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的“肃反”运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第一个大发展的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在与国民党军不断地战斗中，创建了许多苏区，形成了武装割据的局面。不幸的是，就在这个时期，各个革命根据地都发生过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内部互相残杀，造成很大损失。其中江西瑞金苏区、闽西苏区、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湘鄂西（洪湖）苏区的“肃反”运动都使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遭到杀害。邓子恢和邓发等人在闽西苏区肃清“社会民主党”时，杀人如麻，使苏区的30个区委中，只有一个还能勉强维持工作；张国焘、陈昌浩和沈泽民在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进行的“肃反”，动辙便把一支部队中连、排以上的干部大部杀光，有些地方的村苏维埃主席换一任杀一任，一年内换了四、五任。夏曦在洪湖苏区的“肃反”更是登峰造极，几年内使红三军（红二军团）的兵员从三万锐减到三、四千人，致使士兵没有人再想提干当班长，更不敢入党。到最后，红三军党组织解散，只剩下贺龙、关向应、夏曦、卢冬生四个党员。陕甘苏区的“肃反”发生的较晚，杀人也不算多，但其负面影响深远，其是非功过在党内纠葛了几十年。
可以这样说，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多年，以他为核心的国民党集团杀害的共产党高级干部，远没有共产党在“肃反”运动中自己杀的多。因此，有的党史专家称：共产党杀共产党，比国民党杀共产党还狠、还可怕。造成“肃反”及其扩大化的原因，除了各个根据地共同的执行了王明的“左倾路线”这个大前提外，主持“肃反”的各根据地领导人对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以及相互之间的猜忌和派系间的权力之争是进行这些清洗的更重要因素。
下面分别介绍江西瑞金苏区、闽西苏区、湘鄂西（洪湖）苏区、鄂豫皖与川陕苏区、陕甘苏区的“肃反”情况。最后说一说发生“肃反”及其扩大化的深刻原因。
壹、江西瑞金苏区的“肃反”
（一）江西苏区“肃反”与“富田事变”
毛泽东在瑞金苏区发动的清查AB团运动，开始于王明路线形成之前，终于导致了“富田事变”。王明上台之后，在这个事件的解决上站在毛泽东一边，支持他对党内异己进行了更为惨烈的清洗。这是中共党内的第一次大规模“肃反”，对以后的“肃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江西瑞金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苏区，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转战井冈山红军时期的“肃反”运动 <wbr>(一)之后开辟的革命根据地。后来，朱德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余部也来到了这里。朱、毛两军会师，建立了红四军，以后又发展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再后来，与彭德怀领导的三军团组成第一方面军。随着红军的不断壮大，苏区也也不断扩大。
从1929年下半年开始，赣西南的党组织与红一军团领导之间产生了一些分歧。一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红一军团军委认为平分土地是土地革命的根本，而赣西南党组织的领导人则反对没收一切土地平分，坚持以劳动力为标准进行分田。毛泽东认为以劳动力为标准分田只会对富农有利，是“富农路线”。二是毛泽东要求在根据地普遍建立苏维埃政权，而赣西南党组织的领导人则认为普遍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机尚不成熟，需要慢慢来。因而毛泽东对赣西南党组织的做法十分不满。1930年2月，毛泽东亲自主持成立了赣西南特委，并于3月间召开了赣西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的决议将赣西南地方党组织的做法称之为“是机会主义的最高表现”，并指出“以劳动力为标准分田完全是地主富农的主张”，是“取消派与AB团（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结果上一致的反革命”。于是从这年5月开始，在赣西南地区普遍展开了称之为“红色五月运动”的“肃反”。由于“肃反”采取了刑讯逼供的做法，因而产生了一供十、十供百的严重后果。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近来赣西南党内呈现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领导。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领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冲塞。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不可）”。10月2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在会议决议中明确指出：要“严厉地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会后，“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当时张贴的宣传标语)随之展开。到1930年底，江西苏区共清查出的所谓“AB团分子”达七、八千人，而且绝大多数人都是在审讯结束后马上被就地处决。
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任命李韶九为特派员，带领一连人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帮助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当地的红20军进行“肃反”。李韶九当时的职务是红一方面军秘书长和肃反委员会主任。接着，总前委又派古柏前往协助李韶九工作。他们二人在江西省行委和红20军中清查出了许多所谓的AB团分子，并处决了几十个“AB团总团长”。红20军的一名团政委刘敌和李韶九是同乡，也被怀疑成是AB团分子。但李韶九看在是同乡的面子上，给刘敌通了个信，让其早日坦白交代。刘敌当即从本团带了一个营，迅速包围了红20军的军部，扣留了当时的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被当成AB团分子关押的红20军的另一位领导人谢汉昌。谢汉昌随即带领红20军攻下了富田镇，占领了省苏维埃政府，释放了被关押的100多人，其中包括江西省行委负责人段良弼和省委秘书李白芳。李韶九也被当场活捉，古柏和当时任省苏维埃主席的曾山趁夜突围。随后，红20军提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这就是“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发生之后，当时任红12军军长的陈毅按总前委命令，随即带领部队赶到红20军的驻地，经再三劝说，红20军释放了李韶九等人。当时红20军的领导人为了达到让朱、彭、黄取代毛泽东的目地，采取离间的方式，以毛泽东的口气写了一封信，说是在“富田事变”中缴获的，派人送给彭德怀和朱德。信中说：“古柏同志：……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李、王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勒令招出朱、黄、滕（代远）、彭系红军AB团主犯，并已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拼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但彭德怀和朱德在分别收到红20军的信后均未相信。彭德怀亲笔写了拥护毛泽东的信，派人交与毛，并起草了一个“拥护毛泽东、拥护总前委领导”的宣言。朱德和黄公略在收到信后，又约彭德怀，三人联名发表了《为“富田事变”宣言》，表示拥护毛泽东和总前委。
红20军当时的领导人谢汉昌、刘敌和李白芳等人见离间失败，即率部西渡赣江，到永阳一带开辟了新的根据地。
“富田事变”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总前委的紧急会议，会议决议指出：“AB团取消派为什么要拥护朱彭黄，他们的阴谋是拉朱彭黄，打倒毛泽东，首先集中力量，打倒一个然后再打倒一个。蒋介石在外面喊打倒毛泽东，AB团取消派就在革命阵线内喊打倒毛泽东，这是如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啊！”据黄克诚回忆，毛泽东还亲自撰写了一篇六言体的《讨逆檄文》：“段谢刘李诸逆，叛变始于富田，赶走曾山主席，拘留中央委员，反对工农红军，反对分地分田，……”。
1931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关于把中央局设在农村地区的决定，项英到达江西苏区，担任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上任之初正赶上“富田事变”发生。项英经了解情况后，认为清查AB团的“肃反”运动过火了，他不相信那么多红军和共产党人是AB团。随即在中央局做出决定：“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富田事变’是由党内无原则派别纠纷演进而成的。”并通知红20军领导人停止党内攻击，回苏区参加中央局的会议。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人回到苏区，并在中央局会议上做了自我检讨。随即红20军也回到了赣江以东的苏区。项英对红20军领导人的检讨表示满意，并派段良弼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富田事变”的情况。
此时，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刚刚开过。王明在共产国际的鼎力支持下已掌握了党中央的大权，在清算李立三的错误中，把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代书记项英也列入了打击对象。在“富田事变”问题上，王明站在了毛泽东一边。中共中央于1931年2月23日向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和各地方党部发出了《关于肃清苏区内反革命派与“富田事变”的通知》：“不幸的‘富田事变’，恰恰发生于敌人加紧向我们进攻而红军与群众正与敌人艰苦作战的当儿，无论如何，总是便利于敌人而削弱我们自己的，无论如何，总是给AB团活动的机会而涣散我们自己。现在中央所得的关于‘富田事变’的材料还不能算为齐备，尤其是没有得到总前委的正式报告，因此，中央特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之后，中央在收到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的报告后，又于3月28日就“富田事变”做出决议，称其为“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它的斗争机关AB团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又称：“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这种坚决与革命敌人斗争的路线在任何时候都应执行。”
中央派往苏区的代表团，由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组成，任弼时任团长。三人于1930年4月到达江西，在随即举行的中央局扩大会议上，明确表示了对毛泽东的支持，批评了项英。并在中央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中称：“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线，当然是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原中央局关于‘富田事变’的解决，也是错误的。”该决议把“富田事变”定为“反革命暴动”。并强调：“加紧‘肃反’工作，以求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派别”。会后，经任弼时等报请，中共中央撤消了项英中央局代书记的职务，由毛泽东接任。
毛泽东再次委派李韶九到赣西南领导‘肃反’工作，并负责对“富田事变”的参与者做出处理。于是清查AB团运动又再次形成了新的高潮。在随后的‘肃反’中，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人以AB团分子的罪名被处决。没有参加“富田事变”的红20军前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后任军长肖大鹏也被处决。红20军被全体缴械，副排级以上干部全部被捕，大部分也被处决。红20军被解散，余下的战士被编入了红7军。
随后，中央把“富田事变”当做反革命事件处理的精神传达到了每个苏区，终于酿成了其它各个苏区的肃反扩大化。
（二）毛泽东与江西“肃反”
江西“肃反”最初是中共中央1929年11月29日的来信中指出AB团在江西有活动。而这时江西地方党组织并没有用“肃反”这一办法来推动中央来信的贯彻。到1930年1月，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张怀万在给中央和地方上汇报时虽然说：“赣西南有AB团的大肆活动。”但是，并不认为是“十分巨大”。中央巡视员刘作抚7月22日给中央的报告说道：“AB团、改组派、富农地主，在政权机关里发现，永新、兴国、永年、吉安西区、安福西南区都破获有AB团的组织。”然而，始终没有人注意中央11月来信中还专门强调一点，那就是注意甄别敌人的破坏，不能把敌人和自己人混为一谈，而后“肃反”运动中特别是毛泽东在1930年10月开展的斗争中，矛头一开始就是对着反对派去的。
早在1930年5月赣西南特委就开始布置“肃反”任务，这是江西肃反的第一个阶段的开始，但是，直到中央巡视员7月22日汇报以后，赣西南的“肃反”还没有出现高潮，但是，到了1930年8月，突然起了变化，原因之一就是毛泽东的介入。毛泽东于该月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成为江西地区党组织和军队的最高负责人，正是在毛泽东的推动之下，到了1930年9月16日，赣西南特委发布《为肃清AB团告革命群众书》，号召“全体党员行动起来肃清反革命。”
这次肃反运动的领导者是毛泽东，但是，具体执行者是李文林，然而李文林在10月时就已经看出“肃反”有扩大化的嫌疑，所以，不准备继续进行“肃反”运动，可是，毛泽东并不同意，联系到以往李文林的一些和自己意见相左的表现，毛泽东对李文林的看法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
1930年10月4日，红军在吉安城内发现所谓的李文林父亲是地主的一个证据。而李文林父亲死于1927年，AB团成立于1927年年初，李文林的父亲不可能在病中和AB团发生联系，更不可能在本人死后的几年中继续“领取AB团经费”。十天以后，也就是10月14日，毛泽东用李文林的这个证据给中央写信，要求扩大“肃反”的规模。
1930年10月底，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在新余的罗坊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了一个后来被认为是导致“肃反”扩大化的纲领性的文件——《目前政治形势与红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文件中对反AB团专门做有决议，决议中强调指出：“改造全部党的组织和团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改选原有的全部苏维埃，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任何地方，留在任何一级苏维埃之内。”
