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州大云寺
李瑞之
要说青州的大云寺，首先得从云门山说起。
相传云门山原名纱帽山，因秦始皇东巡时发现这一带帝王之气甚是浓厚，怕有人造反夺了他的宝座，于是就下令在乌纱帽帽冠上凿了个洞，把这风水给破了。因此洞阔大如巨门，时有云雾穿过，故名云门山。
云门山主峰峰顶平坦如砥，很早就有“大云顶”的称谓。
据光绪版《益都县图志》，“富郑公题名（在云门山，庆历八年十月）：庆历八年十月十二日，东路安抚使、知青州事、洛阳富弼彦国，暇日，肃宾逮仲弟义彦容，游云门山大云顶，题记洞壁”。
庆历八年，是公元1048年，时在北宋。 “大云顶”的称谓，不可不谓古老。
可是，云门山山顶称作云门顶，好像是情理之中的，它为什么叫作“大云顶”呢？
这，可能与这山顶上曾经存在过的一座寺庙有关。
据光绪版《益都县图志》记载，“云门山壁龛功德记（在云门山，广顺三年十月）……云门山大云寺者，未可知其始建之时也。因览古碑云‘开皇年中，曾有修建’”。
此功德记，于五代时期后周广顺三年，即公元953年，刻于云门山上，其中记有古碑文“开皇年中，曾有修建”。开皇是隋文帝的开国年号，自公元581年，用至公元600年，所以，大云寺至少应该在隋代以前就已经存在了。
曾经有爱好文史的朋友说，隋代的大云寺在今南门外。如今看来，这是不对的。他们可能是受了嘉靖版《青州府志》、康熙版《益都县志》以及光绪版《益都县图志》等的影响，它们都说“大云寺，旧在云门山后”。其错讹，是因为没有注意到《云门山壁龛功德记》而导致的。
因为大云寺的功德记是刻在云门山上的，这大云寺，就应该在云门山上。既然是“旧在云门山后”，这旧时（也就是隋代）的大云寺，就很可能在云门山主峰以北，当然不可能很远，极有可能就在主峰以北的平台，也就是现在道观的所在地。
唐代之初的大云寺，应该是承袭了隋代的大云寺。
但是，公元690年，当过皇后、皇太后的武则天，觉得意犹未尽，就想当个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女皇帝。在这时，“恰巧”洛阳白马寺和尚冯小宝等人，就正好“发现了”一本《大云经》，其中有“弥勒下生作女王，威伏天下”的字眼儿。于是，武则天便顺应“天意”，改唐为周，做了女皇，并下诏长安、洛阳两京都以及各州府，敕建大云寺，广诵《大云经》，宣扬“君权神授”，以巩固自己的帝位。
在这样的背景下，位于云门山主峰北侧的大云寺，显然就不够规格了。于是，在武则天天授二年，即公元691年，当时的北海郡，便把北齐武平四年的“南阳寺”，也就是隋开皇元年的“长乐”寺（又称“道藏”寺），改名为“大云”寺。当然，这时云门山上的大云寺，也不能废除，它很可能就成了大云寺的“别院”。
自从公元684年武后则天干政，直至公元710年唐睿宗李旦登基，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唐朝一直呈现阴盛阳衰的局面。而且，即便是唐睿宗李旦登基后，太平公主自恃拥立有功，经常干预朝政，结朋构党，妄图加害太子李隆基。公元712年，唐睿宗李旦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早早地把政权过渡给了太子李隆基，是为唐玄宗。公元713年，太平公主事败，其权利集团被诛灭，太平公主被赐死家中。公元720年，因为钦仰慧忠禅师，唐玄宗将他恭迎入京，特意选定南阳龙兴寺，敕任其为住持。这其中，不无重振李唐龙脉之意。
据嘉靖版《青州府志》，开元十八年，即公元730年，大云寺主院更名为“龙兴”寺，这多半就是受了政治上的影响。
大云寺主院更名龙兴寺后，云门山上的大云寺仍然存在。
到了宋代，云门山上的大云寺又被承袭了下来。据光绪版《益都县图志》，“僧守忠碑（在云门山，嘉佑三年四月）：镇海军云门山大云寺主僧守忠，本贯沂州沂水县颜温刘田村□家庄，俗姓霍”。嘉佑三年，是公元1058年，时处北宋。这，就是证据。
山东省情资料库《青州市志1840—1987》，收录了著名考古学家阎文儒先生（1912年-1994年），的《云门山与驼山》一文，文称“云门山……唐、宋都把这叫作大云寺”。
