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情抗理 宋理学家认为，“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朱子语类》卷一)。此“理” 即便是天地山河倾陷，而理仍在。他们声言“存天理，灭人欲” (同上书卷十二)，把“天理”与“人欲”完全对立，这则与神学提倡禁欲主义相类。把男女间的正当要求视作罪恶，称“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同上书卷十二)。其实“天理”是招牌，“三纲五常”才是实质。他们鼓吹理学的用意正在于此。
明清统治者宣扬程朱理学，朱彝尊说，时人“非朱子之传义不敢学，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曝书亭集》：《传道录序》)。其用意仍在于“存天理，灭人欲”。
一些进步思想家，公然与理学人物分庭抗礼。如王廷相则将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大胆地斥为“依傍异端”(《雅达·下篇》)，公然声称“饮食男女，人所同欲”(慎言·问成性篇》)。李贽提出“势力之心，亦吾人禀赋之自然，”“虽圣人不能无势力之心”(《明灯道古录》卷上)。
《西湖二集》(明·周清源著)卷十一有《寄梅花鬼闹西阁》一篇拟话本，说妒妇有“六可恨”，“第一恨道，一人一妇，此是定数，怎么额外有什么叫做小老婆。我却嫁不得小老公，他却娶得小老婆，是谁制的礼法，不公不平……。第二恨，妇人偷了汉子便是不守闺门，此是莫大之罪，该杀该休。男儿偷了妇人，不曾见有杀、休之罪”。作者虽则意在戏嘲妒妇，维护封建规范，但却不自觉流露出“男女平等”的思想。
袁宏道的诗作《横塘渡》，具有反道学、反封建礼教的积极意义。诗中女子，向路遇男子表达爱情非常大胆，自称“妾非倡家人，红楼大姓妇。吹花误唾柳，感郎千金顾。妾家住虹桥，朱门十字路。认取辛夷花，莫过杨梅树”。抒情则“率性而行”，毫无做作之态。《秋胡行》中的秋胡妻严正声明，与薄情寡义的丈夫一刀两断，“河水如可竭，妾肠当再热”，表示“妾死情，不死节”，有意识地将“情”与“节”对立起来，其反礼教的思想倾向比较鲜明。
“以情抗理”，在明传奇中，汤显祖的《牡丹亭》影响尤大。其。题辞”中云：
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这里将反封建的男女之“情”，与压抑青年婚姻自由的“理”对举，显然是对礼教的有力批判，为新兴阶级倾吐出要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心声。
《女才子书》(鸳湖烟水散人著)“卢云卿”篇中，云卿初嫁夫死，随书生刘月嵋私奔，在父亲兴师问罪的当儿，云卿敢于以情抗理，为书答曰：“守寡终身者，礼也。怜才私偶者，权也。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说明封建道德教条，已束缚不住青年人的身心，他们以情抗理，有意识地跟传统观念抗争。本作篇首，引花裀上人语曰：“情之一字，能使人死。即不死，亦使人痴，大都闺阁尤甚。如文君私奔相如，红拂妓之奔李卫公，则不可谓痴也。何也?彼盖以丈夫之眼，识豪杰于风尘，双瞳不瞽，臭味自投，不奔，直令英雄气短耳。”《宋琬》篇称宋琬私奔谢生“心巧”、“胆险”。这就暗示出，追求真情，还要有胆魄和气识，“千磨万击还坚劲”，“咬定青山不放松”。故而，他们为了情可以无视门第出身，可以不遵父母之命而幽会私奔。甚至可以为情而生，为情而死。以“情”来反对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可见，“重情” 在某种程度上则是。抗理”，“有心人另具一识赏，第难与道学言耳。”
《女开科传》中粱文昭云：“闻得此处有名姝数人，精通翰墨，……只恐有才无貌，或是有貌无才；即便有貌而于情甚寡，不足邀我辈之赏鉴，就是说有才有貌的，或者是世俗之所谓才貌，就是情有所钟，亦未免为势力所引，不足以当我辈之识赏也”(第一回)，这里明确地表示，选择配偶的标准，在于才、貌、情、德四者兼具，与“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传统观念大相径庭。（来源：中国风俗辞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