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身自好 明清理学盛行，极大地压抑和束缚了人们个性的发展，使理学家声名狼藉，但在理学的营垒中却出现了一些洁身自好、品行端方的有志之士。
跻身于仕途的唐伯元在吏部任职，为政清廉，克己奉公，“佐尚书孙丕扬澄清吏治，苞苴不及其门。”一生“清苦淡薄，人所不堪，甘之自如，为岭海士大夫仪表。”(《明史·儒林一·唐伯元传》)。孟秋在任昌黎知县时，“有善政，迁大理评事，去之日，老稚载道泣留。”后为流言所中，罢官田里，居室简陋，仅“茆屋数椽，书史狼藉其中”(《明史·儒林二·孟秋传》)。
《明史·儒林一》记载，薛瑄缘三杨在权阉王振前举荐，得任大理左少卿，“三杨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往见，李贤语之。瑄正色曰：‘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其后，议事东阁，公卿见振多趋拜，碹独屹立。振趋拜之，瑄亦无加礼。”以其“修己教人”，大为士子所爱戴。再如，以得罪太监刘瑾，被削职为民的罗钦顺，他对权臣张璁、桂萼“秉政树党，屏逐正人”的丑行由衷不满，朝廷屡次征召不起，耻与奸党同列，里居二十余年，足不入城市。他们都不愿低眉折腰事权贵，而清苦自如。
理学家的人品，也渗透到明清小说的情节。《玉支机》中的长孙肖，“只喜自己读书，怕与人往来”。所谓“莫叹箪瓢无趣味，风流儒雅是吾师。”当时被许为“才美过人”的志诚君子。《生绡剪》第十四回中的吉水元，“闭户绝交”、“孑身苦读”，他有感于陋儒的“瞒心昧己”，纵容不轨，仕绅间的饮宴聚会，“图画厚薄”，计较得失，庸吏的轻薄士子，肆意欺凌，发誓“不教书，不赴饮，不见官，不结社”，宁穷饿死，“断不破守，堕落秀才习气”。在取得功名之时，别人皆忙于请客送礼，独有他“落落寞寞，照旧相待”，“一些礼也不送”，自负行囊进京。进士及第后，“见朝廷十分紊乱，津要官负都是势利相倾，倒把国事看作儿戏”，遂有悔不当初之意。他立志洁身自好，卓然独立，“愿为朝廷出力，不受枉法一文”。任知县期间，他执法不阿，代民剖冤，清廉如水，不受分文。此等人品，又与理学中“真儒”相类。
《好逑传》中的铁中玉，性情如铁，十分执拗，“倘若交接富贵朋友，满面上霜也刮得下来，一味冷淡。却又作怪，若是遇着贫交知己，煮酒论文，便终日欢然，不知厌倦。更有一段好处，人若缓急求他，便不论贤愚贵贱，慨然周济。若是谀言谄媚，指望邀惠，他却只当不曾听见。”(第一回)。作品塑造出洁身自好的士子典型。
《儒林外史》中的庄绍光，则“闭户读书”，不要交一人，也不肯屈节作权势门下客。虞博士襟怀冲淡，待人厚道，具有“不要禁止人怎样，只是被了他的德化，那非礼之事，人自然不能行出来”的人品，“以德化人”，不大讲是非原则，是洁身自好的另一种类型。（来源：中国风俗辞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