绰号的演绎
刘全善是拖车厂总装车间第一任主任，人不高皮肤略黑，一派憨厚的样子，干起活来从不知什么叫苦什么叫累。挺好的个名字，却叫“谐音”搞得乌七八糟。
在昌乐土话中，善和删同音，“删”字就是阉的意思，而在昌乐土话中“删”又演绎成“摘”于是刘全善这一响亮、善良的名字变成了刘全摘。
拖车厂1983年元月分家后，我们接触就几乎没有了。后来听说刘师傅在干活时被一拖拉机驾驶员刮掉了一只耳朵，当赶到医院就诊时，医院的外科大夫惊讶的说：就是用手术刀去割这个耳朵也没有这么整齐的，您说怪不怪！
刘师傅今年的年龄大约在七十四五的样子，不知身体如何？
而拖车厂翻砂第一任主任杨文汉的绰号就简单的多了，干脆把中间的“文”字去掉称之为杨汉。杨汉和“养汉”谐音，在昌乐土话中，“养汉”不是个漂亮的词句，因此杨师傅的这个绰号一般没人叫。杨师傅的儿子叫“福山”，学前常到厂里来看他父亲，，因此“福ta
免贵老崔。
"免贵老崔“——是拖车厂原老老职工崔爱亮自己的谦称，本来是很普通的一句话，却来历却非同一般而在拖车厂名噪一时。
1977年拖车厂安装总机后各部门都有了分机电话，这给每个职工都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当时崔爱良是厂里的保管员，一天崔爱良接到一个电话，电话中的人问爱亮贵姓？爱亮也学着社会上的说法回答道：”免贵老崔“，因为多了个”老“字，于是也就演绎出了”免贵老崔“的笑话，岂不知来电话的人是名副其实的老崔——爱亮的父亲崔景祥。爱亮的父亲一听是儿子的声音，于是就在电话中说道：”你是老崔，那我是老什么？“，到这时爱亮才听出这是老爹的声音，于是改口说：我是爱亮啊！”，父子俩的这次通话给爱亮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记号——免贵老崔。
我未来拖车之前，并不认识崔爱亮，但是和他父亲很熟，这是因为崔家是平原街人，而我老娘家也是平原街，并且他们两家是在一条巷子里。我老娘家在路东，崔家的宅子在路西，他们两家斜对着门。爱亮结婚后娶的媳妇也和我老伴的姨家有关系。七十年代崔景祥是平原公社工业上的负责人，那个年代这个头衔在平原公社足以是个知名人物。
免贵老崔先是干保管员，而后去开50拖拉机，最后开“白浪河”汽车，再以后调到政府部门当了小车司机，直到退休。爱亮是个憨厚的人，他称免贵老崔时也就是二十七八的样子。
方向盘上绑上个“扒谷”，狗都会开拖拉机！
张建华是拖车厂的一名职工，在文革中曾是县革命委员会常委，张是造反派出身因此口才极好，而且极善于总结归纳。因为他看到拖车厂的老职工大部分都会开拖拉机和电焊，一次他说出一句名言——方向盘上只要绑上个“扒谷”，狗都会开拖拉机“。“扒谷”是个当地土话，及普通话称之为“窝头”
老张这句话说的有点悬，不过因为拖车厂的前身是“山东省昌乐拖拉机站”，这个单位除了负责全县的耕地外还担负着拖拉机的修理工作，因此老职工不是驾驶员就是维修工，因此会开拖拉机也就不足为奇。前期入厂的职工有些胆大的，也不时千方百计的去开开人家来维修的拖拉机，因此会开车普及率较高。
七十年年代前期受文革的影响，不少人都愿意学上门手艺，因此好多人争着到企业就工。
一家三口与我结缘。
我这一辈子在昌乐闯了三个企业，先是拖车厂，再是针织厂，最后是造纸总厂。尽管1983年元月拖车厂一分为三时我是拖车厂副厂长，但伙计们都以“师傅”相称；而针织厂的伙计们都称我为厂长。造纸总厂有马宋造纸厂和城北金光造纸厂组成，两厂相距30多公里，两个分厂都有张姓副厂长，在这个厂我是书记兼厂长，因此伙计们都称我为书记。现在我走在大街上，若有职工和我打招呼，从对我的称呼上就可以基本断定这个人是那个阶段和我共过事。