嘉靖版《青州府志》和康熙《益都县志》都记曰，“大云寺，旧在云门山后，明景泰徙建山南麓，唐李邕撰大云寺禅院碑铭并《记》。”
这样看来，明朝所建的大云寺，似乎就在云门山的南坡上了。今人多依据云门洞南口悬崖上方的题刻，“云门山大云寺”，认定明朝的大云寺就在这悬崖之下。
但是，在对劈山西侧十字村进行走访的时候，意外地得到了一个信息，大云寺不在云门山的南坡上，而是在劈山主峰以北的山谷之中。后来，又经过退休老教师陈立成先生和原五里镇文化站站长杜先亮先生的确认。两位先生都是十字村人，对当地的文化传说相当熟悉。
早年间，杜先生还曾经采访整理过一个相关的故事。
从前，大云寺里有99位僧人，可是每到吃饭的时候，如果发放99副碗筷，就总是有一个僧人分不到，后来就干脆顿顿饭准备100副。方丈怕出蹊跷，请来了懂风水的大师。但是，大师在寺庙内查来验去，就是看不出任何端倪，于是就住了下来。有一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从院内一口水井中刮出了呼呼的大风，紧接着一条粗如斗口的巨蛇一跃而出，浑身发着闪闪的金光，在空中转了一圈，又一下子扎入井中。见此情景，大师心中便明白了个中原委，原来多出来的那个和尚，就是这条巨蛇变化而成的。方丈知晓后，再三恳求大师将大虫驱逐掉，以免祸灾。大师听后暗自窃喜，他知道这条成精的巨蛇身上有宝物，这宝物就是巨蛇的双眼。大师寻访到当地的高明铁匠，打制了十二把薄如蝉翼的柳叶形钢刀，刀尖上涂上剧毒，刀尖对刀尖地在井口内插了一圈。这天夜里，大师手持辟邪利剑，屏住气息，守候在井旁暗处。等到半夜时分，巨蛇猛地窜出，却被尖刀划了个肚破肠开，法力尽失。自然，这大师也就得到了他所要的宝物。方丈闻听结局，懊恼不已，原本只想驱走异类，不曾想却害了它的性命，污了这佛门圣地。从此之后，大云寺的香火就很快暗淡了下来，不久就成了废址一座。
在与文史爱好者交流时，孙晓斌老师给我发来了一张图片，图片是明末清初李焕章的《大云寺记》，其全文如下：
“寺在郡之南山下，《水经》所云劈头山也。北云门，东西驼青诸山，峰峦四合，中纵广十余里。树参差引满，不见涧壑，墙头屋角，隐约微茫，皆小村落，丛篁密簀，杳不知寺在何所。钟磬声出于林薄，识为路，入寺不知其为寺也。古槐当门，穿隙而过，则仁王殿也。寺旧有李北海大云寺碑，今无存，郡邑志载其文，不详其在何地，意寺僧苦摸拓，铲毁之，而文人墨士，留于志乘，此金石之所弗能永，鬼神之所不能护者也，操觚家亦大有权力哉。或云寺僧狡而慧者，曰多宝头陀，于我何与，亦善为寺解嘲矣。昔从仲兄读书寺僧舍，余庚午一过，己卯一过，康熙丙午、丁未三四过。今寺僧来言寺幽趣，竟身在瀑布下，珠溅溅衣袂也。尾僧后，越云门东山口十数里，入寺，听子规声，酌冷泉，啜櫻桃而甘。既暝，随樵人下，归法庆寺。某月日记。”
李焕章（公元1613年至公元1688年）字象先，号织斋，广饶县大王镇李桥村人，明末秀才。明朝灭亡后，绝意仕途，遍访名山大川，为文磅礴豪放，康熙《益都县志》等志书常见其文。
对照李焕章的《大云寺记》，陈立成和杜先亮二位先生所说的大云寺的位置，正好相符。
有关大云寺的位置问题，终于拨云见雾，昭然于世了。
而大云寺里隐身的和尚，以及广福寺的隐和尚这一传说，其由来都和龙山南溜埠前村福胜院的隐和尚一样，是有所暗指的，前两者都是隐喻劈山山脉这一山体巨佛。
至于巨蛇的传说，似乎与这条涧沟的名字有关，是古人依据涧沟的名字进行的附会。据光绪版《益都县图志》，此山溜叫作卧龙涧。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大云寺，按照十字村人的说道，应该叫作“dàiyin寺”。
这“大”读作“dài”还好理解，“云”为何为“yin”呢？
查汉典网发现，《康熙字典》对“云”的解读是，作“说话”解时，是“叶于先切”，音近似“言”；作“山川之气”解，也就是“云雾”之 “云”时，有两个读音，一个是“王分切”，近似“文”音，另一个是“于分切”，近似“银”音。
所以，大云寺自然就是“dàiyin寺”了。
写到这里，忽然萌生了重访大云寺遗址的念头。
2020年12月28日上午，与闫玉新老师一拍即合，立即前往。
