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指和四二二是南宁两个着名的造反派组织。1968年8月，“四二二”被“联指”包围在南宁解放路一带，被迫缴械投降。大批的居民举着双手被押解出来，甚至伏在母亲背上的一两岁的孩子也知道把双手举过头作投降状。
当天，“四二二”的广播员、成员共二十六人，被押到现在的广州照相馆门口，集体枪决。其余大批四二二成员及其家属被押解至二中的教室关押。之后这些人被分批拉到邕江边处死。西津水电站连夜开闸，好多天过去，仍有源源不断的尸体向下游冲去。一具具尸体从上游一直漂到港澳地区，港澳的报纸惊呼：“广西武斗造成人员大量伤亡，尸体漂至大海……”，一时震动世界。
没有被俘的“四二二”成员和家属共三千多人（有说七千人），躲进了地下人防工事。那年头美帝国主义正在轰炸越南，南宁是革命大后方的最前线，因此市里修建了不少人防工事，人防工事易守难攻，可谓一夫当关，万人莫敌，联指一时无法攻入。
8月，正是南方的暴雨季节，南宁下起大雨来。据说上游雨下得更大，邕江水位看涨。但住在江边，邕江水哪年不涨几回？谁也没把它当回事。可1968年的大水却邪门，一夜之间竞把南宁城除了公园里的古炮台外都给淹了。几天后大水退却，从地下人防工事里清理出许许多多发臭的尸体。南宁市武斗到此宣告结束。
广西融安县长安镇，位于柳州北部的山区。400米宽的融江河穿城缓缓流过。那缓，缓得就象宁静的湖泊。那水，清得就象店铺里卖的娃哈哈水。山青青，水蓝蓝，环境真美呀！然而就在这个美丽的小县城里，在网上有人大声喊好媒体却三缄其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却发生了多起惨案，其中一桩惨案发生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这一天，是用木棒、砖块、石头活活打死五十六个鲜活生命的事件。
快三十六年了，当时的惨景仍历历在目，令人永难磨灭。
当年的全县各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就先后都刮起了大批抓人杀人的十二级台风。待到融安县革命委员会八月十日成立，八月十三日上午就召开了“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誓师大会”。融安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原融安县武装部政委）刘彬在会上号召：“立即紧急行动起来！向阶级敌人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刮起十二级台风！要抓一批人、判一批人、杀一批人！坚决镇压他们，毫不留情，毫不手软！”会后立即组成纠察队，收集捆人的绳子。八月十四日早上，那些戴着“纠察队”红袖章的武装民兵，个个荷枪实弹，满脸杀气的挨家挨户抓人。抓到后即五花大绑，拳打脚踢，皮带抽，枪托敲。被打得鼻青脸肿，血流满面，躬腰跛脚者随时可见。在长安革委会的监狱（原县百货大楼）里，岑友培被打断手。梁树文被跪被打得眼冒金星、手肿很大。苏权被打得鼻青脸肿。融安县革委会纠察队指导员韦某某一见共产党员王国华就骂：“你这个地主仔有今天！”“韦操起一根木枋，一棒就把王国华打倒在地，把肋骨打断。县水电局干部罗美和被抓时据理质问：“你们抓人有逮捕证吗？”抓人的得意洋洋地指佩戴的红袖章说：“这就是逮捕证！”被抓人员有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工厂工人、街道居民，也有公社农民，不分男女、老少，只要你上了“黑”名单就别想跑掉。当时有成员参加过四8226;二二的家庭，家家被吓得魂不附体，寝室不安。有的甚至还未被抓到，为了避免遭受那惨绝人寰的皮肉之苦，上吊的也有，割喉的也有，早早地结束自己的“狗命”。长安建设街第九组贫民唐毅八月二十日接到通知，要自带高帽，黑牌第二天去游街。唐毅知道此去必死，与妻子卢冬梅把尚读小学的一女三子送到外婆家后，两人哭了一夜，凌晨上吊自尽了。
八月十六日是长安镇圩日，早上五时先枪杀了长安贫民周老关。上午八时杀了县教育局的莫海明和教师曾漫涛。中午，纠察队按革委会的安排，押着三十多人游街示众，当天即有三十七人被拿着木棒、铁棍、砖头、石块的凶手们活活打死在大街上，血腥气弥漫了整个县城。
八月二十一日，当天又是长安圩日， 更大的惨案再次发生。在许多肩挑手提物品的赶圩人群中，夹杂着一些手操木棒的壮汉，此情此景，似乎隐藏着某种凶险。快到中午时，只见纠察队押着一队队被捆绑着的“四二二造反派”从百货大楼出来，往县城的几条大街去游街示众。到了街上，有人在宣读着这些“四二二造反派”的“罪行”，而被捆绑着的这些“罪犯”则个个低着头，抖抖索索的挪动着沉重的双脚，死人般的脸青灰青灰的，他们已预感到大难临头，但口中仍在说“我有罪……请罪……罪该万死……请饶了我的狗命……。”
走着、批斗着，打着，骂着，看热闹的，想打人取乐的，泄恨的，围观者越来越多，大街上乱哄哄的，有人早已急得心痒痒，声嘶力竭地大喊着“打死他们！打死他们！” 纠察队员最后一句“交给群众处理”话音刚落，马上就看到有壮汉挥舞着大棒呼呼地朝着那些仍在喃喃请罪的“牛鬼蛇神”们的手上、脚上、身上、头脑上打去。刹时间只见木棒翻飞。此起彼伏。砖头、石块纷纷泻下，“嘭、嘭、嘭……地响着。被打中者有的当场倒下，满面血污；有的则挣扎着趔趄地向前乱跑，无奈双手被捆绑着，哪里逃得了，随即被飞来的木棒、砖头、石块击倒。人们打红了眼，手中没有“武器”的，则抢过赶圩农民手中的扁担，抡起粉摊上的木凳，穷追猛打。哪怕平时与这些“牛鬼蛇神”素不相识，此时都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非置之死地不可。而有些则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车间工友、同校师生，这时都“六亲不认”，非把对方打死才解气。满街的哭喊声、饶命声、追打声、漫骂声、狂笑声，声声撕心裂肺。满街溅洒着鲜红的人血，汇聚成一条条小沟。沾满鲜血的砖头、木棒，横七竖八的尸体，构成了融安县长安镇一九六八年“八二一”不堪入目的一幕。
当天的太阳特别毒辣，列焰腾腾，烧烤着这座遭难的小城，浓烈的血腥味阵阵扑鼻而来，令人直想呕吐。在塘码头融安饭店门前的十字街口，躺倒着七、八具血淋淋的“尸体”，有的脑壳已开花，脑浆四溅；有的手折脚断，却尚未断气，仍在痛苦地抽搐；有的脸被打肿得如同脸盆般大，满脸血浆； 有一具“尸体”七窍流血，仿佛仍未断气，只见他一呼气，一串大大小小的血泡弹射而出，大的如同拳头大，中的如乒乓球大，小的如串串葡萄；一吸气，一条血的带子直拖到他的鼻子、嘴巴。（另听别人说有的死者还被人用修尖了的竹签从嘴巴戳进去，从后颈窝穿出。）街边则象雨后的流水那样，一条条小沟汩汩流动的却是鲜红的人血！
傍晚，由“被缓期执行”的“四类份子”去收尸，尸体全部抬到融安中学校办农场的菜地上，一溜地摆着。数一数，一共五十六俱，老的已有六七十岁，小的是一个只有十多岁的男少年蓝水养。
