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恩师那片情
马进
一
我知道浩然老师，先是从接触他的作品开始的。那是五十年代末期，我还在青岛读师范，就读了《喜鹊登枝》、《老来红》、《夏青苗求师》等短篇佳作。后来又读了他的《苹果要熟了》、《箭杆河边》和选入课本的一篇范文《一匹瘦红马》。当时，对浩然老师没有半点认识，更不知他会成为文坛巨人，只感到他的文章朴实无华，易懂易记，他写的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那些真善美好的心灵，读后常常让我感动不已。于是，就常常去阅览室，翻阅有关报刊杂志，专找浩然的文章。记得当时的心情是，一眼看到“浩然”两字，眼前就忽啦一亮，心里就一阵火热。许是我也是农民儿子的缘故，反正一读起他那带有浓郁乡土气息的作品来，就摘不下眼，觉得格外亲切感人，常常是饭不吃，觉不睡，也得一口气把书读完。
后来，我从省干校分配来昌乐工作，当得知60年他就在本县东村劳动过，他的《送菜籽》、《车轮飞转》、《太阳当空照》等作品都是在我工作过的高崖写的时，就更引起我对浩然老师的亲近和向往。再后来当拜读了他最具时代精神的长篇巨著《艳阳天》、《金光大道》之后，浩然的名字，从此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认为他是中国当代文学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不禁对他生出了深深的敬意。常常想，这位大师级的作家，是个什么样儿，他脑海里怎么装着那么多苍生百姓的故事呢，他手中握的是支什么样的神笔啊！有朝一日，如能见上一面，亲耳聆听他的教诲，那该是我多大的福份啊！
该当我与浩然老师有缘。那是25年前的一个春天，我在昌乐城关公社党委做秘书工作。一天上午，公社召开的抗旱双保会刚散，前东村支书田志琴就跑来找我。一见面就恳求地说：“替俺爹写封信吧！”我说：“你爹什么要紧的信，让我替写，写给谁啊？”他说：“给俺梁叔。”“梁叔，哪个梁叔？”我又好奇地问。“就是作家浩然嘛！”她有些兴奋地忙向我介绍说。
“作家浩然？”我一听，突地一楞。一面惊奇地望着她，一面也兴奋地重复着浩然的名字。原来浩然姓梁，当时东村的乡亲们都习惯地称呼他“老梁”。她认真地点点头，自言自语地说：“你说怪吧，梁叔是60年春来，年底走的，离俺村17年了，时间不算短吧，可俺爹俺娘到这还唸叨他，俺爹说作梦都梦着他。我真担心他别魔魔症症的想出病来。”
听了她的话，我在心里嘀咕，浩然可不是一般的作家，那是我国文艺舞台上的一颗巨星啊！一个普通百姓给这样的名人去信，算怎么回事？再说又不沾亲带故，就是去了信，人家能回吗？我带着怀疑的目光望着她，一时不好表态。她看出我的疑虑，忙又说：“俺爹说他准能回信。就是不回，也了却了俺爹的一桩心病。俺文化低，写不好，就求您秘书了。”
我一时不好扫她的兴，只好勉强答应下来，但心里还是没有底。过了两天，正好去东村开抗旱现场会，刚进村头，就遇上李福德的老伴赵墨兰在压碾。她颠着一双小脚来到我跟前，说：“听志琴说，托你给老梁写信，老梁可是个好人哪！”老人说着说着便用袖口擦起泪来，很动感情地向我诉说那年浩然来时，她怎么犯了胃痛症，浩然又怎么花钱抓药治好了她的病。“人家老梁在俺身上有恩啊！你去信也替大娘捎个话儿，就说俺全家人想他哩，叫他有空带着媳妇和孩子来吧……”
我被老人对浩然那种淳朴的乡土亲情深深打动了。于是，带着乡亲们对他那朴素而诚挚的感情，也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连夜替他们代笔写了信。
当时浩然正在河北省密云县日夜兼程地赶写《金光大道》第四部。当他收到这封从北京转去的代笔信后，立即写了回信。同时还给我寄来他亲笔签名的一本文学创作方面的学习材料，给田志琴寄来了《小猎手》、《欢乐的海》两本他刚出版的书，也在扉页上用红圆珠笔签了名。