1930年10月，在攻打大城市问题上，有些人坚持执行立三路线，而毛泽东则主张放弃对大城市进攻的留恋，这一正确的主张没有得到十分积极的响应，虽然通过了毛泽东的决定，但是，部队内部抵触情绪还是比较大。当部队离开吉安以后到达宜黄时，开始第一次在红一方面军内部展开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对于这次运动，《罗荣桓传》中给予这样的评价：“由于总前委对敌情估计错误，加之缺乏经验，没有正确的政策和方法，一时间，部队中出现了乱捕乱杀的现象。”这里所说的总前委实际是代指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本人在同年也就是1930年8月23日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
当时第10师宣传队的小战士王东保不过是十几岁的娃娃，仅仅因为给所谓的AB团分子买了半斤花生米和一斤白酒。就被看作是AB团的同类准备逮捕杀掉，罗荣桓赶到救了出来。军部特务营政委陈志坚打AB团很不得力，就被人看作是AB团，肖华出身兴国，兴国AB团最多，所以，肖华也被看作是AB团。前委规定，“捕人由各团党委决定，杀人由各师党委决定，毋须向军党委和前委请示报告。”
萧克回忆他们师里面打AB团的过程是：“军部通知我和张赤男，说12师的宣传队长和一个宣传员是AB团。于是，师里立即将这两人逮捕。提审时，这两个人不承认，一用刑，承认了，又供出了十几个人。再抓，再打，再审，这十几个人又供出几十人，11月底，已抓了100多人。”从上旬“肃反”开始到下旬，仅仅一个红12师就抓了100多人，而且都是准备杀掉的。
毛泽东为什么在自己的嫡系部队中大规模开展“肃反”呢？一个原因是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认为敌人钻进了了队伍内部，另一个原因就是对于反对派的清洗，而后者在“肃反”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像何笃才这些人是南昌起义的余烬，唯一在他身上发现的“错误”就是他支持朱德、不支持毛泽东，而在红一方面军“肃反”中，红四军中被抓的科长以上的干部相当一部分是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简称四军七大）上支持朱德和陈毅的。
曾经是毛泽东在红四军时期的秘书的江华在他的回忆录《井冈山红军时期的“肃反”运动 <wbr>(一)斗争时期几事的回忆》中，对于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上落选一事有过一段回忆，他证实一点，那就是毛泽东尽管能力卓越、领导有方，但是，毛泽东本人的独断专行和家长作风不得群众的欢心，红军干部相反则喜欢朱德和陈毅，这点也是导致毛泽东落选的一个主要原因。
毛泽东在四军七大上的落选和他以后被王明、博古等人整掉完全不同，因为这次选举虽然有着二月来信的基础，但是，整个会议还是按照民主程序进行的，没有打棍子也没有戴帽子。江华回忆毛泽东落选以后，他人都退出了会场，毛泽东一个人还在不停的吸烟，落落寡欢的情绪溢于言表。烟头扔了一地。最后还是江华提醒他，他才离开会场。而在这次事件中，两个人一生的荣辱也就决定了，一个是陈毅，一个则是林彪。也是江华回忆，林彪当夜给江华送信坚决支持毛泽东，而陈毅则被毛泽东讥讽为“八面观音”，直到中共九大前夕还被徐景贤、王洪文等人利用这件事迫使他当众检讨，九届二中全会上，陈毅又被毛泽东说成“二陈合流”。于此我们再联系到红四军内部被杀的这些干部，我们不由得想起那句话：动机支配手段、目的影响结果。同时，我们再联系一下曾经有过历史污点的李韶九和何笃才等人的此起彼伏的天壤之别，有些问题不是更加清楚了吗？
赣西南少共组织在1931年4月向少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反映毛泽东利用肃AB团事件杀害异己者的事情，博古当时对这个事情向中央常委会做了汇报。
《黄克诚回忆录》中记载了一段黄克诚和何笃才的对话：“他曾对我说过，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论政治主张，毛泽东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在反对毛泽东的一边呢？他说，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我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上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问他：毛泽东的组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决心大，手也狠，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还举例说，像李韶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结果，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像这样的组织路线，何以能服人？”
何笃才十分肯定毛泽东的才能，其实不仅何笃才一个人这么看，大多数党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如此看的，之所以他们一生跟定毛泽东闹革命，尽管以后被毛泽东整过，受了委屈，但是，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比如陈士榘等人还是坚定的认为毛泽东是他们一生中最大的恩师，主要就是毛泽东的能力，正是毛泽东不凡的能力才使得这些原本一文不名的群众变成缔造共和国的元勋。然而，在毛泽东身上同样也有一样东西和他的能力几乎同时并存和突出，那就是他在用人上的缺点。
上面何笃才已经谈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在“肃反”中最为看重的就是李韶九，李韶九此人，在《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的过去错误的决议》中说：“李韶九同志在1928年已经入党，不久后曾在安源被国民党军队逮捕，逮捕后虽曾营救了一个同志，但自承为三民主义忠实信徒，且为敌军起草代邮快件，这表现他在艰危的环境中完全失掉一个工人党员的立场，客观上完全是政治叛变；次之，李韶九同志当江西省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时候竟与被罚款的商人女儿结婚，这种严重错误最是损害党、苏维埃政府特别是肃反工作在群众中的威信；再则李韶九同志在他有钱的时候，又时常向党内滥要钱，这亦是一个非共产党的行动。”
萧克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李韶九：“李韶九这个人的品质是不好的，早年在家乡时，我就知道不少。”然则，这么一个人居然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的负责人，道理何来呢？余伯流撰写的《红20军是怎样解体的》一文中对于李韶九的被重用说了这样一番话：“经常以‘湖南老乡’讨好总前委领导人。”结合何笃才生前的评论“李韶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我们不难看出李韶九之所以被信用到底理由何在了，而此后的康生、谢富治乃至“四人帮”这一系列整人的棍子又因何被重用，恐怕从江西“肃反”用人路线上多少能够找出一些渊源来吧？
而这种用人给毛泽东带来了什么呢？黄克诚说过：“本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中，已经有了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公认他的政治、军事路线正确。然而，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轻而易举地夺了毛泽东的权，以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代替了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之所以会如此，苏区同志相信党中央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我们多年以后反思“文革”也好、反思“反右倾运动”也罢，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犯的错误是让人诟病最多的地方。
关于江西“肃反”运动，毛泽东自己在若干年以后有过一个自我评价，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但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1980年12月10日转引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我们杀了4500人，但是，我们保存了4万红军。”
看来，毛泽东并不认为“肃反”是错误的，反而是必要的，只是有时“肃错了人”。
党史在界定江西肃反阶段上，曾经明确的指出：“江西肃反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30年二七会议到1931年1月；第二阶段从1931年4月到1932年初。”毛泽东领导的肃反运动集中表现在第一阶段，特别是“宜黄肃反”和“富田事变”这两件事上，毛泽东所说的杀错了人也多指这件事。
贰、闽西苏区的“肃反”
1928年2月至7月，郭滴人、邓子恢、朱积垒、张鼎丞等在福建省闽西地区发动平和、龙岩、后田、永定和上杭蛟洋等地武装起义，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七军第十九师，成立了永定溪南区苏维埃政府，为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929年3月中旬，红四军利用闽西敌军兵力空虚之机，第一次挥师入闽，在闽西地方党和邓子恢、张鼎丞等率领的革命武装配合下，首战长汀附近的长岭寨，击溃闽西地方军阀、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击毙旅长郭凤鸣，进占长汀县城，建立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1930年3月18日至24日，在龙岩召开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成立闽西工农苏维埃政府，邓子恢任主席。这就是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历史。
闽西苏区的“肃反”，主要是“肃清社会民主党”冤案。当时领导“肃反” 工作的是邓子恢和邓发等人。
闽西苏区的“肃清社会民主党”（以下简称“肃社党”）运动，始发于1931年初。在1930年下半年贯彻立三路线以后，闽西苏区在军事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诸方面都受到严重的损害。苏区某些领导、对此不是从自身的方面总结教训，而是从“左”倾观念出发，错误地判断为某一种反革命团体混入了苏区内部从事破坏活动，对苏区和红军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这一错误观念，随着苏区形势的紧张而日益强化，终于成为发动“肃社党”运动的指导思想之一。
1930年12月，国民党军对闽西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苏区首府龙岩和永定、长汀、坎市等主要城镇相继陷落，苏区内外的反动派趁机制造谣言，扰乱民心。同时，少数混入红军的异己分子在战斗失利时，鼓动投敌或逃亡。苏区党和红军的一些领导人对于困难局势和失败主义情绪看得过于严重，估量上发生偏差。觉得干部、群众、军队都不行。并且错误地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党和红军内部混入了反革命派别，主观地推测在敌人军事“围剿”的同时，闽西的改组派、社会民主党及一切反动派也同样的活动。这种唯心的推断，进一步助长了他们急欲在苏区内部开展肃反运动以扭转局势的意念。
赣南苏区在1930年下半年开展的所谓肃清“ＡＢ团”的运动，对闽西发动“肃社党”也有一定的影响。闽西苏区的领导人实际上并不了解“ＡＢ团”为何物，不作认真的调查研究，就错误地认定闽西也混入了“ＡＢ团”、“第三党”、“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等等实际并不存在的反动派别，把苏区内外敌人的破坏活动与群众的消极情绪混为一谈，甚至把党内同志的正确批评也视为“反革命团体”的破坏。
由于上述原因，终至酿成“肃社党”的重大冤案。
闽西苏区的“肃社党”运动，从1931年１月开始，至1932年３月基本结束，历时15个月，大致经历了发生发动、发展、纠正三个阶段。
1931年１月至２月为“肃社党”的发生发动阶段。1931年１月初，红十二军召开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大会。会上，发现有公开喊“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等口号的社会民主党分子，随即逮捕了其中的１０多人。这是闽西苏区捕获的第一批所谓“社会民主党”。其实大家知道，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都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后来第二国际堕落为修正主义，他们又与之作了坚决的斗争，并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在纪念他们的大会上，一些缺乏国际共运史知识的青年军人呼喊上述口号，并不奇怪。但是，闽西党组织和红十二军的一些领导人，却主观地认定这是一个潜伏在苏区的反革命派别，从而使这一事件成了引发整个苏区“肃社党”运动的导火线。当时部署和发动大规模“肃社党”运动的具体措施有以下几项：
（一）立即在苏区各地追查并逮捕“社党分子”。从１月初至２月底，先后在上抗、永定等捕获的所谓“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第三党”共达60余人。其中为首者是被指控为“社党闽西特委宣传部长”的原永定暴动领导人之一、红十二军第100团政委林梅汀，其余也大多是红军及地方的领导骨干，而且多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年轻干部。
（二）充实肃反机构，加强党对肃反工作的领导，号召在全苏区开展“肃社党”。２月14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召开各县苏维埃裁判肃反委员联席会议。这个会议认为最近在苏区各地发现的“社党”活动非常严重，要求各级政府“加紧健全肃反的组织，担负迅速肃清苏维埃区域内的各种反动派别的迫切任务”。闽西苏维埃政府根据这次会议决定向全苏区发出的通告，特别强调了“肃反”的重要性和紧迫感，要求各地肃反委员会立即行动起来，“迅速消灭这些最危险的敌人”。这次会议之后，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层层充实肃反机构，全面展开“肃社党”，初步形成了“肃反”的紧张气氛。
（三）制订“肃社党”政策，开展肃反宣传。为了在全苏区发动“肃社党”运动，闽西苏维埃政府制订了《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大纲》，号召群众积极投入、揭发与打击“社党”的活动。为配合正在兴起的“肃社党”运动，闽西苏维埃政府于２月间制订公布了“肃社党”的政策，规定“社党”的一般成员由县肃反委员会处理，其主要负责人，各县应将人犯及口供一起送交闽西苏维埃政府审理，“千万不能轻易处理”。另外，闽西苏维埃政府又公布了《自首条例》，宣布在半个月的自首期内，“凡属反动党不论党魁党羽，一律准其自首免罪”。
可见，在最初两个月的发动阶段，“肃社党”的打击面还不很大，在处置犯人的政策上也作出了一些比较慎重的规定。问题是闽西苏区根本不存在“社会民主党”之类的所谓“反动派别”，各地的“肃反”很难发动，于是在一些地区的执行中，程度不同地滥施肉刑和逼供信，有些地方甚至已经开始捕杀大批的所谓“社会民主党”成员。尤其是闽西苏维埃政府肃反委员会，在审理林梅汀等“社党”案件过程中，率先刑讯逼供，制造冤案。这些情况表明，不仅发动这场“肃反”运动本身缺乏充足的根据，而且一开始就出现逼供信的倾向。
