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
傅绍信
我是不幸的，因为生于战乱年代，幼年经常挨饿。我又是幸运的，在入学的年龄，家乡解放了，获得了读书的机会。这就比那些一生未能上学的大哥大姐们幸运多了。
从1937年日寇大举侵华，到解放前的十多年间，由于日伪的残酷统治、战乱、灾荒，使中国原本十分脆弱的乡村教育受到了严重摧残，绝大部分学校停办或垮掉了。我家乡临朐县在日伪统治下的1943年前后，竟成了骇人听闻的“无人区”，四分之三的人口外出逃荒或饿死了，活着的人挣扎在死亡线上。青少年
们能活下来已是万幸了，哪有机会上学读书呢！
解放后，党和政府号召恢复生产，兴教办学。那时国家百废待兴，办学也只能是靠发动群众。
我们村是个不足百户人家的小村。原来是有几间校舍的，临朐战役那年，因为夏季雨水多，又无人管理，校舍塌了。1948年春，村里响应政府号召，决定办学。许多老人很拥护，说：“现在社会稳定了，是该让孩子们上学识字了，不然代代没文化，都是睁眼瞎。”那时家家户户生活都困难，村里没钱盖校舍，就利用一户绝了户的人家的三间草房做教室。村民用砂灰在墙上砂制了块黑板，用烟筒里的黑灰将板面抹黑，便可写字了。无物擦黑板，有人拿来了块破毡片卷起来做黑板擦。草房很狭窄，容不下30人。桌凳是学生从家里带来的，宽窄、高低、长短不一。
政府没有教师派来，村里只能是找有点儿文化的人充任。我族家有位叔祖公，在抗日战争以前曾教过私塾，他是最好不过的老师了。
有的村里找不到老师，便只得外出聘请。
学校办起来了。这年我正是入学的年龄，祖母送我去上学。同学们的年龄参差不齐，八、九岁的，十几岁的，甚至近二十岁的都有。大龄同学都是被战乱耽误了上学的一代人，一旦有了读书的机会，也都想赶快弥补一下，抓紧识几个字，学点儿文化。这个情况，以后曾有不少人问起过：“你们同学的年龄怎么悬殊那么大？”我说，这不是那些大龄同学学习不好，完全是由那个年代造成的。
开始时学校没有课本。依靠老师在黑板上写：人、手、足、耳、目、口、刀、牛、羊、……学生一边跟着念，一边在石板上一笔一划学着写。年龄大些的同学，学得快一些，这或许是已跟有点儿文化的长辈学了三五个字的缘故。根据他们的情况，老师便教他们读写清朝马益著编写的《庄农日用杂字》，即“人生天地间，庄农最为先；要记日用账，先把杂字观；……”老师一句句讲解给他们听。当时，因为所有学生都处在同一教室里，不论老师讲什么，每个学生都能听到。我那时尚小，老师本来并没有让我跟着念《庄农日用杂字》，但是我好奇，又觉得那书上说的都是庄户人家的事，很感兴趣，读起来又朗朗上口，于是也跟着学，倒背过了不少，只是不会写。
我村的小学办起来了，学生也逐渐多了，增加到20多人。我们村后的史家石河村因为户数更少，又缺老师，办学有困难，于是将几个迫切要求上学的孩子送过来就读。
过了两个月，区上来了通知，说是县新华书店购进了课本。于是每人缴五角钱，老师领着几个年龄大的学生去到十几里外的县城，为我们买来了两种新书，一本是《国语》，一本是《算术》。有了新书，大家爱不释手，不敢让课本沾上一点儿灰尘。
学生多了，教室越来越容纳不下了。前后两个村的负责人便商量在史家石河村东头土地庙那边盖个新教室，因为那边有公用地。于是发动群众，先将土地神从庙里拆掉，清扫后给老师做办公室。又在侧后的空地上盖起了三间教室，虽然仍是土房，却比农舍土房宽大了许多。两个村的学生都在这里学习，大复shi教学，老师忙得团团转。
第二年春天，政府开始正式安排老师的工作岗位。我们的老师——叔祖公调走了，据说调他去了一所有高年级学生的完全小学任教务主任。这时大家才知道他原来是很有学问的，教我们这些初入学的孩子是屈才了。
区上又给调来了位刘老师，40多岁，高高的个子。那些大同学不知从哪儿得来消息，说这位刘老师也很有知识，他以前教学时曾有“数学大王”的称号，尤其是讲解如“鳮兔同笼”那样的高难算术题如同喝汤。那时候对我们来说，以为能解答那样的算术题无疑是世界上一流的数学家，大家都很尊敬他。他是外乡人，不能回家就餐，由学生轮流送饭。一般家庭多是粗茶淡饭，好一点儿的家庭或加一壶小酒。那时老师没有薪俸，是供给制，据说政府每月发给150斤小米。每到领米的日子，就有大同学推着木轮车跟老师一起，去冶源区政府将小米领回来。
因为受师资和校舍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广大农村小学只有一至四年级。当时既有初小（一至四年级）又有高小（五至六年级）的小学称为完全小学（简称完小）。完小很少，基本上一个区设一处。各校的校舍多是利用拆毁神像后的庙寺殿堂。例如当时的城关完小即设在县城的里城隍庙（即今县委院址西部、一中院东北部），纸坊完小设在纸坊村后寺庙里，沂山的东镇庙改造成了东镇完小。所以利用庙殿建学校，一是庙堂殿舍不是私有的，二是只要清除神像，放进桌凳，
即可使用，不用开销建筑费用，这或许是主要原因。
