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家山村互助组、合作社
昌乐1948年解放，我还是不懂事的年级。但是听说北岩区有这么个真事：48年前，有个卖布的商人叫张仁功，解放后立马成了北岩区区长，还有一位铁匠姓周，平时走街串巷的，宣布昌乐解放时，住在北岩黄官生家（开旅店）的张仁功是北岩区长，周铁匠是区委书记，没宣布解放时，他依旧以买卖人出现，夜间组织党的活动，领导北岩区的工作。
我有记忆的时候，是村里有村长，整天宣传共产党的好领导，村里组织大生产互助组，我们村有一百多户，五百多口人，大体在解放至1953年这期间，村里有互助组若干，几户自愿组成，为发展生产几户互助协作生产。解决解放后有田种，种的好。
到1954年开始组织合作社，集体生产种植，合作社有社长，丁家山农业合作社社长是丁曰勤，副社长丁曰节，会计是我父亲丁九仁，现金保管丁志和，全庄一百多户，人多地多，发展了生产收入，54年年底，全庄工日价值当时是2元7角。各户分到比单干时多，粮食也多，还分不少副产品，青菜、花生分了不少。当时从没有过现金，全社人民欢天喜地，集体庆丰收。
1955年春，成立了两个农业合作社，当时人们称呼新社、老社。老社发展六十多户，生产热火朝天；新社不足二十户，有村民议论：入就入老社。新社54年组织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发展的很快，生产热情很高，社员收入多，物产越来越丰富，在此期间，国家组织了修黄河治水害，区里组织治山治水，在丁家山修了小型水库，现在塘坝还有，在庄后，那时没有挖土机，全是用碌砫打夯，是北岩区全区出力修的，水库虽小，动静很大，记忆中还在省报上有文登载。
农业初级社到55年底，56年开始区里组织高级社，高级社社长是南音的王树廷，合作社办公地点在南音，区里安排正式干部任指导员，当时是董志良任南音高级社指导员。南音高级社有南音村、丁家山、韩家庄、响水崖子、郝家沟五个自然村，各村分生产队，丁家山分三个生产队，生产队设队长、副队长、会计、保管员、记工员，牲畜也由集体饲养，饲养员专职喂养牲畜。
生产队里按抽水机，打了很多机井来浇地，高级社规模大，还从北岩至南音到各村按电话，每村一部，村村有有线喇叭，进行广播宣传党的政策。
高级社到1958年，北岩全区在政府组织下成立了北岩红旗公社。各区改为公社，组织大生产，高产，产万吨粮，吃食堂，全庄一个食堂，到饭时头，都拿着碗和筷子排队去打饭吃，吃耙谷，喝地瓜干糊糊，食堂吃了一两年，就自己做饭了。
为加强国家统筹建设进行规模很大的大炼钢铁，多方取材，利用废旧资源，全县炼钢炉一座座相连，设在五图煤矿附近，人人参与，家里的家伙什都贡献出去了，就都去扒坟地里的砖，拿去建炼钢炉，村里的妇女，怀里抱着孩子，背后背着两块砖，没抱孩子的，用个大布袋，前面两块后面两块，搭在肩上，大踏步往五图走，我读小学四年级时，老师带队去五图砸石子供炼铁原料，南音学区去的学生住谢家山，当时在谢家山认识一位同龄的朋友，叫苏小宁，后多方打听至今无信，他当时住在西头路北，院中有棵大笨槐，巷子南头西边有二层门楼，苏小宁住街北东户，考虑可能是外籍炼铁的技术人员子女，后随家人走了。
记得当完成五图的任务后，回北岩老家，经南寨村西，看很多人舞动工具修大道，后来才知道，那是全县在修昌高公路，是1958年。
丁家山村 丁志富 75岁 1945年生人
2020年7月25日星期六
鄌郚青上村大练钢铁
讲述人：青上村 鹿俊山 1941年生人 79岁
1951年斗争地主，分地。