是夜，整个县城死一般的沉寂。沾着一点“四二二造反派”气味的，沾着一点“走资派”、“二十一种人”、“四类分子”气味的，哪怕是在家里，人们连大气都不敢出，偶尔响起一两声狗吠声，也把人吓得胆战心惊。
当时融安“四二二”造反派被抓了几十人进监狱，仅融安中学一个学校就被抓了七个教师一个学生进监狱。融安革委会清查是否有人搞电台，把会修收音机的融安中学物理教师马进奎抓进了监狱，却把马的妻子不沾政治的工人曾碧英棒死在大街上，抛下了尚读小学的二子一女。八月被杀的是不够资格进监狱的人。他们是：公靖波，融安财政局的中共党员；钟维錞，岳朗，融安财政局的公务员；周富云，融安县委工作队的中共党员；黎继昌，长安税所公务员；莫海明，融安县教育局公务员；朱伯初，融安工商联主任；殷远芳，县邮电局职工；向金荣，县粮食局直属库中共党员，工人；覃美荣，长安粮所干部，**军人；黄斌，大巷粮所干部；胡雄，县油脂公司干部,50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律系；黎锡，县粮油加工厂工人；钟毓明，县粮油加工厂中共党员，技术员，转业军人；刘显扬，县粮油加工厂干部；李智元，县粮油加工厂干部；覃启明，县酒厂青年工人；傅剑秋，服务公司照相工人；刘祥斌，服务公司饮食店工人；王德裕，服务公司旅社工人；覃国雄。县桂剧团扮演杨子荣演出《智取威虎山》的青年演员；韦超云，县供销社干部；韦亮，杨捷荣，县公路段工人；罗美和，县水电局技术工人；满举世，县拖拉机站青年拖拉机手，死时被用杀人的木棒塞进嘴里；陈德渊，戴景松，孔繁树，长安铁木工厂工人；戴景培，教师；王振声，长安护林队工人；陈友才，长安和平街中共党员；杨贵安，长安竹器社中共党员；张德尧，长安服装厂工人；曾碧英，五金社钟表组工人;韦克利，长安车缝社工人；李引弟，竹器社工人；黄太成与其岳父，长安渡船社工人；张炮光，理发社工人，**军人；蒋喜田，理发社工人；杨火美，长安棕绳社工人；林世民，长安服务社劳工；黄太培，杨冬梅，甘雄飞，长安新华街居民，劳工；陈云发，曾安苟，长安长庆街居民，劳工；尹新贵，和平街居民，手工业工人；江绍先，和平街居民，劳工；雷振强，35岁教师；李庄和，长安插队青年；周老关，长安以埋死人为生的土工；余寿宽，余寿松，龙安志。陈汉英，立新街居民；余万春，长安诊所医师；蓝水养，长安车缝社社员之子;蔬菜社的曾曼涛，……
八月二十六日，因为庆祝广西革命委员会成立，暂停杀人一天。
当时，以支持“四8226;二二”造反派闻名南宁、柳州的6984部队，其团部和一个营一直驻扎在长安镇。所以融安县革委会在长安杀“四二二”造反派一直是有所顾忌的，不象广西宾阳那样公开催下面加紧杀人，而是口头上说不准杀人，谁杀人谁负责。
九月一日，听上面说不准杀人了，杀人杀红了眼的人又抓紧时间赶最后一班车。中午，我们又有同学的亲人被杀。其中有一家三兄妹，老大是高二学生，老二是初二学生，都跑到上海老家躲广西武斗去了，父母是从上海来融安县民族医院支援边疆的医护人员，被融安县民族医院的同事绑赴批斗会场“交给群众处理”，双双惨死在木棒之下，只留下尚读初一的的妹妹在融安无依无靠。本来十分幸福美满的家庭，瞬间变得悲惨万分。县农械厂这天杀了八级工梁杞和、28岁的**军人工人程建勋、中共党员周泽林、28岁工人陈正禄、30岁工人周景光、36岁工人房志明。我的同学的父母药剂师程椁、护士长冯培荣是一对经常手牵着手上街走的恩爱夫妻，没有参加文革两派争论。 融安县民族医院张医生将检验师程椁、护士长冯培荣绑到长安体育场。张某指体育场一侧灯光球场刚被打死的尸体说：“看见了没有？那一帮就是你们的下场！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要讲的没有？”程、冯二人一言不发。接着张医生宣布程、冯罪行，交由群众处理。随即有一青年用杉木疙瘩棒打程药师头脑，程鼻子喷血、两眼圆睁倒在妻子脚下。张某问冯：“你看清了没有？你现在还有什么要讲的？”冯一言不发。在那腥风血雨的岁月，要你死你就没法活，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难道对杀人凶手还能寄一丝一毫的希望吗？张医生一句“交由群众处理”，冯护士长就被棒中头脑，倒在丈夫的身上。这对恩爱夫妻死时都两眼圆睁。他们都死得不甘心哪！长安镇革委会杀了十个二十一种人、四类分子。他们是建设街第九组的“地主分子”罗杰、罗毅兄弟，同一组的“坏分子”覃梅枝，长庆街的“富农分子”吴仁富，同一街的古成寿、潘炳成等。其中罗毅五十年代时还是学生，后来做了国家干部，因为家庭出身地主，六十年代被开除回家，戴了地主分子的帽子，以做泥水工帮人上房补瓦为生。覃梅枝以编竹篮卖为生,是因为帮人扯过牌算过命，结果被戴上坏分子帽子。本组治安委员杨某曾因**夹色昏迷，覃梅枝赶去医治救了杨一命。9月1日上午杨某却把覃梅枝绑去要了覃的命。杨某的父亲挨家挨户通知：“今天敲四类分子，去敲啊，去敲啊，不去敲的就有罪啊！”吴仁富出身富农，把自己的菜园打扮成花园，还挂上了刘禹锡的陋室铭，结果被戴上了富农分子的帽子。
文革中融安究竟死了多少人？1996年6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融安县志》第177页写到:“在'处遗’中，查清融安县'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共1416人，其中，农村、城镇居民1228人，机关干部职工188人。”而1969年12月融安县公检法军管会上报的数字是：查明刮台风乱打死1089名（其中地主分子112名，富农分子61名，农民475名，工人9名，学生21名，伪军官20名，其他391名），因刮台风造成自杀126名（其中地主分子18名，富农分子10名，农民6 4名，工人2名，学生14名，其他8名）融安大将乡龙妙村的龙妙街竟因此被人称为寡妇街。
跟一些同事辩论过毛时代与“今天”孰优孰劣的问题，当时只是以为只有极个别的人才会存在认识上的偏差，或者存在睁眼说瞎话的现象。不料，近几年，随着人们对过去的渐渐淡忘，随着不谙世事的新生代的渐渐成长，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在和青年朋友的交谈中，在各种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中经常会见到听到这样的论调，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毛时代是美好的，毛泽东是伟大的。 狭义的毛时代应该指49年到76年这段时间，其间以66年到76年发展到极致。广义的毛时代可以从延安时代甚至遵义会议算起。
我以为，怀念憧憬毛及毛时代的人可以分为几类:
一、毛时代的既得利益者。这些人多数不是凭真才实学，也不是凭勤恳努力，而是凭打砸抢或投机钻营为自己谋取了可以居于特权阶层的地位。比如，革委会主任、知青办主任、大队书记、军代表、工农代表等。拨乱反正，使这些人失去了原有的地位，眼看着“地富反坏右”都“复辟”了，都靠才学、靠努力成了令人艳羡的人，而自己却从高高的云端跌落至现实的地面，于是今不如昔之慨油然而生。
