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的风筝都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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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筝牵线邀名家 峻青难忘昌潍情
1986年，峻青（前排右五）与潍坊一中“春寒”文学社学生合影。
1985年，冯德英（左二）和周达宝（右一）来潍坊参加风筝会。
笔者从1984年初夏参与筹建潍坊市文联，到现在已有36年。回过头看看，发现跟风筝很有些“缘分”。此话包含了三重涵义：一、“潍坊风筝会”使笔者认识了许多文艺界名人；二、笔者从潍坊取材创作了一部与风筝有关的电影剧本；三、创办并主编了一本名叫《风筝都》的文学杂志。
峻青的故乡是海阳，但按他的说法，“昌潍（潍坊）是我成长的故乡”。笔者与峻青有着35年的友谊，深切感受到他与潍坊人民的血肉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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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风筝会机遇 邀请名家论文学
提起风筝，都知道那是潍坊的“特产”，或者说“名片”。一年一度的风筝会，总是宾朋云集，纸鸢蔽天。每到这时候，潍坊市文联就要邀请国内外文化界的名流、大家，来潍交流、讲学、办展览，借以繁荣我市的文艺事业。
1985年仲春，“第2届潍坊国际风筝会”在即。彼时潍坊市文联刚刚筹建，办公室尚未解决，做为文联副主席的我和另一位副主席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我们邀请了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苦菜花》的作者冯德英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审周达宝，来潍坊参加盛会。我在陪同他们观赏风筝表演和出席晚会的间隙，还组织了潍坊市区部分作家到宾馆拜访，当面向他们请教文学创作的问题。
这期间潍城区文艺创作室的朋友与我沟通，说区委从上海邀请了着名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以及北京作家韩少华、郑万隆、韩霭丽等人。我觉得良机难得，必须抓住。于是由潍坊市文联和潍城区委联合，分别于4月3日、4日上午，借用市委党校的小礼堂，举办了一次针对全市重点作者的文学讲座。
3日上午第一个讲课的是任溶溶。他先从本届潍坊风筝会上的一只设计新颖的荷兰风筝说起，讲到眼界需要开阔，中西文化需要碰撞和交融。从屠格涅夫讲到巴尔扎克，再讲到川端康成……论述了种种外国文学流派之后，又讲了中国文学。最后以一句“登泰山而小天下”结束了精彩的演讲。
然后是郑万隆讲小说，韩少华讲散文。当时文坛刚刚兴起一股“寻根”热，而郑万隆正是这股热潮的发动者之一。他跟任溶溶一样，也是先讲作家的“眼界”，从怎样跟世界文学对话入题，启发人们思考如何变革小说观念，进而强调了“作家独特性”的问题。
我记得郑万隆4月3日讲过之后，听众反映说“不过瘾”，4日上午又进行了“补讲”。这次他虽然也涉及到大家关心的“小说写法”，但重点还是讲“思想”和“境界”，敦促大家多多读书，充实知识。他特别提到《万历十五年》《大趋势》《二十二条军规》，以及托斯陀耶夫斯基和舒克申的小说。我估计潍坊的作家大都跟我一样，在读书上用的功夫不够，这应该是影响自己水平提高的重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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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青受邀来潍坊 游览云门山病发
1986年的“风筝会”，潍坊文联邀请的贵宾是时任《文学报》主编的着名作家峻青（原名孙俊卿）、北京《民间文学》副主编华积庆、珠江电影制片厂文学编辑谭朝阳和李培先。文联与《民间文学》对接的是业务干部陈作诗，作家穆陶则与珠影几位先生交谈电影文学剧本方面的问题。
在此之前，还邀请了《当代》杂志的副主编汪兆骞先生。他对潍坊作家多有提携，选用过陈炳熙的《夜歌》等小说。因为陈炳熙牵线，我和他也有了交往。汪兆骞来潍后，文联召集市里的重点小说作者，借用老干局会议室举办了一场讲座。汪先生与作者们面对面进行了辅导，我自觉受益匪浅。
说到峻青，于我亦师亦友。1982年我到上海文艺出版社领奖品时曾到他家拜访，后一直有书信联系。这届风筝会按照市政府安排，文艺界来宾统一住在青州宾馆。峻青是3月29日下午乘火车到达青州的。当日中午，我驱车由潍赴青接站。记得那天微雨，空气憋闷。我知道峻青患有心脏病，这种天气对他来说肯定不太舒服……但他看上去红光满面，情绪很是高涨，心想肯定不会有事的；岂料“天有不测风云”，第二天他在游览云门山的时候突然发病了！
关于这次发病的原因及救治过程，峻青在他的散文《云门山遇险》中曾有详尽描述。据他说，他由昌潍师专副校长许临星（系峻青老战友许剑波之子）和青州文化馆干部李凤琪陪同登云门山游玩，在欣赏桃花时，猛然间左后背一阵剧烈刺痛，接着全身瘫软，呼吸困难，胸部像压上了千斤重石。他知道是心脏病猝发，赶紧含下硝酸甘油。但没能缓解。在他半昏半醒的状态中，李凤琪飞身下山喊医生，而许临星则在旁守护……
其实峻青发病时我也在青州。那日早晨我陪峻青一起吃饭，饭后想返回潍坊办理风筝会门票的事，不想尚未离开宾馆，从山上传来了峻青发病的消息。我赶到山上时，来自淄博的四个游山学生已将峻青抬上了停在山下的救护车。于是，我随大伙一起来到益都中心医院，向医生护士交代了一番，又打电话叫来文联的李万信，让他在病房里陪床照顾，然后急如星火地返回了潍坊。
峻青的身体恢复得很快。第二天，我陪潍坊市委一位领导到青州探望时，他已出院。市领导考虑到他在青州住宿多有不便，当天便让他搬到潍坊，住进樱桃园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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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老友重相会 情到深处皆唏嘘
