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包产到户”由非法到合法的艰辛历程
2008-10-20 11:51:19 来源: 南方都市报
口述史第33期
昨天，新华社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
“包产到户”获得“长久不变”的稳固地位。
中国的改革大潮发端于农村，发端于“包产到户”。30年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极大调动了亿万农民积极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
然而，即使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包产到户”合法地位的取得也不是八台大轿抬出来的，而是从羊肠小道走出来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依然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个不许”到1982年中央1号文件为包产到户“正名”，走过了一条曲折的路。
原广东省委常委兼省农委主任杜瑞芝对推动广东乃至中国建立“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都起了重大作用。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杜瑞芝为我们讲述了“包产到户”由非法到合法的艰辛历程。
■口述人简介
杜瑞芝
山西榆社人，1920年出生。“文革”中因反对“顶峰论”被监管，下放到“五七干校”监督劳动。1974年底恢复工作，先后担任广东省农委副主任、主任、中共惠阳地委代理书记。1980年5月起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省农委主任。1985年7月任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任仲夷同志的总结，给省、地、市、县各级领导层中存在的“包”字之争，打上了句号。此时仍有个别领导同志思想不通。据说，听了仲夷同志作的总结讲话后，韶关地区一位县委书记说，原来任仲夷和杜瑞芝是“一丘之貉”。———杜瑞芝
我长期从事广东农村工作，改革开放以来也一直致力于推动广东农村改革，几十年来受到过不少批评和攻击。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政策，是冲破了很大阻力的。大家都知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是绝对不准搞“包产到户”的。在三中全会后一两年时间里，“包产到户”仍然是个禁区，突破这个禁区谈何容易。
十一届三中全会“两个不许”
“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影响很不好，限制了许多同志的思想，不敢搞包产到户的改革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开了36天，华国锋最初确定会议的主题是关于经济建设的。本来会议还准备搞农业学大寨。以前搞学大寨运动，我就是广东学大寨办公室的主任。有人曾经动员我去参观大寨，我说我想不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了解到去大寨参观，不能和当地老百姓谈话。不能和老百姓谈话，了解不到真实情况，那我去干什么呢？
十一届三中全会经过认真讨论后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对农业问题进行拨乱反正，然而，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这两个不许，影响很不好，限制了许多同志的思想，不敢搞包产到户的改革。当时华国锋同志讲不要把生产责任制同包产到户、单干混同起来。可见，华国锋把包产到户与单干当做一码事。
在农村改革问题上，突破限制比较早的，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1977年11月搞了一个《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放开了一点，但还不是包产到户。邓小平把安徽的这个经验带到了四川省，当时四川也搞了一个“省委十二条”，也不是搞包产到户。这样一来，农民有了生产积极性，粮食增产起来。
华国锋不支持推行包产到户
1979年中央31号文提出了不许包产到户等“三不许”，但开了个小口子，允许山区单门独户搞“包产到户”
1979年3月12日至24日，国家农委邀请七省农村工作部门和三个县的负责同志，就当前农村中的一些迫切问题进行座谈。我和博罗县委书记何春志参加了这次座谈。会议由刚“解放”出来不久的杜润生以国家农委副主任身份主持召开。杜润生当时住在一间简陋破旧的房子里，连电话都没装上。当他见到久别重逢的我这个老搭档时，异常高兴，他介绍我和史林琪（时为吉林省农工部部长）见面交谈，情不自禁地说：我的队伍壮大了，对“包产到户”问题又多了一个支持者。
会上重提“包产到户”问题，不乏同情赞扬之声，我和史林琪都极力主张对包产到户“开个口子”，放开一点，尊重农民群众的选择。当然也有一些同志怀疑和反对，并引起激烈争论。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同志于3月20日到会讲话，定了调子，不支持推行包产到户。
3月29日，以国家农委名义上报中央批准全国参考执行的《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纪要》即中央31号文，提出了“三不许”，即“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化小核算单位，一律不许分田单干”。但31号文开了个小口子，允许山区单门独户搞“包产到户”。
