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者最胜王献之
唐《述书赋》记述晋代书坛之盛况，说是“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三谢之盛，八王之奇”。但是，艺术的持久力和它的永恒性是要接受历史的检验的，随着时间的过滤和汰选，有些人湮没无闻了，有些人却经久不衰，并且越来越显示出他的卓越与不朽。中国书法艺术史上以“二王” 并称，而且视为至今难以超越的典范。“二王”之一即指的是王献之。
王献之堪称中国书法史上第一等的可爱人物，如果说王羲之以“骨鲠”而著称，王献之则以“孤高”而闻世。有一天，王献之随兄长们去看望谢安，王徽之、王操之议论世事，滔滔不绝。不知道是他厌恶这种不着边际的清谈，还是什么原因，他竟一言不发。一次，王献之路经湖州，游一名园，其时湖州当地的一批名士正在宴集。王献之却旁若无人，视而不见。有人就当面指责他“非礼非道”，还贬损他是北方伧奴。王献之轻蔑得连眼珠也没有翻转过去，走了。由于他在书法上的盛名，当时请他题字写字的人很多。有一次谢安也找上门了，让他为太极殿题榜，以百世流芳。谁也没有想到，他也不给面子推辞了。这样一种宠辱不惊的人生风范，可以衔远山，吞长江，送夕阳，迎素月，直与洞庭同其广，日月同其新。
但是，王献之又是一个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性情中人，且听他的《桃叶歌》：
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
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
桃叶复桃叶，桃叶连桃根。
相怜两乐事，独使我殷勤。
桃叶复桃叶，无风自婀娜。
春花映何限，感郎独采我。
他携着琴，来到江边弹唱起来。江风四起，琴声优美，歌声悠扬，而思念无限。
那个让他眷恋着的桃叶，是其爱妾。他赞美她，他歌唱他们的爱情，心灵自由地对外开放，正是他不肯流俗的人生的一种展示。
对王献之来说，真正把自由的个性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并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还是他的书法。“偶其兴会，则触遇造笔，皆发于衷。”在王献之那里，写字不是机械化的生产，待价而沽的商品，而是精神诉求的释放一一从心灵中流出。有一天，他漫无目的地在会稽城的小巷里闲逛，却见一堵刚刚粉刷的墙壁又白又净兀立在前边，好一张刚刚铺就的白宣纸啊！他忽然来了灵感和激情，便以扫帚为笔，用泥汁作墨，径自在那粉墙上横扫。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没有人这样写字的？有没有人看过这样写字的？一时轰动得满城风雨，古之会稽人也算是大饱眼福了。
还有一次，王献之到乌程县去看望他的弟子羊欣。时羊欣穿着新绢裙正在睡午觉。不知是洁白的新绢裙触动了他的书兴，还是羊欣午睡的酣态引发了他的情思，他不声不响在桌上抓过笔来，饱蘸浓墨在他的绢裙和衣带上写满了字。在王献之那一方,无非是兴之所至极其随便的信手涂抹，完全不是为了让人珍藏。可是在羊欣那一方，醒后一见，瞳仁却放出喜不自禁的光芒，那可是一件精品。书法艺术这东西说起来也很有点神乎其神的，你很想把这幅字写好，有时可能就怎么也写不好；有时随心所欲地写去,却出了意外的精品。拿苏东坡的话来说，这叫“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羊欣是有眼力的，他午睡醒后，喜不自禁，连忙脱下绢裙和衣带，把它们珍藏起来。“偶其兴会”的激情发挥，“皆发于衷”的创作状态，把一个卓越 的书法家王献之概括完整了。
中国书法史上不乏子承父业的传统。但是，艺术是最怕重复的。王献之的高明处在于：他绝不仅仅是王羲之书法的忠实步武者，而是大胆地寻求自己的突破，追求“我自为我”、“自有我在”的境界。王献之为谢安幕府时，书名已经很盛，也就自然有人拿他与王羲之来比较。一次，谢安问子敬：“君书何如君家尊？”你道王献之怎么回答？他说:"故当胜（我要比他更好些）。”谢安又说：“物论殊不尔（外界的议论并不这样看啊）！”王献之接着又说：“世人哪得知（世上的人哪里真正懂得）！”
好一个“故当胜”！
好一个“世人哪得知”！
