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贸易 海，古人认为我国疆土四面环海，故称中国以外的地方为海外，国境以内为海内。《诗·商颂·长发》：“相士烈烈，海外有截。”古代很早就有航海的人，曰“海客”。那些熟悉海上航路的人被称为“海师”。《大方便佛报恩经》四《恶友品》：“尔时波罗奈国，有一海师，入于大海，善知道路通塞之相。”
随着航海人的出现，自然就有了海上贸易。《梁书·王僧孺传》：“郡常有高涼生吸海泊，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 (海泊即海舶。)政府在很早就设置了掌管海税的官。据《汉书·平帝纪》载，元始元年：“置少府海丞，果丞各一人。” 《注》：“海丞，即主海税也。”
相传晋朝荆州刺史石崇，曾使客航海，因而致富。民间流传着他与王恺斗富的故事。至宋，从事海外贸易者日多。“温州巨贾张愿，世为海贾，往来数十年，未曾失时。”(洪迈《夷坚志·支丁卷》三《梅山异竹》)。又“泉州扬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夷坚志·丁志卷》六《扬州扬客》)。
元政府曾一度禁止私商下海。据《元史·刑法·食货》载： “渚海滨豪民辄与番商交通贸易铜钱下海者，杖一百七”，“诸市舶金银铜铁，男女人口，丝绵缎匹，绡金绫罗，米粮军器等，不得私贩下海，违者舶商、船主、纲首、事头、火长各杖一百七，船物没官。”又规定“诸使海外国者，不得为商”(《续资治通鉴·元纪》卷一九二)。但色目人(特别是回回和犹太人)，却往往例外。如“回回人哈哈达，自至治间贷官钞，违制别往番邦，得宝贷无算”(《续文献通考·市舶互市》卷二六)“西商鬻宝，动以数十万锭”(《续资治通鉴·元纪》)。
在禁私商的同时，元政府还重视官营贸易，元中期，在庆元等处立市舶司，这是政府对外通商的专门机构，掌握贸易，海舶，征榷及接待贡使等事。“每岁招集舶商于番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而且在海道上设有驿站，称之为海站。《元史·世祖纪》十二：“自泉州至杭州立海站十五，站置船五艘，水军二百，专运番夷贡物及商贩奇物，且防御海盗为便。”至元后叶，“官自具船，给本，选人人番贸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三。”(《续文献通考》卷二六)。
但官方贸易并不能取代私人贩海。于是，英宗治至三年 (1323)乃宣布解海禁。当时，海外贸易收入甚巨，以至被称作 “此军国之所资”。因此，出现了许多贩海巨商，如蒲寿庚之婿佛莲，拥有“海舶八十艘”，死后财产没入宫，仅珍珠就有一百三十石。元代后期，“嘉定地濒海，朱、管二姓为奸利于海中，致货巨万。及以他故败，上下受其赂，莫敢捕，狱久不决。”(宋濂《汪先生神道碑》)。
宋元以后，商业和海外贸易更加繁荣，这同样反映在文学作品中。话本《闹樊楼多情周胜仙》里的周胜仙，便是曹门里贩海周大郎的女儿。贩海，即做海外生意，又叫走海贩货。《镜花缘》里的林之洋“一向跑海外经商”“素日作些海生意。”书中写他 “如今又去贩货，把家务托丈母江氏照应。”唐敖便搭他的船去海外观观风光。同船上的多九公“久惯飘洋”“海外山水，全能透彻”，因作海船生意，消折了本钱，只好以替人管船拿柁为生。
《初刻拍案惊奇》卷之一《倒运汉遇巧洞庭红》描写“百做不着”的“倒运”商人文若虚，以一两银子的本钱，搭乘朋友专门走海贩货的商船到海外，偶因贩洞庭湖橘和带回大龟壳而骤发大财，由“倒运汉”而“转运”成富翁。文中还述及海客们如何置办货物；如何在沿海各国发卖；每一处接待海客的小经纪牙人又如何接待他们；如何与他们议价成交等等情景。诚如作者凌蒙初所云：“海外犹能送宝来”，这又恰恰反映了商人们希望通过贩海偶然致富的心理。（来源：中国风俗辞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