峻青在潍期间，参与了风筝会办公室统一组织的多项活动。此外我陪他参观了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十笏园和化工厂，还给潍坊一中“春寒”文学社题词，并与小社员们合影留念。鉴于日程太紧，访友和会客一般都安排到了晚上。据我所知，他会见了四十多年前一起浴血战斗过的几位老战友，其中有担任过昌南县委书记的魏惜珍、孙一民，当年的武工队长、号称“潍城外围十八只虎”的“头虎”丁子仁等。峻青后来在《风筝故乡情》中回忆魏惜珍：“以将近古稀的高龄，风尘仆仆地陪我一起去安丘县参观访问……”那日的安丘之行，我和峻青、魏惜珍在同一辆车上。两位革命老人一路畅谈叙旧，激情迸发，忆及牺牲的战友，则涕泗交流，说不出话。
到樱桃园看望峻青的，还有一位论情谊不逊于老战友的老朋友，他叫李守正。记得峻青以前跟我说过：“1953年夏天，我从上海回到昌潍，补充长篇小说的材料，住在昌邑县的广刘村。那天下河游泳，不慎被卷入漩涡，眼看就要有灭顶之灾，多亏李守正闻讯赶到，劈波斩浪游到我面前，把我从死神那里夺了回来……”
关于“李守正潍河救峻青”的故事，在昌潍地区早就脍炙人口。然而鲜有人知道，此后“文革”中峻青被打成“反革命”，在秦城蹲监牢，李守正关心他的安全，曾三番五次到上海、北京打听他的下落。这次李守正来访，给他带来了两包小米。这使峻青又“闻”到了当年在老房东家里喝小米粥的滋味。正像他在散文里写的：“昌潍大地上生长出来的小米，熬出粥来粘乎乎的，上面浮着一层米油，喷香扑鼻，吃起来比什么都可口……”
峻青再次踏上潍坊大地，是在1993年6月9日。他是偕夫人于康从莱西过来的。行李不多，却有一大包药物和一只氧气袋。想到他年逾七旬，又有心脏病，从起居方便出发，潍坊市文联为之安排了相对僻静些的东郊宾馆的一座小楼。当日下午，我请来潍坊市人民医院一位心脑血管内科专家（他同时也是小说作家），为峻青诊视并提供一些疗养方面的建议。
这次峻青来潍，既无风筝会式的社会活动，也无研讨会之类的文事，“任务”就是休憩游玩，所以我们遵市委领导之命，对外“封锁消息”。大约一周之后，峻青向我透露了一个夙愿，说想去寿光北部海滩，也就是他那部长篇小说《海啸》的故事发生地看看。于是6月18日上午，我陪他和于康大姐抵达寿光，受到了寿光市委、政府的热情接待。翌日早饭之后，我们就驱车前往羊口镇参观去了。
羊口也叫羊角沟，那儿有广袤的盐碱滩和无边无际的芦苇荡，小清河码头周围及向西向北延伸的大片区域，20世纪40年代曾燃过战争的烽火，那时峻青曾随军来此驻扎，做战地采访。他满怀感情地回忆：抗日战争最困难的1942年，我昌潍根据地遭到一场特大天灾及海啸的侵袭。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也演绎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他30年前就着手创作一部反映这场斗争的小说，呕心沥血写出的十几万字初稿，在“动乱”中被“抄家”而丢失。改革开放后，他焕发青春重写，一年后《海啸》脱稿出版，后来又拍成了电视连续剧……然而历史如烟，物是人非，当年荒凉的滩涂现在矗立起了栉比鳞次的楼房，大马力的渔船替代了摇橹的舢板，峻青为此感慨万端。
峻青那天还悄悄告诉我：“当年不仅我来过这里，连于康也来过……”原来45年前，峻青的部队在此驻扎，他和时任军医的于康刚刚结婚，此地的芦苇、窝棚见证了他们的“蜜月”生活。后来他写过一首七律《送于康赴淮海前线》，再后来峻青将此诗抄录赠我，并于诗后题跋：“一九四八年春，余与新婚妻子于康奉命随军南下，一路涉海滩，登太行，渡黄河，入中原，十月到达禹县。淮海大战开始，时为军医之于康，奉调急赴前线。此诗即于县郊送别之时所作。今以此拙诗书奉钟亮乡弟双政。”诗中所说的海滩，应该包括寿光北部。
那日峻青夫妇参观了羊口码头和镇上一家仿古铜工艺厂，工艺厂赠送峻青两件仿古铜镜。他过意不去，即索笔墨作书画回赠。第二天，我和寿光市的有关领导陪峻青来到某农工商总公司，该公司举行隆重仪式，聘峻青为名誉总经理。峻青发表了简短而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当场献出一幅由他亲笔绘制的八尺巨幅国画。画面上百花盛开，春意盎然，表达了他对公司事业的祝福。期间他还接受了山东电视台以及当地媒体的采访，接见了一批又一批慕名拜访的文学爱好者。
21日上午，峻青又回到潍坊。因疲劳心脏不适，干脆住进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而这也意味着他第二次潍坊之行该结束了。7月4日，我和附院一位医生陪峻青夫妇前往招远。上车后峻青一直眯目休息很少说话，但车过昌邑潍河大桥的那一刻，他却突然睁大眼睛，将脸贴上车窗向外张望，同时喃喃地说：“啊！昌邑？这是昌邑？当年我在昌邑住过的呀……”
峻青又回广刘村 潍河滔滔是乡情
2005年4月末，83岁的峻青受到潍坊学院和昌邑市政府的“双重”邀请（潍坊学院邀请其出席“潍坊名人馆”开馆仪式，昌邑市授予其“荣誉市民”称号），又一次踏上潍坊这块热土。
峻青与老伴于康是乘飞机到潍坊的。潍坊学院很注意保密，即便我是峻青的至交，也被封锁消息。但4月28日下午，峻青直接给我打电话了。他解释说：“我既然来了，不让钟亮知道是不行的，后来他们也同意了。”我赶紧赶往宾馆，首先看到的是于大姐，她戴着墨镜，我觉得不太对劲。一问，原来因糖尿病严重，她已经失明了。她握着我的手，凄然笑道：“老孙现在就是我的拐棍，他怕把我扔在上海不行，所以一起来了。”又说：“潍坊学院的大夫护士很好，可我觉得跟你更实在些，给我到外面买个小塑料凳吧，我洗浴时扶着安全……”我听了心头一阵发酸，几乎掉下泪来。
峻青夫妇在潍坊住了3天。潍坊学院的活动结束后，昌邑市委来车，把他们接了过去。5月10日我和潍坊市文联的几位同志到昌邑宾馆看望，从而了解到：老人家一踏上广刘村，便被浓浓的乡情所包围。他不管走到哪里，当地的老百姓都是敲锣打鼓，扭秧歌放鞭炮，以隆重的礼节来欢迎这位人民的作家。峻青激情难抑，老泪纵横。一连数日，他走访了当年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拜会了曾经共事相处过的老朋友。当他走向潍河面对滔滔流水时，刹那间《黎明的河边》《老水牛爷爷》等作品里的情景又在眼前浮现。这条河使峻青感到骄傲，而他的心灵也受到潍水的洗涤。事实上昌邑人民在提到潍河时，总要把它和一部书一个人联系在一起，那就是《黎明的河边》和它的作者峻青。如今在昌邑市区潍河湿地公园，建有以峻青名字命名的广场，广场的主体石雕则是翻开来的那本《黎明的河边》，这其实就是人民授予峻青“昌潍大地之子”的硕大而不朽的荣誉勋章。昌邑市还把峻青当年住过的广刘村的大道命名为“峻青大道”；把峻青创作《黎明的河边》《老水牛爷爷》时的“故居”（广刘村的果园小屋）加以修缮，扩建为“峻青文学艺术馆”，继之定为“红色教育基地”。