1931年３月至８月，是“肃社党”运动的第二阶段，也是最为混乱和严重的阶段。在这几个月内，运动迅速扩展到党团组织的各个支部，红军与地方武装的连排单位，以及少先队、儿童团。苏区的一切工作以“肃反”为中心，党内生活陷入非常状态，以致党内外干部群众人人自危，苏区局势愈加混乱。
1931年２月４日，中共福建省委作出《对四中全会与党内斗争问题的决议案》，完全接受王明路线，并派专人到闽两苏区贯彻。２月下旬，中共闽粤赣特委常委会根据四中全会精神，强调“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所以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号召大张旗鼓地“肃清社会民主党”和反对一切反动政治派别的斗争，从而促使“肃社党”运动向着更“左”的方向发展。
1931年３月15日，四中全会后的中央代表团到达闽粤赣特委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的驻地永定县虎岗，更进一步地推行王明路线。闽粤赣特委随即召开各种会议，在土地、军事、肃反等方面实行比立三路线更“左”的方针，提出“整个地消灭资产阶级”、“消灭富农经济”等口号。他们把已经参加革命的地富子弟“当成社会民主党”予以清除。对于因过“左”的经济政策被迫逃亡的一部分商人、小业主、资本家当作“经济反革命”，一经发现，均予捕杀，把肃反扩大化又进一步加剧了。四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根本不了解闽西的实际情况，仅凭一些不真实的报告指导闽西“肃社党”运动，提出的肃反方针是完全错误的。４月４日，中共中央致信闽粤赣省委，认为闽西已到了非常严重的时期，“社会民主党”等反动政治派别已经普遍地打入党组织和红军，闽西的党和苏维埃“必须站在阶级的立场上以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并指出闽西苏区目前最主要的危险是“右倾”，必须“对一切消沉、悲观、保守、失望、逃跑等等的观念要给以无情的打击”。中共中央这封指示信错误地将党内的所谓“右倾”与反动派别混同一起作为打击和清洗的对象，扩大了“肃反”打击面，加剧了“肃社党”的混乱。
1931年３月１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在虎岗举行了“闽西工农兵审判反革命社会民主党分子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审判了以林梅汀为首的34名“社会民主党党魁党员”。从当时的记录可以发现，不仅被指控的“罪行”缺乏确凿的证据，而且在被告的供词中也不难看出逼供信的线索。大会判处林梅汀等17人死刑，并于３月２日下午在虎岗被处决。
虎岗审判大会滥施极刑，给以后的“肃社党”运动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样板。此后，各县、区、乡苏维埃政府仿效这种方式，层层召开审判大会，滥加杀戮，造成了一种恐怖的气氛。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一直延续到７、８月间，几至不可收拾。“肃反”的错误集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主观唯心主义指导下，不仅错杀了根据逼供信捕获的大批所谓“社党分子”，而且把平时工作中犯有错误或消极落后的同志也视作“社党分子”加以清洗。其理由是极为荒唐的：因为“这些分子，虽然不是社党分子，但实质上是社党的表现，是社党发展的对象”。此外，把犯有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也作为“肃反”打击的对象，其理由是“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与发展，主要是因为……执行立三路线的结果”。对于阶级成分出身不好的革命同志，也根据“地主富农子弟，在斗争必然会背叛革命”的错误逻辑，进行打击与清洗。
其二，“肃社党”运动的主要斗争方式是搞逼供信，“单凭肉刑罗织口供，肉体消灭”，实行恐怖政策。尤其在“肃社党”运动发展到高峰时，苏区的党政军机关和一切团体都投入运动，更是没有调查研究可言，“并以捕人最多处决人最快为最坚决”。在这种情况下，主观武断和刑讯逼供之风盛行，大批株连，冤案迭起，形成了一种恐怖的局面。
其三，片面强调肃反的重要性，形成“肃反中心论”，破坏了苏区的正常秩序。在一个时期内，肃反委员会的权力不断膨胀，甚至凌驾于党委和政府之上，成了苏区的主宰。严重的如永定县，有的肃反负责人，竟然一手枉杀达百余人。这种以“肃反”统制一切工作的错误，给一些品质恶劣的分子以可趁之机，“如省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是一个地主出身、品质恶劣的投机分子；又如上杭县肃反委员会主席杨全康是一个流氓出身的分子。这些坏分子担任了肃反的主要工作，在几个月中就造成了异常严重的事件”。
其四，以惩办主义代替党的政策，破坏苏区法律程序和党内民主生活。闽西苏区自1929年创立至1931年初发生“肃社党”运动，虽然时间不长，法制还很不完善，但闽西苏维埃政府一成立，马上建立了苏维埃的司法机构，制订了惩治反革命的政策法令。这些法令明确规定了初审、复审、上诉、终决等法律程序和各级审判机关的职权；对于反革命的治罪方式，也明文规定“废止杀头、破肚及肉刑等刑罚”。在“肃社党”运动一开始，苏维埃政府还强调了上述法令，但随着运动的发展，这些法令很快被破坏，肃反权力层层下放，甚至于医院、学校、群众团体都可以随意抓捕、审讯和判决。其结果是：“革命的秩序、革命的法律完全丧失其作用，因此肃反的权限有时会并且已经落入过反革命的手中，……这样‘肃反’的结果，更是不能令人设想了”。
闽西苏区在整个“肃社党”运动时期，由于实行了极“左”的肃反方针，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肃社党”运动最直接的危害是严重破坏了党团和苏维埃各级组织。苏区最高政权机关闽西苏维埃政府的35名执委与候补执委，在“肃社党”期间有半数以上被害。这一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前后延续一年多时间，闽西党组织的党员人数由原来的8000人减为5000人。共青团组织受到的破坏更加严重，全苏区原有30个区委，经过反复不断的逮捕和清洗，到1931年７月已全部陷于瘫痪，仅剩一个区委勉强维持。闽西红12军在经过大批“肃反”以后，大量减员，战斗力大为削弱。至于受害人总数，历史档案没有留下确切的统计。只是到了最近几年，经过各级组织和民政部门的调查核实，才查明在“肃社党”运动中受害牺牲者有6352人。如果加上判刑关押、被迫逃亡和受株连的亲友家属，受害的人数就更多了。
“肃社党”运动的另一大危害是损害了党和苏维埃的形象，破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后来在总结这一错误时严肃地指出，“肃社党”运动最痛心的教训是造成了广大工农群众对共产党产生惧怕心理，“使党与群众隔离，使积极勇敢的工农分子不敢加入共产党，不敢参加苏维埃政府与投入红军”；同时，由于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这场声势浩大的“肃反”只能成为少数人操纵的运动，苏区群众的革命热情受到严重压抑，大大影响了苏区的巩固和建设。
更为严重的是，“肃社党”运动引起了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恐慌，造成了党与群众的隔阂，个别区乡的干部群众为反对错误的“肃反”，被迫进行反抗，引发了严重的事件。1931年５月27日，杭武县第三区第三大队队长李真、副政委张纯铭等，为反对上级乱抓人，营救被指控为“社党分子”而关押的区委书记何登南等200多名干部群众，率领第三大队包围区苏维埃政府，放出被捕人员。这一事变立即被宣布为“反革命暴动”，受到红军新十二军围剿，李真、何登南等第三大队及被释放人员大多被剿灭或重新逮捕处决。在此前后，抗武县第二区及永定县溪南、虎岗等地，也发生过类似的反抗行动。
闽西“肃社党”运动的纠正是在1931年８月以后，其间又经历了６个月的曲折，至1932年３月才基本停止。在这一过程中，闽西苏区的党政领导机关作了很大的努力，但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坚决制止，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1931年７月，闽西党和苏维埃的领导机关开始认识到“肃社党”运动所产生的严重问题，认为必须采取措施减轻或消除种种不良后果。鉴于以林一株为主席的肃反委员会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闽西苏维埃政府于７月15日撤销了这一机构，另行成立以郭滴人为处长的闽西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处，林一株降为副处长。但是由于闽西党政机关并未真正认识到“肃反”的错误，所以这一运动仍在发展。
最先明确地指出“肃社党”运动错误的是中共中央。由于“肃反”问题日益严重，闽西局面愈趋恶化，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８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致闽粤赣苏区省委的信》，对于大规模捕杀“社党”表示不满，并对闽西苏区是否存在大量的“社党分子”表示怀疑，严肃地批评了闽西“肃社党”中存在着的工作简单化、把一切问题归罪于“社党”破坏而掩饰自身缺点，实行惩办主义等三点错误。中共中央来信对于闽西各级领导机关震动极大。９月29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第97号通告，宣布林一株为闽西“社党”特委书记，还宣布原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罗寿春、文化部长张丹川、劳动监察部长熊炳华等８人也属闽西“社党”上层领导成员，分别处以死刑。当然，说林一株是“社党”首领，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此人一直把持肃反大权，残害干部群众，早已为人们所切齿，逮捕并处决林一株，对于稳定混乱局面，制止“肃反”的进一步恶化是必要的。至于处决罗寿春等人，则是错误的。
由于“肃社党”运动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严重存在于党内的“左”倾错误，因此，处决了林一株等人以后，“肃社党”运动虽然有所纠正，但仍未摆脱“左”倾错误指导下“怀疑一切”的桎梏。正因为如此，中共闽粤赣省委不可能彻底地纠正错误，对于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关于纠正“肃反”错误的指示也有所保留，迟迟不作传达，肃反工作转变仍然非常弱。
中共中央对于闽西苏区的这种状况是不满意的，多次指示必须加以纠正。1932年１月21日，中共中央又一次致信闽粤赣省委，指出“闽西党目前最大的任务是在同肃反中的严重错误做坚决的斗争”。中央的这一系列指示，对于制止“肃社党”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发觉闽西的错误以后，也积极采取措施予以纠正。1931年11月，张鼎丞在瑞金参加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向毛泽东汇报了“肃社党”运动的问题。毛泽东十分重视，指示立即纠正，并拨专款抚恤被害者家属。这次大会结束以后，中共苏区中央局又于12月５日向各级党组织发出指示信，指出赣南、闽西苏区在肃清“ＡＢ团”和“社会民主党”工作中存在着严重错误，必须毫不犹豫地加以纠正。
1931年12月，周恩来由上海经粤东进入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他于12月中旬到达闽西后，沿途目睹了“肃社党”运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即于12月18日致信中共中央，报告闽西的情况。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闽西解决社党所得的恶果非常严重”，“他们处理方法之错误，如中央历次所指示的殆过之无不及”，转变很是困难，但决心“与此问题严重斗争”。周恩来的到达及他给中央的信，对于进一步纠正“肃社党”运动的错误，极为重要。一个月以后，中共中央专门就“肃反”问题给闽粤赣省委发出指示信。这封信以十分强硬的措词批评闽西在“肃反”工作方面犯了“不可宽恕的错误”，指出“中央一刻也不能容忍这种错误的继续存在”，严令闽粤赣省委以自我批评的态度，同这些错误做坚决的斗争。
经过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坚决制止，闽西苏区的党和苏维埃政府下决心纠正错误，并逐步停止“肃社党”运动。1932年３月，中共闽粤赣苏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和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对过去一年在“肃社党”运动中的重大错误分别进行了严肃的反省与检讨，总结了沉痛的教训，从而基本结束了长达１年零３个月的“肃社党”运动。
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和闽粤赣省委在当时虽然都认为“肃社党”运动有着严重错误，却都还强调“肃社党”是必要的，其错误只是方针政策的错误。因此，大家都没有认识到这是一场大冤案，必须根本推翻。直至经过延安整风，全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并清算了王明路线的危害后，原闽西苏区的主要领导邓发等才进一步认识到“肃社党”运动的错误根源及危害，否定了开展这一运动的必要性。不过，由于延安整风以后仍然处于战争年代，主客观方面都受到各种限制，所以这一冤案没有可能进行复查和平反。全国解放以后，这一大冤案曾经被提出来进行复查，但由于牵涉人员十分广泛复杂，加以政治运动不断，仍然没有彻底平反。
彻底调查并为这一冤案平反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3年８月，中共福建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组成专门工作班子，进行了２年多的调查，确认闽西苏区根本不存在“社会民主党”、“改组派”、“ＡＢ团”等组织，所谓“肃社党”运动纯属一大冤案。这一结论报经省委批准，于1986年４月正式对在这一冤案中被错杀的同志以及还在世的幸存者，予以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至此，闽西“肃社党”运动冤案经过半个多世纪之后，终于得到了公正的定论。
叁、夏曦与湘鄂西（洪湖）苏区“肃反”
湘鄂西苏区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苏区之一，在各个苏区的“肃反”运动中，“湘鄂西是搞得最‘左’、损失最惨重的一个”（贺龙语）。湘鄂西苏区的“肃反”，既包括湘鄂西苏区地方上的“肃反”，也包括湘鄂西主力部队红３军中的“肃反”。
夏曦大权独揽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统治下的党中央向各根据地派遣了中央代表，负责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改造各根据地的党组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夏曦被中央任命为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之所以能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给湘鄂西党和人民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是与夏曦到达湘鄂西后所犯的严重“左”的错误密不可分的。
