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的历史地位
姜太公是齐国的缔造者，周文王倾商武王克殷的首席谋主、最高军事统帅与西周的开国元勋，齐文化的创始人，亦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影响久远的杰出的韬略家、军事家与政治家。历代典籍都公认他的历史地位，儒、道、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被尊为“百家宗师”，这充分说明了其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和其思想理论的博大精深。
一、姜太公生平及其出生地之历史考证
姜太公姓姜或吕氏，名望、尚，字子牙，号飞熊，炎帝神农皇帝51世孙，伯夷36世孙。为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代太师，齐王，妻名申姜，共有13子（丁、壬、年、奇、枋、绍、骆、铭、青、易、尚、其、佐），女邑姜封周武王妃、皇后。B.C.1211年，殷朝庚丁八年已酉年八月初三日出生于今山东省日照市；B.C.1072年戊辰年，周康王六年，卒于周首都镐京，岁寿139岁。陵冢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周陵乡，距离文王陵1km；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姜太公祠内设有衣冠冢。
姜太公半生寒微，择主不遇，飘游不定，但他能动心忍性，观察风云，等待时机，终遇明主，辅佐姬昌，修德振武，以求兴周。周武王伐纣，太公为军师，牧野大战，灭商盛周，立了首功。周初分封，姜太公被封为齐国君主，他治国有方，创建了泱泱大国，遗风犹存，累世相续，为后来的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五霸之首而奠定了基础。
关于姜太公的出生地，文献记载不一，主要是东海说和河内说。
《孟子·离娄上》说：“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吕氏春秋·首时》篇说：“太公望，东夷之士也。”高诱注《吕氏春秋·首时》篇说：“太公望，河内人也。”《后汉书·郡国三》注引《博物记》云：“太公吕望所出，今有东吕乡。又钓于棘津，其浦今存。”《水经注·汶水》云：“（汶水）又北过淳于县西，故夏后氏之斟灌国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号曰淳于国。”《水经注·齐乘》云：“莒州东百六十里有东吕乡，棘津在琅邪海曲，太公望所出。”《水经注》引太公庙碑文曰：“太公望，河内汲人。”究竟何说为确，据史籍和当代有关专家的考辨，认为东海说根据较为确凿。东吕乡当为姜太公出生地。古代吕、莒本为一字，莒为周代国名，即为现在山东省莒县。东吕乡、东吕里在莒城东面，今属山东省日照市。汉张华《博物志》明确标出：“海曲城有东吕乡东吕里，太公望所出也。”西汉的“海曲’则为现在的“日照”。今人杨伯峻对姜太公里籍作了具体的考辨。他说：“阎若璩《四书释地续》云：‘后汉琅邪国海曲县，刘昭引《博物记注》云：太公吕望所出，今有东吕乡。又钓于棘津，其浦今存。又于清河国广川县棘津城，辨其当在琅邪海曲，此城殊非。余谓海曲故城，《通典》称在莒县东，则当日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即是其家。汉崔瑗、晋卢无忌立《齐太公碑》以为汲县人者，误。”（《孟子译注·离娄上》）所论有据、甚确。就是说，姜太公的出生地当今山东省东部黄海之滨的日照、莒县一带，亦正是司马迁所说的“东海上人’之义。据齐国国都，当今的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史记记载姜太公出生地为现今日照市。据姜太公分支后裔卢氏宗亲世界研究会（含韩国等国外卢氏）史记记载，姜太公出生地为山东日照市。当今中国研究姜太公的最高权威之一，中国国防大学著名教授，姜太公后裔姜国柱先生，经多年研究考证，确认姜太公出生地为山东省日照市。
还需要说明的是，在四千年前，日照市两城镇（距市区十八公里），是亚洲最大的城市。这是美国考古专家组同山东大学在实地联合考察半年之久得出的结论。作为一代伟人姜太公出生在这样的文化发达地区，应更合乎情理。经综合考证分析认为，姜太公出生地应为山东省日照市。
二、姜太公的历史地位
姜太公一生坎坷多磨而又轰轰烈烈、神秘莫测，确实称得上是奇人、奇事、奇男子。综观太公一生的建树，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都有卓越贡献，其中尤以军事最着，所以太史公言“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称得上兵家之鼻祖，军事之渊薮。
姜太公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全智全能的人物，也是中国文艺舞台上一位“高、大、全”的形象，还是中国神坛上一位居众神之上的神主。作为宗教的神仙，他是武神、智神，被奉为“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护佑神灵。
