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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至1976年10月，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昌潍地区也不例外。历史证明，这是一场波及面广、持续时间长、动乱程度重、破坏力强、伤害人多、损失最大的一次政治运动。昌潍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66年5月至1967年2月。这期间主要是贯彻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以及这两次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称十六条）两个文件；红卫兵运动兴起，搞所谓“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走资派）；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层层揪斗领导干部，致使各级党政机关处于瘫痪状态。
第二阶段是从1967年3月至1971年2月。1967年搞所谓“3·13夺权”，建立昌潍地区革命委员会（又称前地革委），“潍坊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简称大联合，亦称大派）掌权，“东方红”（群众组织名，亦称小派）受压。王效禹（原青岛市副市长，文化大革命造反起家，夺了省委省政府的权，时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发动“反复旧”、“反逆流”、支持“东方红”，搞“反夺权”，致使前地革委被冲垮。1968年2月14日又重新建立昌潍地区革命委员会（又称后地革委），由“东方红”派掌权，“大联合”被冲垮。在“反夺权”的过程中，大派群众同王效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集体到北京上访，直到中央下达解决山东问题的批示“十条”，王效禹下台，并初步纠正了“反复旧”的错误，局势才逐步好转。这一阶段，党组织生活停止了，派性斗争激烈，两派群众组织围绕“权”字一步不让地进行争斗，是最混乱的时期。
第三阶段是从1971年3月至1976年10月。1971年3月12日建立新的昌潍地委，继之，县、社、队建立起党的组织，党员恢复了组织生活，解放了大批被揪斗的各级领导干部，“文化大革命”出现了转机。中间尽管遇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1974年春再度出现混乱，1975年出现“整顿”与“反整顿”的斗争，但最终还是战胜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左倾路线得到纠正，“文化大革命”结束。
昌潍地区“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内容、特点、方法、步骤，集中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前夕昌潍地区的局势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至1961年）过后，通过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昌潍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大为好转。在政治上，从1962年冬开始了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在诸城、高密、胶县、胶南县开展的重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尽管当时受“左”的干扰，使一些干部受到错误批斗，但总的来说，社会安定，人心思上，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比较高涨。在经济上，通过纠正“五风”（单干风、浮夸风、平调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错误，国民经济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工农业发展较快。1963年到1965年全区农业总产值以平均每年15.3%的速度增长；工业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25%的速度增长。物资供应得到改善，财政收支平衡，物价稳定。这些都为1966年开始的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然而，正在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原昌潍地委通过贯彻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被动地应付“文化大革命”运动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由江青、张春桥策划，姚文元执笔署名《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接着，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批“海瑞”、批“燕山夜话”、批“三家村”的狂潮，山东省还批“历山漫话”，昌潍地区还批“昨非斋”及郑板桥，从而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大造了舆论。
