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颜不花
(?----1367年)，又译巴布哈，字希古。蒙古人。元朝建立后，许多蒙古人内迁中原各地，普颜不花的先辈也来到青州居住，接受汉文化。普颜不花在青州长大，元至正五(1345年)乙酉科右榜状元。
普颜不花在童年时天资聪慧，超出儿辈，能默诵经文，考中了元代童子科，进入元代的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读书，与其他国子生们学习蒙古字、汉文，四书五经等，同时也保持着蒙古的旧俗，骑马、射术也颇在行。普颜不花生活的时代是元朝末期，元顺帝即位初，权臣伯颜专权，伯颜专政自恣，肆行贪暴，是个顽固守旧的蒙古贵族。他曾对顺帝说：“陛下有太子，不要让他读汉人书。”适逢中书省官员建议废除科举，深得伯颜赞赏，他立即上奏皇帝，请求批准。至元元年(1335年)十一月，在伯颜的煽动下，元顺帝下诏停止科举取仕，又下令禁止汉人、南人学习蒙古文字，这样元朝已开科八次的科举取士制度一度中断。直到至正元年(1341年)，伯颜被除后才恢复了中断六年的科举制度，同时又大兴国子监，选名儒雅士传授儒学，因而普颜不花在国子监受到了封建正统教育。至正五年(1345年)，普颜不花参加了元代第九次科举考试，荣登右榜榜首。
状元及第后，普颜不花授翰林修撰，调河南行省员外郎。至正十一年(1351年)迁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至正十六年(1356年)，除江西廉访副使。至正十八年(1358年)，普颜不花奉诏与治书侍御史李国凤共同经略江南，到达建宁(今福建省建宁县)和红巾军作战。至正十九年(1359年)，普颜不花被朝廷召还，授山东宣慰使，再转知枢密院事、平章山东行省，守御益都(今山东省青州市)。明军来攻，他捍城力战。城陷之后，平章政事保保向明军投降。明军主将素闻其贤，派人到官舍召他。他再三拒绝最后不屈而死。
(一)任职江西，计退天完军
元后期，统治阶级进一步腐朽，对人民巧取豪夺。水灾、旱灾、蝗灾又不断发生，天灾人祸全部落到人民头上，各地人民起义斗争此起彼伏。至正十一年(1351年)八月，罗田布商徐寿辉在蕲州(今湖北蕲春)率众起义，并被推为领袖。起义军头裹红巾，号称红巾军。十月，攻占蕲水(今湖北浠水)并以此为都城，建立了政权，徐寿辉称帝，国号“天完”，意在压倒“大元”，徐寿辉的天完军与北方刘福通的红巾军遥相呼应。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徐寿辉在攻克黄州路(今湖北黄冈)后，兵分两路进攻元军，一路沿长江西上，连克汉阳、武昌，占领江陵、沔阳等地，另一路南下直逼江西，沿路州县官员闻风皆逃，当时有民谣：“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中无一人，红巾府上坐。”元政府大为震惊，命江西行省派兵围剿。江西行省平章政事道童是个文臣，对军事一窍不通，面对军务，仓惶无措。这时普颜不花在江西行省任左右司郎中，他为道童献计道：“现在城中防守不善，如果贼寇攻城，很有可能失守，形势危急，必须找一个懂得军事的人来指挥作战。我知道有一位左丞叫章伯颜，现在在抚州(今江西临川)做官，他熟知军务，我们现在来不及向朝廷请示调他，但我们可以请他来，向他陈述省城困状，使他暂时署我省左丞，专门负责指挥调派军队。只有这样才能缓和局势，变守为攻。”道童忙派人请章伯颜。章伯颜认为这正是他报国的好机会，于是欣然而至，普颜不花与他详细设计防御徐寿辉的天完军。
至正十二年(1352年)二月，徐寿辉的天完军已兵临江西重镇江州(今江西九江)城下，平章政事秃坚里不花仓惶逃回行省驻地龙兴(今南昌)。行省又派普颜不花前往江州救援，当时江州正在酣战，江州总管李黼(泰定四年左榜进士第一)死守江州，力战而死。当普颜不花率军到达石头渡口时，遇上徐寿辉的天完军，两军交锋，尽管普颜不花奋力作战，但元军仍不堪一击，普颜不花只得收拾残余队伍回到龙兴。道童听到普颜不花兵败、江州城陷的消息后大为恐慌，以为龙兴难守，连忙怀揣行省大印逃走。普颜不花料定徐寿辉在攻占江州后必定围攻省城龙兴，于是他挑起守城重担，与章伯颜共同商讨守城大计。不久，逃到百姓家躲藏的道童回来，普颜不花与道童、章伯颜商议分门把守迎敌。三月，徐寿辉的天完军包围了龙兴，普颜不花建议在城中各处设置厢官、巷长，昼夜坚守，有功者必给重赏，无功者也不加罪，一时军民振奋。普颜不花等在省城坚守两个月，一直未能找出良计突破天完军的包围。一天深夜，正当天完军熟睡之机，突然军营外鼓声大震，接着闯进数千名面涂青色、头扎黄布、身着黄衣的“怪人”，天完军在朦胧中以为是神兵来到，来不及抵挡，纷纷败退。原来这是普颜不花与章伯颜的解围之计，趁夜偷袭天完军的大营。元军能守住龙兴，普颜不花之功最多。
(二)兵临城下，誓死守建宁
至正十八年(1358年)，元顺帝下诏令普颜不花与治书侍御史李国凤一同经略江南。这时江南的红巾军声势浩大，朱元璋的军队已攻占集庆(今南京)，并建立了政权，势力推进到浙东、皖南地区，徐寿辉的天完军实权掌握在陈友谅的手中，已攻占龙兴、安庆等地，在江南一带势力最强。普颜不花与李国凤兵分两路，普颜不花进入福建，他行至建宁(今福建建宁)时，陈友谅派部将邓克明围攻建宁，普颜不花立即做好迎战准备，但平章政事阿鲁温沙见围兵众多，趁夜深人静之时逃跑。与普颜不花一同镇守江南的李国凤当时正分镇延平，普颜不花得知延平也被围困时，便派人送信给李国风，要他坚守城池，牵制天完军。但李国凤在危急关头未作努力抵抗，天完军攻陷了延平，李国凤兵败逃走，这样建宁已变成一座孤城。普颜不花得李国凤逃跑的消息后，愤慨地对守城将士道：“我奉命来此地，怎能逃走?堂堂朝廷命官岂能贪生怕死?我誓与此城共存亡!”于是命将士再加筑各城门，分兵把守，并不时激励元兵，亲自指挥战斗，前后共战64天，最后击退了邓克明的围兵。
(三)以死尽忠，名垂青史
至正十九年(1359年)，普颜不花被召回北方，授以山东宣慰使，再转为知枢密院事，总管山东行省军政事务，守卫益都。普颜不花本是进士出身，通晓儒理，但在天下纷乱的局势下，普颜不花受命统兵，是时代造就了这样一位驰骋疆场的儒将。由于普颜不花屡建战功，使他在为官“年中，从六品官累升至一品官，其母受封，其妻也被封为“齐国夫人”，普颜不花一家都居住在益都。 元朝经过10多年的农民起义军的打击后，已是大厦将倾，而统治阶级内部又互相争权夺利，元朝更是摇摇欲坠。这时在长江流域有一股势力在悄然增长，最终推翻了元朝的统治，这便是朱元璋的势力。朱元璋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始，剪除江南群雄，先后灭掉陈友谅、张士城、方国珍，基本平定南方，并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命徐达为统帅，常遇春为副帅，开始了北伐元朝的战争。山东是元大都的屏障，自世祖时期开凿了在山东境内的会通河后，这里便成了漕运的必由之路，是大都粮食及各种物资来源的咽喉，也是连接南北的通道，元朝在这里一直派重兵把守，位置显得格外重要，普颜不花受命驻守山东，实则护卫大都。徐达的20万大军首先直指山东，很快占领了沂州，峄州等地。十一月，明军已兵临普颜不花守卫的益都城下，普颜不花率军奋战，但明军已是势不可挡。腐朽的元朝军队再也不是成吉思汗、忽必烈时代东征西讨、铁马铜兵、踏遍东自黄海西到多瑙河广大地区的军队了。普颜不花苦战几日，益都还是被攻陷，平章政事保保出城投降，普颜不花知道自己没有力量挽回败局，只有以死效忠朝廷。于是他回到自己府中，面对年迈的老母，双膝跪下：“儿忠孝不能两全，以后就由两个弟弟为母亲尽孝送终吧。”说罢，辞别了家人，来到官舍，整理好衣帽，端坐在堂上，徐达早就闻知普颜不花的贤名，想要招降，派人请普颜不花到明军帐中，请了几次，但普颜不花仍旧坐在堂上，不肯去。明军涌人官舍，用绳索捆绑普颜不花，普颜不花大声道：“我乃元朝进士，官至极品，臣各为其主，不事二君。”不屈而死。