夏曦，生于1901年，湖南益阳人。早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毛泽东是校友，以后和何叔衡一起创办学生联合会，也是新民学会的成员，他和毛泽东等人一道参加了驱逐张敬尧的运动，说起来，夏曦和郭亮、柳直荀等人都是当时湖南革命运动的先驱者，夏曦本人不仅当选过第五届中共中央委员，而且也曾经是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7年5月，他出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在“马日事变”前，他主持召开省委会议，研究了应付可能发生的反革命事变的措施。然而，就在夏曦知道事变将要发生时，作为省委书记的他，在没有通知其他同志的情况下就自行离开了长沙。因此被柳直荀很是看不起，这也是后来夏曦杀害柳直荀的一个原因。
在参加南昌起义时，夏曦结识了身为总指挥的贺龙，两个人又都是湖南同乡，所以，交谈很愉快，不过认识时间很短，其后，夏曦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和王明走到了一起，是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夏曦当选为中央委员，1930年3月，夏曦到贺龙等人创建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就任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
夏曦不是湘鄂西苏区第一个搞“肃反”的人。在夏曦来到湘鄂西苏区前，湘鄂西特委书记兼红３军政治委员邓中夏执行“左”的路线，在苏区搞“肃反”，就错杀了不少人。
夏曦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后，于1931年5月取消湘鄂西特委，原特委书记周逸群改派做兵运工作，未几，周逸群遇害。周逸群的死始终是个谜团，当年就有人指出是党内出了叛徒，但一直没有证据，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一种意见认为夏曦是暗害周逸群的主谋，不过缺乏足够的证据，所以，也就没有定论。周逸群死后，夏曦更加毫无顾忌的推行王明的盲动冒险路线，使得红二军团接连受到重创，万涛、潘家辰、段德昌给中央写信控告夏曦，夏曦反咬一口。1932年，中央派遣关向应作为中央代表来湘鄂西调查。下车伊始，关向应就一屁股坐到了夏曦的一边，坚决主张展开“肃反”运动，并且对湘鄂西省委进行改组，撤销了万涛、潘家辰的职务，给予段德昌等人以警告处分。关向应此时知道夏曦和王明的关系，因而拚命团结夏曦，主动提出自己担任肃反委员会副书记，而推举夏曦为书记（夏曦党内的地位当时在关向应之下），而且，对其实是国民党特务的夏曦的亲信江奇（又做姜琦，此人是夏曦的亲戚）大加称赞，夏曦就此任命江奇为肃反委员会委员兼任湘鄂西分局政治保卫总局局长。
肃反委员会成立不久，就先行抓捕了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己，说他是改组派，接着，夏曦公开表态说湘鄂西苏区混进了大量的改组派、托洛茨基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等等，相当复杂，一时湘鄂西人心大乱。夏曦、关向应、江奇接着顺藤摸瓜，先后抓了功勋赫赫的潘家辰、万涛，而且，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拷打，潘家辰被捕以后，连续毒打，后来以致神智不清，关节全被打断，最后他只求一死。万涛被捕以后彻夜拷打，哀号之声人不忍闻。然后，召开公审大会，当着群众的面，把万涛等一批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当众用木棍打死。
对于万涛的被捕，身为已经改称红三军的原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柳直荀非常不满，他对别人说：“夏曦就是对自己人狠毒，其实他是个十足的胆小鬼。”这话传到夏曦的耳朵里，夏曦立刻决定逮捕柳直荀。这时，柳直荀还蒙在鼓里，还准备找夏曦谈谈万涛被捕的事情，他刚一出门就被迎面而来的江奇抓获，江奇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湘鄂西的老人提起他来，至今都毛骨悚然。江奇发明了20多种刑罚，其中像鸭子凫水、背火背篓等，不死即残。江奇一抓到柳直荀，当场就把他打昏了。在政治保卫局监狱里，政治保卫局副局长彭国材（是洪湖、鄂西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柳直荀的老朋友）准备放柳直荀跑，柳直荀还天真的要向上面反映，彭国材说你反映个屁，他们都是一伙的。结果，事情一拖，被江奇发觉，连带彭国材也被捕杀掉。柳直荀的妻子李淑一女士回忆：柳直荀几乎每天都被拷打，直至深夜。判处死刑的那天，柳直荀和万涛等人其实都已经残废了，还是被乱棍打死，连尸体都没找到。这一次被杀的有：万涛、柳直荀、潘家辰、彭国材、戴补天、刘格非等。都是创建苏区的首脑人物。
在万涛、柳直荀的事件中，贺龙问过夏曦一句：为什么说他们是改组派，他们都是创建根据地、苏维埃的人。夏曦说：正因为他们创建了苏区，他们才是改组派。贺龙说你说的道理很深刻，我要慢慢的理解。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贺龙在“肃反”中的表现：“文革”中在整贺龙的时候，把夏曦的错误说成是夏贺同流，这是违背历史的。但是，自从为贺龙平反以后，又改成贺龙和夏曦做出坚决的斗争，这同样也是缺乏客观公正的态度的。贺龙在当时的处境是相当微妙的，夏曦有一段时间对贺龙也产生整一整的想法，和关向应说过，关向应事事迎合夏曦的意见，唯独此事唱了反调，他说：“你我要是把贺龙也给搞掉，那么，中央不杀我们，国民党也要杀了我们。军事上没有贺龙是不行的。”阻止了夏曦的蛮干，而按照夏曦和江奇的原定计划就是准备收拾贺龙，不过，也不是杀掉，就是教训一下，后来，果然找到机会，夏曦借口统一管理，把红三军撤销，改编为5个团，统一归夏曦领导，还是关向应出面，恢复了贺龙的军长职务，所以，直到多年以后，贺龙仍然感激关向应。贺龙虽然名义上是当时湘西根据地的军事最高指挥，然而出于贺龙自身的“先天不足”，也就是他做国民党军长的历史，让他在中共党内斗争中除了拼命表态之外别无选择，曾经有一位和贺龙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说过这样一番话：“其他人十分忠于党就可以了，贺龙同志就要十二分的忠于党，这样他才能过关。”直到“文革”期间打倒贺龙时，贺龙的所谓的历史“污点”诸如大军阀、大土匪之类仍旧被看作斗争的重点，由此可想而知，早在湘西阶段，贺龙如果不绝对的服从夏曦，那是没有什么出路的。贺龙在“肃反”过程中，力所能及的就是保护一些中下阶层的指战员，比如他救护王炳南的儿子，给这位湘鄂西根据地创始人留住了后代。
夏曦大搞“火线肃反”
湘鄂西苏区第一次“肃反”（反“改组派”斗争）开始于1932年５月，先从地方开始，尔后波及到红３军。先是湖北天汉县委军事部副部长杨国茂被敌营长张锡侯诬供，夏曦、杨光华即武断地认为杨国茂是“改组派”而将其处决。接着进行逼供讯，捕获了众多的“改组派”分子，不到两个月便“破获全苏区的整个反革命组织”。在湘鄂西党政军各级负责人中，“十分之九是改组派”，仅省委常委中，就有“反革命”两人，另一个人值得怀疑。夏曦等人诬陷湘鄂西各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之名的反革命团体”，因而先后解散了一批县委。
不久，“肃反”波及到了红３军，被夏曦认为是“重要反革命分子”的团以上干部有28人。红８师的特务队长因违反纪律，杀鸡宰牛吃，在受审讯时承认自己是“改组派”，翌日，红８师参谋长胡慎己就被逮捕，尔后被杀。文家墩战斗结束后，夏曦逮捕了红３军参谋长兼红７师师长孙德清和红７师政治部主任孙之涛（一说为孙子涛）。
尽管“肃反”工作已经扩大化，但是临时中央还不满意，认为“两条路线的斗争还非常不够”，这使湘鄂西苏区的“肃反”愈演愈烈。夏曦此后更加专断，往往是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说了算，把对临时中央和对自己有意见的人视为“反国际”、“反中央”、“反中央分局”，加以“改组派”、“第三党”等罪名。
据湘鄂西中央分局1934年９月15日向中央的报告，在第一次反“改组派”斗争中，湘鄂西苏区党政军各级干部被捕的达“千余人”，“处死刑者百数十人”。而实际上被杀的人远不止这个数字。贺龙回忆：“夏曦白天捉人，夜里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即使在战斗最激烈时依旧搞‘火线肃反’。……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下来的几个女同志，只是因为那时杀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
在第一次“肃反”中，夏曦杀害的湘鄂西苏区和红３军的高级干部众多。他们之中有湘鄂西苏区和红军创建人之一、曾任红３军前委书记兼红３军政委的万涛，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按：周小康大搞“肃反”扩大化，在湘鄂边杀害了许多无辜的干部，但最后还是被夏曦、杨光华杀掉），省委委员、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筠，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党校校长侯蔚文，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革非，苏维埃党团书记彭之玉，省委巡视员潘家辰，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等等。在红３军中被捕杀的干部有红３军参谋长兼第７师师长孙德清，红６军创始人之一、红８师师长段玉林等。
因严厉的刑讯逼供，省委巡视员潘家辰的右手被打断，但他至死不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并大声喊叫着要他们拿刀来，剖开他的胸膛，把他的心拿出来，看看是黑的还是红的。红９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实在被打昏后指认了名单上的人，他对湘鄂西省委代理宣传部长庄东晓说：“但愿早死，请您为我们昭雪吧！”已经壮烈牺牲的湘鄂西苏区主要创始人周逸群，也被夏曦诬为“改组派首领”。第一次“肃反”结束后，12月19日，省委书记杨光华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还胡说什么周逸群还没有死，秘密会见过蒋介石，等等。
第二次“肃反”运动
1932年６月，蒋介石调集了10万大军向湘鄂西苏区发起规模空前的第四次“围剿”，在襄北、襄南同时发起进攻，企图将红３军逼到长江、襄河之间歼灭。受临时中央“左”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夏曦严重失误，提出“寸土必争”、“夺取平汉线”、“只准打宜昌、沙市、岳州、武汉，不准打小据点”的错误口号，使红３军伤亡很大，反“围剿”斗争失败，湘鄂西的几个根据地也损失殆尽。
但夏曦认为，洪湖苏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改组派”及其反革命派别的破坏，因而继续坚持“肃反”。因突围时电台丢失，红３军与中央苏区的通讯完全中断，使得刚愎自用的夏曦更加我行我素，独断专横。
８月下旬，第二次“肃反”从湖北京山县六房咀开始，一直持续到长途行军结束为止。在行军过程中，部队很艰苦，没有东西吃，只能吃柿子、核桃、高梁杆子等。而夏曦还是不断地杀人，进行“火线肃反”。由于洪湖突围时苏区党政机关基本上没有带出来，所以“火线肃反”的对象，全部是艰苦转战中的红３军指战员。有的指挥干部在火线上负伤，刚撤下来就被当作“改组派”杀害。
在“火线肃反”中，夏曦首先逮捕了所谓的“企图把七师拖走的”红７师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朱勉之、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等人，将他们杀害。红３军教导第１师参谋长董朗，被誉为“是文武双全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于当年11月被错杀于江陵县沙冈。据湘鄂西中央分局1934年９月15日向中央的报告，此次“肃反”共逮捕241人，处死14人，而实际数字远远不至于此。
曾任红２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６军政委的柳直荀，就是在撤离洪湖前夕被杀害的。当时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一半枪决，另一半则装入麻袋系上石头投入湖中。吓得农民不敢出湖打鱼，因为打捞上来的多是死尸，湖水变了颜色。夏曦、杨光华等还仓皇扔下后方机关和干部、群众于不顾，以致他们许多人死在国民党军的屠刀下。
杨光华作为湘鄂西省委书记，是夏曦一手提拔起来的，但他在敌人逼近时却携款临阵脱逃。这对于夏曦来说，无疑是个莫大的讽刺。
当部队转移到商南竹林关时，夏曦无意中透露了９月苏区中央局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电报。这封电报是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针对夏曦的分兵策略而发的，主要精神是要红３军集中兵力，以游击战术将敌各个击破，而不是按照夏曦的“分散与持久硬打”。贺龙和关向应对夏曦这种封锁中央局的电报做法极为不满，向夏曦提出严正的抗议。夏曦干脆命人把贺龙和关向应警卫员的枪下了，贺龙即把身上带的一支勃郎宁手枪掏出来放在桌子上，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
1933年初，在湘鄂边的毛坝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贺龙提议全力恢复湘鄂边根据地，夏曦对此表示同意，但却反对整顿红３军和停止“肃反”，主张在红３军中进行“清党”，继续“肃反”。关向应支持贺龙，夏曦就指责关向应“右倾”。在第二次毛坝会议上，夏曦说：“我们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王明同志的指示。……我们今后要坚持进行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另外要解散现有的党、团组织，创造新的红军……”夏曦关于解散党和创造新的红军的提议，引起贺龙、段德昌、宋盘铭等人坚决反对。但夏曦有“最后拍板权”，“那怕所有的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在1933年２月红３军达到巴东县金果坪后，夏曦悍然做出了解散党团组织的决定，并宣布“省苏维埃是反革命把持的团体”。他另组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上由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等７人组成，而实际上大权操纵在担任主席的夏曦手中。
夏曦将红３军和地方、游击队中的所有共产党员实行清洗，重新登记，结果在红３军和地方中只剩下了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３个半党员。卢冬生是中共中央派来的交通员，第三次“肃反”后任红７师师长，工人出身，因而保住了党籍。夏曦有时不让他参加中央分局扩大会议，或者让他参加却不让他发言，只能算是半个。政治机关也取消了，一切党的基层组织都陷于解体的局面。到了1933年秋天，经过贺龙、关向应的不断斗争，夏曦才同意在红军中重新登记党员，恢复了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
第三次“肃反”运动
第三次“肃反”是1933年３月发起的。夏曦认为原湘鄂边党政军机关的领导职务“完全为改组派把持”，“改组派”领袖是周小康、陈协平、杨英、王炳南。当段德昌和宋盘铭写信建议回洪湖时，夏曦即说段德昌是“分裂红军”，是“改组派破坏湘鄂边苏区路线”的阴谋，要“严厉打击”。第一天提出批评，第二天就逮捕了段德昌，在金果坪“公审”后加以杀害。
段德昌1925年入党，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曾任红６军政委、军长，新６军军长，红９师师长。段德昌曾对夏曦的错误曾进行过坚决的斗争，说：“中央过去给我们派个邓中夏，闹了一团糟；现在又派来毫不懂军事、迟疑不决的夏曦，对我们无丝毫的具体指示，只会叫我们拼命。”段德昌被捕前预感到自己将遭不测，便抄写了于谦的《石灰吟》，将它贴在石洞上。英勇就义前，段德昌慷慨地说：“我段德昌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没有给洪湖人民丢脸！历史将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在第三次“肃反”运动中，湘鄂边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之一、红９师参谋长王炳南也被杀。王炳南在被害前愤然说：“我在哪里参加改组派还没有搞清楚就杀我，真是冤枉！”王炳南被杀后，他的二儿子也未能幸免于难。