昨天张总约我去吃饭，上菜的是一位四十开外的中年女士。她一见到我就喜笑颜开的称呼我为张厂长。由于几十年不见，我一时没有想起来这是谁？她自我介绍说，他在针织厂时跟着我干。经提示后我恍然大悟，这原来是拖车厂徐仕福师傅的大女儿徐爱萍。更为可喜的是爱萍嫁给了造纸总厂的职工崔怀建，这一家三口，在我经历的三个厂分别与我为同事，有意思吧！
徐师傅是南郝徐家园子人，听爱萍说他老爹今年已是78岁。徐师傅原来是拖车厂金工车间的龙门刨工，为人憨厚，没有什么脾气，成天乐乐呵呵的。不过有一年却叫周书记不点名的点了名，起因是这样：
七十年代中后期，拖车厂来了一位很特殊的“职工”——汪新军。汪的爸爸是济南军区雷达团（3909部队）的后勤处长，这个团住扎在昌乐五图谢家山。由于管教不严，王新军初中就辍学在家。怕孩子不走正道因此送到拖车厂求周书记给管着，周书记把这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有一天王新军跑到了金工车间和徐师傅闲唠，徐师傅和何新军说了些笑话，不知谁到周书记那里多了话，于是周书记在开大会时说：个别人四十多了，不说人话，成天胡咧咧……。大家都明白这是在批徐师傅。打那以后拖车厂的“名言”就又多了一句。遇到不顺耳的话后，直接来一句“四十多了，成天胡咧咧，而一笑了之。拖车厂的好多经典语言，几乎都是在周书记的点名中诞生。
王新军在拖车厂没呆多长时间便走了，汪的爸爸八十年代初转业到潍坊供销社工作。
厂子周围的几个村子的支书，（48）
拖车厂周边有三个村，东边是北流泉村，南边是吕家庄村，西南边是刘家桥村。七十年代中期以前北流泉村的支书是王明光，吕家庄村的支书是吕作明，刘家桥的支书叫刘什么记不住了，但是他有一个响亮的绰号叫——“咬怪”却叫我记得一清二楚。此外紧靠着拖车厂西边还有一个很小的自然村叫莲池，这个村有十来户人家，由于太小这个村由北流泉管辖。这些村支书都是些传统的老党员，因此都比较有规矩，经常教育村民不能到厂里小偷小摸，那时厂区的治安平安无事。
随着这些支书的退位，各个村也换了新的支部书记，拖车厂的治安问题日渐尖锐。七十年代后期拖车厂的地盘大了好几倍，废铁场也有南院转到了北院的大北头，为了加强管理还专门安排了人员晚上值班看管，就是这样附近的个别社员还敢明目张胆的把围墙拆除个大洞往外偷钢材。这些社员之所以如此大胆，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主要的奥妙——你懂的！
国人的道德底线在哪里？这是个极其复杂而又一言难尽之命题，但是不劳而获，偷鸡摸狗的勾当是不足挂齿的这应当是基本的常识。
欢腾的小凉河！（50）
七十年代中期拖车厂的北院已初具规模，大院的东南角就是昌乐当时唯一的一座呈L形的三层单身楼。当这座楼基本完工等待验收时，厂里在这座楼的西边空场上演了一场电影，那次活动使我至今不能忘记。之所以不能忘记主要发生了两件事。
当晚演的电影名字叫《欢腾的小凉河》，这部电影反映的是某地两个生产大队在学大寨的过程中两种思想的斗争。这是一部很平常的电影，但是此电影演出后不到一个月就遭到了无情的批判，并被称为“大毒草”。因此叫我一生都难以忘怀。那个年代还是“四人帮”横行的年代，所有的文艺作品如不符合他们的口味，立马就会冠以种种罪名予以扼杀，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即将验收的单身楼遭到了无情的浩劫。拖车厂这座单身楼就坐落在昌高公路的西边，当时各种设施都已配齐，房间的门都四敞大开，万物齐备只待验收。由于四周八邻的社员都来看电影且参观这座单身楼，因此宿舍里配好的点灯泡一个晚上的功夫几乎荡然无存。第二天我去一看那场面真心的感到了群众力量的巨大。