二、用怀旧来发泄对现实世界的不满。毋庸讳言，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确实存在着太多太多让人愤怒、让人痛恨、让人咬牙切齿、让人食不甘味睡不安寝的丑恶、污秽、卑鄙、残酷。但是你就此便说，毛时代是乌托邦，是理想社会，是五千年一遇的美好时代，是比今天好千倍万倍的盛世，那打死我我都不信。对这些怀旧者，如果你真的追问他一句：在毛时代真的比今天活得舒服、活得自在、活得像个人样？我想多数人如果能客观地回答问题，如果不是睁眼说瞎话，肯定会说：否。
三、七十年代后出生的青年人。这些人对毛时代一无所知，大多数又不肯踏踏实实地对毛时代、对十年浩劫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任何一个版本的文革史料都不屑一顾，却天真地对毛盲目崇拜，对毛时代盲目怀念。究其因有几点：
１、文化熏陶。拨乱反正后，虽然某种程度上否定了毛的错误，但毕竟是同一个党领导的同一个天下，所以对毛所造成的极坏的影响却羞答答地根本就不容你彻底清算，因而在我们的文化氛围中，至今仍然存在着浓重的毛的味道。比如，音像制品中歌颂个人崇拜的糟粕，中小学课本中大量存在的毛的文章、诗词，各地出现的以文革符号而命名的饭店……
２、年轻人的不可一世、疏狂傲世的天性。自以为世界即将在我的掌握之中，沉迷于“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势，于是对独裁者产生盲目崇拜的感情。（我想说，你可以盲目崇拜希特勒，可以盲目崇拜斯大林，可以盲目崇拜毛泽东，这是你的思想自由，你非要认为这些人都是好人、伟人，我也无权限制你，但是，你如果想告诉别人相信你的话，我一定会想方设法告诉那些可能上当受骗者，千万不要信以为真。）
３、受其他怀旧者的影响。比如父母、老师和其他长辈。
四、毛时代似乎只有随大溜才是时髦的，比如忠字舞、黄军装、武装带、红宝书；当代似乎只有叛逆、另类、非主流甚至反政府才是时髦的，既然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那么这些以另类标榜自己的新生代们便不顾历史事实，摆出了架势，偏偏要给十年浩劫平反讨说法，有的甚至仅仅是为了发惊人之语，以求与众不同。但是我认为不管什么时代，最起码的是非观念还是要具备的，最基本的判断是非的能力还是要拥有的。你说呢？
可笑、可气复可叹的是，不论哪一种怀旧者，都决不承认自己的私心和无知。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当今时代的丑恶、污秽、卑鄙、残酷、混乱和不公正，以期以此为突破口，把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进而维护自己的观点，达到丑化当今，美化昔日之目的。因此，我们不容回避地要首先谈到这个问题。
到底今天存在的问题有哪些呢？
第一，腐败问题，这是老百姓最最关注的社会问题。回避了这个话题，则一切都无从谈起。不容否认，腐败问题是当今政治的一大痼疾，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几乎是老百姓的共识。各位看官，切勿以为笔者在这里是要给腐败分子翻案，我纵便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如此冒犯众怒。我认为，站在整个社会和历史的角度去观注腐败问题，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腐败是表象，腐败本身绝不是根源。那么根源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根源是没有跟得上经济改革步伐的政治制度，是不受约束、不受监督的膨胀了的权力体系。这种制度和体系往远了说，封建集权是它的远祖，往近了说，是毛时代的嫡传。想一想华盛顿吧，几百年前就奠定了美立坚民主政治的基础；想一想四十多年前吧，一手漂亮高妙的“引蛇出洞”的“阳谋”，使所有的试图对权力进行约束和监督的傻冒闻风丧胆，使五十五万有胆量者或无城府者一夜之间成为人人唾弃的阶级敌人，使仍苟活于世的右派和作为后人的我等余悸犹存，使整整几十年中对民主政治梦寐以求的幼稚病患者彻底放弃了梦想
这就是腐败的根源。
说到此，一定有人要反驳：毛时代就没有腐败现象。
果真吗？果真吗？天哪，你能想象那个时代的报纸会时常披露官员腐败的消息？你真的相信在没有有效监督的前提下的大公无私的神话？事实是，并非没有腐败，而是我们知道的太少。
尽管如此，我们完全可以运用最简单也最实用的不完全归纳法得出结论。在几千万人成为饿殍的时代，谁能够保证自己仍然生活丰裕？是官员，是大队书记，是食堂管理员。在大量知青下乡回城的生死轮回中，谁是直接的受益者？是知青办主任，是一切手握权柄的有能力予或夺的官员。多少知青在为回城的努力中，牺牲了自己的金钱、贞操、健康。这是一代人永难遗忘的梦魇，永难平复的伤痕。（关于知青下乡的是与非，拟后文或另文探讨）王朔的小说中有一个细节，说有一段山东快书，是一个大队书记对一个想要入党的女积极分子说的：“当里格当，当里格当，你要不让我入你那个裆，我就不让你入我这个党。”话糙理不糙，这样的故事难道我们听的还少吗？刘少奇被打倒，我们听说王光美用牛奶洗澡，我们气愤过；林彪折戟沉沙，我们听说林彪拥有供自己享用的豪华别墅，邱会作家的地板是玻璃钢做的，下面有金鱼池与外面的活水相连，我们气愤过；“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们知道了江青一律使用进口化妆品（那个时代谁有能力使用进口化妆品，谁敢使用进口化妆品？）在房间里看美国电影《出水芙蓉》，我们气愤过。既而渐渐的又知道了所谓林立果选妃，知道了第一夫人的面首，知道了我们曾经无比敬爱的人的后宫佳丽……如此等等，难道你还以为我们应该痛恨的仅仅是有限的几个人？使用最简单的归纳法还不能得出结论？
由此可见，今日的腐败，正是昨日种下的祸根。
第二、失业问题。这又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持今不如昔观点者,一定会提到这一点，并且振振有辞地说：毛时代就没有失业者。我又忍不住要问一句：果真吗？
