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帧老照片引出的“文革”旧事
看着这一帧被时光揉搓得失去了光泽的照片，立即将我的思绪带到了48年前的夏天。
说不清往事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或许是一道美不胜收的风景，或许是一缕剪不断理还乱的蚕丝，或许只是一出服务于政治的滑稽剧，或许是一片凄风冷雨后的暮霭，是一片氤氲停滞而后又迅速飘散的云烟，一只曾经游离于海岸的乌蓬船……
往事如烟云般飘然离去，却给我留下一册密密麻麻写满心情的日记，宛如一串遗忘于角落里的风铃，偶尔掠来一阵凉爽的清风，隐隐约约响起了微弱的原本的音色，那抹不去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经历便模糊却又清晰地晃在了眼前。如果说，人生是一条漫长无休止的路，那么往事该是洒落在路途上滋润成长的雨滴或者递增阅历的神秘岛屿吧？
我的这一帧黑白老照片，是1968年7月摄于上海外滩，照片下方非常明显地影印着“上海外滩留影”，落款的左面是上海的标志性建筑物——一座外滩大厦，粗大的“上海”黑体字右边是汉语拼音，右下角有“1968、7”的字样。照片的背景是外滩的一角草坪、近处的黄浦江以及江里的几艘船只。我和王守江老师（当时的益都师范化学教师）并肩坐在草坪边水泥栅栏上。上穿背心下着长裤的是王老师，上穿短袖衬衫下着裤衩的是我。王老师的右臂搭在我的脊背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草坪因为多日无人修剪，都疯长成灌木丛了。近在咫尺的两根电线杆子上悬挂着那个年代特有的再简陋不过的吊灯……
其实，1968年7月的上海之行，作为学生的我是第二次滞留上海；而王守江老师却是初访这座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我们缘何到了上海，又为什么逗留了那么多日子？这里面当然有着既简单又复杂的原因。说简单，是因为我俩是到上海搞调查材料，说复杂，是因为牵涉到一个人命案。
要叙述48年前的照片，就必然地回忆起一个真实的往事——
我们毕业的那年——1968年夏天，益都师范已经积聚了四个年级的学生，十七级已经上了五年，依次类推，十八级上了四年，我们所在的十九级也过了毕业时间了，还有个二十级是春天刚到校。三个年级眼看着还没有毕业分配的迹象，都暗暗有些着急。可“文革”的烈火正腾腾燃烧，谁也不知道将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前途。我隐隐地看出：大家对“复课闹革命”和“斗批改”的热情明显地淡薄了。就在这么个微妙的形势下，学校连续发生了几件教职员工自杀的事件。
大约在1968年初，学校进驻了军宣队，随后不久又进驻了工宣队。重新建立了学校革命委员会，军宣队一个姓杨的团协理员（正营级军官）担任了革命委员会主任，5月里，在全国大气候的影响下，搞起了所谓的“反复旧”和“斗、批、改”运动。开展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一部分领导干部和教职员工被打成“走资派”、“叛徒”、“特务”，集中到“牛棚”管制劳动。还有的学生由于在学校派性斗争中失势而被批判和游街示众，更有极少数学生回农村老家时介入了派性斗争，被村里反对派反映到学校而被审查。一般来说，出身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学生，由于“根子正，苗子红”，没多大触及，可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就惨了，更有那些虽然出身好，但自己的父亲、祖父在解放前稍微有点问题（比如干过保公所的保丁，入过三青团等）却又得罪了农村老家派性头头的，也受到了牵连。你搞我，我搞你，搞来搞去，搞得人人自危，慌乱一团。
在“斗批改”运动里，先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教导主任许某不甘于受辱，承受不了政治压力喝农药自杀，紧接着有个刚分配来不久的青年教师自寻了短见。这个青年教师叫汤伯先，江苏邳县人，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是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生，1967年冬天毕业分配刚来益都师范。因为“文革”期间不上课，他还没讲一节课呢。
此人高高的个子，黑黑的长四方脸膛，不像个南方人，倒像一个北方的彪形大汉。他的脸上有一道很明显的疤痕，一直斜插到嘴角，一说话，漏出半边牙，也许是害怕显露其短的原因吧，他平时走路总爱低着头，让人觉得脾气怪怪的。他几乎见了谁都不肯说一句话，只与一个青年体育教师郭某还有点交往。他虽然不与人接触，可有个很大的爱好，那就是热心于当篮球裁判，几乎益都（青州）城里的篮球比赛，都少不了他的身影，所以大家还是对他印象蛮深的。每逢他当裁判在场地上来回奔跑时，黑黑的有疤痕的脸上虽然一直是严肃的，可有时候也露出极其鲜见的笑容，尽管那笑容是瞬间即逝的。
前面说过，1968年5月要搞“斗批改”，学校军宣队队长、革命委员会主任杨廷渝在教职员工大会上做动员报告，旁敲侧击地说：“有的存在严重问题，还故作镇静，已经有很多人民来信了，你的狐狸尾巴早就让我们逮住了，你就是拒不交代，也休想逃脱人民的惩罚……”，这个事儿本来是暗示给一个生物老师王某的，不想他却心惊肉跳，当天晚上失踪了。等到好几天找他开会不见人影，还以为他不告而别回江苏老家或者找那个一同来山东的女同学去了呢，可一直没见到他，大家也就淡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