那天晚上在拖车厂的历史上也可谓是——欢腾的小凉河！
七十年代中期液化气一角钱一公斤。
1975年我就用上了液化气，较之社会上提前了近十年，这得益于3909部队后勤处汪处长的关照。汪处长把孩子送到拖车厂让周书记帮助看管，周书记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当时潍坊刚刚成立液化气公司，使用单位仅限于市委、市府和各驻军单位。为了答谢我俩人因此汪处长给我们每个人一个罐，一套炉具。说起来那时液化气便宜到什么地步，一般人不会相信，当时一个罐给灌15公斤，收费斤1.5元，也就是一角钱一公斤。
我用上液化气后，商业局的邻居见到后都很奇怪，有些人甚至劝我一定要小心点。那时城乡差别巨大，岂不知我们在沈阳时早就用上管道煤气。而沈阳的煤气是三十年代开始使用的，当然一般老百姓的住宅是没有管道煤气的。不过像东北机械制造厂这样的大国营企业的工人宿舍内是通煤气管道的。当时这些工人新村内的楼房都是两水两气，即有自来水和下水道，有暖气和煤气。
昌乐用上液化气得益于藏鸣凤经理，那时藏是媒建公司经理，八十年代初藏千方百计的在煤建公司增加了液化气项目，使得昌乐的广大干部见了世面得到了实惠。
七十年代潍坊液化气公司就在老消防队的北邻，气用完以后就请拖车厂的赵世俊师傅去帮助灌上。赵师傅当时在厂里开12马力拖拉机，几乎每天都去潍坊拉氧气。赵师傅也是他儿子接班后退的休，他是昌乐尧沟人。我已经三十五六年没见到老欧师傅了。
“黄老鼠”。（52）
王德华是拖车厂总装车间的一名电焊工，心直口快，性格豪放，工作不怕苦不怕累，平时他什么都不打在乎。只因为1975年工作队进驻拖车厂后说了几句不打中听的话，就被工作队的负责人刘明富大会上点了名，从此王德华有了一个响亮的绰号——黄老鼠。
1975年夏天邓小平上了台，面对全国的乱局特别是徐州铁路局因造反派破坏交通运输的情况，邓大胆地提出了“整顿”的部署。为此中共中央以“中发”13号文件下发全国，要求各级党组织大胆抓生产，敢于和破坏生产的行为作斗争。文件中有一句口号叫——敢于摸老虎腚，“老虎”指的是各级造反派。这个文件传达到基层后演绎成了“老虎腚要摸，狗熊定要摸，黄老鼠的腚也要摸，一直摸的它们没毛。”这类似今天的“老虎要打，苍蝇也要拍”一个道理。
王德华因看不惯工作队的一些做法，说了些看法，不知是谁把王德华的牢骚话传到了工作队人的耳朵里，加之工作队的负责人刘明富本身就是个粗啦八及的人，刘没做更多的调查分析便在全厂职工大会上点了王的名字，说王德华就是个黄老鼠，从此王德华就有了——黄老鼠这个绰号。
这个工作队的负责人刘明富在全体职工大会上点过两个工人的名字，结果是一个工人有了绰号——丁革委，一个工人有了绰号——黄老鼠。
顺告那个年代谁都可以打着革命的口号，肆意的给弱势群体冠以种种帽子。
李0.（53）
李玲是七十年代中期在拖车厂和我共事的，朱刘人，细高挑大眼睛，脾气谦和，工作中任劳任怨从不挑肥拣瘦，当时还她没结婚。有一天车间统计员独出心裁，为了省事将其名字李玲写成了李0,也就是阿拉伯数字的0字。他这一写不要紧，车间内对0字的联想立刻打开了闸门，有叫她李圈的、有叫她李嘎拉的、有叫她李环的、有叫她李套的、有叫她李眼子的、还有叫她李窟窿的……。“眼子”、“窟窿”、”嘎啦”、“圈”、“套”、“环”都是昌乐土话，都与“0”有形象上的关联。