我们且不说那个不堪回首的三年人为的灾祸，上千万人沦为饿殍。我们单说凡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工分一说。那时的农村，一个工分，好的一毛钱，差的几分钱，文革期间有很多地区的工分“高达”负几毛钱。也就是说，农民辛辛苦苦劳作一年，到头来，要倒找给生产队几十甚至上百元。这又是何等的“幸运”啊！这比起现在的失业工人又当如何？反驳者又会说：你说的是农村啊！我要说，你首先就犯了“民有高低贵贱”之分的错误。农村怎么啦？首先，我们往上追三至五代，绝大多数是农民，我们切不可数典忘祖啊！其次，我们是农业大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再次，问一问那个时代的人就会清楚，毛时代的城市隐性失业也是严重的，加之大量的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被停发了工资，只奉献而不得索取，这一切都被大肆宣扬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深深地掩藏起来，这比之今天的失业又当如何？还有，毛时代大谈“缩小三大差别”，但却人为地加剧了城乡差别，与有力的证据就是：
1、户口的管理。谁都知道，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天壤差别；谁都知道前者和后者的相互转换意味着什么。
2、工人和农民待遇上的差别。农民没有任何社会保障，这一点一直延续至今。
3、城市和乡村在经济、文化、娱乐、饮食等各个方面的巨大差异。时至今日，我们至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苏南模式的确立，浙江个体经济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建设，给我们提供了缩小城乡差别的光辉的典范。
还有一点，我实在不愿讨这个巧，但是理不辩不明，我也是出于无奈才不得不谈及这个问题。失业工人的增加，有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人口的急剧膨胀。假如当初毛能够虚心地采纳马寅初先生的意见，适当地采取限制人口的政策，我们的人口数会从49年的4.5亿急剧膨胀至今天的13亿吗？我们今天的人口危机会如此严峻吗？
再有，这是一个残酷的话题。失业现象是世界性的问题，是物竞天择的必然结果，也是技术更新、产业调整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暂时的阵痛。对于这一点，我非常诚挚地希望反驳者千万不要仅仅从道义上对我进行批判，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
前文说过，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确实存在着太多太多让人愤怒、让人痛恨、让人咬牙切齿、让人食不甘味睡不安寝的丑恶、污秽、卑鄙、残酷。但是，任何在割断历史的前提下对现实的观注都是缺乏说服力的。任何一个时代的开端，都在某种意义上对后世起到了一个规范的作用。李世民开创了大唐数百年江山，他和魏征的关系，堪称中国历史上主明臣直的典范。唐朝的兴盛，当和李世民奠定的基础不无关系。魏征无数次的抗颜犯上，却并未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单是这一点，在毛时代就是不可想象的。汉文帝在对待大才子贾谊的问题上留下的名声一般，唐人赋诗讽其事：“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即便如此，当贾生以质问的口气直言“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和“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懔懔也”时（注意，这显然是在攻击大汉朝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好形势），也没有被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啊。彭德怀不就是说了一亩地不可能生产十三万斤粮食，并且如实地汇报了有饿死人的情况吗，结局如何，我不必多说。都说清朝文字狱盛行，可黄宗羲不是说过“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吗？简直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啊！再看看我们文革吧，单是因为对我们造出来的神稍有不慎，即遭灭顶之灾的例子还少吗？不小心把领袖的画像掉在地上，不小心用刊有领袖画像的旧报纸剪了鞋样，不小心在早请示晚汇报中放了个屁，不小心把“毛主席万岁”后面的感叹号写得上端稍稍弯曲一点（革命小将说是问号）……结果就成了现行反革命或者仍然坚持反动立场，于是遭受触及皮肉和灵魂的批斗，这种事情还少吗？
在这样的环境中，谁敢对领袖说半个“不”字。（有。让我们记住这虽然少得可怜，但熠熠生辉、不可磨灭的名字吧：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黎莲，这可是些在人格上比我们敬爱的总理、敬爱的总司令都更加光辉灿烂的名字啊！昨天晚上，我流着泪，读完了6月16日《南方周末》报刊载的《张志新冤案还有新的秘密》一文，竟然几次因拭泪而停止了阅读）于是，官场盛行的是“一致通过”，是“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是“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于是全国人民的头脑都被一个大脑代替，成了巨型计算机的亿万个终端。不会真是这样吧？至少林彪就不是真心喊“万岁”的。因而官场的真实情况应该是，阳奉阴违、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结党营私、互相倾轧、韬光养晦直至伺机而动待时而发。连毛自己都说“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样的话。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对今天官场的腐败、黑暗、丑恶，毛作为始作俑者，难辞其咎。今天，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的彻底变革，不从根本上彻底清算毛时代的遗毒，中国，至少是中国的官场是没有前途的。 在跟青年朋友谈到这个问题时，有青年朋友善意地劝告：“你这样的说法会导致信仰危机。”我回答他们：“我不能欺骗你们，我不能让你们相信并不存在的美好。”
毛时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这一点，凡过来人，都应有切身的体会，但却未必都能有清醒的认识。更为不幸的是，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善于遗忘的民族，尤其是对自己的丑陋总是讳莫如深的。巴老早就建议要建一个文革博物馆，但至今也没有哪个当政者把文人的提议当回事。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我们还是认真地回忆一下那不堪回首的过去吧！
