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教育图书社：民国时期教育界创建的“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张伟
民国时期的教育制度改革，为新式书店提供了教科书及教具、学习用品等新市场。民国初期，济南仅有一家商务印书馆济南分馆建立。1913年10月，教育界人士发起设立济南教育图书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济南教育图书社）。此后，在该社的培育和带动下，先后有数十家新式书店开业，摸索济南新式书店的经营之道，为振兴济南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历史贡献。
一、创建济南教育图书社历史背景及过程
清末书院改制诏令颁布以后，山东的教育制度向西方的近代教育制度转变，教育形式上逐步向西方教育形式靠拢，在教育内容上开始中西兼学。民国初期，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后，他主张改革封建教育制度，对教育行政、学校设置、课程规划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在变革的社会大背景下，济南的各种新式学校逐渐建立，很多学校改为读白话文，聘请女教师，男女学生同班上课，增加体育、美术、劳作、音乐等新课程。这些在当时来说前所未有的现象，不仅在济南等大城市，继而向中小城市扩展，呈现出势不可挡之势。鞠思敏、蒋衍升、高彭年、王祝晨等着名的教育家，联合一些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会员及教育界知名人士，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创办了私立正谊中学等新式学校。同时，鞠思敏、王祝晨等认为，办书店与办学校同样重要，“出版是一种社会活动，尤其是离不开各种有身份人的支持”，离不开教育界人士的支持。1913年秋天，鞠思敏、王祝晨等在济南与省市的部分校长、教务主任，以及关心教育的教师共30余人，相聚一起研讨教育问题。他们共同认为最突出的是教材问题，因为从辛亥革命成功后，全国的教材从没有统一的规定，省市教育部门或学校都是各自选购，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教材来教育学生。山东学校的应用教材都是来自上海几家大书店，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与会的代表与山东教员在教学中普遍认为，当时教材编纂者为南方人，教材中的部分内容脱离山东的实际，教材中的某些案例距离山东较远，讲课的老师尚不懂其中的内容，何谈教授学生？造成教学上的种种不便。而且，山东的一些教材日显陈旧，迫切需要自己的教科书，希望由山东自己的图书出版社来统一办理此事。创建出版自己教材的图书社这个倡议刚在会议上提出，很快成为全体与会人员的共识。会议讨论创建出版社的最先定名是“济南教育图书出版社”，后在讨论中认为“出版”两字限制了该社所包括的内容，故而取消了“出版”二字，由此定名为济南教育图书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济南教育图书社），名字非常“时髦”，因为当时济南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可谓凤毛麟角，“股份有限公司”是最新鲜的名词和最前卫的事物。会上议定设立济南图书社的目的，是为全省各学校服务，以教学图书为营业主项，兼营教学中所需要的一切，比如教学试验仪器、教具、粉笔、笔墨、纸张等，也就是全省的各校来此店购买教学上的一切用品，济南图书社都一应俱全，不必再跑别的店购买。
民国初期济南本地出版业得以繁荣发展，离不开当时济南先进知识群体的支持。鞠思敏、王祝晨两人为济南教育界的精英，都是清水衙门陶冶出来的学者，他们从思想深处深受“无奸不商”的影响，内心本来看不起商业，对商业运营也一窍不通，现在却又非做成不可，还要做好成为一面旗帜，会议公推鞠思敏、王祝晨负责此事，两人都经历了不眠之夜。过后，他们从内心发愿不辜负教育界同仁的期望，想方设法搞成、搞好济南教育图书社。为此，他们特请商务部书馆的负责人来上了一课，学习了上海书店的规程，并草拟了济南教育图书社的章程，定下了股票的定额，并决议鞠思敏、王祝晨两人去上海印制将要发行的股票。在鞠思敏、王祝晨两人的提议下，会议认为成立济南教育图书社宜早不宜迟，一旦股票印好、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各位立即认购。此时，济南的第一个图书社——商务印书馆济南分馆，已经在济南院西大街西首路北创设达6年之久。
