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接触余秋雨先生的《寻觅中华》，是在去年暑假。翻开首页，就舍不得放下，就像欣赏一部优美的电视剧，每看完一集，就想着下一集的剧情，欲罢不能。又因太美，反而不忍心一口气读完，生怕读完了而意犹未尽。
今年暑假，我再此拜读了本书，更有了一种新的感悟和体验。在拜读本书过程中，不说是每次洗手焚香，但也是虔诚之至。每每品到，都有一种不管什么时候诵读都会心跳不已的感觉。
说实话，余秋雨先生的书也读过几本，从不敢动笔写余秋雨先生的任何东西，因为在一位文化宗师面前，感觉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不懂文笔的孩童而已。
余秋雨先生文化散文所讨论的东西多半是人们熟悉的，但是他却总能给出许许多多“熟悉”之外的东西，让人感叹原来自己所谓的“熟悉”，不过是大家津津乐道的一点表象知识。尤其是他看待一个历史事件和人物，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直击人心。唐朝文化中最打动人心的恐怕是唐诗了，唐代大诗人我们更是耳熟能详。但读余秋雨先生写的《唐诗几男子》，终于明白唐诗是唐代的灵魂。可以说，唐诗对中国人而言，是一种全方位的美学唤醒，作者在行文伊始便如是说，此后的文字，可以说是一路繁华云锦，引领我们迈向美的天域。
作者说愿意下辈子还投生在中国的一个原因就是唐诗，作者心中的唐诗存在于“羌笛孤城”里，存在于黄河白云间，存在于“空山新雨”后，存在于“浔阳秋色”中，可以说，唐诗确实是一种大美。唐诗如玉杵扣扉，叮叮当当，嗡嗡喤喤，一下子把心扉打开了，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美好的自己。可以说，唐诗是人类在古典诗歌领域的巍峨巅峰，很难找到可以与它比肩的对象。
在唐朝，李白、杜甫、王维等等，一串晶莹剔透的名字落入美学的瓷盘里，叮当作响。
我们从李白的诗里读到了千古蜀道、九曲黄河、瀑布飞流时，还能读到他的眼神，几分惶恐，几分惊叹，几分不解，几分发呆。首先打动读者的，是这种眼神，而不是景物。然后随着他的眼神打量景物，才发现景物果然那么奇特。
而杜甫就不一样，中国从来没有一个文人，像杜甫那样用那么多诗句告诉全社会苦难存在的方位和形态，以及苦难承受着的无辜和无奈。在他笔下，再苦的事，再苦的景，再苦的人，再苦的心，都有美的成分，诗人尽力把它们挖掘出来，使美成为苦的背景，或者使苦成为美的映衬，甚至干脆把美和苦融为一体，难分难解。当时已经成为俘虏的他在中秋之夜，想到妻子思念自己，随口吟出“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情感那么细腻、那么镇定、那么含蓄。但是这种风格远不是杜甫的全部，“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白帝城门水云外，低身直下八千尺”……这样的诗句，连李白也要惊叹其间的浩大气魄了。现实对他，那么冷酷，那么吝啬，那么荒凉；而他对人世完全相反，竟是那么热情，那么慷慨，那么丰美。这就是杜甫。
王维的诗，太平易了，谁都能看懂；又太深邃了，谁又难于找到评论言辞。“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一个“惊”字把深夜静山全部激活了。余先生说，这是作为音乐家的王维用一声突然的琵琶高弦，在挑逗作为画家的王维所布置好的月下山水，最后交付给作为诗人的王维，用最省俭的笔墨勾画出来。王维像陶渊明一样，使世间一切华丽、嘈杂的文字无地自容。他们像明月一样安静，不想惊动谁，却实实在在地惊动了方圆一大片，这真是“月出惊山鸟”了。
唐代诗坛，有一种空前的大丈夫之风，这种气象，被几位真正伟大的诗人承接并发挥了，成为一种人格，向历史散发着绵绵不绝的温热。然，李白、杜甫、王维，三位巨匠，竟同一命运，在世事沉浮中屡遭劫难。
李白只是在讨伐安禄山的队伍中跟错了人，杜甫连人也没跟错，只是为一位打了败仗的官员说了话，王维却阴差阳错成为了安禄山一边的人。结果李白押解到了九江的监狱，最终判李白流放夜郎，被赦时已是五十八岁，能够追赶的生命只有四年了。杜甫因为房琯说话，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后来弃官远走，用一首他自己的诗来概括遭遇：“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租，转作潇湘游。”最后，五十八岁的杜甫病死在洞庭湖的船中。王维的处境就好一些，因为有立功的弟弟为自己顶罪，王维只是被贬了一下，后来很快又官复原职，再后来升至尚书右丞。可见，一切伟大的文化现象在实际生存状态上，都是从最狭窄的独木桥上颤颤巍巍走过来的，都是从最脆弱的攀崖藤上抖抖索索爬过来的。稍有不慎，便粉身碎骨，烟消云散。当然，正是因为有了李白的不合时宜，才为世间留下一颗超越一切“时宜”的灵魂，供不同时代的读者一次次贴近；有了杜甫的屈辱奔波，才让中国文化增添了不少善的成分；有了王维的那场历险，才给中国文化输注了一份禅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