当普颜不花离开家后，其妻阿鲁真便召集家中人对他们说道：“我夫受国恩，我也被封为齐国夫人，身为朝廷命妇，事到如今，我也只有一死，你们都各自去吧。”家中人听后劝阻，但阿鲁真死意已定，家中人没有不叹息流泪的。不一会，普颜不花两个弟弟的妻子各怀抱幼子，投到院中南井而死，一些婢妾也跟着投井。等到阿鲁真要投井的时候，南井已填得容不下了，于是她抱着儿子转而奔向北井，阿鲁真之女、妾女及孙女等都随她投井而死，时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一月。普颜不花死后不到一年，明军攻入大都，元亡。
张起岩
字梦臣，祖籍山东章丘；其祖上因避金、宋战乱迁至山东禹城，起岩就出生在这里。张起岩在山东安丘任县尹时，又将家迁至安丘，期间，他参加元朝首届科举考试，成为元朝的第一名状元。
张起岩出身于官宦之家，其高祖张迪是当时山东割据势力之一的张荣的元帅右监军；曾祖张福为济南路军民镇抚兵钤辖；祖父张铎为东昌錄事判官；父亲张范是四川行省儒学副提举。
据史料记载，张起岩母亲丘氏在要分娩时，忽然见一条数丈长的蛇爬到了其床下，不一会就不见了，丘氏受惊生下了张起岩。张起岩从小便师从其父张范，20岁时，以察举任福山县学教谕(元朝在科举取仕制度恢复之前，官员的主要来源是阴叙和察举)。张起岩在福山任职期间，适值县官率人去捕蝗虫，将县里的政务交给张起岩代管，时间一长，由于张起岩言行果断公允深得民心，百姓都说：‘如果张教谕是我们真正的县尹，我们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后来，张起岩因政绩突出升迁为安丘县尹，举家迁至安丘。
元延祐乙卯年(1315年)，元朝首次开科取仕，深通儒学的张起岩得中榜首，钦点状元，并授登州知事。但元仁宗十分垂爱这位与自己同日出生的状元，特旨将张起岩改为集贤修撰，转国子博士，后升任国子监丞，进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这时，张起岩的母亲去世，他回家为母守孝三年，期满后出任监察御史。当时，中书参政杨廷玉因有错被台臣纠劾，在朝堂上被奉旨逮捕，丞相倒刺沙痛恨台臣纠劾他的同伙，便诬蔑台臣欺君罔上，要求重新授杨廷玉官职。张起岩虽然新任台臣，但他不惧权高势大的倒刺沙，抗章奏道：“台臣按例纠劾百官，论列朝政，是他们的职责所在。现在他们奉行职责却被强加罪责，法纪被歪曲，正直的人不敢说话，忠良寒心，这是盛世所不该出现的。况且，世祖皇帝设立台阁，广开言路，维持治体，皇上即位后下诏沿续祖宗治体。现在台臣遭谴，公论被杜塞，何以维护祖宗治体?”张起岩三上奏章都没有报到仁宗手里。张起岩上朝时又与倒刺沙发生激烈廷争，终于使仁宗感悟。不久，张起岩升任中书右司员外郎，进左司郎中兼经筵官，并拜太子右赞善。期间，张起岩因父亲去世守孝，期满后改任燕王府司马，升礼部尚书。
元文宗即位后，曾亲自巡视京郊，张起岩任大礼使，他安排的礼仪周密，仪仗威严，文宗非常高兴，事后赐给张起岩很多物品，改任张起岩参议中书省事。
元宁宗死后，燕南突起牢狱之灾，有一男子上报称部使中有人欲图谋不轨，经查证不实，但谎报者没有被治罪。主管法司的说：唐朝律法就有谎报者不被治罪的先例。张起岩对此不满，愤然对同列说：现在君主尚未即位，人情危疑，如果不杀此人，及早处理好这件事，以杜绝奸谋，恐怕有碍大计。元顺帝即位后，下令中书省铨选官员，张起岩推荐了一名儒士，右丞相不同意，起岩抬身而起，丞相认为起岩不顺从自己。但起岩不畏其权势，从不趋附。不久，张起岩升任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兼修国史，修前三朝实录，同时兼任经筵官。御使台上奏请求任命张起岩为浙西廉访使，顺帝不同意。不久，升张起岩为陕西行台侍御史，张起岩即将上任时，又被留任侍讲学士，后转任燕南廉访使。
张起岩任燕南廉访使期间，不畏艰险，打击豪强，百姓拍手称快。那时，真定一带百姓深受滹沱河水之害，苦不堪言。张起岩派人修堤筑坝，平息了水患，深得百姓拥戴。之后，张起岩升任江南行台御史中丞，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知经筵事。时，右丞相别里怯不花因台臣纠劾，被顺帝罢官，不久，别里怯不花再度为相，向顺帝谗言台臣是非，张起岩在上朝时与别里怯不花据理争执，听到的人都认为张起岩理直气壮。不久，张起岩升任御史中丞，他论事刚直，无所顾忌，常与上官不合。
元至正三年(1343年)，顺帝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张起岩再次人翰林任总裁官之一。他熟悉金朝渊源典故、宋朝儒道学说源委，加上潜心研究，致使学问深厚醇雅、理致自足，史官中凡有自以为是的，每当立言不当，张起岩总是据理力争。三史修成，张起岩已是65岁的老人了，于是上书请求告老还乡，顺帝同意，授荣禄大夫。
史料记载，张起岩面如紫琼，美髯方颐，眉目清扬，是雅量君子。他临政决议，屹若泰山，如有不同意见，争论得面红耳赤也不计较，朝廷有时也怕他，知道的人都说他外和中刚，不受别人笼络，如同欧阳修，名闻四方。
张起岩孝顺父母，常常从百里外背米侍奉父母，他还悉心抚养幼弟张如石，教授知识，关怀备至。他曾出钱为20余位亲族办理葬事，并购买田地送给他们的亲属。而每当得到俸禄和赏赐，总是与亲友宾朋共同享用，以至于他死后，廪无余粮，家无余财，两袖清风。
张起岩博学多才，擅长篆、隶，著有《华峰漫稿》、《华峰类稿》、《金陵集》等著作。
元至正九年(1349年)，张起岩致仕回乡后的第四年病逝于家乡，享年69岁，被追授“文穆”谥号。
张唐卿
(?---1037年)，宁希元，青州益都人。北宋景祐元年(1034年)甲戌科状元。
张唐卿少年时期就以学问品行而闻名。 17岁时，他去临淄拜见北宋名臣韩琦，韩琦见他举止文雅，彬彬有礼，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又见他带来请教的几篇诗文，才气横溢，文思飞动，更是赞叹不已，大生爱意，认定他将来必会大有出息，遂与他结下了忘年之交。
韩琦没有看错，景祜元年(1034年)三月，张唐卿果然技压群雄，一举夺魁，摘取状元的桂冠。这是宋仁宗亲政后所主持的第一次科举考试，为了充分显示自己的德泽，宋仁宗对新科进士们的恩礼特别优厚。及第后，张唐卿授将作监丞，通判陕州(今河南陕县)。
张唐卿处事干练，对行政事务决断如流。有个百姓的生母改嫁后病死了，后来他的父亲也生病而亡，他为了让亲生父母能够相聚于九泉之下，便偷偷将母亲的尸骨挖掘出来与父亲合葬。在当时盗掘坟墓是违犯法律的，有关部门主张将这位百姓依法治罪。张唐卿说：“此人不过是只知有孝而不知有法罢了。”决定释放此人，只把案件奏报朝廷。在张唐卿看来，孝与法相比，在一定情况下，孝是首要的。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位出名的大孝子。
张唐卿在陕州任职仅三年多，谁也没有想到，就在他刚刚在仕途上崭露头角的时候，他的父亲病故了。可怜张唐卿因孝出名也因孝而亡，在办理父亲丧事时，悲痛过度，吐血而死。噩耗传来，韩琦惋惜不已，含泪为他撰写了墓志铭。