置公众舆论于一边，连“书圣”的父亲都可以不放在眼里，问古今天下还有第二人否？根据我的分析，“盖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固然与晋人张狂的个性，大胆的反圣贤排礼法否定束缚，回归真实自由的人生境界有关，但又分明折射出王献之反对盲目崇拜，敢于超越前人的不凡气度。不过，它的前提也是严酷有加的：必得以一生的磨砺和心血的浇灌为代价。俗传：王献之洗砚曾经染黑了家里贮水的十几口大缸；他七八岁时染翰，无间临池，全身心地投入到苦学苦练中，其父曾经想从背后抽他手中的毛笔，竟然纹丝不动。除了笔成冢，墨成池，循序渐进地掌握数不清的笔法、章法、墨法等技巧，还需有感悟“锥画沙”、“印印泥”等妙理的灵气，时不时地还要小心不被名利之索绊倒了自己。放弃尘俗而不断品味冷清、孤寂和苍凉，然后才能超然神会，推陈出新，进入到融会百家而自成一家的境界。后人评论王献之“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其书则“有若行风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对王献之来说，冲破其父的樊篱，更开一门，展示自己有别于王羲之风格的新的气度，无异于在一座高峰面前重新耸立起另一座高峰，其所经历的路程可谓十倍艰难于他人。可是，王献之成功了，书坛冉冉升腾起一颗耀眼的新星！
从此，“书至子敬，尚奇之门开矣。”——这段历史是被后人肯定了的。
王献之为王羲之最小的儿子，字子敬。当年谢安品评王家兄弟，曾有过“小者最胜”的赞誉。谢安毕竟是谢安，他的眼界确乎高人一筹。
“另类”贺知章
追寻贺知章的身影，让我感动而且悠然神往的依 然是张旭称道他的那句话：“贺八清鉴风流千载人也。”
当年，他做着太子宾客的官，已经年逾八十，性格放旷，也没有多少拘束，喜欢在长安市肆饮酒放歌。酒喝得差不多了，也不要人醉扶、专车接送，还是骑马去来，醉与不醉之间，摇摇晃晃的。“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杜甫《饮中八仙歌》）那可是长安街上 万人倾慕的一道风景。
当年，他要退休了，皇帝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说，自己信道，家乡的旧宅子可以为观，只缺一处放生池，愿乞一角湖水，利乐众生，恬淡如是。然后，他身无长物，无挂无碍，山一程，水一程地回到了故乡。
贺知章在朝五十年，耳染目濡，那个黑色的蓝色的黄色的大染缸没有把他染成什么色，还是名士风流的一种本色，实属难得。这样，我们也就可以没有阻挡地进入他的内心——当年寄情落墨的境界了。
贺知章和张旭友善，又同为“饮中八仙”，经常出入一处，除了喝酒，就是一起写字。张旭是“挥毫落纸如云烟”的一笔狂草，他呢，差不离，也是草书，不过前者雄阔，后者放逸罢了。酒香、墨香搅和在一起，发酵了他们的创作激情，酒醉耳热手痒之际，见到酒家人家的厅馆、墙壁、屏障，“忽忘机兴发，落笔数行，如虫篆飞走，虽古之张（芝）、索（靖）不如也。”（施宿《嘉泰会稽志》）举杯常无忌，下笔如有神呵！《唐书》本传还载贺知章：“每醉，辄属辞，笔不停书。好事者具笔砚从之，意有所惬，不复拒。”写完了十纸，二十纸，又来十纸，照样挥洒，而且笔力不减，毫无倦意——因为心里高兴。
一个真正潇洒的艺术家。时过境迁，类似这样的文人趣事，除了让人悠然神往之外，也让人为此叹息不已。在早已剥落了浪漫色彩的记忆里，我们曾经是那么容易地可以感受到昔日的风雅情调：书法，在过去的时段上，在过去文人的举止上，是怎样一种浑然的融合与洒脱！于是，贺知章“兴酣命笔，忽有好处，与造化相争，非人工所到也”的艺术境界的出现，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当时，贺知章在书法上的知名度曾经高于褚遂良、薛稷、陆柬之、孙过庭这些历史上的大家。回过头来，我又推测，按照当年贺知章的行为举止，兴来一挥百纸尽，他留在人间的书作与墨迹一定不会少，即使按照《宣和书谱》的记录，除了《孝经》，应该还有《千字文》、《洛神赋》、《胡桃帖》、《上日帖》等十数种。遗憾的是，这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对历史的一个奢望。时光流逝，风雨侵蚀，战争火灾，自然的消亡与人为的破坏，早已使这些珍贵的书法墨迹纸损简残，更何敢企求当年温庭筠曾经一睹的那挥洒在墙上的“出笼鸾鹤”、“落笔龙蛇”，还有刘禹锡在洛中寺北楼见到的“壁上笔纵龙虎腾”的贺知章的草书……
好在，我们还有《孝经》，可以一窥贺知章当年的神采。