李玲听后一笑了之，李玲说：你们愿意叫啥就叫啥，反正我还是我。由于李玲这么大度，因此这些外号一个也没有叫起来。
李玲的姑姑是当时煤建公司的会计科长李国荣，其姑父是以后工业局的刘克敏局长。李玲以后离开了拖车厂，打那以后我就再没有见过她，以后知道她的零星信息也都是从她姑姑那里打听来的。不知李玲你现在怎样？祝福李玲阖家幸福安康！
少了一个字，意思截然不同。（53）
马世成是拖车厂下料车间的一名气焊工，为人老实厚大，不善言谈。七十年代前期锻压车间和下料车间同在一个大厂房内，锻压车间使用着车间的东头，下料车间则在厂房的西头。当时下料车间的气焊工段实行两班倒，和马世成一块上夜班的是一位姓左的女职工，当时马世成和这位女工都未婚。
锻压车间有一位的男职工叫陈波，这个人口才好，头脑灵活，好开玩笑。1974年的秋天某日正好是马世成和小左上夜班，马世成利用上上夜班的时间偷着用钢筋焊了一个放在自行车带小孩的座位。不巧的是在他快焊完的时候周书记巡视到下料车间，光顾低头干活，周书记已经来到眼前，正好被周抓了个“现形”，于是在第二天的大会上马世成被批得七开加一开，用周书记的话来说没想到马世成还“狗爪子抹墙——尽是道道”，当时因为马世成上夜班，因此并没在现场。
第二天正好是倒班，马世成和小左倒成了白班，早上上班后陈波趁着下料车间早会没散的时间，来到大家面前学者周书记的腔调和架势说了这么一句话：“马世成你好大的胆，昨天晚上你捣鼓小左（座）”这是句一语双关的昌乐土话，因“座”与左谐音，“捣鼓”二字本无什么，但叫陈波用在了这里就有了“奸淫”之意。这句话如果在“座”字后边加上个“位”字，也就不是笑话了。看来陈波说出的这句话真是深思熟虑后才推敲出来的。
陈波此语一出，结果是引得大家哄堂大笑，马世成面红耳赤，哑口无言；人家那个姓左的女工则大哭一场。而陈波却说，周书记大会上就是这么说的，不信你问问大家。就差着一个“位”字，意义却全反，看来偷梁换柱有时并不困难。
拖车厂的第一块电子手表。
七十年代前期拖车厂戴手表的人寥寥无几，最好的也就是国产的120元一块的“上海”牌手表，个别人有三十元一块的南京产的“钟山”牌手表。那时手表是奢饰品，买块手表不但要有钱而且必须要有“票”，两着缺一不可。1975年拖车厂第一任电工车间主任潘来星从北京弄来了一块电子手表，着实叫大家大开眼界。
拖车厂之所以有电工车间，这与当时的电力供应不正常有关系。为了解决正常的生产用电拖车厂自备了两台795柴油发电机组。这样一旦电网不能正常供电时立即开启自己的发电系统，就能确保生产的正常进行。发电车间不但负责发电同时负责各个车间的电器安装和维修工作，潘来星是这个车间的第一任车间主任。
当时大家还没听说“液晶显示”这个名词，看到这既没有针又没有上弦装置的新玩意真是不可思议。更叫人羡慕的是这种手表不怕震动而且轻快。当时有人想用上海牌手表换潘来星的这块电子表他都不干。这块日本产的电子表当时售价就在百元开外，后来才知道这玩意当时在日本就是孩子玩具而已。
日本鬼子仅仅利用这个电子表捞了中国人多少钱去我不知道，回过头来看，科技就是生产力一点都不假，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拖车厂第一个有摩托车的人。
七十年代末能有一台摩托车的话，比现在有一辆奔驰600还牛很多。拖车厂第一个有摩托车的人叫曹飞鹏，他之说以买得起摩托车得益于他是最早下手做买卖的人。
