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真求实 《论语·阳货篇》中，孔丘将“仁”概括为“恭、宽、信、敏、惠”五个字，其中“信”便是“诚实”，是 “仁”的美德之一，也是“尚真求实”的最早文字记载。
封建统治者不讲“信”、“诚”，虽然他们以孔孟之道的断承者自居，但是他们只吸取了其中适合封建统治的内容。宋儒周悖颐在《易通》第一章便讲“诚”，声称“诚”为“五常之本，百行之源”。然而，他们的尚诚，是以“惩忿窒欲”为前提的，体现于整顿纲常之中，所谓灭“人欲”，才能正纲常。
明清小说家，渴望世道回归往古，天下人皆“不利己害人，不贪财蔑义，不瞒心昧己，不忤逆不忠，种种公平正直，件件正义光明。”(《醒世姻缘传·引起》)认为文章应写出真情。尚真已成为明中后叶文坛的一种普遍追求。
明清小说家往往由写男女之情，写及社会人情；由交友之道，写及治国之道，直写世事。写西门庆一家盛衰的《金瓶梅》，实则写及“一县”，写及远在京师的当道大僚，恶仆阉竖，对朝内外种种龌龊肮脏之事，一一鞭挞，表现出尚“真”求“实”的审美意识。在此类作品里，帝王将相、达官权贵虽然时常出现，但已不是主角，那些三姑六婆、帮闲篾片，贩夫走卒，却屡屡出现，作品借以描写人情之“刁钻”，世界之“缺陷”。这也是小说家尚真求实的表现。
明清小说家，经常以“权”来对付束缚青年身心的、一成不变的“天理”，也是尚真求实的体现。如《春柳莺》中的毕临莺、《玉娇梨》中的卢梦梨，不堪封建礼教的重压，主动追求婚姻自由，男装会情人，并以“权”来解释其举动的合理、合法，实则亦是执意追求人情之“真”。《飞花咏》中的唐昌与女子彩文，借《诗》中描写爱情的语句，吐露情思，何尝不是发抒真情，《好逑传》中，当水冰心与情人同室夜话，遭及世俗的非议时，她以 “权”反讥，恰说明世人之求真所承受的传统势力的重压。
小说中尚真求实呼声的出现，实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密切相关。明代初年，封建专制严酷，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整个文坛，为死气沉沉的空气所笼罩，粉饰和逃避现实的“台阁体” 即产生于此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成化以后，安享太平，多台阁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陈陈相因，遂至啴缓冗沓，千篇一律。”所言甚是。稍后，诗歌创作则模拟剽袭风特盛，随人短长，拾人牙慧，“处富有而言穷愁，遇承平而言干戈，不老曰老，无病曰病”(《四溟诗话》卷二)，不能反映现实生活与作家的思想面貌。一些鼓吹纲常教化的作品也应运而生，如朱有炖的《诚斋乐府》、邱浚的《五伦全备记》、邵仙的《香囊记》等，均属此类。一些有识之士，对这种文过饰非的文风甚为不满，积极倡导文学的写真。李梦阳在《涛集自序》中，就强调向民间求诗，“真诗乃在民间”。李开先的《市井艳词序》引用前七子之一何景明的话说，民歌“有非后世诗文墨客操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者，以其真也。”进步思想家李贽，一方面指责伪道学“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续焚书·三教归儒说》)，一方面又申斥当时社会一切都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焚书·童心说》)。散曲家薛论道在 [朝天子]《不平》中亦说：“时年依假不依真，鱼目把明珠混”。连诗人谢榛，也曾慨叹：“人生多愆，真不如假”。相传出自徐渭之手的《歌代啸》杂剧，开场即云：‘‘世界原称缺陷，人情自古刁钻”。都对这种颠倒黑白、是非混淆、无所不假的社会，表示出极大的愤慨。（来源：中国风俗辞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