周朝从古公亶父起，就盼望能得到一个圣人……一位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贤才，来辅助周国实现灭殷兴周的任务，所以名太公为“太公望”，到武王执政时，又以“师尚父”相称，尊宠权贵无以复加。文王所命太公之“师”即“太师”，是西周王朝“三公”中的最高长官，既主军，也问政。时有“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之言，足见太公在周朝中的地位之重。
姜太公是一位满腹韬略的贤臣和非凡的政治、军事家，一直受历代统治者崇尚，这在《诗经》等唐朝以前的许多史料及文学作品中颂文颇多。
唐太宗即位后，外夷相侵，内患未除，政局动乱，国家面临着百乱待治，百废待兴的情况，为了达到“安人理国”的目的，便自称他是姜太公的化身，便在磻溪建立太公庙，他用这一举动告诉人们，他要象周文王访贤并重用姜太公那样的贤臣良将，他后来果然得到了一大批治世理国的人才，终于实现了“贞观之治”。唐玄宗为求国内安宁，需要像姜太公那样披肝沥胆，呕心沥血，忠贞不二的勤勉事主的人才，便于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敕令天下诸州各建一所太公庙。并要求以张良配享，在春秋仲秋月上戊日祭祀。每当发兵出师或各将领及文武举人应诏，都要先去太公庙拜谒。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追谥姜太公为“武成王”，成为中华民族“武”圣人。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为抵御外冠入侵，下令要求各军事将领必读《太公兵法》。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周西伯昌之脱羑里，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这就确立了姜太公是中华民族创立韬略理论开山祖的地位。
1972年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武帝初年的墓葬发掘出的《六韬》残简，来校勘今天存世的各种《六韬》版本和本注，说明了《六韬》一书，在汉武帝以前就流行开了，否定了《六韬》是古人伪托吕尚所着的怀疑，进一步证实了姜太公在军事理论上的著述是真实的。他在军事理论方面，在政治、经济斗争的策略思想方面，都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富的遗产，人们称他是兵家权谋思想的始祖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古代的兵论、兵法、兵书、战策、战术等一整套的军事理论学说，就其最早发端、形成体系、构成学说来说，都始自齐国，源自太公，所以说太公为兵家宗师、齐国兵圣、中国武祖是当之无愧的。可以说，没有太公理论及其所建立的齐国兵家，则不会有如此博大精深、智谋高超、理论完整、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影响巨大的中国兵学理论学说。今天，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的治国方略、用兵之道时，不能不重视太公的杰出贡献、思想价值。中国古今著名的军事家孙武、鬼谷子、黄石公、诸葛亮等都学习吸收了太公《六韬》的精华，太公的文韬武略被当今世界上的政治、经济、管理、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所借鉴。
太公治国，确立了“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治国方针，在齐国数百年的发展史上，代代相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确立了齐文化的历史地位。
太公已去世3000余年了，人民处于崇拜他的高尚人格，悼念他的丰功伟绩，以朴实的感情编造出他的很多神话故事歌颂他。说他曾在昆明山学道，后奉师命下山助周灭商，灭商之后又奉师命发榜封神。这在《太平御览》和《封神记》等书上逐步把他神化了。到了明代许仲琳为崇敬太公无法形容时便以神面化之编着了一部《封神演义》，把他说成是管天下所有神的神了，太公的神奇和威严，成为驱邪扶正的偶像了。这些虽然超出了历史的真实，但却反映出姜太公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姜太公思想
吕尚（姜太公）的文治武略影响深远。他不仅是开创西周的功臣，而且辅佐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朝之元老，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他的思想、理论、实践博大精深。
1、韬略鼻祖，千古武圣。
姜太公作为中国韬略鼻祖、千古武圣，其文韬武略、经国治军，理民化俗之论、之策、之术，都为后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为华夏民族所称颂、效法。