王祝晨肖像
经过半年的筹备与运作，1914年7月1日，济南教育图书社发行了股票，股票的票面上写着“本公司定名教育图书社，专营教科书文具发行事业，股本上海通用银元10000元，分作1000股,每股10元”，最终教育界近200人集资大洋5000元，以“辅助山东教育”为办店宗旨，选取距离商务印书馆济南分馆不远的济南院西大街，创办济南教育图书社，初拟自搞编辑、印刷、发行。
济南教育图书社从建立初期，首要的是要寻找一位懂经营、会管理、具有经营决策和组织管理能力的人当经理，这是书店兴衰的关键。，这时，鞠思敏想到他在老家设帐授徒时相识的村人李云亭，荣成县成山卫马山大瞳村人，清末曾当过北洋海军千总，退伍后回家，此人精明强干，颇具经营才略；另外一人是当年的塾童吕鹤年，他勤奋好学，书法尤佳，手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字体工整，深为鞠思敏所赏识，鞠思敏和王祝晨将两人召来济南进入教育图书社，聘请李为经理、吕为会计。后来继任经理李通甫（字方甜，李云亭之子，第二任经理）、李静庵（字方书，李通甫堂弟，第三任经理)，也都是鞠思敏的胶东老乡。根据公司的性质，大家可称鞠思敏为董事长。因为这名词太新潮，所以除了公文上有此名称外，教育界各人士都不称呼他董事长，仍称呼老师。
济南教育图书社建成后，完成申请营业执照，联系进货等渠道，鞠思敏和王祝晨与两三家印刷厂讨论印刷教材的优先优惠措施，事无巨细。1913年创刊的《山东教育报》由该社总发行，以后又陆续经办《曲阜旅游指南》《动物趣谈》等书的总发行，济南教育图书社很快进入了正常的经营之路，名声开始远扬。
二、坎坷曲折的成功探索之道
“1911年辛亥革命后，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后，知识界空前活跃，新思想、新文化的潮流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省，推动着社会前进，山东出版业在这个时期也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济南作为山东省省会，其出版业也伴随着五四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旧变革时期，在出版技术上采用石印、铅印等先进技术，济南出版业完成了由雕印到铅石印的转变；在经营管理上采用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模式，改变了过去的官刻、家刻和仿刻，而由企业性质的印书馆、印书局所取代；在内容上宣传民国时期新思想、新道德与新文化的书籍出版业，共和国新书逐渐替代四书五经，济南的旧书业开始淡出历史舞台，随着文化界各种思潮此起彼伏，新式教育的兴起和政治经济发展相对的稳定，新书出版机构在济南也迅速扩展开来。
随着新书店业务的发展，鞠思敏、王祝晨经营的济南教育图书社的规模不断扩大，资本有了积累，他们商量择址购好地皮建房。商定在芙蓉街中端建房，一是济南教育图书社的股东多为师范学校毕业，而一部分股东在师范教学，每次开会、聚会都在师范学校，该地址与学校之一墙之隔，非常便利；二是芙蓉街为济南乃至全省都有名气的商业街，交通便利、商业氛围好，更有利于济南教育图书社开展经营活动；三是芙蓉街中段距离师范学校近，教学上易于掌握信息，学校更容易监督该社的日常管理和活动。于是，经过部分股东的进一步论证选址后，鞠思敏、王祝晨找来设计师，借鉴国外哥特式建筑模式建筑开工。
1919年，新营业楼，也是当时芙蓉街最高的建筑——济南教育图书社大楼落成，这座芙蓉街中段坐西朝东的哥特式风格的建筑，从上海购进外国进口陶瓷砖面儿铺设，成为济南新的建筑坐标。