几户相互帮助种地，这是互助组，以后是初级社、高级社，接着是人民公社，成了大集体，树、土地、牲畜，所有的个人财产全部归公，学习苏联老大哥走集体农庄道路，当时有两大阵营：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侵略阵营；一个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1958年大炼钢铁。“吃食堂”也开始了，各家各户的锅碗瓢盆都交了公，一心一意干活，有的去炼铁，有的跟随青上铜矿的技术员找矿，这年我十七岁，跟随勘探队干零活，这年，山东第一勘探队向昌乐县要四十名勘探员，我优先报了名。
58年，我还没去勘探队以前，跟着大队集体干活，那一年的收成很好，地瓜、玉米、花生都长得很好很大，为了配合“大跃进”出的快、干的快的口号，把地瓜埋在地头上，又没防护措施，天一冷就冻了，到第二年春，化冻就烂了。
去马驹岭背果子，都晒的干干的，手一抓，刷啦啦，掉了不少，也不拾起来，踩在脚下，嘎嘣嘎嘣响，也没捡的，因为家里没锅没灶，拾回家也没用。在坡里干活，食堂里把饭送到地头。
大炼钢铁、吃食堂，以集体为家，挣工分分粮食，按“人七劳三”的标准，孩子也分一个大人的，可吃不了，大人还不够吃，就吃孩子的份，于是“炕头上开荒”成了那个时代的流行语。
还有一个“天下一个集”。说的是天下赶集都是统一的一天。约束你在集体干活，让你没机会投机倒把，有事就请假，十八岁就是整劳力，老婆孩子外出就要请假。
有段时间，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搞演练。制造紧张气氛，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半夜里，村干部挨家叫门，让赶快跑，蒋介石快到了，大人孩子跑的跑，躲得躲，能拿的东西拿着，能穿的衣服都穿上，有的老人把准备的寿衣也穿上，因为套了好几件，胳膊、腿打不了弯，鼓雍鼓雍跑不动。第二天，再回来。以后就不让回家，在坡里铺上玉米秸睡觉，这样跑起来方便、快。这样持续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大炼钢铁的时候，还出了一位先进人物：离青上村八里路的冯家沟，有个冯姑娘，结婚的那天，头发梳好了，新衣服也换上了，刚等着新郎官用花轿来抬，三等两等不来，等着看喜事的伙伴们等不及了，怕耽搁了当天的工作，就去炼铁的工地，有人看到新郎官张伟在炼铁忙的满头大汗，就在一边嘀咕：今天不是他结婚的日子吗？怎么他还在这里?
张伟听到了这话，才猛然想起今天自己结婚！赶紧跑回家，雇花轿是来不及了，就牵了一头驴，去接新娘子。到了新娘家，让丈母娘“请”出来了。直到第二天，抬了花轿，才把新娘娶到家。一心炼钢铁，忘了娶娇娘，一时成为佳话，传到记者耳朵里，上了报纸广播。
吉林支边
讲述人：青上村 赵玉风 1945年生 75岁
1960年，村里说政府呼吁去吉林支边，愿意去的报名，路费、食宿费全保销。当时，每人每天分四两地瓜干的口粮，吃不饱，我正上小学四年级，八册书也发下来了。我家报名了，还有赵有俊家、王廷奎家、郝修丰家、大山家（赵子武的哥哥）、路西二麻子家（名字忘记了），去了有二、三十户。
走的那天是1960年3月15日（农历），按生活水平分了被褥：一套半（生活水平好的）、两套（生活水平一般的）、两套半（生活水平最差的）。一套半是一床被子、一床褥子、一个大衣；两套是两床被子、一床褥子、一个大衣；两套半是两床被子、两床褥子、一个大衣。村里用马车送到昌乐，在一个好像大粮仓的地方，全县去支边的都集中在这里，大人看电影，小孩子们在一旁疯玩，在院里就有食堂，到点就吃饭。等了四五天，就坐上瓦罐车拉着到了烟台，下车以后，是部队上的人把饭都做好了，汤也盛好了，傍黑天的时候，开始坐船去大连。