细审此卷墨迹，纵笔如飞，点画精到，行气流畅，一气呵成，自有一种放逸清秀之气流溢于字里行间。从整卷草书看，除了明显的带有章草用笔的特色以外，还经 常穿插一二笔用笔较重点画较粗的笔画，令人想见书者当时书写时难以压抑的一股创作激情。古之士大夫，大多温厚谨慎，尤检点于书法。草书难识，且容易引起误会。譬如张旭之草，知之者以为神妙，不知者以为肆志。放浪形骸者，不知检点者，张狂个性者，总让人担着一种风险，当然也难以大用。为官者无不深谙此道，所以也就学会了收敛与伪装。而那些天性难泯的，即使登上仕途也就容易一蹶不振，甚至走了下坡路。试看历史名书家中，有几人之草书书在春风得意之时？张旭属于“叛逆”，他也只有借草书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了。质之贺知章，则不尽相同。他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举进士第后，即授太常博士，开元中累擢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后又迁太子宾客，授秘书监。当过现在的副部长，做过皇太子的老师，人生似乎没有一点挫折，按理，他擅长的书法应该是温良恭俭让一类的楷书，然而却恰恰是龙飞凤舞的草书。古人曾说：“草不可不解，若施之于人，即似相轻易。”古人还说草书“不敬他人，是自不敬。”这样说来，贺知章已经属于“另类”了。他也许很难让我从“入世”、“出世”的角度来诠释他的心灵图景 和人生风范。
那么，应当怎么解析贺知章及其《草书孝经》呢？看来，还得从其放旷的天性入手。如上文所言，他乃一性情中人，爱其所爱，恨其所恨，真其所真，诚其所诚。当年，大诗人李白带着他的梦想来到长安。在紫极宫的紫气烟霞里，他一眼瞥见仙风道骨的李白，直呼其为“天上谪仙人”。相见恨晚之时，初识便成相知，便拉上李白一块去喝酒。酒逢知己千杯少，为文坛、历史添一段颜色。等得喝足了，话够了，尽兴了，准备起身分手，他才发现身上没有带银子，付不了酒钱。似乎是未加思索，随即解下腰间佩带的金龟抵了酒钱。潇洒得可以、可人，也让李白记住了一辈子。正是这样一种行止随心，不受拘束的个性，这才使得贺知章在书法这个纯粹私人性的行为过程中，找到了表现自己的艺术载体。饱蘸浓墨，援笔纵横之际，活生生地包容了他作为一个书法家的心灵的律动与精神的排遣——那是超脱于功利之 上的一种无拘无束与淋漓尽致。
若是，书则一卷即见其心，《草书孝经》当为贺知章放逐心灵的一首牧歌。奇异的是，牧歌诞生于让多少士大夫谨谨慎慎、战战兢兢于斯城斯地的国都——长安。这恐怕还得从盛唐的自信心与宽容的社会环境中寻找 答案了——那是他心游八极任意驰骋的牧场。
寻找李白
乾元二年即公元759年，经安史之乱、从永王璘东巡，流放夜郎归释的李白，在岳阳与贾至重逢，诗酒盘桓数日以后，“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 又开始了他生平最后的三年漫游。
长江，还是那一条长江。可是，景依旧而情非。
“去岁左迁夜郎道，琉璃砚水长枯槁；今年敕放巫山阳，蛟龙笔翰生辉光”。千载之下，这是令人一想起来 依然激动不已的一个历史镜头：白发苍苍的老诗人，在流放途中忽然听到遇赦的消息，他先是惊讶，不敢相信，得到证实以后又喜不自禁，急忙检点笔墨，烧烛引纸，一任那久抑心头而再无法抑制的喷涌激情，化作纸上起舞的蛟龙，穿过寒夜昏暗的天幕，发出夺目的光辉。是的，我们的大诗人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濡毫做诗了！杜甫曾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中说到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从我的理解来说，他的“惊风雨”的 草书与其“泣鬼神”的诗篇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
有一次，我与一位朋友说起，我要写一篇有关李白书法的文章，这位朋友惊奇地问：李白也善书？我答：是的。予谓不信，且读孟綮《本事诗》中的记载：“玄宗命白为宫中行乐诗，二人张朱丝阑于前，白取笔抒思，十篇立就。笔迹遒利，凤峙龙拿。”同时，也请再读黄庭坚的 一段跋语：
余评李白诗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椠人所可拟议。吾友黄介读《李杜优劣论》曰：“论文政不当如此。”余以为知言，及观其稿书，大类其诗，弥使人远想慨然。白在开元至德间不以能书传，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盖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欤？（山谷内集卷二十六《题李白诗草后》）
