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介祺倾其毕生精力，收集了近万方三代和秦汉古印玺。陈公去世后，这万方古印传给他的长子陈厚钟，但厚钟辞世早于其父，所以，万印实际是传到他的长房长孙陈阜处，后来又传到陈阜的长子陈文会家；二子陈文徵分到的是富贵壶和吉羊洗。据陈继遵先生回忆："祖父（文会）死后，万印在伯父（陈元章，字君善）手中，日寇侵华期间，生活拮据，曾典卖一部分。解放后，在五叔祖陈秉忱同志的动员下，伯父把剩余的捐给了故宫，并动员典买的人也捐了出来。因故宫无专人管理，把这部分印玺和后来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古印一起堆进了仓库。后来，秉忱同志建议故宫把这部分印分辨出来，并建议我伯父陈君善去做此事，所以他被聘为故宫文物研究员。不久，因伯父摔了一跤，骨盆骨折，所以在任期间不长。解放后，我父亲（陈奎章，字君藻）把分得的富贵壶、吉祥洗捐给了潍坊博物馆，后被调入山东省博物馆，甫斋（介祺）生前曾写过一副自撰对联："瓦当文延年益寿，铜盘铭富贵吉羊"下联就是指这两件文物。
笔者查阅1986年10月的《参考消息》，该报以上、中、下三篇连载《流落海外的中华国宝》，作者是李利国、林清玄、刘黎儿、李柏亨。该文下篇有一小段谈到日本京都的"藤井齐成会有邻馆"所藏重要中国珍宝，原文如下："有邻馆最有名的还是古印的搜集，从周代的铜印、玉印到清代的玉玺俱全，其中包括号称世界第一的陈介祺的搜藏以及吴大徵及端方旧藏古印，总数达六千。此外三楼的一室展示有清乾隆帝的礼服。"笔者对此感到惊讶，不知这六千方中国古印中，竟究有多少方是陈介祺的旧藏？也不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陈介祺万印整理出来没有？希望有关部门重视这批藏品的研究工作。
四、逄然义洞碑拓
翻过潍城西南郊区的浮烟山，有一个不大的村落，名叫平寿村。村子虽小，又地处僻壤，名声却显赫，因为汉魏时期潍坊地区称北海国，国治（国都）是平寿。史载：三国魏，北海国，232年改置，国治平寿，属青州，辖九县……北朝魏：北海郡郡治平寿，属青州。直到现代，该村周围还经常挖出汉代砖瓦和铜剑。但平寿村不知是否确为当时的都邑？在清代，平寿村成了潍城陈氏世家的佃户村。这个小村早就引起陈介祺的注意，当他去该村访古时，听说早年有一块汉碑，上面刻有"逄然义洞"四个古拙大字，但这块石碑不知何朝何代被砌到一眼石井的井下。
汉碑是极为稀有的文物，逄然义是汉代一位高士，隐居在浮烟山下的平寿村。陈介祺当然非常想拓下汉碑上这几个大字，但无奈井下有水，无法拓制。后来，他指导该村村主，趁旱季水位下降时，调集众多村民用辘轳从井中取水，直到将水抽干，然后派人下井拓出这件汉碑拓片。陈介祺终于如愿以偿。
遗憾的是，古井后来被农民填平盖上房屋，现已无从觅其踪迹。
一位超前的古文字史探索者
清代大收藏鉴赏家陈介祺（1813--1884年）不仅在金石学领域独树一帜，他的突出贡献，则是对我国古文字的起源进行了超前探索。
众所周知，自从宋代形成金石学以来，我国的文人学者，都专注于金石文字的研究和考证。到清代后期，学者们已从历朝历代发掘出的四千多件钟鼎彝器上发现了两三千个不同的铸刻文字，并考释出近两千个古代文字。此外，访碑考碑，研究秦汉印玺、篆刻也蔚成风气。
我国古代铸刻在金属彝器上面的文字，多为周代遗物，也有少数铸在商代青铜器上的，而且是晚商。所以，金石领域探索考释的古代文字，多为周代至秦汉的古文字。当然，陈介祺在金石领域对我国古文字的探索，不仅极为突出，而且是独领风骚。这表现在：其一，他收藏了迄今为止古文字最多的国宝重器"毛公鼎",当时发现腹内铸有铭文497字，并耗费十年的精力，进行了认真严格的考释。
其二：他从年青时便开始收藏研究三代古印玺，到花甲之年时，达到七千余方，再加上后来从吴式芬那里得到的二千余方，已接近万方古印，因此斋号"万印楼",号称"万印楼主人",成为金石学界公认的"南有西泠，北有万印",独树一帜的金石收藏鉴赏家。
其三：他收藏了带铭文的商周古钟十一架、青铜彝器近三百件、秦汉铜器近百件、古铜镜二百余件，并拥有数千件古钱币、钱范和铜造像，在青铜文字收藏研究方面纵横俾阖，游刃有余。
其四：他周游各地，访碑拓碑，并收藏有一百二十块石刻碑碣。更重要的是：他不拘泥于金石领域的收藏考证，将视野大胆地突破了金石领域对古陶文进行寻访、传拓和收藏研究。他的藏品中有带字古砖326块、瓦当932件、封泥548方、陶器63件、陶文5000余片。在如此大规模寻访探索的基础上追根搠源。
