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齐地区的商贾往事——以临淄区南仇村为例
临淄，齐国故都。在这里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一个瓦当，一枚刀币，一处遗址，都有着深深的历史印记。阅览齐地文化，让我们能够“鉴古而知今，彰往而察来”。
（清）《顾亭林先生年谱》书影
南仇村，是淄河沿岸较大的古村落之一，位于淄博市临淄区金山镇，历史上曾属于青州府益都县。静谧的古村落，遮掩了曾经喧嚣的繁华。青石板路上光滑的磨痕，承载过多少熙攘的人群。千年的历史被一砖一瓦零星地留存了下来而不易追寻。当往事变为传说，人们已模糊了其中的细节，但津津乐道的是那抹不去的商贾往事。
南仇村名字的来源与商贾贸易有着密切关系。该村以仇氏命名，相传仇氏兄弟迁来此处开店。弟南兄北，因南店出名，遂以店称村名为南仇。南仇之名最早见于宋雍熙二年（985年）碑刻《南仇村造塔题名》。在我国，以居民姓氏命名的乡村聚落始见于隋唐，渐多于宋元，流行于明清。乡村之名和姓氏的联系，不是无限溯源的。应当说，南仇村作为姓氏村名来讲，不会早于隋唐。然而从北宋至今，“南仇”这个名字就一直沿用。即便是后来仇氏家族在这里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换以唐、姜、曹、王等几个大姓的家族，南仇村的名字依旧没有改变过。相传“南仇”这一名称之前还有“凤凰庄”“山头店”的称号。虽然不见于古籍金石的记载，但是在告诉我们它有更早的历史。
1986年，在南仇村发掘出50枚齐国刀币。它们的存在，说明在战国时期，这一带就有人生活。南仇村所属的齐国，在春秋战国时社会经济高度繁荣。这批刀币的发掘之处距齐国故城只有15千米。它们的发现，正是齐国商业发达的见证。同时还可以看出齐国一条重要的交通线。南仇村处在从临淄沿淄河至莱芜之间南北交通大道上。这一条大道叫做长峪道。明嘉靖《青州府志·要隘》曾记述长峪道“历南仇、朱崖、马鹿、太河、源泉、邀兔崖、石马，直抵青石岭……俱系要地”。
（明）嘉靖《山东通志》书影
长峪道沿淄河两岸而行。淄河则发源于淄博市南部泰沂山脉和东南部鲁山山脉，自南向北流，汇入小清河。1137年以后，山东盐河有两道，一道是大清河，另一道就是小清河。“青、登、莱三郡，凭负山海，民殖鱼盐以自利。”（明嘉靖《山东通志·风俗》）山东是我国海盐的重要产区，自古官府控制着盐政，但是因需也会召商代销。明清时期的引盐和票盐制度，都规定采取领引行盐，这使食盐的产区和销区之间形成了固定关系。明朝时的南仇村就已经是票盐行销之地。票盐则有商运和民运之别。明清时期，南仇村隶属青州府益都县。益都县实行的是商运票盐。清道光年间，因为益都等县盐商益困，行盐改为官办。南仇作为淄河沿岸较大的盐庄，盐店就设在村内的南街。南仇的盐商不同于一般的商人，他们被称为官商。盐店又被称为官盐店。明朝中后期，全国无引贩卖的私盐曾一度盛行，以致“法禁无所施，盐法大坏”。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在游历青州之后，在其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也曾记述南仇是“盐徒经由”之地，官府曾设置区长一职用来防守这一地带，维持治安。
除了盐业，过去南仇村的丝织品贸易在当地商业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南仇一带的纺织业历史悠久。早在先秦齐国时期，姜太公就采取“劝女功，极技巧”的措施，极大促进了齐地蚕桑丝织业的发展，使齐国成为当时的丝织业中心。南仇村坡地舒展，水源充沛，适宜养蚕。其丝织业为贸易提供了商品。这为南仇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宋朝时，乡村镇市的商业空前繁荣。当时的官府规定商铺、手工业及其他行业都要成立行会。商业称“行”，手工业称“作”。相关从事人员必须加入这种同业组织，否则不能进行相关经营活动。入行的从业者称为“行人”。行会成为了官府管理工商业的组织。南仇村众多的行人积极参与到当地宗教社邑活动中。这一行为可进而扩大丝绢行的影响力，起到商品宣传的目的。