济南教育图书社的“硬件”上去了，“软实力”的建构成为鞠思敏、王祝晨、李云亭共同的难题。一定要建立“新商业”模式，要使顾客在店里感受到“五四运动”精神、要具新型、显示“时代新思潮”。为实现这一愿景，鞠思敏、王祝晨议定店规，建立全新的店员制度，要求济南教育图书社的店员要有文化、要学文化，还要宣传新文化。首先，他们认为在社会商业行中的弊端，绝不能在图书社出现，必须严格管束店员的不正当言行，提高店员素质与文化水平等，他们反复敲定店规条文，一改再改，最后定下来的虽然还是一个草案，准备实行一段时间后再讨论更改，但形成内部店规为八条新规定：一是账目公开。任何股东都有随时查看账目的权利，店员对账目亦有权监督。二是要衣着整齐，店员统一制服，每天保持清洁，清晨必刮发须。对顾客热情大方、彬彬有礼，店员如与顾客发生争执，首先处理店员。三是全店全日清洁无尘土，图书仪器、教学用具排列整齐。四是店员全部戒烟酒，节假日、休息日不在店时可少饮，但节假日值班时口中有烟酒味儿，作严肃处理。五是戒赌（赌博）、戒嫖（嫖娼）、戒抽（抽大烟），如果有犯者当即开除，绝不姑息。六是努力熟悉精通本行业务，要求店员半年内熟悉全店所有的业务。七是热情按时送货，绝不误时，不准收受顾客小费或钱物，如有违者，按情节轻重处理。八是为开展营业有功者进行嘉奖，对有过者分记大过、记小过处理，以轻重扣除工资或除名。除此以外，店员每月有两日假期，有时每月四日假期（按照学校购货的忙闲来定），店员每年有两周或三周假期，假期工资照发。
在新店准备开张营业时，鞠思敏、王祝晨两位与李云亭再次明确，教育图书社是以服务学校教学为目的，赚钱是次要的，只要服务做到让顾客满意，哪怕是基本满意，而且图书社的盈利能抵消该社中的一切支出与所有工作人员的工资，就能够达到目标。
济南教育图书社的工作很快进入正轨，教员的教科书编纂工作进展顺利，他们编写的教材也陆续进了印刷厂，看起来一切都按照步骤顺利推进，但总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波澜，比如，在语文教材的印刷，山东所有印刷厂都从未听说过标点符号，当然更没有代表标点符号的铅字，工人从未见过这种新生事物，王祝晨为此事先后去了几个印刷厂，向工人介绍标点符号，讲解如何运用，这可真是让济南印刷工人们大惊小怪了一大阵，然后他们全部都拒绝印刷，不但拒绝了标点符号，连白话诗歌也拒绝了济南教育图书社的印刷需求。为了保证教学，鞠思敏和王祝晨不得不让教员自己刻蜡版，或请人 刻蜡版，教师自己印刷，发给学生学习用。
济南教育图书社作为济南本地人开办的第一个新式书店，除时间上建立得最早之外，还体现在其经营模式、内容和经营人员上。在经营模式上，它拟仿照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经营方式，自行编辑、出版、印刷、发行，营业一开始就是满堂彩，客观分析其中的原因，除了经营有方、济南的图书社竞争力很小之外，该社的股东全是教育界的中小学校长和很多富裕的教职员工，他们都愿意到自己的商店购买用品也是很重要的因素。而且，“新文化运动”大力倡导白话文，新式学堂要求通俗易懂的普及性教材，在印刷上面市场需求很大也是重要因素。随着济南教育图书社业务在济南的建立和发行，“白话文随着教科书进入到各级学校，遍及全国城乡，甚至穷乡僻壤，这种力量绝不是发表几篇文章，进行过几次争论就能达到的”。白话文教科书的出版发行产业运作，加之济南之外附近县市也来采购教学用品，店里人头攒动变为车水马龙订单。到1937年抗日战争前，该社每年销售额10多万元，成为与商务印书馆济南分馆、世界书局济南分局分庭抗礼的济南三大书店。
值得一提的是，济南教育图书社的股东们，从未因为股票分红等事宜产生异议，在济南教育图书社有个奇怪的现象，该社是股份制，但当初很多人根本不知股票是什么，社里没正式开过股东会，直到1953年，由于老弱病残亡等诸多原因召开了一次股东会，决议重新发送股票，登报声明原股票作废，新股票背面印有“股票受让记录”，可以转让与更改姓名，但一定经公司登记盖章后认可。该社从建立之日起，每年在寒暑假中股东们集中一次，研讨教学中的新问题，交流教学经验，共同商讨该社的发展规划，各学校订购下学期用品也是开会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这时社内的股东集中在离社南约30米路西的一家庭院式饭店里开会，饭费由该社出资，会议一般二天，偶尔三天，年底发社股息一次，是由专人送到家，这些制度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开始，直到大部分股东随学校南下而不得不中止。
济南教育图书社股票
三、出版教材资格的“鲁沪之争”
济南教育图书社以“辅助山东教育为主旨”，所以创立之初的主要业务一直是发行学校教科书。因有教育界人士的协助，和社内很多中小学校关系密切，每年课本发行量很大，营利甚丰。