孟綮、黄庭坚离李白生活的年代相距较近，亲见李白流传的书作当不成问题。可以遥想，当年见到李白之诗、之书的人，一定是眼睛忽然一亮，像孟綮、黄庭坚那样，心头顿时会飘浮起许多感慨的。只不过，李白的诗名大了，书名却被诗名所掩。所不同的是，黄庭坚是以诗人兼书法家的敏锐眼光，既论诗，又品书，从两个方面同时做出自己的判断的。“其行草殊不减古人”，说的是李白草书的艺术成就，完全可以跻身于古代优秀书法家的行列；“大类其诗”，说的是李白草书的风格特征：清新、俊逸、飘然不群，不主故常，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完全是极端自由的感情宣泄，没有传统束缚的心灵创造。在李白手里，那一支笔并不意味着他具有可以炫耀的另一种手艺和职业，而在黄庭坚的眼里，却是点化了诗与艺术的美的 精灵。
据宋《宣和书谱》记载，宋廷内府收藏的李白书作计有行书《太华峰》、《乘兴帖》二种，草书《岁时文》、《咏酒诗》、《醉中帖》三种。当然，还有在民间流传的，“贵 为箧笥之珍”而藏在箱底的，因为李白的许多诗作，本来就是写给普通 百姓的，那是他为他们热情款待他的盛意的一种酬谢。
然而，岁月改变了历史的原来模样。随着李白的诗作的口头传播与刊行，李白的诗流传下来了，而它的原件因战乱、火灾、水淹、虫蠹，还有其他难以预料的因素，却不断地散失、消亡，纸的生命就是这样的脆弱并难以持久。所谓寻找，正是在废墟和一片灰烬中捡拾可能埋没的存在。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惟一的一件李白真迹，即是《上阳台》墨迹。这件墨迹之所以能够保留下来，据说还是毛泽东的功劳。此帖在宋宣和年末进入内府，后流落民间，元代先后为彦清、欧阳玄等人收藏，明代为大收藏家项子京所有，清朝又入宫苑，清亡时，这件墨迹又散落民间，曾为一郭姓所得。解放后，一位收藏者，把它献给毛主席。1958年，毛泽东指示中央办公厅，把此帖转给故宫博物馆保管。由是，这件稀世之珍 才得以“诗意地安居”。好在，文不长，我抄录如下：
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
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
我曾在《张旭无忌》一文中述及，张旭之书开了唐朝宏逸博大、雄浑开阔书风的先声，质之李白书，同样可以领受这样一个时代书风的强烈震撼。其书结体平正，点划厚重近张旭而随意中天趣横溢。笔墨间，同样可以让人想见李白这样一个人：浪漫的情怀，洒脱的风神，傲岸的个性，还有，舍我其谁的自信。非常巧合的是，我在翻阅明解缙《春雨杂述·书学传授》一节，读到“旭传颜平原真卿、李翰林白、徐会稽浩”这段话时，曾经拍案称奇，说明有类似看法的，远不止我一人。张旭比李白大二十一岁，李白走进长安时，张旭“草圣”的地位早已确立，他的草书风格，不可能不影响李白，加之他们又同是诗人，同为“饮中八仙”。我们知道，李白是非常重视精神自由的人，他把这看成比什么都重要，而对于那些循规蹈矩者他又是极端鄙视的。书坛“初唐四杰”欧、虞、褚、薛，可算是他的前辈，他不愿恭维而斥之为“真书奴耳”。少年怀素，又可算是他的晚辈，但一见到其“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的草书，却尊敬地称其为“吾师”。在这里，李白高扬着的是精神自由的旗帜，其倡导的艺术标准也是突破传统的最新创造。所以，我以为《上阳台》之作是受到张旭的影响，而又不愿重复张旭面目的天性释放和另一种创造，所谓“太白得无法之法”（元郑杓《衍极》），可谓的评，我以 为。
上阳台建在唐宫中，李白有可能登临并写下这帧墨迹，当在李白应玄宗之召，任翰林供奉之时。