一次，贺龙对夏曦说：老夏，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夏曦大约也感到人马太少，故而默默无语。
第三次“肃反”株连广泛，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称逮捕236人，处死56人。而实际上被捕被杀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应在千人以上。
第四次“肃反”运动
第四次“肃反”开始于1933年五、六月间，是在第三次“肃反”结束后不久发生的，一直进行到1934年春天。据分局1934年９月15日向中央的报告，“一共逮捕了172人”，“处死刑的41人”。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宋盘铭在实际工作中抵制夏曦的“清党”错误，被夏曦诬陷为“改组派”领袖。当时有情报说宋盘铭在上海的熟人中有人叛变，夏曦立即借机抓了宋盘铭，开始了第四次“肃反”。
对于宋盘铭，贺龙是竭力保护，但夏曦却非杀不可，贺龙寻机把宋盘铭放了，被夏曦发现后又抓了起来。1933年12月29日，宋盘铭被“公审”后杀害。贺龙后来回忆说：“宋盘铭是很好的同志。杀宋盘铭只有我一票不赞成，当时小关（按：关向应）要是硬一点，可能杀不了。红军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不只夏曦有责任，关向应也是有责任。”
关向应对于自己在这一时期执行过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心情一直很沉痛。抗战期间，他在延安养病时，曾经向毛泽东坦诚地谈了自己的错误。
在第四次“肃反”中，担任红７师师长不到两个月的叶光吉和红７师政委盛联均也被杀害。曾救过夏曦性命的红８师22团团长贺炳炎被捕的“罪名”是与一个所谓的“改组派”一起下过馆子，被打成“改组派”成员，开除出党，隔离审查。后因贺炳炎任职的团作战失利，师长卢冬生向夏曦“借”贺炳炎出来指挥，贺炳炎指挥部队反击，取得大捷。战后贺龙、关向应向夏曦说了话，贺炳炎才得解脱。
一位红军将领在被杀前质问夏曦：“那么多为创建红军、创建苏区流血牺牲的老同志怎么会反革命呢？”夏曦竟然荒谬地回答：“这些人是为了破坏革命才参加革命，为瓦解红军而发展红军，为搞垮根据地而建设根据地的。”红３军连队的连长和指导员提拔一批就被捕杀一批，一连杀了好几批。夏曦的头脑发热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甚至连自己身边的警卫员也不相信，亲自下令捕杀了３个。
深受夏曦器重、执掌“肃反”生杀大权的江奇，在1933年第四次“肃反”中竟被查明是国民党特务。江奇可以说在红３军中是夏曦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人物，他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怀疑谁是“改组派”，就把名字记下，只要夏曦同意，就立即将其逮捕、处决。夏曦见自己最信任的人竟是国民党特务，极为气恼，立刻下令将其逮捕。江奇见事情败露，半夜逃跑，被看押的战士击毙。
红３军“肃反”错误的纠正
从1932年５月到1934年７月，湘鄂西苏区和红３军中共进行了４次大规模的“肃反”，据湘鄂西中央分局在1934年３月17日向中央的报告中说“前后共逮捕了3000多人，党和苏维埃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实际数字远远不止此。经过４次“肃反”后，曾经有20000多人的红３军，人数下降到3000余人（也有的人说是4000余人）。红３军的枪支也所剩不多，据国民党方面的资料，在1934年11月，“最近在湘西窜扰之贺匪约有枪二三千支”，人均不到１支枪。红３军这时的兵力仅相当于两个团，已经濒临毁灭的边缘。
1934年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黔东沿河县枫香溪召开会议，初步总结了“肃反”扩大化的惨痛教训。这是一次在红２军团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会议，是纠正夏曦“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开始，使湘鄂西中央分局创造湘鄂川黔边新苏区的决议得以实现，挽救了红３军。
夏曦在会上态度消极悲观，一言不发。
７月22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收到中共中央５月６日的指示信。指示信严厉批评了夏曦等人在“肃反”扩大化方面、解散党团组织的错误，责令停止“肃反”扩大化。８月４日，夏曦主持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在会后呈报给中央的决议中，夏曦承认了“肃反路线的错误”，第五次“肃反”计划被取消，持续两年多的错误的“肃反”终于停止。
10月24日，任弼时、王震、萧克等率领的红６军团与贺龙率领的红３军（会师后恢复红２军团的编制）在贵州印江县木黄胜利会师。11月上旬，在攻克湘西北咽喉永顺县城后，两军召开了联席会议，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当时对夏曦的某些批评是不恰当的，如用推理的方法给他带上“取消主义”的帽子。在组织处理上，夏曦的职务也全被撤销。夏曦承认了错误：“在湘鄂西执行‘左’倾路线和大搞肃反扩大化所造成的一切错误，一切恶果，我应负主要责任，是有罪的。”但他又有若干意见：“我不是敌人派进来的，不是蓄意破坏革命，是执行路线上的严重错误”。夏曦还说：“我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我是坚决执行四中全会决议的呀！”“我没有象陈独秀那样不要苏维埃，不要红军，算什么取消主义呀！”
11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来电中就夏曦的问题作处批示，指出了他的“严重错误”主要是离开湘鄂西苏区后“没有创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坚持的决心”；肃反“走到乱捉乱杀的严重状态”；“取消党与群众的组织”。
1935年１月27日，任弼时在湖南大庸县丁家溶主持召开了红２军团党的积极分子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任弼时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批评。
遵义会议后，中央认为对夏曦的批评是对的，但组织结论是不合适的，在３月31日来电中指出：夏曦虽有错误，但不能说发展到取消主义，这种说法是夸大了他的错误；在内部开展批评斗争是应该的，但做的组织结论是不合适的；夏曦应继续在领导机关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他的错误。
夏曦在受到批评以后，先被分配做地方工作。５月，到红６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夏曦力求在实际行动中改正错误，在谈起湘鄂西苏区“肃反”扩大化问题时，痛心地说：“我一想起来就感到内疚，这是我还不了的账啊！”
1936年２月28日，夏曦在贵州七星关渡河时不幸溺水牺牲，时年35岁。夏曦落水时，有战士看见了，但是因为夏曦的“肃反”乱杀人，战士们都是气愤不已，没有人愿意去营救他。还有一种说法是，夏曦在劝降土匪反正时被杀害，尸骨无存。
湘鄂西苏区“肃反”中被杀的部分干部名录
1、万 涛，1904年生，四川黔江人，曾任中共湘鄂西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第三军政治委员。
2、周小康，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湘鄂西省委委员、中共湘鄂边特委书记。
3、尉士筠，曾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中共湘鄂西省委委员、秘书长，中共鄂豫临时省委常委。
4、张宗理，曾任中共湘鄂西省委候补委员、中共宜昌特委书记 。
5、侯蔚文，湖北江陵县人，曾任中共湘鄂西省监察委员会委员、湘鄂西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省苏维埃副主席。
6、刘革非，曾任中共湘鄂西省监察委员会委员、省苏维埃副主席。
7、彭之玉，湖北江陵县人，曾任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常委、省军委副主席兼代参谋长、红三军七师政治委员、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
8、潘家辰，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入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曾任中共湘鄂西省委巡视员。
9、张昆弟，曾任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
10、戴补天，曾任湘鄂西苏区银行行长。
11、彭国材，曾任中共湘鄂西省委委员、省政治保卫局副局长。
12、许 栩，曾任湘鄂西省苏维埃经济部部长。
13、朱子贞，曾任湘鄂西省苏维埃司法部部长。
14、陈祖培，曾任湘鄂西省苏维埃土地部部长。
15、冯 纯，曾任中共湘鄂西省委委员、中共沔阳县委书记。
16、黄秋松，曾任中共湘鄂西省委委员、中共汉阳县委书记。
17、龙在前，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一团党代表、中共桑植县县委书。
18、段德昌，湖南南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副军长兼第一纵队司令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第九师副师长。
19、孙德清，1904年生、安徽寿县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军长、第二军团参谋长、第二军军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参谋长兼第七师师长。
20、柳直荀，1898年生，湖南长沙县人，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参加过南昌起义，1930年以中共中央军委和长江局特派员身份到湘鄂西根据地，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政治部主任（后兼第六军政治部主任）、第三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鄂西特委书记兼房县县委书记。
21、艾逸之，江苏人，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
22、郑炽昌，四川人，曾任中共鄂西特委委员、鄂西特委常委、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
23、汪毅夫，湖南临澧县人，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五团党代表、第三军组织部长。
24、唐赤英，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代理政治委员。
25、王一鸣，湖北枣阳县人，黄埔军校毕业，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第十六师师长、第三军第七师师长。
26、叶光吉，湖北宜都县人，曾任第三军第七师师长。
27、盛联军，曾任第三军第七师政治委员。
28、王 鹤，黄埔军校毕业，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第一纵队党代表，第三军第七、第八师政治委员。
29、李剑如，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第十六师政治委员、第三军第七师政治委员。
30、朱勉之，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政治委员、第九军第二十五师政治委员、湘鄂西政治保卫局副局长兼审判长、第三军第七师政治委员。
31、程祖武，1893年生、湖北枣阳县人，曾任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师长。
32、赵 炎，黄埔军校毕业、曾任第三军参谋长、第三军第七师参谋长。
33、谭秋吟，湖南华容县人，曾任第三军第七师参谋长。
34、周容光，曾任第三军第七师参谋长。
35、段玉林，湖北石寿县人，曾任第三军第八师师长。
36、吴丹人，曾任第三军第八师参谋长。
37、戴君实，曾任第三军第八师政治部主任。
38、胡慎己，曾任第三军第八师政治部主任。
39、周子服，曾任第三军第八师政治部主任。
40、孙子涛，曾任第三军第九师政治委员。
41、陈培荫，曾任第三军第九师政治委员。
42、宋盘铭，曾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军委主席团委员、共青团湘鄂西省委书记、第三军第九师政治委员。
43、张应南，曾任第三军第九师参谋长。
44、胡 梯，曾任第三军第九师参谋长。
45、刘鸣先，曾任第三军第九师政治部主任。
46、吴凤卿，湖北天门县人，曾任第三军第九师政治部主任。
47、王炳南，湖南桑植县人，参加过南昌起义，曾任第二军团四师师长、第三军独立师师长、第三军第九师参谋长。
48、刘赤英，湖北石首县人，曾任第三军第九师政治部主任。
49、涂美中，湖北公安县人，曾任第三军教导二师政治委员。
50、胡 云，曾任第三军教导二师政治委员。
51、王桂山，曾任第三军警卫师师长。
52、陈协平，湖南常德县人，曾任中共鄂西特委宣传部长，第二军团四师政治委员、第三军教导一师政治委员、第三军独立师政治委员。
53、董 朗，黄埔军校毕业，参加过南昌起义，曾任第三军教导一师参谋长、湘鄂边独立团参谋长。
54、李良耀，湖南华容县人，曾任鄂西军委参谋部四科科长。
55、沈自强，曾任第三军参谋处长。
56、马健山，曾任第三军参谋处长。
57、陈新发，曾任鄂西军委参谋部二科科长。
58、邵西元，曾任鄂西军委参谋部六科科长。
59、朱振华，曾任鄂西军委参谋部七科科长。
60、汪泊洋，曾任第三军医院院长。
61、余学艺，曾任第三军医院院长。
62、李翠伯，曾任第三军医院院长。
63、张典吾，曾任第三军医院院长。
64、张 继，曾任第三军医院院长。
65、周 正，曾任湘鄂西苏区兵工厂厂长。
66、朱元戎，曾任第三军第七师参谋处长。
67、陈道曹，曾任第三军第七师管理科长。
68、陈华山，曾任第三军第七师第十九团团长。
69、龙 容，曾任第三军第七师第十九团团长。
70、沈 鲲，曾任第三军第七师第十九团团长。
71、向北辰，曾任第三军第七师第十九团参谋长。
72、贺文儒，曾任第三军第七师第十九团参谋长。
73、张九如，曾任第三军第七师第十九团参谋长。
74、刘树植，曾任第三军第七师第二十团团长。
75、李子奇，曾任第三军第七师第二十团团长。
76、刘海南，曾任第三军第七师第二十团团长。
77、陈庶全，曾任第三军第七师第二十团政治委员。
78、张向初，曾任第三军第七师第二十团参谋长。
79、蔡祝封，曾任第三军第七师第二十一团团长。
80、李成蹊，曾任第三军第七师第二十一团团长。
81、张星三，曾任第三军第七师第二十一团参谋长。
82、贾鸣钟，曾任第三军第八师第二十二团团长。
83、陈少枚，曾任第三军第七师第二十二团政治委员。
84、王茂甲，曾任第三军第八师第二十三团团长。
85、祁义阶，曾任第三军第八师第二十三团团长。
86、张宗汉，曾任第三军第八师第二十三团团长。
87、谯继汉，曾任第三军第七师第二十四团政治委员。
88、邓希禹，曾任第三军第七师第二十四团参谋长。
89、童士秀，曾任第三军第九师参谋处长。
90、朱壁容，曾任第三军第九师副官长。
91、程光明，曾任第三军第九师第二十六团团长。
92、谭柱国，曾任第三军第九师第二十六团团长。
93、杜占国，曾任第三军第九师第二十六团团长。
94、杨万柳，曾任第三军第九师第二十六团团长。
95、孔先云，曾任第三军第九师第二十六团团长。
96、张 杰，曾任第三军第九师第二十五团参谋长。
97、李平桃，曾任第三军第九师第二十六团参谋长。