不久前，笔者来到广刘村参观，在“峻青文学艺术馆”里缅怀这位人民作家辉煌的人生。忽然想起某年除夕，峻青曾为我画了一幅《红烛图》。我意识到，峻青其实就是一支红烛，“红”是生命的底色（上海市作协纪念峻青创作70周年座谈会，《文学报》报道的题目即是《他的生命底色是红色》），“烛”则意味着燃烧、发光，在照亮自己的同时也照亮周围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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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笔会”屠岸展风范
1987年，作者韩钟亮（右一）与屠岸（右四）、邹荻帆（右五）等在潍坊柴油机厂合影。
1993年，屠岸先生寄给作者韩钟亮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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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的风筝会上，笔者结识了着名诗人、翻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屠岸先生。他在1993年寄来一首专为潍坊风筝所写的诗，这首诗感动着笔者，温暖着笔者，使笔者时时想起33年前风筝会期间，与屠岸、邹荻帆等文坛大师相聚“同心笔会”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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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飞风筝抒豪情 屠岸纵笔书楹联
在我印象之中，1987年的第四届潍坊国际风筝会最为精彩，也特别值得怀念。在此期间，有我参与策划，山东省散文协会和潍坊市文联举办了一次影响巨大的“同心笔会”。笔会五十多人，规模不小，33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我仍然有点自豪。彼时潍坊接待能力有限，好在我当年搞了个“作家与企业家联谊会”，会长是潍坊柴油机厂的厂长，我是常务副会长，于是请他帮忙，在潍柴招待所安排了全部客人包括工作人员的食宿，另外潍柴还提供了活动期间的大小车辆。
参与筹备这次笔会的是《高山下的花环》的作者李存葆和山东省散文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王光明。与会者有屠岸、邹荻帆、石英、马瑞芳、许评、吕曰生等文坛名流、散文大家以及《收获》《当代》《华人世界》《青年文学》《散文选刊》等杂志和山东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们。
按照预先拟定的议程，与会者4月1日上午出席了潍坊国际风筝会的开幕式，观赏国内歌星名伶的献艺以及世界各地有代表性的特色风筝表演。“同心笔会”4月1日下午才正式开始。说是“笔会”，其实只是座谈。座谈会总共举办了两场，由山东散文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博导马瑞芳女士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屠岸、《诗刊》主编邹荻帆、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石英以及李存葆等先后作了精彩发言。
会议期间，客人们还去渤海滩参与万众风筝放飞活动，在市体育场观赏了盛大的焰火晚会，并参观了潍柴厂区，游览了十笏园、杨家埠、风筝博物馆等着名景点。我提议，李存葆、王光明等出面，烦请屠岸为赞助方潍柴撰书了一副楹联，邹荻帆则创作了一首《风筝节的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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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迹美景醉大师 依依难舍风筝情
在参与“同心笔会”的作家、学者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屠岸先生。先生身躯伟岸，气质儒雅，虽系扬名海内的诗人和翻译家，却并无令人不可向迩的架势。刚见面不久，他即拿出山西人民出版社刚出版的《萱荫阁诗抄》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赠我，使我于惊喜之外又深感惶恐。
4月4日“同心笔会”结束，与会者大都踏上了归途，屠岸先生却意犹未尽。我遂建议他到潍坊周边人文遗存比较丰富的地方转转。于是我们驱车首先到达青州，游览遐迩闻名的云门山。我不揣浅陋自充导游，在巨大的“寿”字下面讲述了明衡王府的历史掌故，以及《醒世恒言》之《李道人独步云门》卷关于“云门”的有趣故事。屠公听得津津有味，且不时掏出小本子记些什么。我发现他似乎不太关心身边的优美景致，更关注人文遗存。我告诉屠公，当年“醉翁”欧阳修遭贬，在青州做知州，曾有诗曰：“偷得青州半日闲，四时终日对潺湲。须知我是爱山者，无一诗中不说山。”屠公听罢拊掌称妙，又掏出小本子记下。
这一夜我们在青州宾馆住下。5日上午，又游览了范仲淹遗留的“范公井”，参观了青州博物馆所藏的明赵秉忠状元卷等珍贵文物。由于行程紧张，只好走马观花，浮光掠影。此后来到临朐县，在宣传部林副部长和老作家郝湘榛等陪同下，赶往山旺村，参观“稀世珍宝”古生物化石。那天天不作美，下着淅沥小雨，到达下一个参观点诸城时已是入夜时分。