这真是没想到的事啊！我捧着那本学习材料和签着浩然名字的大牛皮纸信封，激动得一把将它拥到胸口上，一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不几天，老队长田敬芳来公社见我，带着感激和自信，把信郑重地递给我，笑呵呵地说：“怎么样，我说老梁一准能回信嘛！”
我接过信后，仍是异常激动，真没想到浩然能回信，没想到回得这么快。心想，还是东村的乡亲们理解浩然啊！见信如见人，我捧读再三，反复回味，因为这封非同寻常的信，把作家和东村乡亲17年的关系又连了起来，就像浩然老师又回到了东村一样。
“你们怎么和浩然那么亲热？”我读完信后，心情还是难以平静，于是就问他。他说：“老梁这个人，你没见过，不了解他。他天生一幅热心肠，心底善良，和人实在，尤其和我们庄户人知心投脾气，说话办事不虚漂。60年在俺村下放劳动时，他任支书，我当队长，比我小4岁，成天在一块儿干活，熟了，就称兄道弟。当时，大伙儿不把他当作家看，觉得他就是俺队里的人，一个值得信赖的好书记。那年大伙都挨饿，他也吃不饱，记得临走，我叫老伴给他们每人烙了一个小面饼子，又把院里的一棵石榴全摘下来，放在他们的行李包里，好在路上吃。没想到浩然在火车站发现后，又和高莽急霍霍地跑着送了回来。唉！都这么些年了，大伙还常常唸叨他……”
我默默地听着，默默地感受东村乡亲和浩然之间那种深情厚谊的内涵。于是我提出把信和地址留下，主动要求凡给浩然的信，我都替他代笔。25年来，这封信我一直替老队长珍贵地保存着。99年7月，当县政协编纂当代作家文库《浩然与昌乐》一书时，没想到这封信竟成了十分珍贵的文史资料。
二
我真正认识浩然老师，是在83年夏秋之交。记得他是去烟台开会，返京时来昌乐的。也是他从60年离开昌乐，经过了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第二次踏上了他眷恋着的昌乐故土。当我得知他到来的消息时，心情异常激动，心想，多年来梦绕魂牵地想见一面，这次可别失去机会啊。于是，我找出那年他给我寄书亲笔签名的那个牛皮纸信封带着，又给文化局负责接待的郭局长打去电话，当得知晚上浩然老师在宾馆可以接见时，我抑制不住腾腾地心跳，赶紧一溜小跑地来到他下榻的宾馆房间。
当时，他正坐在沙发上和建华交谈，建华见我进来，忙向他介绍。我急忙上前伸出双手，问候梁老师好！他立即站起来，打量了我一眼，热情地把手伸过来。当他看到我手中那个信封时，我忙解释说：“那是76年替老队长给您写信，您回信给我寄来学习材料时用的。”他的眼神一亮，似乎想起了什么，紧紧握着我的手，叫着我的名字。
当我握着那只温暖宽厚的手时，突地觉得一股热流从浩然老师的心间流到了我的心间。这可不是一双平常的手啊！就是从这双手中，奉献出了数以百万计的文字，谱写了上千篇的精美华章，描述了中国农民近半个世纪的历史风云，刻画出了一个个崇高的艺术形象，感染和激励了几代中国人。
他热情地让我和他同坐在一个沙发上，面对面地亲切交谈起来。那年他五十一岁，理着短发，两鬓略显斑白，但看上去还是那么年轻。两道乌黑的浓眉下，闪动着一双睿智有神的眼睛，眉宇间凝聚着一股正直诚挚的神情，清瘦的脸上，总是带着坦诚淳朴的笑容。他身着一件土黄色的短袖衫，脚穿一双旧式的塑料黑凉鞋，他说还是拣的儿子的。他说话，不像官场上的人那样善言会道，没有粉饰的意味，也“不设防”，尽说些掏心窝的话。言语中透着真诚直率和宽容，让你觉得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真实。别人说话，他总是谦恭地倾听，让你感受到一种虚怀若谷的谦逊。