邓小平支持试行“包产到户”
他说：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担心是不必要的
时至1980年1月，国家农委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1月26日，杜润生在讲话中谈到“包产到户”问题，可以看得出是想放松一些口子的。但到了1月31日，华国锋等人听取会议汇报后的讲话，情况又不妙了。华国锋明确提出：“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对此，邓小平的看法则有所不同，他说：“很重要的一点是管理问题，管理好，不会出大问题。”
此后不久，在1980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央人事上有了重大变动，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在安徽大力支持大包干改革的万里同志调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农村工作。到5、6月间，对“包产到户”问题的认识，取得了明显的突破。邓小平于5月31日同中央负责人就农村问题发表了谈话，支持一些地方试行“包产到户”。邓小平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我是从6月23日中央办公厅转发6月19日《关于当前农村政策问题的一封信》上知道小平谈话内容的。
“包产到户”真正得以“正名”
完全冲破“包产到户”禁区是1982年1月1日发出的中央1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随后，9月召开了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对包产到户问题进行专题座谈，争论很大，开始只有任仲夷、周惠、池必卿等少数几个人明确表示支持，多数人保持沉默，仍有人提出尖锐指责。杜润生同志受中央委托，在会上作了专题报告。他机智地选择了一个最易统一双方认识的结合点，引用了实际调查材料，入情入理，很有说服力。最后一致通过并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1980年75号文件。对于“包产到户”的性质问题，75号文回避了。这不是一时的疏忽，而是有意回避的。尽管如此，75号文仍然强调说：“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
完全冲破“包产到户”禁区，是1982年1月1日发出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当年的中央1号文件。该文件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的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至此，“包产到户”才真正得以“正名”，列入“正册”，禁锢已被完全打开，原来赞成搞“双包到户”的同志终于松了一口气。
我们同农民打了两年拉锯战
对农民搞包产到户，主要是采取硬纠硬扭的做法。但是你越硬纠硬扭，农民越不接受，越搞“双包到户”
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农业的文件，对农村改革规定的“两个不许”，我心里是有想法的。
根据调查掌握的一些实际情况，我组织起草了《关于“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问题的意见》的文件，这是三中全会后省委批发的关于农业的第一个正式文件。这一时期，生产责任制引起了各级的重视，得到了推广，但包产到户还是不准搞的。对农民搞包产到户，主要是采取硬纠硬扭的做法。但是你越硬纠硬扭，农民越不接受，越搞“双包到户”。我在1980年省委召开的一次会上说过，我们“同农民打了两年的拉锯战、消耗战”。
1979年7月，我在省农委第一期经营管理干部训练班的讲话中，说：“大家都说‘包产到户’不好，我也说不好，但它比起逃荒、饿死人好一些吧？大家回想一下，1960年是个什么样子。”这就是我当时对“包产到户”的真实思想。
自觉不自觉同农民站在一起
我一再呼吁对单干、包产到户等问题，不要硬纠强扭，不要与农民群众对立。但省里的领导同志未能采纳我的意见
1980年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里通过深入农村调查，我深受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启发和教育，自觉不自觉地同农民站在一起，向“包产到户”这个禁区冲刺了。
当年3月春耕大检查，我受省委指派到湛江地区检查春耕。我历来对催耕催种不感兴趣，倒是重视了解农民和基层干部是怎样搞生产的。
在这次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基层的农民群众对生产责任制有许多疑虑，很多人心里没有底，农村有各种传言。当时海康县传言“政府搞责任制，就是叫你搞单干”：“四川已经全部搞单干了”。还有人对社队干部说：刘少奇都平反了，可以搞四大自由了；你也不了解中央的底，人家是一步一步地放。有一位大队书记开会对群众说：刘少奇平反了，迟早要分田单干，我们不等了，要赶快分掉。那时农村改革的方向不明朗，大家思想上都比较模糊。
这次湛江之行，从3月2日至12日共10天时间，跑了九个县（市）和一批社队，做了调查，了解到基层的实际情况。我整理了材料汇报给省委，意在能引起省委领导的重视，并提供一点解决问题的借鉴。我一再呼吁对单干、包产到户、分队等问题，不要硬纠强扭，不要与农民群众对立。但省里的领导同志未能采纳我的意见。在农村改革取向的这些问题上，当时人们的认识很不一致，省委不少领导同志也不赞成搞“包产到户”。
紫金县调查对我触动很大
紫金县大纠单干风有三次，纠一次扩大一次。农民批评我们“该管的事不管，不该管的事却管得很严”