曹飞鹏是安丘雹泉人，他父亲曹金陵文革前是昌乐一中的总务主任，由于历史问题一时难以查清，文革中吃尽了苦头。曹本是派到国民党军队内部做策反的中共党员，由于这是绝密工作因此都是单线联系，知情者甚少，因种种原因战争后期与组织失去联系。解放后对曹的这段历史也没有确切的结论是文革中曹“国民党少校副官”而被批斗。正当曹金陵因找不到有力的证人而无法证明这段历史的时候，我父亲因文革遭迫害而回到山东。抗战时期我父亲曾任鲁中军区敌工科长，负责国民党部队的策划工作，曹虽不是他的的内线，但也影影绰绰知道点内情。同时我父亲还和1939年担任安丘县委书记的潘墨卿一同出证证明了曹确实是中共派遣人员这一事实。
曹飞鹏当时就和他哥哥去东北贩卖木材，这是他淘得第一桶金。曹买的这辆摩托车但是价格是750元一辆
拖车厂里的洪都人。（58）
洪都机械行是航空航天业国有骨干企业，该厂位于江西南昌，拖车厂里就有好几个职工是从这个厂调回来的。比较典型的代表人物有车工姜瑞洲和电工孔德智，这些职工都是拖车厂的生产骨干。
当时姜瑞州在20车床上，除了正常加工轮毂外，他还承担着很大一部分新上设备部件的加工任务。姜师傅曾给我加工过一个油桶的盖，那是用碳钢做的油嘴，用四十多毫米铝棒做的帽，用的是英制螺纹，银白色的帽子边上还特意滚了花，不但做工精细而且样子特好看。这个油桶1979年我父亲回沈阳时带去了沈阳，2003年又带回了昌乐。每当我看到这个油桶，就会想起姜师傅那是的神态。
孔德智是电工，当时是文革的后期，成天折腾事，不是批这个就是批那个。于是孔德智就有有个时髦的绰号——孔老二。孔师傅也是个热心人，他家是城管的居民，每年春节孔师傅都会喊大家去他家吃顿饭。
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国有大型企业的工人，得益于他们都当过兵，而且他们的部队（6003部队下属的6011部六连四排）曾出现过一位“爱民模范——李文忠”而名噪一时。据说因为有了这位英雄人物，所以这个部队的复员兵几乎都进了洪都机械厂。
第一个买上“三洋牌”收录机的人。（58）
“三洋牌”收录机是七十年代后期进入中国大陆的日本鬼子货，那时若是有一台这样的洋货，那绝对是出尽风头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拖车厂第一个有这玩意的当属职工程吉登。
三洋牌收录机顾名思义不但能当收音机使用，而且还具备录音功能，一机两用堪称一绝。这种收录机有一个提把，非常便于携带。当时最时髦的做法就是提着这种收录机，用磁带放着最时髦的歌曲走在挤满人群的大街上。当人们看到这神奇的玩意时，无不感叹的，那录音功能更是叫人称绝。没几年江苏的盐城就制造出了“燕舞”牌收录机，使得“一片歌来，一片情。”
拖车厂1983年元月一分为三时，程吉登分到了针织厂，他是第一个辞职下海的正式工，他先是做修理摩托车的工作，以后发展成为摩托经销商。
一次我遇到一个在拖车厂家属院南们买冰糕的中年妇女，大热天她不住的高声喊着卖冰糕的声音，我说：去买快收录机录好音，走到哪打开开关可劲喊就是，那个妇女说：大兄弟，我要是能买得起那玩意，我就不买这冰糕了！
科技在不断的发展，现在大街上的小商贩已经几乎全是提着喇叭放录音，而且比那时上百元才买来的“三洋”拍收录机不知要好多少倍。
念斯思自愧，尽日不能忘。（58）
王水升大哥在拖车厂的知名度是很高的，“水升”者涨潮也！因此他依据此意起了个笔名——海潮。谁知歪打正着，这个笔名的知名度远远的大于了真名——水升。
水升大哥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工作中的伙计，我很佩服他的大度，从不介意我的一些过错。1975年我就无意识的在他身上犯过一次错误，想起此事使我念私思自愧，尽日不能忘。