4月6日上午，我陪屠岸先生参观诸城市博物馆，观赏了“压馆之宝”鹰首提梁壶和苏轼用过的“半潭秋月”砚洗以及刘墉的几件墨宝。当日下午又到安丘市文化馆参观汉孙嵩墓。考虑到屠岸年事较高，墓室内空气也不流通，我原打算让他站站就走，可老夫子偏要细看，在墓里站了几乎一个上午。从那些圆雕、透雕或浮雕的石头上，他不仅看出了反映墓主车马出行、拜谒、乐舞百戏、渔猎等生动活泼的生活场景，且还能描述出涉及雷公、风伯、青龙、白虎等比较抽象的艺术形象。我倍感无聊时，听他低声喊了一句：“你看，这就是羿射九日！”其实在那片“乱糟糟”的石刻上，一般人压根看不出羿射九日的意思，然而我相信屠公的眼力。因为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不知不觉屠公在潍坊已待了8天。4月8日9时许，我送他去郊区机场。目送那架风筝似的飞机在天空拐了一个U形，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潍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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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筝丝线连友谊 留得墨宝长相思
1989年春节之前，当我编辑《风筝》文艺特刊的时候，又想起屠公，遂写信向他求稿。大概两周之后收到了他的回函，函中还夹着几页诗稿。那是屠公的一首咏风筝的新作，诗题为《断线》，其立意不凡，与我所见到的许多“风筝诗”相比真是别出机杼：
一只巨大的蝴蝶/跌在一丛树枝上/经过风吹日晒雨淋/四只翅膀消蚀了/只剩下一个框架/它曾经野心勃勃地/向更高更高的天空飞翔/要把绚烂的翅膀/同璀璨的朝霞斗艳/要在碧蓝的晴空/永远刻下五彩缤纷的映象/它祈求一朵白云摄去/它那万花筒般的图案/把斑斓的形相/带到银河系去展示/然而如今它的躯壳消蚀了/那框架不久也将枯槁/甚至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可是人们记得/它挣扎着向上飞跃的时候/挣断了那根唯一的线/使它永远脱离了/天真的孩子的手/也永远脱离了/使它变得美丽辉煌的/人间大地
1993年春，潍坊又是“纸花如雪满天飞”的景象。我发信再次邀屠公来潍游玩。然而屠公太忙，回信婉谢。不过随信寄来一片宣纸，上面是他的墨宝——
晴春高宇惠风吹，
万国鸢鹰海畔飞。
鳞羽髯鬓齐斗胜，
朝阳相映更增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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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约稿贾平凹路遥
1991年春，作者在西安市传染病医院某医务人员的宿舍拜访贾平凹（左）。
1991年，路遥（左）在自家阳台上和作者韩钟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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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路遥、贾平凹是当年陕西文学界的“三驾马车”，也是中国当代文坛耀眼的三颗巨星。笔者崇敬他们，不单是因为他们文学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他们高尚的人品。能与他们相识、相交，于笔者来说是一种幸运或者说是缘分。1991年，笔者第一次去西安拜访贾平凹时，他的中篇小说《废都》刚完成，因看到了他的手稿，得以跟他约稿而首发在《风筝都》上。第二次是求他给《风筝都》搞的一项征文活动题写刊头，贾平凹在写了“美食随笔”四字之后，又书“佛知我心”赠予笔者。
西安初访贾平凹 《废都》登上《风筝都》
1991年《风筝都》刚刚创刊时，我赴西安约稿，去拜访贾平凹先生。
4月12日上午，由西影文学部主任、着名作家王吉呈陪同，我们来到西安市委宿舍院一栋红砖旧楼里，门上贴有年画门神。王吉呈仗着与贾平凹是老朋友，一面大声吆喝“平凹（娃）、平凹（娃）”！一面擂鼓似的敲门。开门的是贾平凹先生的夫人韩俊芳。很热情地让座、沏茶，但却抱歉地说，平凹肝病又犯了，正在西安市传染病院治疗。
我浏览贾平凹的书房兼客室。记得东西两面都是直抵房顶的书架，书架有限的空档上摆些小型奇石，其中一块有贾平凹自题的“泰山石敢当”墨迹，据说是从泰山上捡回来的。我注意到靠南窗那张写字桌上有一红木镇纸，压着厚厚一沓稿纸。拿开镇纸一看，竟是一部中篇小说的手稿，题目是《废都》，估计三四万字。从文末落款来看，稿成才刚刚三天，简直就是“墨迹未干”！于是暗自庆幸：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看来我不会空手而回！
第二天上午，由西影高世杰导演陪同，我在传染病院见到了贾平凹。他个头不高，貌相谈不上英俊，但也绝非其自谦的“丑陋不堪”。近来他有点“上火”，牙疼得厉害，嘴角上起了疮，因而不太敢说话，笑的时候都要下意识地捂住腮帮。
那天我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考虑到贾平凹先生的健康状况不便长时间打扰，我便递过去《风筝都》创刊号，表明了约稿之意。“昨天已经见到了您的《废都》手稿，真恨不得就装进兜里！”听到我如此说，贾平凹捂着腮帮笑了。他沉吟道：“我这可是为《人民文学》写的呢……”我急忙解释说：“《风筝都》是不公开发行的省刊号，因此不影响《废都》在其他大刊上发表，我们仅仅是早发而已。”我这么一说，他遂点头同意。
贾平凹先生果然遵守承诺。他是在收到《风筝都》1991年第2期样刊之后，才将《废都》手稿交给了《人民文学》。《人民文学》将它发表在1992年的第2期，是头题，不过题目改成了《遗石》，《废都》则成了他一部长篇小说的名字。如此“张冠李戴”，也是一段文坛“秘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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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造访情谊厚 一幅墨宝道心声
1994年国庆节期间，我参加由延安、潍坊两地文联共同组织的“青年歌手大奖赛”，在延安与《延安文学》主编曹谷溪、副主编高建群等会晤。由延安返潍，在西安转车逗留时，我决定再见贾平凹一面。