历代的金石学家们对泥制的古陶器不屑一顾，而陈介祺则慧眼独具，一扫金石学界的清规戒律，早在1872年（同治十一年）从潍县大户于姓手中购得从齐国名城即墨故城遗址出土的带字"瓦器",经他鉴定为战国时期的陶器文字，这使他激动万分，开始在齐鲁各地大量搜购带文字的古陶器，并将这些陶文用墨拓下来，装订成册，赠寄金石好友，共同考释，探索研究。到光绪四年，他将收藏的三千多片古陶文字编辑成《陶文考释》刊行，为金石学开辟出一片新的领域，为我国史前文字的探索奠定了基础。他自号为"齐东陶父",将斋名取为"三代古陶轩",并于光绪九年亲制楹联曰"陶文齐鲁四千种，印篆周秦一万方"可见他对古陶文字探索研究的重视程度胜过自己收藏的万方古印玺。
特别应当提及的是：陈介祺发现并考释古陶文的年代是1872年，比王懿荣1899年发现甲骨文还早27年。陈介祺比王懿荣大三十二岁，俩人既是山东老乡，又有姻亲关系（王懿荣称他为寿丈），在收藏鉴赏和古文字研究方面成为忘年之交。陈介祺的嫡系后裔、历史学家陈继揆辑录的《秦前文字之语》一书卷二中就收进陈介祺致王懿荣书信七十多封，其中尚缺四年的信札，再加上王懿荣有信必复的答酬，两人的书信往来可达到二百封左右，这些频繁往复的通信，无一不是研究探索金石文字的。可见，王懿荣日后识别甲骨文是深受陈介祺影响的，长期探索金石文字为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发现甲骨文也是顺理成章的必然。
笔者在这里冒昧推测的是，如若不是介祺公在1884年已经过世，那么，最早发现甲骨文的恐怕不是王懿荣，而极可能是陈介祺。因为陈介祺不仅具备比王懿荣更踏实的金石功底，内因到位；而且还具备比王懿荣更优越的外因：从安阳贩运甲骨文的古董商人范维卿等也是潍县人，范家庄离潍城仅仅十余华里路程，清末潍县古玩商人没有不知道陈介祺的，他们多数是在陈公影响下踏上贩运古玩之路的，他们总不会舍近求远吧？！
逝者已矣！请谅解笔者姑妄推之。
笔者的推断，既抹刹不了王懿荣甲骨文之父的荣誉，又可佐证陈介祺古陶文之父的地位。
陈介祺对古陶文研究有一段精辟的结论，他说："古陶文不外地名、官名、器名、作者用者姓名与其事其数。"他在当时历史条件局限下，尽管只能认定这些陶文是三代古陶文字，没有考证出其中应有史前文字来，但是他已经意识到人类文明的起源在于文字。早在1872年（同治十二年）他与自己的长孙陈阜议论"开辟混沌只是文字，人心亦然"的时候，还赋得一首小诗："天开混沌由文字，人扩灵明亦在兹。大意微言常不觉，终归混沌又何疑。"这首诗是确切的历史佐证，证明陈介祺不仅将陶文的研究、推到了远古三代，也将古文字的产生，做为人类蒙昧与文明的分水岭。这是由钟鼎文研究跨越甲骨文研究，直接探索古文字源头的佐证。陈介祺与恩格斯是同时代人，他们对于人类文明起源于文字的见解和学说竟不谋而合。
陈介祺在撰写楹联"陶文齐鲁四千种，印篆周秦一万方"时，自己笔注"将及五千".其长子陈厚钟的后人分到了这批带陶文古器，转售给青岛博物馆，清点者称总数有4800件，据说至今封箱未动。那么，在这批尘封的陶文中有无载有原始文字的古陶片至今还是个迷。笔者在本书中特意收进了陈介祺的近百个古陶文字拓片，供读者鉴赏，愿有识之士能从中考证出史前文字，那将是莫大收获。
由于当时交通运输条件限制，陈介祺搜求的古陶文，绝大多数出自齐鲁，最多的出自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七百年国都临淄，山东西南部的鲁地和邹平、滕县等地也颇多；还有一部分是当初贩运毛公鼎给陈介祺的陕西古玩商人苏亿年，应陈公之邀在八百里秦川和关中地区搜购的；另外还有来自中华文明史的发源地河南的。总的来说，以齐鲁大地的古陶文为最。
现代的考古发掘，竟巧合般地印证了陈介祺在齐鲁大地搜求古陶文的初衷。陈介祺对古陶文收藏鉴赏考证研究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是我国对史前文字研究的发端，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懿荣是商代甲骨文之父，陈介祺则是比甲骨文研究更为前瞻的古陶文研究之父，是一位超前的古文字史探索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