现在，他又出发了，向着长江。长江，曾是他人生走向追求的起点，也是他人生归宿的终点。在重游金陵以后，他又泛舟于牛渚山下的采石江边。牛渚山突入长江，绝壁嵌空，如江之天门。是夜，那一轮明月从万古不 废的江上涌出，青天碧海，山高月小，寥廓空明的天宇，和苍茫浩渺的长江，在夜色中溶为一体。我不知道，头上的明月是不是就是他故乡的那一轮？照见过去，也照见现在，照见他的欢乐，也照见他的忧愁。他的一生中不知写过多少关于明月的诗、故乡的月。明月曾经伴随着他坎坷漂泊的一生，如今，他又要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了。泛舟江上，把酒问月，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多少人生的感慨悄悄爬上心头。人生得意须尽欢，人生失意也只有借酒来浇愁了。月下举杯，对影成三人。他忽然听见，不知从天上还是江上，飘过了一阵音乐，缥缈如梵乐拨响，遥远如百鸟和鸣，就这样，铺天盖江地压过来，那是久违的广陵散？还是招魂于九天的仙乐？醉眼朦胧中，他看见天上的明月，那一轮明月却沉到江底了。他要去捉月，既可上九天，也可下五洋。《唐摭言》中说：“李白着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于是，他实现了自己的 初衷：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和那轮明月在一起。
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不明白他的故乡究竟在哪里？陇西或山东，青莲乡或碎叶城？
江中月影，樽中月影，或许才是他真正的故乡！那么，就让他回到传说中去。
苏东坡书初无意于佳乃佳
元丰三年（1080）的三月，春寒料峭，苏东坡被人押着，身上沾满官场与文坛泼在他身上的肮水，以一个罪 犯的身份，走向黄州。
远离汉口靠近长江的黄州，当时还是一个冷僻而又穷苦的小镇。一个大诗人来了，可是却没有人为他安排住处，他只好暂时栖身于一所小寺庙——定惠院。后来，他的两个儿子为陪伴父亲也来到黄州，于是他们又借住了一处驿亭，曰“临臬亭”，亭子极小极简陋，可是诗人的想像却飞翔起来，他给一个朋友写信道：“寓居去江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又写信给范镇的儿子：“临臬亭下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闻范子丰新第园地，与此孰胜？”何处无山？何处无江？何处无风涛烟雨江月？心情悠闲，便成了那山、那江、那风雨明月的主人。这份旷达与自在，不是靠文章做出来的，也不是故意说给人家听的，而是一个智者面对苦难的一 种精神超越。
我们不会忘记，其时他是因“乌台诗案”而远谪黄州的。
当时的黄州，还相当荒凉，他让人从四川给他寄菜种，开辟荒地种菜，还种桑、种树、种茶，当然还会种竹，因为他说过“食可无肉，居不可无竹”的话。他开始在东坡一片田地里劳作，自称“东坡居士”。除此以外，就是 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过了三年。 黄州的春天，老是下雨。去年一个冬天都没有雨，现在都集中到春天来下了。那雨下得挺有耐性，一下就是两个多月，而且雨势不减。诗人对雨似乎情有所钟，一拈诗笔也就沾了雨的灵气，什么好雨、细雨、微雨、疏雨、时雨、骤雨、密雨、夜雨、寒雨、白雨、飞雨……可是，眼下的雨下得却没有一点诗意，连烧饭的柴火都湿漉漉的，烧过的纸灰让雨淋湿了风再也吹不起来，“苦雨”正苦恼着诗人哩！明日，该是寒食节了，长江的水涨到了屋边，小屋迷失在蒙蒙的水汽里，就像飘泊在江上的一叶渔舟。他想起《史记》中的韩安国，因为坐法抵罪被狱吏羞辱的故事，也想起魏晋时期的名士阮籍穷途恸哭的悲哀。现在他自己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百感交集于心头。于是，他又情不自禁地写下了黄州寒 食诗二首，并用他那一手精妙绝伦的书法抄录了它：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
卧闻海棠花，汗泥胭脂雪。
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
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
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
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一生中，他不知写过多少诗，写过多少书作。当时他以杰出的诗人、书法家出名，随时有人登门求字，他习惯于随时题诗，或是书写杂感评论，随后随手赠与他人。他对书法，颇不自重，始终把它看成是“静中自是一乐事”，“聊寓其心，忘忧晚岁”的一件乐事。他写字，说是“天真烂漫是吾师”，往往信笔一挥，不计工拙，世人好之、恶之、宝之、弃之，皆不在乎。于是，奇迹就在这样一种平淡无求的心态下产生了。他漫不经心随手抄录的这两首诗墨迹，妙手偶得，“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东坡书吴道子画后）成为他一生中兼为书法家的最重要的代表作，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屈指可数的珍品，成为后人推崇备至争相临摹的典范。元代的大书法家鲜于枢还给它一顶“天下行书第三”的桂 冠，我看，恰如其分而又理在其中。