济南教育图书社在教材上风头正劲，订单日日增多，引起了济南市几家上海书商的惊慌。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为代表的民营新书出版商，他们实行资本主义市场化资本运作，规模化经营，牢牢把控山东济南的市场，在全国也把民营出版业推向高潮。随着济南教育图书社规模的扩张、运营的发展，他们发现课本销售在山东地区直线下降，眼看就要面临被逼出济南、甚至退出山东的窘境。于是，上海几家书店联合派人来济南，与济南教育图书社面商课本发行事宜。济南教育图书社提出印刷山东自己编印的教材原则不能变动，在语文教材方面，可以由山东提供教材原稿，由上海印刷、山东包销。上海方面不同意该方案，于是谈判宣告破裂。上海书商转而向山东省教育厅进攻，他们用重金贿赂山东省教育厅的主管人员和实权者，虽然这一招对济南教育图书社也用过而遭到拒绝，可终于在1921年夏季开学前，山东省教育厅下达了命令：“山东中小学一律采用上海书店的课本教材。”济南教育图书社不能印发山东省自己的教材了，这一下引起了全山东教育界的愤怒与震惊，先是济南各学校校长联合到省教育厅请愿，继而各校教职员工上书请求改变政策，报纸广播一时也成为重点新闻。鞠思敏、王祝晨等几位有影响的教育家前去教育厅陈述利害，但当权者不是推脱外出不见，就是当面听陈述，你走后依然我行我素。济南教育图书社的股东、店员更是愤怒不已，有的干脆提议关门，有的建议游行示威——各种意见众说纷纭，社里呈现出混乱状况。鞠思敏、王祝晨两位马上坐镇店铺，宣布济南教育图书社要继续干下去，理由是仪器与教具的销售量仍然很大，学生用大笔记本、铅笔等销量也不错，教材问题可以继续斗争争取权益，一旦有希望再立即出书发行，而且济南教育图书社的店名照旧。事过多年，鞠思敏和王祝晨两人谈话谈到此时，王祝晨苦笑着对鞠思敏说：“穷教员终究敌不过有权的，咱这图书社只出过几本屈指可数的书后，再也不能出书，但仍称呼图书社，是不是有些阿Q精神？”鞠思敏也苦笑着说：“不是秀才造反，三天就回家吃窝窝头吗？”
上海的几个大书店特别是中华书局，为了搞好与山东的关系，消除一下紧张对峙情绪，选派了说客来到山东济南教育图书社。首先主动把中华书局在山东的销售权，无条件地给济南教育图书社，该社无可奈何地收下这一权利；同时，广泛与股东们联系，声称中华书局对山东教育界打开绿灯，吸收该社股东入股中华书局。实际中华书局股票的利润与分红当然比该社高，因而大多数股东买了中华书局的股票，向上海中华书局投资5000元，上海中华书局由此有了山东股民，这在当时来讲，是一桩教育界的特大新闻。二十年后有人去问鞠思敏济南教育图书社是否还印刷、出版过教材时，他叹了口气说：“吃了人家的嘴短啊！”从那以后，山东很少有人提出印刷自己的地区教材的提议。当然，省教育当局之后从没有下令改变原有的文件，济南教育图书社不准印刷教材，后来逐渐成为天经地义、不可更改的法则，虽然济南教育图书社的称呼从没有变更过。
即便如此，济南教育图书社取得上海中华书局山东特约专营权，经销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各类图书及该局生产的教育仪器和文具，在全省经销中华版中小学课本及《辞海》《中华大字典》《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中华版书籍，同时，也代售其他出版社的教育图书，并兼营教学仪器和文具。济南教育图书社失去了图书社利润最高的教材，但依靠自身的管理和经销教育文具，在济南市场牢牢站稳了脚跟。在济南市场上可以看到多种版本的教科书，为新式教育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可能。
四、吃草的干不过吃鱼的
济南教育图书社的兴起，鞠思敏和王祝晨在管理方式上，仿照商务印书馆的管理模式，实行经理聘任制。在员工聘任上，一改过去师徒传承式模式，实行员工聘任制，为员工培训和晋升空间，采取奖励机制和绩效机制等，直到今天对企业管理仍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济南教育图书社店里的店员们，他们到了一个完全打破陈规陋习的新型商店里工作，除了遵守前面所说的社会其它商店没有的店规外，他们互称“同事”和“工友”，对老板称呼“先生”，有大宗贸易时，有外来客商时才称“经理”。现在习以为常的事情，在当时却是一种“创举”，体现了店员平等、独立人格的尊重。