到了大连，一下船，还是先吃饭，有年纪的吃大米饭；青壮年吃秫秫米饭；小孩子吃面条。吃完饭，又坐上瓦罐车，一票到了吉林通化县，站台上，大头娃娃扭着秧歌，锣鼓喧天，人们夹道欢迎来支边的山东客人，接着，按照谁去谁家，哪个村去哪个村早已安排好的，我们青上去了雅园（音）的李家屯，到了李家屯，先安排吃饭，吃的大米饭和蛋汤，吃完饭，就安排到接收的对口人家，李家屯的乡亲早已把炕头烧的热乎乎的，屋里电灯铮明，我们还没见过电灯。
接下来，政府在雅园（音）火车站边，给山东支边的盖屋，每家两间。在村里吃食堂，吃了不到一个月，政府把粮本给办下来了，发麦子，一人每月42斤麦子。每家屋里都有石磨，自己磨面。
孩子们到了吉林后，把“学业”都扔了，方言口音不同，老师学生相互沟通不了，除了赵有俊家的儿子坚持上学，其他人都不去上学了，在外面疯跑，或是挎着筐子去沟里捡煤，当地黒煤遍地是，轻轻一扒拉就捡一筐。
当地的石头适合烧石灰，大人们在雅园火车站边上，国家出钱，建了烧窑厂，烧石灰，挨着火车站，接着往外运。
我当时十六岁，自己不愿意上学，就去窑厂抬石头，我妹妹比我小四岁，也不上学了，整天玩。我抬了几个月的石头，干够了，加上适应不了天气太冷，到了十月，赵有俊媳妇回山东伺候生病的老爹，我就跟着回青上了，我爷爷奶奶一直在村里。到了第二年的十月，赵有俊媳妇回东北，我又跟着去了。在雅园过了年，跟着老母鸡（外号，名字忘记了）的父亲回了青上。到了秋天，我父母亲也回来不去了，一是故土难离，二是家里生活条件也好了。此时，我村东山上的青上铜矿已开始打矿。
赵有俊家、大山家（赵子武的哥哥）、路西二麻子家（名字忘记了），他们全家都在东北住下了，成了工人。
闯关东
讲述人：刘贵福 90岁 营丘卓家铺村
我是卓家铺的，12岁的时候去坊子煤矿干活，给日本鬼子挖煤。那是自愿去的，为了找活路，为了口饭吃。这个只能是小孩子干，巷道太小太窄，只有孩子才能钻进去，孩子们拄着小拐棍，跪着、爬着往外运煤。
我村南边的庄里的一个老头，去李家庄打黄酒，回来的路上遇到鬼子了，鬼子说这是个坏人，就把老头抓住了。俺庄中间有个大湾，湾里有水，把这个人头朝北，脚朝南，双手绑起来，仰着身子，鬼子让汉奸用一把大燎壶灌满水，给老头灌下去，灌满肚子以后，找俩人用根木棍子，一人一头，从小肚子向上赶，把水赶出来，再用燎壶灌水，再把水赶出来，如此反复折磨多次。
还有一个国民党的乡长，姓李，有天晚上在我村里喝酒，鬼子来了，他跑不了了，就躲在一个柴火垛里，鬼子用刺刀这里戳那里戳，把他搜出来了，绑起来，摁在湾里，咕噜咕噜把肚子灌满水，走的时候把这个人一块带走了，日本鬼子在崇山上驻扎了一个连，崇山离我村8里路。建有炮楼，有井，有个早时候建的庙。在崇山上给鬼子修围子墙的乡亲说，把那个乡长关在庙里，怕他跑了，把他的脚心割掉，又过了几天，在那里干活的乡亲看到，把这个人拖到井边，头放在井沿上，一刀砍下来，把头和身子一块扔井里了。
驻扎着一个连，其实日本鬼子才三个，其余的都是汉奸。他们隔几天就下山扫荡，有牲口就牵牲口，没牲口就祸害人。遇到妇女先看看开脸了木，结了婚的女人开脸，鬼子一看开了脸，就把人推到地下。有汉奸告密说李家庄有两个闺女长得刚俊，鬼子就从崇山子下来把这俩闺女绑去了，过了半月二十天，用门板子抬回村，祸害的不成人样了。解放后，俩人各自找了婆家，一生没生育，其中一位，二零一几年去世。