王曾
（978-1038）辽孝先，青州郑母镇人。父名兼，母张氏，8岁时丧父母，寄养于叔父完元家，叔父爱逾亲生，曾事叔如父，就学于里人张震，研习经史。他聪慧好学，少年时文才已名满张里。
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春，24岁的王曾在故乡青州参加了“发解试”，高中榜首，夺得了“解元”。
当年秋，他又赴京城开封参加礼部的省试，他以《有教无类赋》名冠群士，一举夺魁，成为“会元”。翌年(1002年)三月，参加殿试，考题是《有物混成赋》，王曾文不加点，一气呵成，气势恢宏，志趣不凡，赢得了阅卷官的青睐，杨忆阅后抚掌叹曰：“真乃王佐之器也!”宋真宗钦点王曾为状元。
历史上所谓“连中三元”，即乡试中第一名“解元”，会试中第一名“会元”，殿试中第一名“状元”。连中三元者甚少，现知历代状元中，共有十四名“三元状元”，王曾是山东省唯一的一名“三元状元”。
政绩卓著--
王曾中了状元后，翰林学士刘子仪跟他开玩笑说：“状元试三场，一生吃穿不尽。”他正声作答：“平生之志，不在温饱。”足见其参加科举考试的目的是在有为于天下，不在一人一家之私利。王曾高中状元，并没有得意忘形，他把金榜题名看得很轻，谦逊自持，《宋历科状元录》卷二载，他中状元后，给叔父写了一信，对叔父说：“曾今日殿前唱名，遂忝第一，皆先世积德、大人教训所致。然此亦是世间有底事，人人不须过喜。”
据《宋稗类钞》记载，王曾中状元后，荣归故里省亲，青州知州李继昌闻讯，命父老乡亲载歌载舞地去郊外迎接，自己待门司报告后出衙相迎。王曾得知后，便换了衣服，改了姓名，骑着一头小毛驴从另一个城门进了城。他谒见李知州时，李继昌甚感惊讶，问道：“闻君来，已遣人奉迓。门司未报君至，何为抵此?”王曾说：“不才幸忝科第，岂敢烦郡守父老致迓?是重其过也。故变姓名，诳迎者与门司而上谒。”李继昌叹曰：“君真所谓状元矣。”王曾认为让父老乡亲和地方官迎接自己是一种犯罪行为，可见他的谦虚，也是对父老乡亲和郡守的尊重。
王曾中状元后，被授予将作监丞、济州(今山东巨野)通判，开始了为官生涯。他在其位谋其政，有所作为，宋廷对其政绩和能力甚为满意，因此，他步步高升，直至做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正直敢谏。王曾在济州三年任满，回京职考，宰相寇准因其文名召见了他，并且破例让他在宰相办公的政事堂考试。考试成绩颇佳，寇准奏请宋真宗擢升王曾，遂任命他为著作郎、直史馆、三司户部判官，参与删定《景德农田敕》。景德四年(1007年)，王曾升任右正言、知制诰，二年后又兼史馆修撰，赐三品服。澶渊之盟后，宋真宗为了掩盖城下之盟的耻辱，粉饰太平，大搞迎天书、行封禅等迷信活动，一时各种祥瑞之事纷至沓来。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十月，王曾陪宋真宗东封泰山，当真宗跟他谈起这些事时，王曾指出，这虽是国家承平安定带来的，但希望陛下能够推辞而不居，将来若有灾难变异，也可免遭物议。当宋真宗大兴土木，修建玉清昭应宫以供奉王钦若等假造的天书时，群臣无敢言者，唯独王曾上书，力除五害以示讽谏。
公正判案。王曾任右正言时，敢于直言，宋真宗感到他正直且能明断是非，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八月特命他以知制诰判大理寺，并允许他自己挑选僚属。这年十月，他奉诏为辽主生辰使，出使辽国，在辽比射技时，他一箭中的而服众，不辱使命，从辽返回后，改知审刑院，负责大理寺审理的案件。在职期间，对审判有所建树，断案公平，结案准快，受帝嘉许。按惯例，违背诏命判徒刑2年，王曾奏请须是亲自接受诏命而违犯的才予以惩罚。恰好有人违背了诏命，王曾只按过失罪论处。宋真宗问他：“如果像你说的那样，大家都是过失，就不存在违背诏命之罪了。”王曾解释道：“天下至广，岂能人人都知晓诏命?如陛下所说，也就不存在过失问题了。”宋真宗觉得有理，便按王曾所言，修改了律条。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闰六月，王曾奉诏与刑部尚书冯拯详定茶法。因在刑法、税法上颇有成绩，大中祥符九年九月，39岁的王曾便以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当上了副相。
破除迷信。王曾40岁时，又以给事中参知政事。但是年他因二件事被罢免了副相，一是皇帝命他为会灵观使，他见宰相王钦若对此职甚感兴趣，遂坚辞不受，让给了王钦若，惹得皇帝不高兴。二是他买了贺皇后家的旧宅子，未等她家搬走，就令人抬土堆于门外以备修葺房屋，贺皇后因此恼怒，到皇帝面前告了一状，王曾遂罢去副相。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王曾罢副相出知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续资治通鉴》卷34记载，这年6月，京师谣传有妖夜人家中食人，民聚族环坐达旦叫噪，军营中尤甚。王曾不信邪，令应天府夜开里门，敢倡言妖者即捕之，谣言才被制止。
安邦定国。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八月，王曾被召回京师，重为副相。冬，领衔编《御集》，成300卷。 1022年，宋真宗病重时，太子赵祯才13岁，宰相丁谓欲让刘太后听朝，好由自己摆布。王曾看穿了这一点，对枢密副使钱惟演讲：“太子幼，非中宫不能立，中宫非倚太子则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则太子安，太子安则刘氏安矣。”及是年二月真宗病卒，王曾奉遗诏人殿庐草制，王曾起草遗诏云：“皇后辅立皇太子，权听断军国大事。”，丁谓一听是“权”处军国事，不过是临时让刘太后辅太子听政，便要去掉“权”字，变为太后永远辅太子听政。王曾凛然答道：“皇帝冲年，太后临朝，斯已国家否运，称‘权’犹足示后。且增减制书有法，表则之地，先欲乱之邪?”丁谓见王曾如此坚决，也只好保留“权”字，为以后宋仁宗真正掌朝打下了基础。丁谓的阴谋被王曾挫败之后，又在听政的方式上大做文章，想让刘太后与帝不同时听政，便勾结内押班雷允恭，密请太后降手书云：“帝朔望见群臣，大事见太后召对辅臣决之；非大事，则令允恭传奏禁中画可以下。”王曾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两宫异处而醒归宦官，祸端兆矣!”他主张按东汉故事，太后与帝5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帝后，垂帘听政。是时，雷允恭恃势专恣，丁谓权倾内外，众莫敢抗，独王曾正色立朝，时倚为重。那时京城中流传着一首民谣：“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钉；欲要天下好，莫如召寇老。”“眼中丁”即指丁谓，“寇老”是指已被丁谓排挤出朝的前相寇准。丁谓“权势震主”，刘太后颇有不满之意，又擅移宋真宗陵穴，王曾抓住时机，向太后和仁宗皇帝奏道：“丁谓包藏祸心，令允恭移皇堂于绝地。”太后大怒，遂诛雷允恭，把丁谓贬往岭南。刘太后虽然不满王曾草诏让自己“权”理军国事，但从真宗驾崩后半年的时间内观察到，王曾是能稳定大局、朝廷可倚重的人物，遂拜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升任正相。王曾成了宋代继吕蒙正、李迪之后的第三位状元宰相。