苏东坡无意于佳乃佳，也无意于永恒而永恒了。
从此，《黄州寒食》诗帖，不胫而走，影响和震撼着宋朝以后九百多年的中国书坛。
黄庭坚的定力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我插队落户在一个偏僻的山村，当月亮明朗和完美地出现在遥远天空的时候，周围的万物让它镀亮一层神秘的光辉。我怀里揣着 从十里外一位乡村老师那里借的两本黄庭坚字帖，兴冲冲地往自己的住处赶。那一夜，那轮明月曾经窥视过我的激动和失眠。在那个年代，如果没有黄庭坚的这两本字帖，我想，我也许不会步入文学与书法的门槛。就像我知道什么叫饥饿一样，它让我知道了文学艺术那种使人激动和崇高的东西。直到现在，我仍然热爱着它们，而且让我进一步了解艺术的持久和文学的浩瀚。这两本字帖一为行书范滂传，另一为草书李白忆旧游诗。传是好传，诗是好诗，字呢，也是好字。前者可称黄庭坚“辐射体”书法的代表作，后者则是黄庭坚自以为“草书 妙处，须学者自得”的佳构。
我们知道，黄庭坚的一生始终奔走于“出没风波里”的仕途。
他二十二岁中进士步入官场，任北京国子监教授期满后，朝廷本欲提拔他为卫尉寺丞兼著作佐郎。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非常偶然的因素，他写了两首诗并附信函一件，请他的六舅李常转呈苏东坡，表达他对东坡先生的仰慕之情。不想乌台诗案发，朝廷派人去湖州查抄苏东坡的家，当然也抄出了黄庭坚的那两首诗和信函。这算是他的第一次倒霉：原本拟任的职务一笔勾销，然后逐出京城，改派知江西吉州太和县。在太和县任上，他宵旰操劳的身影，不断出现在百姓告状的故纸堆中；为了实施朝廷颁行的盐令，他还下乡巡访，逐家逐户核实户籍征收盐税。他曾做诗说：“民病亦我病，呻吟达五更。”忧国忧民之情可谓跃然于纸上。元丰八年（1085），他的人生忽然时来运转。其时，哲宗继位，太皇太后临朝听政，罢王安石新法，司马光复出主国政。谪居黄州的苏轼移常州，知登州，旋奉调入京。黄庭坚也随后北上，供职于秘书省任著作佐郎，后又任神宗实录院检官兼集贤校理。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尽废新法，罢黜新党，史称“元祐更化”。对于这样一个大转折和随后出现的“洛蜀党争”，黄庭坚不仅没有丝毫得意之色，相反却表示过他深层次的忧虑，他曾和兄弟这样说：“新旧党争，消长纷争，以小弟见，非国之福也。”果如其言，八年之后，朝廷兴“绍述”之说，新党重又登台，罢黜旧党人物，苏东坡谪惠州，“苏门四学士”亦均遭贬黜。就这样，黄庭坚再次被逐出京城，谪授涪州别驾，黔 州安置。这时，黄庭坚已五十多岁，垂垂老矣。
在黔州，他抱疾杜门，弃绝人事，几使附近的邻居不知他是谁，也没有人告诉他们他是谁。一个大师级的伟人，在世俗的眼睛里消失了！四年后，黄庭坚又沿着长江上游的岷江，逆流而上。现在，他要越走越远，迁徙戎州，未隔几年，又再贬于宜州，直至老死。从黄庭坚这一段宦海浮沉来看，他的命运显然是和“元祐旧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是和苏东坡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现在，让我掉转笔头，回到宜州那个闷热而又 风雨多变的夏日吧！
那一天，他应邀为友人书写《范滂传》。当他写至“（滂母）顾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时年三十 三。”写着写着，不觉义愤填膺，竟将手中毛笔折断，回视旁人说道：“党锢之祸，以至于斯，天下忠义为之扼腕太息，其忠烈之举，大义凛然，千载之下犹觉生气逼 人。”然后，掷笔于地。
范滂何许人也？东汉汝南人，曾任清诏使、光禄勋主事等职，按察不法官吏，弹劾权豪之党，为时人所重；后见时政腐败，弃官归隐。桓帝时被诬为钩党下狱，释免南归时，朝野数千人往迎；灵帝时，党锢之狱再兴，自 往投案，不久屈死狱中。