年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标志着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原昌潍地委对这两次会议都作了贯彻，决定把“文化大革命”提到各级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为了应付“文化大革命”，1966年6月12日地委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由原地委书记魏坚毅任组长，张福堂、李惠民、刘圣清任副组长，孙一民、李维笃、刘华民、郭宗浩等人为成员。刘华民兼任办公室主任。8月，部分大中专学校成立“红卫兵”组织进行所谓“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有的对教师和学校的负责人进行揪斗，当时地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求稳怕乱，为了加强领导又增补刘勇、王凤文、王振卓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振卓兼任办公室主任。8月26日，又公布李维笃为办公室副主任。当时地委对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很不明确，即所谓“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以为还是沿用历次政治运动的搞法，决定对部分大中学校派工作组进行领导，对正在进行“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县，根据“十六条”的规定，强调把“文化大革命”结合“四清”运动一起进行。8月至9月，地委派工作组对中小学教师进行集训，错误地批斗了教育界的一些所谓“牛鬼蛇神”。之后，“红卫兵”与工作组发生了严重对立和摩擦，有的工作组成员被揪斗。后接到省委和中央的指示，工作组全部撤出学校。在农村分两种类型：一种是正在进行重点“四清”的诸城、高密、胶县、胶南县强调把“文化大革命”结合“四清”一起进行。胶南县“四清”工作团为了加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调整了部分不称职的“四清”工作组组长。胶县“四清”工作团先在县直单位发动“文化大革命”，月余即写大字报2万余张。高密“四清”工作团在“四清”运动后期，搞了一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一些搞封建迷信的阴阳先生、巫婆等也扫了出来，并总结经验说“‘四清’加一扫一个跑不了”。当时地委的主要负责人向省里汇报，被省委领导否定了。另一种类型是没有进行“四清”运动的农村，到中央下达《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后才全面展开。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发动“红卫兵”“造反”是搞“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手段和重要步骤。“红卫兵”一名的起源是这样的：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一些以干部子女为主的高中生在圆明园遗址集会，决定提倡毛泽东在延安时所说的“造反有理”的口号，并决定像苏联“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集会中有人提议今后大字报署名都用“红卫兵”的名称，大家都赞同这个提法。从此，“红卫兵”一名问世了，而且把这一天定为“红卫兵”的诞生日。
昌潍地区的“红卫兵”是从1966年6月由“北京红卫兵三司”来潍坊医学院和潍坊一中、二中发动组织的。开始不少师生对此持怀疑态度。1966年8月1日毛泽东致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中说，大字报“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的百万人大会上身着绿色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学生们倍受鼓舞。之后，“红卫兵”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当时全区2所高等学校，133所中学，8781所小学先后组织“红卫兵”近百万人，普遍停课闹革命，他们走出学校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连”，有的到革命圣地，有的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乘车不交钱，食宿由当地“接待站”负责。其中有10万多“红卫兵”出席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大会。林彪在大会上的讲话号召“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红卫兵”便由学校杀向社会，更改所谓“四旧”的旧街道名称，砸古建筑，焚烧旧书报，凡是他们看不惯的统统冠以“四旧”的名义予以砸烂，不少文物古迹被破坏。而后，又把斗争矛头指向“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任意揪斗、围攻、抄家。直到1967年10月，中央指示复课闹革命，才有所收敛。
、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和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工厂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按“十六条”规定结合“四清”运动一起进行。此后中共中央下达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草案）（简称工业十条）。1966年12月25日，中央又以中发<1966>612号文件下达《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又称农村十条），工厂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展开了。工厂企业先从潍柴、昌建等一些大的厂矿企业开始动乱，很快就漫延到全区，几十万工人、几百万农民都纷纷成立群众组织，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揪斗当权派。地直机关的干部开始还等待观望，后来看到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再加上“红卫兵”点火，各单位除了当权派外，其他一般干部职工也组成了各种“战斗队”，矛头直对着地委、专署和本单位的当权派。开始各群众组织因观点不同，唇枪舌剑，在辩论中，不断抛出自己所攻击的“走资派”，同时护起自己认为是“革命的领导干部”， 这样就逐渐形成了“革”与“保”的两大派：一派叫“东方红”、一派叫“大联合”。“东方红”派指责“大联合”是“保皇派”。“大联合”派指责“东方红”是“乌合之众”。一个工厂、一个农村、一个单位，甚至一个家庭都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互相攻击，势不两立。几乎是天天打“派仗”。