“兵圣”孙武及其《孙子兵法》饮誉中外，堪称兵法之集大成者，其军事思想亦不乏借鉴太公谋略之处。举例说明：如《孙子兵法·虚实篇》有“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之句，而以反映姜太公军事思想的《六韬》论着中《文韬·兵道》记载即有“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之句；《孙子兵法·计篇》中“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与《六韬·龙韬·论将》中“将有五材十过”，“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相近；《孙子兵法·计篇》称“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国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而《六韬·龙韬·论将》亦言“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等等。
有关姜太公军事思想的著作有《六韬》、《阴符经》、《太公兵法》、《太公金匮》等，但现存甚少。其军事韬略、战争谋略、战法战术、军队建设、战争准备等思想的高明、深邃、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全面性、创造性、开拓性，他不是单纯地就军事而论军事，而是从哲人智能的高度，以聪明政治家的眼光，将政治与军事、治国与理军紧密地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加以论述。这就使他的军事韬略、谋略颇具全面性、深刻性、精辟性，因而为历代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所推重，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六韬》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军事著作，在宋代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作为武学教本，成为武将们必读的兵书。二千多年来，《六韬》与其它“武经”一样，从先秦至现代，不断有人注释、讲解、校勘、阐扬，挖掘其思想宏旨奥义，吸取其思想精华，经久不衰，至今愈盛，充分展现了其光辉的思想价值和不朽的生命力。我们应当珍惜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使之在新时代更加辉煌。
2、权谋思想。《六韬·文韬·文师》最后有一段姜太公的话：“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这是太公“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灭商兴周的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权谋思想。因为，最大的权谋莫过于推翻商朝、建立周朝，奇取和建立国家政权是军事谋略的根本。这一思想，除《文师》外，在《发启》、《文启》、《顺启》等篇中也都反复论述这个道理。太公被封齐，建立齐国之后，推行的根本方针也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的思想。可以看出，姜太公认为，人的本性是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给予人以生利的是道义，能行仁义道德者，则能使天下人归服。因此，国君应当以天下之利为利，以天下之害为害，以天下之乐为乐，以天下之生为务。只有以仁义道德为天下兴利除害，使天下人与之共利害，同生死，共忧患，共苦乐，这样便可以收揽、固结民心，使万民归心、欢心。基于这种认识，《六韬》强调国君要行仁修德，泽及百姓，不可暴民、虐民，为已而害民，。只有这样，人民才能与国君同舟共济，拥戴国君。本思想亦在齐国的实践中贯彻、实现了这一思想。这是其它所有军事谋略家所没有的。可见，《六韬》一书的上述内容，与姜太公的军事谋略思想相符。
3、爱民思想。爱民之道，就是以仁义之道，修德惠民，使民和服。如太公所言：“敬其众，合其亲。敬其众则合，合其亲则喜，是谓仁义之纪。无使人夺汝威，因其明，顺其常。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敬之无疑，天下和服。”就是说，要尊重民意，敬爱民众，聚合宗亲，行仁举义，就会受到民众的拥护爱戴，这样使天下和服，就可以守土、固国而王天下。因此，威服天下者，不必专任武力，不可横暴百姓，而要以仁义为本，修德禁暴。这就是姜太公和《六韬》重视文韬而不轻武略，把经国与治军作为整体而论的高明之处。他治国安民用仁道，施仁政，重教化，因民俗，顺民情。这就充分表现了姜太公治政的出发点和归宿地都是为了爱民。《六韬·文韬·国务》云：“太公曰：‘利而无害，成而无败，生而无杀，与而无夺，反而无苦，喜而无怒。’”从上我们不难看出，“爱民”思想之深，在先秦军事、政治和诸侯君中，也只有姜太公才有如此深刻“爱民”思想。而且，也是由姜太公在齐立国之后，真正把“爱民”思想贯彻到建国的实践当中去，这就是齐国的富民政策。