我姥爷也是被鬼子杀害的，我母亲回娘家出殡，才听说事情的原委。我姥爷庄里家家户户都织布，织布用的洋綫，鬼子说是他们的，我们中国人用犯法，就把我姥爷杀害了。
我父亲差一点让鬼子害了。那一年，我父亲去高崖干活，在路上让鬼子抓了，还抓了很多人，都绑着，一块押解着走，有个汉奸挨着我父亲身边，搭话问我父亲是哪个村的，我父亲说是卓家铺的，那个汉奸说：“我也有亲戚是卓家铺”。我父亲就问是哪家，一问，再论论辈分，这个汉奸是我的老姑父。于是，他就想办法救我父亲。等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走着走着，他一膀子把我父亲扛到了公路沟子里，天黑，我父亲又在最后，这事没人发觉。我父亲心中有数，没喊没叫，老老实实地在那里趴着，听着四周没动静了，才爬起来，进了最近的庄，找人把绑在身上的绳子解开。就回家了，从那以后，父亲不敢出远门了。父亲拿回来的绳子我还见来。
有一天，鬼子又下山扫荡，进村了，我们跑不出去了，我姑是个大闺女，一看没办法了，把大辫子散开，挽个小纂，装作结婚的妇女，领着我去了我一个叫老奶奶的家里，这个老奶奶没儿没女，就几间破屋，在屋里的炕上，我姑把我揽在怀里，我老奶奶在门口里，丁霎，进来一个鬼子一个汉奸，鬼子端着刺刀进到屋里，刺刀指着我姑的脸：“花姑娘花姑娘”那个汉奸还不错，说了句人话：“别吓着孩子，别吓着孩子。”我老奶奶也在一边挡着一边求情：“老总，别吓着孩子别吓着孩子。”
这个鬼子和汉奸就出来了，到了院子里，点了一把火，随手放在了和我老奶奶相连的草胚屋的屋夹上，就掉头走了。我老奶奶一看着了急，怕烧到了她的房子，就三寸小脚跑着，舀了一瓢水，一泼，给泼灭了。
还有一次，白天，鬼子来扫荡，这次我们跑出村来，鬼子没捡到便宜，放火烧了不少房子。为了强化对崇山子一带村庄的控制和奴役，日寇强迫各个村庄天天出人去车站报告情况。人们把这叫“跑站”，每个村里都有一个汉奸，每天去报告“今天太平无事”。
在家没活路了。我父亲领着全家闯关东。走之前，卖了一亩地，卖了三百块钱，给我爷爷留下百十块，剩下的，我们留作路费。从坊子坐火车，到青岛，没轮船，等了五六天，坐轮船到了大连，从大连坐火车去沈阳，这里也是鬼子的地区，我们在一个老乡家住着，这个老乡在那里摊煎饼卖，住了几天，这个老乡说，你们在这里不行，我介绍你们去大杜子街（音）。这样，我们坐了一上午的火车，下了火车，坐上个大板车，跑了一上午，到了大杜子街，就是现在的四平。到了这里一看，全是鬼子。我们在那里待了一年，就回来了，在那里，我父亲给人干活，我哥哥当半拉子给一个姓张的弹棉花，就是半个劳力，他还是个孩子，顶不起一个劳力。我和我母亲、弟弟妹妹出去要饭，在东北要饭也好要，到谁家都是大窝窝头一大个一大个的给，要一天吃两天，我父亲给人干活挣粮食，挣多了，没地方搁，在天井里刨个坑埋起来。
这个时候，小孩子们染了一种病，死亡率很高，而且很快，这一种病叫“下寒”。我弟弟妹妹在一个星期之内相继死亡，我也感染了这种病，亏了一位老太太。这病就是在肛门四周长燎泡，老太太用一根银子针，让我母亲摁住我的屁股，燎泡和豆粒一样大，她用针一个个挑破，问有白矾没有，那时饭都吃不上，哪来的白矾？老太太说，有盐也行。把盐碾碎按进肛门里，盐杀菌，就这样治好了。捡了一条命。到了年底，我父亲挣了不少粮食，我母亲高低不在这里了，来的时候是六口人，现在剩下四口。再待一年，就死光了。
和我们一块去的那一家，他是三个孩子，比我们晚回来一年，三个孩子一个没剩，都死了。这是一九四二年。
采录整理：鹿萍 2020年7月29日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