执政为国。王曾为相后，处事稳重，奏言国家利害之事，都详审明晰而又合情合理。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盛衰皇帝是关键，宋仁宗年幼，应多方学习，积累治国经验，于是选名儒冯元等为帝师，劝讲于崇政殿。他在推行国家制度、政策时，以国家利益和百姓利益为重。陕西转运使设置醋务，由官府垄断其利，并上书请求推行其法于天下，王曾认为这是与民争利，遂奏请罢之。他还详定了新茶法，博易新法等，为国家的税收做出了贡献。王曾还能及时纠正皇帝一些错误做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5记载，1027年12月，供奉官从质为其兄割股肉疗病，帝称其孝，欲升其官，王曾劝道：“此闾巷细民之所为，若奖及宗室，则恐浸以成俗而不可禁。”宋仁宗听了他的劝告，只赐给从质绢百疋。这样，民间割股疗病的陋俗才未蔓延开来。一次，宋仁宗对王曾说，近来臣僚上疏大多邀功请赏，王曾回答：只要陛下贬抑钻营的小人，推重恬淡的贤士，便可使其难以谋私而易于罢退。王曾为政，坚持俭约原则。 1026年4月，当太平兴国真君观神像金冠被盗后，他支持以铜易金的意见，重新做了铜冠。这年6月，皇帝要两川所进锦绮之类改为织绢，王曾十分欣喜地对皇帝说：“锦绮纂组，有害无益，臣约一锦之费，可为绢数匹，陛下崇俭节费，以惠远人，臣等敢不奉诏。”原来，温、鼎、广等州每岁贡柑朝廷，路途遥远，劳民伤财，1028年5月，王曾建议皇帝下诏罢贡柑，宋仁宗采纳了王曾的意见，罢去贡柑。
王曾为了省财养民，连自己的乌纱帽都不顾。 1029年6月，玉清昭应宫被雷火烧之殆尽，太后要重新修建，他明知忤太后意有罢相危险，但依然坚持现有宫殿甚多，不必再劳民伤财地重建玉清昭应宫，结果丢了相位。在外交方面，王曾用自己的智慧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他出使契丹时，契丹馆使邢祥颇肆谈辩，夸耀他国中有赐铁券者，如何如何。王曾告诉他： “铁券者，勋臣有功高不赏之惧，赐以安反侧耳，何为辄及亲贤!”一句话使邢祥不复夸耀了。
为国选才。王曾为政，十分重视爱护人才、选拔重用人才。一是发现人才就推荐，不计其地位高低。1014年2月，他跟随宋真宗巡视豪州，发现雍丘隐士邢谆很有学问，将其推荐给皇帝，但邢谆誓不为官，只好作罢。 1028年12月，他发现范仲淹是个人才，便推荐范仲淹做了秘阁校理。二是为国荐才，不图报恩。他推荐人才，不是为了拉帮结伙，更不图报恩，他不让被推荐者知道是自己力荐的。《续资治通鉴》卷41记载，王曾“前后辅政十年，其所进退之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尝以问曾，其曰：‘夫执政者恩欲归己，怨使谁当”’范仲淹十分敬佩王曾的这一崇高思想。三是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在用人上，王曾不讲私情，不任人唯亲。他有一位很要好的朝士欲得齐州，找王曾走门子，王曾因齐州已有人选，就让他知庐州。这位朋友找他说：“齐州望地，卑于庐州，但于私便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当亦不难。”王曾极严肃地对友人说：“不使一物失所，惟是均平，若夺一与一，此一物不失所，彼一物必失所。”朋友只好惭愧而退。对亲者如此，对素不相识甚或彼此相悖者如何呢?只要王曾认为是人才，便举贤不避仇。吕夷简与他意见不一致，但推荐他做了副相。吕夷简后来为首相时，极力排斥王曾。四是反对走后门，打关节，跑官要官。 《渑水燕谈录》载，有人向王曾推荐张师德，说他博学有时望，可任知制诰，王曾以未识其人作答。推荐者让张师德去拜见王曾，张再三推辞，最后还是带着礼物去了，王曾拒而不见。中书省复议张师德事时，王曾指出：“张君器识德行，足以为此，但尚有请谒耳。”又考验了一年，王曾方命张师德为知制诰。王曾推荐苏惟甫后，一直未下任命书，苏实在等急了，一天竟跑到王曾家，问自己的任职情况，王曾避而不谈而言他，当苏回到住所时，任命书已先他而到，是王曾当日签发的。王曾遵守公事公办，不在私宅泄密办公事的精神，令人钦佩。
兴办州学。王曾于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因玉清昭应宫事罢相之后，先后任青州知州、知天雄军、判河南府，1034年8月回京任副相，翌年11月被封为沂国公，1037年因与首相吕夷简不和，又以左仆射、资政殿大学士出任郓州通判。在其守三州之时，他充分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以为学校不仅是培育人才的场所，也是教化社会风俗的阵地，因此，他每到一处做地方长官，便在那里兴办州学。他知青州时，一到任便办起州学，还请宋仁宗亲赐校名为“青州州学”。他划拨了30顷土地给学校，为学校盖了120间房子，每年拨给学校经费31万钱，请了许多著名学者做教授。 1031年3月，王曾又向皇帝求赐《九经》，宋仁宗御赐的《九经》很快送到了青州州学，师生欢欣鼓舞，感谢皇恩浩荡。自王曾所请之后，在北宋形成了制度，凡州郡立学者，皇帝皆赐《九经》。 1033年，王曾任河南府通判时，在河南建起了府学，深受当地民众称赞。 1037年，60岁的王曾到了郓州，建起了郓州州学，就是在病中，也不忘学校的建设。当时著名学者石介，在《题郓州学壁》一文中写道：“沂公(王曾)之贤，人不可及。初罢相，知青州，为青州立学。移魏(指河南府)，为魏立学。再罢相知郓州，为郓立学。而罢相为三郡建三学。沂公之贤，人不可及!”王曾到郓州的第二年病逝于郓州，享年61岁。
王曾死后，赠侍中，谥“文正”，宋仁宗御笔篆书“旌贤之碑”，开创了宋代赐大臣碑篆之先河，又把王曾的老家改称为“旌贤乡”。宋仁宗死后，继立的宋英宗选配享宗庙之臣时，群臣中首推王曾。
诗文斐然----
王曾不仅政绩卓著，而且著述颇丰，诗文斐然。
他删定、校定、编纂过的书有《景德农田敕》5卷、祀汾阴仪注》、《异河形势图》、《十道图》、《圣政录》、《御集》300卷。
关于王曾的著述，富弼在《王文正公曾行状》中说：“公雅善属文，深茂典懿，有《两制杂著》50卷、《大任后集》7卷、《笔录遣逸》1卷上之，志在讽谏。有诏嘉奖，刻板均赐近位。”根据其他史料载，王曾的著作还有《上契丹事》1卷、《九域图》3卷。
王曾的诗，北大出版社出版的《全宋诗》只搜集到7首、13句，虽然留传不多，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其诗出口不凡、恢宏稳健的风格特点。《历代吟谱》载有王曾少年时作的《早梅》诗两句： “雪中未问和羹事，且向百花头上开。”“和羹”常用作宰相的别称，作者以梅自喻，表达了要压倒群芳的雄心壮志。吕文穆读此诗后云：“此生次第安排作状元宰相矣。”后果然如此。
《渑水燕谈录》中载有王曾送李迪知兖州的四句诗：“锦标得隽曾相继，金鼎周元亦荐更。并土儿童君再见，令稽章绂我偏荣。”第一句咏的是两人先后中状元，王曾是咸平状元，李迪是景德状元。第二句是说两人先后在朝为官。第三句言李迪再知兖州。第四句说自己知青州，比李迪知青州更感荣耀，盖青州乃王曾故乡也。王曾身为大臣，自然也有奉命应制之作，对朝廷歌功颂德，如“欲谢君恩却无语，心前笑指赤灵符”之类。
