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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乐县汉代画像石墓简介
阎其昌 文章来源：文史资料选辑
汉画像石，起源于西汉，流行东汉，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死后，在墓室和享堂的石质材面上所刻的图画。其画面内容，构图方法，雕刻技巧等，是考察研究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资料，也是建筑和美术史研究的极好素材，又是旅游开发的潜在资源。
昌乐县的画像石资料十分丰富，几乎每处乡镇都有发现。近几年来，根据国家“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工作方针，我们对其中的两座画像石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现分述如下：其一，东肖汉画像石墓。位于县城以东约六华里，东肖村南约2华里的昌(乐)潍(坊)公路北侧。由群众挖土发现，昌乐镇东肖村民委员会配合县文物管理所，进行了发掘保护。
墓葬为东西向，由墓道、前室、后室共三部分组成。墓道在原土上挖成，作斜坡形，前后两室皆以石灰岩石建成，平顶、直壁、石板铺砌地面，总面积约30平方米。历史上曾经两次被盗，随葬品仅发现几枚腐朽的五铢钱。所幸的是画像石基本保存完好，有近百幅之多，满布于墓门、墓室四壁、立柱和封顶石。画像内容十分丰富，计有车骑出行、器械搏击、狩猎、杂技、耘锄、门阙、吊唁、献俘、门吏、男女近侍、迎谒、孔子见老子、伏羲女娲象、星象，龙车、仙人骑兽、骑马、青龙、白虎、朱雀、灵蛇、长臂猿、比目鱼、卧羊、飞燕、云气、力士等等。几乎包括了人类社会生活以及神话、迷信的各个方面。
其中的一些作品，有较强的地方和时代特色。如描写墓主人生前田猎玩乐的狩猎图，纵0.3米，横3.0l米，刻有众多的猎者纵犬、持毕、挺勾、逐兽、抬兽以及牛车和犬奔、鸟飞、野兽惊恐躲藏的画面，虽不壮观，却给人十分真实的感觉。尤其是在狩猎现场的一隅，立一高杆，杆顶一猴正面蹲坐，形态滑稽可笑，给人以较强的幽默之感；再如耘锄图，、田间一株大树，树下拴系一马，一人持锄弯腰劳作。树下所系之马，无疑是锄者的座骑，而骑马的锄者，自然不是百姓。它体现的很可能是墓主人的一种闲情逸致，也可能是对当时社会所流行的隐士生活的赞美和向往，或者是墓主人生前就有过那么一段隐士般的生活，这幅画面应是其形象的写照；又如器械搏击图，纵0.3米、横1.1米，其上刻画面两组。一组的主体画面为一武士与一裸体小儿搏击，作势施威，枪尖扭在一起，似闻撞击之声。一组为一戴斜顶冠的武士与一冠饰羽毛，褒衣肥裙，袖口裙边装饰缨穗的人斗剑。后者躬步倾体，剑锋直指前者的眉尖，前者面对剑锋，身略后仰，一手举剑，一手挥勾力拨剑锋。后者的装束与前者不同，类似后期妇女的装扮，而动作也显飘逸潇洒，刀光剑影中透出女子那特有的灵秀之气，因此，不能排除后者是一女子。果如此，这应是中国妇女较早的习武格斗的形象记载，弥足珍贵；后室北壁最下一石，纵0.3米、横3.01米，刻画的是几组男女侍者，分别侍奉主人的场面。其中的一组画面，中间主人端坐于榻，右边三位侍者面向主人，二躬立一跪立，左边一人正回首观望一双男女相拥而吻。其场面饶有兴味，不能不说是画像石中的罕有作品；后室东立柱西侧下部，刻一裸体、蹲坐、面目狰狞的男子，一只手触摸生殖器，这很可能是属于生殖崇拜主题的作品，样十分罕有和耐人寻味；后室中立柱南侧的画像，其上是一蹲坐的裸体力士，用头和双手共同托举建筑物，中间是一十字形尖状物，下部是一单足立地形状似鸽的乌,状物一尖抵于力士肛门，一尖抵于鸟首，力士面露吃力表情。想象奇特，造型诡异，是一种巫术行为?或是对某一神灵的崇拜?这有待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特别应该提及的是，墓葬的车骑出行图，分布于前室和后室，总共近二十幅之多，有的轻车简从，有的有较多的车骑随行，有的却是浩浩荡荡，随车、骑吏、伍伯俱金。以主车而言，有驾一马，驾二马和驾四马之别。根据《续汉书、舆服志》汉代百官乘舆制度的规定，这或许就是墓主人不断升迁从而不断更换车马仪仗的为官史。除此，在后室门楣正中的方形石上，还有“此中人马皆食天仓"的铭刻，类似刻铭，在省内其它地区也有零星发现。如安丘市发现的“此上人马皆上食于天仓"的画像石，曲阜徐家村发现的“龙神马牛皆食大仓”的画像石，以及肥城北大留村发现的“此人马食大山仓’’的画像石等。对比之下，此墓的刻文最为完整无缺和通俗易懂，因而也是难得的语言文字标本。