、掀起所谓“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年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解决“中间”问题。陈伯达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报告，把派工作组说成是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搞了另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会后经毛泽东批准，将陈伯达、林彪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讲话印成小册子，发往全国。从此，在全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
昌潍地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从1966年底到1967年初进行的，主要内容：开始是围绕前段地委向各大专院校派工作组镇压群众，逐步发展到各级党委完全是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路线，是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的人，逼迫原地委书记魏坚毅在机关和大中专学校师生大会上作检讨。随后，“大联合”和“东方红”两派群众组织为了证明自己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便争着揪斗地委、专署和所有单位的当权派。他们把原地委、专署看得一团漆黑，所有的地委常委、正副专员，除了“叛徒”、“特务”，就是“走资派”，谁揪得早，批得狠，斗得次数多，证明谁的路线觉悟高，反之，就是刘、邓线上的人。一时间，原地委、专署的负责人成了“活靶子”和“专政对象”，任何一个群众组织都可以随便揪斗批判。批斗的花样很多，有“戴高纸帽”、游街示众、低头、罚跪、弯腰，搞“喷气式”，批完后被关在“牛棚”里，得不到人身自由。各县、社、队也仿照地区的做法，几乎是一个路子，同步进行。到1966年底，全区1个地委，14个县（市）委，337个基层党委，204个党总支，15088个党支部，完全瘫痪了。20.7万名党员全部停止了组织生活。
二、一场所谓“夺权”与“反夺权”的争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手段，夺权才是真正的目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大联合”与“东方红”两派群众组织围绕一个“权”字进行了一场激烈地惊心动魄地争斗，先后建立了两次昌潍地区革命委员会。
、前地革委的建立与解体在所谓“上海一月风暴”和山东“2·3夺权”的影响下，昌潍地区的“大联合”仿照省夺权的做法，把“东方红”冲垮，于1967年3月13日，夺取了原昌潍地委和专署的党政财文大权，建立了昌潍地区革命委员会，韩进忠任主任（其他成员见附表），群众组织的代表都是大派的，也有“三支两军”（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的代表和站起来的领导干部，时称革命的“三结合”，经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后正式成立。继之，各县（市）也仿照地区的做法，夺了县委、县政府的权，建立了县级革命委员会。不久，“东方红”派群众组织视“革委会”为“复旧”；说是“假夺权”，革委会不是“革命的三结合”，而是“三凑合”，是“穿新鞋、走老路”，群起而攻之，非要“彻底砸烂”不可，而“大联合”派群众组织说革委会是“无产阶级红色新政权”是“党政合一的革命政权组织”，要誓死捍卫，两派斗争日趋紧张。
时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王效禹搞“三个反对”（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四个指向”（指向革委会、军队、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群众组织），以昌潍为“突破口”，搞“反复旧样板”，在山东全省掀起一场“反复旧”运动。恰在此时，林彪、江青搞所谓“反二月逆流”（1967年2月中央部分老干部反对“文革”中左的做法，被诬蔑为二月逆流），两者一结合，运动来势猛，声势大，妖风四起，恶浪滚滚，斗争矛头直指前地革委，指向“大联合”派群众组织，指向已站起来的领导干部。他们组织“敢死队”，冲击刚建立不久的地革委机关，与“大联合”派展开武斗，全区出现了极端恐怖的状态。这时，王效禹见火已经点燃，便派以王立波为组长的省革委工作组来潍坊调查处理，以此压昌潍地革委。省工作组一屁股坐在所谓受压的“东方红”一边，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助长了武斗。接着省革委又下达了解决昌潍问题的“八条”意见:中心意思是“昌潍地革委犯了严重错误，必须公开向全区革命群众检讨，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迅速改正……，要以革命造反派为主联合其他革命造反派组织，改组昌潍地区革命委员会；昌潍地区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视其检讨改正错误的情况，再作适当处理；昌潍地区各县发生的问题，由昌潍地区新建机构决定处理……”。这八条处理意见，完全站在小派一边，把矛头指向革委会和大派群众组织，完全否定了前地革委。而大派群众组织不服，提出严正抗议，并写了一份“给王效禹的公开信”，揭露王效禹出尔反尔，支一派压一派的资产阶级政客嘴脸。接着一个反对王效禹的浪潮在全区兴起，到处是“打倒王效禹”的大标语和大字报。而小派则秉承王效禹的旨意，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武斗不断。如“六·一”火车站武斗事件、冲击地革委大楼就是在这时发生的。王效禹除对反对他的大派群众组织实行高压政策外，还唆使支持小派群众组织将对立的大派群众组织头头绑架到济南办学习班，令其“杀回马枪”。大派群众看到王效禹对昌潍下了狠手，感到昌潍的问题在本省难以解决，于是便组织近百人绕道进京上访。6月9日中央对昌潍问题作出批示（简称“6·9批示”），于是又围绕“6·9批示”展开了斗争。大派的群众说，这是党中央解决昌潍问题的意见，小派群众说这是假的，是造谣，并对进京上访人员进行围攻、审讯、毒打。在两派群众激烈打斗时，省革委又下达文件，撤销昌潍地革委，随后县（市）革委也自动解体。