然而要想找到他真不容易。那时他的长篇小说《废都》刚刚出版，社会上颇有争议，贾平凹的处境有点尴尬。偏这时候他与韩俊芳的关系又出现危机，听说他已被“赶”出了那栋红砖楼房，可很少有人晓得他躲到了哪里。我好不容易打听到他的新居在西北大学，也得到了他的电话号码，可多次拨打一直没人应答。直到10月5日，在离开西安的前夕，我再次拨打电话时，居然有了回音。贾平凹用典型的陕南口音在电话里向我解释：“老韩，其实我就在这屋里啊。我只是不愿接电话——谁的电话都不接！可这一回，不知怎么，就接了……”
第二天十点多，我约上潍坊日报社的高传安（我们访问延安的随团记者），如约到达西北大学找到了他的新居。这是一栋新建的楼房，居室大概是学校提供的，但面积比西安市委的那套要小些。
我浏览这套新房，见门侧供着一尊佛像，佛像旁边挂着贾平凹自书的条幅：佛知我心。抬头看沙发上方，悬挂着四尺宣的横幅水墨，仍是贾平凹手笔，画上似乎是一位古装侠客，其身后有一头尾随的野猪（抑或豢养的家猪）。题款为“独行”两个黑重大字，意思很耐琢磨。
在这幅国画下面我与平凹拍照留念，然后就求他给《风筝都》搞的一项征文活动题写刊头。找遍屋内，好歹在饭柜的上头发现了半张落满灰尘的宣纸。贾平凹取过宣纸，一分为二，先为《风筝都》题写了“美食随笔”四字，然后晓得我个人亦有所求，便用眼神征询意见。我一时想不出该写些什么，于是他挥毫写下“佛知我心”四个字，属于赠我的礼物了。这四字条幅后来挂在了我的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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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只风筝赠路遥 不意初晤成永诀
1991年赴西安，我其实最先拜访的是路遥。路遥的夫人林达，工作单位是西影文学部，而我当时就住在西影。
4月9日晚饭之后，我迳自来到山西省作家协会大院，笃笃笃敲响了路遥的房门。敞开来的门缝中露出一张女士的脸，询问得知路遥不在家，我吃了闭门羹，这令我怏怏不乐。第二天早饭后我跟王吉呈谈及此事，他瞪起眼说：“咳，你咋不让我陪你去呢？”说着就要拨路遥家的电话。但突然又说：“不行，这家伙现在正在睡觉——我知道他的习惯。我们还是10点以后去吧。”
10点多，我在王吉呈陪同下，再次来到陕西省作协大院。王吉呈咚咚咚砸门，足足有10分钟不见应答。当我倍感失望就要离开的时候，门却突然开了。一个胖大汉子睡眼惺忪头发凌乱地扶门而立，朝王吉呈投来调皮的一笑，然后跟我笑呵呵地打招呼，很礼貌地把我们让进了他的书房。
我注意到，书房里迎门而立的是一排书架，基本上占满了整整一面墙壁。靠南窗有张很大的写字台，台面上收拾得干干净净，不见稿纸或文房四宝之类。四面的墙壁也很干净，没有字画和古玩，只有房主自己的一幅约50厘米见方的黑白照片。干净，是这书房的特点。
我向路遥赠送了两只风筝和一本《风筝都》杂志，然后郑重地向他约稿，并邀请他到潍坊游玩。然而路遥很认真地说，他最近一直没写什么东西，而且马上就要回延安深入生活了。也许看出我失望的神色，他很抱歉地说：“等我从延安回来，有了新作，一定会寄给你的。”至于什么时候能到潍坊玩玩，路遥没有回答。他抱着膀子歪着头，憨憨地微笑着。我觉着他的样子十分可爱，于是按下了傻瓜照相机的快门……
我把相机交给王吉呈，想跟路遥合影。但屋里光线不行，我和路遥遂携手走向阳台。然而阳台很小，且放置了杂物，王吉呈就指挥我俩靠得近一点。随着咔嚓一声，我和这位伟大的人民作家的身影，便浓缩在小小的镜头上，并成为弥足珍贵的永恒的纪念。
从西安回来后，我眼巴巴盼着路遥的稿件。直到1992年底当我怀疑这陕北汉子“言而无信”的时候，忽从报端传来了路遥辞世的噩耗，我这才明白，路遥留给我们的只能是永远的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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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下拜访陈忠实
1991年，陈忠实为本文作者韩钟亮题的字。
1994年，本文作者韩钟亮拜访陈忠实（左）时的合影。
笔者两次赴西安拜访陈忠实，均受到了热情接待，特别是2001年的路边巧遇，让笔者觉得和他之间的缘分尤深。陈忠实为《风筝都》的题词“文学依然神圣”及为笔者的题字“我以我血荐轩辕”，是他的座右铭，这两句话也时时激励着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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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经西安登门拜访 奋笔疾书赠字两幅
2016年陈忠实先生仙逝，噩耗传来，我久久凝视他题写的“我以我血荐轩辕”条幅，思絮飞扬，又回到了当年的情景。
1991年4月，我赴西安为《风筝都》约稿，见上了陕西文坛“三驾马车”的贾平凹、路遥，却独与陈忠实先生失之交臂——据说他为讨清静，离开作协大院，回白鹿原下祖居写作去了。1994年，潍坊、延安两市文联“结对子”，我随潍坊团队搞联谊活动途经西安，恰好转车逗留，便决定再去省作协大院碰碰运气。
找到作协办公室那栋绿荫掩映的平房，一问，陈主席正好在。我被请进他独用的房间。陈忠实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土”：白色衬衣蓝色裤子，款式和质地看上去都很平常，前额的皱纹则像一弯一弯的犁沟……总之怎么看都像是农村干部。但他习惯抽雪茄，这倒是农村看不到的。
我把随身携带的一本《风筝都》杂志递到他手里，顺便提到数日前，我在延安认识了曹谷溪、高建群、史小溪等文学同行，告诉他《风筝都》与《延安文学》建立了对口关系。我很直白地向他解释：“其实我们这刊物财政上一分钱都不拨，全靠编辑部自筹，说白了就是向企业拉赞助，你说这不是惨淡经营吗？”
没想到我这番“吐苦水”效果不错。他说他理解，现在干一件事情就是不容易，并答应给《风筝都》题词。说罢烟头一丢，找笔墨纸砚。
当宣纸抻平、笔头蘸饱墨汁时，他很礼貌地问我：“老韩你看写甚好哩？”我说：“您随便，写啥都好。”只见他稍作思考，然后臂和腕同时用力，写下了一行比拳头略大些的行书：“文学依然神圣。”这几个字结体饱满，笔锋健劲，功力不凡。写好这幅他接着为我再写一幅：“我以我血荐轩辕。”
26年后我仍然记得，他把那两幅字铺在地上，抱着膀子欣赏了片刻，然后冲我一笑说：“都说我这字好哩！给你说老韩，西安好多茶馆茶楼门匾都用平凹和我的字。我的字也值钱哩！”