这座墓的雕刻技法，除一例为山东地区早期常见的粗阴线刻外，余者皆为凹面阴刻和减地浅俘雕两种技法。其特征既保留了早期风格的粗犷古拙，又出现了一些线条流畅、圆润、富于变化的较成熟的作品。在画面布局上，简约疏朗，缺少后期盛行的细腻繁缛、富丽堂皇的作品。在装饰上，以垂幛纹、三角纹和一种填饰斜线的凹弦纹为主，极少后期繁杂的组合式花纹装饰。这一切都说明这座墓的年代，应处于画像石发展阶段的中期左右，其时代应在东汉中期上下。 其二，王家埠汉画像石墓。位于平原镇王家埠村东约500米的埠岭之上，原有高大的椭圆形封土，历经多年的风剥雨蚀和群众取土，使部分墓室暴露在外，为了妥善保护这一珍贵文物，经上级批准，由昌乐县文物管理所于1994年春季对其进行了抢救发掘。
发掘证明，该墓曾经三次严重破坏。一次是从封土顶部下挖，直接打碎墓室的部分封顶石进入墓内，从盗坑内回填土的紧密度分析，此次盗掘的时间当在清代之前；一次是从封土的一侧．打洞，寻找到墓室后，将墓室的一侧墙壁打通而进入墓室，这是最典型的盗墓手段其时间当在建国前夕；第三次是在建国之后，当地群众打通墓室，利用未破坏的前室储存红薯种。因而发掘之时，基本未见随葬物品。
墓葬为东西方向，墓门向西，由墓道、甬道、墓室和回廊组成，总面积约8O多平方米。墓道平直，长10米、宽1．6米、残深1米左右，其用途同于地面之上通向宅院的道路；甬道为二进式，作成两个相连接的椭圆形，相接处为束腰状，此类同于宅院的天井；墓室可分前室和后室，皆为穹窿顶，前室当为厅堂，宽敞明亮，后室则系起居之所，略显低矮。两室全部由长2米，宽1米左右的石灰岩片石扣合而成，十分精巧牢固；回廊为平顶，围绕后室的南北东三面并与前室通连，多用于盛放随葬品，功能类似于现代建筑的储藏室。此种结构的墓葬，在山东地区发现极少，在我们潍坊地区则仅此一例。
画像石主要分布在墓室四壁和封顶石上面。包括车马出行、迎谒、庖厨、宴饮、狩猎、鸟兽率舞、铺首衔环、游鱼、连体龙纹和多种图案组合而成的花边装饰等多种图象，十分精美绝伦，给人以神秘肃严，富丽堂皇之感。如车骑出行图，其画面共有两幅，一幅为行进之中的队列，在长近3米的画面上刻有五位骑者，四辆马车，间次行进，十分壮观；另一幅是描绘出行中发生的故事。开首为一组打斗场面，画面为一持盾握刀的可能是图谋不轨之人，一手举盾挡住前面军卒刺来的长矛，另一手挥刀拨开后面军卒刺来的矛尖。其后依次是两军卒各自持弓挥刀大步向前，一军卒虽非大步但却是挽弓搭箭待发，其急于搏杀的心态一目了然。再后是两位肩扛长矛的军卒和两辆马车并四位骑吏，他们均是神情泰然，给人以稳操胜券之感；又如迎谒图，画面自左至右分为两组，一组为接待方，刻画一人抡锤击鼓，一人身体弯成九十多度迎接；另一组当是出行者，依次为两骑吏、两马车、又一骑吏、两马车，最后是一肩扛长矛的军卒。迎接者谦敬真诚，巡行者受之无愧，这是封建社会礼仪制度的形象体现；再如鸟兽率舞图和狞猎图，前者在长近5米、宽1米左右的平面上刻画出奔挪腾跃，形态各异的龙、虎、凤、鸟等珍禽异兽近百个，此种祥瑞形象，是东汉时期神道思想观念的典型反映，是广为流传的画像题材；后者在近四个平方米的画面上，刻画出了一个白云之下，山原之中的非常壮观的狩猎场景，犬奔鹰飞，刀光剑影，野兽争先躲藏。在这幅画中，作者似乎特别突出了猎犬的形象，前面的四条犬齐头扑向一只无处藏身的罢兽，中间的几条犬也飞身跃起扑向已躲进洞中的野兔，后面还有许多条犬往前狂奔，由于画面的限制或是艺人匠心，有一些犬还只是探出半截身体，象征其后还有许多。在其它地区也是不多见的；特别应指出的是，胶墓室两块并列的平面线雕画像其最下一层的画面依次为庖厨、宴饮、乐舞和归府，四幅内容连贯。庖厨图中，厨人们缚牛、捉猪、逮鸡、用滑轮汲水，用磊缸酒，肉杆上挂满了鸡、鸭、鱼、肉，厨人们有的掌刀，有的烹调，架子上放满了烹调好的食物；紧接是宴饮，侍者往来，从厨房端来酒饭，供主人宴饮。主人共有三位，一男二女，分别端从，两侧有侍者恭候；紧接下来是乐舞，舞伎们或倒立，或舞动长袖，生动优美，周围是主人和客人观赏；最后一幅是外出的人吃好玩好之后，正走在回家的路上，路的终端为高台飞檐的庭院，大门半敞，一妇人端立门槛，似乎是等候外出者归来。这一连串的画面，描写的极有可能是主人外出的较完整的过程。果如此，这应是连环画发展进程中的最早作品，比欧洲连画产生的时间，要早一千多年。
这座画像石墓采用的是平面线雕和减地浅浮雕技法，线条娴熟流畅，形象质朴浑厚，是典型的东汉晚期风格；在内容的体现和构图方面，细腻繁缛的大型画面，也是东汉晚期的典型特征；而墓门门楣的蔓划纹装饰和多种图案组合而成的边框装饰，更是东汉晚期画像石的独有现象。因而其时代当在东汉晚期甚至稍后一些。至于这座墓葬的主人及其官职，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探讨。
总之，这两座汉画像石墓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不同时期汉石刻画的极具特征的资料，除具有很高的美术价值外，对我们研究考察东汉时期，封建官僚地主的社会生活，风俗信仰甚至建筑艺术特色等，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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