史书这样记载：第二次“党锢之祸”兴起后，范滂又首当其冲。当督邮奉命前去逮捕范滂时，因内心悲哀无奈，在驿舍哭泣，恰好被范滂听到，他闻声而悟，自动到县衙投案。县令郭揖，见到范滂后大惊，立即交出印绶，要与范滂一起逃亡，并对他说，天下之大，何处不可容身？为什么一定要去自首呢？范滂慷慨陈词，说是只有我死，才能使众人免祸，我怎么能连累你呢？何况老母年高，我如果逃亡，不是要连累老母吗？于是县令急令迎接其母，与之诀别。上文所引的这段文字，便是范滂 长跪于地聆受老母教诲的话。
观史可鉴古今。黄庭坚之书《范滂传》，是要为他自己的人生信念写下最后的一笔，范滂的殉道精神正是他心目中的楷模。舍此，而别无其他解释。党锢之祸最终导致了东汉王朝的一朝覆亡，那么，宋朝的朋党之争后果如何呢？我们还是把公正与结论交给历史吧。黄庭 坚是不著一字，止乎于此，可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他怀念秦观：
对客挥毫秦少游，西风吹泪古藤州。
他怀念张耒：
张子耽酒语蹇吃，闻道颖州又冻州。
……
风风雨雨中，师友朋好凋零散落海角天涯，他也和李白一样有了“星离雨散不终朝，分飞楚关山水遥”的喟然长叹和不尽的思念，还有对暗礁丛生、杀机四伏的 政治与官场的一点儿清醒。
这时月亮升起来了。
依然是那个月亮！
可是，“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人间如梦，梦成今古。
人的生存环境是有限的，然而，精神世界活动的天地是无限的。
在颠沛流离的几十年间，几册诗书，一枝笔陪伴着他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人生聚散也好，官场浮沉也好，他是“未尝一事横于胸中”（黄庭坚语），他的精神恰恰在于：不以己悲，不以物喜，随缘流水到天涯，活着，不管江南江北，依然轻轻松松、坦坦荡荡、磊磊落落、堂 堂正正。
一个人，当他把自己的生命融于世间万缘，与天地同流的时候，他的生命也就获得了永恒的宁静与永存。
与此同时，作为他人生吐纳和抒情写意的另一个重要载体——书法，也就意到笔到，奔逸绝尘，进入到 通神入妙的境界。
放翁自放
陆游，号放翁，一生以诗鸣天下，是继屈原、杜甫以后又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与他做诗近万首的产量相比，他流传后世的屈指可数的书札、自书诗卷等墨迹，只能算是“诗余”。诗名掩了书名，这样的例子还不算少。与他同时代的有范成大，比他早一些的有苏舜钦；更早一些的李商隐，其书“意气飞动”；刘禹锡、柳宗元写碑、书丹，文章又假翰墨为助，传为美谈；还有“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之书，“天骨劲健，自有高处，非众人所可及”，难怪有精辟之极的《送高闲上人序》为后代书家所乐道。“诗圣”杜甫，既有“书贵瘦硬方通神”的妙论，又擅“观我落笔中书堂”的潇洒挥毫。更不用说李白的“醉墨”，贺知章“尤见真率”的草书……这些中国历史上的大诗人，大书法家，现在为人耳熟能详的大抵只 有其诗名了。
对于这种现象，陆游几乎是有点愤愤不平，说到他自己的字，他说“一朝此翁死，千金求不得”。读这两句诗，我的心头曾为之一震。为了不做“睁眼瞎”，我把能够搜罗到的陆游书迹反反复复地看了。越看，越觉得 好，越觉得陆游的深刻。
在陆游的所有书作中，他的楷书《焦山题名》雄伟厚重，不在“宋四家”之一的蔡襄之下；他的行书《奏记帖》、《野处帖》，字字精妙，兼有杨凝式、苏东坡笔意；他的行草《自书诗卷》，妙心所发，写意抒怀，进入到心手两忘，兴会淋漓的境界。然而，我要说，陆游在中国书法 史上最具典范意义的应该是他的狂草。
纵酒长鲸渴吞海，草书瘦蔓饱经霜。
付君诗卷好收拾，后五百年无此狂。
这是陆游对他自己草书的自信，此诗写于淳熙八年（1181），是年陆游57岁。
翻开陆游的人生履历，他从中原“渡河、涉淮、绝江、间关兵间”的逃乱开始，中国历史上令人气短和倒霉的事都让他碰上了。金兵的铁骑蹂躏中原大地，岳飞以“莫须有”之罪被害于杭州风波亭，奸相秦桧把持朝政卖国求荣，丢脸面失民心的“绍兴和议”与“隆兴和议”……建立于风雨飘摇中的南宋政权，伴随着他走过了坎坷人生的最有作为的年月。其间，他也曾做官，但不是被弃置、罢归，就是走马灯似地被调动。一会儿福建、一会儿江苏、一会儿四川、一会儿江西，他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心里只有一个志愿：“恨不以此劳，为国戎玉关”。我们知道，他一生立志报效国家，耻于在温柔乡里“守妻孥”；年轻时，他常常挑灯夜读，读的是兵书；他也学剑，想的是“慨然思遐征”。