、后地革委的重建与补台年2月14日，在前地革委被冲垮的基础上，经过一番曲折的斗争，又重新建立起后地革委会，秦镜任主任（其他成员见附表）。主要以“东方红”群众代表为主，另外，也有“三支两军”代表和他们认为是革命的领导干部，也是省革委批准建立的。县（市）也是如此。由于重建的地革委仍是一派群众组织掌权，又引起了大派群众组织的反对。他们说，前地革委是“青一色”，后地革委不也是“一律化”吗？后地革委是王效禹批准建立的，前地革委不也是王效禹批准建立的吗？这时，虽然支持王效禹的小派群众组织掌权，占了上风，但群众反对王效禹的斗争仍时起时伏。他们暗地散发传单，揭发王效禹大搞“三个反对”、“四个指向”。为了压住大派群众反对王效禹的活动，后地革委便把原地委、专署中反对王效禹的大派群众集中起来办学习班，责令其检讨、揭发和批斗。到了1968年底，又以举办“五·七干校”为名，把他们赶到潍北劳改农场五分场（犯人迁走）进行劳动改造，派上小派的头头军宣队和“工宣队”进行监督管理批判斗争。当时，原地委、行署的所谓“走资派”也被关在这里，一边劳动，一边批斗。当时尽管王效禹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支持下获得了“两级政委”、“六个第一”的桂冠，但昌潍及其他地区的群众又组织到济南、北京集体上访，纷纷要求党中央解决山东问题，为在“反复旧”运动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1969年5月24日，党中央下发了解决山东问题的批示“十条”，给王效禹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客”、“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王效禹终于被赶下台来。这时被赶到潍北、寿北劳改农场的“五·七”干校学员，纷纷回到潍坊，到后地革委上访，并散发传单、写大字报，要求落实政策，纠正王效禹迫害干部群众的错误。在群众的压力下，1969年8月28日，后地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以昌核发<1969>第3号文件下达《关于纠正“反复旧”错误中有关几个问题的决定》。文件规定：在反复旧中，对全区社队进行划类是片面的，把“三类社”定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甚至和“二月逆流”挂勾是错误的，予以撤销；在反复旧中，经地革委批准揪斗的革委会成员，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错误的，除摘掉当时所戴的政治帽子、恢复名誉外，并向这些同志道歉；在反复旧运动中，被清除的革委会成员，除确系坏人和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以外，一律恢复职务，职务下调的和停职的革委会成员也一律恢复原职务；在反复旧运动中，戴在革命群众头上的各种政治帽子一律摘掉。今后不要在群众中再分“革”与“保”。全区落实了上述政策，又对后地革委进行了“补台”，地革委由“大联合”、“东方红”两派群众组织共同掌权，实际上是把前后两个地革委“合二为一”。同时先后撤销3处“五·七干校”，被赶下去的机关干部也分批作了安排，从而，使局势出现了初步稳定。
三、中共昌潍地区第一届委员会诞生，“文化大革命”出现转机年3月4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昌潍地区第一届代表大会在潍坊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产业工人、贫下中农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党员代表，共1238人。史秉廉代表地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向大会作了报告。会议选出55名地委委员；6名候补委员；11名常委，即史秉廉、魏坚毅、苗长松、李惠民、张立德、刘建东、孙志瑗、赵兰田、李华民、张洪儒、张继英；4名正副书记，史秉廉任书记，魏坚毅、苗长松、李惠民任副书记。从此，昌潍地区党的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
新的昌潍地委建立后，除抓好全面工作外，重点抓了三件事：
、狠抓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从1971年3月至7月，所辖的14个县（市）全部开了党代会，建立了新县（市）委。到年底，绝大部分社、队也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当时应建基层党委343个，已建327个，占应建数的95.34%。应建党总支155个，已建110个，占应建数的71%。应建党支部15752个，已建14912个，占应建数的95%。27万多名共产党员，除极少数受处分外，其他全部恢复了组织生活。
、解放被批斗关押的干部，落实干部政策。经过一年的工作，全区省管理的干部105名，已解放104名，已结合使用的96名。其中地委书记、副书记原5名，已解放5名，安排工作的4名。专员、副专员原有7名，已解放7名，安排工作的5名。县（市）委书记、副书记56名，已解放52名，安排工作的50名。县（市）长14名，已解放13名，安排工作的13名。属地区管理的干部1195名，已解放1191名，占干部总数的99%。已结合使用的1113名，占已解放干部数的93%。通过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建立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全区形势向好的方面转化。
、抓革命、促生产、恢复生产秩序，推动了经济发展。
四、进行所谓的斗、批、改“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夺权”和斗、批、改。昌潍地区的斗、批、改，主要是四个方面：