98、朱海洲，曾任第三军第九师第二十七团团长。
99、韩振鹏，曾任第三军第九师第二十七团政治委员。
100、李一成，曾任第三军第九师第二十七团政治委员。
101、李孝侯，曾任第三军第九师第二十七团参谋长。
102、胡振东曾任第三军独立师第二团政治委员。
103、陈赤新，曾任第三军独立师第三团团长。
104、罗 汉，曾任第三军师补充团团长。
105、罗统一，曾任第三军警卫团团长。
106、吴协仲，曾任第三军警卫团政治委员。
107、肖功甫，曾任第三军警卫团参谋长。
108、朱祖光，曾任江南游击队队长。
109、周小模，曾任第三军管理科长。
110、黄冠白，曾任第三军独立师第一团参谋长。
111、王进前，曾任第三军第九师政治部宣传科长。
112、邱鸿禧，曾在第六军任过团长。
113、吴玉堂，曾任第三军第八师第二十二团团长。
114、李绍刚，曾在第三军任过团长。
115、陈 光，曾在第三军任过团长。
116、安达民，曾在第三军任过团长。
117、吴辅成，曾在第三军任过团长。
118、张维生，曾在第三军任过团长。
119、金庆堂，曾在第三军任过团长。
120、曾大庆，曾任湘鄂西军政干校教员。
121、戴昆忠，曾任湘鄂西军政干校教员。
122、陈奇谟，曾任石门游击大队政治委员。
123、汪 洋，曾任汉沔游击大队大队长。
124、吴新武，曾任天潜游击大队大队长。
125、姚普生，曾任天潜游击大队政治委员。
红军时期的“肃反”运动
（续二）
肆、鄂豫皖与川陕苏区的“肃反”
建国初期，当地政府在原第四方面军鄂豫皖总部的驻地湖北麻城湾点修建农场，挖出了张国焘在1932年“肃反”杀人时的数千具尸骨；在当地的纪念馆里，保存着“肃反”时被无辜杀掉的村干部和普通村民的名单。另外，在原川陕根据地的所在地通江洪口场，挖出了有大约5千具尸骨的“肉丘坟”，这些都是当年被张国焘杀害的无辜者。
在当年的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肃反”中，张国焘经常亲自审讯，严刑拷打、刑讯逼供，张国焘杀人的最主要帮凶和最得力助手就是第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其他残忍的杀手还有曾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员、省委组织部长，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高敬亭；曾任红四方面军25军74师政委、25军政委的戴季英；曾任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的沈泽民（文学家矛盾之弟）。
张国涛等人在鄂豫皖苏区“肃反”中到底杀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准确数字。仅1931年的9至11月的两个月间，在他直接指挥下的红军指战员，就被杀掉了大约十分之一，达到2500多人（《陈昌浩回忆录》）。但据徐向前在他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说：被杀害的干部战士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实在杀不过来了，就用机枪扫射。1932年春，大批的抓人、杀人达到高潮，红25军原有12000人，43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6000人。其中，仅在1933年3月，一次就逮捕3900人，马上就杀掉2500人。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全国有六大苏区，其中最大的两块就是江西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鄂豫皖苏区是在一系列暴动的基础上形成的。首先是1927年11月的黄麻起义，是由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等人领导，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11军31师。在黄麻起义总指挥潘忠汝和副总指挥兼31师师长吴光浩相继牺牲后，中共中央又派徐向前到鄂东北，接掌31师；接着是1929年5月的商南起义，由周维炯、徐子清、徐其虚等人领导，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11军32师，创建了豫东南苏区；还有1929年11月的六霍起义，由舒传贤、徐百川、姜镜堂等人领导，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11军33师，创建了皖西苏区。不久，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11军34师。1930年3月，中共中央又派郭述申、许继慎、曹大骏等人到大别山，成立了鄂豫皖特委。不久，各路红军统一整编为红1军，由许继慎为军长，徐向前为副军长，熊受暄为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师和一个独立旅。统一的鄂豫皖苏区正式形成。
在许继慎的领导下，红1军在皖西得到了很大发展。其时中共中央为立三路线所把持，李立三命令全国红军进行大规模地进攻。红1军二出平汉路，有胜有负，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不久，中共中央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路线，又派曾中生前往领导鄂豫皖苏区和红军。在曾中生的正确领导下，鄂豫皖红军连续取得了两次反“围剿”的胜利，苏区扩大为20余县，拥有人口250万。同时，红1军和蔡申熙、陈奇率领的红15军合编成红4军，由旷继勋为军长，余笃三为政委，徐向前为参谋长。全军下辖二个师，红10师师长蔡申熙，政委陈奇；红11师师长许继慎，政委周维炯，全军共1.5万余人。
1931年4月，中共中央又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来到鄂豫皖苏区，由张国焘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鄂豫皖苏区少共中央局书记，全权领导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参加过中共建党的“一大”，当过政治局委员，资格很老。陈昌浩时年25岁，血气方刚，曾留学苏联，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沈泽民也曾留学苏联。这几个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鄂豫皖苏区的命运。
张国焘到达不久，就对鄂豫皖特委和红军进行了全面改造。他打出“布尔什维克的改造”、“加紧肃反”等旗号。实际上是为了排斥苏区原领导人，从而实现自己的一元化绝对领导。他先是改组了红4军，将不听话的军长旷继勋拿下，换上资历较浅的徐向前。然后他又找借口撤掉了曾中生，由陈昌浩任红4军政委。接着，张国焘举起了“肃反”的屠刀，向所有阻碍他夺取最高权力的红军官兵挥了下去。
1931年8月，有人给红12师师长许继慎送来一封信，内容是国民党大特务曾扩情写的劝降书。许继慎当即连人带信交给了徐向前和曾中生，二人认为这是国民党的反间阴谋，将信上报给了中央分局。张国焘见后如获至宝，立即对许继慎展开调查。不久，保卫局“破获”了一个兵变阴谋，在严刑拷打下，当事人供认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等人都牵涉其中。张国焘立即命令逮捕一切与“此案”有关的人员。
很快，红12师师长许继慎、红11师师长周维炯、红11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原红33师政委姜镜堂、军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红12师政委庞永俊、继任政委吴荆赤、红12师副师长肖方、红10师副师长程绍山、参谋主任范沱、政治部主任关叔衣、红28团团长潘皈佛、28团副团长丁超、红30团团长高建斗和政委封俊、红35团团长王明、红12师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等人相继被捕。保卫局继续严刑逼供，拷打、跪板凳、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很多人受刑不过，只好胡乱认供，于是牵连的人越来越多，抓的人也越来越多。不久，屠杀开始了。
仅河南白雀园一地，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就有2500多红军官兵惨遭杀害。被杀害的红4军著名将领有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等人，还有一大批营、连级干部惨遭杀害。其中许继慎是被公开审判，他据理力争，结果被绑在马上拖得皮开肉绽。最后，保卫局将他和周维炯秘密勒死在牢房内。时年许继慎30岁，周维炯26岁。许继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也被秘密杀害。
据张竞回忆：白雀园大肃反，主要是杀军队干部。白雀园河湾、砖桥、新集是杀人地点，在白雀园大河湾里杀人杀不及，用机枪扫射。1932年农历正月初五，商城第三次打开。红军总医院分出一个分院到里罗城，不久又分出一个分院到城东何店。一个医生、八个护士，杀了七个，我因年纪小和李院长爱人没杀，但我陪了两次绑。谢医生（东北人，是国民党军医转投过来的）是何店分院惟一的医生，到何店来，当天晚上就杀了。
张国焘看一下挖出了这么多暗藏的“反革命”，杀心更重。他命令进行全苏区的审查整肃，凡是白军过来的，不论是起义还是投诚的，一律抓起来；凡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抓起来；凡是知识分子出身，甚至是读过几年书的，一律抓起来审查。“肃反”的范围越来越大，从军队扩大到地方。鄂豫皖特区军委副主席郑行瑞、红10师政委陈奇、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和鄂东北苏区的创建者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六霍起义的领导人和皖西苏区的创建者舒传贤、中央独立1师师长徐百川、中央独立2师师长王效亭、皖西道委书记方英、原红1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琪、红28团政委罗炳刚、红29团团长查子清和政委李奚石、红32团政委江子英、红33团团长黄刚、继任团长王长先、红38团团长任难等人都被捕杀。红4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幸存的只有2人，有的团、营、连级干部，被杀了三、四茬。鄂豫皖红军中，总共被肃掉军级干部17人，师级干部35人，团级干部44人，营连排级干部被肃掉的更多，红军战士被肃掉的数量则无法再查清。
鄂豫皖根据地各级党政机关、地方武装和群众团体的“肃反”运动也很疯狂。政治保卫局手握肃反大权，横行乡里，为所欲为，使地方“肃反”发生了滥杀乱打的严重问题，几乎达到了县县“肃反”、区区“肃反”、乡乡“肃反”、村村“肃反”的程度。仙居区的干部全部抓了起来，进行公审，当场杀了两个。并且捉了11个乡的干部，共100多人，有嫌疑的都逮捕了，没有嫌疑的也都停止了工作。据《红安革命斗争史》记载：“3月8日，保卫局奉命在禹王城召开群众大会，将徐德聪等63名干部群众扣上‘改组派’的罪名，一次杀害。”
张国焘当时在会上公开宣称：“就是有一万二万也不奇怪。”
肃反进行到后来，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只要某人“可能”是“改组派”、“AB团”或是“第三党”，就要被抓起来杀掉。谁要问一句“有没有证据”，就是“改组派”、“特务”，就应被杀掉。有几个青年人在一起，就成了“恋爱委员会”，杀掉；说几句牢骚话，杀掉；战士的枪口沾点土，杀掉；米袋子破了，杀掉。为了节省子弹，经常是将成排的人用大刀砍死，用长矛戳死。还有的就几百人一起活埋掉。杀了抓，抓了杀，一茬又一茬。一位原来的保卫局“肃反”人员回忆：“每天被杀掉的有100多人，一人一刀，就是没死，也压死了。坑满后，土封起来又挖一个坑。”因为军情紧急，很多人被抓了后又只好放回部队作战。当军情缓下来后，又抓起来杀掉。就是这样，却很少有人逃跑或投敌。这说明被肃掉的人根本不是什么“改组派”、“AB团”，而是忠诚的革命者。无数红军官兵和革命群众，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自己人的刀下。
大屠杀足足进行了三个多月，除曾中生、旷继勋、徐向前等少数人外，创建鄂豫皖苏区的元勋几乎被杀光。而曾中生、旷继勋没有被杀是因为中央点了名要保，徐向前幸免于难则是因为高级军事指挥员已极度缺乏，只好留下他。而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却在审查中被杀掉，徐向前一直不敢问原因，直到多年后去了延安才知道真相。
张国焘主持的“肃反”不仅杀人过多，且刑讯逼供也是非常残酷的。杨克武在回忆“肃反”那段经历时说：“张国焘搞‘肃反’时，我在四方面军政治科任科长，专搞肃反，杀了一些人。刑法也是很残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非要你承认是反革命，还要你说和你说话的也是反革命。譬如，我俩在一起说过话，我给抓去了，苦打成招，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这还不饶，非要说你也是反革命组织的人，这样又把你抓去，如法炮制，株连一些人，然后一一给杀害了。战士们年轻，爱玩，走路拣石子打着玩，看到了，这叫“石头队”。那时生活艰苦，战士们打地主的东西，在一起吃一顿饱饭，说这是“吃喝委员会”。仗没打好，说是对反革命手软。从团长到马夫、火夫都说不好，也都不得了。总之，无奇不有，随便安个名堂都可以杀人。”
政治保卫局在审理案件时只重口供，不重证据，更没有调查研究。为了急于得到口供，对所谓“犯人”动用各种酷刑。有的人受不了折磨，就乱招乱供，造成株连一片的恶果。据有关材料记载：“中共六安县委，除两个炊事员外，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全部被杀；中共霍丘县委机关干部也全遭屠戮；赤南县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共48人，被捕杀45人；英山县苏维埃11个委员，有10人被杀害；红安独立师，在一个晚上杀了200多人；六安独立团有200余人以反革命罪被一次逮捕；红山警卫团第八连从战士到连长100余人一次被杀光；白雀园区赤卫军团长彭开尧被杀，三个营长两个被杀，九个连长有七个死于张国焘手下。”
1932年7月，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进行了第四次“围剿”。经三个多月的苦战，由红4军和红25军合编而成的红四方面军没有打退敌人，只好退出苏区转移。经三千里西征，终于到达川北。而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的红25军和红28军，却又在中央代表沈泽民主持下继续“肃反”。原红27军军长刘士奇、红25军副军长兼73师师长廖荣坤、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独立6师师长叶启文、第八路游击师师长汪明国、皖西北游击司令吴宝才、红28军政委江求顺等一大批中下级红军指战员相继被捕杀。鄂东北红军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沈泽民不久病逝，红25军在徐海东和吴焕先的带领下，开始了向陕北的长征。
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到川北后，在小河口召开会议。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人批评了张国焘大肆滥杀和放弃苏区的错误，因为立足未稳，张国焘暂时接受了曾中生等人的批评。等到红四方面军连续击败川军，开辟了通、南、巴根据地后，张国焘再开杀戒，逮捕曾中生，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撤职，将原红4军军长旷继勋、原红4军政委余笃三、方面军宣传科长王振华、方面军总部参谋主任舒玉章杀害。为了在新开辟的川北树立权威，张国焘又向四川本土红军挥起了屠刀。于南江阵前起义的红军“川北独立师”师长任伟章、政委刘杞、参谋长张逸民、师政治部主任李戴溥、红10师参谋长吴展、红73师参谋主任杨白、73师政治部主任赵箴吾、红217团政委闻盛世、红218团政委陈少卿被捕杀，原“川北民军”起义的排以上军官全部被处决。