“文学依然神圣”和“我以我血荐轩辕”这两句话，其实是陈忠实先生的座右铭。他在多种场合表示过：“不以文学为神圣而乐在玩中的作家尽可以继续玩下去，还以文学为神圣的作家仍然在探索着艺术的新的途径。”这两句话我认为是应该刻到他墓碑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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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问路遇老汉 不想正是陈忠实
2001年，我和高志辰等10位潍坊市作家共谋一项“文化工程”，即为某出版社撰写一套《中国着名帝王书系》。全书写毕，即将付梓，策划人刘侠将我和高志辰邀至北京，商议请熟悉的名人写序。我建议就近去请莫言，但又怕他太忙推脱，踌躇间高志辰提议何不请陈忠实？结果就变成了一书二序，即莫言和陈忠实各写一篇。然而陈忠实远在西安，如何联系？写信，怕时间来不及；打电话，不知道他的号码。干脆坐火车，马上就走！
我与高志辰、刘侠6月11日下午3时多到达陕西西安，坐出租车直奔陈忠实的老家东郊灞桥区的毛西乡那着名的蒋村。车子沿灞河行驶，大概经过了三座灞河桥，驶进一个村庄，司机说这一带他不熟，得打听一下。随后我和高志辰下了车，想找乡人问路。这时恰好有一老汉，手提垃圾袋，从大路南面的院门走出，低着头朝这边踱了过来。高志辰赶上去问：“大爷，这是不是陈忠实的村子？”“嗯？”那老汉抬起头，眼神很是诧异。也就在那一刹，我发现此人似曾相识……对，就是忠实先生！
“陈老师，你好！我是潍坊的韩钟亮啊！”
“咦？老韩！”
后来回味这一细节，我不禁感慨：这就叫缘分！
陈忠实牵着我的手，进入那栋因《白鹿原》而名声大噪的陈氏祖屋。我依稀记得他的书房（兼会客室）门口朝北，外墙皮贴了白色马赛克，小窗外加了防盗网。看得出这是在老屋基础上扩建的新屋，增加了约10平方米的面积，使他可以靠南墙摆一张写字桌，靠西墙竖两架书柜，再增加几把座椅接待访客。
我向他展示了带来的礼物，即山旺古生物化石，上有1800万年前的小鱼。我说：“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他呵呵大笑道：“哎呀老韩，你看你也太客气了嘛！”欣赏了一会，问我来此何干。我说明来意之后，他有点儿困惑和犹豫：“我不是写历史小说的，对帝王也没甚研究，为甚找我写（序）呢？”对他的疑问我们早有准备，高志辰说：“陈老师是大家，再说西安出了那么多帝王，您哪能没研究啊？”我也赶紧向他解释：“您不一定当一般性的序言来写，单纯写写对皇帝的看法也行。总之随便写，长短都没关系，千字甚至七八百字都行！”陈忠实沉默了几分钟，忽然猛吸一口雪茄，重重地点了点头。
事情谈妥后，陈忠实请我们参观他的小院。我这时才发现天已傍晚，趁着光线尚可，赶紧拉他合影。当他邀请我们到近处一家饭馆吃羊肉泡馍时，我才如梦初醒，想起今天还有个任务没完成，那就是尚未到白鹿原上走走看看。我问他：“白鹿原在哪儿？”陈忠实说：“那不就是白鹿原嘛！”
白鹿原，陈忠实先生灵魂依附之所，它就在这栋老屋的东面，离此不过一箭之地。然而因为天色阴暗，我虽已来到它的跟前，却没感觉到它的存在。是大象无形？还是缘分不到？总之白鹿原对我来说，只能是神秘的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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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里论皇帝 自称得洞地之福
在白鹿原下拜访陈忠实先生约3周后，我收到了他从西安寄来的邮件，内有一信一《序》。先生在信中说：
短序写成，不足千字，如若比您规定的七八百字多点而不好排版，您可酌情删削。
论述皇帝，我有点惶恐。及至写成，仍不放心，念给一位作家朋友，以为不错，可以壮胆给您寄上了。
西安酷热，正当一年中最热的时月，我住乡下地下室，真是得洞地之福了。
他信中提到的“地下室”使我颇感意外。不知是在哪个房间的地下？也不知地下室里能否抽烟？总之这“洞地之福”别人体会不到，他以前也没说过。
接到《序》后，我赶紧复印、留底，然后将原件寄给北京的刘侠。没想到10天之后，也就是7月20日上午，陈忠实从白鹿原下的祖屋打来了电话，问我《关于皇帝》写得咋样？在我表达了赞赏之意后，他爽朗地笑笑说：“跟你说老韩，我还真是动了脑子。到（白鹿）原上走了走，往南往北望望，才想到了这么几句。前天来个朋友，给他说了说，他也觉得好，还说要发表哩。你看这样，能不能把那两张纸弄个复印件寄过来？我没留底儿。”
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陈忠实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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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引来名家大作
冯骥才（左）为本文作者韩钟亮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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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筝都》杂志创刊以来，得到许多文学大师的支持帮扶。作为“名誉主编”的冯骥才，不求虚名，真办实事，为《风筝都》约来了不少京津名家的大作，使《风筝都》在省内外文坛赢得了良好反响。
受聘“名誉主编” 《风筝都》掀开新篇
1991年10月2日，《大众日报》一位记者给我电话，说天津文联主席冯骥才在济南举办个人画展，在专业画家中引起了极大轰动。画展结束后，冯骥才准备到寒亭办点事，问我能否接待。我不假思索地表示欢迎，接着就找宣传部和市委领导汇报去了。
冯先生是10月5日下午1时许下榻于樱桃园宾馆的。午宴时我才得知，原来他要去寒亭区一家工厂，该厂对冯骥才的画展有所赞助，他这次来，一是要投桃报李，用自绘的山水画表示答谢，二是准备接受该厂“名誉厂长”的聘任。他的“第二层意思”对我有所启发，询问他《风筝都》杂志可不可以聘他当“名誉主编”。