拖车厂每日都开会这是惯例，这年春天某日的晚上组织大家学习报纸上的社论。当时王水升大哥是支部委员，因此周书记让他读报纸给大家听。
周书记本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他记性较好，有些字他虽然不会写，但常年的开会和学习他也记住不少字的读音或者事件，说不准你真要是读错了某个他也许还会提醒你呢，这就叫防不胜防吧。这天晚上的读报就是这样，当读到一个词是，王大哥先是一顿接着就顺了下来。谁知这时周书记打断了他的读报而是说：“小张，王这个字念的对吗？”小张指的就是我，当时我也没加思索的就说到：“这字他念的不对，应当念作……。”结果是周书记立马瞪了王大哥一眼后甩出了这样一句俏皮话——不懂装懂，尽冒充大耳朵獾。想起此事，至今我都后悔不已，当时我只要说声：这个字我不会念也就引不出周书记的这些挖苦话了，我这是变相的给王大哥了一次难堪。但是事后王大哥并没有怪及我，还和我说这个字我确实不认得，通过这次算是刻骨铭心了。
这件事深深地教育了我，使得我在以后的工作中时时注意别再无意地伤害别人，以免照成不应有的误会，须知这也是一种美德。
第一个下海经商的人。
三中全会后拖车厂第一个下海经商的人是谁？我感觉当属职工王立安；1979年他已经购买了二九五柴油三轮车雇人跑起了运输。那时这种三轮车拍起来发出蹦嘣的声音，因此老百姓又叫这种车为“蹦蹦蹦”。
王立安在拖车厂工作时一直是我的直接下属，因此我知道的相对多一下。王立安买的是运输公司退下来的车，因此车况都不是很好。那个年代有辆自行车都不简单，更何况这好歹也叫机动车。这辆车让王立按出尽了风头，据说这年春节王立安开着这辆三轮去上坟，成了村里的奇景，更为糟糕的是车开到墓地后熄了火，怎么鼓捣都没发起啦，于是王立安便回到村里找人前来一头大牛将蹦蹦蹦拉回家中，而这件事传的更是神乎其神、乱七八糟。
这辆车跑起运输后，王立安让其父亲跟车，有一次车翻到了马路边，将其父亲好摔，那时还没有保险一说，他父亲也算是福大命大有造化之人。
以后王立安又顾上人在城里租上房子买上缝纫机做起了口罩生意，而且做得风风火火。当时被政府树为先进典型，大张旗鼓的予以宣传。再以后王立安又做起了服装，而且到省级订货会上去招揽买卖。
1984年山东省秋季纺织品订货会在当时的潍坊市胶南县召开，（现在属青岛黄岛区）那时我已经在昌乐针织厂工作，我参加了这次订货会。当时我送给入会的商家的产品是两件白色的汗衫，而出席这次订货会的王立安夫妇送给客户的则是两条裤子，相形之下我这个国营企业的厂长显得十分的小气。其中一个南方的的业务员将我送的汗衫当着我的面擦了皮鞋，而紧跟我脚后进来的王立安夫妇递上两条裤子后那个业务员喜笑颜开的装进了大旅行袋，当时弄的我十分狼狈。
以后王立安又在成立开起了劳保商品商店，专门给他熟悉的企业送劳动保护品。王立安是个头脑灵活的人，也是一个想干事的人，可惜他后期的事业并未大展宏图。
十多年以前我听他人和我说王立安因病去世了，我感到很惊讶，那时他毕竟才五十来岁啊！
一次进了59名中共党员。（61）
1977年拖车厂一次性的分配来60名职工，其中有59名中共党员。这在拖车厂的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史无前例的。这批人之所以党员如此之多，是因为这是一批当作干部培养的工作队员，任务完成后一时无法安排岗位，因此被安排到了企业当工人。