一、毛时代是一个极端专制、万马齐喑的时代，是一个因大搞个人崇拜而毁弃万民个人自由意志的时代。“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个道理毛泽东本人一定很清楚，但他更是深谙“民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手段，而且运用起来比“弱其志，强其骨；空其心，实其腹”的古训要高超得多，也娴熟得多。
４９年以后的中国，每个人都能体会到政治学习的强大威力，所谓政治学习，目的就是要用“我”强行灌输的思想彻底取代“你们”的个人思想，即所谓“洗脑”。我们还有形成网络的宣传体系，城市不用说，农村后来也是发展到村村有广播，户户有广播。如果有人不幸而拥有了自己的思想，那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让这种不合时宜的念头在心中彻底腐烂，化为泥土（这是多数人的选择），要么就接受厄运（五十五万右派分子即是）甚至死亡（张志新、遇罗克等人即是）的挑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使肉体和灵魂一起毁灭，然后彻底腐烂，化为泥土。那个时候，收听外电广播被称为“收听敌台”，是要遭到镇压的，直到七十年代末，人们在收听美国之音的对华广播时，仍然要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几乎每一个稍大一点的城市中，都设有干扰外电的设施，目的就是让中国人不了解外面的世界，高高兴兴、无怨无悔地接受我们的救星赐予我们的一切。
记得小学时，老师布置一篇作文，题目是《给台湾小朋友的一封信》，少年的我坚信，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台湾人民，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更是苦海无边，回头无岸，度日如年，于是我忧心如焚，于是我特别真诚地希望台湾能够回到祖国的怀抱（虽然我今天仍然真诚地希望台湾能够回到祖国的怀抱，但出发点不一样），于是我饱蘸浓情的笔墨，完成了这篇书信体的作文，老师认为是一篇非常成功的习作，并被当作范文。还是小学时，有一次，某个同学的练习簿上，不小心把“毛主席”的字样同“崩溃”两个字连在了一起。虽然根本就是搭配不到一起的两个词语，可是还是被某一个好事的同学报告了老师，于是小题大做地把我们十几个同学留到了晚上八点多钟，对笔体，背对背谈话，直至抓出“罪魁祸首”。幸好这个家伙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的后代，否则真不知道后果如何。可悲的是，当时的我对写下这样文字的同学竟然真的有一种由衷的愤怒：怎么会有这么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人！因而积极配合校方的调查。想一想吧，当时连我这样一个不足十岁的少年的脑子里，都已经浸满了盲目崇拜、封建专制的毒汁，假如不是拨乱反正，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长大后一定是这种制度的自觉维护者。我并非为了赶时髦也来一番忏悔，其时仅是一个少年的我也并没有做出什么必得忏悔的罪恶，我只是想让新生代的思想者们知道那是一段什么样的岁月，知道成为别人灵魂的附庸是一种什么滋味，知道没有感觉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和提倡下，也曾有人给党提意见，那多数确实是出于善意的客观的批评。可是很快，当形势急转直下时，五十五万人措手不及中就变成了反党分子，妻离子散，受尽磨难。右派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那个时代我们是多么的需要知识啊！那里面的一大批人物可是都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作精英啊！毛却振振有辞地说“这不是阴谋，这是阳谋，这叫引蛇出洞”。多么卑鄙无耻！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毛的问题，不仅仅是治国方略方面的失误，同时也存在着人格方面的严重缺陷。
在那样的时代，不仅毛本人需要靠大搞个人崇拜和极端的专制来巩固自己在党内和国内的地位，各级官员也需要靠这样的体制来维护这种等级制度，进而维护自己的特权。即使已沦为阶下囚的“奴隶”们也可以通过出卖别人、出卖灵魂来表忠心，进而稍稍改变一下自己的处境。因而，那时的人们都是自觉地在维护着这样的制度，维护着一种虚无的信仰，维护着一个大家共同创造出来的神像。
二、毛时代是一个法制废弛、人性沦丧的时代。我们经常感叹中国的法制远未健全，感叹中国人法制观念淡薄，感叹在中国仍然顽固存在的权大于法的弊端（特色？）。这一方面自然是缘于封建意识的根深蒂固，但是，有没有人想过，其实从土改的斗地主开始，就埋下了“共和国”忽视法制，践踏人性的种子。所谓土改，固然是发动农民从地主的手里抢得土地，然后由农会将土地分发给贫苦农民。（这一点，在小农经济时代，在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背景下，为了政治上的稳定，为了笼络民心，是完全必要的。）分发土地的同时——公开的理由是为了防止地主的反攻倒算——在各地都进行了残酷的斗地主的运动。对于那些罪大恶极之辈，乖戾暴虐之徒，施以刑法的惩治固然是必要的。可惜，我们的做法是由普通农民集中起来，把地主置于垓心，由群众申明罪状，同时施以拳脚、棍棒，或者直接刀锯加颈，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没有任何法律人士在场，转瞬间即可毁灭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这种肆意践踏法律尊严，倡导人们灭绝人性的运动，在真正的文明时代和法制国家里是难以想象的。更可怕的是，这种运动对在多大范围内“揪”出多少个“恶霸地主”是有明确要求的，因之冤假错案（如果能算作案件的话）丛生。解秘以后，我们才知道，连当年那个闻名遐迩的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收租院”也是蓄意虚构的。