望着面前的浩然老师，觉得他是那么和蔼可亲，那么平易近人，没有半点大作家的架子，倒很像一位来自农村比你大几岁的老兄长。我在心里暗暗叹服，这才是大家风范！在推心置腹地交谈中，原来那拘谨的心绪顿然消失，我不知不觉又一次握起浩然老师那双温暖的手，觉得彼此之间的心十分贴近，一种一见如故挚友般的感情，油然萌生在我的心头。
不知不觉浩然老师竟与我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夜已深了，不能再过多地打扰他了，我起身告别。走在回家的路上，回味着他刚才的谈话，我默默地想，这是一个正直高尚的人，一个忠诚的文学战士，一个为文学事业倾注毕生精力，做出杰出贡献而却不尚浮夸、谦逊严谨的作家，一个人品艺德并重的真正的艺术家。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浩然老师给予我的深刻印象。后来我专门写了一篇《我是农民的子孙》的文章，刊登在《花圃》报刊上，记下了当时初识浩然老师的印象。
第二天上午，我正在学校开会，接到县委宣传部长王守纪的电话，说浩然要去看望东村的乡亲，要你也同去。我放下电话，心头忽觉倏地一热，明白了。当时陪同他活动的都是县级的主要领导，让我同去的这份殊荣，显然是浩然老师对我的关爱。于是我激动地骑上车子就往前东村赶。当赶到时正碰上他和几个老乡亲在一起亲亲热热地交谈，一见到我，就亲切地招手，让我陪他一块见乡亲。原来我想像，让支书下个通知，把几个当年的老乡亲一块叫到大队办公室，让他见见面谈谈心就是了。然而，没想到浩然老师是怀着“少小离家老大回”那种赤子般的虔诚，亲自登门，一个门口一个门口地拜望老房东和乡亲们。
记得那天当他走进田敬元老人的家时，年逾古稀的老两口正在院子里剥玉米，当两位老人看清来的竟是23年前下放劳动的浩然时，急忙起身，浩然立即上前双手扶起老人，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两双慈祥的眼睛相互对视着。老人激动地说：“老梁啊！那年你在俺村为大伙儿受了大累，乡亲们常唸叨你，对不住你啊！你走的时候，我送你到村东的槐树林里，你挥着手说，回去吧，回去吧……你怕我送远了，怕我掉泪。没想到，二十多年了，你还来看我……”老人哽咽了，浩然的眼里噙满了泪花，在场所有人的眼里也都湿润了。
浩然和老人坐在院子里促膝谈心，嘘寒问暖。此刻此情，浩然就像出远门多年刚回到家来，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我赶紧打开照像机，拍下了他们的合影镜头，留下了这永恒的瞬间。
来到街上，他边走边深情地说：“他就是我深深敬爱的《艳阳天》里的‘马老四’的人物原型。当时规定，晚上护坡值班的每人二两瓜干面，可以煮点粥喝。但这位老人每当煮好粥后，他就借故离开，让出来给我和看坡的吃。当时他能暗暗地将活命的口粮，让给我们这些跟他非亲非故的人，在那差一口饭就能饿死人的非常时期，这是何等的心肠，何等的品德呀！当我动笔创作《艳阳天》时，就很自然地联想到这位给过我爱，也使我对他产生了爱的东村大队的老保管员，所以书中的‘马老四’形象就诞生了。”无怪，那次他在离开东村时欣然提笔，动情地留下了这样的肺腑之言：“我爱东村，东村爱我，永世不忘这块土地，对我艺术生命的哺育之恩。”
那天，他不顾疲劳，挨家挨户走访了大半个村子，当转下来时，天也快黑了。领导考虑别累着他，及早派车来接他回宾馆休息。可是被他拒绝了。晚上他就住在老房东家里。当年，老房东田守业一家，“筷子夹骨头——三条光棍儿。”浩然和他们一起度过了那艰苦的年月，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田守业和田明金已不在人世，他就跟房东的小孙子，现在的村支部委员田敬富睡在一张床上，两代人啦不完的呱，一聊就是大半宿。
在走访中，我亲眼目睹了浩然老师和那些普通百姓们，原来是那样的情浓谊重，相形之下你会时时感到惊奇，感到惭愧，同时你的胸中也会油然鼓荡起一股浓浓的美好乡情，使你沉浸其中，从心灵上受到深深的震憾和触动。