商品的交易需要在固定的场所进行。这种固定场所，在北方就称为集。传统市场繁荣的时代出现在明朝中期以后。明朝初年，因长期战乱，山东境内人口稀少，后经明朝政府实行迁民等一系列措施，境内人口逐渐蕃衍，经济开始复苏。明正统年间，青州知府孟迪“建市集，通懋迁”，“均远输之税，不迫贫民”。最终在青州府益都县形成了包括南仇集在内的27处大集。南仇集同其他地区的集市一样都有固定日期，并与邻近的集市时间相互错开。1949年以前为三天一小集，五天一大集。至今减少为“逢五排十”的五日一次大集。集市的位置原在村庄东门外，后移至村内的南街。集市上人群如潮似流，百货辐至，并逐渐形成了固定的专卖区。对于益都乡村集市的管理，清康熙《益都县志》记载：“乡村之集与郡县之市不同。郡县近于官府之地，民知守法；乡村荒僻辽远，骄悍易生。”明朝时就已责成当地乡约“化辑奸顽，怀绥良弱，要亦王政之一事也”。清朝时益都县还逐渐要求各乡的约长讲习《圣谕六言》、《圣谕十六条》、《圣谕广训》以及律条。乾隆初年，曾任东阿县教谕的南仇村举人唐世大就曾著有《讲约教条》，用以讲解清廷颁布的《圣谕十六条》。
自古商业活动有“行商”“坐商”之别。流动贸易的行商多出现于集市之中，形成集市贸易。还有的则是在乡间走街串巷的货郎。坐商则是有着自己固定的店铺、商号，形成铺行贸易。在南仇村，多以乡族合伙为主开设作坊来经营商业。民国时期，南仇村的葫芦头、五道口附近主要有糖坊、粉坊、染坊；东街有油坊、粉坊、染坊；阁子里、邵家口子、小南门、白衣庙、后巷子一带开设有粉坊、糖坊。经营规模较大的商户则集中在村内的南街。位于南街的这些商户中有本村的富户，也有来自山西、博山、潍县等地区的商帮。南街因处于南部山区和北部平原之间重要交通线上，所以在这里商号众多，开设有当铺、酒店、盐店、杂货铺、药铺、骆驼店等店铺。南街成为了“铺子街”，是村里重要的商贸集散地。因商业而兴建的商行楼成为了南仇古建筑群里的一大特色。
商业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明成化十五年（1479年），曾任知府的曹凯致仕后在南仇村西的公泉峪建造了白龙洞书院。这里成为了明清时期青州府较早创办的书院之一。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南仇贡生张璠参与了书院的重修。后来成为了一方耆硕的他，与同乡曹汝相、宋延年、钟秀等三人交谊深厚，常以古道相互探讨并对儒学经典进行传授讲学。宋延年的儿子宋伯华后来考中进士，担任知府，以仁厚深得民心。钟秀的孙子钟羽正也取得进士，官至工部尚书。他们的交往与传道在淄河一带成为佳话，更督促了当地学子苦读不辍。即便明末清初时局动荡，在南仇村也出现了唐焕、唐玠父子进士的现象。这使得南仇村的科举走向鼎盛。清朝时期，唐焕家族的后人积极参与到当地的商业活动中，并有了“协聚成”这一商号。因是官宦的后世，所以即使他们从商，也一直保持着一种习惯，称父亲为“爹”。寻常人家则称父亲为“爷”。
清朝后期，由于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和清廷统治的日益腐朽，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南仇的商业日渐衰败。
自1904年胶济铁路建成之后，使得铁路东西沿线的村庄经济迅速崛起。而南仇则与胶济路有一定距离，其最为便利的南北路交通也只能是陆运。淄河自古无舟楫之便，南仇无法通过河运输送货物。1895年因黄河泛滥，沾化县一带的永埠盐场被淹，后由清廷下令在羊角沟附近开辟了新的盐场。小清河也因改道由羊角沟入海。从此羊角沟以盐业和河运的发展而经济繁荣起来，同时也成为南仇重要的货源地。19世纪20年代，羊角沟所在的寿光县也因为胶济路而商业走向衰落。《寿光县志》记载“自胶济铁路成，商人水运者少，强半由青岛搭车西运，商业渐衰。”胶济铁路成为了重要的运盐路线，同时也是主要的私盐走私路线。这使得南仇所属的税警防务区（包括驻青州的第五队，分驻张店、卫固的第八队，驻昌乐的第九队，驻临朐的第十队）都将主要警力集中在胶济铁路。南仇的盐业发展不再繁荣，随之村内的官盐店也被废弃。
19世纪80年代，国外纺织品进口增加对山东的纺织业开始构成威胁。以织布为生产大宗的临淄县所需的原料洋线要四分之三。南仇所在的益都县丝业也难以为继。1905年，英美烟草公司于潍县试植美国烟草，收获甚佳。于是安丘、昌乐、临朐、潍县、临淄、益都一带，烟业大兴。南仇村民也开始种植，其收获的烟草则销售到临淄县辛店火车站。日伪时期，各地的烤烟面积锐减。南仇的商业贸易日渐萎缩。只有村内作坊尚可维持生计。
南仇商业繁盛的景象已成历史，遗留下的几座商行楼静静地矗立在村内深处。曾经的南街也已变作一条普通的村路，难以想见曾经的辉煌。20世纪60年代，齐鲁石化公司在这里建厂而使南仇村经济发展翻开了新的篇章。