这种践踏法律、灭绝人性的情况，在“共和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得到了体现，尤其是十年浩劫中更是发展到了极至。在处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公安部的调查人员的调查结论是，没有找到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证据。可是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却说：既然毛主席说他是反革命集团，那就是反革命集团吧。简直比莫须有还要莫须有。于是按照结论——反革命集团——的要求，去虚构材料，罗织罪名，于是一个精心建构的案件就成为了“事实”。57年反右，也存在着分配指标的怪现象，各地各单位各部门都要按要求抓出一定数量的右派分子，实际上也是先拿结论，再编证据，这本身就是有悖法理的，这与自然科学的假说和猜想绝对不是一回事。
十年浩劫中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随手找出几例就足以令人发指。
（一）王毅《“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酷性的文化根源》１９６６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从此斗打、乱杀事件日益严重，由开始时斗打个别“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发展到斗打一般的“四类分子”；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个“尖子”，发展到一个大队一下子打死十来个甚至几十个；由开始打杀“四类分子”本人，发展到乱杀家属子女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杀绝。自８月27日至9月1日，该县的13个公社４８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325人。最大的８０岁，最小的仅３８天。有２２户被杀绝。又如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大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达一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一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在武宣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了大批学生批斗完老师、校长之后，在校园内就地架起简易炉灶，将他们剖腹脔割、煮熟分食的惨剧。吴树芳老师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药用。（文见《北京文学》１９９８年9期）。
（二）刘烨园《托咐》１９６７年10月，某大队两天内集体坑杀76人；同年11月，某县民兵枪杀69人；１９６８年7月，某军分区调动八县两矿一厂一郊武装人员进攻某群众组织，打死146人；同月，某县以“群众专政”为名杀死3681人，使176户全家灭绝，占全县“文革”中死亡人数93％；同年8月，军队和某群众组织攻打另一群众组织，据不完全统计，仅此一战打死1342人，俘虏8945人。走到某照相馆门口，仍不解很，光天化日之下，又随意枪杀其中26人；还是这个月，军队联合十县及多家兵工厂的武装人员，一次围剿某县群众组织就抓捕一万余人（当时全县人口十万人左右），枪杀1016人……；全县86个大队81个杀了人……此类事件，不堪枚举！我曾略做统计．成批杀人之事，各县市皆有。几十年后平反，证明几万冤魂全系无辜被害！而杀人手段之残忍，诸如挖肝取心、活割生殖器官烹食之类，若非官方文件所载，当事人供认不讳，即使我等亲见其地杀戮之烈者，亦难信之。而这还仅为我当年所生活的一个省的现实（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之一角）仅为干瘦的历史线条。最有思考价值的活生生的场景，其深处不知要复杂多少万倍，但恐怕是再也难以复原了。
（三）胡平《中国的眸子》及摩罗《自由的歌谣》在1968年“三查”运动中，江西瑞金县的一个公社将预先选定的“三查”对象集中起来，要他们去山上挖树洞。横多少米宽多少米均有严格要求。可树洞不挨在一起，疏疏朗朗，以至谁也看不见谁。挖好洞后，便向看押者报告。未等讲完，报告者便被一顿铁锄砸死，推进洞里埋掉了事。事后，公社“三查”领导小组负责人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敌人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活学活用了，阶级敌人也得给自己准备坟墓。”顷刻间此县杀人达三百多名。此间相邻的兴国县也不落后。革命干部奋勇杀人达二百七十余名。其中十几个人死得特别可悲可叹。某公社抓来十几位阶级敌人，他们分别是五类分子的子女，反革命组织的司令、副司令、参谋长、组织部长等。不难想见，所有这些职务决不是他们自己任命的，而是革命于部出于镇压阶级敌人的需要予以任命的。这十几个人被结结实实地捆在公社大院的树上，准备杀掉。这时县里来人通知说，必须停止随意杀人的风气。公社的小人物正准备给这些阶级敌人松绑，公社三查领导小组负责人此时端杯茶水，慢悠悠地从屋里荡出来，环视了一下现场，又慢悠悠地说：“既然绑来了，放也麻烦。反正明天就不杀了，今天还是杀了吧。”这十几条人命就这样断送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之中，正是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之下，出现了李九莲、钟海源、黎莲、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等等许多政治“犯”的悲剧。江西籍的女政治“犯”李九莲极刑后曝尸荒野，被精神病人割去乳房和阴部。她的同案殉难者钟海源的遭遇更为令人发指。为了满足当时一位高级军官的儿子的植肾需要（让他多活二十天或一周），当局决定给钟海源进行活体取肾。押赴刑场前当局给钟海源注射了三剂特种药剂，“可那针管不是玻璃的而是金属的，又粗又长，像是兽医给体硕皮厚的牛马使的。……那军人过来了，掀起钟海源的衣襟，在她腰部两侧各打了一针。又要我让了让在她的臀部上打了一针。这一针就是隔着几层裤子戳进去的。……虽然我穿的是一件棉衣，可还是明显感到她因为全身揪痛而发出的剧烈颤抖。当最后一针戳进去时，猝然之中我甚至听见了她体内的某种异响……”为了制造执刑已毕的假象，当局需要对她开枪，但又不能打死。于是就对非关键部位（不是左胸而是右胸）开了一枪，以便及时取出活肾。“砰的一响，我看到她恍如被电击中似的弹跳了一下，可未等尘埃落定，她的身子就被一片白大褂给淹没了。扑上来的是三、四个军医。解下钟海源胸前的大牌子，就往车篷里送。……车篷架子上吊着一个简易的手术台；……它是U形的，血水顺着两头泻成了鲜亮的雨幕，刑场上弥漫开一股浓浓的血腥气。……血水愈加密集了，不但溢满了车底板，还嘀滴答答地溅落在地上……也许车厢里滑得实在难以移步，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军医，拿起一个拖把去揩底板上的血水，揩几下，又哗哗地挤进一个红色的塑料桶里。约盛了半桶，他跳下车，拎起它走到池塘边，将血水倒进了塘里，不一会，整口塘全染红了……车篷里的“手术”终于完了……尸体丢在地上，刚好脸朝天，半边脸没有了，另半边也只有一堆模糊血肉之中的白森森骨头……