记得90年9月，浩然第四次来昌乐探望乡亲时，是带着他的爱女梁春水来的。白天又是带女儿一个门口一个门口地拜访认亲，并把自己从北京捎来的名烟好酒、糕点罐头等礼品，一一送到乡亲们手中。我又一次亲眼目睹，当这些普通老百姓从浩然手中接过礼品时，就像捧着一颗滚烫的心，不少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不知说啥好。
这次走访，他没有见到老乡亲李福德，原来他从去年就到昌乐镇中看大门去了。那天晚上，浩然在宾馆送走了最后来访的客人，悄声对我说：“走，你领我去看看李福德吧。”我说：“天这么晚，路又远，明天去不行？”他说：“明天日程安排是去高崖水库，我怕这一错过，就见不上他了。”“好，我马上安排车。”他说：“不用，就走着去好。”就这样，他让春水带上一包礼品，我们三人在没有路灯的街面上，约摸走了半个小时。
当来到镇中门口，我上前叫开传达室门，李福德和老伴敞门一看，万万没想到，浩然带着女儿来了。老俩口当场激动地说不出一句囫囵话来，光一个轻地让浩然屋里炕上坐。当时一间小矮屋被土炕锅灶和杂物就占去了一大半，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满屋里弥漫着难闻的气味。老两口很感过意不去，赶紧把尿盆拿出去。可是浩然毫不嫌弃，就像是到了自己的家，把外套一脱，往炕头上一坐，倚着他们的被褥，就让女儿过来认大爷大娘。
李福德的老伴赵墨兰，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拉着春水的手，叫了声“闺女”，眼圈子就红了。望着浩然，说了声：“老梁，当年你救了嫂子一命啊！今天，又带孩子来看俺……”他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我想起14年前，这位老人就让我写信捎话儿想浩然，今天浩然带女儿来了，她能不激动吗，60年在那饥馑的年月里，她得了胃痛病，又无钱医治，望着炕沿下四个没成人的孩子，光抹眼泪，躺在炕上大半月起不来了。是浩然临走前到家中看望，掏出身上仅有的三块五毛钱，为这个将要破碎的家留下一线希望。李家用这三元五毛钱抓了药，竟治好了她的病。就是这看似微不足道的三块钱，救了一个庄稼女人，也救了老老小小一个家庭。从此，她把浩然的救命之恩，刻在心里，刻在以后的日子里。记得83年浩然来时，半夜乘火车返回时，这位老太太带着一塑料袋子剥光了皮的还热乎乎的鸡蛋，让儿子用小推车推着她，跑四五里赶到车站，去为浩然送别。今天浩然又专程登门来看望，她的心情怎么会平静呢！
还有李福德老人，他曾不止一次地向我唸叨过，60年他和民工们去高崖出伕修水库，浩然在高崖写水库史。“中秋节的前一天，老梁拿着烟，带着酒，还有一斤月饼，从水库指挥部冒着雨，走了五六里山路，赶到石家河东村民工的住处，来看望大伙。烟是金奖牌的，酒是景芝老白干，别小看这些东西，都是定量供应下放干部过节的，平常根本买不到。老梁舍不得自己用，把他那一份拿来分给了大伙。月饼一直放在床铺下，是留给房东两个孩子的。一个月后要回东村时，真可惜，月饼已长了毛……大伙至今还想着老梁的这份情义。”这些往事留在李福德的记忆里，30年没忘，连牌子都记着。
有道是群众眼里有杆秤，能秤出人心的分量。老人对浩然的感激之心，30年没忘；浩然对老人的牵挂之情，也是30年没忘。望着浩然和两位老人亲亲热热话家常的情景，我扪心自问：人生有几个30年，浩然和农民，农民和浩然，这人心的分量，你秤得出吗？！
当浩然和两位老人依依惜别时，夜已经很深了，街上只见他们父女相依的身影。他边走边耿耿于怀地感叹着：“你看看，我的这些老乡亲，不是给人家看大门，就是扫大街（他指的是老乡亲吴国瑞）。有的至今还住着六十年代的老草屋，都这么些年了，他们的日子怎么就不能好一点呢……”又悄声对我说：“我要单独请请他们，再听听他们的心里话，你替我召集一下……”