冯骥才不仅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而且笑逐颜开颇以此“差使”为荣。于是我们赶紧向上级汇报，并获批准，向他颁发了“名誉主编”的聘书。既没搞什么仪式，也没请媒体宣传，一切都很简单，但冯骥才先生的态度却很认真。
接过聘书后，他庄重地表示：“这头衔虽然是虚的，但我还真应该为《风筝都》做点贡献。今后有什么事情，你们尽管找我！”而我也实话实说：“希望冯老师能利用自己的名望和朋友关系，在京、津联系些文学界名人担任刊物顾问，更重要的是为《风筝都》拉来大作家们的稿件。”
冯骥才满口应承，笑呵呵地说：“这事好办、好办……”
从那天起，冯骥才和我们成为了“自家人”，“名誉主编冯骥才”7个字也开始出现在《风筝都》每期的扉页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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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字感谢论大道 以鱼喻人启心扉
冯骥才是我仰慕的大作家，其小说如《雕花烟斗》《高女人和他的矮丈夫》《炮打双灯》等对我的创作影响极大。在谋面之前，真不知道先生多才多艺，且样样造诣精深。10月5日下午，在寒亭那个“名誉厂长”聘任大会上，我见到了他赠送该厂的一件原作真迹，是巨幅山水，的确功力非凡。从攀谈中又得知，冯骥才年轻时曾在天津美院当过教师，“文革”中偷偷临摹的《清明上河图》长卷，被一位外国人重金买去……说明他画价不菲，每一张当时就能卖3万元左右。但他轻易不画，更不“复制”，也从不白白送人。当然看在朋友份上，有时也以书法为赠。
几天来我一直陪他，参观十笏园、杨家埠等几个地方，也弄了一些他喜欢的潍坊工艺品，他感到“盛情难却”，答应为我写一幅字。按说写字并不费事，可他却不马上动笔。他解释说：“我给人写字，不会随便抄几句古诗，或摘几句名言。要写，得先看看你是怎样一个人，然后有针对性地写点什么。”说罢，还真是“相面”似的瞅我，若有所思。
第二天早晨，我赶到宾馆。冯骥才笑吟吟从房间出来，手里拿着一张宣纸。抖开来看，上面竖写着遒劲潇洒的两行大字：“小鱼戏水，大鱼沉底。”
“小鱼戏水，大鱼沉底。”它有怎样的涵义呢？先生却笑而不答。
后来我将冯先生的题词悬挂于书房，时时对着它“参悟”。我终于领会到了老庄的哲学，譬如《逍遥游》所蕴涵的大道真谛。我当然也有过“大鱼”的抱负，但毕竟能力不济，只能做个“小鱼”。不过“小鱼”也有“戏水”的快乐，这快乐“大鱼”则是体会不到的。
其实“大鱼”“小鱼”之论，先生不仅针对我个人，它暗含着对《风筝都》杂志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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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主编有求必应 约来京津名家之作
10月7日冯骥才离潍返津。一周后我拨通了他的电话，表示近期想去天津看他，并顺道到北京转转。冯先生爽快地回答：“下周三、四我在外地，周五、六你可来津。”然后叮嘱一句：“别忘了，给我带一幅《天津女教习》木版画啊！”
我想起那日陪他参观杨家埠年画研究所，冯骥才指着一幅年画激动地说：“你看，三寸金莲！”而那就是《天津女教习》。画上的女教习们荷枪而立，英姿飒爽，但细心一看，绣花裤下却都有一双尖尖小脚。冯先生非常兴奋，想将此画当作他那本《三寸金莲》再版时的插图。当时年画研究所的季所长就在旁边，我们是熟人，遂直截了当向他求取此画。然而季所长却很为难，说《天津女教习》所里只此一张，冯老师想要，得找出原版再印……冯先生当然不会强求，就委托我来办理。好在季所长翻箱倒柜，数日后还真是找到了它的原版，赶紧印了几张。
10月20日，我借用《风筝都》联谊单位高密骨科医院的救护车深夜到达天津。翌日上午，去冯骥才办公室，送上《天津女教习》和一方青州红丝石砚。寒暄之间，伴我同行的正骨专家单院长，闻听冯骥才腰腿不爽，二话不讲，当即挽起袖管给他按摩。约半小时之后，冯骥才反映“效果不错”，心情大悦，援笔写了“骨气长存”四字，答谢正骨高手。
当我提出想到北京组稿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好啊！北京我的朋友很多啊！”说罢立即打电话：“王蒙吗？我是冯骥才，对，‘大冯’。听着，有件事你必须得办！”他一连拨了七八个电话，跟王蒙、李国文、从维煕、张洁、叶楠等讲了一通，讲他最近多了一个名誉主编新职务，“现在就是向你要稿，当然是近作，没发表过的，具体事情就由我们的主编韩钟亮当面找你联系”。
当日下午我们驶进北京，住进了公主坟附近的海军招待所。有冯骥才的电话或书信引荐，我很顺利地见到了李国文、从维熙、叶楠等，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乐意担任顾问和立即为杂志写稿的承诺。
至于王蒙，那次因故未能谋面。1995年10月我再次进京，终于见到了他。后来在北戴河“中国作协之家”疗养，王蒙和中国作协副主席陆文夫也在。王蒙好像正写一部长篇，随身带着笔记本电脑，稍有空闲就敲上一段。陆文夫给我的印象则是温文尔雅，谦逊随和。期间我有幸获得了王蒙先生题签的新书《我是王蒙》，和他的“文以清心”题词。
再以后，冯骥才为《风筝都》的一次征文活动题写过贺词：“听命心灵，方为文章。”
今天翻阅《风筝都》头几年的合订本，发现李国文先生的散文《秋天的感觉》《我心匪石》《我家小院》和小说《说不说在你》，张洁老师的随笔《耳朵长得太大了》和《香港来风》，叶楠先生的小说《雪下得好急哟》《黑山口》和《骚女人》，以及从维煕先生的《美利坚手记》《梦呓》等，都是凭冯骥才这杆“大旗”引来的名家之作，也着实提高了《风筝都》的品位，使之在省内外文坛赢得了良好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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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筝都》得汪曾祺厚爱