、清理阶级队伍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是斗、批、改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个运动最早是江青提出来的。1967年11月27日，江青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一次提出要清理阶级队伍。她说：“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阶级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党内的就是要清除叛徒、特务及犯有严重错误的死不改悔的人……”。1968年5月19日，毛泽东就《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作出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全文转发，并就此发出了通知：“要求各地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同年，毛泽东又指示：“把清理阶级队伍作为斗、批、改的主要内容来抓”。1969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强调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必须抓紧，同时得到“九大”的肯定。
昌潍地区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从1968年6月开始的。到1970年上半年告一段落。这一段运动的重点是对准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9种人。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地、县、社共抽调5000多名干部（其中县（市）清队办公室286人），训练了10万人的骨干队伍，采取办学习班的形式，先学中央关于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文件，然后开展大批判，发动群众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最后定案处理。当时由于没有党组织领导，多数是群众组织说了算，而群众组织又派性严重，往往把矛头指向不同观点的对方，所以就整个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而言，错整了不少群众。据当时统计。全区共揭发出阶级敌人13941名，其中叛徒1562名，特务580名，地、富、反、坏、右6143名，历史反革命3719名，死不改悔的走资派47名。后经落实政策，多数被否定。有些单位在运动中搞逼、供、信，造成自杀的1101名。1970年下半年以后的清队，重点是“打击反革命”，方法是结合“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进行。
、“一打三反”运动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简称“一打三反”）接着在全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运动”。昌潍地区的“一打三反”运动是1970年3月开始的，至1971年基本结束。进行的方法是，先层层举办学习班，学习中央文件，进行思想发动；然后发动群众揭本单位的阶级斗争盖子，开展大揭发、大检举、大批判，抓住“关键人物”、“重点事件”进行突破；最后定案处理。1971年底统计，全区参加“一打三反”学习班共11万人，其中举办“关键人物”学习班1.5万人，揭出政治、经济领域的大案1660起，已侦破1382起，占83%。全区原有所谓运动开展不力的“老大难”单位2018个，已基本解决1440个。这次运动虽然挖出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但由于以左的路线为指导，在实际工作中宁左勿右、宁严勿宽、宁推勿拉，运动中伤害了一批干部群众。地委为了纠正左的错误，1975年春抓了“一打三反”运动政策的落实。5月，地委召开了“一打三反”落实政策座谈会，研究纠错的措施。之后，结合贯彻中央13号、17号文件，使落实政策工作抓得更紧更快。1975年7月底统计全区87701起应该定案的案件，已定案处理86281起，占98.4%。列为重点复查的案件8371起，已复查8150起，占97.3%。对运动中非正常死亡的2603起（内有清队死亡1101人，“一打三反”死亡1502人），已作结论和善后工作的2540起，占97.7%。
、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清查“五·一六”最先是康生、江青在1967年8月11日讲话中提出来的。所谓“五·一六”，最早是指北京一度存在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兵团”的小组织。9月5日，江青在讲话中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他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对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理了黑材料，它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自荐当了组长。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通知》。1971年2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之后，清查“五·一六”运动在全国展开。