时隔10年了，浩然老师的这些话，就像昨日说的，至今萦绕在我的耳旁。92年12月来昌乐又去看望了一趟老人，可是仅仅事隔半年，93年6月25日，浩然突患脑血栓住院，东村的乡亲得知后，6月29日立即赶往通县一家部队医院看望。浩然正躺在床上输液。他突然想起什么，问道：“李福德老两口身体怎样？”“老伴刚刚去世。”同去的郭建华局长告诉他。“啊？！”浩然震惊，似乎不相信是真的，急切地问：“什么病？”“肝癌。查出来已经是晚期了。”浩然哭了。两行热泪夺眶而出，伴着无声的抽泣，一滴一滴的泪水浸润在洁白的床单上……
老人的去世，给浩然带来了无限的悲痛。大家看到浩然如此的伤心，都深感不安，又后悔莫及。一时忘了，不该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他，因为他也刚刚脱离危险，还躺在病床上输液啊！
三
在与浩然老师十几年的交往接触中，使我感受到他心里总是装着两部分人。一部分就是那些普普通通的农民百姓，尤其那些穷者、弱者和老者，常常牵动着他的心。再一部分就是那些爱好文学无门可入的广大业余作者了。
众所周知，这些年来浩然不顾多病的身体，把大量的精力和心血投入了他的“文艺绿化”工程。为实施这一工程，他携老伴到离京70公里处的三河市安家落户，在那里为培育扶植文学新人，把这作为自己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甘为人梯地伏下自己的身体，让文学青年踩着他的肩膀，向上攀登。经过十几年的辛勤耕耘，在他宝贵的心血汗水浇灌下，在三河这块原来文艺显得比较荒芜的土地上，培育出了一茬又一茬的生机勃勃的文艺绿苗。
当每次收到三河文联寄来的《苍生文学》，读着陈利争、朱立弘、阎少先、张桂茹等业余作者的作品时，我就想起浩然老师。一个年近古稀的革命老前辈，不惜牺牲个人的创作，拖着病体，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实施他的文艺绿化工程，这该是怎样的一个壮举啊！我想起当年鲁迅先生曾为扶植文学青年，付出过汗水；如今，浩然老师把这纳入一项系统的“工程”来做，我不知道当今还有谁这样做过。我还想起，浩然老师倾其身心扶植文学新人，难道仅仅光在三河吗？
其实，我作为一个远离三河千里之外的业余作者，深深感到浩然老师是走到哪里，就把“文艺绿化”的种子散到哪里。他和广大业余作者好似有种天然的感情，总是把培育扶植你看做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使命啊！
早在40年前，他下放我县劳动期间，就没有忘记这项使命，当时不少文学爱好者，都曾受过他的教诲和辅导。我曾多次听他们讲述过当年浩然老师是怎么手把手地教他们写作的感人事迹。
孙衍德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曾感慨地向我介绍说：“60年我在高崖民工团当文书，有幸陪着他跑遍了汶河崖上的所有村庄。这期间，他还创作了《送菜籽》、《婆媳两代》、《姊妹情》等几个短篇。他先让我看他的初稿，然后一遍遍地向我传授是怎么写成的，再手把手地教我如何从现实生活中挖掘题材，提炼主题，刻画人物……后来，他回了京，还没有忘记对我的辅导，给我寄来了他的《新春曲》和10多封鼓励指导的信，可惜文革中这些凝聚着梁老师心血的珍贵信件丢失了，但他当年对我的谆谆教诲，我一辈子感激在心啊！”
