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美兼具 明清言情小说，在表现男女爱情时，处处把“才”与“美”紧密相连。明代以前的文学作品，固然也看到男子之“才”，然而，女子之才在男女婚配上，却可有可无，不为人所重视。
《诗·国风·关睢》云：“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认为身段苗条、容貌端丽的姑娘，才是青年小伙的理想配偶。汉古诗《上山采蘼芜》，只是从劳动技能和质量上去衡量新妇、弃妇的优劣。《焦仲卿妻》虽然写及刘兰芝“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但是仍在突出其伶俐、聪慧，并非强调其才。《世说新语》所载谢道韫“咏絮才”，则称其应对敏捷，根本未与情相联系。
唐人小说中也是如此，如《步飞烟》中的飞烟与书生赵象私下相爱，以诗传情、，才表现得比较明朗。但对方之才，并未被视作结合的主要条件。即如著名的作品《莺莺传》，其中张生追求莺莺，也决非因为对方会吟咏“待月西厢下”，而是见莺莺“颜色艳异，光辉动人”，才如痴如狂的。诸如宋元话本中的《碾玉观音》、《刎颈鸳鸯会》、《张生彩鸾灯传》，元杂剧中的《拜月亭》、《墙头马上》、《东墙记》、《曲江池》，男女间的结合，无一为了才，或者极少提出双方之“才”，往往看重其貌。
而明清之际的小说，旨趣与其迥异。“才”，简直成为男女爱情中必不可少的条件。《定情人》(作者佚名)里双星，对理想爱情的唯一所求是，“只要其人当时”。所谓“其人当时”，作品借双星之口，有一个详尽的说明：“天地间只生了我一个双不夜，世界中便自有一个才美兼全的佳人与我双不夜相配”。怎肯“娶一个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丑妇，朝夕与之相对?”(第一回)。他所说的“当对”，就是指才貌相当。唯此，才能使“情”为之“定”。“其人当时”是“定情”的先决条件，否则，尽管外貌“夭夭似桃，盈盈似柳”，美固然美，“但可惜眉目间无咏雪的才情，吟风的韵度，故少逊一筹，不足定人之情耳”。故而，他一心寻找理想的配偶。江蕊珠也如此。她是“宰相人家千金小姐，又美貌多才”，“到了十一二岁，连文章俱做得可观，至于诗词，出口皆有惊人之句”。其父经常夸奖道：“若当今开女科试才，我孩儿必取状元，惜乎非是男儿。”其母也说：“有女如此，生男也未必胜电。”江蕊珠经过对双星的“历试”其才，听对方谈吐，从外表和诗才上，都看中了双星。又观其志向，试其情分，二人方始定情。
《女开科传》(岐山左臣编次)里的余丽卿，也十分注重女方之“才”，说：“要做我的浑家，殊非是今世上没有的才、没有的色方可牵丝结缡，不然，休想我去做他家的风流佳婿。”“生平自负薄才，兼有情癖，誓不肯与凡流女子结缘，误我终身大事。” (第一回)。而女子倚妆也念念不忘的是“寻一个多情的才子。”
再如《春柳莺》(南北鹖冠史者著)中的凌春、毕临莺，《飞花咏》(作者佚名)中的容姑，《玉娇梨》(荑荻散人编次)中的白红玉、卢梦梨，《麟儿报》(作者佚名)中的幸昭华，《女才子书》(鸳湖烟水散人著)中的小青，《赛红丝》(作者佚名)中的宋氏女，俱为才华横溢的女子。
明末吴炳的剧作《绿牡丹》、《疗妒羹》、《情邮记》，均极力写女子之才。冯梦龙《三言》中的《苏小妹三难新郎》、《女秀才移花接木》之类，为反映妇女才干的拟话本作品，更为人称道。《平山冷燕》、《好逑传》、《凤凰池》、《玉支机》诸小说，皆有宏扬女子才能之意。清初，洪升的《四婵娟》，包括《咏雪》、《簪花》、《斗茗》、《画竹》四个短杂剧，分述谢道韫、卫夫人、李清照、管仲姬四才女事。这些，都说明女子的才干已为社会所承认。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几乎形成一股不可遏止的潮流。（来源：中国风俗辞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