4、顺民思想。姜太公深知“民为邦本，民固国兴”的道理，有民则有国，无民则何国可言。因此，他力倡以民为本，仁政顺民的思想。顺民就是“重民”、“贵民”。如果国君、人臣和各级官吏，不以民为本，以民事为务，而敲剥、残害民众，就会使民众离心离德，离之而去，叛之而反。姜太公通过自己长期生活在民众中的亲自实历，不断观察，精心研究，对于民为贵、民为本的思想有深刻的认识，并树立了牢固的民本意识，所以他在出山之前和立国治国之中，都始终坚持以民为本，实行仁政，收服民心，使万民归心。对如何安静、安定天下，姜太公指出：天有其自己的运行规律，民众有其自己的日常生活事业。君主能与民众共同安生，天下就安静，民众就安定了。最好的政治是因民俗、顺民心进行治理，其次是宣传教化，感代民众。民众被教化、受感化，就会服从政令，所以说天道无为而能生长万物、成就万物，民众无需给予而能自己富庶，这就是对人治理天下的高尚道德，亦是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根本道理所在。
5、举贤思想。《六韬·文韬》中《上贤》、《举贤》两篇，集中表现了姜太公的重贤、上贤、选贤、举贤的圣贤治国论及其思想内容。所谓“上贤”，就是尊重、崇尚有道德、有才能的人。尊贤尚功是姜太公“国本”的主要内容之一。姜太公认为，作为君主治理国家，必须尊崇德才兼备的贤人，抑制无才无德的庸人；任用忠实诚信的人，除去奸诈虚伪的人；严禁暴乱的行为，禁止奢侈的风俗，因此，明君用人应当警惕六种坏事、七种坏人。六种坏事的危害是：“伤王之德”、“伤王之化”、“伤王之权”、“伤王之威”、“伤功劳之臣”、“伤庶人之业”。对七种坏人，绝对不可信用，即“勿使为将”、“勿与谋”、“勿近”、“勿宠”、“勿使”、“禁之”、“止之”。这就堵死了坏人干坏事、危国家、害民众的路径。
姜太公指出，要根据各级官吏的职能分工的要求条件来选取贤能，再依据各官职应具备的条件来考核官吏，鉴别其才智的高下，考核其能力的强弱，评定其政绩的优劣，使之名实相当。因此必须坚持选用贤才、任用贤才的标准。关于选拔任用贤才的标准，姜太公提出了“六守”，即六条标准：仁、义、忠、信、勇、谋，具备这六个标准的则为贤人。姜太公还认为，国属上贤、举贤，旨在任贤、用贤，如果上贤、举贤而不任贤、用贤，亦只是有举贤之名而无用贤之实，这种停留在名义上的上贤、举贤，是不会获其功而救其乱的，相反则会使世愈乱，以至造成国家的危亡，所以要上贤、举贤、任贤、用贤，做到实当其名，名当其实，名实相符。
《六韬·文韬·上贤》云：“太公曰：‘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举贤思想，在姜太公建立齐国之后，又正式列入建国方针之一，即“举贤而上功”。
6、六守三宝。姜太公的理财富国、富民足民的发展经济的思想主张是全面而周到、精辟而深刻的。《六韬·文韬·六守》载：太公曰：“人君有六守三宝。”六守：仁、义、忠、信、勇、谋。三宝：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臣无富于君，都无大于国。六守长则群昌；三宝完则国安。这三宝在齐立国之后，也是列入建国方针之一，即“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农工商同时发展，重点又是发展工商业，因而，后来的齐国才发展或为一个民富、国强的大国。
姜太公在“三宝并重”“本末并利”、“上下俱足”、广开财源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货币政策，确保财货正常流通、赋税正常缴纳，促进经济发展、市场繁荣，这种开源节流的经济、货币政策，实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上策。姜太公深知，农、工、商三业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国无农无食不稳，国无工无器不富，国无商无货不活，故要农、工、商并重，协调发展，使人民有业可从，衣食饱暖，器具足用，财货流通，财政充裕。姜太公的“三宝”思想，不仅是周朝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而且为齐国的强大奠定了政治、物质基础。此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延续至当今世界。
7、九府圜法
姜太公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他制定的九府圜法。所谓“九府圜法”，颜师古《注》云：“《周官》大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皆掌财币之官，故云九府。圜谓均而通也。”姜太公所建立的“九府圜法”，是用行政手段保证财货的均衡流通和合理出入，使钱币与布帛不断流通，聚散适宜，无积滞，无匮乏。国以之富，民以之足。
“九府”是“掌财币之官”。查《周礼》的“九府”之职能，就在于“通货币，易有无”。
姜太公的财政经济政策和金融管理制度，不仅为周朝的经济管理、经济监督、赋税收纳、货物保藏等建立了完整、严密的管理体系、管理制度，而且为齐国的强大，为齐桓公和管仲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奠定了基础。姜太公的生财之道，理财之策，即开源节流之制，是富民强国之道，为万世治国兴邦之正道，万事不易之治道，故为万世法。
四、千秋功业，后人称赞