（四）金石开《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中《黎莲》一文中国大地出版社1993年版、摩罗《自由的歌谣》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跟李九莲一样，她也是一个中学生。
她的青春像李九莲一样美丽，她的名字跟李九莲的一样富于诗意。她叫黎莲。她的故事和遭遇跟李九莲（一案）竟然如此相似，以致于时隔二十多年，人们一直分不清她们谁是谁。我多次看到人们匆匆地在文字中夹杂着这样一个名字—一黎九莲，这十有八九是把这两位都被自己的男友出卖然后又都被无辜杀害的年轻女性混为一个人了。她们的主要区别在于，黎莲早在1970年就被处决，那一年她才18岁，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如果还要找出什么区别来，那就是18岁的中学生黎莲所遭遇到的行刑方式更加惨无人道。“那是一个黑云低垂、大雨滂论的日子。为了避免劫刑场的可能性，黎莲被秘密拖去另一个城市执刑。囚车快到这个城市时。一辆救护车跟了上来。刚贴近，两辆车都停了。两名穿白大褂的人跳下救护车，匆匆爬上了囚车。囚车里，四个人高马大的武装警察一下将黎莲扳转身，脸和身子紧贴车壁上。衣背往上一撸，来不及使用麻醉药，一把锋光闪闪的手术刀就在她的右腰处划开了一个巴掌大的口子。……没几下，一个滴着殷红鲜血的肾，泼剌剌地落在洁白的瓷盘上。……犹如那是一个灶眼，匆匆地往里面塞进一些药棉、纱布。同样来不及缝合，也没有想到要给一个十几分钟后就得跌扑在黄土泥浆上的犯人作缝合。……那血如汩汩的小溪无声地从纱布、药棉里渗透出来，从她的上衣里渗透出来，染红了囚车的甲板……”而在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一个奄奄一息的“革命干部”正在等着种植这颗从血泊中掠夺来的肾。
（五）李相《五人死于红卫兵之手——北京大红罗厂南巷２０号骇人一幕》文见《南方周末》２０００年３月３１日第１０版。 ３３年前，居住在北京大红罗厂南巷２０号的黄炜班一家五口死于红卫兵的木棍，几乎灭门，至今不知魂归何处。起因是租住黄家房屋的姜某，怀疑黄家“转移财产”，于是报告了片警罗某，罗某即通知他在３８中就读的弟弟，带红卫兵血洗了黄家。 …… 这一天（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８日），在罗某带领下红卫兵继续抄家。黄瑞五（黄炜班弟弟）把衣柜钥匙交给了他们。他们搜出了几粒子弹壳。这子弹壳是黄瑞五小时侯随父母在开滦煤矿居住时捡到的。……红卫兵命令黄瑞五交代子弹的来历，他如实说明。红卫兵哪里信他的“谎言”，首先对其进行抽打，血腥由此开始。 抽打解决不了问题，红卫兵就转移对象，叫出了随黄家生活１２年，当时三十几岁的独身男佣。男佣出身不好……红卫兵的逻辑是，出身不好，就是“逃亡地主”，是“逃亡地主”，就要变天；现在又搜出了子弹，有子弹就必然有枪……无情的皮带、棍棒雨点般落在他的身上。 ……打完了两个男人，红卫兵给这三个女人扣上了“窝藏逃亡地主”的罪名……他们命令黄炜班打自己的母亲陈玉润。黄炜班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悲愤，她突然喊：不要打人！一句话激怒了红卫兵：“不打你妈，我们就打你！”他们一边骂一边抽打黄炜班。 ８月正是北京最热的时节。黄家人在烈日下惨遭红卫兵毒打，衣服打飞了，几个人血肉模糊地躺在院子中央……当天，黄炜班、黄瑞五、男佣相继停止了呼吸。两天以后，黄母陈玉润死去……几天以后，８０岁的李秀蓉（陈玉润母）也死去。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每次我看到这样的文字，都抑制不住内心的颤抖，即使现在，我在江南郁热的天气里，独坐桌前，扫描和校对这些引文时，仍然感到一阵阵阴冷掠过脊背。我实在无话可说。
三、毛时代是一个临深履薄、人人自危的时代。当年，一位长我几岁的学兄，在上学的路上路过一座小桥，随口即兴唱起了经他改动的流行歌曲，把林副统帅的名句“大海航行靠舵手”唱成了“大海航行靠边走”，于是就“有幸”成为了“现行反革命”。须知他也仅仅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啊！这种昨天还是红卫兵小将，今天就成了阶级敌人的故事太多了。周厉王时代，人们还可以用沉默不语“道路以目”来远灾避祸，可是在“文革”时代，人们连沉默的权利也没有了。按照革命的逻辑，内心深处的反动思想，比实际行动更要不得。相互见面，打招呼的语言，从“吃饭了吗”和“你好”变成了领袖的语录。中国人都知道言多必失这一古训，所以领袖的语录就成了任何人都必修而且绝对要精熟的内容，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文革研究者徐友渔说：“'文革’是一场极其复杂和特殊的政治运动，其间波诡云谲，潮流反复多变。除了'中央文革小组’中一小撮核心人物之外，几乎没有贯穿始终的'左派’。'昨日座上宾，今日阶下囚’；今天用你打他，明天又用他打你，这个阶段一些人是天之骄子、革命闯将，下个阶段就成了'革命的绊脚石’，'右倾复辟的急先锋’，因此'文革’的积极参与者几乎无例外地具有两重性，一段时间属于被整的人群，另一段时间厕身于整人的队伍。”福祸相依的道理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当然，十年中实际上是存在着以整人为主还是以被整为主的区别，但我以为，只要不是有命案在身，罪大恶极，我们现在确实没有必要再去追究什么人在哪一阶段是顺水顺风的了。我只是想说，那是一个悲剧时代，是一个整个民族陷入了一场空前的政治疯狂的时代，也是一个临深履薄、人人自危的时代。对此，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就是要干掉刘少奇和其他敢于公然“骂娘”的军事统帅，以挽回大权旁落的颓势)，林彪、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更是罪不容诛（他们的基本原则是拉大旗，作虎皮，在毛的大树下寻找一片绿荫。