十字村一位近70岁的妇人告诉我们，大云寺又称东寺。
按理说，有东寺就应该有西寺，但是问她西寺在哪，却道从未听说过。至于大云寺的传说等，她更是一无所知。幸运的是，有一位年近60岁的钟先生自愿为我们做向导。（只可惜，当时觉得他们提供的线索不重要，没有记下他们的名字。甚是遗憾！）
大云寺旧址掩藏在桃林之下，若非知情人指点，已很难寻觅。乱石堆中，偶尔可见大云寺的残砖、断瓦和残存的墙石，至于其规模，已无法判断。钟先生说，他小时候依稀可辨大殿的残基，可惜他已忘了具体有几座。不过从他所指定的区域来看，该寺院规模并不算太大。
而从李焕章的游记来看，“入寺不知其为寺”，描述的大殿也只有一座“仁王殿”，“东寺”的规模确实有限。
闲谈中，又向钟先生确证了两个奇怪的地名：大yin溜、小yin溜。二者都是从劈山而下，向北铺开，但是，小yin溜在大云寺以西不远处，而大yin溜却在最西边，远离大云寺。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叫作小yin溜的山溜子，却比大yin溜的规模还大。
考察归来，仔细思考，联想到村妇的话，我觉得似乎找到了答案。
极有可能，早年间大云寺曾经有过东、西两个院落，而西寺规模较大，就在大yin溜这里，后来，由于某种原因，西寺先行毁废，只留下了东寺，东寺也就成了人们记忆中的大云寺。
想到这里，我回想起了明末工部尚书钟羽正后人，郎家庄钟耕文先生曾经提供过的一个资料。
《钟羽正文集》中有一篇文章，记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9月。文章说，“予盖有义田之志，为官薄而早归，未酬也。有驼山东七圣村庄，一处官亩三百五十亩，立约闻官，永无分析典卖，本宗年高有德者主之。除赋税外，修墓、修祠，其余以恤鳏寡孤独之葬。置簿以明出纳”。
“为官薄而早归”，是钟羽正“未酬”“义田之志”的原因。所以，这里所说的“立约闻官”的“三百五十亩”田产，不可能是钟羽正购得的，很可能是他告老还乡后，皇帝赐给他的养老田。
明朝官田的主要来源有：强夺百姓的田产、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屯田等。
还官田，是曾经赐给官员或由民承种，后因事故又还回来的田地。没官田，是指没收上来的田产，就是把严重违反法律者，籍没家产，拘其田土入官。断入官田，是官府用法律手续，把民田改为官田，比如某家全亡，户口已绝，田地无主，改为官田。屯田，是中央政府为扩大国有资产，统一部署，采取军屯、民屯、商屯等模式开垦的边疆土地。
然而，钟羽正得到的这三百五十亩官田，怎么看也不是屯田，也不是还官田，也不是没官田，更不可能是强夺的百姓田产。而且，驼山东只有十字村有钟羽正后人，所以，这官田必在十字村无疑。
考虑到，在康熙年间，李焕章还曾拜访过大云寺（即上文提到的“东寺”），那这三百五十亩田地的来源，就只有一种可能了：断入官田。是大云寺西寺没落，破败，结束之后，寺院的田产归公，然后又赐给钟羽正的。
这，或许就是李焕章拜访大云寺时，没有见到“李北海大云寺碑”的缘故。或许可能是，旧在西寺内，西寺毁废后，它就没了下落。
另外，当地人还有一个传说：先有大云寺，后有青州府。
南燕国主慕容德极其崇尚佛教，曾经花费两个县的税收营建皇家寺院七级寺，那么，或者国家行为，或者民间行为，在天然巨佛身边，建一个规模较小的寺院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而青州古东阳城作为刺史部的所在地，最早是在东晋大将刘裕灭掉南燕国之后。
这，或许就是“先有大云寺，后有青州府”之说的由来。
写到这里，我想，或许大云寺西寺，早已不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已经无法查找，但是，对于钟羽正的350亩的义田，或许还是能够被调查出线索来的。最起码，我们可以从解放前十字村钟氏的祖地上得到印证，而且这个思路也应该是正确的。因为，据1991年版的《青州市地名志》，十字村1991年仅有土地628亩，那么在明朝末年，十字村的土地应该更少。而且，一方面，这350亩土地应该在当时所占全村耕作面积的比重更大；另一方面，它应该是占据了比较好的地段。