1991年，汪曾祺赠给作者韩钟亮的《玉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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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报》“经典作家系列”曾做过汪曾祺先生专刊，专刊有文称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这是很高的评价。笔者生而有幸，曾两次拜访过这位“士大夫”。请他担任《风筝都》的顾问，并“编辑”过他的作品，并获赠了他亲笔题签的书籍和水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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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树村里访名士 汪老赠画玉搔头
与汪曾祺先生相识，是在1991年深秋的一个下午。在京顺利完成组稿任务之后，我又想拜访汪曾祺先生。我从别处打听到汪老的电话，接通后，老先生对我这个陌生人竟没一点警惕，我刚说明拜访的意愿，他就痛快地告诉了我他寓所的地址，然后确定我到达的时间，以便提前在电梯口迎接。
10月27日上午，我来到着名的“榆树村”，走出电梯的时候，果然汪老在那儿等候。他衣着的款式和料子都很普通，色调也很灰暗。鉴于此前拜访几人有过进门先换拖鞋的经验，所以我特意把袜子换了新的。进屋我要换拖鞋时，汪老却摆摆手阻止了我。他引导我进入一间背阴的不超过10平方米的“斗室”，自然是汪老的书房了。
令人意外的是，室内并无书架，也无文玩，倒是有一卷卷的宣纸，堆放于书桌和坐具。如果不是墙上挂了一幅张大千的花卉斗方，我真不敢相信这就是一代名士的书房。
落座后，我奉上几册《风筝都》杂志和潍坊的嵌银红木筷，申明来意，在说明想请他担任顾问，可《风筝都》又是非正式刊物时，表达有点嗫嚅。但沈老却很认真地说：“怎么是内部刊物？我看比（某些）正式刊物还好！”
这评语我知道有点“谬奖”，但从老人家眼神中看不出一丝虚情。接下来我介绍了《风筝都》的基本情况，以及潍坊一年一度的风筝会。他听着，温暖的目光一直没离开我的脸，竟使我忘记了拘谨，觉得可以无话不谈。
不知不觉坐了半个钟头。起身告辞时，我下意识地看了看桌上那卷宣纸。汪老肯定领会了我的“恋恋不舍”，于是让我“稍坐”，然后提笔濡墨，在一张国画上刷刷刷书写起来。原来那是四尺三开的条幅，画的是墨色玉簪，其上花开两朵，俱以淡墨勾线，其下浓叶数片，水墨淋漓。题款是两句诗：“昨夜群仙真失态，舞酣抛落玉搔头。”我知道汪老书法有米（芾）氏趣味，其画则是典型的“文人画”，格调非常高雅。
这幅“玉搔头”遂成为我的“镇斋之宝”。后来我弄到一本山东画报社的《汪曾祺文与画》，上面有许多彩色的无骨花卉，我觉得这幅墨色玉簪比它们并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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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收到邮件 刊发汪老新作品
我从北京回到潍坊，大约一周之后，收到了汪曾祺的邮件，是汪老新作，《聊斋新义》之《虎二题》。彼时汪老正在雁荡山参加一项什么活动，邮件是由夫人施大姐寄发的。汪老以往的小说，多写家乡的陈年旧事，但《聊斋新义》有所不同，是拟蒲松龄手法，写古时的传奇轶闻。
《虎二题》的第一篇，即《老虎吃错人》。那位吃了穷苦老奶奶独生子的老虎，为赎罪愆，竟做了老奶奶的儿子，而且十分孝顺。故事固已离奇好玩，结尾则愈加有趣且发人深思：老奶奶死后，她的虎儿子请银匠做了副银锁，上錾“专吃坏人”四字，然后就做了法律的维护者，使“自己觉得是坏人的人”，从此再不敢胡作非为。《虎二题》之二，写的是《人变老虎》。一位柔弱书生，因其妻子美貌而被恶霸公子杀害。书生之弟决计为兄复仇，却苦于无法，只好变作老虎……后来他恢复人身，讲出了人变老虎的秘密。公子的老太爷将其告到县衙，县官却“觉得过于荒诞，不予受理”。汪老这两篇短小说的确“过于荒诞”，寓言意味也十分明显。据我所知，他是从十年前就开始写《聊斋新义》的，老人家求变求新，却未丢其本色，值得我辈好好学习。
汪曾祺的作品能在《风筝都》上发表，这无疑是我们的殊荣，所有编辑部的同仁都感到无上荣光。然而遗憾的是，此后我再也没收到汪老的稿件。随着时光的推移，有关他的信息也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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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亥再访榆树村 仁者音容永留存
倏忽4年过去。1995年10月我赴京办一件私事，蓦地想起汪老，不知身体如何？遂于12日下午再访“榆树村”。跟上次一样，我走出电梯的时候，已经有人在1号门口等候。但却不是汪老，而是他的夫人施大姐。
施大姐将我让进客厅，给我泡茶，并娓言解释说：“老汪刚刚睡醒，这就过来。”话刚落地，汪老就站在了我的身边。我发现他气色不是太好，缺少了4年前的奕奕神采。他陪我坐下，施大姐却并未离开。寒暄过后，话题扯到了《风筝都》。我说，因资金自筹，刊物办得不好，有负汪老期望。话说得少气无力，真不好意思与汪老对视。汪老一言不发。施大姐倒是一个劲地说很好、很好。少顷，老两口耳语了几句。然后汪老不声不响地站起，再慢慢地踱了出去。
我以为汪老身体不适，须回房休息，打算告辞。但施大姐却微笑道：“他没事，你再坐坐。”大约一刻钟的样子，汪老又踱了回来，手里多了两本书。施大姐说：“这都是送给你的。”我不禁一愣，迎上去接过。原来，那是汪老的两部作品集，一部是漓江出版社精装的《汪曾祺自选集》，一部是汪曾祺着、李辉主编的“金蔷薇随笔文丛”之《榆树村杂记》。打开来看，两书扉页上皆有“钟亮同志惠存 汪曾祺 一九九五年十月”硬笔题字。
返回招待所的路上，我心情非常复杂：既因获得了“名士”的厚赠而大感喜悦，又因打扰了老人的生活而心怀愧疚。这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后一种情绪日益加重，竟使我再不敢联系汪老，以至断了音讯。但汪老的《榆树村杂记》和《汪曾祺自选集》，我则时常捧读。因了汪老的“熏陶”，我也迷恋上了国画。并以汪老《自得其乐》篇的意思，请人刻了一方“自得其乐”闲章。如此一来，似乎自己身上也沾了一点“士大夫”的“仙气”。
本期图片均为韩钟亮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