济南教育图书社店员集体住在芙蓉街的邻家小院，早晚定时起床吃饭，上下班晚自习或集体学习、睡眠，不时地开会讨论业务问题，他们重视信息，早晚有碰头会互通信息，严格作息时间，不得随意离开岗位或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最有趣的是每月一次“谈生活”活动，很像今天的民主生活会，相互提出意见。会议内容很广，小到个人小事，大到店铺如何发展，或者国家大事都可以来议论。另外，鞠思敏、王祝晨一直认为教育是立国之本，所以济南教育图书社十分重视对员工的培养，要求店内店员个人制定学习规划，鞠思敏和王祝晨两人都亲自来抓店员的学习和培训。1922年，根据鞠思敏的建议，书社办起了职工业余学校，除对新招收的店员进行集中培训外，还专门设立职工业余学校帮助员工发展。鞠思聘请同乡荣成人王畹芗为职工学校的教师，教授文化知识，对员工的培训采取了在“做中学”和“学中做”的方针，这样，员工在工作的同时也能学习，平时营业结束以后，每晚组织同人学习听课，请人教英语，教会计，教书法绘画。王祝晨、王畹芗则给同事讲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牡丹亭》《西厢记》等，这对员工在增强文化知识和业务技能提供了很好的途径。随着业务的发展，人员逐年增加，最兴旺时达30多人。他们把店员看作学生，找师范学校的老师来辅导讲解教学仪器的应用和功能，对一些图书内容做深入浅出的介绍，以便于掌握售货前后的服务，或者参加或旁听一些来济南的学者们的学术演讲，以提高自身的素质。济南教育图书社不时地聘请为外地的书店经营者来谈经营之道、图书发行的经营管理本领等等，迫使这些20多岁小学毕业的小青年，完全投入一个紧张的学习环境中，他们从感受到有拘束，从有拘束中感受到有压力，他们感到“受苦”，店里规定休息时间满足8小时，可以在彼此上进的气氛里都想多学习一点，他们还有晨操，每天清晨都要锻炼身体，即使在店里轮流值班的也不例外，中午还有饭前操，偶尔还要到师范学校去参加篮球比赛。
严格的训练活动在当地曾经引起种种非议，可是，培训的开展不仅使该社员工提高了业务水平，还提高了工作人员的素质，反过来促进了济南教育图书社的发展。不少员工通过学习提高了文化素养、学到了图书发行方面的知识，成为书社的骨干。有些人经过在书社多年的培养锻炼，增长了才干，后来，离开书社自己另开新店，实实在在涌现了一批书店营业家，据统计，先后在济南教育图书社的胶东员工有25人。这些人后来从济南教育图书社独立自己创办书店，成为胶东书业群体的主要创办者。如东方书社的创始人王畹芗、刘震初；北洋书社的创始人林绩平和鞠质夫；振华书社的创始人郭子甫等，正是由于济南教育图书社为这些荣成人提供的机会，使得他们得以学有所成，自己独立门户，也形成了民国时期，济南书业“胶东帮”的历史现象。
对于民国济南书业“胶东帮”现象，王祝晨作为亲历者有自己的见解。在济南教育图书社初建时，鞠思敏和王祝晨商定，分别从自己的家乡荣成和齐河各选10人，培训为商店的第一批店员。首批20人集中培训后，工作伊始，齐河人感觉在济南教育图书社，工作量大，太辛苦，时间不久纷纷请辞回到老家。王祝晨又回老家作动员，补充进了一批新店员，经过培训后重新上岗。时间不长，齐河的店员还是纷纷跑回老家。其中有一人在店里做工作两年后还是出去转行，在济南县西巷南口开了家刻字店，一直在济南谋生到60年代。王祝晨恨铁不成钢，气得说：“齐河老家的人吃不得苦，自然享不得福。”留在书店的大部分都是荣成人，他们后来很多从事书业工作，成为济南书业的骨干，也就渐渐在济南的书业中形成了“胶东帮”。他们思想进步，有敬业爱业精神和创业富业胆识，继承发扬“务实、勤俭、奉献”的优良品质。但是，无论成功的书店创始人，还是在书店劳作的店员，都感觉济南教育图书社是他们生长的地方，是他们认识社会、认识生活的地方，更是值得骄傲的地方。因为他们觉得，从济南教育图书社学会了如何奉献，他们愉快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1963年春节前后，当原济南教育图书社两位老店员从上海回荣成探亲，路过济南来看望王祝晨先生时，王祝晨感慨地说：“人与人不同，地区与地区不同，因而地区与地区的人不同，不承认这点是不行的。荣成人不闭塞，耐勤劳，这是‘人气’，我们齐河人固执、闭塞，距离济南市近，文化素质低，因而有点累就跑回家，这‘人气’比你们差得远，这是齐河人致命弱点，吃草的就是打不过吃鱼的！”
五、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