2021年元月2号下午，重访十字村，走访了十多个老年的村民，一直都没有找到线索。不过，他们却都又一致坚持说，大yin溜比小yin溜大。但是，当我问他们，古人命名的时候为是么没有把相邻的两条山溜子用“yin溜”来命名，而是还隔着银牛溜、罗圈溜等时，他们也是一头雾水，不知其所以然。
就在在我准备离去的时候，从西边来了位老先生。我纯粹出于想碰碰运气的目的上前搭话，结果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却也是我意料之中的答案。
老先生叫杜明祥，今年77岁。他又找到84岁的钟读和老先生和一位92岁的老太太交流，并进一步确认了西寺的规模。
今十字村大街古槐树北侧十字路口的东北角，是曾经的土地庙。土地庙以东便是西寺，他们管它叫庙，也称大庙，庙有田产一亩四分。现在60岁以上的人，还管这一地段叫作“庙”。庙分为东西两个院落，东西总长达好几十米，南北至少三十多米，正殿的柱子有一抱多粗，直径约50公分。西院是正殿的所在，庙门在西院的南偏西，庙门东侧是钟楼，是亭子结构，钟有水瓮那么大，钟楼下的条石被人坐的锃亮。东院往西进入西院，和西院走的是同一个南大门。杜先生幼时，大殿里供奉的是泥塑的菩萨像，南屋供道士居住，但是东院已经毁废，北屋只剩下了屋框子，东屋尚存。解放后，村长项锡仁带头，一边念叨“有神的上天，无神的下湾；上级的指示，扒了与俺无关”，一边把泥塑像打烂清除，然后将西院改做了学堂，称“十字完小”，杜明祥先生是这里的第一级学生。同时，钟楼里的钟也被砸毁，卖了废铁，当时村主任的三弟，人称项三，还用碎铁换了一双新鞋子。
后来，因为十字村原来用作基督教堂的院里学生太多，容纳不下了，村里又把大殿拆毁，原地基上改建民房，用拆下来的材料建了十几间教室，从角楼村，到张家峪村，到黄峪村，东至花林疃村，二十个多个村庄的学生全部集中于此，组成了“十字村高小”，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高小为国家培训了大量的人才。
今青州市委党校西隧道西口往南，是大云寺东寺所在的山溜，东寺住的是和尚。隧道口西约500米有一条南北向冲沟，再往西又有一条冲沟，两条冲沟之间的地，祖上相传叫作徐家台子。徐家台子，是十字村坐地徐氏（即原居民徐氏）的原有土地，徐氏人口逐渐减少，今仅存一家，但无后人。
劈山以北，徐家台子往西，西至十字村西河道，所有的好地，在上世纪入社（见备注）之前，都是钟氏家族的土地。
这一带的上等土地，粗略估算，正好相当于钟羽正所得的350亩官田。
这正好印证了一个猜测，大云寺西寺规模大，所以它正对的山溜子被称作“大yin溜”，西寺没落之后，其田产被收缴为官田，后来又被赐给钟羽正做了他的养老田，而钟羽正将其用做了义田，来看管义田的钟氏后人繁衍生息，成了今十字村的大姓；东寺规模较小，它所正对的山溜子，被称作“小yin溜”。
那么，大云寺西寺的兴盛和衰败，有着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呢？
明英宗、明代宗、明宪宗、明孝宗及明武宗都是崇佛的皇帝，尤其以明宪宗和明武宗为甚，沉溺藏传佛教。明宪宗十九年（公元1483年），调用军夫一万多人整修大慈恩寺，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仅大慈恩、大能仁及大隆善三处寺庙就有藏僧千余人，且其中有一部分是“汉人冒滥为之者”，时人“习为番教，以图宠贵”。明武宗时，达到了明代崇奉藏传佛教的高潮。
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成于明代宗年间的大云寺西寺的规模，至明武宗时期，也就自然达到了极盛。但是，佛教的兴盛，不仅耗费了大量的国财民力，而且还严重妨害了朝政，随后明世宗（公元1522年—1567年在位）“革故鼎新”，崇道排佛，以奉道为首务，帝京之内臧僧人数锐减。大云寺西寺的没落，可能就是从此开始的。
