啊！
后来，我小学毕业，进了中学、大学，参加了工作，从此远离了家乡母校，也远离了王老师。记得文革期间，我回母校去看她，这位战争年代立过功勋的老革命，也没逃过这场劫难。当时她正在挨批斗，我看见她当年乌黑的秀发却变成了满头白霜，瘦削的脸上枯藤般爬满了皱纹，步履蹒跚，本来就身体羸弱的王老师怎么能经得起这般磨难。我忍着揪心的难受，上前去搀扶她，含着泪叫了声王老师，满心话想向她倾诉，却说不出一句来，强忍着哽咽。她忧心忡忡地看着我，也象有很多话要向我说，从她那忧郁的眼神里透溢着无比的悲愤和坚强。当时环境不允许我多待，临别时我深深地向她鞠了一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她。可是万没想到这竟是我与王老师的最后一别。
又过了几年，我回老家去看她，怎么也打听不到她的地址，问及当年的同学，说是她已作古了。可是我怎么也不相信这是事实。在后来漫漫的岁月里，我常常反思随想，如果当年王老师不去家访，我不就是个失学的玩童，和父辈一样的文盲，还会有我今天的前程吗？如果当年我重病在床，生命垂危，不是王老师给我去抓药，治好了我的病，至今世上还会有我这条生命吗！有道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可是王老师在我身上的恩情，我就是用千万个“涌泉”能报答得了吗？！
更使我感到痛心的是，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恩师了。这使我想起余秋雨先生在《老师》一文中的话：“天地间最大的人情失衡，第一产生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第二产生于老师与学生之间。子女和学生痛切地发现这种失衡时，大多已无法弥补。”此时此刻，我只能以感动生命的至情，为恩师的在天之灵而祈祷和祝福，来寄托我永远的感激和深深的哀思啊！
2001年4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