王曾所著之书都已失传，仅《笔录》一卷传世，即富弼所说的《笔录遣逸》，清代纪昀将其收入四库全书时名为《王文正笔录》。该书凡33条，所记皆为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及宋仁宗时的朝廷旧闻，所言确凿有据，历来为史家所重视。
最能显示王曾文采的是其所撰之赋。殿试时他作的《有教无类赋》全文已佚，只流传二句云：“神龙异禀，犹嗜欲之可求；纤草何知，尚薰获而相假。”由于此句当时流传甚广，《归田录》载，有轻薄子拟作云：“相国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门外，驴舞柘枝。”由此可见其影响之大。王曾状元卷《有物混成赋》全文保留下来了，这是他的成名之作，纵横捭阖，气势磅礴，如写混成之气道：“得我之小者，散而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为山川。”汪洋恣肆，志趣不凡；如“倾毁何由，固秉执之在我；刚柔有体，将用舍以随时。”难怪当时名臣杨亿能将王曾的会元卷、状元卷背诵如流，引得寇准非要召见王曾不可。王曾全文流传下来的还有一篇《矮松赋》，颂的是青州矮松园(即松林书院，在今青州一中院内)的两棵卑枝四出、树干不直的矮松树。 52岁的王曾罢相知青州后，离别了近30年后又故地重游，“囊之耆耋悉沦逝，童冠皆壮老，邑居风物触目皆变，惟彼珍树，依然故态。”他到青少年时读书的所在“矮松园”游览，见园里的两棵矮松依然如故，不仅感慨万端，遂挥豪写下了这篇感人的赋章，以状矮松之貌，抒沧桑之情，道“直末先伐”之理。细品此赋，有一点罢相后的苦愤之味。
苏德祥
原籍高密，家居青州，生卒年不详。北宋乾德元年(963年)癸亥科状元。
苏德祥的祖父苏仲容，精于儒经，当时颇有声誉。父苏禹硅，性谦和，虚襟接物，承继父业，颇通儒学。天福十二年(947年)，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称帝，建立后汉，拜苏禹硅为丞相。后周王朝建立后，苏禹硅仍为权臣，封莒国公。显德三年(956年)正月初一，与客人宴饮，暴病身亡，时年四十有二。苏德祥自幼承继家教，钻研学问。宋朝建立后，为了网罗士人，选拔人才，连年开科取士。乾德元年(963年)，第四次开科，考官系枢密直学士薛居正。苏德祥应进士第，在所取8人中得中榜首，状元及第，夺得宋朝第四位状元的桂冠。
大魁天下后，苏德祥衣锦还乡，时任平卢节度使、青州知州的郭崇，曾与苏德祥之父在后周同朝为官，所以，设宴庆贺新科状元。宴席上，伶人歌舞，郭崇命伶人献辞：“昔年随侍，尝为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状元先辈。”
新科进士授官，苏德祥入仕，累官至右补阙。右补阙是寄禄官，仅代表品秩，位次后行员外郎，高于左右拾遗。苏德祥精通儒学，且工于诗文，但流传下来的极少。
《宋诗纪事》卷3载有苏德祥《赠南岳宣义大师英公》一诗。诗云：
“学就书闻在道林，几年辛苦用身心。
九霄雨露酬知早，百首风骚立意深。
青白野云闲里卧，古今碑碣醉中寻。
因何负此多般艺，可惜教师鬓雪侵。”
此外，还有《大宋新修后汉光武皇帝庙朝碑铭》、《新修江渎庙碑》等传世。
王尽美
(1898-1925.8.19) 原名瑞俊，又名烬美、烬梅，字灼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山东党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诸城县(今诸城市)北杏村人。
他自幼家贫，聪颖好学。幼年曾给地主家陪读，后于枳沟镇高小毕业，在家务农2年。农暇刻苦自学，酷爱进步书刊，关心国家大事，较早萌发了民主主义思想与救国救民的志向。1918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临行前挥毫作诗，以抒情怀：“沉浮谁主问苍茫，古往今来一战场。潍水泥沙挟入海，铮铮乔有看沧桑”。
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潮波及全国，他被选为省一师北园分校代表，积极联络学生建立爱国反日组织，带领同学参加集会、游行，开展宣传活动。1920年秋，他与邓恩铭等发起组织进步学术团体“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
积极研究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其间，他结识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参加了李大钊在北京赞助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研究会在山东最早的会员。下半年，同邓恩铭、王翔千等在济南成立“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初，又组织“劳动周刊社”，出版了《济南劳动周刊》，进行“提高劳动者的地位”、“改革劳动者的生活”的宣传，为革命进行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同时加强同北京、上海等地的共产主义者的联系，积极酝酿建立共产主义组织。不久，在李大钊同志的帮助下秘密建立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也称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王尽美领导小组的工作。 同年7月，他和邓恩铭以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的名义赴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党的建立更加坚定了他为实现尽善尽美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献身革命的信心和决心，为此改名叫王尽美，并写了一首《肇在造化--赠友人》的诗：“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
代表大会后，他回到济南，正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山东区支部，他任书记，积极领导开展工人、学生、农民运动和统一战线等各项活动。1921年冬，被省立一师以“危险分子” 嫌疑开除学籍，从此专门从事革命工作。1922年1月，与邓恩铭、王象午、王复元、王乐平等作为山东的共产党、国民党及产业工人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会后留苏参观学习。5月回国，建立中共济南独立组(直属中央局领导) ，尽美任组长。5月底，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尽美任支部主任。7月，创办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机关刊物《山东劳动周刊》。时值军阀政府警察厅通令征收理发业“卫生执照”捐，尽美趁机组织发动理发工人大罢工，迫使反动当局答应免去“卫生执照”捐、全部释放被捕工人、允许自由组织工会等三项条件。这次罢工的胜利，使广大工人受到很大鼓舞，推动了济南的工人运动，为从理论上武装工人群众，更好地开展工人运动打下了基础。
