橛子
马进
有年春节，回老家过年，和老哥偎在炕头上，边喝酒边叙家常。酒量不大的老哥沾酒就脸红，说话也格外爽快。当说起爹生前的一些往事时，老哥说：“兄弟，我给你看样东西。”说着从炕上站起来，伸手往后窗上面的搁板里去掏。我知道，凡老哥认为珍贵的物件大都放在那里，外面用布帘子挡着，不让别人乱动。
老哥从里面掏出一卷东西，外面用布包着，珍重地放在炕头上。他将外表已褪了色的那层黑布，慢慢地抖开，里面又露出了一层白布，当抖尽最后那层白布后，显露出来的是个极普通的旧木橛子。
我疑惑地凝视着它。老哥没说话，一脸的庄重，他看着我，说：“咱爹就是在这个橛子上吊死的。”
“爹就是在这个橛子上吊死的？”我惊疑地用双手捧起它，紧紧地抱在胸前，细细看着，嘴里念叨着老哥的话，在心里默默自问，爹！这么小的一个木橛子，怎么就能死了呢！
爹死那年，我才九岁。听村里人说，爹年轻时候，是条汉子，为人厚道，庄稼活样样精通。他出事的那天，是个有雾的早晨，他正在南洼刨地，一队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队杀气腾腾地突然从西山上压过来，因雾大看不清，他来不及躲藏，就被他们井筒般围了起来。一名鬼子军官用枪指着他的头叽哩哇啦地吼叫，后面的翻译说：“太君问你看到游击队没有？”他摇摇头，没有答腔。鬼子军官瞪着一双恐怖而又布满血丝的眼睛，转着圈子朝他上下打量了一阵子，突然举起指挥刀，吼道：“你的游击队的干活！”他还是摇摇头，表示不是。恼怒的鬼子军官又突然打了个手势，两条张着血口的大狼狗扑上来，朝着他就下了口。顿时，鲜血顺着他的双腿往下流，可怜的老爹浑身成了血人。
原来那天夜里，崂山游击队偷袭了日本宪兵队四分局，炸了鬼子的军火库，抢走了一大批枪支弹药，天亮前返回了崂山里。气急败坏的鬼子连夜出来搜巡，没有抓到游击队，却把我爹抓走了。
“咱爹叫宪兵队关在大狱里，灌凉水、烙铁烙、皮鞭抽、用电过，受了那罪了。”老哥的话，使我依稀想起爹的那双脚，一到冬天就裂深深的血口子，往外流血水，痛得不敢走路。只好让娘一边往脚上抹些蜡油，一边用针线缝那些口子。至今记得娘在油灯下小心翼翼地穿针走线，爹疼得咬着牙扒在炕头上用拳头拍打炕沿的情景。老哥说：“那都是当年被鬼子用烙铁烙了后又泼上凉水炸出来的病！”
“后来爹是怎么死里逃生的？”我问老哥。
“是花钱保出来的。”老哥说，“当时娘愁得没法，只好卖了地和家里所有值钱的物，换了60块大洋，买通了翻译官，爹才九死一生。”
看到被鬼子折磨得遍体鳞伤的爹回来了，一家人悲喜交集，抱头痛哭了一场。本来身体很弱的娘，经过这场劫难，不幸又得了痨病。爹为了给娘治病，虽已倾家荡产，还是又把仅有的几亩地卖了，却没有治好她的病。从此，他精神上经不起人亡家破的摧残和打击，娘死后的三个月，他就在这个橛子上，以死解脱了自己的一生。
“每次看到这个橛子，我就想起咱爹。他是被国难家仇活活逼上绝路的。”老哥擦擦眼泪说：“兄弟！人活在世上不容易，要争气，别忘了咱爹是怎么死的。”
我深深地记着老哥那语重心长的话。从那以后，已经是三十五年过去了，我一直未敢忘却过。
原载1995年9月1日《潍坊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