昌潍地区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是在1971年开始的。1971年3月27日，中共昌潍地委以昌发<1971>18号文件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实施计划”。内称：（一）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由地委直接领导，统一部署，下设清查“五·一六”专案联合办公室，由13人组成。（二）在积极作好思想准备、组织准备、材料准备的基础上，适时展开。（三）突出重点，抓住关键，从几个重大事件上搞突破。（四）放手发动群众，把革命大批判和揭发检举分为两步走。1971年6月26日，昌潍地区“五·一六”专案办公室成立。并以昌发<1971>38号文件向省“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写了请示报告，即排查出昌潍地区“文化大革命”中的14件大案。主要的有：1967年组织策划砸垮前革委进行“反夺权”；组织策划冲击军事机关，到军分区绝食；组织策划对抗中央“六九”批示，进行“辟谣”冲击中央军委接待站，绑架军委“文革”张立宪部长；组织策划反党乱军阴谋篡权的“八月黑纲领”；组织策划右派翻案，等等。然后，地、县清查“五·一六”运动全面展开。方法是，首先开展群众性的大学习，大宣传，由各级主要负责人亲临第一线进行宣传动员，表明决心，大造舆论。其次，开展革命大批判，在此基础上开展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再次，举办重点人物学习班，进行面对面和背靠背的批斗，实行内查外调与重点对象的公开批斗相结合。因为实际上没有“五·一六”，因此1972年3月9日，地委根据中央和省的指示召开了全区“五·一六”专案工作座谈会，发了会议纪要。强调“不要单纯抠组织。在领导思想上必须明确罪行实质是第一性的”。“也不要单纯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更重要的是挖他们有组织的阴谋破坏活动和隐藏很深的幕后操纵者”。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无中生有，乱抠乱挖，许多地方把不同观点的群众当成“五·一六”来审查和批斗，有的进行逼、供、信，指供、诱供，甚至搞体罚，伤害了部分不同观点的群众。好处是发现错误，地委采取措施，及时进行了纠正，把被清查的对象全部解脱出来。
、整党建党运动整党建党是斗、批、改的重要内容之一。昌潍地区的整党建党运动是从1970年春开始的，历时两年，1971年底基本结束。整党建党过程中基本做法是：坚持一条纲领（毛泽东的50字建党纲领），执行一条路线（即所谓走群众路线），狠抓“三个环节”（思想整顿、吐故纳新、领导班子建设），把握“四个过程”（学习批判、斗私批修、支部建设、组织处理）。据1971年底统计，全区应进行整党的14752个基层支部，已结束和基本结束的14576个支部，占98.8%。全区272个公社和14个县（市），普遍召开了党代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党委。在整党中有2400多名党员受到处分，其中有1440多名党员被“吐故”，运动中发展新党员39014名。这次整党建党运动是不健康的。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以毛泽东50字方针，把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作为唯一的宗旨，强调要以北京“六厂二校”这个极左的典型为样子，搞开门整党，吸收非党群众参加，实际是强调“群众组织领导党”，他们把“派性”当成“党性”，把党的思想搞乱了。另外，在极左路线指导下搞所谓“吐故纳新”，把一些能“造反”的派性头头当成“先进分子”，而把一些抵制错误路线、反对林彪、江青、康生的老党员被取消了党员资格，这显然是错误的。粉碎“四人帮”后，按党的政策进行了解决，纯洁了党的组织。
五、批林批陈，肃清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流毒、批陈整风批陈整风是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前奏。昌潍地委根据1971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和同年4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在1971年5月至8月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陈整风运动。为了给下面带个好头，地委于5月13日至6月15日首先举办了地、县两级二十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学习班。学习班以一周的时间传达学习中央文件，以二周的时间开展革命大批判；最后一周开展整风，进行自我教育。参加学习班的人员以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为思想武器，以大批判为主要形式，重点批判了陈伯达的“天才论”、“先验论”、“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批判中，列罪状、剥画皮，批谬论，肃清其流毒，从思想上、政治上、理论上把陈伯达批倒批臭。随后，各县、社、队都仿效地区的做法，举办学习班，开展批陈整风。县（市）有7000多名干部、社队有18000多名公社党委成员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参加了学习班。通过揭发批判，认清了陈伯达原来是个叛徒、野心家、反党分子，他在“九大”后，倒向林彪一边，是林彪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陈伯达明确表达了他们的基本主张：在理论上搞“天才论”。毛泽东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指出：陈伯达搞的几段称“天才”的语录“欺骗了不少同志”，严厉批评陈伯达“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同时，也初步认识到林彪反革命集团已暴露出的部分罪行。
、批林整风年“9·13事件”发生后，震动了全国、全省、全区，人们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最亲密战友”，被“九大”写入党章的“接班人”，竟叛党叛国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对此，人们又气又恨，义愤填膺，激情万分。于是一场“批林整风”运动开始了。这次运动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逐步展开。方法是学、揭、批、查、清，运动的规模、参加的人员、批判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①批判林彪的“政变经”。批判中，大家回顾了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他从世界讲到国内，从古代讲到现代，他历数了1960年以来各国发生的61次政变，搞成的56次，平均每年发生政变11次。他从周朝讲到秦汉，又从隋、唐、宋，讲到元、明、清。大家又学习了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他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在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通过学习批判，大家弄清了林彪后来发展到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是不足为怪的。