曾中生一直被逮捕关押，在狱中写下了《与川军作战要点》、《与“剿赤军”作战要诀》、《游击战争要诀》等书，被张国焘作为干部必读下发全军。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点名要求见曾中生，曾也盼望着向中央进行汇报，揭露张国焘的罪行。就在这时，1935年8月的一天，曾中生突然失踪了。公开的说法是曾中生企图逃跑，半路上掉进河里淹死了。另有一说是曾中生被张国焘派人秘密勒死在卓克基的森林里。红军长征到陕北后，1937年中央政治局召开清算张国焘错误路线的会议，严厉追究他的杀人罪行。张国焘语气强硬地否认他杀了曾中生，说：“曾中生问题，逮捕是错误的，但确实没有杀，我不负政治上责任。”红四方面军保卫局的人也都否认与曾中生之死有关，目击曾中生之死的证人也一直没有找到。一位优秀的红军将领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消失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人认识到许继慎、周维炯的“兵变阴谋”是冤案。直到延安整风时，新四军军长陈毅讲了一件事：国共合作抗日之初，陈毅与国民党谈判，遇到了复兴社特务冷欣。冷欣得意地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陈毅的这番话在中共中央高层引起了巨大震撼，从此开启了对土地革命战争年代的“肃反”案件进行复查。1945年6月，在延安中共“七大”上，为含冤而死的许继慎、周维炯，也为在“肃反”中的所有被害者进行了平反昭雪。
以“反革命”为借口杀害了无数红军官兵的张国焘，最后自己却叛变投敌。1977年12月，张国焘冻死在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人没有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任何代价，实在是件令人遗憾的事。
伍、陕甘苏区的“肃反”
陕甘苏区是由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创建的陕甘边苏区和谢子长、阎红彦等人创建的陕北苏区合并而建立的。在这块根据地上的红军是主要由刘志丹等人领导的游击队改编的红26军。后来，程子华、徐海东等领导的红25军也来到了这块土地上。
刘志丹与谢子长分别是陕甘根据地上的两个山头，这两个山头是有矛盾的。陕北的“肃反”矛头主要是对准刘志丹这个山头的。
1934年2月，郭洪涛接受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的委派，回到陕北，任陕北特委组织部长。郭洪涛在给孔原的秘密报告中称：陕北特委把富农多余的土地和牲畜分配了，但给富农留一部分土地，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错误；陕北游击队是在“富农路线”指导下“招兵买马组成的土匪”。
7月，陕北特委决定成立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为总指挥，郭洪涛为政委，贺晋年为参谋长，统一领导陕北地区的游击战争。
1935年5月10日，西北工委在玉家湾村召开常委会，对工委成员的工作作了新的调整，对郭洪涛回陕北后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会后，郭洪涛再次给孔原写秘密报告，说西北军委成立了，动员令发了，迟迟没有行动；寺村塬打了败仗，陕甘边根据地丧失殆尽，领导机关已逃到洛河川；刘志丹包庇掩护张慕陶右派跑到陕甘、陕北苏区，专门挑拨陕甘、陕北的对立，挑拨红26军和红27军的对立。
1935年3月，上海临时中央局决定派朱理治去西北工作。5月，朱理治临行前，孔原写了一封3.5万字的指示信，经朱理治、柯庆施等人讨论同意后，由“中央代表”和河北省委共同签署，作为朱理治到陕北后工作的根据。指示信说：“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而且他们的阴谋已暴露”，“右倾取消主义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服务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要反对国民党的走狗并与之进行斗争”。
朱理治一到永坪就与郭洪涛见面，听取他对西北情况的介绍，相信了一面之词。
习仲勋后来指出：“不幸，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也影响到陕北。他们不调查研究，不了解陕甘革命历史，不了解敌情、我情，全凭主观臆断，强调对外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对内凡不同意他们错误观点的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指责刘志丹同志等只分川地，不分山地（陕甘边某些地方土地多，光川地平均每人就有十几亩、几十亩，群众只要川地不要山地），不全部没收富农的土地和牛羊，不在游击区分配土地，是‘不实行土地革命’；指责我们纠正一些人领导赤卫队侵犯贫、中农利益的违法乱纪的土匪行为是‘镇压群众’；还说我们同杨虎城有联系，是‘秘密勾结军阀’。他们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先说我们‘右倾’，继而说我们‘右倾取消主义’，更进而说我们是‘右派’，诬蔑刘志丹同志是‘白军军官’。”
张汉民是国民党西北军杨虎城部的军官，但他早已秘密加入了中共。并且张汉民的部队被称作“共产党的干部仓库”，当他在1935年农历初一得知红25军长征进入陕西商县一带时，就派地下党负责人张明远等人前去与红25军负责人接头。红25军提出需要一批药品、电台，张汉民都一一予以协助。1935年2月，张汉民升任警备第三旅旅长，下辖三个整编团。3月，杨虎城电令张汉民阻击由湖北进入陕西的红25军，张汉民一面派人与红25军取得联系，一面派出两个团尾随红25军，他专门交待尾随的部队“遇见红军，枪口朝天，打空弹”，因为张汉民以前与红25军打过交道，自认为比较保险，所以，当他们的部队进驻九间房时几乎没有做什么防备措施。哪知道，正当他们宿营之际，红25军一部突然袭入，张部由于有张汉民长期的教育不与红军为敌，因而没做什么硬性抵抗，张汉民负伤被俘。被俘后的张汉民极力向红25军负责人吴焕先、戴季英、徐海东、程子华等人澄清自己的身份，包括说明了警备三旅内部的100多个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和他自己与中革军委、陕西省党组织、西安党组织的联系以及与刘志丹的红26军的联系。可是，吴焕先、戴季英根本不予承认，徐海东还破口大骂张汉民是“匪”，5月的一天，张汉民在被俘一个月后遭到秘密处决，同时被处决的还有警备三旅的许多中共地下党员，而这一决定正是吴焕先、戴季英做出的。
杀害张汉民的恶果之一是一度严重影响了中共与杨虎城的感情联络；恶果之二也是最大的恶果就在于吴焕先、戴季英把张汉民的问题升级到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直至将其与刘志丹联系起来，这就给红25军后来积极主动的配合甚至可以说全面帮助朱理治、郭洪涛进行肃反打下了基础。后来（1942年11月），程子华在致中央的电报说明：“25军陕南处决张汉民后，张供词内谈他有不少学生在26军，这使我、徐、郭、戴对26军内部混入反动动摇分子，已有成见。”7月17日，红25军政委兼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吴焕先向中共中央报告称：“陕西党的阶级路线模糊，他们上层负责同志与法西斯蒂分子有经常的关系，如张汉民自认是22年加入法党，并布置有他的组织，利用党的关系，打入到我党而施行其反革命阴谋的破坏。”吴焕先进一步提醒中央：“我们不是神经过敏，诬蔑怀疑陕西的组织，确实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大多是小资产阶级学生。……请中央审查他们的工作，并设法改造其组织，并防其奸细作用。”
吴焕先起草的这份报告，戴季英是全程参与的，徐海东知之不多。1935年8月，吴焕先战死，戴季英策动徐海东平分掌握红25军的全局，被徐海东拒绝，最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乃决定以徐海东任红25军军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兼代理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
永坪会师后，朱理治、聂洪钧与程子华、徐海东、郭洪涛、戴季英进行了长时间的座谈，红25军领导人仍错误地认为杀张汉民等人是正确的举措，座谈会商定：立刻开始“肃反”，“肃反”的重点在张汉民已有“布置”处，即红26军和陕甘边苏区。
孔原曾给朱理治看过鄂豫皖苏区“肃反”的小册子《肃反》，里面有张国焘、陈昌浩写的文章，还有中央称赞鄂豫皖苏区“肃反”是伟大胜利的“序言”。朱理治认为戴季英在鄂豫皖参与过“肃反”，并带有一批原来在保卫部门工作的干部，提议由戴季英兼任政治保卫局局长。徐海东表示反对，说戴季英意识不好。程子华、郭述申支持徐海东。朱理治改任崔田民（中将）为局长。朱理治与郭洪涛商量后，认为崔田民确无“肃反”经验，仍想使用戴季英，再次向程子华征求意见。程子华说：“如必要时，只能任副局长，必须抓紧对他的领导。”
朱理治任命戴季英为政治保卫局副局长，代理局长职务。10月1日，原陕甘边特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蔡子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等干部被捕，戴季英对他们进行刑讯逼供，得到“口供”：刘志丹等是反革命。
戴季英主张立即逮捕刘志丹、高岗等人。
朱理治说：“刘志丹是创造苏区、创造红军的有功之人，说他是反革命不好解释。”
戴季英振振有词：“创造苏区、创造红军为的是消灭苏区、消灭红军，像过去季振同、旷继勋、许继慎等都是这样的做法。”
朱理治说：“此事太大，材料尚不充实，需要搜集，慎重处理。”
程子华问朱理治：“如前方发生了问题谁负责？”
朱理治提议：“可叫刘志丹回到军委来，代理军委主席。”
10月3日，朱理治派担架队，抬着程子华去前方，调刘志丹回瓦窑堡。朱理治与郭洪涛商定，刘志丹回来后就软禁在省委机关里。5日，刘志丹从前线返回，途径安塞县真武洞，遇到一名送信到前方的通信员，通信员把信给刘志丹看了。戴季英在这封以朱理治的名义所写、又未给朱理治看的信中，称“已确定刘为反动无疑，速调刘、高回来”。还凭逼供所得的材料，开列了一批原陕甘边和红26军领导干部的名单，要求尽快把他们押送到后方来。刘志丹把信交还给通信员，坦然地说：“你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就说我自己去瓦窑堡了。”
杨尚昆后来指出：“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刘志丹的党性十分强。如果他看了这封信，不到瓦窑堡，而到驻在附近的第81师，这个师是由他过去领导的陕北红军改编的。这样，保卫部就抓不到他了。如果15军团两部分红军内部发生严重冲突，陕甘苏区就完了。后来，我们见到81师师长贺晋年时，他就说，如果中央不来，我们就要同25军他们打起来了。”
刘志丹一到瓦窑堡，就被戴季英关押。随后，高岗、杨森、习仲勋、刘景范等干部被捕，押送瓦窑堡。
从1935年10月1日开始一直到10月8日，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黄罗斌、刘景范、惠子俊、杨森、杨琪、马文瑞、高锦纯、张策、郭宝珊、任浪花、张文舟、朱子休、黄子文、李西萍、蔡子伟、高朗亭、张仲良、赵启民、胡彦英、孔令甫、朱奎、王居德、李启明等60多人先后被捕，原红26军及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几乎悉数遭到清洗。甚至连张秀山、王兆相等人的父亲也被株连杀害，其中王兆相的兄长王兆卿是著名的“无定河畔六烈士”之一，王兆卿死后，王兆相义无反顾的参加了革命，在陕北、山西一带，“王二”的大名远远流传，即便是这种革命到底的红色家庭也没有躲过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聂洪钧等人操起的“肃反”的屠刀。
凡是被捕的人员一律遭致政治上的污蔑和肉体上的酷刑，刘志丹、高岗也不例外。
陕甘边特委干部张策的狱中经历是：“保卫局的监狱设在瓦窑堡汇川通商号的一个四合院内，每间小房子都关着十几个人。每个人都戴着脚镣，并用绳子捆着，当时天寒地冻，气温在零下20多摄氏度，但地上仅放些谷草，无铺无盖，大多数人冻得睡不着觉。吃不饱不算，水也喝不上。病了也只好拖着。有个别同志拉肚子，要去厕所也不允许，只好拉在睡觉的地方，弄得房子里气味难忍。打骂虐待，更是家常便饭。保卫局长戴季英多次提着鞭子毒打张庆孚同志（解放后担任过国家农业部副部长）。一次因套在我脖子上的绳子长满了虱子，我拿下来捉一捉虱子，不料被站岗的发现了，就用刀背狠狠地砸了我一顿，打时还说：‘我打你就和打蒋介石一样。’天越冷，人的小便越多，又不准出去，只好尿在自己身边的铺草中，有的尿在自己吃饭的碗里，早晨放风时倒掉。”
原红15军团第78师参谋主任赵启民回忆：“我同任浪花、高锦纯由洛河川被押送到瓦窑堡途中，既不准我们互相讲话，更不准我们同群众讲话。押送的同志…… 对群众说我们是东北军的军官……群众真把我们当成东北军军官看待，不时还有人向我们做宣传工作……戴上一个布筒式的面罩，被送到另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窑洞里，我一脚踩到高锦纯同志的身上，他问了一句谁呀，我说锦纯你早来了……因这几句对话，我们被抽了一顿鞭子，我才知道不准互相说话的‘规矩’……看管之严难以用笔墨形容，连站起来伸伸腰、睡觉时翻个身，都要报告，否则就是一顿毒打……至于审讯时的肉刑就更残酷了。”
关押在王家坪的习仲勋、刘景范等人备受煎熬，红26军领导人杨森、黄罗斌遭到诱捕后也被押到王家坪保卫局驻地，习仲勋仅仅是冲着杨森、黄罗斌点了点头，微笑了一下，立刻遭到保卫局看管人员的毒打。
凡是被捕人员，白天要被刑讯，晚上有时还要被提审，10月的西北已经是秋冬之际，夜晚的寒冷不言而喻，可是被捕人员在戴季英的要求下一律不准盖被子，手脚捆着睡觉，绑人的绳子上面都长满了虱子。
时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粮食部副部长的刘培植见习仲勋饥寒交迫心中不忍，就拿了一条毡绒毯子给习仲勋，不巧正被戴季英看见，戴季英大怒：“你怎么给反革命送东西？”如果不是因为军情孔急、军粮不能间断，仅凭刘培植这一条“给反革命送东西”就难免要被审查。
原西北军委副主席张庆孚、陕甘边苏维埃经济委员会秘书、设计计画科科长李西萍被捕以后的遭遇更加惨痛，因为他是朱理治、郭洪涛、李景林等人点名的人，一旦被捕立刻遭到严酷的刑讯逼供，陕甘边特委书记李景林要求“先打李西萍的态度”，李西萍被五花大绑地吊在房梁上，一吊就是大半天，惨叫声不绝于耳，保卫局的年轻看管人员有时也看不下去，戴季英却说：“对反革命就要这样。”而张庆孚由于朱理治的原因，尤其受到西北政治保卫局戴季英的“关照”，张庆孚专门回忆过戴季英对他用刑；张策也亲眼目睹了“保卫局长戴季英多次提着鞭子毒打张庆孚同志”的惨状。
至于刘景范（刘志丹之弟），更是戴季英等人重点逼供的对象，保卫局负责审讯的人接到上级指示“拿下刘景范就是大功一件”，昼夜不停地殴打刘景范，刘当时已经患有重病，被打以后接连吐血，情况非常危急。习仲勋等人要求救治刘景范，汇报上去，戴季英根本不予理睬。陕甘边东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马文瑞亲身经历了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戴季英毒打被捕者的场景，他说“完全是法西斯那一套”。
原红26军营长于震西被戴季英手下的保卫局人员一刀刀的碎剐逼他承认是“反革命”，于震西至死也没有低头。曾被刘志丹招抚成为红军猛将的郭宝珊在酷刑下不肯承认刘志丹是右派，反而说：“刘志丹是右派，我也是右派！”
朱理治除会同郭洪涛、程子华、聂洪钧、戴季英等人在前、后方大搞“肃反”外，还派出鲁贲、李景林、王生玉等人主持陕甘边、关中等处根据地的“肃反”，他们秉承朱理治的意志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大肆刑讯、杀戮，造成了根据地内人人自危的局面。
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李景林是郭洪涛的“宗派亲信”（张策语），“左”得离奇，原来保安县民团有大约四五十人带着武器投奔中共陕甘边特委，就因为这些人是刘志丹做了工作才投身革命的，李景林便与戴季英合谋，先是组织了一个欢迎会，稳住了这些人，在他们会餐时全部予以缴械并逮捕，后来这些人都被秘密处决。