济南教育图书社是由教育界人士创办的，所以在繁荣时期，由教育界知识分子的支持得以迅速发展。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有多次对文化的限制，但有何思源、赵太侔、杨振声、王献唐、朱经农、林济青、刘世传、范铭枢、宋还吾、张默生等人直接参与了山东文教事业的领导工作，通过这些文化学者在济南的努力，使得济南的文化出版事业利用一切机会实践、追求着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想，济南教育图书社作为教育界人士创办的商社，一直保持着不错的经营业绩。
抗日战争时期是济南书业遭受严重摧残的时期。《济南市政公报》这样描述，“1890年-1937年间，济南曾是山东的经济和政治中心，然而在1938年-1945年间，济南已不再是这种中心，而只是一座被围困的城市”，“济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都被外国势力作主导”，此时，从属于文化范畴的出版业也遭受了野蛮摧残。特别是1937年12月济南沦陷后，在日伪统治济南时期，日伪统治者实行奴化统治，作为文化宣传的一部分，济南市的出版业遭受严重摧残。为了加强对济南的控制，“日本不仅控制了济南市，还控制了铁路和教育。他们强力推行自己的课程，其中包括日语课程”，强化其在济南的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首先日商和日伪汉奸在济南大肆开办书店，1939年济南西门大街48号成立新民书社，总经理为宫俊臣，经理康汉成（曾为世界书局济南分局的经理)，协助郭星初。新民图书社除专销日伪教科书外，还编印出版图书，如《新民快览》《中国画教本》《孽海》等，其中《中国画教本》一书为伪山东省公署通令全省学校使用，该社基本上垄断了济南市的学校的教科书，这使得以发行教科书为主的民营书店们遭受巨大损失。
为了维护日伪统治者控制济南，日伪统治者禁止发行进步书刊，使得发行进步书刊的书店举步维艰。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摧残，济南市各大书店做出不同的抉择，因为济南教育图书社坚持不销售日伪课本和图书，所以银行存款遭冻结，外欠款收不回来，经济十分困难，人员由30多人减到不足10人，实力大衰。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封锁禁运及官办书店的垄断，该社业务仍无起色，从此一蹶不振，东山再起无望，只能惨淡经营，维持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因中华书局出书方向未定，该社几乎无书可售，仍以经营仪器文具为主。1953年公私合营浪潮兴起时，该店主动申请批准成为公私合营商店，直到1954年1月才批准成立“济南市公私合营教育仪器商店”，隶属于济南市历下区，为“济南市文化用品公司”的下属店之一。1958年机构调整，隶属关系改变为“济南市交电公司”领导，继而转为“济南机电公司”管理，从此与“教育”两字再无瓜葛，济南教育图书社与教育息息相关的历史使命走完风雨飘摇的历程。
参考书目：
1. 王祝晨自述材料（未出版）
2. 王恒自述材料（未出版）
3. 吕长源《济南教育图书社与荣成人办书店》2006年第五期《春秋》
4. 李红霞《胶东书业与民国时期的济南出版业》2012年山东大学硕士论文
5.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出版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 党明德、林吉玲主编《济南百年城市发展史一开埠以来的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版
7. [美]鲍德威着，张汉、金桥、孙淑霞译《中国的城市变迁：1890--1949年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8. 张福山主编《济南市志》中华书局，1997年版
9. 安作璋主编《济南通史》齐鲁书社，2008年版
10. 蒋乐美：《民国时期山东出版业概述》，载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编辑组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版史
11. 《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