1922年7月， 他赴上海参加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向大会汇报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精神，及列宁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指示。会后，党中央派陈为人来山东，在中共济南直属小组的基础上，帮助建立了中共济南地方支部(直属中央) ，尽美任书记。8月，他调北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参与制定《劳动法大纲》 。9月，奉派去山海关、秦皇岛等地领导工人运动，建立
党的组织。 在他领导下，10月3日京奉铁路山海关工人很快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大罢工， 历经9天，取得斗争的胜利，争得工人俱乐部的合法地位，有力地推动了京奉铁路全线各地的罢工斗争。继之参加领导秦皇岛开滦五矿工人总同盟罢工斗争。 1922年11月，领导建立秦皇岛地区第一个党小组。1923年1月，又领导建立京奉铁路总工会及山海关分会，他任总工会秘书。后因敌人通令缉捕，中共中央决定于1923年2月调他重回山东，负责党的领导工作。1922年春季1月，中共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他任委员长兼宣传部主任，与王乐平等在济南组织“平民学会”，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经验，开展革命活动。不久，根据中共“三大” 决议规定参加了国民党，并于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2月，又以中共山东省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
去北京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国民会议运动讲演大会。归途中，在天津饭店受到孙中山的接见，并被孙委以国民会议宣传员、特派员。这期间，他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积极建立与发展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并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积极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发展党的组织，使山东党的工作迅速发展。长期的忘我工作和艰苦生活，使他患了肺结核。1925年春节前夕，在济南与反动的基督教徒连续进行3天大辩论， 因疲劳过度吐血晕倒，进院治疗。时值国民会议促成会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之际，他心急如焚，毅然出院，抱病赴青岛投入战斗。在他的艰苦努力下，迅速成立了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他与邓恩铭一起组织领导胶济铁路全线、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并取得胜利，随后成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3月1日， 他与王哲一起去北京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并于3月12日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葬礼。 4月，又去青岛与邓恩铭一起领导青岛纱厂工人第一次联合大罢工，迫使日本资本家签定了9项复工条件。同年6月，因肺病复发，在组织的安排下回到故乡北杏村养病，后因病重又回到青岛医院治疗。病危期间，他请青岛党组织负责人笔录了他的遗嘱：“希望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和为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 他逝世后，青岛党组织及在青工作的战友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党组织负责人宣读了他的临终遗嘱。嗣后，派人把他的灵柩送回北杏村安葬在村东南的枣行墓地。1959年，中共山东省委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将王尽美遗骨迁到济南英雄山 (四里山) 烈士陵园。1971年，中共诸城县委在杏村前的乔有山上修建了王尽美烈士纪念馆。他的故居被列为全省重点文物加以保护。建国后毛泽东在青岛视察工作时，曾特意向山东党的负责同志讲起王尽美，说：“你们山东有个王尽美，是个好同志。” 1961年8月21日， 董必武去武汉途中，深情地怀念起王尽美，在列车上挥笔写了一首《忆王尽美同志》的诗：“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
陈介祺
(1813-1884) 字寿卿，号簠斋，金石家，潍县(今潍城区) 城里人。清吏部尚书陈官俊之子。他自幼勤奋好学，聪颖强记。青少年时随父在京求学，19岁即“以诗文名都下”。1835年(道光十五年)中举人，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中进士。此后10年间，一直供职翰林院。居京时他广泛涉猎各种文化典籍，对于经史、义理、训诂、辞章、音韵等学问，无不深入研究，而尤酷爱金石文字的搜集与考证。曾向当时著名学者阮元求教质疑，并与何绍基、吴式芬、李方亦等许多金石学者互相切磋。他不惜巨资搜集文物，仅三代、秦汉古印一项，就有7000余方。1850年(道光三十年)，他在家乡潍县城内旧居建成“万印楼”一幢。在许瀚、吴式芬、何绍基、陈畯等人协助下，他将所收藏的古印、封泥反复鉴别，系统整理，编成《簠斋印章》。 他在京时，目睹清朝廷丧权辱国，不满官场腐败黑暗，1854年(咸丰四年)借母丧返归故里，从此不再复出为官。
回潍后，专心致志从事金石研究，到处购求文物，每得一器一物，必察其渊源，考其价值，解奇释疑，一丝不苟。他收集到秦代“铁权”(秤锤)，别人以为是块“顽铁”，他却视为珍宝，妥藏入库。对于古陶文字，前人没有收藏、著录的，他独予重视，不仅搜集了很多齐鲁古陶，而且进行开创性的研究，著成《簠斋藏陶》一书。他鉴精藏富，治学严谨，多有创见，与江苏学者潘祖荫被并誉为
“南潘北陈”。 他收藏的文物青铜器最多，其中的毛公鼎，驰名中外。此古器内壁铭文多达497字， 极为罕见。所作毛公鼎考释，对研究西周时期历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藏有商、周古钟11件，取其整数，因而“万印楼”又称“十钟山房”。又因集有三代及秦汉印7000余方， 名其楼曰“万印楼”。此外，还有商周铜器235件，秦汉器物80余种，以及秦汉刻石、各种古钱、陶、瓷、砖瓦、碑碣、造像、古籍、书画等精品达万件以上。著有《十钟山房印举》、《封泥考略》、《簠斋藏古目》、《簠斋传古别录》、《簠斋古金录》、《簠斋金文考释》、《簠斋藏镜》等十余种，还有后人辑的《陈簠斋尺牍》，也保留了丰富的学术资料。未曾发表的著述手稿十几种，1964年由其后人捐献给国家。他的大量文物和著作，为后人进行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刘墉