我所在的锻压车间分来了好几名，这个车间当时的规模不亚于一个小厂，当时就已经是一百七八十号人。分来的人中有两个人很优秀，一个男叫刘凯三，一个女的叫耿桂三，这两个人很快的适应了工作环境，工作中不怕苦不怕累。根据他们的表现，我建议将刘凯三提拔成了车间副主任；耿桂三则被安排到了了统计员岗位上。
这两个人以后由于家庭原因都先后离开拖车厂，听说刘凯三回去后当了他们村的支部书记，再之后又听说他开始搞养殖业而且搞得相当成功，有一次他还托人带口信来，请我去他那儿玩。耿桂三以后结婚生子，过着幸福的小日子。
编外职工——合子（62）
提起“合子”这个名，拖车厂老职工无人不晓。其实“合子”并不是拖车厂的职工，他的真实身份是拖车厂南边不远的吕家庄村的拖拉机驾驶员。“合子”姓吕，他的真实名字叫——吕作彬。
七十年代拖拉机驾驶员是一份既时尚又实惠的工作，在农村能干上这个角色的人者真是凤毛麟角。由于吕家庄距离拖车厂近，加之合子又是个“自来熟”，他每天都在拖车厂里转来转去，因此他的知名度是特高的。
七十年代前期年我到拖车厂工作，我第一次见到合子时就印象不错，这主要是“合子”脸上几乎每时都挂着笑容，个头不高，黑乎乎的脸庞上长着一对会说话的眼睛。合子的情商很高，亲和力极强，我的伙伴告诉我，这个人叫“合子”，但是我这个伙计并没有说明“合子”的真姓大名及其身份。
第二次见到“合子”时，我主动的和他打招呼，谁知“合子”竞和我说：“好拿老张啊！我叫吕作彬，合子是俺小名，我的孩子都很大了，一时弄得我还很尴尬。”打那以后我才知道合子的身份和真实情况。
“合子”和拖车厂的老人没有不熟的，有时候大家找到合子帮忙拉点东西，合子也无力不使，因此合子的威信较高。“合子”可谓是拖车厂的编外职工。
改革开放后，合子在靠近老坝河水库旁建起了饭店，据说经营的不错。我和合子已经是三十五六年未曾见面了，算起来“合子”今年已经七十有余了，不知目前“合子”情况如何？昨天我回平原，汽车路径吕家庄时，我突然想起了合子，因此便有了此文。
住旅馆光着屁股睡觉
刘平在拖车厂就工后先是在金工车间干车工，而后到供应科做业务员。七十年代的业务员出门前必须带以下几样东西，一是钱、二是粮票、三是介绍信，但是刘平出门和别人不一样，他每次出门都要带上一颗钉子。带钉子干嘛，刘平自有想法。
现在出门旅馆遍地都是，七十年代可不是这样。那时旅馆奇缺，出门住宿是个大问题，如果出门到大城市去必须持有专署以上介绍信，各地设在车站的“旅馆接待站”才可以介绍你去住宿，偶尔上青岛去济南一趟能住上澡堂就不错了。拖车厂的业务员大部分时间活动在县乡这级，因此住的旅馆档次都比较低，卫生条件比较差，被子上有虱子是很平常的事。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刘平每次出发到一个新的旅馆后，都要先翻翻旅馆的被子看看有没有虱子，若发现有虱子则掏出随身携带的钉子钉到墙上，睡前将脱下的衣服包括内衣内裤全部挂到墙上，这样的话虱子就不会爬到随身穿戴的衣物上了。刘平的这一招传出去以后，不少人都仿照，你别说光屁股睡不但解乏，还防备了虱子，两全其美，堪称发明。
1976年工业局组织我们几个去胶南县参观“七二一工人大学”，当时是冷冰凌科长带队，拖车厂是我参加，化肥厂是王建华参加，机械厂是郭兴军参加，有一天住在灵山卫宾馆，这个旅馆由于靠海边，因此旅馆的被子不但潮湿还有不少虱子。临睡前我也学着刘平的样子脱得干干净净，但是由于没有钉子，脱下的衣物只能堆放到桌子上，好歹虱子没爬到衣物上。
1983年拖车厂一分为三后，刘平分到了针织厂，我已经是快二十年没见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