更进一步的打算是相机取而代之，实行新的权力垄断和权力分配）。其余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等通常被我们称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难道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尤其是周，本人手头就有一份“文革”时批陶铸的材料，黑纸白字记载得清清楚楚，周的陈词也是极为慷慨的。都知道他是不倒翁，做到这一点不需要出卖原则、立场？）？我们整个民族，每一个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难道真的就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徐友渔说：“'文革’中年轻的积极分子在反思时，最爱说的就是自己当初的理想主义。不错，虚幻的政治理想确实是令人迷狂的原因，但如果没有私利、野心、内心野蛮的冲动，为了邀功得宠而抛弃自尊与常识，'文革’中不知会少多少血腥暴行和指鹿为马的笑话。”（见《忏悔是绝对必要的》，原载《南方周末》2000.6.2.23版））基督教义认为：人生来就是带着原罪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赎罪。难道就是针对现代中国人说的？荀子的性恶观点难道不是在20世纪的中国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也有人认为，毛在入主中南海之前，是正义和真理的化身。只是在反右和“文革”中才犯了错误。我并不认为，应该把谁“一棍子打死”，至少毛是一个天才（“林副统帅语”）的、成熟且成功的政治家（政客？）。我只是想，通过对历史问题的反思，能够尽可能地达到接近真实，进而廓清人们——至少我本人——对问题的一些模糊认识。
循着历史，我们不妨走进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其实，仔细考察毛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支撑着毛的思想框架的基石，的确是“斗争哲学”，用毛自己的话说就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事实上，他除了与天斗，与地斗，与公开的敌人斗之外，他更善于与同一阵营里的异己斗，与权力场上的绊脚石斗，与敢于和有资格在群众影响上能和自己抗衡的人斗。
当年的陕北，几乎人人都知道“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在陕北已经很有根基。当疲于奔命的中央红军，冲破重围，于35年10月，损失惨重地到达陕北时，刘志丹并没有从个人的利益考虑问题，而是欣然接纳了中央红军。当时的情形是，虽然在原则上，刘志丹应该受中央的统辖，但是刘以逸待劳，且有足够的群众基础，其实力肯定是超过了中央（很容易使人想起刘邦和韩信的旧事）。假如刘志丹从一己之私利出发，与党中央分庭抗礼的话，那么中国革命的命运还真的很难说。中央红军是到了陕北之后，才得到了彻底恢复和休整的时机。可是在不久之后（36年4月）的战斗中，刘志丹却不幸遇难。子弹不是来自对面，而是来自身后。前不久，笔者的一位朋友去了延安，其间专门就此问题请教了延安党史馆的同志。回答是，子弹是刘志丹的警卫员射出的，该警卫员是原中央红军的人，事发后即被枪毙。没有其他任何有力的证据，但是我想，我们的基本思路应该是，该警卫员背后有指使者，指使者应该是刘志丹死难的最大的最直接的受益者。受益者要么是敌人一方（中央红**战二万五千里，刘志丹率部刚到中阳县，出身中央红军的警卫员就被敌人买通，而且亡命一搏，似乎与理难通），要么是“自己人”。
1940年10月黄桥一役，陈毅率部歼敌一万五千余，自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故事一直被传为佳话，战前的棋局、黄桥烧饼等也因之闻名。事实上，陈毅在战前并没有多少胜算，所以他要求调集当时正在江阴休整的老六团渡江增援，因为他预测，凭自己的力量只能坚持27小时。但中央军委下了死命令：老六团原地待命，任何人不得调动！倒是同是出于华东区的谭震林违抗军令，派了一个营多的兵力，援之以手，方见患难中的英雄本色。中央军委为什么弃陈部于不顾？还有，张国焘为什么脱离中央？皖南事变到底还有什么内幕？后来的高岗为什么要自杀？彭德怀、刘少奇因为什么不得善终？……功高震主，必生祸端？伴君如伴虎？
1968年的8月8日，在广西发生了一宗惨无人道的集体谋杀案。面对广西军区和联指武装人员的大军围剿，“4.22”近3千人（一说7千人）躲进了地下人防工程。军队和联指一时无法攻入，因为南宁的地下人防工程，有独立的供水供电系统和通风防毒气设施，还有供几万人坚守数月的粮食储备。
彻底消灭反对派是广西军区和联指的既定方针，不久他们便拟定了用水淹的最后歼灭方案：打开邕江上游左江水电站拦河大坝的大闸，水淹南宁，活活溺死人防工程中的最后一批反对派。为此，联指的头目去请示韦国清时，韦国清佯作大怒：“你们混帐！我管不了你们打派仗的鸡巴臭事！左江大坝是否开闸泄洪，我更管不了那么具体！全自治区现在乱成一窝蜂，党政军民学，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哪一行不要我来抓？还有抗美援越，是毛主席、党中央亲自交下的任务，我必须全力以赴。你们那些屁事，我哪有时间过问？”
但联指头目立即领会了韦国清的弦外之音：这不过是一场“派仗”，微不足道；二是韦国清点拨他们可将人为的大坝开闸，说成是“泄洪”，即因山洪爆发，电站大坝超过警戒线，几乎年年都要开闸的，不是很自然吗？于是联指头头立刻命令控制左江水电站的联指成员开闸，向南宁的水渠及邕江放水。根据当时的《广西日报》报导，邕江河水上涨到74米，数千间民房受威胁，水不断上升，甚至超过了58年74.71米的水位。从南宁火车站走朝阳路去百货大楼，都要坐船，可见水涨之高。而人防工事所在的解放路的位置正处在邕江边上，地理位置比朝阳路还要低，走朝阳路要坐船，解放路水淹的情况可想而知。
在防空洞中的人员，因为河水暴涨，不少人只好爬出来投降，却当场被杀。坚守在工事中的数千反对派和他们的家属，全部被活活溺死。只见随着滔滔的洪水，一具一具的尸体漂浮上来。以往漂浮在洪水上面的是野草、断木和一些家禽尸体，如今的邕江河水驮浮的是广西千千万万的人尸，从南宁的邕江到珠江的三角洲，河水的流淌要多少日日夜夜，人们不得而知。但是在这个时候，港澳地区的人们却发现了一具具尸体从上游漂来，港澳的报纸惊呼：“广西武斗造成人员大量伤亡，尸体漂至大海……”，一时震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