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货物定坐席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重农抑商思想一直延续甚久。早在战国时期，思想家韩非就认为，商人“蓄积待时而俾农夫之利”，是“邦之蠹也。”(《韩非子·五蠹》)。商鞅则正式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杜绝商人谋官，鼓励耕织，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对因行商而致贫困者，经检举要没为官奴。历代统治者虽然大都曾不同程度地推行过与此相类的政策，但仍有不少人“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利”(《隋书·地理志》)。宋代将那些“卖买货物，以伪易真”者，称为“白日贼”(《武林旧事》卷六)。在传统思想的支配下，人们往往视农业为“本业”，经营工商者则被归之于“贼民”、“末业”，故当时有“有财不行商，有丁不入军，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白居易《朱陈村》)之说。唐代士族柳氏府中之侍婢，闻知要将己嫁与盖姓富商，气急欲绝，谓：“某虽贱人，曾为柳家细婢，死则死矣，安能事卖绢牙郎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五《柳婢讥盖巨源》)。可见，此等思想影响之深远。故而，不少家长要求子孙“世守耕作”，不许慕逐“工技末作”。
明清商业经济的发展，对封建宗法、等级制度是个很大的冲击。它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据汪道昆《太函集》卷三十四《潘汀洲传》所载，。诸贾为会，率以赀为差。上贾据上座，中贾次之，下贾侍侧。”
明清小说，如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中《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所写，商人之间，往往看货单而“定座席”。“货单上有奇珍异宝值得上万者，就送在首席。余者看货轻重，挨次坐去，不论年纪，不论尊卑，一问做下的规矩。”生活方式如何，反映着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程度。这种以“货单”定尊卑的做法，说明人们不愿束缚在传统的道德模式中生活。而是追求个性的独立。这与强调下对上的绝对服从、卑对尊的人身依附的道德观念相比，显然有了很大的进步。（来源：中国风俗辞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