1980年5月27日，省委一位领导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作了总结讲话，他认为现在全省有20多个县发生分田单干或变相分田单干的问题，也有一些是“包产到户”问题，其中有些情况相当严重。
1980年6月后省委组织了200多人到各地纠单干风、分队风。我带队到了单干风、分队风最严重的紫金县。
紫金县大纠单干风有三次，纠一次扩大一次。这实际是农民群众对极左路线的惩罚。那里的农民不只是搞单干，各种形式都有，大体都是包产到户。农民群众根本就不怕你来纠正，社队干部汇报时都讲是集体生产，实际私下全分了，你来调查就说是集体的，你一走就都分了。
对群众采取压服政策的“武纠”最糟糕，黄塘公社书记纠单干很凶，农民等他睡觉后再分田，组织了十多人站岗放哨对付他。农民批评我们“该管的事不管，不该管的事却管得很严”。
这次蹲点调查对我的触动很大，深深体会到农民群众对改革的迫切要求。我于1980年6-7月间，对分田单干、包产到户等问题，写了两份报告，送交省委及省农委党组，谈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提出应把包产到户当做权宜之计的“权宜”二字取消，要把它当做一个重要政策，主动领导农民群众搞双包到户的改革。
写这个报告，当时我心里还是有些担心的，害怕人家借此机会整我。当然我也做了挨批的思想准备，我也开始收集一些材料包括邓小平关于包产到户的讲话，用以对付批判我的人。
我被骂包产到户“罪魁祸首”
有一位地委书记说谁搞包产到户谁就是历史罪人，并指责我是支持包产到户的“罪魁祸首”
时任省委第二书记的杨尚昆同志对这两份报告很重视，他对我说：“我已多年没见过这么好的报告了。”尚昆同志又批示把这两份报告，发给省委常委和正在省里开会的各地（市）委书记。但省里没有采纳我们的意见。
当时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那“两个不许”。广东的压力也大，领导层的意见分歧大，思想斗争厉害。反对推行包产到户的阵容很强大，从省委到地委、县委都有一些领导持不支持或反对的态度，我所知道和接触到的就有好几位。诚然，这里有些同志是为了紧跟中央当时的这种表态。一位地区的领导同志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主张维护生产队的基本核算单位地位，不能分队，不能搞双包到户。省委一位常委还赞扬他这篇文章，说他写得很有水平。当时有一位地委书记说谁搞包产到户谁就是历史罪人，并指责我是支持包产到户的“罪魁祸首”。还有一位地委书记指着鼻子骂我是主张搞单干的“罪魁祸首”，我未答理他。
地方干部思想发生转变
和平县委书记主动搞定产到田，说“如果省委、地委追究责任，我负责；要枪毙，我就顶第一枪！”
从紫金蹲点回来后，没过多久，惠阳地委书记李富林被派到中央党校学习，习仲勋同志问他走后由谁来负责惠阳的工作，李富林就提名我去当代理书记，习仲勋同志同意了。李富林之所以要我去惠阳，是因为他知道我支持搞包产到户，我去了那里可以保护当地农民搞包产到户，不翻案。
到惠阳地委任职不久，和平县委书记向我汇报了他对于“包产到户”问题的思想变化过程。他说纠单干50多天，县常委回来碰头，大家有了共同语言，一致认为硬扭不行，一定要搞好责任制；在常委会上，他要主动搞定产到田、责任到劳的责任制，说“如果省委、地委追究责任，我负责；要枪毙，我就顶第一枪！”秋收后，县开三级干部会推广下车公社“包产到户”的经验，动员群众大张旗鼓地搞起来。我感到这个材料既生动又有说服力，便打印出来，送给省委主要领导和省委分管农业的领导参阅，希望能够用基层生动有力的事实来说服省委领导。
各级干部和群众思想不一致，各个地方各级领导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惠阳地委有一位副书记也坚持反对搞包产到户，当他后来听到政策放宽的消息时，惊慌失措地说：如果省委承认包产到户，就把我们推向了审判台。
任仲夷给包字之争打上句号
当然，此时仍有个别领导同志思想不通，一位县委书记说，原来任仲夷和杜瑞芝是“一丘之貉”
1980年11月，新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来了。他来后不到半个月，就先后在省、市局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和地委书记座谈会上传达了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接见他时的谈话。任仲夷讲中央领导同志曾说：有的省没有被批准实行特殊政策，但搞得比广东活。仲夷同志强烈呼吁要“三真”，就是特殊政策要真特殊、灵活措施要真灵活、先走一步要真先走，不然还是空的。关于农村搞“包产到户”，仲夷同志曾坦率地说：“包产到户我不害怕，广东这点土地还没有东北的自留地多。”
但是，直到1981年1月召开全省地、市、县委书记会议，对“双包到户”问题的看法，领导干部中仍有很大分歧。任仲夷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他用搞了“双包到户”后增产增收、经济发展、市场活跃等大量事实，说明农村形势的主流是好的；他明确指出已实行“双包到户”的地方，只要群众满意，能够增产，对国家贡献增多，就不要硬去改过来。任仲夷同志的总结，给省、地、市、县各级领导层中存在的“包”字之争，打上了句号。当然，此时仍有个别领导同志思想不通，甚至很不满意。据说，听了仲夷同志作的总结讲话后，韶关地区一位县委书记说，原来任仲夷和杜瑞芝是“一丘之貉”。
1981年“双包到户”进一步打破“三靠”地区界限，向经济发达地区扩展。当时新任佛山地委书记的童孟清说，搞了“双包到户”以后，下大雨时农民用蚊帐布围住承包的鱼塘；烟叶被水淹沾了泥巴，农民用脸盆打水去洗；农民还用电风扇吹干谷子。童孟清还告诉我，佛山地区原来反对“大包干”最厉害，现在搞大包干也最坚决。
策划：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特约撰稿：陈弘君王涛王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