(1719-1805)，字崇如，号石庵，清朝官吏，书法家，高密县逄戈庄(原属诸城)人。大学士刘统勋之子。 他1751年(乾隆十六年)中进士，入仕途。1755年(乾隆二十年)10月，其父(时任陕甘总督)以办理军务失宜下狱，他时任翰林院侍讲，亦遭逮治，逾月获释，
降为编修。次年，提安徽学政，任职3年，调任江苏学政。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任山西太原府知府。1765年(乾隆三十年)升任冀宁道台。次年因在太原知府任内失察阳曲县令段成功贪侵公帑，坐罪革职拟死。诏免，发军台 (清廷设在边疆的邮驿)效力赎罪。次年赦回，仍授编修。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迁江西盐驿道。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擢陕西按察使。翌年，因父逝世，归籍丁忧。
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初还京，授内阁学士。10月任四库全书馆副总裁。翌年，复任江苏学政。在此任内，他劾举徐述夔著作悖逆有功及督学政绩显著，擢湖南巡抚。时值该省多处受灾，哀鸿遍野，贪官污吏猖獗，民怨载道。他严劾贪官，勘修城垣，革除陋习，抚恤灾民，颇有政绩，升都察院左都御史。 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4月，充任三通馆总裁，5月，为吏部尚书，奉旨审理山东巡抚国太(皇妃伯父)结党营私、贪纵舞弊案。他至山东境内，化装道人，步行私访，查明事实。山东连续三年受灾，而国太邀功请赏，以荒报丰，开征时，凡无力完纳者，一律查办，并残杀进省为民请命的进士、举人9名。及至济南，经审问，查清国太已知贪赃案发，遂凑集银两妄图掩饰罪行。他如实报奏朝廷，奉旨拿国太回京，并开仓赈济百姓。时皇妃已为国太说情，有的御史从旁附合。
他遂以民间查访所获证据，历数国太罪行，据理力争，终使国太伏法。 1797年(嘉庆二年)，他升任东阁大学士。1799年(嘉庆四年)，奉嘉庆皇帝旨，办理文华殿大学士和珅结党营私、勒索纳贿一案。他不畏权势，立即查明和珅及其党羽横征暴敛、搜刮民脂、贪污自肥等罪20条，回奏朝廷。皇帝处死和珅，并没收其家财三分之二(白银二亿三千万两)入官。不久，嘉庆皇帝加赐他为太子少保，后又命其充任会典馆正总裁。
他外娴政术，内通掌故，博通经史，长于古文考辨。曾三次兼署国子监，数任乡试、会试正考官。又筹办编撰过《四库全书》、《西域图志》和《日下旧闻考》。并擅长书法，其书貌丰骨劲，味厚神藏，有“棉里裹针”之妙，与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铁保等齐名。其中部分墨迹，由其侄刘镮之整理，摹勒上石，以《清爱堂石刻》刊行。著有《刘文清公遗集》17卷及《刘文清公应制诗》1部。
刘统勋
(1698-1773)字延清，另字尔钝，清内阁学士，刑部尚书，高密逄戈庄(原属诸城)人。他1724年(清雍正二年)中进士，入仕途。1729年任湖北乡试正考官。1736年升内阁学士，署刑部右侍郎。次年，任刑部左侍郎。1741年9月，被提拔为右都御史。1746年3月署漕运总督，9月还京。1747年充顺天府乡试正考官。1748年3月受命同大学士高斌查办山东赈务。5月，先后至济南府德州哨马营、东昌府及聊城县运河东岸、泰安府东平县戴村坝以及沂河西岸江枫口，改坝浚河，成绩卓著。1749年12月，迁工部尚书，继而兼翰林院学士，又迁刑部尚书。1752年以查验通仓短少米石不实被免职留用。
1753年9月，铜山一带黄河决口，他奏陈疏防之策，绘图以进。朝廷据图令其随地规划堵御。黄河复归故道，朝廷嘉其绩，令与策楞、舒赫德一并叙升。他十视河坝，两修海塘，前后奏章数十起，皆中机宜，剔除积弊，利于民生。河南百姓为之立祠于黄河南岸。 1754年，朝廷加刘统勋为太子太傅。协办陕甘总督事务，赐孔雀翎。朝廷命他巡视巴里坤、哈密驻兵，正遇睦尔撒纳(回部首领)兵扰伊犁；定西将军永常自木累退师巴里坤。他据此上奏，请弃巴里坤，退守哈密。朝廷震怒，即行革职押解回京。其子亦被拿交刑部，家资充作军用。未几，从宽免罪，命他以司员办理军需，效力赎罪，1756年补授刑部尚书，发还本籍家产。
1757年5月， 云南巡抚郭一裕怂恿总督恒文购金制鑢，他受命前往审查。得实后，皇帝赐恒文自尽，令将一裕发往军台效力赎罪。12月晋太子太保。翌年正月，迁吏部尚书。1759年2月，西安将军都赉克扣军饷，由他往查，按律被斩。又与巡抚塔水宁会审山西归化将军保德、同知世图侵吞公款案。奏议如实，保德受斩。 1761年，他受任东阁大学士兼管礼部事务，继又兼管兵部事务。1763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任尚书房总师傅。1765年，兼管刑部事务，充国史馆总裁。1768年12月，他70岁，乾隆帝赐御书赞元介景匾额。1773年任四库全书总裁。11月卒，年75岁。有子墉、孙镮之。著有《文正公诗集》 家原有田数十亩，茅舍一处，服官50年，未增尺寸。及卒，乾隆皇帝悲痛异常，当日亲临祭奠，晋赠太傅衔，赐祭葬，入祀贤良祠，谥文正。柩归故里前，诏令沿途20里以内的文武官员，均至灵前吊祭。
冯惟敏
(1511-1578),字汝行，号海浮，又号石门，散曲作家，临朐人。他乡试中举后，屡试不第。1562年(明嘉靖四十一年)，入京谒选，授涞水知县。任内体恤民情，不附权贵。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 被谪为镇江府学教授。1569年(隆庆三年)春，调任保定通判，编修府志时因搜集受迫害而死的前兵部员外郎杨审理，辞免未赴任。次年春，弃官回临朐，于海浮山下老龙湾畔建“即江南”亭，致力创作，颐养以终。其著述有《海浮山堂词稿》、《石门集》，主纂嘉靖《临朐县志》、万历《保定通志》等，其中不乏伸张正义、尊重史实的佳作。对后世影响较大者数散曲集《海浮山堂词稿》，其中《农家苦》、《忧复雨》、《刈麦有感》等，反映了他体察民隐，对农民疾苦的同情心。另一些作品，或讽贪、或刺虐、或戳弊、或揭恶，均为警世醒民之作。故王士祯评其散曲“独为杰出”。他的杂剧《僧尼共犯》，通过僧尼私通，后经官府判为夫妻的故事，指出“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传流后嗣，繁衍至今”，乃天经地义之事。他以此向假道学公开宣战。他出身于宦门，贵族公子之习难以尽脱，在其著作中，也有一些风花雪月之类的作品。
张择端
1085-1145) 字正道，又字文友，宋代画家，东武(今诸城)人。 他自幼好学，早年游学汴京(今河南开封)，后习绘画。宋徽宗时供职翰林图画院，专事绘画。是北宋末年杰出的现实主义画家。其作品大都失传，存世《清明上河图》、《金明池争标图》，为我国古代的艺术珍品。《清明上河图》 本是进献给宋徽宗的贡品，流传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其主题主要是描写北宋都城东京市民的生活状况和汴河上店铺林立、市民熙来攘往的热闹场面，描绘了运载东南粮米财货的漕船通过汴河桥涵紧张繁忙的景象。作品气势恢弘，长528.7厘米、宽24.8厘米。画有587个不同身份的人物，个个形神兼备，并画有13种动物、9种植物，其态无不惟妙惟肖。这件现实主义的杰作，是研究北宋东京城市经济及社会生活的宝贵历史资料。