还有亓长禄同志。他说：“当年浩然老师来到我所在的阿陀民工团，总是白天劳动、采访，晚上写作。他住在矮小的工棚里，点上罩子灯，灯下蚊子叮得厉害，就披上床单，又热得满头大汗，也顾不得用扇子。有时盹了，就伸伸胳膊洗洗脸。一次，他在工地上教我如何进行采访，他和阿陀村民工赵贵然老汉多次交谈，并以他为人物原型，写出了《太阳当空照》的初稿，还谦虚地反复征求我的意见。他回东村后，又邀我和孙衍德到他那里做客，晚上就给我们传授他是如何把生活素材，经过提炼加工变成作品的。一直谈到下半夜才休息。后来我也学着写了篇《北岩镇逢集》的小小说，没想到竟在《大众日报》刊登了，这是梁老师手把手指教的结果啊！”他的话，使我想起90年浩然来时，还把当年对他修改加工的一篇底稿带了来，让司机两次去找他，准备送给他。谁能想到，为一个业余作者的一篇底稿，浩然老师竟保存了整整30年。
原青州市博物馆党支书时兴亭向我讲述了他终生难忘的一件事。“我原来在昌乐县委宣传部工作，也是个文学爱好者，常去见住在东村的梁老师。他不光指导你如何写作，还从思想上教你如何做人。当时我家乡是重灾区，母亲病饿而死，父亲得了水肿病，妻子准备领着两个孩子去要饭。我那时工资34.5元，社会上正刮着‘七级工八级工不如回家种沟葱’的退职回家务农风。我当时思想斗争很激烈，最后，还是决定写辞职报告，回家种地去。就在这时，浩然来县委开会，会后到我宿舍来看我。他一看我暗自流泪不高兴，忙问怎么回事？我原原本本把心里话全向他讲了。”
“他十分严肃认真地听完我的倾诉后，在表示深切同情的同时，对我要打辞职报告，回家不干革命工作的做法却表示坚决地不同意。为了打通我的思想，他向我讲了他的身世和家史，用现身说法教育我。当前困难确实不小，但困难是暂时的，我们一定要相信党和政府，会领导我们度过这场灾荒的。当前困难再大，你也要咬着牙把它熬过去，千万别打退堂鼓，更不能写辞职报告。他担心我再动摇变卦，晚上也没回东村，就睡在我床上，又和我啦了大半夜呱，直到把我的思想安抚过来为止。”
“我现已退休，享受国家干部的一切待遇，过着幸福的晚年。这都是托了当年浩然老师的福啊！”他感激地说，“是他，在我人生的十字路上，为我指出了一条正道，是他，坚定了我为党工作的信念，使我受益终生，才有了今天的一切啊！83年他还专程来青州看我，赠我一幅‘不忘当年山水情’的条幅。人心都是肉长的。想起浩然老师对我的恩和情，真是比山高比水长，今生今世我忘不了啊！”
一个叫秦贞媛的农民女作者，来县府找我，一见面就问：“听说梁老师到俺村来找过我，你陪着去的，是真的吗？”我点点头说：“梁老师那次来，除看望老乡亲，就是业余作者。那天，他从县城跑100里山路，专程到你村石家河，想见见你了解一下情况。因你不在家，只见了你村的支书，又去李家庄看望了李祥才（也是一名农村业余作者）。”
她听后，眼里就汪满了泪水，说：“真没想到都快30年了，梁老师还记着我这个不争气的学生。我那时在二中上学,学校请他来给我们上辅导课，从那，我就迷上了文学，好多次拿着稿子，不管他忙闲地去高崖水库找他看。每次他都像老师给学生批改作文那样，逐字逐句地给我修改、讲解。可惜，梁老师后来走了，我这个徒弟不成器，辜负了他的一片苦心，要是梁老师不走就好了……”我看到她那富有表情的脸上，充满了感激、无奈和惭愧。
我曾统计过，浩然从60年开始，到83年8月、87年8月、90年9月、92年12月、95年11月，先后6次来昌乐的行程中，都把培育和扶植广大业余作者，作为自己来的一项使命，不管再累再忙，都要拿出时间来接待业余作者。在6次暂短的行程中，他竟接待和举办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讲座达百余次，听他辅导讲课的不下数千人。
记得83年那次，他虽然在文化馆已对全县广大业余作者上了一天辅导课。可是我贪心不足，又邀请他再来当时我工作的单位，昌乐五中给师生们讲讲课。没想到，梁老师竟答应了我的邀请。我赶紧去县教育局，向当时的赵明琴局长汇报了这一喜讯。他一听，激动地说：“浩然是全国著名的作家，请他来校讲课，是全县教育上的一件大事，不能光你们五中独享，还有一中、二中、特师等别的学校来。这样吧，你负责请，我负责下通知，把全县重点学校的师生全都通知来听课，机会难得啊！”