那是解放初期，政府还没有对学校的招生作出统一部署。各处完小招收五年级学生由学校根据校舍和师资情况自行决定。至于是秋季招生还是冬季招生也由各校自主。这一来，每处完小的招生简章一旦撒出去，都会引来周围几里、十几里、甚至几十里外的小学四年级毕业生前来报考。考生虽多，但学校条件受限，招收五年级学生最多的也就是两个班，90——100人。这就造成了大批考生落榜。待过些天，若听到某处完小也要招生的消息，各地考生又一起拥了去。就这样，每处完小招生都是一场会考大战。那时社会风气很正，没有人找人走后门，都是认认真真应试，老老实实答题。学校不发录取通知书，而是张贴用毛笔书写的录取考生榜。到发榜的日子，考生便跑来看自己到底是金榜题名，还是名落孙山。 \ 因为考高小是这样不易，所以那时的高小毕业生也就很少。若听说谁家的孩子考上高小了，那是极羡慕的，大有今天考取了大学般的荣耀。只要高小毕了业，当时在农村就算是有文化的人了。
1951年腊月，我四年级毕业了。为我们授课的刘老师说：“城关完小（今县实验一小前身）要招收一个五年级班，你们若愿意就去考考吧！”老师给写了个四年级毕业的证明信，我和后庄的潘、魏两位同学结伴去城关完小报了名。
当时城关完小的校舍几乎全是里城隍庙的殿堂和廊舍。这处有着多口教室的学校比我们那个只有一口教室的土地庙小学大多了。我还是挺羡慕的，很盼望能在这里考中就读。为我们报名的老师说：“腊月二十三考试，考国语、算术、常识。到那天太阳冒红升起后，就在这操场上点名，希望早一点儿赶过来，不要误了考试。”那时的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没有钟表，庄户人家计时的办法就依靠看太阳，这一点老师是很了解的，所以向我们说了个太阳升起后就点名的时间。
往回走的时候，我们三人就谋划考试那天该什么时间起床往学校赶。潘、魏两同学都比我大几岁，潘同学说：“我们距城关十五六里路呢，我看鸡叫就得走，晚了怕赶不到。”那时没有任何代步工具，只能是步行。十五六里路约得走两个
小时。魏同学比潘同学还要大两岁，他认为必须鸡叫以前就得起床，听到鸡叫就得抓紧赶路。我说：“鸡叫我就过来。”我家住前庄，离他们后庄一里多路。我要去北边的城关是必经过后庄的。那时我父亲没了，家里没有人能赶夜路送我去考试，我只能依靠他们两位大同学为伴。他们说：“你必须鸡叫以前赶过来，鸡叫咱就一起走，你要是晚了，我们就不等你了。”我觉得他们谋划得周到，便点了点头。
回家后，我告诉了娘。娘想了想说：“有同学作伴好，鸡叫以前
我送你去后庄。”考试的头一天晚上，我一再叮嘱娘，千万别晚了，免得他们早走了。娘要我放心，她怕点灯熬油的，催我早睡。 我躺进被窝里，总担心起晚了，心里老紧张。想着想着，突然又想到了考试用的笔和墨水。那时五角钱可买一支普通钢笔，因为困难，我只买了个蘸笔尖，绑在半截竹筷上做成了支蘸笔，又用墨片浸泡了瓶蓝墨水，这就是我的考试武器。这两样东西，我本来已收拾好了，躺进被窝里又忽然想到腊月天气太冷，滴水成冰，在去考试的路上，墨水若是结了冰块，我进考场还怎么写答卷呢？想到这里，又急忙叫娘点亮了灯。我光着屁股从被窝里钻出来，翻箱倒柜找了块旧棉絮，将墨水瓶严严实实地包了两层，又用布条缠紧，这才放心地睡了。
不知什么时候，我睡着了。梦中听到娘唤，我一骨碌爬起来，急急地问：“晚了没？”娘说还没鸡叫呢。我急忙穿衣。娘让我喝了碗她已经烧好的汤饭，就送我去后庄。夜空很黑，娘牵着我的手。
要走到后庄村头时，就听到鸡叫了，又听到潘、魏二同学正在说着焦急等我的话。我急忙喊：“我来了！来了！”我们一路紧走，总算及时赶到了学校。
为这事，以后我曾问过娘：“娘，我那年考高小时，家里又没钟表，你怎么估摸得那么准呢？不早不晚，恰是准时。”
娘说：“只靠估摸，还能那么准？”原来，那一夜娘想到儿子去考学，心里比儿子还紧张。她睡下以后，同样是十分担心儿子起床晚了。她仅合上眼睛打了个盹儿，就机警地醒了。寒夜漆黑，难知早晚。娘便到院子里仰望天上的参星。参星是一条线上等距离的三颗星。那时的人们在不同季节里常常根据参星的不同位置来判断夜里的时间。娘从参星的方位，觉得时间尚早，便坐在床上不敢入睡。娘不想早叫醒我，怕我睡不好觉，会影响第二天的考试。她于是每过一会儿，便去望参星，一夜竟望了六七遍。娘最终凭着经验，根据参星的位置判断快要鸡叫了，这才喊我起床。
就是这次考试，使我进了城关完小就读。
时光已过去六十年了。每当我看到实验一小的学生们坐在崭新的教室里，在雪亮的日光灯下读书的时候，心中总是感慨万千。我只想告诉孩子们，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祖国是从那样贫穷的状况下走出了饥饿，走向了发展，走进了今天的繁荣昌盛。历史是不能忘记的。不懂自己历史的民族，是个不知根底的愚昧的民族。革命导师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后来人应该牢牢
记住那些往事，社会从昨天走来，今天是昨天的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