《金明池争标图》描绘的是皇帝带领近臣到金明池观水战、赛龙舟的热闹场面。 图长28.6厘米、宽28.5厘米，略呈正方形。小小的画面，把周围9里多的池面及池岸边的景物悉数摹画下来。着重描写池中的大龙舟及周围的小船，用动静结合的手法，概括地绘出了金明池的全部景色和皇帝观看争标的场面，画面紧凑，结构严谨，主题突出。 这两件作品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贾思勰
(生卒年不详)农学家，北魏益都(今寿光)人。曾任高阳太守。大约在533年至544年写成农学名著《齐民要术》。《齐民要术》全书10卷，92篇，11万多字。它总结了中国当时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成就。书中介绍了选种、浸种、施肥、轮作等精耕细作的方法；传授了一些谷物、蔬菜、果树和林木的栽培经验；记述了家畜、家禽、鱼、蚕等的饲养技术。从农副产品的加工、酿造到家畜、家禽的疫病防治，几乎对农业生产所涉及的各个方面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此外，书中还保存了很多古代的农业资料，如《汜胜之书》、《四民月令》等书，都是现已失传的珍贵资料，由于《齐民要术》的引录，才得以保存它们的“吉光片羽”。 从他所写的《序》中，可以看出他非常重视农业。他认为农业是人民衣食之本，也就是安邦之本，“是为政首”；解决好这个根本问题，才能“以利天下”，使“万国作义”。他列举大量历史人物，从管仲、商鞅、李悝到晁错、耿寿昌、桑弘羊，以他们行之有效的经验，反复论证自己的观点。他还主张农业生产要注意改革，在这方面他引用了汉代的一些名臣循吏的实例，如教民铸造犁耧，利用畜力，兴修水利，进行灌溉，作织纴之具以纺绩……他还嘲讽溺守陈规不思改革的人是“鲍鱼之肆不自以气为臭……生习使之然也。居积习之中，见生然之事，夫孰自知非者也。斯何异蓼中之虫而不知蓝也甘乎! ”他提倡节俭和长远打算，很赞赏汉代召信臣的“禁止嫁娶送终奢靡，务出于俭约”，他告诫人们“穷窘之来”，是因为用之无节，“忽于蓄积”。他说“桀有天下而用不足，汤有七十里而用有余”，其原因就是在“用之以节”。 他的治学态度很严谨，《序》中说他为了完成这部著作，“采捃经传、爰及歌谣， 询之老成，验之行事。”全书引用前著作150多种，记录农谚30多条。他为这部著作倾注心血，进行了艰辛而繁剧的劳动。 他主张的遵循大自然的客观规律因地制宜的见解，以及轮作、施绿肥等耕作方法，在当时世界上都堪称创见(到18世纪30年代，英国才开始实行绿肥轮作制)。19世纪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创立者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名著中曾提到：“我看到一部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清楚记载着选择原理。”这里说的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即指《齐民要术》。《齐民要术》一书最初只在民间传录，至北宋官方才刊印发给劝农使者。此后，辗转传抄、刊印，版本多至20余种。此书唐代传至日本，至今世界上已有20多种译本出版。它卓越的科学内容，对当时和后世的农业生产都有深远影响，不仅是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古代自然科学史上的一颗明珠。
郑玄
(128-200),字康成，东汉经学家，高密县郑公村人。13岁时能诵读五经。21岁博览群书，精通历数、算术、图纬，被推为乡啬夫，管诉讼、收赋税。 其家贫寒，仍自学不辍，常请教于学官。因不愿为宦，遂辞去乡啬夫，专心攻读。 因此，得北海相杜密赏识，提为署吏。后于157年(永寿三年) 送入太学深造，先后随故兖州刺史第五元、东郡张恭祖修业。
160年(延熹三年)，他西入函谷关，拜著名古文经学家马融为师。马恃才高傲，郑玄3年不得面授，仅随其高徒卢植等受业，自筑书舍，深研马融学说。一日，马与其高才弟子考证图纬，计算浑天仪不符；他被召见，立即决疑，众人叹服。他乘机请教学术上诸疑难问题，得到启示。168年(建宁元年)，他回原籍。因家贫无依，即转去东莱(今掖县)，一面种田，一面讲学，慕名登门求教者近千人。
169年(建宁二年)，汉朝廷宦官为与外戚争权，制造“党锢祸”，他受株连被禁锢十几年。此后，他隐居山中，闭门不出，专心致志，注释经书。181年(光和四年)，灵帝解除党锢，郑玄获释。187年(中平四年)，外戚、大将军何进擅权，召郑玄为官，州郡官员迫其前往，何对其礼遇优厚，他不受朝服，坚持学士打扮，仅过一夜，便寻机逃回。后被州郡举为贤良方正。大将军袁隗又表奏郑玄为侍中，他谢绝不受。190年(初平元年)，董卓挟持献帝迁都长安，公卿举郑玄为赵相，他亦不受。
191年(初平二年)，黄巾军攻占北海郡，他率生徒迁至即墨不其山下修业，后转去徐州。196年(建安元年)返归故里高密。
199年(建安四年)，袁绍举他为茂才，并表奏为左中郎，他均谢绝不就。朝廷又派公车征为大司农，他以患病为由辞官回乡。
200年(建安五年)，袁绍与曹操在官渡作战，袁胁迫他随军，至元城县(今河北大名县境，玄因病重不能前行，但仍注释《周易》。农历六月，含恨长逝。
郑玄在整理古代历史文献上颇有贡献，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称郑学。 他一生注疏《诗》、《书》、《易》、《礼》、《春秋》、《论语》等60余种、350余卷(篇)。
晏婴
(公元前? -前500) 字平仲，春秋时政治家，莱夷维邑(今高密)人。公元前556年(齐灵公二十六年)任齐国国卿，历事灵公、庄公、景公三世。 他为国为民，直言敢谏。一年夏，齐国淫雨成灾，墙倒屋塌，百姓缺吃少穿，景公却充耳不闻，日夜酗酒。他再三请求发粟赈济，景公不允。他气愤难平，往见景公，曰：“国家重灾，百姓饥寒，君不体恤，却恋酒色。婴身为相国，实感罪深。”言毕叩头辞职而去。景公愧悔，乘车追至其家，见其存粟已尽给百姓，深为感动，遂立即赈灾，并请他复职。
他性机敏，善辞令，恪尽职守。一次出使楚国，楚灵王欲加侮辱。因他身材矮小，特在大门旁另辟小门“迎接”。他拒不进入，并说：“出使狗国，方入狗门，今臣出使楚国，不应从此门入。”迎宾者只好请其从大门而入。见灵王，王口出不逊，他泰然予以批驳。灵王讨得没趣，又设宴“招待”他。酒兴正浓时，有小吏缚一人来。灵王动问原由，小吏禀告：系齐国人，犯盗窃罪。王故意讥讽道：“原来齐人爱偷盗! ”婴立即起座，正色对曰：“吾闻橘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其枝叶相似而果味截然不同，系水土不一所致。齐人在国内不为盗，至楚国则变为盗，岂非楚之水土使其然乎! ”灵王再次碰壁，只好自己解嘲说，对圣贤者不可随意戏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