②批判林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罪恶，认识了他们的反革命两面派的伎俩。林彪1959年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善于揣摩、迎合毛泽东的心理好恶，肉麻的吹捧，步步紧跟，开口“突出政治”，闭口“万寿无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又主持编印了毛泽东语录，“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大搞“造神”活动，说毛泽东是“四个伟大”，“几千年才出一个”，“一句顶一万句”，“要活学活用”，“溶化在血液中”，还要人们“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献忠心……。”通过揭发批判，大家认识到这些都是林彪利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打着红旗反红旗，他用“神化”毛泽东的办法，提高自己的威信，对广大干群搞 “思想控制”，今后再不受骗上当了。
③批判林彪对干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罪行，弄清林彪反党集团的形成和阴谋。林彪借毛泽东的“党内出现了修正主义、走资派”等理论，大搞以人划线，在中央陷害了刘、邓、彭、罗、陆、杨等一大批领导干部，1959年林彪取代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借机把拥护他的黄、吴、叶、李、邱拉进了中央军委、“九大”林彪集团发展到顶峰，又把他的亲信拉进中共中央政治局，林彪集团形成。林彪对下污蔑各级领导干部都是刘、邓路线上的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区上万名干部被打成“走资派”、叛徒、特务，被关进“牛棚”，轮着批斗，吃尽了苦头，有的被迫害致死。通过批判，大家认识到这些都是林彪作的孽，找到了挨整的根子，解了心头之恨。
④批判林彪所谓“支左不支右”的罪行，认识到林彪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林彪为了制造混乱，乱中夺权，在群众中分“革”与“保”，把“文化大革命”起来“造反”的称为响铛铛的“革命左派”，表示坚决支持；反之，被称为“保皇派”，亦即右派，千方百计将其搞垮，因而全区上下都分成两大派，为了争“正确”，整天唇枪舌剑打派仗，甚至搞武斗。通过批判，两派群众都认识到这是上了林彪当，吃到了苦头，派性削弱了，团结增强了。
此外，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群还根据中共中央下发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对林彪的控制武装、反军乱军的罪行进行了揭发批判，肃清其在昌潍地区的流毒。
六、揭批“四人帮”，清除左的影响，“文化大革命”结束、江青反革命集团借“批林批孔”之机，再次制造混乱年1月7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了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随后一场“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江青一伙操纵其写作班子发表了大量文章，掀起一股“评法批儒批周公”、“批宰相儒”的狂潮，影射周恩来，并吹捧历史上的“女皇”，叫嚷要搞“第二次夺权”，在全国造成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严重混乱，许多地方又出现了新的动乱。
在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煽动下，昌潍地区部分派性头头，又拉起队伍，另立山头，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把矛头指向党政机关，揪斗领导干部，搞打砸抢。1974年3月，两派群众组织头头，以开批判会为名，分别占领了地革委第二、第三招待所，以此为营垒，形成对峙局面。4月14日发生了砸“大礼堂”的武装事件，派性头头，绑架了另一派的人员，把大礼堂的设施砸的稀巴烂，闹得机关无法工作，工厂无法生产。对此，省委致信昌潍地委和有关人员，指出武斗是极其错误的，并提出了5条具体要求，大意是动员所有参加武斗的人员，立即退出武斗阵地，放下武斗器械，回原单位参加“批林批孔”运动，抓革命，促生产。之后，省革委又派人来昌潍传达省革委关于处理“4·15事件”的指示。4月20日，省革委又派人与地委书记魏坚毅一起到五莲县找到不同观点的头头（包括被抓的头头），动员他们一起去济南南郊宾馆，在省委领导下办昌潍地委领导层的干部与不同观点的头头的学习班，使问题初步得到了解决。这时毛泽东发觉江青集团的阴谋，多次提出批评。中共中央也发出通知，就“批林批孔”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纠正，指出运动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另成立战斗队之类的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的串连，强调批判清查林彪反党集团不要扩大化，要坚持正面教育。1975年2月，毛泽东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林批孔”运动逐渐为学习理论运动所代替，混乱局面得到遏制。