三万卷兵书，四十年学剑，一身文韬武略，随时准备以身许国，收拾旧山河，不惜血洒大漠，马革裹尸。在汉中那段日子，他经常身穿威风凛凛的戎衣，过着艰苦备尝的军旅生活，曾有过雪中刺虎的壮举，驻守过边塞大散关。“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这两句诗，至今读来令人依然神旺气 壮。只要在任上，只要有一点话语权，他都位卑未敢忘国忧，不顾时忌，大胆建言，主张用兵，重整河山。“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望了一年又一年，盼了一年又一年，一遍遍地哭诉，一次次地呼喊，至死，他也没有弄懂南宋小朝廷为什么只图苟安而不愿去收复失地。有时，他也会想起老将军宗泽在病榻上“渡河、渡河、渡河！”的最后呐喊，想起“绍兴和议”以后面斥权奸的李光愤切慷慨的泪光，想起自己二十岁时立下“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壮志难酬……苦闷、苦恼加苦愁，百无聊赖，他只好借酒消愁、解闷、释恼，浇心中之块垒：万事 聊须付酣畅，大呼索酒浇使平。
五年前（1176），有人诬告他“恃酒颓放”，诗人自己说这是“罪其无辞”。还要什么理由呢？难道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申辩吗？你不停地上书，你不停地唠叨，还不让人心烦？让你回家喝你的酒去！从此，陆游自号“放翁”。一 壶酒，一树花，醉眼朦胧中都成了自己的化身。“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只有铁骨冰心“气节 最高坚”的梅花了解他。“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时间倏忽又过数年。这个扶不起的小朝廷终于彻底抛弃了他。忧国忧民的陆游，在山阴三山故居中苦捱着最后二十年的岁月。生活窘迫不用说，有时“食且不继”，生了病连药都不吃，夜里为省灯油，书也不看了。然而，老诗人的骨头是很硬的，足迹从不踏进权贵之门。伴随着他的只有一枝笔，他用来写诗，也用来写字。我们发现，陆游的晚年诗是越写越多，字是越写越妙了。他也曾经自觉“醉草今年颇入微”，越发钟爱落纸挥毫了。有时，他甚至还觉得尺幅有限的蜀素吴笺都难以让他痛快地挥洒，表现豪放的气势，而要“付与高堂三丈壁”，像唐代的草圣张旭那样横扫千军如卷席。应该说，这是文化底蕴、艺术技巧加上思想爆发力的结果。如果没有家国恨、山河碎、心潮难平，如果没有民族仇、 复国志、宏图难展，很难想像陆游的狂草会写得如此惊
天地而泣鬼神。陆游曾对他的儿子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这诗外的功夫就是学养、阅历、思想与境界的总和。学诗如此，文学更是如此。现在“浪得名”的一 些书法家，缺失的就是这种字外的功夫。
那是嘉定二年（1209）的一个冬夜，三山笼罩在厚重漆黑的夜幕中，北风呼呼作响，已经八十多岁逐渐衰老的诗人睡不着，便披衣下床，就着一盏烛光，又捧起了他心爱的那只酒杯，慢慢地自斟自酌，神思却在数千里外的疆场。像战士听到战斗的号角，山呼海啸，激情不可遏止，他冲上去，冲上去，抓过书桌上的毛笔，在纸上一阵挥洒。于是，狂风大作，黑云翻卷，神龙战野，奇鬼摧山。须臾，一幅狂草醉墨甫就，元气淋漓障犹湿。那字，像一条条久已蛰伏的蛟龙，蓦地飞舞起来，翻滚、腾挪、挟电、呼风、唤雨，炸响霹雳，让人惊骇。“正如久蛰龙，青天飞霹雳”——他说的是字，我说的是人。诗人曾 说，不要以为我蛰居在乡下，人也逐渐老迈了，但是，“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何等的英雄气概！何等的壮怀激烈！数月之后，郁郁不得志的老诗人，带着“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终生遗憾 走向了天国。
只可惜，这些精彩绝伦的书作没有流传下来。世人只看重他的诗而不看重他的字。现在，真的让我们“千 金求不得”了。
放翁、放翁，豪放于酒，也豪放于书。论酒，他“一醉须一石”，一石为十斗，李白只有“斗酒”，陆游的酒量有多大！论书，他“醉帖淋漓寄豪举”，纵横驰驱，上下飞动，豪迈之气不逊张旭怀素。是啊，是酒催化了陆游的狂草，是书完美了陆游的形象——那是他报国无门生 命最后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