记得那晚上，数千名师生把个县教师进修礼堂挤得满满的，浩然老师讲了整整四个小时，师生们围着他还是没听够。我送他回宾馆时，很过意不去地说：“梁老师辛苦您了，累坏了吧？”他说：“是累点，但心里高兴，我愿意为第二故乡做点牺牲，让他们借我点光，多出几个文学新人。”
他是个求真务实、说到做到的人。为帮扶那些该出书而出不了书的业余作者，他决定亲任主编，出一套《泥土文学丛书》。90年10月，他来昌乐参加完文化中心大楼落成典礼后，马上就实施行动，让我陪他去潍坊市委见当时的宣传部长郑金兰同志，让她把他的希望转达给市委的领导。并亲自为第一批出书的作者郭建华、郝湘臻、秦景林、王汝凯作了序。92年12月，当这套丛书出版后，他又不辞千里辛劳，从三河市赶到潍坊市，出席了《潍坊泥土文学丛书》的首发式。
记得他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老了，我还想写一点，我还有点‘光’，愿意让无路可走，无门可入的人借借这个光。我这样呢，可能牺牲点时间，少写两本书。我想我再努力，再写，象《苍生》这样的作品，也只能写一本。可是把北京郊区和潍坊市的作者们发动起来，那就不是一本两本的问题，那就“海”了——用北京的话说。”
这是浩然老师的肺腑之言。一个“海”字道出了他那崇高而博大的胸怀和心愿。为了这个心愿的实现，我又想起《苍生文学》秘书长王宝森同志说的：“谁也说不清浩然老师牺牲了多少休息时间，耗费了多少心血，度过多少不眠之夜。”就我们昌乐的广大业余作者而言，哪一个没借浩然老师的光，哪 一个没受他的培育和教诲，仅两年来就有6位业余作者出了新书，他不是作序，就是题字，这里面都无不蕴含着浩然老师的心血啊！
说起浩然老师的题字，心里既感动又惭愧。差不多他每次来，我和业余作者们都不管他忙闲，总要让他留下些笔墨作纪念。原以为只要是他的手笔，随便写点什么都行。可是，他每次题字，都极为认真，十分讲究，从不随便马虎，也不抄几句现成的唐诗宋词来搪塞应付。而是根据你的情况，联系你的实际，独出心裁地题一些极富哲理又勉励你进步的格言箴语，或将他这时期的写作感受摘录于你。所以，每次题字，他总是牺牲休息时间，待客人走后，把自己关在屋里，一丝不苟地来满足广大业余作者的要求。
记得95年他来时，从市县到乡镇，接待求教来访者不下数百人，都希望能得到他的签名和题字。他临走前夕，让我列好名单，把自己关在屋里，写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我到他房间一看，光文库的签名，一次就达七八十人，竟摞了一人多高，写好的题字铺了满满一桌子。老伴杨朴桥悄声说：“他昨晚又犯了高血压病，吃了两次药，才坚持写完……”
望着满桌飘香的墨宝，看到浩然老师那掩饰不住的倦容，我又感动又难过，后悔不该列这么多名单给他。抑制不住上前握住他的手，歉疚地说：“梁老师，累坏您了！”他笑笑说：“我不是书法家，一般不题字的，但我愿为那些无门可投的业余作者们鼓一把劲，助一点力。我走后，你替我分送下去吧！”
我打开那些题字看了看，几乎全是为业余作者们题的，没有一幅是为领导们写的。再看看那些文库扉页上的签名，都是十分工整地不是写着“某某同志批评，”就是“某某同志指正”，连最后落款的那枚红印章，都是端端正正的。不禁使我肃然起敬，一种发自肺腑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深深感到浩然老师不仅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更是我们做人的楷模。这位中国先进文化的忠实实践者，永远是我们心中一面不倒的大旗。
2001年1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