、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四人帮”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年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又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随后，由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时，重新工作的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还是安定团结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以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着手对钢铁、铁路、军事科技、教育、农业、文艺等各条战线进行全面整顿，大见成效。昌潍地区根据中央的部署在抓好各行各业整顿的同时，重点抓了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克服软、散、懒状态；清除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加强团结增强纪律性；搞好工农业生产，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当年的国家计划。通过这些工作，全区经济由停滞下降转向回升。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团是不能容忍邓小平的主张的。1975年8月，他们又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评《水浒》运动。9月底至11月初，江青唆使毛远新多次向毛泽东进行歪曲事实的工作汇报，诬蔑邓小平搞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进而抵毁全面整顿工作。毛泽东批准在全国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昌潍地委根据上级的部署也错误地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已经进行的整顿工作又停了下来。
、“四五”运动对昌潍的影响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全国人民满怀悲痛，纷纷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而“四人帮”却倒行逆施，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1976年4月5日，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悼念周恩来，与民兵、警察发生冲突，遭到镇压。4月6日，被“四人帮”定为反革命暴乱性质。4月7日，毛泽东听取了毛远新的汇报，表示天安门事件性质已经变了。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会上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些消息对昌潍影响很大。一方面，人们对周恩来的逝世无限悲痛，对“四人帮”阻挠群众的悼念活动非常愤慨，对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性质”表示不满；另一方面对极左路线表示不满，进行抵制，特别对再次打倒邓小平感到惋惜吃惊。这些都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
、“四人帮”的覆灭年9月9日零时10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噩耗传来，全区人民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而江青反革命集团以为夺权时机已到，急不可耐，磨刀霍霍，想制造一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反革命政变。在这关键时刻，党中央顺应了人民的意愿，10月6日，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揭批“四人帮”运动。先后共打了三个战役。第一个战役是从1976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罪证》（材料之一）开始，到1977年2月，这一段主要是集中揭批“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其规模之大，参加人员之多都是空前的。据统计，全区共举办各种类型学习班10.3万多期，参加学习的达182.1万人次。召开大中小型批判会25.8万多次，参加批判的9093.4万人次，全区平均每人参加9次多。第二个战役是从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下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罪证》（材料之二）开始，到1977年8月底，这一段主要是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及其罪恶历史。全区共召开各种类型批判会39.7万多次，参加批判会的2.03亿人次，批判发言的有228万多人次。由于江青、康生的祖籍都在昌潍，家乡的群众知道他们的一些历史底细。因此批判更加有的放矢。在批判中，大家联系实际，揭批了江青、康生的家庭根底和丑恶历史，大大增强了人们的仇恨心。第三个战役是从197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下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罪证》（材料之三）开始，到1978年，这一段主要是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并和“两打”、“清查”紧密结合，清查出75名与“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从组织上彻底清除了“四人帮”的社会基础。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进行审判，分别判处他们死缓、无期徒刑，实现和满足了亿万人民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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