姜太公的道德功业，为后人所推崇、称颂。有人把他由人变为神，列入神仙之首，说他能呼风唤雨、使神役鬼；有人把他尊为“兵家鼻祖”；齐人称他为“天齐至尊”等等。历代文人墨客、哲人智士、兵家武士，都在诗词文论、兵书战策中，抒发情怀，称赞有加。他们或观太公留下的历史遗迹而抒发已志，或以太公事迹为据而引申已论，颂扬其功。
在《诗经·大明》中写道：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在诸多赞诗中，对姜太公一生功绩给予高度概括、评价的要算《封神演义》的作者许仲琳的《姜元帅赞》：
六韬留下成王业，妙算玄机不可穷。
出将入相千秋业，伐罪吊民万古功。
运筹帷幄欺风后，燮理阴阳压老彭。
亘古军师为第一，声名直并泰山隆。
对姜太公一生的千秋功业，不仅诗词歌颂，而且经史文论，多有盛赞。
对姜太公人们不仅重视他的著作和智能的价值，还十分尊崇他高尚的人格和不懈奋斗的精神，怀念他对正义，对文明的孜孜追求；困难，他不退却，不屈辱，不低头；饥饿，也不理会；沉沦，他不屈服；年高，他不服老，而对自已的理想、信念和追求毫不动摇。是有志不嫌年高，大器晚成“使老者奋”的典范。他永远是中华儿女的自豪和骄傲。
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延绵不断的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中，齐鲁文化是主要来源，集中代表了炎黄这一思想体系的传统文明。在远古时代，炎帝、黄帝为首的两个部落，已开始结合。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已融合成为一个民族。在周初，代表这两个部族的两个伟大历史人物，一个是封于齐国的炎帝后裔姜太公，一个是封于鲁国的黄帝后裔周公旦。我们说，假如没有周公的文韬和姜太公的武略，作为“小邦周”是很难战胜“大国殷”的，即使是战胜了，也难以巩固，并创造出那样灿烂辉煌的周代文明。现在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研究姜太公的思想，正确评价姜太公的功业，对于深入研究探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尤其占其主流的齐鲁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太公与孙武
兵圣孙武是春秋时期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历史上一直把他看作“中国武学之父”，其所著的兵法十三篇饮誉中外，堪称兵法之集大成者，其中，除了具体的征战之道外，还对事物的普遍规律作了精辟地阐述。可以说，《孙子兵法》不仅是一部兵书，更是一部思想巨著，是用之天下而皆准的万能宝典。当今，有人将其应用于商界，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兵学思想的应用价值已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孙武出生在一个群雄逐鹿、烽火四起的战乱年代，成长于齐兵家文化日臻完善的历史时期，因此有机会学习到许多优秀的军事理论，并为其理论应用实践、实践提升理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是《孙子兵法》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就是他本人善于学习古人的兵学思想和理论，并勇于继承和不断发展创新古人的兵家文化，形成了一部更为精湛、完整的中华兵学瑰宝。
齐兵家文化是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创始于“中华武祖”姜太公。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学习和应用这部不朽的文化遗产，进一步探究对《孙子兵法》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的更古老的我国兵学文化，使孙子的思想理论在当今的学习和应用中发挥更大价值。为此，本人就《孙子兵法》所受姜太公兵学思想的影响举例简述如下：
姜太公是商周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谋略家，周文王倾商、武王克殷的首席谋主和最高军事统帅，西周的开国元勋，齐国和齐文化的创始人。历代典籍都公认他的历史地位，儒、道、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被尊为“百家宗师”。有关姜太公思想的著述有《六韬》、《阴符经》、《太公兵法》、《太公金匮》等，但现存甚少。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发掘出了《六韬》残简，从而肯定了姜太公军事思想的重要地位，说明《六韬》一书，于汉武帝以前就已流行了。宋代以后，《六韬》被列为《五经七书》之一，作为武学教本，成为武将们必读的兵书，从而使姜太公思想得以更广泛的宏扬。
现仅以《六韬》中的军事理论与《孙子兵法》的相同、相近之处作以摘述，供商榷。