多年后张策还悲愤地说道：“这些人连人带枪前来投奔我们，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应该消灭，如此对待他们，以后谁还敢来投降呢？另外，既然要消灭他们，就不应该开欢迎会，这样的作法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李景林的主要助手王生玉在土改期间过左，导致当地群众不满，乃向陕甘边一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朱生奎报告，朱生奎又向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李西萍汇报，这就让王生玉等人怀恨在心，等到李西萍被捕以后，王生玉很快清算起历史旧帐，大肆抓人、杀人，甚至连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冯向学也没有放过。其实，冯向学不过是因为一区苏维埃主席朱生奎不识字，让他代笔写了一封呈递给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的信，就被王生玉定为肃反对象加以毒打直至斩首。据亲眼目睹冯向学惨死的王华回忆说：“消息传来，我们都不敢相信。几个人借故乘马到下寺湾现场一看很惨，很惊异，也很难过。他的头被砍下，放在身子一边，面部被辣椒水什么烧烫，腐蚀得血肉模糊，面目不清。衣服剥得净光，一看生殖器周围阴毛还未长起。一个十三四岁尚未成熟的天真活泼的少年，奉区主席之命起草报告，向边区政府主席请示有何罪？但是激怒了三次‘左’倾路线积极执行者李景林、王生玉而遭此横祸。”因为冯向学的惨死，竟然把一区苏维埃主席朱生奎吓得长期卧床不起，直到1938年还没有痊愈。
鲁贲是长期以来对陕甘边根据地、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抱有很深政治成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陪同朱理治到达西北时一路上就没有起什么好作用，因为彼此意见统一，他对朱理治、郭洪涛等人投怀送抱，很快被朱理治委以重任，以中共关中特委书记的身份主持该地区“肃反”。大抵由于鲁贲在当地名声“较臭”，朱理治担心他此去的安全，特派一个营随同前往，同时也有震慑的效果。鲁贲坐镇关中，采取“先外后内”、“先下后上”、“先部队后地方”的办法，逮捕了几十名党政军干部和从白区来的人，其中大多数人都遇害身亡。
1935年10月7日，朱理治、郭洪涛审问西北工委宣传部长张秀山，往他鼻孔里灌辣椒面，吊起来拷打。张秀山被打昏几次，仍坚持真理，哭诉道：“我死了不要紧，26军创造不容易，它是许多同志的头颅换来的，你们可怜26军，这里面的干部全是好的。”
刘志丹的光明磊落，令朱理治开始怀疑那些口供的真实性。张秀山的大义凛然，令朱理治受到极大的震撼。他对郭洪涛说：“肯定是弄错了。”第二天，朱理治派郭洪涛赶往前方，要求前方停止捕人。
“肃反”已经造成伤害，据张秀山回忆：有的同志被杀掉，有的被活埋，幸存者被摧残得难以言表。中央后来查证，肃反中，他们已“杀害了200以上的西北党政军干部”（实际可能不止这个数）。错捕并遭受非刑待遇的不知有多少人。
在逮捕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这些人时，已经不准备给他们留生路，准备一杀了之。朱理治下令在瓦窑堡挖了一个两丈深、三丈长、八尺宽的大坑，习仲勋后来说：“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他们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
在陕北的老百姓中，传说红25军是白军，他们化装成红军来消灭红26军；红26军的机关枪全部被25军收缴了，红26军的战士拿着标枪、大刀被人用枪逼着去冲锋送死；刘志丹、张秀山等人已经被他们杀害了……
“左”倾路线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群众的疑虑和恐慌，根据地人人自危，军心涣散；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都“反水”了（中共建立的游击区和根据地，在肃反中，老百姓又投向了军阀和国民党，“红区”变成了“白区”）；白匪乘机大举进攻，根据地日益缩小，陷入严重危机。
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在此停留11天。期间，毛泽东听取了陕甘边区游击队第2路政委龚逢春关于西北红军和苏区的情况汇报，龚逢春提出刘志丹等人不是反革命，不应该逮捕他们。
毛泽东当即表示：我一到陕北，就看到人民群众很懂得革命道理，乡村政权很巩固，游击队战斗力量很强，我相信创造了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大家放心，陕北“肃反”问题，刘志丹的问题，都可以得到正确的解决。
11月2日，中央到达下寺湾。中央决定组成五人党务委员会，由博古直接指导，审查陕北“肃反”工作。国家保卫局局长王首道接管政治保卫局，刘志丹等干部获释。
12月8日，周恩来在瓦窑堡接见刘志丹，刘志丹一进门便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你的学生。”
周恩来热情地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并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
刘志丹回答：“中央来了，今后事情都好办了。”
周恩来批评戴季英，戴季英还狡辩，周恩来气愤地说：“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戴季英被撤职，并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陆、发生“肃反”及其扩大化的深刻原因
中共党内的“肃反”斗争，是受共产国际大背景深刻影响的。1930年２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决议提出：“各国共产党坚决反对社会民主派的斗争”，“必须无情地揭露那些打着共产党旗号、以右派叛徒和托派叛徒为代表的社会民主派代理人。”1930年６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国民党和军阀的同时，“应当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改组派，指向第三党，指向胡适派”。1931年８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明确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大规模地开展工作，来揭露右倾机会主义所有的观点，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际工作中，都要与右倾机会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1930年上半年提出反对取消派和广泛开展肃反工作。中央苏区首先开始肃反运动，对所谓“ＡＢ团”“改组派”斗争。1931年１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首的中央进一步要求苏区内“以最大的决心”反对取消派、ＡＢ团。共产国际反“右倾”、“改组派”、“ＡＢ团”、“第三党”等反革命派别的指示，成为王明等人发起苏区“肃反”运动的理论依据。1931年２月23日，中共中央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发出指示信，指出“ＡＢ团”及改组派、第三党更是反革命得力的工具，“不肃清内部，不能战胜敌人”。
９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并发出《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这是王明临离开上海去莫斯科之前亲自执笔起草的文件，毛泽东说它是王明路线“从文件到实际在全国大打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王明等人在这个“纲领性”的决议案中要求，红军“要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要开展“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反对“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等等。
1931年４月和６月，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分别在武汉和上海被捕叛变。顾顺章和向忠发两人的叛变对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９月，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他离开上海前，经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等６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指定年仅24岁的博古负总的责任，随后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这次组织变动，为博古等人继续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也为各个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奠定了组织基础。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坚决执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1932年１月９日，临时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坚决进行肃反工作，肃清阶级异己的分子”。１月12日，临时中央作出《中央关于同苏区内反革命团体斗争的决议》，认为“最近各苏区内发现了ＡＢ团（中央区）、社会民主党（闽西）与改组派（湘鄂边、鄂豫皖）的反革命团体的活动及阴谋”，向各苏区发出指示，“苏区的党部与苏维埃对于这些反革命的团体必须做最坚决的斗争”，强调各苏区“应该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肃反工作”，以对付“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本来，夏曦在中央关于“肃反”问题的决议下达前就已经逮捕了一批“改组派”，但是临时中央在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信中批评在湘鄂西中央分局“还没有进行系统的肃反工作，政治保卫局形同虚设”，“你们苏区同样隐（藏）着许多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ＡＢ团、白极会、硬化会等样之类反革命的组织”，要“迅速消灭这些组织”。在临时中央的一再催促下，1932年１月的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便决定将“肃反”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苏维埃政府对于肃反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要“加强红军中的肃反工作，清洗红军中的异己分子，应该马上执行。”
虽然说“肃反”政策是中央制定的，但各个根据地主要领导人的组织路线、政治品质和政策水平，仍对“肃反”造成损失的严重程度有着极大的关系。凡是“肃反”恶果严重的根据地，基本上都存在一个用人不当的问题。
毛泽东本人是党内最早看出党应该走向何方的少数人之一，他提出的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的观点在当时鲜有支持者，即便是红军壮大以后，毛泽东的很多正确观点也是在和中央以及地方党组织讨价还价中完成的，施行起来也是大打折扣。而党内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期的民主作风还是相当浓厚的，几乎每一件事都要倾听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红四军“七大事件”以后，朱德还明确让把林彪写给毛泽东的信以及毛泽东的回信放在群众中讨论、争鸣，这是在以后中共历次斗争中不多见的表现。
然而，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浓厚封建传统的国家，仅仅依靠短期的民主手段和氛围是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的，特别是在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中，民主更加退而求其次。组织形式上的严密和指挥上的绝对全权尽管有害民主，但却保证革命的顺畅。而且，在短期内非常有效果。毛泽东自己虽然独断专行、家长作风，可是，正是他带领红军和根据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贯彻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集中手段远比民主来得有力。当时红军队伍中不少干部战士甚至不知道马克思为何人。所以，在这个思想基础上产生用“肃反”这种极端手段消灭不同意见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客观存在的。
如前所述，毛泽东当时在政治路线正确的前提下，他的组织路线也存在一定问题。
在红军时期的“肃反”中，湘鄂西苏区“肃反”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作为中央分局的书记，夏曦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夏曦个人人品不好，利用自己执掌“肃反”大权来摆威风、要手段，甚至挟嫌报复、排除异己，广大干部和战士对夏曦极为不满。贺龙回忆说：“战士们看到夏曦都是鼓起眼睛的呀。”“为什么党内会发生这样‘左’的出奇的过火斗争和内耗事件？原因很复杂，有宗派问题，有路线问题，也有个人品质问题。而夏曦在这三个方面都有严重问题！”
鄂豫皖与川陕苏区的“肃反”，其恶劣后果也是与主持鄂豫皖与川陕苏区工作的张国焘的品质不好、封建残余思想、宗派主义有关。
张国焘不是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他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已经发展起来的鄂豫皖苏区，取代别人担任主要领导人，恐怕他自己也并不那么理直气壮。为了实现“一元化领导”，真正成为苏区的无上主宰，他必须采取一定的组织措施。再加上他的恶劣的个人品质、封建思想、宗派主义作怪，在当时的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对不太听话的原苏区领导人大开杀戒，以“肃反”的名义清除异己，也就不足为怪了。
陕甘苏区的“肃反”，虽然是中央代表主持的，红25军的领导人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陕甘苏区两个山头（刘志丹和谢子长）之间的矛盾。对于矛盾的双方，“上边的人”相信重用一方，排斥打击一方，铸成大错。
在“肃反”中，各根据地普遍没有政策界限，没有程序规定，普遍实行了逼供信的残忍手段，对嫌疑者采取肉体惩罚和消灭，必然造成“肃反”的扩大化，由一到十，由十到百，滥捕滥杀，一发而不可收拾。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戴季英参与和主持了鄂豫皖与陕甘两个根据地的“肃反”工作，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此人却在中共党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并且能安享晚年。这一点，使许多受害者愤愤不平。
潍水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