不知明世宗时代，大云寺西寺是否曾经被道教所取而代之。明穆宗（1567—1573年在位）执政后，一改其父的佞道政策，对道教进行了打击和抑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是大云寺西寺已经被道教所取代，其规模也很可能被缩减了，其大部分田产可能也就变成了官田。
另外，还有一个疑问，据李焕章《大云寺记》，大云寺东寺之中只有一座大殿，该殿叫作“仁王殿”。难道这仁王殿的名称只是巧合？还是有其必然性？这其中究竟透漏着什么样的历史信息呢？
经考证发现，自成吉思汗建立蒙元王朝以来，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但是尤崇佛、道二教，后来又独以佛教为尊。
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十二月，忽必烈皇后察必，在大都城西高梁河，首倡建大护国仁王寺，历时三年而成。自此之后，元代各位帝王在全国营建了大量的佛教寺院。
大护国仁王寺住持，为国师胆巴，又名功嘉葛刺思，死后追封为帝师。胆巴虽为藏传佛教僧人，但他对汉地佛教寺院也护持有加。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各地佛教寺院建立仁王殿，也就应该成了一种“风尚”。
宗教信仰往往是有脉相承的，那么，在明英宗、明代宗、明宪宗、明孝宗以及明武宗沉溺藏传佛教的时候，青州的大云寺里建立仁王殿也绝不是什么稀奇之事了。
以上是我对大云寺的探寻，希望有文史大家能提出更新的解读。
备注：
解放后，在宣传政策、整顿组织、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按划分阶级成份，发动群众开展斗争，没收和征收地富土地财产（包括土地、牲畜、农具、粮食和房屋等），进行了合理地分配，确定了地权，颁发了土地证等，这以革命运动叫作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后，农村经济暴露出了小农经济落后、分散、势单力薄的弱点，低下的农业生产力，无力抵御自然灾害。1952年，部分困难户重新失去土地，贫富分化日趋明显。个体手工业、个体工商业存在，投机经商、发放高利贷、雇工现象仍很严重，少数不法分子拒绝接受人民政府的指导、利用、改造。这些问题束缚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经济生活紊乱。为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推行计划经济体制，自1952年冬到1956年底，我县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
农业上，从组织生产互助组开始，到兴办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农业合作社，逐步进入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简称入社。
初级社实行土地入股，有部分公共财产，能调剂劳力，便于土地统一经营，经民主选举，设立社委会。分配形式是，在社员土地全部入社的基础上，按土地分红，有“地五劳五”、“地四劳六”等形式。
高级社多由自然村形成，大者千余户，小者百余户。实行社员代表大会制度，民主管理，财务公开。土地及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社员留有少量自留地。分配推行“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提成奖励，减产扣罚工分）。生产资料公有，劳动力合理分工和集中使用，土地统一种植、经营、统一核算和分配。高级社的普遍建立，标志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
（备注部分，依据山东省情资料库《青州市志1840—1987》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