《孙子兵法?计篇》称“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谋攻篇》有“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国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而《六韬?论将》言“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将有五材十过”，“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对于兵将之论，两位军事家观点相同，几无二致。
对于兵胜之道，孙子推崇“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太公重视：“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与鬼神通，微哉微哉！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故无甲兵而胜，无冲机而攻，无沟堑而守”。可以说，这与太公“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的思想是相通的，牧野大战以少胜多就是“伐谋”思想有利的佐证。
《六韬?兵道》云：“凡兵之道，莫过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故圣王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而孙子在《军争篇》、《势篇》和《谋攻篇》中均对争取战争先机、造势和君患等作了专门的论述。以“君患”为例，对于“君患”姜太公认为 “过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而孙子认为“君患”有三，为縻军、惑军、疑军。“知胜之道”，“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两者之论，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于“道”。《六韬?文师》称“道之所在，天下归之”。《孙子兵法》言“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者”。姜太公以“道”之论受文王重视而为师，孙子以“道”为先而致胜。
对战争中攻守策略的运用，孙子于兵法《虚实篇》中说：“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太公亦曰：“外乱而內整，示饥而实饱，內精而外钝”；“阴其謀，密其机，高其垒，伏其銳士，寂若无声，敌不知我所备。欲其西，袭其东”；“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
《六韬?军势》云：“势因敌之动，变生于两阵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孙子兵法?势篇》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二者对两军对垒时的军势之争和奇正之用皆津津乐道。
武王以“欲未战先知敌人之強弱”求教于太公，太公曰：“胜败之征，精神先见。”而孙子亦认为敌之虚实强弱，必然有种种迹象表明，需仔细观察。这在《六韬?军征》和《孙子兵法?行军篇》中均有缜密地论述。
对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孙子兵法?计篇》曰：“经之以五：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而姜太公则于《六韬?垒虚》中提醒君王，用将需使“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利，中知人事。”
于教战之道，太公与孙子都认为金鼓、旌旗是必不可少的，太公曰：“凡领三军，必有金鼓之节，所以整齐士众者也。将必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变法”。孙子曰：“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之耳目也”，“此用众之法也”。
……
从上例可以说，孙子是师承于姜太公，而且对于太公的智慧、胆识和谋略也是非常佩服的，这从《孙子兵法?用间篇》中的一段话中不难看出：“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其对姜太公的尊崇之情油然流露于笔端。
《六韬》阐述了姜太公的为政之道、军事谋略和经济思想；《孙子兵法》展示了孙武的兵学精髓。两者各有千秋，而又能融会贯通。读《六韬》如听老者循循善诱，亲切而自然流畅；观《孙子兵法》如吟诵诗歌而朗朗上口，清新而颇有教益。
中华兵家学说源远流长，正是由于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有姜太公这样的兵家鼻祖和孙武这样的集大成者的出现，才使得我们的军事理论更加完善和精深。孙子是我国古代兵学文化的总结、继承、发展、创新的一位伟大的光辉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